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创立初期维护工人权益的历史经验和当代启示（1921—1927）

刘贺青 卞甜

摘 要：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其性质与纲领决定了党必将关注工人的前途和命运;而此时的工人渴望摆脱压迫和剥削，但由于工人对自身的权益和维权方法认识不足，因此，在与资本家和北洋政府的斗争中长期处于劣势。对此，中国共产党通过宣传教育唤醒工人维权意识，借助草拟劳动法案，设立工会、救济委员会、工人消费合作社等机构帮助工人维权，使工人阶级从“自在阶级”走向“自为阶级”，自觉地进行全国性的工人运动，自发地投入到国民大革命中。更重要的是，工人对中共的认同感不断加强，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壮大中共的革命队伍。重温这段历史，找到中共建党的初心，为政治话语宣传、基层党组织建设提供借鉴。

关键词：中共;工人权益;历史经验;当代启示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9）06-0060-10

在我国，工人运动的历史早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但1921年之后他们的历史实现了同步，结成了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中共创立初期①，工人深受资本家和北洋政府的压迫，维权之路艰难而曲折。对此，中国共产党开始走到工人中去，指导并组织工人维护自身权益，从而使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工人运动掀起了两次高潮，中共也在维护工人权益的过程中壮大了队伍。

当前国内针对1921—1927年中共维护工人权益的这个时间段和方向的研究成果相对匮乏。直接研究以盐城师范学院的王强教授为代表，他研究了1921—1956年中国共产党维护工人权益的历史经验[1]，但中共创立初期的历史经验只是其研究的一小部分。也有其他学者对中共维护工人权益的原因、方式和经验做了单方面的相关研究：在马学军看来，中共要领导无产阶级和其他群众组织，首先就需要建立同本阶级群众（即工人群众）的组织领导关系[2]。但是，中共维护工人权益具有双向性，需要考虑到双方的利益诉求。在维权方式上，葛传根认为中共开办的工人学校是当时教育宣传的第一阵地，使工人习惯于从被管理到管理的角色转变[3]。徐渊认为中共创办的报刊，是当时宣传马克思主义、传达中国共产党政治意图的最有效手段[4]。而蔡少卿认为中国共产党将中国工人引入到现代工会，开展工会运动，成功发动罢工斗争[5]。罗玲认为，中共号召全国工会开展的劳动立法运动，鼓励了工人通过法律手段改变受压迫和剥削的困境[6]。但是，这些研究缺少从整体上揭示中共维护工人权益所采取的方式之间的内在联系。从宣传教育到组织机构建设再到利用法律维权，三者互相作用，体现了中共群众工作能力的逐渐成熟和工人阶级意识的逐步觉醒的过程。

通过回顾与反思，还有些学者在党群工作、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政治教育的顶层设计和具体落实等方面找到历史借鉴。预知大道，必先为史。中共创立初期维护工人权益的这段历史，对当下的具象意义，仍亟待发掘和建构。分析其历史原因和经验，不忘中共建党的初心，为新时代中共政治话语的宣传内容和传达方式找寻有效途径，为新时代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探寻合理方式，为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法论。

一、中共创立初期维护工人权益的原因

近代中国社会动荡，大量农民和城市流民到工厂谋生，这些人构成庞大的现代产业工人群体。面对资方的压迫和剥削，工人组织了一些规模小、时间短的罢工。由于工人对自身权益认识不足，并缺乏适当的罢工策略，仍难以摆脱被压迫的命运。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共产党有先进的理论指导，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并有开展工人运动的初步经验，例如，在北京组织平民教育宣讲团、出版《劳动界》等工人刊物，以及在上海、广州等工业中心城市帮助工人阶级建立工会或工人俱乐部等，但尚未大量吸引工人参加进来。因此，工人阶级迫切需要先进的理论和斗争策略，而中共也需要切实维护工人的权益，以吸引工人加入革命的队伍。因此，中共维护工人的权益具有双向性。

