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塑形象”与“自塑形象”：晚清域外游记中的“华物”*

□ 张 萍

晚清域外游记存在于中国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时期，这种新旧交融的文化形态，突出反映了时人在走向世界时遇到的挑战。在这一中国人的世界观念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他者”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视点的游移给游记作者带来了新的角度，打开了新的视野，“他者”凭借其文化上的参照、比较意义，成为建构“自我”不可或缺之维度。形象是一种跨文化语境中的表述，形象学的首要观念是通过他者形象进行自我确认，透过形象探究本土文化的变迁。研究晚清域外游记中的形象，旨在将形象作为透视传统中国之现代转换的窗口，考察本土的思想转型与文化演进。

同异国异族形象一样，自塑形象的成立有赖于他者，在自塑形象中，打量自我的目光绕经了他者，这是在他者视角映现下的自我。晚清域外游记中所描写的“处于异域中的中国人”是较为显著的自塑形象，但自塑形象并不仅限于此，界定这一概念的关键在于其“超越国界、文化的意义”，即其中的“异国因素”①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论文翻译、研究札记（代序）》，载孟华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5页。。因此，凡是在异域显示出与本土不同意蕴的中国意象、中国情境等，都可视为自塑形象。②参见詹乔：《论华裔美国英语叙事文本中的中国形象》，博士学位论文，暨南大学文学院，2007年，第18页。本文所要研究的，正是晚清域外游记中出现在西方世界的“华物”，或曰“中国物”。

作为自塑形象的“华物”是一种容易被忽视，然而却相当重要的中国形象，表面上看来“如其所是”的中国物品，连同它们所栖身的时空，构成了一种微妙的存在。“华物”其实是“他塑形象”和“自塑形象”的复合体。一方面，作为西方世界所收纳的展品，它们代表了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是他塑形象；另一方面，游记作者对它们的描述，又代表了中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是自塑形象。双重视野下的华物，是作者在迥异于本土文化的环境中对本土文化的回望，这是穿梭于中华故土与海外异域两种时空的中国形象。

一、华物大观：双重视野下的文化符号

晚清域外游记中出现了很多“华物”，除了家庭陈设和商铺货物中不时出现外，集中展示的场所是各种宫殿别苑和博物馆。位列其中的中国物品是经过挑选、受到承认的，这也是一种塑造，它们首先是“他塑形象”，是“被看者”，是西方的中国形象。

宫殿别苑，包括各国、各地的王宫、故宫、新宫、城堡、行宫、别宫等。以康有为《德意志等国游记》为例。德国境内，威廉一世故宫中，“其一室地砖皆用地球形，一桌上有架，用纽柱斜十字，架上有文，顶一中华象棋盘，每子刻中国人物，古衣冠，疑明世物也”。①康有为：《德意志等国游记》，长沙：岳麓书社，2016年，第28页。藏历代帝王服物之故宫中，“自此出一横穿殿，长三十馀丈，上下皆庋中国磁，以万数计，新异无数，过于各国博物院远甚。吾遍游欧洲王宫，固得以极考中国磁式，所藏皆蓝花为多”。②同上，第30页。新宫中，“其殿饰多用银，其墙衣多用中国银缎，故炫人目转。三殿则又饰金，其陈设多中国物，有珐琅双大象、双大瓶，皆数尺许，其碟及钟甚多，亦珐琅也”。③同上，第64页。螺韵堡中，“陈二中国金花漆桌，甚精工，乃明时物，在中国反不得见，弥可珍矣”。④同上，第169页。威廉士打路宫中，“有中国二百年前物，其屏帐皆中国，亦悬中国画，皆明世物，皆亚欧新交通之物，亦可珍矣”。⑤同上，第171页。萨逊王宫中，“王宫奥古士多室，旁有中国织画。其塔室遍壁上下置各磁，值百万，皆中国、日本及萨逊磁，以万数”。⑥同上，第186页。瑞典的罗丁堪行宫中，“寝殿白顶蓝板，磁灯以花为之，出中国。有中国磁炉，高丈馀，皆有人物，甚贵重矣”。⑦同上，第231页。荷兰的古宫室中，“有中国刻牙盒及花篮，甚精”。⑧同上，第277页。至于博物馆则更不待言，自是集西方的“华物”之大成。

