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知唐詩者，觀此足矣”*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新論

鞏本棟

提要：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的編選，既利用了宋敏求家藏的唐人行卷、唐詩总集，也利用了數量衆多的唐詩别集。對其編選宗旨和傾向的探求，既不應忽略其文獻來源，也不能離開王安石文學思想觀念和是書本身。王安石主張爲文應“有補於世”，故所選多關涉社會政治，雖詠史懷古、寫景詠物、抒發閒情逸志之作，亦着眼於其有益於世道人心的一面。是書的編選，因在王安石嘉祐四年上書仁宗而不報之後，心緒低抑，故又多選憂怨不平之作。作爲政治家，王安石重視詩歌的現實作用，强調文要得體；作爲文學家，王安石對曲盡人情物態的作品，往往情有獨鍾： 這些也都成爲其選詩的重要標準和特點。《唐百家詩選》編成後，雖爭議不斷，但也産生了廣泛和深遠的影響。

關鍵詞： 王安石 《唐百家詩選》 宗旨 傾向 心態

由王安石編選的《唐百家詩選》，也許是史上最神秘、争議最多的一部唐詩選本了。王安石對此書很自負，有云：“欲知唐詩者，觀此足矣。”後之贊同者或備極推崇，而反對者則以爲“是書去取，絶不可解”，甚至對此書的編選者也提出質疑，認爲它是宋敏求所編。議論紛紜，迄無定論。然則究竟應怎樣認識這部唐詩選本，實值得進一步探究。

一 前人諸説之檢討

《唐百家詩選》由王安石編選而成，這原本是没有問題的。因爲王安石在《唐百家詩選序》中説得很明白：

安石與宋次道同爲三司判官。時次道出其家藏唐詩百餘編，諉余擇其精者，次道因名曰《百家詩選》。廢日力於此，良可悔也。雖然，欲知唐詩者觀此足矣。(1)《王荆公唐百家詩選》卷首，《中華再造善本》集部唐宋編影印上圖藏宋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

序很簡短，然語意明白： 宋敏求請王安石據其家藏的唐人詩集編一部唐詩選，並取名《唐百家詩選》，時間大致在宋仁宗嘉祐四、五年間(1059—1060)，兩人時同爲三司度支判官。

這本無疑義的事，到了南宋卻出現了問題。這就是紹興年間晁公武提出的編者爲宋敏求説。他在《郡齋讀書志》中著録：“《唐百家詩選》二十卷”，並説：“右皇朝宋敏求次道編。次道爲三司判官，嘗取其家所藏唐人一百八家詩，選擇其佳者，凡一千二百四十六首，爲一編。王介甫觀之，因再有所去取，且題云：‘欲觀唐詩者，觀此足矣。’世遂以爲介甫所纂。”(2)晁公武撰、孫猛校證《郡齋讀書志校證》卷二“總集類”，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頁1065—1066。其後，清人編《四庫全書》，也認爲晁公武之説“其言當必有自”(3)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六，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頁1693。，儼然成爲一説。然而，余嘉錫先生不以爲然。他指出：“夫公武之言，縱得之父兄緒論，豈若安石所自言者之尤足信乎？”(4)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卷二四，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1568。此一問頗有力。故經余先生反復辨駁之後，其説漸息。不過，近年又有學者注意到蘇頌在《龍圖閣直學士修國史宋公神道碑敍》中羅列宋敏求的撰述時，就有“《百家詩選》二十卷”的記載，於是重新提出此一問題，認爲“晁公武所説近乎真實”。(5)查屏球《名家選本的初始化效應——王安石〈唐百家詩選〉在宋代的流傳與接受》，《安徽大學學報》2012年第1期，頁63。我們不同意這種看法。

其實，我們只要細讀一下蘇頌的《龍圖閣直學士修國史宋公神道碑敍》，就會發現他的記載是有疑點的。他説宋敏求“纂唐文章之散逸、卷部不倫者，有《李翰林集》三十卷、《李北海集》十五卷、《顔魯公集》十五卷、《劉賓客外集》十卷、《孟東野集》十卷、《李衛公别集》五卷、《百家詩選》二十卷，復采晉唐人詩歌見於石者，作《寶刻叢章》三十卷”。然《唐百家詩選》顯然不屬於“唐文章之散逸、卷部不倫者”。再看當日范鎮所作的《宋諫議敏求墓志銘》，詳列宋敏求平生著述，與蘇頌同，然獨不著《唐百家詩選》之書。(6)杜大珪《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一六，文淵閣四庫全書本，450册，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頁333。可見范鎮就不認爲《唐百家詩選》是宋敏求所編的，而蘇頌所以這樣説，大概是因爲《唐百家詩選》的書名是宋敏求取的，所以也就將其列入了宋氏的著述。

