第一任美国驻华大使蒲安臣与其参与的中西翻译活动

□ 彭 萍 朱 桀

引言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大英帝国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迫使中国开始了长达近百年的屈辱史。中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再次失利，清政府无奈同意英、法、美等国派驻公使前来北京驻扎。1861年，受林肯总统（Abraham Lincoln, 1809—1865）任命，蒲安臣正式成为第一位入驻北京的美国大使。1867年11月，蒲安臣作为首位美国驻华公使的任期结束。然而，他与中国的密切关系并未因此终止。1868年2月25日，蒲安臣自上海虹口黄浦江码头前往美国旧金山，这一次，他顶着“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的头衔，代表大清国率第一个外交使团出使各国。因此，蒲安臣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既担任过美国驻华公使，又担任过中国使节的美国人。1861年至1870年整整九年的时间里，蒲安臣在中国外交史上可谓是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关于蒲安臣的介绍文献基本都是从其特殊的“双重身份”入手，集中介绍他开创性的外交成就。为众人忽视的是，蒲安臣在翻译领域的活动也同样可圈可点，主要表现在他作为翻译活动的中间人，在《人生颂》（A Psalm of Life）和《万国公法》（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的汉译以及《瀛环志略》的英译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推介作用。在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国人仍旧故步自封、因循守旧之际，蒲安臣通过积极推动翻译活动，架起了连接东西方的桥梁，力助中国创建新的国家认同，更好地融入新的世界体系。

一、翻译活动的“中间人”界定

1981年，安德鲁·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1945—1996）发表了一篇题为《翻译文学：综合理论视角》（“Translated Literature: Towards an Integrated Theory”）的论文，将“赞助（patronage）”这一概念正式引入翻译研究领域。他指出：“有一种赞助，会极力支持某一诗学或是某一意识形态。”①André Lefevere， “Translated Literature: Towards an Integrated Theory,” Bulletin of the Midwest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14.1 (1981): 75.随后，勒菲弗尔在1992年出版的《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一书中详细阐释了赞助的具体含义及赞助人对翻译活动的影响。勒菲弗尔认为，赞助是那些可以发展或是阻碍文学阅读、写作和改写的权力（个人或机构）。赞助可以由个人或一个群体来施加，其中包括宗教机构、政党、社会阶层、皇室、发行者、媒体（报纸杂志、大型电视公司）。赞助人对翻译活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意识形态因素（ideological component），限制文学形式和主题的选择和发展；经济因素（economic component），赞助人让作者和译者都能够维持生计；地位因素（status component），接受赞助就意味着融入某个特定的支持团体和接受某种特定的生活方式，即赞助人可使作者或译者获得一定的社会认可和地位。①André Lefevere，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pp.15—16.在勒菲弗尔另一部著作《翻译、历史与文化论集》（Translation, History, Culture: A Sourcebook）中，进一步明确赞助人可能发挥的三种作用：“委托别人从事翻译活动，负责发表译文，或是确保译文能够广为流传”。②André Lefevere, Translation, History, Culture: A Sourcebook.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p.6.

由此看来，赞助人不一定只是在经济方面提供援助。鉴于中文里“赞助”一词会让人误解为经济赞助，本文使用了“中间人”这一概念，即介于译者和读者之间的一个角色，“中间人是指不直接参与翻译，而是通过自己的特定活动使文本与译者、译本与读者发生联系的个人或组织（政府或出版机构等）”。③彭萍：《伦理视角下的中国传统翻译活动研究》，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第13页。相较于“赞助人”，“中间人”似乎能够更清晰地表示出这一角色在翻译活动中的地位，其作用也绝非仅局限于经济支持。

蒲安臣作为美国驻华大使并未直接从事任何翻译实践，但他却在《人生颂》《万国公法》以及《瀛环志略》的翻译活动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宣传作用。《人生颂》《万国公法》和《瀛环志略》的作者和译者也得益于蒲安臣的推介，才在中西方声名鹊起。因此，作为翻译的“中间人”，蒲安臣对以上三个翻译活动的成功开展所做的贡献不容忽视。

二、作为翻译中间人的蒲安臣与中西翻译活动

1.蒲安臣与《人生颂》的翻译

《人生颂》是美国19世纪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朗费罗（Henry W.Longfellow，1807—1882）于1839年发表的名作，当时在美国可谓风行一时，几乎家弦户颂。其原因在于，19世纪中叶的美国正处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迅速转型的关键时期，朗费罗在《人生颂》中所宣扬的正是一种积极乐观、向上进取、奋力拼搏的实干家精神，鼓励所有美国民众（尤其是美国青年人）珍惜时间，努力追求。