（一）工人缺乏成熟的权益认知和维权方法

工人最初对自身的权益只有粗浅的认识，例如：工人干活要有劳工报酬，工人不能超负荷工作等。但工人也只会通过罢工的方式去维权。

实际上工人拥有远不止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还有健康权、生命权、人格权、政治权利等。关于健康权，工人要求有合理的休息时间，比如：“固定排休和例假休息的权利”[7]。对海员来说，要避免五六人挤在靠近火舱或处于空气和光线不足的宿舍里。对沿海内河轮船的船员来说，要避免只能在货堆上、走道旁打盹[8]。对矿山工人来说，要避免塌方、渗水等事故发生，以保障其生命权。而且一旦发生工伤事故，工人要有能够获得救治的权利。关于人格权，即要反对工头肆意凌辱工人，要允许尚在哺乳期的女工带小孩到工厂哺乳。关于政治权，即工人有罢工的权利，有参与国家治理的权利等。同时，工人对于维护工人权益的根本办法没有深刻的认识，不知道需要通过政党、政权的变更进行维权。

（二）中共力图成为真正的工人阶级政党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共强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一直到社会各阶级平等。此外，作为清一色知识分子组建的政党，中共必须大量吸纳工人阶级入党，以扩大阶级基础，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

中共早期的领导人认为，阶级斗争是打倒资本主义最有效的工具，如同十月革命那样，在资本主义国家发动阶级斗争，其威力可以动摇全世界。同时，共产国际工作人员利金对当时的中共提出兩项工作建议：“一是同中国工人组织联合起来，以便从思想上和组织上争取工人群众。二是必须争取使中国共产主义组织成为国民革命运动的首领。”[9]因此，在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个最高纲领之前，中共首先要获得本阶级的政治认同，团结各阶级中的进步力量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20世纪20年代，中共将宣传动员劳苦大众进行革命，作为党的工作的重点。革命需要旗帜、革命需要方向、革命需要动力，这种动力来自于能够看到未来的前景，而中共切实维护工人的权益，更是能让工人看到希望。早期的革命家，如：瞿秋白、邓中夏等人积极深入城市社会底层，通过走访、调查，了解到工人的真实状态，了解到工人对维护自身权益的迫切需要。

二、中共创立初期维护工人权益的方法

中共开展一系列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工人的权利意识和维权意识;并且通过建立机构，组织工人维权;通过拟订法律，维护工人权益。

（一）通過宣传教育树立维权意识

中共通过学校、报刊等对工人进行宣传教育，使工人从被迫反抗转向自觉的斗争。

首先是工人学校教育。1921年，为贯彻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中共早期工人运动领袖和社会活动家们继续在工业集中地区开办工人补习学校，将提高工人的觉悟作为办学的基本方针[10]。同年，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等人前往安源，发展当地的工人学校，将安源地区的工人学校、夜校增至七所，动员了六百多位工人入校学习[11]。为照顾工人的文化水平，毛泽东等人编写了《平民读本》，一边教授工人学习常用汉字、社会常识，一边结合实际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中共政治革命纲领，激发工人对政治的兴趣，启发工人的权利意识，为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做好思想上的准备。1925年的五卅运动使得工人和学生的关系更加紧密，为进一步普及工人学校教育，上海总工会和上海学生联合会合作，成立了上海平民教育委员会，并以提升工人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觉悟为目的，在全市各工人聚集区开设了12所工人学校，面向工会内年满18周岁的男、女工人招生，不仅教会工人识字明理，指导工人如何维权，更号召工人团结一致进而组织起来。1926年，随着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之路稳步前行，中共加大了对工人的教育力度。在广州，中华全国总工会和省港罢工委员会联合成立了教育宣传委员会，开办劳动学院，以研究工人运动和培养工会人才为宗旨，开设《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工会组织法》《工会技术工作》等课程，将工人培养成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战士，为所辖工会培养年轻的领导干部和后备人才。除此之外，教育宣传委员会先后建立了11所工人补习学校、1所劳动妇女学校、8所罢工工人子弟学校。这些学校以培训工人的职业技能，促进工人职业发展;关注妇女运动，解放女工权利;保障工人子女受教育，培养中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为主要目的[12]。