“中国物”之所以能引起西方人的兴趣，首先缘于其奇异性。中国物品是一种异质性的存在，昭示了“自我”与“他者”的区别。一个个充满人文气息的中国意象明确区别于西方器物，构建起一个具有高度精神性和审美性的“异国之乡”。同时，“观看”行为还意味着观看者持有衡量他者的不同价值标准，显示了挑选和评判的权力。在西方人眼中，中国物品的个体性和具体性被剥离，成为一种文化符号。通过这些形形色色的物品，中国形象化约为一种“奇观”。

既然这是被西方所期待、所拣选的中国形象的象征符号，那么其真实性有时也就变得无足轻重，由此便产生了一些“似是而非”的“华物”。这种情况并不少见。例如，在《三洲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述：

酉正赴阿希晚餐之约，承出观旧总统灵谨谕文及诸铜器，内有宣德铜炉，疑为倭工所仿，瓷瓶一种，背镌‘大明成化年制’，确为倭工伪造，以此类推，知日本赝物甚夥，美俗每得一二，诧为华产，甚于燕石。⑨张荫桓：《三洲日记》，长沙：岳麓书社，2016年，第156—157页。

纵然这里的“宣德铜炉”“瓷瓶”并不是中国真品，而是“倭工伪造”“倭工所仿”的“日本赝物”，也无损、无碍于美国人对“华产”的想象。再如，在《游历闻见录》中，作者在游历瑞典国君避暑之宫时，发现“宫前里许左旁树林内一室，谓仿中国式。中为楼房，两边回廊作半月形，廊内多悬东洋纸灯，列围屏，刊草书，略具点画波磔，字句错误，莫能辨也”。⑩洪勋：《游历闻见录》，长沙：岳麓书社，2016年，第256页。对于宫殿的布置者来说，这些围屏上的字句是否正确、是否可以辨识并不值得根究，只要其“略具点画波磔”，能被认出是代表中华传统文化的草书就已足够。

这种情况在“中国书”中更加突出。《英轺私记》中的英伦大书院里，中华藏书“择焉而不精”，是因为不需要仔细甄别出精华之作，只要这些“琳琅满目”的书能够呈现中国文化的大致轮廓即可。⑪刘锡鸿：《英轺私记》，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第112页。《游历闻见录》中，瑞典的书库里，与日本书籍错杂混置的中国书籍，只具有符号性的意义，为的是满足西方人对于中国文化的设想和占有。①《游历闻见录》，第102页。同样是在这部游记中，中国书籍版本不全或并非善本，这是因为作为一种点缀或装饰不需要全备、尽善，而西方人“不知简要”，是因为不必真正地去了解这些书籍中保存的中国文化。②同上，第195页。《英国游记》中，中国书籍“美恶杂糅”“堆埋尘中”的处境，象征着中国文化的典籍所必然遭遇的命运。③康有为：《英国游记》，长沙：岳麓书社，2016年，第147页。

由此可见，西方世界蔚为大观的“华物”，其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画影图形”，只能是一种“模棱两可”的存在，因为对于西方来说，中国物品的这种状况恰到好处。虽然这些物品每一件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形态和历史，但寄身于西方世界，其具体属性和来龙去脉并不重要。这些“华物”作为一种符号性的存在，其意义在于彰显中国形象的传统特质。身为观看对象的华物作为异域的一道“风景”成为对方的他者。另一方面，“华物”不仅被西方人看，也被中国人看，是“自塑形象”。自塑形象作为一种自我言说，动力来自“自我”与“他者”的互动关系，或者说他者意识，因而是“自我—他者” 的一体两面，是自我与他者的共生。中国的自塑形象无法消除西方他者的影响，西方的视角已经进入了中国人的自我观照。作为游览者的中国人在西方世界看到了中国的形象，游记作者在对“华物”进行记录的同时，也会借助西方人的眼光打量它们。

