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富强思想的历史演进与内在逻辑

张文彬

摘 要：富强道路的选择是由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基本问题和历史任务决定的，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富强思想的深化演进既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特点，又存在始终不变的统一本质。中国共产党富强思想形成和发展所经历的历史阶段、每一阶段富强思想的主要关注点、不同阶段战略调整的依据以及对实现富强中国总体目标的作用，体现了一脉相承的历史延展和与时俱进的批判超越。這一深化演进的历史发展过程与党的执政理念和现代化实践之间存在逻辑关联，形成系统完整的科学体系。党的执政理念引导富强思想的深化演进，富强思想的深化演进统一于现代化实践，现代化实践又是党执政理念适应性调整的现实依据。总结富强思想深化演进的历史经验和内在逻辑，有助于准确把握当前发展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强国方略。

关键词：富强;富强思想;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9）06-0052-08

富强是人类的共同追求，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主要旗帜。1949年，毛泽东发表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重要讲话，1956年又在《论十大关系》中阐述了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社会主义国家的关键步骤;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从不同角度多次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消灭贫穷、走向共同富裕;此后，江泽民时期的西部大开发战略、胡锦涛时期的科学发展观都在不同程度上对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有效路径;党的十八大以来，“一带一路”倡议、国家治理能力建设、“两步走”战略，使中国距离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越来越近。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考察中国共产党富强思想的历史渊源、逻辑发展及其内在结构，总结富强中国建设的成功经验和历史教训，对于厘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明晰富强之后的中国走向何处以及为像中国一样的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有益经验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富强思想的内涵与延展

从词义上理解，富强的内容非常丰富。现代汉语语境中，富强不仅包含物质的丰富、供给的富足，还包含精神的充实、国民的团结;不仅体现在军事、经济、科技等硬实力上，还体现在政治、文化、外交等软实力方面;不仅指国家综合实力的整体强大，还表现为与他国相比的优势地位、潜移默化的影响力和吸引力等等。从“富”与“强”的辩证关系来看，两者虽各有侧重，但又紧密关联。 “富”反映了财富拥有的程度，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如农耕时期“富”主要表现为土地占有的多少;现代化建设时期“富”延伸为土地之外的其他物质财富以及与国家相关的GDP指数、外汇储备等等;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心灵充实、信仰坚定、文化自信、收入差距缩小、生活环境改善等精神层面、立体层面的富裕思想越来越受到重视。“强”是一种比较实力，人类诞生之初“强”主要表现为人的体力强壮和部落壮年男子的多寡;国家出现后“强”多指较他国而言领先的综合国力;当前，国民意志的坚定、政府或执政党治国理政水平、国家可持续发展能力等也成为一国是否强大的重要考量依据。一般来说，“富”是“强”的基础，国民富裕、国库殷实才能创造更好的条件提高民众生活质量、积累国家强大的资本;而“强”又是“富”的保障，弱国无外交，无论一国多么富裕，没有强大的国防保障难免遭受别国侵略。然而，“富”不必然导致“强”，富裕之后需要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事等非经济领域，实现非经济领域与经济领域的协同发展才能保证由“富”到“强”的正向转化。“强”也不必然带来“富”，有意识地利用较强的综合国力来促进国家经济建设和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1]，才能因强变富。选择强大优先还是富裕优先，取决于一国在不同时期的发展需要，但没有强大的国力肯定保护不好人民的财富;没有富裕的基础也无法支撑强大的国防工业和尖端的科学技术研究。最终，“富”与“强”会走向融合，即国家和民众的整体富强。因此，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党的富强思想在新的历史方位下传承性和超越性的有机统一。

中国共产党的富强思想主要指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全国人民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过程中所积累下来的关于实现国家富强、民族独立的梦想而不断奋斗、不断实践所形成的思想总和。从时间维度来看，既包括新中国成立前追求民族独立和解放、为富强、民主、自由开辟道路的思想，也包括新中国成立后谋求发展和走向复兴的思想。从历史渊源考察，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富强思想形成和发展的源流，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西方重商主义和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以及综合国力理论等思想也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从中国共产党富强思想的基本构成来看，既包括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的思想结晶，也包含全体党员共同奋斗的经验总结，是物质富裕与精神充实的共同发展，是国家富强与人民富强的辩证统一和以人民幸福为根本价值取向与最终奋斗目标的思想体系。