王安石對於自己編選的這部《唐百家詩選》十分自負，加之他編此書時雖是在三司度支判官的任上，但到了宋神宗熙寧初年，其位已至宰輔，與神宗一起力主變法，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日高。這就使得此書更易爲人矚目。於是，這部書的編選宗旨究竟如何，對它又應該如何認識，便不免衆説紛紜了。

此書最早的刊本當是北宋哲宗元符元年(1098)楊蟠刻本(7)楊蟠，字公濟，章安人，舉進士，官至知壽州。他與王安石是同時代的人，與蘇軾有唱和，歐陽修亦曾稱其詩。《東都事略》卷一一五、《宋史》卷四四二有傳。。其序曰：

詩之所可樂者，人人能爲之，然匠意造語，要皆安穩愜當，流麗飄逸，其歸不失於正者。昔人之所長也，思采其長而益己之未至，則非博窺而深討之不可。夫自古風騷之盛，無出於唐，而唐之作者不知幾家，其間篇目之多，或至數千，盡致其全編，則厚幣而不足以購寫，而大車不足以容載，彼幽野之人何力而致之哉？丞相荆國王公，道德文章，天下之師，於詩尤極其工，雖嬰以萬務，而未嘗忘之。是知詩之爲道也，亦已大矣。公自歷代而下，無不考正，於唐選百家，特録其警篇，而杜、韓、李所不與，蓋有微旨焉。噫！詩繫人之好尚，於去取之際，其論猶紛紛。今一經公之手，則帖然無復以議矣。合爲二十卷，號《唐百家詩選》。得者幾希，因命工刻板以廣其傳。細字輕帙，不過出斗酒金而直挾之於懷袖中，由是人之几上往往皆有此詩矣。予将命友以文，共求昔人之遺意而商榷之。有觀此百家詩而得其所長，及明荆公所以去取之法者，願以見告，因相與哦於西湖之上，豈不樂哉？(8)《王荆公唐百家詩選》卷首。又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卷一一二著録《王荆公唐百家詩選》殘本十一卷(宋刊本汲古閣舊藏)，並載其序(中華書局，1990年，頁1273—1274)。

對王安石編的這部唐詩選備加推崇，然對其編選宗旨的理解卻不自信。這種認識在當時帶有很大的普遍性。胡仔《苕溪渔隱叢話》前集卷三十六引陳正敏《遯齋閒覽》就説：“公選此詩，自有微旨，但恨觀者不能詳究耳。”(9)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六，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頁242。後來倪仲傅重刊此書，也在序言中説：“音有妙而難賞，曲有高而寡和，古今通然，無惑乎《唐百家詩選》之淪没於世也。予自弱冠肄業於香溪先生門，嘗得是詩於先生家藏之秘籍。竊愛其拔唐詩之尤，清古典麗、正而不冶，凡以詩鳴於唐有驚人之語者，悉羅於選中，於是心惟口誦，幾欲裂去夏課而學焉。……故鏤板以新其傳，庶幾丞相荆國公銓擇之意有所授於後人也。雅德君子，儻於三冬餘暇，玩索唐世作者用心，則發而爲篇章，殆見遊刃餘地，運斤成風矣。”(10)《唐百家詩選》卷首，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344册，頁565。又《皕宋樓藏書志》卷一一二著録《王荆公唐百家詩選》二十卷(何義門手校本)，亦録此序，頁1272—1273。其意與楊蟠略同，然對是書的“銓擇之意”，亦未詳言之。至清人編《四庫全書》，遂認爲“是書去取，絶不可解。自宋以來，疑之者不一，曲爲解者亦不一”。(11)《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六《唐百家詩選提要》，頁1693。