考察他者的目光对于理解自我的影响，有一类中国物品有着重要的价值，这就是中国人主动送到西方的“礼品”。在《三洲日记》④《三洲日记》，第541页。《五述奇》⑤张德彝：《五述奇》，长沙：岳麓书社，2016年，第57页。《六述奇》⑥张德彝：《六述奇》，长沙：岳麓书社，2016年，第53—54、169页。《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⑦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第151页。《出使九国日记》⑧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第453页。《随同考察政治笔记》⑨金鼎：《随同考察政治笔记》，长沙：岳麓书社，2016年，第89页。中，都载有这种“礼单”。中国人在挑选送往异域的礼品时，必然会从西方的眼光出发进行翻检，也就是说，这些物品经过了中国和西方的双重选择，既为西方人所青睐，也反映了中国人的自我定位。显然，它们跟西方人所拣选的“中国物”没有本质的区别，是中国人主动展示的传统文化，是中国人自己所认同的中国形象。这种中国形象恰恰符合、满足了西方人的“期待视野”，为西方人认识和想象中国提供了合适的资源，当然也会进一步加深、强化、巩固西方对中国的社会集体想象。中国人站在西方的立场来审视中国传统，依照西方的视角来确立中国形象，使得“典型”的“中国物”出现在中国人送给西方的礼品清单中。此时，中西双方的视野是重合的，中国和西方“不谋而合”。

确实，对于西方所好，中国人是清楚的：“西人最喜中国物产，如上等磁器、古董玩具，大小顾绣屏障及纨扇、折扇、玉器、牙器，粤东之香珠香包，各省之著名茶叶，皆须略备。”⑩蔡钧：《出洋琐记》，长沙：岳麓书社，2016年，第72页。对于中国的特色及优势所在，中国人也是清楚的：“物产以丝、茶、瓷器、绸货、雕花器、景泰器，在各国中推为第一。”⑪李圭：《环游地球新录》，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第207页。“中国以古玩、古钱、丝、茶、绸缎、瓷质、雕牙为胜。”⑫钱德培：《欧游随笔》，长沙：岳麓书社，2016年，第118页。这些在不同作者的笔下反复现身于不同西方国家的“华物”，已经成为一种“刻板印象”或“固定形象”，既是西方人关于中国的“套话”，也是中国人的“自我套话”。

“套话”是形象的一个特殊形态，也是形象的一种基本形态。“套话是单义交往的表征，是一种正在凝固的文化的表征。”⑬达尼埃尔—亨利·巴柔：《从文化形象到集体想象物》，见《比较文学形象学》，第126页。“它在一种简化了的文化表述和一个社会间建立起了一致的关系。”①《从文化形象到集体想象物》，第126页。同形象中的自塑形象一样，套话中亦有“自我套话”，②达尼埃尔—亨利·巴柔：《形象》，见《比较文学形象学》，第160页。晚清域外游记中的“瓷器”就是典型的套话兼自我套话。《瀛海采问纪实》中说：“中国之瓷器驾乎各国之上，故皆视同珍宝，每每购置案头以供赏玩。瓷盘之有绘画者，不论大小率悬挂壁上以显其花纹，而不以之盛食物，亦可征其珍爱之至矣。”③袁祖志：《瀛海采问纪实》，长沙：岳麓书社，2016年，第83页。《三洲日记》中，“华瓷”置于“倭产”之中，“如见鸡群之鹤矣”。④《三洲日记》，第140页。在游记作者的笔下，中国的瓷器作为收藏品、陈设品、拍卖品、奖品等已经渗透到西方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其实，早在17—18世纪“中国热”期间，英国已经开始仿造中国瓷器，并于19世纪二三十年代逐步取代了中国制造。尽管作为日常生活用品的中国瓷器不再无可取代，但作为艺术品的中国瓷器仍然独一无二：“瓷器的魅力源自原产地，中国的黏泥及独特的烧制工艺不仅赋予它高贵的价值，而且也赋予它一种不可替代性。”⑤杜平：《英国文学的异国情调和东方形象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2005年，第95页。虽然事过境迁，但在晚清域外游记的时代，人们对于中国瓷器仍然“情有独钟”。然而，这种欣赏和喜爱其实出于“一知半解”，充其量不过是一种“情趣”，并没有真正理解其中所蕴含的中国艺术精神：“他们在东方找到了与其自身的神话、迷恋和要求心心相印的东西。”⑥爱德华·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220页。