在各地工人学校，教员们称赞工人的罢工行为，肯定罢工是工人最有力的武器。在各个行业的资本家已经形成了一个整体，联合压制劳工进行剥削的背景下，启发工人不再依靠单个的、散漫的社会团体或组织，而是借助政党的力量，实现阶级大团结进行维权。刘少奇、李立三、林育南等一大批中共早期领导人，在各地开展工人运动时，兼任当地工人学校的教员，他们长期深入工厂一线，善于与工人沟通，可以熟练使用白话、俚语向工人们介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工人权益的构成。例如，介绍美国芝加哥工人争取8小时工作制、增加劳动报酬的历史;或是运用《资本论》解释工资的性质，讲明资方应对工人因劳动所耗费的体力，进行生理补偿，补偿金额要等同于自身及子女必要的生活资料消费[13]。再是，工人权益不仅仅局限在经济领域，还有政治、文化、人身等方面的基本权益。如工人的工时不仅受到生理还有道德的限制，除了工作，工人理应拥有正常的休息时间和满足身体其他需要的时间，还拥有满足精神追求和社会政治参与的时间[13] 268-269。

除了学校教育，中共抓住报刊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的特点，通过纸质传媒进行宣传教育。1921年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出版《劳动周刊》，将其作为工人运动的指导刊物，随后北方分部创办了《工人周刊》《山东劳动周刊》，武汉分部创办了分部机关报《劳动周报》，湖南分部出版了《劳工》和《劳工周刊》等进步刊物。中共通过报刊文章，向工人介绍国际工人维权的最近趋势。以上海的《劳动界》为例，《劳动界》专门开设了“国外劳动界”栏目，运用美国、意大利、俄国等国外工人维权的成功事例，激励中国工人为改良生活而奋起抗争。除此之外，将报刊作为宣传阵地，极大赞扬各地工人维权的英勇事迹，更新关于全国工人运动情势的消息，强调罢工维权的正义性。与此同时，中共关注女工群体，将女性作为独立的社会力量，动员女工脱离封建礼教枷锁，积极维护自身权益。

通过工人学校的理论学习和报纸刊物的教育宣传，工人的权益意识逐渐觉醒，认清自身的阶级属性和权益构成，为维权斗争和罢工行为找到了科学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方向。

（二）通过建立机构帮助工人罢工

1921年8月，中共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党专门领导工人运动的公开机构，负责对工人宣传教育、组建工会、领导罢工维权等工作，随后各产业中心城市建立了劳动分部，如广州分部、上海分部、武汉分部等。1922年，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迁往北京，继续领导全国工人运动。二七大罢工失败后，全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受到重创，被迫迁回上海，在北洋政府和帝国主义势力双重打击下，日渐式微。1925年，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决定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代替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职责，开展维护工人权益，组织工人运动，领导工人与帝国主义和北洋政府作斗争等工作。中共创立初期，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及其分部以及后来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根据罢工进程，设置了罢工后援会、工人总工会、工人俱乐部、工人消费合作社、救济委员会等分支机构，保障罢工工人正常生活，保持罢工斗争的积极性。若罢工陷入僵局，工人则被断绝经济收入，若资方再刻意拉长罢工时间，工人则根本无法维持正常生活，最终迫于生存压力而忍痛复工。对此，中共成立罢工后援会，稳定工人情绪，打消工人顾虑。1922年的香港海员罢工，当工人与英国资方相持不下、内心摇摆不定时，中共和劳动组合书记部发动各地成立香港海员罢工后援会，援助罢工海员;广州分部联合广州党支部组织所辖工会的工人捐款和开展社会募捐活动，利用舆论力量争取社会同情，为罢工工人提供策略指导;上海、北方铁路工人、南部产业工人皆在各劳动分部的组织下，成立香港罢工后援会，工人不仅慷慨捐资，更举行大规模的同情罢工，为香港海员罢工壮大声势，逼迫资方答应海员的罢工条件。

为壮大罢工声势，团结所有产业工会举行同盟罢工，中共组建地方工人总工会，领导该地区的所有产业工人，统一举行同盟罢工。五卅运动期间，中共建立上海总工会，由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李立三担任会长，带领上海各工会共同反抗帝国主义，组织上海工人总同盟罢工，并向全国发告急电，呼吁各工商团体藉维大局，而利国家。罢工期间，上海总工会下设福利部门，补贴因停工而经济受损的工人，增设了码头工人委员会、失业工人介绍所和五卅失业工人募捐团等专门机构[14]，用来暂时安置罢工工人，帮助罢工工人找到新工作，在罢工工人失业期间，给予工人生活补助，分发衣食，维持工人的最低生活，鼓励工人坚持维护自身权益。