也許是因爲“不可解”，所以會有質疑者，有曲爲之解者。比如晁説之就説：“王荆公與宋次道同爲羣牧司判官，次道家多唐人詩集，荆公盡即其本擇善者籤帖其上，令吏抄之。吏厭書字多，輒移荆公所取長詩籤置所不取小詩上。荆公性忽略，不復更視。唐人衆詩集，以經荆公去取皆廢。今世所謂《唐百家詩選》曰荆公定者，乃羣牧司吏人定也。”(12)邵博《邵氏聞見後録》卷一九引，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147。近人傅增湘從王安石編《四家詩選》以取書先後排列四人順序，推測邵氏之説或可信。參其所撰《藏園羣書題記》卷一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頁950—951。然其説之不可據，清人已駁之。閻若璩謂觀是書(殘宋本八卷)，“去取頗精，足徵老眼無花，則《邵氏聞見録》云云，疑傳聞非實事”。(13)閻若璩《跋初刻〈唐百家詩選〉》，《潛邱札記》卷五，文淵閣四庫全書本，859册，頁512。王士禛則指出：“余觀新刊《百家詩選》，又不盡然。如删長篇，則王建一人入選者凡三卷，樂府長篇悉載，何未刊削？王右丞、韋蘇州十數大家，何以絶句亦不存一字？余謂介甫一生，好惡拂人之性，是選亦然，庶幾持平之論爾。”(14)王士禛《分甘餘話》卷二，文淵閣四庫全書本，870册，頁566。余嘉錫先生認爲這可能是安石黨人見其書去取不愜人意，遂造爲此説，以爲辨解，而託之晁説之口(見《四庫提要辨證》卷二四，頁1567)。其説可參。亦有對所選具體作品提出質疑者，如宋人蔡絛謂書中選“張祜《惠山寺詩》‘泉聲到池盡，山色上樓多’，而不取《孤山寺詩》‘樓臺聳碧岑，一徑入湖心。不雨山長潤，無雲水自陰。斷橋荒蘚澀，空院落花深。猶憶西窗月，鐘聲在北林’。又賈島平生得意句‘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復不取，而載‘寫留行道影，焚卻坐禪身’。不知意果如何？”(《西清詩話》卷下，《稀見本宋人詩話四種》，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220)

又有人以爲王安石原非有意選詩，故未必有何明確的編選宗旨。宋人朱弁就説，王安石只是“借唐人詩集日閲之，過眼有會於心者，必手録之。歲久殆録遍。或取其本鏤行於世，謂之《百家詩選》。既非介甫本意，而作序者曰： 公獨不選杜、李與韓退之，其意甚深。則又厚誣介甫而欺世人也。”(15)朱弁《風月堂詩話》卷下，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頁107。朱熹也説：“荆公《唐選》，本非其用意處，乃就宋次道家所有而因爲點定耳。觀其序引有‘費日力於此，良可惜也’之嘆，則可以見此老之用心矣。夫豈以區區掇拾唐人一言半句爲述作，而必欲其無所遺哉？且自今觀之，其所集録，亦只前數卷爲可觀。若使老僕任此筆削，恐當更去其半乃厭人意耳。”(16)朱熹《答鞏仲至書》，《晦庵集》卷六四，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145册，頁219—220。朱弁、朱熹的話似很通達，雖並未能解決問題，然他們都注意到此書編選的客觀因素：“就宋次道家所有而因爲點定”，即此書的文獻來源問題。