“套话”往往是因循成见、一成不变的俗套，“倘若存在着套话，那么它们就是为了赋予文本一个极为重要的消解时间的意义”。⑦《从文化形象到集体想象物》，第136页。象征着中国艺术风格的瓷器散发着浓郁的中国情调，已经沉淀为西方人的中国印象。同时，瓷器不仅代表了西方对于中国的认知，也代表了中国人的自我认知。中国在各色各样的瓷器中抽象为一种没有变化的终极形式，而瓷器正是“华物”之“冰山一角”。通过展示这些脱离了历史进程的物品，中国形象凝结在古老而遥远的时空中，“古典”中国成为晚清中国的避风港。另一方面，尽管“套话”具有高度的多语境性，它也仍然具有一定的时效性，其产生和消亡，“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取决于经济、军事、政治力量的关系对比以及人民心态的变化”。⑧孟华：《试论他者“套话”的时间性》，载《比较文学形象学》，第195页。“古典”中国这一避风港不可能风平浪静，不可能避开时代潮流的冲击。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中国形象，双重视野下的文化符号历久弥新，置身于新的时空和新的中西关系之中的“华物”，对于中国和西方必然具有不同的意味。换言之，双方重合的视角必然会发生分化，而归根结底，这是由各自不同的文化身份决定的。

二、时空错位：世界格局中的中华帝国

张荫桓在纽约的博物院中，看到壁悬《朝贡图》八帧，“图绘王者冕旒端坐，旁侍绛衣辅相，左右卤簿森严华贵，阶陛之下，万国诸侯载宝以朝，气象又极肃穆”。⑨《三洲日记》，第485页。显然，画面展现的是朝贡体系中的中国形象。《朝贡图》所标志的中华帝国的传统形象及其作为西方博物馆中之展品的角色，正是晚清中国之真实境遇的一个缩影。对于海外的游记作者而言，“他们既要接受从中心滑落到边缘的既定事实，又要重新界定自我的身份和形象”，伴随着时空的迁移，如何“看世界”和如何“看自己”，“成为现代性体验生成的契机”。⑩黄继刚：《晚清域外游记中的空间体验和现代性想象》，《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5年第6期，第125页。

旅行是一种跨界行为，旅行者同时经历时间和空间的转换，“古典之游”与“现代之游”的分水岭也由此而来：古典之游并不颠覆原有的世界观与价值观，现代之游却是在新的时空背景下遭遇他者。⑪参见唐宏峰：《旅行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旅行叙事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7页。其实，新的时空背景本身就是一个他者式的存在，挑战着传统的思想观念，而晚清域外游记的作者则必须直面这一他者。作为时空观念的核心，“世界意识”具有地理和文化上的双重含义，是基于地理知识的文化观念。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这种现代意识的建立是一场艰难的启蒙。①参见邹振环：《晚明汉文西学经典：编译、诠释、流传与影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80—81页。“就此而言，旅行的文化效应就超越了个人体验，而成为社会转型的潜在动力或者直接推动了社会文化的演变。”②《晚清域外游记中的空间体验和现代性想象》，第125页。

“华物”作为传统中国的象征来到了现代西方世界，它们所栖身的异国时空与其所根植的本土时空之间形成了显而易见的错位，这使得游记作者于中国形象之中发现了民族之间的对立，在世界意识的萌生中重新思索自己的文化身份。这种“互动”往往发生于特定的情境，比如参观博物馆中的“中国物”。

西方博物馆是一个富含寓意的场所，它是西方国家肯定自身文明的重要表征，也是争取他者对于西方产生内在认同的重要手段，“不仅折射了建立者的内在欲望，也有效地建立了一套有关现代世界的认知模式”。③杨汤琛：《文化符号与想象空间：晚清域外游记中的西方博物馆》，《江西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第110页。博物馆展示了世界多元文明的冲击力量，也叙写了西方的线性进化史，“中国物”置身其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而它们所具有的传统特质正对应于西方对于中国之东方性的设定，构成了西方形塑下的“停滞的帝国”。西方博物馆在将中国展品符码化的过程中将自己所期待的秩序与意义赋予世界。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这原本是一种荣耀，但是在西方启蒙主义的神话中，在现代性视野的观照下，悠久的历史导致了停滞，昔日的荣耀就带来了危机。建构以进步史观为内在逻辑的现代文明需要一个时间与空间上的“他者”——一个古老的东方。在西方文明主导的新的世界秩序之中，中国最独特的东方性就是自成一体的封闭与亘古不变的停滞。④参见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下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752—753页。因循守旧、故步自封，自己也就不具备进步的希望和可能，这种中国形象正是西方所规定和打造的理想他者：“对于这样一个停滞衰败的帝国，西方扩张既是上帝的鞭子，又是文明的启蒙。”⑤同上，第487页。