为了最大限度地保证工人享有罢工的胜利果实，保持工人维权的主动性，安源率先成立了工人消费合作社。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取得胜利后，工会每月可以获得路矿两局的补贴200元，并且工人们将共计25000元的补偿金，交给工会使用[15]。李立三和毛泽东利用这笔资金，成立了工人消费合作社，即中共的第一个工人股份制企业，也是工人的利益自卫组织，将工人的罢工成果转化为工人消费合作社的股本。后来，在毛泽民等人的加入和努力下，工人消费合作社扩大经营规模，除了销售粮油等生活必需品、日常生活用品外，还出售工人做工需要的劳保用品。因为减少了中间商贩的盘剥和中转成本，工人消费合作社的商品价廉物美，并且工人消费合作社提出，凡是入股工人可以使用最优内部价格购买商品，所以吸引大量工人及其家属入股工人消费合作社。当时工人的工资大多以银元支付，但实际生活中的零碎商品仍以铜板做为结算货币，因此，工人消费合作社无偿帮助工人兑换银元的业务应运而生，有效避免资本家通过拉低和哄抬银元价格，对工人进行二次盘剥，提高工人每个月的可实际支配收入。此外，工人消费合作社仿照西方现代公司体系，有专门人员负责会计工作，定期向工人股东报告合作社日常收支，红利分配等情况，既让工人享受到罢工维权带来的优惠，又让工人体会到当家做主的滋味。

工人的维权手段主要是简单粗暴的罢工行为，这不可避免会发生流血事件，对此，中共设置救济委员会，尽可能帮助工人减少损失，安抚工人。在二七大罢工失败后，全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大量共产党人和工人被直系军阀抓捕甚至杀害。但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依旧把救助权益受损的工人作为基本任务，积极奔走，设法营救被抓捕的工人，并经京汉铁路总工会组织募捐，通过专门设立的救济委员会，将各界捐款送到在罢工中受伤的工人或工人家属手中，主动承担牺牲工人的身后事和家属的赡养工作。救济委员会的工作不仅安顿罢工工人的后续生活，安慰牺牲工人的家属，还帮助解决罢工工人的后顾之忧，勉励参与罢工斗争的工人。时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邓中夏认为，“这种救济事业，有极重大的意义，不单直接安慰被难者，实亦间接安慰全体工人。”[8]91使得工人在维权过程中享有“主人翁”的尊严，对中共损益共担的归属感日益加强。

（三）通过法律手段保护合法权益

罢工是上世纪20年代初期工人维护自身权益的主要方式，但罢工不应是唯一方式，中共带领工人运用法律手段，推行劳动立法，避免资方或政府推诿责任，随意解释工人权益。

1922年第一次劳动大会召开前夕，中共早期领导人李达，就已关注到如何合法地维护工人权益。为此，他主张推行劳动立法运动。1922年，中共二大通过了《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决议案》，明确指出：“工会进行劳动者的经济改良运用，必须进于为劳动立法运动。”[10]12恰逢第一次奉直战争结束，直系军阀吴佩孚获胜，宣扬法统重光，重启国会，进行宪制。中共抓住这一契机，乘势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劳动立法运动。