其實，王安石自己説得很明白，他選此書，所依據的是宋敏求的“家藏唐詩百餘編”。宋人黄伯思也早説過：“王公所選，蓋就宋氏所有之集而編之，適有百餘家，非謂唐人詩盡在此也。其李、杜、韓詩可取者甚衆，故别編爲《四家詩》，而楊氏(楊蟠)謂不與此集，妄意以爲有微旨，何陋甚歟。”(17)黄伯思《跋百家詩選後》，《東觀餘論》卷下，文淵閣四庫全書本，850册，頁349。南宋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卷十五著録此書，亦云：“王安石以宋次道家所有唐人詩集選爲此編，世言李、杜、韓詩不與爲有深意，其實不然。按此集非特不及此三家，而唐名人如王右丞、韋蘇州、元、白、劉、柳、孟東野、張文昌之倫，皆不在選。意荆公所選，特世所罕見，其顯然共知者，固不待選耶？抑宋次道家獨有此一百五集，據而擇之，他不復及耶？未可以臆斷也。”(18)陳振孫： 《直齋書録解題》卷一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444。《四家詩選》此且不論，(19)對於《四家詩選》的編選和四家順序的排列，時人亦議論紛紜。如王鞏《聞見近録》載：“黄魯直嘗問王荆公：‘世謂《四家選詩》，丞相以歐、韓高於李太白耶？’荆公曰：‘不然。陳和叔嘗問四家之詩，乘間簽示和叔。時書史適先持杜集來，而和叔遂以其所送先後編集，初無高下也。李、杜自昔齊名者也，何可下之？’魯直歸問和叔，和叔與荆公之説同。今人乃以太白下歐、韓而不可破也。”(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037册，頁209)然釋惠洪在《冷齋夜話》中卻有不同的記載。他説：“舒王以李太白、杜少陵、韓退之、歐陽永叔詩編爲《四家詩集》，而以歐公居太白之上，世莫曉其意。舒王嘗曰：‘太白詞語迅快，無疏脱處，然其識污下，詩詞十句九句言婦人、酒耳。歐公，今代詩人未有出其右者，但恨其不修《三國志》而修《五代史》耳。如歐公詩曰‘行人仰頭飛鳥驚’之句，亦有佳趣，第人不解耳。’”(《冷齋夜話》卷五“舒王編四家詩”條，《稀見本宋人詩話四種》，頁49—50)胡仔《苕溪漁隱詩話》前集卷六引陳正敏《遯齋閒覽》則又曰：“或問王荆公云：‘編《四家詩》以杜甫爲第一，李白爲第四，豈白之才格詞致不逮甫也？’公曰：‘白之歌詩豪放飄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于此而已，不知變也。至於甫，則悲懽窮泰，發斂抑揚，疾徐縱横，無施不可。故其詩有平淡簡易者，有綺麗精確者，有嚴重威武若三軍之帥者，有奮迅馳驟若泛駕之馬者，有淡泊閒靜若山谷隱士者，有風流醖藉若貴介公子者。蓋其詩緒密而思深，觀者苟不能臻其閫奥，未易識其妙處。夫豈淺近者所能窺哉？此甫所以光掩前人，而後來無繼也。元稹以謂兼人所獨專，斯言信矣。’”(頁37)此不贅引。以常理推之，陳繹所以要向王安石請教四家詩的問題，其根本原因還在於他對《唐百家詩選》未選李、杜、韓等人也有疑惑，故王安石再編《四家詩選》，雖加入了歐陽修，然在很大程度上，實有彌補《唐百家詩選》不足的用意，至於四家詩編排的順序，諸家所説雖有矛盾，然杜在李前則無問題，而就中當然也體現了王安石關於李杜優劣的看法。容另文論之。但有一點可以確定，那就是《唐百家詩選》的資料來源是宋敏求的家藏。因而，在討論《唐百家詩選》的編選宗旨之前，客觀的文獻來源是我們不能不考慮的重要因素。

王安石編纂《唐百家詩選》的具體文獻來源如何呢？

二 “喜藏異書”： 從宋氏藏書看《唐百家詩選》的編纂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的文獻來源是宋敏求收藏的百餘種唐人詩集(20)見前引晁公武謂“一百八家詩”，陳振孫謂“一百五集”。，但這百餘種唐詩的具體情形如何呢？這要從宋氏藏書説起。

宋氏是北宋著名的藏書世家，尤其是到了宋綬一代，又得到畢士安、楊徽之兩家的珍藏，藏書數量大增。晁説之説：“惟是宋宣獻家四世以名德相，繼而兼有畢丞相、楊文莊二家之書，其富蓋有王府不及者。”(21)晁説之《劉氏藏書記》，《景迂生集》卷一六，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118册，頁308。可見其藏書之多。然這裏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還不是宋家的藏書數量，而是他的“擇之甚精”，“喜藏異書”(22)沈括《夢溪筆談》卷二五，文淵閣四庫全書本，862册，頁852。，即不只求多，更重視專藏，追求精善。葉夢得曾對此作過一個評價。他説：“本朝公卿家藏書，惟宋宣獻最精好而不多。蓋凡無用與不足觀者，皆不取。故吾書每以爲法也。”又曰：“古書自唐以後，以甲、乙、丙、丁略分爲經、史、子、集四類，承平時，三館所藏，不滿十萬卷，《崇文總目》所載是也。公卿名藏書家如宋宣獻、李邯鄲，四方士民如亳州祁氏、饒州吴氏、荆州田氏等，吾皆見其目。多止四萬許卷，其間頗有不必觀者。惟宋宣獻家擇之甚精，止二萬許卷，而校讎詳密，皆勝諸家。”(23)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一七四，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頁5210。言語之中，備極推崇。