危机其实早已显现。1792年，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 1737—1806）使团出使中国，精心挑选的大量礼品中包括天体运行仪、地球仪等最先进的科学仪器，望远镜、钟表、布料、瓷器等最新的工业产品，还有榴弹炮、迫击炮、卡宾枪、步枪、连发手枪等新式武器以及一艘装备了110门大口径火炮的战舰的模型。礼品将世界的崭新面貌展现在古老的中华帝国面前，而将布料、瓷器送给中国这个“丝绸之国” “瓷器之国”，是在宣布英国文明完全可以与中华文明相媲美，至于将林林总总的武器直陈于前，则缘于炫耀与恐吓的双重用意。⑥《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上卷），第308页。

“山雨欲来风满楼”，马戛尔尼的出使正位于东西方关系史的转折点。如果说那时的乾隆皇帝尚可对这次较量视而不见，西方博物馆中的中国人则再也不能面对双方实力的悬殊而无动于衷。中国物品与展示场所的冲突，使游记作者不得不在西方所主导的世界格局中，重新思考传统中国的天下构想，重新确立中华文明的方向和前景。中国人觉察出了西方眼光的“不良居心”，也觉察出了中国形象的“不同寻常”，他们的视角与西方不再是重合的，而是从中表现出鲜明的民族意识、民族立场、民族情结。这是一个借助他者发现、反思自我的过程，也是确认、修正自我文化身份的一种方式。

文化身份体现了文化主体性，与形象塑造相生相伴：一方面，文化身份是形象塑造的先在视域，是塑造者文化取向和价值判断的基点；⑦参见《英国文学的异国情调和东方形象研究》，第18页。另一方面，这些形象又反过来言说了作家自己的形象，表明了他们自己的身份立场。⑧参见《论华裔美国英语叙事文本中的中国形象》，第21页。文化身份既带有民族固有的特征，具有意识形态性，又是一种正在进行的重新建构，具有乌托邦性。就历史时机而言，“我们谈论身份时，通常暗含了某种持续性、整体的统一以及自我意识。多数时候，这些属性被当作理所当然的，除非感到既定的生活方式受到了威胁”。①乔治·拉雷恩著，戴从容译：《意识形态与文化身份：现代性和第三世界的在场》，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95页。晚清域外游记中的形象塑造及身份认同问题，正是产生于这一“危机时刻”。

博物院其他场馆中的展品及其所带来的文明，必然成为“中国物”的参照和比较对象，进而引发了对比之下的反省。在《出使九国日记》中，表现为作者在参观不来梅的博物院时的痛心疾首：“故凡弓鞋、烟具、神像之属，遂以扬祖国之污点而为代表全国之物品，可痛也已！”②《出使九国日记》，第436页。《考察政治日记》中，美国的博物馆内有一室列中国物，“大半华商赛会时所遗。陈列无次，且多粤中窳劣之物，徒贻讪笑于外，深为愧疚”。③载泽：《考察政治日记》，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第593页。《随同考察政治笔记》中，德国的博物院中，有画轴数件，“皆形容我国腐败各状态，令人愧愤”。④《随同考察政治笔记》，第88页。这些代表了负面中国形象的物品赫然在目，或许是因为“择焉不精”，或许是因为“别有用心”，无论是哪种情况，巨大的反差都带给参观者极大的冲击，使他们不得不正视中华文明的两面性。“一旦自身文化价值发生危机，他者文明便有机会获取文化认同，而文化转型也就有了产生的可能性” 。⑤《晚清域外游记中的空间体验和现代性想象》，第125页。在不同文明的交锋中，中国人固有的文化身份发生了松动和调整。