中共早期革命家大多有留学背景或接触过西方教育，对欧美劳工保障体系和俄共工人阶级权益有一定了解。因此，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借鉴西方劳动法，基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坏境，广泛采纳各产业工人代表的意见，草拟了《劳动立法原则》与《劳动法案大纲》，并传发给各劳动分部和所辖工会。《劳动立法原则》从保障政治自由、改良经济生活、参加劳动管理和保证劳动补习四项基本原则出发，阐述劳动立法运动的必要性。《劳动法案大纲》提出了十九条具体要求，规定工人应享有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管理权利和受教育的权利。具体来说，在政治权利上：劳动者有集会结社、同盟罢工、团体缔结和国际联合的权利。在经济权利上：第一，由国家政府和全国总工会共同商议最低工资标准。第二，对日工、夜工、未成年工人、农工、怀孕女工等各类工种做出明确的工时和休假时长规定。第三，禁止女性和未成年男性从事夜工，并且严禁雇用16岁以下的童工。第四，由雇主或政府完全出资为工人设保，保障了受意外伤害工人的合法权益。在参与管理上：工人可选派代表参加政府针对企业设立的劳动检查局，拥有对公私企业和机关的管理监督权力。在受教育权利上：国家以法律保证男女工人均有接受教育的权利[7]331-332。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了推动政府通过劳动法案，联合工人和新闻媒体向政府施压。向全国各工会发出通告，发动工人迅速行动起来，壮大立法声势。唐山各产业工会第一个响应号召，成立“唐山劳动立法大同盟”，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通电全国工会并致电国会议员，恳请议员听取民意，通过《劳动法案大纲》。武汉、上海、天津等工业发达城市的劳动组合书记处联合一致，着手组织全国性的“劳动立法运动大同盟”，致电国会议员，集合工人赴京请愿。为了进一步扩大宣传，贏得社会舆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组织工人代表，在北京举办了新闻记者招待会，与参会的新闻记者达成共识，使得新闻记者同意运用媒体为工人主持公道，向社会宣传关于劳动立法运动的消息。随后，中共召开国会议员招待会。招待会上，邓中夏向国会代表分析国内工人运动形势和通过《劳动法案大纲》的必要性，要求国会给予工人相应政治的地位和改良经济生活的权利。

1922年，直系军阀控制的国会最终没有通过《劳动法案大纲》，但是立法事件向广大工人、社会群体宣传了劳工的法律权益，得到了广大工人和各界群众的拥护，拓宽了工人维权的路径。

三、中共创立初期维护工人权益的效果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工人阶级是随着工业发展而客观存在的“自在阶级”，只有当他们意识到团结为全国性的政党或团体，自觉维护本阶级利益时，才转变为“自为阶级”。中共通过宣传教育、机构建设、法律建设，提升工人觉悟，使得工人更愿意、也更敢于参加工人运动、参加国民大革命。在这个过程中，部分先进的工人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带领更多的工人和民众追求进步，推动社会变革。

（一）促成工人阶级的成长

工人通过中共的帮助，开展了争取经济、政治、文化等权益的罢工活动，打击了资本家和军阀力量。在中共成立的初期出现了两次全国工人运动高潮，代表性的有：1922年的香港海员罢工、1922年的安源路矿大罢工、1925年的上海、青岛日商纱厂工人罢工、1925年的省港罢工等。在这些维权斗争中，工人从单独的工厂罢工或单一的行业罢工或单一的地域性罢工，发展到全国性的同盟罢工。在中共的指导和援助下，即使经历了例如二七惨案、五卅惨案等打击，工人依旧坚定且紧密地围绕在中共的周围。在中共的指导下，工人主动联合农民，建立维权统一战线;联系国外工人阶级组织，加入赤色职工国际，与国外维权工人达成运动同盟。除此之外，1925年，在上海总工会的组织下，工人拥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即工人纠察队，用来抵抗五卅运动中反动势力的破坏行为，这也引发全国各地工人、工会学习。依靠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力量，工人逐渐在与资方和北洋政府的权益斗争中掌握主动权，并以成为国民革命运动中先锋军的自觉，积极地维护社会秩序，打击反革命势力。

在与帝国主义和北洋政府的反复斗争中，工人认识到想从根本上维护自己的权益，就要进行政治上的变革，不打倒军阀就无法取得反帝运动的胜利，也就不能逃离压迫，实现阶级解放。1926年，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公开发布《为促进北伐向国民政府请愿书》，工人吁请中华国民政府出师北伐，肃清国内军阀，且工人愿意参与国民大革命，成为国民政府后盾[14]1018-1019。同年，国民政府成立国民革命军，从广东起兵，挥师北上。省港罢工委员会组织了3000余人的运输队、卫生队和纠察队，广九、广三和粤汉三铁路总工会组织了工程队、电话队、运输队等工人后援部队直接随军出征。而在国民革命军的北上路程中，战线沿途工人主动为国民革命军提供便利，如：铁路工人破环交通要道，航运工人拒绝为军阀运输物资等。1927年，即使国民党新右派推行绥靖政策和内部清党活动，国共两党的合作陷入僵局，工人仍然顾全大局，坚持支援国民革命军向北挺进。在国民政府财政日渐吃紧的情况下，湖北省总工会自发成立湖北工农商学妇代表团和伤病救护委员会，工人代表前往前线慰问战士，帮助国民政府救助伤兵[16]。