宋綬的學術傾向和藏書、校書觀念直接影響了宋敏求。宋敏求承繼其家學，既博且專，較之其父，已是青出於藍。宋綬撰述較少，敏求則著述甚多。宋綬於唐史多有研究，並始編《唐大詔令集》，然是書之成則在敏求之手，且敏求更撰唐武宗以下六朝實録，纂唐代地志，集唐人世系、遺事，其所涉範圍之廣和用力之深皆遠超其父；宋綬治史已關注本朝，關注典章制度，撰有《鹵簿圖》十卷，而敏求則對本朝史、對典章制度的探究尤爲重視，編撰《閣門儀制》、《蕃夷朝貢録》、《元會故事》、《春明退朝録》等，多存一代故實；宋綬有《歲時雜詠》，“手編古詩及魏晉迄唐人歲時章什一千五百有六，釐爲十八卷”，(24)晁公武撰、孫猛校證《郡齋讀書志校證》卷二“總集類”，頁1066—1067。敏求則輯校、整理唐集，録存唐人詩碑等，成績亦超過其父。宋綬藏書、校書崇尚專精，敏求更進一步將這種私藏的特色推廣至秘閣的藏書校書。(25)據蘇頌所云，“其爲修撰，言館閣四部書猥多舛駁，請以《漢(書)·藝文志》目購尋衆本，委直官重複校正，然後取歷代至唐録所載，第爲數等，擇其善者校留之，餘置不用，則秘書得以完善也。”(蘇頌《龍圖閣直學士修國史宋公神道碑敍》，《蘇魏公文集》卷五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092册，頁550)足見其藏書傾向。宋敏求著述很多，惜未能全部保存下來，今天我們能見到的，主要有《唐大詔令集》一百三十卷(缺卷一四至二四、八七至九八計23卷)、《長安志》二十卷、《河南志》四卷(原書佚，今存清人徐松輯本)、《春明退朝録》三卷、輯校唐人集如《李翰林集》、《顔魯公集》、《劉賓客外集》、《李衛公别集》、《孟東野集》等多種。數量雖不算很多，然多精善，足見出他在唐代文史文獻整理、編纂和研究方面的成績和貢獻。

宋敏求不但藏書多而專精，且注重校讀和流通，隱然已具有現代社會藏書的觀念和意識。在日常生活中，他每每與其子侄輩校閲討論，孜孜不倦。家中藏書許人借讀，士子多喜歡在春明坊宋家附近租賃房屋，以便閲讀。(26)朱弁《曲洧舊聞》卷四載：“宋次道龍圖云：‘校書如掃塵，隨掃隨有。’其家藏書皆校三五遍者。世之畜書，以宋爲善本。居春明坊。昭陵時，士大夫喜讀書者多居其側，以便于借置故也。當時春明宅子比他處僦直常高一倍。陳叔易常爲予言此事。嘆曰：‘此風豈可復見耶！’”(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頁141)。又，宋敏求外任，亦有士人就其家借讀之。比如宋知亳州，劉恕“枉道就借觀之。……獨閉門晝夜讀且抄。留旬日，盡其書而去。目爲之翳。”(司馬光《傳家集》卷六八《劉道原十國紀年序》，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094册，頁629)他又與同時士人王欽臣、吕大防、歐陽修、曾鞏、王安石等交往甚多，藏書、校書、編書等，成爲他們言談交往的重要内容之一。比如他與王欽臣相約交换藏書和藏書目録，互通有無，(27)徐度《卻掃編》卷下云：“予所見藏書之富者，莫如南都王仲至侍郎家。其目至四萬三千卷，而類書之卷帙浩博，如《太平廣記》之類，皆不在其間，雖秘府之盛，無以踰之。聞之其子彦朝云，其先人每得一書，必以廢紙草傳之。又求别本參較，至無差誤，乃繕寫之。必以鄂州蒲圻縣紙爲册，以其緊慢厚薄得中也。每册不過三四十頁，恐其厚而易壞也。此本專以借人，及子弟觀之，又别寫一本。尤精好，以絹素背之，號鎮庫書，非已不得見也。鎮庫書不能盡有，纔五千餘卷。蓋嘗與宋次道相約傳書，互置目録一本，遇所缺則寫寄，故能致多如此。”(文淵閣四庫全書本，863册，頁797)。可見王欽臣的藏書由宋家所得甚多。與吕大防書籍往來，(28)如吕大防從宋敏求借孔安國《古文尚書》。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一著録《古文尚書》十三卷，曰：“右漢孔安國以隸古定五十九篇之書也。蓋以隸寫籀，故謂隸古。其書自漢迄唐，行於學官。明皇不喜古文，改從今文，由是古文遂絶。陸德明獨存其一二於《釋文》而已。皇朝吕大防得本於宋次道、王仲至家，以較陸氏《釋文》，雖小有異同，而大體相類。觀其作字奇古，非字書傅會穿鑿者所能到。學者考之，可以知制字之本也。”(《郡齋讀書志校證》，頁51—52)與曾鞏辨《鮑防詩集》爲《鮑溶詩集》之訛，(29)曾鞏《鮑溶詩集目録序》曰：“《鮑溶詩集》六卷，史館書舊題云《鮑防集》五卷。《崇文總目》敍别集亦然。知制誥宋敏求爲臣言，此集詩見《文粹》、《唐詩類選》者，皆稱鮑溶作。又防之《雜感詩》最顯，而此集無之。知此詩非防作也。臣以《文粹》、《類選》及防《雜感詩》考之，敏求言皆是。又得參知政事歐陽修所藏《鮑溶集》，與此集同。然後知爲溶集決也。史館書五卷，總二百篇。歐陽氏書無卷第，纔百餘篇，然其三十三篇史館書所無。今别爲一卷附於後，而總題曰《鮑溶詩集》六卷。蓋自先王之澤熄而《詩》亡，晩周以來作者嗜文辭抒情思而已，然亦往往有可采者。溶詩尤清約謹嚴，而違理者少，亦近世之能言者也。故既正其誤謬，又著其大旨以傳焉。”(《曾鞏集》卷一一，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頁192)可知《鮑溶詩集》的辨證實由宋敏求而發之，其間他與曾鞏、歐陽修整理唐集、商量學問的許多細節，亦由此可見。出其所藏請王安石編爲《唐百家詩選》等等，皆是其例。