《人生颂》最初由当时任英国驻北京公使馆秘书、著名汉学家威妥玛（Thomas Wade，1818—1895）译为有章无韵的散文，后又经时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的董恂剪裁为七言诗。据董恂下属方濬师撰写的《蕉轩随录》（刊于同治十一年）卷12《长友诗》记载：“尚书阅语皆有策励意，无碍理者，乃允所请……圣人御世八荒集，同文远被西洋贾……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④钱锺书：《七缀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57页。可以看出，当时董恂翻译介绍《人生颂》的主要目的是为“同文远被西洋贾”，即劝导外国商人来华学习中文，接受中国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华夏中心论”的思想。但另一方面，他也同样认识到了该诗的警策和勉励之意，对当时战败的中国具有一定的“策励意”。综合这两方面的因素，董恂“乃允所请”，对威妥玛的译文进行了再加工。

据钱锺书先生考订：“《人生颂》是破天荒最早译成汉语的英语诗歌……《人生颂》既然是译成汉语的第一首英语诗歌，也就很可能是任何近代西洋语诗歌译成汉语的第一首。”⑤同上，第155页。然而，《人生颂》之所以在中国英语诗歌翻译史上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蒲安臣的功劳不可小觑。1865年，在蒲安臣准备返回美国做短期停留之际，董恂特意将《人生颂》的中译诗用标准楷体写成扇面，请蒲安臣将诗扇送给朗费罗，表示友好情谊。徐国琦认为，“董恂之所以知道朗费罗的重要性和具体信息，无疑同蒲安臣的大力推介有关，否则其不会贸然请蒲安臣带礼物给这位美国诗人”。⑥徐国琦：《中美“共有历史”中的蒲安臣》，《读书》2017年第3期，第69页。朗费罗曾在哈佛大学讲授语言和文学，住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市，而蒲安臣的岳父也住在剑桥。因此，徐国琦的猜测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是正确的。另外，董恂之所以答应改译《人生颂》，除上述两个主要原因外，蒲安臣的大力推介应该也对此产生了积极影响。无论如何，蒲安臣向朗费罗赠扇一事确实属实。朗费罗在1865年11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邀蒲安臣夫妇饭；得中国扇，志喜也。扇为中华一达官所赠，上以华文书《人生颂》。”①《七缀集》，第156页。朗费罗非常珍视此扇，在哈佛大学不远处的朗费罗故居，此扇至今依旧保存完好，成为重要文物予以珍藏。返回北京后，蒲安臣向总理衙门的大臣们转达了朗费罗收到赠扇后的喜悦和感激之情，令在场大臣，尤其是董恂倍感欣慰。②徐国琦：《中美“共有历史”中的蒲安臣》，《读书》2017年第3期，第69页。由此可见，翻译中间人的作用并非一定体现在经济层面，还表现在除经济以外的其他方面。蒲安臣利用其地位身份、家庭关系之便，在《人生颂》的翻译以及传播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若没有蒲安臣作为中间人向董恂大力推介朗费罗及代替董恂向朗费罗赠与诗扇，《人生颂》如何能作为中美友好关系的桥梁？《人生颂》或许也不会在中国英诗翻译史乃至中国外交史上，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

2.蒲安臣与《万国公法》的翻译

《万国公法》译自美国著名法学家亨利·惠顿（Henry Wheaton，1785—1848）于1836年出版的《国际法原理》。《万国公法》所开启的国际法框架体系基本上涵盖了近代西方国际法的全部内容，包括西方近代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如尊重各国主权原则、国与国之间平等往来原则、遵守国际公约和双边条约原则等以及若干先进的法治宪政观念等。③何勤华：《〈万国公法〉与清末国际法》，《法学研究》2001年第5期，第139—140页。作为第一部系统的外国法学著作，《万国公法》为清政府的法律体系引进了当时前沿的法律概念和术语，在处理对外关系和建立法制观念等方面为中国带来了全新的启示。