二、中国共产党富强思想的历史演进

中国走向富强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过程。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形成了关于富国强兵的诸多理论：儒家主张以仁义求民富、法家重法制图国强、兵家以强兵卫国富、道家顺民无为守柔胜强。近代以来，无论是“师夷长技以治夷”的洋务派，还是变法维新的改良派，以及主张三民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代表孙中山，都在救亡图存的道路上不断探索，虽然未能带中国彻底摆脱积贫积弱，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社会思潮影响了人们的价值观念，推动了中国的思想解放。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自觉承担起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历史使命。从以富强为革命口号引导中国人民获得解放，到成为执政党后以富强为旗帜引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共产党的富强思想从抽象到具体，从零散到系统，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充实和完善，既突破了苏俄模式的束缚，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动力思想、人的解放思想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富强中国建设经历了初创、改革和发展阶段，形成了深刻、系统、正确的富强思想。综观中国共产党富强思想的发展脉络，特别是这一进程中艰辛探索而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解决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巩固政权、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问题，形成了共同富裕、科学发展观、“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契合时代发展需要的富强理念，使马克思主义合乎社会经济运动规律、又满足民眾内在需求的特质在21世纪的中国得到了积极的回应，实现了理论话语的创新和理论体系的完善。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巩固政权建立强大国防的思想

近代史上中国曾是帝国主义侵略的目标，因此建立强大而牢固的国防对新中国的独立和富强至关重要。1958年我国启动了制造人造卫星的设想，并逐步开展了以导弹和原子弹为核心的尖端武器的研发工作，无论是从苏联购买技术装备，还是自主研发，这一时期我国在国防建设上的精力投入都是史无前例的。尤其是航天技术和核武器研发技术的突破，大大增强了我国保卫领土完整、提升国际地位的能力。然而，党在这一时期并没有因为重视国防而忽视经济建设。毛泽东曾在《论十大关系》中专门论述了经济与国防之间的关系，提出经济与国防并重的思想，这说明一直到1956年党在保持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平衡方面仍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能够认识到巩固政权和稳定发展上国防建设固然重要，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之后，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的富强之路建设正式开启。然而在急躁冒进思想的影响下1957年出现了“大跃进”等违背客观规律的“左”倾错误，导致富强进程出现停滞甚至倒退。反观1957年之后对富强问题的认识偏差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从某种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无限放大，这也反映了当时共产党人对民族复兴与国家富强的焦灼期待，但在如何实现富强的正确路径方面还没有完全走对。

（二）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逐步发展深化的，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一系列成就离不开邓小平时期打破平均主义的思想禁锢，让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致富，让市场经济成为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引擎思想的贯彻和实践。难能可贵的是，邓小平早在1985年就指出要防止两极分化[2]，强调社会主义的目的不是两极分化而是共同富裕，虽然允许有条件的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发展起来，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共同富裕的目标始终是改革开放的根本出发点，说明共产党人总是能够站在时代前列对全局深刻把握。改革开放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成为之后一系列战略、方针、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基础，矫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也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追求富强增加了崭新内容。国防建设领域邓小平强调军队服从整个国家建设的大局，1985年中央军委做出裁军100万的决定。在减少数量的同时，党在这一时期非常重视提高军队的质量和发展现代化军事，将发展武器装备和提高人的素质结合起来，培养了一大批治军人才，形成了常规化的军事训练程序，开始走上精兵强兵的现代化国防建设之路。

（三）20世纪90年代的科教兴国、科技强军的思想

20世纪90年代，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迎来了高速发展的时期，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把科教兴国列为国家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重视教育投入和人才培养，支持科技创新和知识转化，为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储备力量，为现代化强国建设奠定基础。党根据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客观实际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增加西部地区的科技和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培育特色支柱产业，增强西部地区自身发展的优势和能力。针对国防建设需求与经济力量有限的矛盾，实行了“经济建设、国防建设两头兼顾”的政策，基本上延续了国防建设服从经济建设大局的思想，在战略战术和军队建设上进一步强调了通过科技发展保障重点、提高效力的重要性。

（四）21世纪初解决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矛盾的科学发展观

针对改革开放以来积累下来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效益、人的发展与自然发展不平衡等矛盾，党在21世纪初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着力协调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健康医疗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各层面的关系，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理念在国防建设领域主要表现为：进一步落实依靠科技发展推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主要任务，探索国防建设与经济社会建设的协调发展，提高科技推动军队战斗力生成的效益，并通过国防建设推动国家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实现经济和国防的互利和互通。

（五）新时代“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社会主义强国梦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改善民生、加强国防等领域取得了开创性的成就，各阶层、各领域的民众都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中体会到与自身利益、地位和前途命运的紧密关联，更加积极主动地投身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中，推动国家进一步走向富裕强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新的历史时期党和国家的建设目标已经不仅仅是使中国富起来，更是使中国强起来，不仅仅是某一方面的强大，更是各方面的整体强大。这种整体的富强目标既体现在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的扩大，也体现在民众经济生活的富裕、精神生活的满足，以及更多主体参与的共建共享;既包括国防、经济发展水平等硬实力的增长，也包括文化认同感、国际话语权等软实力的增长。针对新时代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落实了新的发展理念，富强中国的目标聚焦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有机统一，进一步消除经济飞速发展与民众获得感缺失的矛盾，国力强盛的奋斗目标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紧密结合使中国未来的富强之路建设更加脚踏实地。