博览会中的“中国物”催生了游记作者的时代感和竞争意识。郭嵩涛从考求博物者“尽收买其药品，分别种类，研考性情”中看到“西洋人品学问，蒸蒸日上，非无故也”。⑥郭嵩涛：《伦敦与巴黎日记》，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第179—180页。“中国货物”是一种“他者”式的形象，成为西洋人研究和考辨的对象，而不是展现自身价值的主体，这同时又给作者以启迪，其角色耐人寻味。李圭“顾各国设会之意，原以昭友谊，广人才，其着重尤在扩充贸易四字”，主张中国人应当利用“与西人相处，深知其爱憎”的条件“投其所好”，不仅“送物参赛”，还要“获贸易之益”。⑦《环游地球新录》，第207页。载振认识到“盖赛会一事，实为各国商务最要关键”。他不但开列了各省各地参加赛会的物品清单，还建议给参赛者提供各项政策上的支持。⑧载振：《英轺日记》，长沙：岳麓书社，2016年，第184—185页。这里的“中国物”不再是静止的文化符号，而是跻身于各国的商战。林汝耀反省道，与会各国均能深明开设博览会之本意为“推广制造，振兴商务”，故皆精择本国名产，“而吾国赛品，则仍楛劣如初”，长此以往，与会再多，“亦终无用，非云取胜，徒见绌耳”。⑨林汝耀等：《苏格兰游学指南》，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第695页。“以人皆赛新，而我独赛旧，亦属耻事。惟望吾商熟筹，推陈出新，与商界竞争，以符赛字之意。”⑩同上，第696—697页。在世界多元文明的比较和竞争中意识到新旧之别，并且以赛旧为耻，以出新为望，这说明伴随着中国人走向世界的步伐，现代性的世界意识已经生发，中国人的文化身份正在进行更新和重建。

而那些“身不由己”寓居海外的“中国物”，则以一种触目惊心的方式提示了中国的现实困境，激发了时人的危机意识和紧迫感。《伦敦与巴黎日记》中，伦敦的柏金哈恩宫殿里，有作者生平所未见的明窑上品，多来自圆明园。⑪《伦敦与巴黎日记》，第125页。《瀛海采问纪实》中，伦敦博物院里的巨钟是“中土故物”，使作者“瞥眼顿心惊”。⑫《瀛海采问纪实》，第133页。《游馀仅志》中，法京的东方博物院中有关系到“中国体面”的圆明园玉印。⑬凤凌：《游馀仅志》，长沙：岳麓书社，2016年，第31页。《新大陆游记及其他》中，美国的博物院里，“所最令余不能忘者，则内藏中国宫内器物最多是也。大率得自圆明园之役者半，得自义和团之役者半”。①梁启超：《新大陆游记及其他》，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第480页。康有为的系列游记中，德国的博物院、古室器院、英国的博物院里，多有精美罕见的中国内府珍品因“庚子之祸”流落他乡；而在游德国的阿朗赊理宫时，作者发现“宫前所陈，皆吾京师观象台诸仪也”②《德意志等国游记》，第61页。，异域重逢故物，百感交集之下，“哀从中来，不觉涕之从来也”。③同上，第62页。《出使九国日记》中，伦敦的博物院存有中国内廷玉玺，“若叩所从来，固亦凡国民所铭心刻骨、永不能忘之一纪念物也”。④《出使九国日记》，第378页。《随同考察政治笔记》中，德国的博物院里，“仁庙、纯庙御笔文翰甚多，又纯庙御窑磁器数种，皆庚子之乱运回者”。⑤《随同考察政治笔记》，第88页。《十八国游记》中，作者于美国的博物院见到刻有高宗御制诗的大内故物和阗玉；⑥金绍城：《十八国游记》，长沙：岳麓书社，2016年，第48页。法国的博物院中藏有大量因庚申、庚子两役而“飘零海外”的“天上奇珍”，令人“雪涕咨嗟”，“不忍再观”。⑦同上，第70—71页。

流离失所的“中土故物”直陈了意象中国与现实中国的矛盾，“前世今生”的巨大落差象征了中华帝国风雨飘摇的命运。“这些迁流他国的故国宝物被西方放置在某种层级结构里面，以一种伤感的、断裂性的面目呈现，在它们的背后是中国成为西方文明麾下失败者的现实境遇，是曾经辉煌的东方文明被西方文明所控制、所容纳的结局。”⑧《文化符号与想象空间：晚清域外游记中的西方博物馆》，第112页。一方面，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行至晚清已高度成熟而稳定；另一方面，“停滞的帝国”遭遇了“西方的冲击”，在西方文明的席卷之下，中华帝国再也不能“自说自话”。这种中国形象是身份危机的表征：西方的权势已然威胁着中国的生存，如果不及时反思和奋起，中国也会像“华物”一样，成为在新的世界格局中任凭西方编排的符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