《万国公法》于1864年完成正文之刻版，并于1865年完成全书（董恂作序）的印刷装订。④张用心：《〈万国公法〉的几个问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第78页。《万国公法》在中国出版，首先有赖于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P.Matin，1827—1916）的辛勤翻译。丁韪良受美国长老会所托，于1850年来中国传教，也曾参与过中美《天津条约》谈判及英法联军与清政府的大沽口军事冲突外交谈判等多个外交活动。这些重要的外交经历使他逐渐对国际法产生了兴趣，加之中国缺少国际交往资料，遂经过反复筛选，最终选择翻译惠顿撰写的《国际法原理》一书，以期对中国的法律体系建设提供范本。⑤张翠珍：《〈万国公法〉的翻译与影响》，《兰台世界》2011年第23期，第51页。大约1864年末，晚清政府总理衙门专门拨款白银五百两，由丁韪良创办的教会学校崇实馆刊印发行《万国公法》。

《万国公法》的英文版权页明确表示：“该书是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在一个由恭亲王任命的委员会的协助下翻译，以（中华）帝国政府支付的费用在北京出版。”⑥《〈万国公法〉的几个问题》，第79页。《万国公法》的翻译和出版之所以会得到清政府的大力支持，同样离不开蒲安臣这一中间人的作用。1862年，总理衙门大臣文祥请求蒲安臣推荐一部西方国家公认的国际法权威著作，以便清政府利用国际法惯例处理日渐频繁的外交活动，蒲安臣当时推荐的正是惠顿撰写的《国际法原理》。当得知丁韪良正着手翻译事宜，蒲安臣随即写信表示大力支持和鼓励。据张用心考证：

《万国公法》卷前以英文所写的题词是献给蒲安臣的，丁韪良在以英文写作的《译者序》中说明：他在大约两年前（1862）着手翻译的时候，丝毫没有抱任何希望会得到官方的赞助，因为蒲安臣得知后来信鼓励，他才请求蒲安臣帮助，之后蒲安臣将他和译稿介绍给总理衙门。⑦同上，第79页。

1863年9月，蒲安臣还安排丁韪良和文祥等四位总理衙门大臣共同商议《万国公法》初译稿，大臣们看后认为，译稿“文义不甚通顺，求为改删，以便刊刻”，遂选派陈钦等四名章京协助“商酌删润”，经过半年有余，方才定稿。⑧陈策：《洋务运动时期国人对万国公法的认知探析》，《理论界》2009年第1期，第127页。

相对于《人生颂》的译介，蒲安臣进一步参与了《万国公法》的译介活动。翻译初期，他向中国官员推荐《万国公法》，中期大力鼓励丁韪良并为其谋得官方赞助，后期参与修订并帮助译文传播。其中，翻译初期蒲安臣对《万国公法》的积极推荐格外值得关注，因为这直接体现了中间人对文本选择的操纵。正如前文所说，勒菲弗尔认为赞助人对翻译的操纵通常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中之一就是意识形态，这决定了文本形式和文本主题的选择。此处的意识形态绝不局限于政治领域，而是指导我们行为的传统或者信念等。①Lefevere, op.cit., p.16.中间人对翻译的操纵更多的时候是出于自己的价值观。②彭萍：《翻译伦理学》，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第240页。《万国公法》正是利于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又一窗口，这与蒲安臣的意志和想法不谋而合。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蒲安臣作为中间人的选择性操纵，或许不少国人将无法认识到《万国公法》的翻译对于中国与国际接轨的重要意义。

3.蒲安臣与《瀛环志略》的翻译

清人徐继畬所著《瀛环志略》十卷是近代中国人放眼看世界的一大力作，就其重要性和对后世的影响而言，该著作与魏源撰写的《海国图志》几乎不分伯仲。尤其在19世纪后半叶，《瀛环志略》一直被人们列入了解世界的必读书目，该著作对改变这一时期中国人的世界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梁启超将此书列入其所推荐的《西学书目表》。关于《瀛环志略》的成书原因，潘振平做过详细考究。徐氏在咸丰八年所写的一封私信中表示：“后在闽藩任内，偶著《瀛环志略》一书。”③潘振平：《〈瀛环志略〉研究》，《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4期，第68页。因此，徐继畬创作《瀛环志略》纯粹是个人行为，而非众多史料中推测的“奉命辑书”说。徐氏向来博学多识，他认为以往文献的记载“其说恢谲，其问瑰异，考之事实，或不尽然”，因此他结合自己多年积累的知识和材料，撰写成书，以期使国人了解“海外诸国”的“疆土之广狭，道里之远近”。④同上，第69页。这便是徐继畬著述《瀛环志略》的初衷。