三、中国共产党富强思想深化演进的内在逻辑

中国共产党富强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具有一脉相承的历史延展性，是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创新。如果将中国共产党富强思想的深化演进与党的执政理念和现代化实践三者关系加以观照和探查，可以进一步提炼出其鲜明的逻辑主线和契合时代的发展样式。其中，党的执政理念引导富强思想的深化演进，富强思想的深化演进统一于现代化实践，现代化实践又是党执政理念适应性调整的现实依据。

（一）历史逻辑

中国共产党富强思想没有仅仅停留在时空的某个点上，而是在对社会主义本质和中国国情的深刻把握基础上生发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念。这些发展理念包括从国富到民富、从先富到共富、从硬实力到综合实力等多个方面，展现了与时俱进和批判超越的基本特质。

第一，从国富到民富。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富强的追求更多从国家层面着眼，那么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主要在如何实现国强的同时增加民众收入，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方面加大相关政策和体制的改革力度。处于后发优势的国家在起飞和追赶阶段，国富优先于民富是符合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的。在政权不稳定，产品短缺，社会普遍贫困的时期，实行国富优先的发展战略能够使国家快速改变原有的落后面貌。但是当政权巩固、社会稳定、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开始进入相对富裕的阶段时，就需要及时地进行战略调整，由国富向民富转变。因为只有真正实现了人民的富裕，国家的发展才能进入良性循环状态，没有民富的国富是不可持续的。民富不但会刺激内需，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持续动力，而且能够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地向前发展，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终极目标。

第二，从先富到共富。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出发点，通过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个体和私营经济、全方位对外开放等方式，调动民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借助辐射和激励效应共同致富。然而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貧富差距拉大的新问题，引发了先富起来的人或地区怎样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讨论。党和国家从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等层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和实际举措，包括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实施西部大开发和精准扶贫等，树立覆盖更多领域和地区的可持续的发展观。在全面系统的富强理论的指导下，我国的贫困人口显著减少，普通民众生活富足并产生了更加多样化的社会需求，对民主法治建设、健康绿色生活、精神信仰充实、国际地位提升等更加期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确立，即是新时代对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关照和落实。

第三，从硬实力的发展到综合实力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主要从工业化建设层面着手恢复国民经济的发展，拥有独立的重工业体系、建立强大的军队、发展现代化的国防技术，对迅速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积累必要的富强基础而言尤为重要。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成为主要考量因素，并形成了国防与军队的发展服从于经济发展大局的思想。围绕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我国建立了经济特区，实行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对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进行全面、深化的改革，经济年均增长速度长期位于世界前列。然而直到20世纪90年代，富强中国建设的着力点仍然基本集中在军事和经济等硬实力的发展层面。21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过去相比有了显著提升，在富强路径的选择上做了相应的调整，如对科技和教育越来越重视，追求社会整体的和谐发展，强调效率与公平，突出可持续发展，这既是共同富裕思想的具体化，又可以被视为是从硬实力向包括软实力在内的综合实力发展的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除了继续关注精准扶贫、生态文明建设之外，开始向提高国家凝聚力和抗风险挑战能力、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等领域深化。从硬实力的发展到综合实力的发展，从片面追求速度到整体把握富强中国建设的节奏与步骤，党在对我国历史方位做出科学、正确判断基础上实现了执政理念的创新发展，形成了立足时代、面向世界的宏阔视野和以人为本的理论自觉。

（二）理论逻辑

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目标，党对经济与国防，富裕与强大，国富与民富的关系进行全面而充分的论证，并适时地转移富强中国建设重心，将社会历史发展与人的主体性发展有效结合在一起。在这一过程中，党始终坚持的执政理念和价值取向成为获得人民拥护、拥有持续动力的关键。

首先，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追求。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应用于中国发展实践产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积累了经济社会增长的一些有价值的理论观点，其中共同富裕思想便是其中之一。新中国建立后，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我国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开启了共同富裕道路的初步探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发展战略进行了适时调整，改变制约经济发展的机制和矛盾，突破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之间的人为界限，进一步解放了社会主义生产力，也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更多的现实可能性。科学发展观是在温饱问题解决之后从人的全面发展层面提出的实际举措，同样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思想内涵。当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生态环境等方面的新要求和新期待，在贫困人口的脱贫、调节收入差距、扩大义务教育的范围和年限、增强医疗服务的可获得性等领域补足短板、共享发展，从质的层面将共同富裕的成果又推进了一步。