（二）中共实力及影响力的扩大

工人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实力增长最直接和最明显的体现。1922年7月中共二大召开时，工人党员有21人，占党员总数的11%[17]。随着民族矛盾、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中共三大鉴于党当前的工作形势和党员成分构成，提出大力在工人中培养党员的方针。通过党员推荐，所属工会推优，中共吸收了大量进步工人入党。随着“工农联盟”“统一战线”口号的提出，中共开始重视对农民、革命分子、中小商人的吸纳。但在这个前提下，1927年中共五大召开时，工人党员仍占党员总数的50.8%[18]。由此可以看出，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工人已然是中共的中坚力量。

除此之外，中共领导的工会规模不断扩大，成为当时中共组织工人运动、开展革命最强大的组织力量。全国各地方性质的总工会组织发展势头猛烈，经上海总工会统计，至1926年6月，上海总工会所辖工会75个，会员达4万余人[19]。1926年，第三次劳动大会的统计报告显示：各产业和行业工会实现了联合，各工业发达城市成立了地方总工会，全国工会组织达到400余个，工会会员124万人[14]812-813。在此基础上，按照工会章程，每位工人每月须向所属工会缴纳一定数额的常月费，这还为中共带来稳定的流动资金，不但可以用来维持工会日常办公的开销，而且还可以分担中共革命活动经费，减轻了中共的财政负担。据统计，到国共第一次合作将近完结之时，即1927年，中共大概能够影响近300万工厂、矿山和铁路的工人，其政策方针可以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20]。

中共创立初期的中国积贫积弱，军阀割据妄图复辟帝制，国外势力虎视眈眈，民主、共和难以实现。在1912—1922年的十年间，孙中山陆续发动了二次革命、护国战争和护法运动，但均宣告失败。而1922年，香港海员罢工的胜利，让孙中山意识到工人才是变革社会的关键力量，更关注到在这次罢工中，发挥巨大作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期间，中共展现了出色的组织动员和社会宣传能力，带领工人进行了轰轰烈烈的维权斗争，使得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认识到中共在动员群众、变革社会中的重要性。二七惨案后，全国各地工人运动陷入低潮，中共组建的工会被封闭或被破环，中共需要联合其他力量，重新复兴工人运动。因此，在共产国际的推进下，1924年，国共实现第一次合作，意味着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中共可以自由公开地进行政治活动，加大对工人以及群众政治动员的力度和广度，恢复和发展工人运动。同时，密切了中共与其他革命政党、团体的联系，极大地提升了中共的政治影响，促成国民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

四、中共创立初期维护工人权益的当代启示

预知大道，必先为史。中国共产党百年风雨，其奋斗史是当下建设和发展最好的教科书和引路人。重温这段中共和工人相互成长的历史，剖析这段中共维护工人权益的原因、效果和方式的历史，找到中共建党的初心，为新时代中共政治话语的宣传方式找寻有效途径，为新时代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法论。

（一）坚持实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初心

立党之初，由于工人对权益认识不清，没有科学的维权方法，中共党员深入一线，了解工人对改良生活的迫切需要，正确引导工人阶级力量，通过罢工、制定法律、变革政府等方式，带领这股力量维护广大人民权益。践行《共产党宣言》中提到的，“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21]在社会高速转型发展的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下各个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调整，使得人民在社会资源分配上暂时得不到满足，个别社会强势主体与众多社会弱势群体之间不能合理公正地分配国家资源。因此，党和政府应注意协调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实现各阶层和利益群体的利益均衡，以充分调动社会各利益群体、各阶层的积极性。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强调党和政府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上。不忘初心，不负期望，新时代党和政府的工作要怀着历史选择、人民托付的强烈责任感，不断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2019年的新年贺词中，习近平总书记重申，“人民是共和国的坚实根基，人民是我们执政的最大底气。”[22]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初心，秉持党既是人民的领导者，带领人民群众构建美好生活，更是人民的服务者，服务帮助人民享受现代化带来的便利的态度，为构建自由美好的联合体而奋斗。以百姓之心為心，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也是未来开展各项工作的恒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党在开展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二）运用更多元化的政治话语宣传载体