关于《瀛环志略》的英译活动，历史上较出名的两位译者分别是弼莱门（Lyman B.Peet，1809—1878）和卫三畏（Samuel W.Williams，1812—1884）。弼莱门于1809年出生于美国，起初在泰国曼谷从事传教工作，后于1847年7月来到福州，参与建立美部会在福州的传道团。⑤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广东：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93—194页。卫三畏从1833年到1876年长达43年间，绝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国传教，同时从事外交和汉学研究。他是美国新教传教士在华时日最长的人，被在华外国人称之为“贤明的长者”。⑥谭树林：《卫三畏与中美文化交流》，《齐鲁学刊》1998年第6期，第144页。两位译者均为美国传教士，均针对《瀛环志略》写出了赞誉有加的长篇书评。不过，两位译者并未全译《瀛环志略》，而是摘译了书中介绍欧美的内容。其中，二人都将徐继畬在书中对美国国父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1732—1799）的赞誉之辞进行了完整地翻译。徐继畬在书中对华盛顿的钦佩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不仅将其胆识与陈胜、吴广作比，还将其雄风与曹操、刘备相提并论。他在《瀛环志略》第九卷中写道：

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

此外，徐继畬对西方民主政治、议会制度等政治制度的欣赏之情更是在书中表露无遗。一时间，徐继畬在美国声名大噪，1868年3月29日刊发的《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将徐继畬盛赞为“东方的伽利略”（Oriental Gallileo）。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蒲安臣也是把中国学者型官员徐继畬所撰的《瀛环志略》一书介绍给美国的人”。⑦《中美“共有历史”中的蒲安臣》，第70页。在《瀛环志略》创作之初，书中对西方政治制度等毫无掩饰的赞赏挑战了当时清廷士大夫“华夏中心论”的盲目自信，引起了他们的不满。徐继畬随即遭到了林则徐等人的弹劾，被批“称颂夷人，献媚夷酋”，并于1851年被革职回家。而徐继畬得以重新获得重用并到达仕途巅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蒲安臣的赏识。根据《纽约时报》当时的报道：“因为蒲安臣的个人调解，徐继畬得以结束流放，被重新起用，甚至还获得了比以往更高的荣誉和奖赏。”①“America in China,” The New York Times, 29 March 1868, the 4th Page.1867年10月21日，蒲安臣受约翰逊总统（Andrew Johnson, 1808—1875）所托，将一幅贵重的华盛顿画像作为官方礼物送给徐继畬以表彰其在中国传播美国之功，赠画仪式在北京举行。蒲安臣在致辞中表示：

你通过考察你记载的各个国家的伟大人物，从而把华盛顿置于其他一切伟人之首……这些话语，已经被充满感激之情的华盛顿的国民翻译和引用……殷切地希望今后你和你的同胞，在看到这件有价值的纪念品的时候，记载永久的友谊以及对你的热爱和尊敬。②《华盛顿纪念碑上的中国碑石》，《文摘报》门户网站：http://www.gmw.cn/01wzb2013-03/23/content 7194097.htm，最后访问日期：2017年7月8日。

如今位于美国首都的华盛顿纪念碑上徐继畬撰写的《华盛顿颂》仍旧清晰可见，供后人瞻仰，已成为中美友好关系的一个重要历史见证。如果没有蒲安臣对徐继畬才能的发现，没有他作为美国驻华大使将《瀛环志略》的摘译文在美国大力推介，不论是徐继畬还是《瀛环志略》的光芒，或许都将被当时清廷士大夫的骄傲自满掩盖，更不会产生华盛顿纪念碑上《华盛顿颂》这一段中美友好关系的佳话。