其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突出强调人民利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富强思想的又一个逻辑特征。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提出的“多、快、好、省”四字方针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举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通过改革开放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也是着眼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解决民众生活水平滞后作出的重大抉择。21世纪初从党建角度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针对人口与资源的矛盾以及逐渐显现的贫富差距问题，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强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相互尊重、和谐发展，使人的全面发展进入一个全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特别强调，“我们要随时随刻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3]，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方略里，针对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围绕法治、公平、安全、绿色等关键词，在民生建设、共享经济、反腐倡廉等领域进行更加完备的社会主义改革，既满足了人们多样化的社会需求，又彰显了人民至上的基本理念。由此可见，富强中国的建设历程就是党以人民利益至上为执政理念、为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奋斗的伟大实践。

最后，全面富强是中国共产党的实践路径。中国共产党各阶段富强中国方略的发展和完善，充分展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深化演进的逻辑主线。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成为富强中国建设的起点。国家摆脱了落后挨打的境况，拥有了独立发展的国际地位;人民不再被奴役、受压迫，拥有了平等的法律人格，经济上的自给自足、政治上的独立自由标志着中国在富强建设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改革开放以来，党结合时代主题重新定义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和主要矛盾，提出了通过发展市场经济解放生产力的有效路径，为一系列富强战略、方针、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党领导人民富起来提供了思想指导和行动指南，一方面继续抓经济建设，一方面开始在经济发展的质量、科技教育能力的培养、可持续性和综合性发展目标的实现等多个层面入手对宏观政策进行了积极调整，进一步巩固富起来的发展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通过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加速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深化机构改革提高国家发展质量、构建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在共同富裕、全面复兴的道路上制定了更加具体的路径和方案，不但注重脱贫减贫的质和量，而且制定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两步走战略。从物质到精神、从空间到时间为实现中国的全面富強反复实践、不断探索，创造出了有别于但优越于西方的以人民为中心、谋世界共发展的新路径。

（三）现实逻辑

中国共产党的富强思想是随现代化发展而深化演进的，在这一历史过程中，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思想、共同富裕思想、可持续发展思想、科教兴国思想、强军思想等的提出和发展，使中国共产党富强观从“强国”到“富民”再到“全面富强”的深化演进实现了从量到质的提升。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党就形成了工业化的思想，这一时期的目标主要是发展机器大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新中国成立后正式开启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建设历程，对不同性质的经济成分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并建起一批大型重工业企业。21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期我国的发展战略逐步由工业化转向整体视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提出了最初版本的“四个现代化”思想，即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后来补充的国防现代化。建立强大的工业对巩固国防、奠定经济发展基础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我国早期富强建设重心主要集中于工业化建设，但已经认识到全面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对如何建立富强国家有了比较清晰的认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现代化目标的定位更加全面和切合实际。党的十三大提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标准是富强、民主、文明，打破了单一物质文明导向的“四个现代化”，转变为体现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要求的全面现代化。党的十六大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纳入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十七大正式提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4]目标。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重视，既反映了随着物质财富的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党根据民众的需求适时调整发展战略，回应民众对公平、健康、教育、环境等多样化、多层次的需要，也反映了党对我国几十年现代化建设阶段的客观认识，在发展的目标设定以及推进方案上更加实事求是。

党的十八大将“富强”阐述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首要的价值目标，强调美丽中国建设，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回应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念中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论诉求。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仅致力于本国的民族复兴和人民富裕，而且致力于惠及世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横跨五大洲三大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延伸到“一带一路”沿线多个国家，拉动世界经济发展，让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也看到了致富的希望。由此可见，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既在理论层面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富强思想，改变了过去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的片面理解，又在实践层面打破了“强国必霸”“两极分化”的历史逻辑，开拓了通向现代化的新路径，成为引领和推动世界和平发展、整体发展、和谐发展、绿色发展的动力引擎。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在现代化进程中得到了深刻的体现。党的历代领导集体客观分析每一阶段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结合国家发展的宏观目标和民众的实际诉求制定具体发展战略，把发展生产力同消除两极分化结合起来，把科学发展同社会和谐结合起来，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同全面深化改革结合起来，体现了共同富裕和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富强中国建设所取得的每一个进步，都是党准确把握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总体目标由点到面的升华。当前，“强起来”是全国各族人民对国家命运和前途最热切的期望，也是实践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人一直以来的追求和理想，然而只有量的积累才能达到质的升华，真正的强大有赖于财富的充裕、民众精神生活的满足、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等前提条件。因此，全面富强思想仍然是今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需要重点关注的话题。

参考文献：

[1]冯务中. 全面理解社会主义“富强”价值观的丰富内涵[J].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2016，（2）.

[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1.

[3]习近平：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3-03-17.

[4]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