在中共创立初期对工人的宣传教育中，中共就要求各教员在教授知识时，要使极落后的工人苦力都能懂得中共的政治意图，因此，中共早期革命活动家们都使用生活化的口语，力求通俗化，尽力编著易懂的问答、歌谣或小册子。可见，既是对群众的政治话语宣传，那么首先要贴近生活事实，即接地气，要基于当下人民对美好生活需求的愿望，展开党和政府的政治宣传。其次是加强针对性，知道不同人群的需要，才能在口头、文字、行动上迎合他们的心理。新时代中共对民众的政治宣传教育应因地制宜。学校、企事业单位、社区、乡镇和广大农村，不同的社会团体应采取恰当的宣传和教育方式，充分尊重被宣传和教育对象的主体性和特殊性，与之形成良性互动才能有效激发他们拥护党和政府，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主观能动性

科技在改变着人类生活，全媒体时代已经来临。现代大众传媒已经成为影响群众思想和行为的一个重要媒介，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对群众进行政治宣传的一个重要手段。从工人运动时期的宣传册、报刊、集会等动员手段，到新型动员媒介——大众传媒，特别是互联网在传播政策的运用，如微博问政、政务微信公众号、学习强国APP等，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政治宣传教育模式，极大地拓宽各类政务信息的覆盖面。在利用传统宣传教育的手段同时，建立在互联网条件下，人民群众可以多样化、自主化、便捷化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网络体系，可以保证政务信息传达的科学性和实效性。与此同时，大众传媒既为政治话语宣传教育的实施者提供了条件，也对人民群众对不良信息的筛选能力、发布者对政务信息的把关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利用大众媒体进行政治宣传教育时，我们也需要加强网络文明监管，引导群众树立正确价值取向，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三）建设更贴近人民群众的基层党组织

诚如中共早期领导的工会和职工学校，扎根于每个产业、每个工人身边，在工人群众中普及文化知识、启蒙阶级意识，及时关心、维护工人阶级切身利益，才能赢得职工群众的信赖和支持。在罢工中，凡各项重大问题，从决定罢工到具体部署，都是由党支部开会讨论决定，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核心领导作用。当前中国体制的变迁和政策的转轨，加大了社会运行风险，打破了中国基层社会原先的稳定。新旧社会利益主体的矛盾、新旧价值观的碰撞、多层次多样性的利益诉求，对党的统筹安排和利益协调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旦因双方沟通不畅而导致信息失衡，则极易拉大党和人民的距离，使得中共与人民的同盟出现松动，导致一些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

基层党组织是党各项方针、政策的执行者，处于党直接面对群众的第一线。对此，建设更贴近人民群众的基层党组织，着力解决基层党组织弱化、虚化、边缘化的问题，直面人民群众现实生活中最需要解决的问题，聚焦社会热点，勇于正视和应对人民内部矛盾，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基层党组织去深入了解群众的利益诉求，去通俗易懂地向人民群众传递党和政府的声音，展示当代社会主流思想和核心价值观，及时、真切、广泛、持久地深入群众，动员群众，帮助群众，做到真正地把群众面临的问题发现出来，把群众的意见反映上来，把群众创造的经验总结出来。这样，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才能将自己的方针、政策真正落实到各个领域和基层单位;才能和民众达成有效的沟通，整合社会各阶层、群体、组织的诉求，形成最大规模的社会认同;才能有的放矢，帮助群众扩展合法、有序的公民政治参与路径，共建美好中国。

注释：

①“中国共产党创立初期”一词出现在很多期刊、学位论文中，但关于起止时间的界定问题尚未统一。依据本文研究方向，并考虑到从1921年中共创立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期间，尚未建立政权的中共把在城市扩大工人阶级基础，领导工人运动作为工作重心。因此，将“中国共产党创立初期”定为1921—192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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