三、蒲安臣参与翻译活动的意义

蒲安臣在《人生颂》《万国公法》和《瀛环志略》的翻译活动中扮演了重要的中间人角色，推动了三部作品在各自目的语文化中的广泛流传，这绝非偶然而为之。勒菲弗尔和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在1990年正式提出了“翻译的文化转向”这一口号，即翻译学研究应该属于跨学科研究。在新的国际形势下，翻译文化研究应该投射向社会、民族志和历史。③Susan Bassnett & André Lefevere, Eds.Constructing Cultures–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p.132.由此根据翻译文化研究学派倡导的观点推断，蒲安臣推介《人生颂》《万国公法》和《瀛环志略》的翻译，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刚刚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与列强签订了数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国国力日渐衰微，而西方国家却迅速发展。尽管如此，当时中国的统治阶级仍然沉迷于“天朝上国、万邦来朝”的观念之中，狂妄自大地坚持中国至上的世界观。即使到了西方列强试图用武力强行打开国门之际，中国依旧拒绝加入国际社会。一方面，持久的自我优越感使统治阶层始终保持一种故步自封、闭关锁国的治国方式，导致泱泱大国竟无一人愿意成为驻外大使，甚至认为出使外国是向“蛮夷”低头示好的耻辱。另一方面，清廷又迫于条约的压力，必须向国外派驻大使。无计可施之际，蒲安臣在驻华大使任期结束时表示“嗣后遇有与各国不平之事，伊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国派伊为使相同” ，④唐宝民：《恪尽职守的中国首任外交官蒲安臣》，《文史月刊》2015年第4期，第70页。因此蒲安臣便成为中国外交使臣的不二人选，由此可见中国当时的封闭和保守。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人生颂》和《万国公法》的中译以及《瀛环志略》的英译无疑对推动中国融入新的世界体系具有相当积极的作用。一方面，《人生颂》和《万国公法》从“外”向“内”帮助国人睁眼看世界。面对当时强敌入侵，清政府被迫割地赔款的恶劣形势，一味地消极悲叹和怯懦都是错误的，只有抓紧时间，充分发挥国民的聪明才智，积极应对国难才是正确的策略。如果说《人生颂》向中国普通民众灌输的是积极乐观的实干精神，《万国公法》的引入则在中国知识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响，知识分子由此开始“肯定国际法的现实意义，开始尊崇国际法的理性精神，并在国际法的启发下，产生了最初的国家权利观念与主权意识” 。①田涛：《19世纪下半期中国知识界的国际法观念》，《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第102页。另一方面，《瀛环志略》的英译则向外国人表明中国已经有部分仁人志士正在主动认识世界，并从“内”向“外”帮助国人放眼看世界。虽然当时西方国家已经开始响起机器的轰鸣，但大部分中国国民还是过着男耕女织的田园生活。然而，“呈现于国人面前的关于外国的记载却是几近臆想附会，或张冠李戴，或内容失真，谬以千里” 。②殷俊玲：《从〈瀛环志略〉看徐继畬前所未有的视界》，《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第107页。《瀛环志略》正是徐继畬搜集大量资料、基于确凿事实撰写的著作。他力求改变国人对西方国家的错误印象，培养国民对西方国家正确的观念以达到真正的知己知彼。翻译这部著作则向西方展现了中国人客观认识世界的意识、摆脱愚昧和狂妄自大的决心。尤其在那样一个整体闭塞保守的社会环境下，《瀛环志略》就像冲破围墙的一束光，让西方看到了中国的觉醒。美国学者德雷克（Fred W.Drake）指出，《瀛环志略》比《海国图志》“更准确、没有偏见地提供了关于世界的图景”。③德雷克著，任复兴译：《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北京：文津出版社，1990年，第3页。不论是从“外”向“内”还是从“内”向“外”，至少都体现了中国开始融入世界体系的客观事实，而这些均离不开蒲安臣作为翻译中间人的大力支持和鼓励。他在翻译活动中所做的努力，启发中国国民正确面对其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徐国琦认为，文化、传统以及国家对自身世界地位的自我评价等内容正是国家认同的基本特征。④徐国琦著，马建标译：《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第7页。此前，中国国民普遍认为华夏是世界的中心，而蒲安臣作为中间人参与翻译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向中国国民灌输了多元世界的思想，有助于消除他们根深蒂固的“华夏中心论”思想。因此，可以说蒲安臣也在通过翻译活动帮助中国创建新的国家认同。

结语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具有“双重身份”的外交官，蒲安臣在翻译领域着实也为中国与世界的交流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虽然蒲安臣从始至终并未直接从事翻译，但不论是《人生颂》和《万国公法》的汉译，还是《瀛环志略》的英译，他作为翻译活动的中间人对译文的推广流传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中国通过从国外引进和向国外输出这两种方式改变其当时故步自封、闭关锁国的思想，改变中国国民以“天朝上国、万邦来朝”观念为核心的世界秩序观，而且有助于中国创建新的国家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