宋氏喜藏異書的特點，首先體現在《唐大詔令集》的編纂上。帝王詔令的編纂，前代已有，而宋綬收藏唐代詔令並編爲一集，卻有自己的獨特之處，那就是收録“唐之德音、號令非常所出者”。這與宋氏“喜藏異書”，“最號精密”的藏書特點完全相符。所謂“唐之德音、號令非常所出者”，當指那些諸如妃嬪册文、皇太子加冠、廢退、王妃入道的詔書等等。然宋綬所收輯的材料，實已遠不止此。所以，宋敏求在其父身後續編此書，不但成書很快，而且其編纂宗旨也擴大到了“常所出”的詔令。如大臣的任命罷免、政事的處理等詔令制誥，便已超出了“非常所出”的範圍。而卷帙的編排，類目的劃分，所體現的，更是宋敏求本人的思想學術傾向了(此且不論)。

那麽，宋敏求家藏的“唐詩百餘編”是否也屬於“非常所出者”呢？回答是肯定的。趙彦衛説：

唐之舉人，多先藉當世顯人以姓名達之主司，然後以所業投獻；踰數日又投，謂之温卷。如《幽怪録》、《傳奇》等，皆是也。蓋此等文備衆體，可以見史才、詩筆、議論。至進士則多以詩爲贄，今有唐詩數百種行於世者是也。王荆公取而删爲《唐百家詩》。或云荆公當删取時，用紙帖出付筆吏，而吏憚于巨篇，易以四韻或二韻詩，公不復再看。余嘗取諸家詩觀之，不惟大篇多不佳，餘皆一時草課以爲贄，皆非自得意所爲，故雖富而猥弱。今人不曾考究，而妄譏刺前輩，可不謹哉。(30)趙彦衛《雲麓漫鈔》卷八，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頁135。

他指出王安石選編唐詩所依據的文獻是唐代進士行卷，這當然屬於專藏了，而且也是“非常所出者”。先師程千帆先生曾舉此以論證唐代進士行卷風尚對唐詩發展的促進作用。他認爲宋敏求的收藏既然是有重點的，那麽他“收藏的唐人詩集中，包含爲數很多的行卷之作也完全是可能的”。(31)程千帆《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頁61。程先生核對了《唐百家詩選》卷一八所選的皮日休六首詩歌，與《皮子文藪》中《雜古詩》十六首的篇題和次序，完全相同，而《皮子文藪》正是皮日休自編用以行卷的作品。可見，王安石編選《唐百家詩選》是利用了行卷的。然這部詩選是否如趙彦衛所説，全取自唐人行卷呢？似仍有疑問，應續作探討。

南宋的嚴羽在《滄浪詩話》中説道：

王荆公《百家詩選》，蓋本于唐人《英靈間氣集》。其初，明皇、德宗、薛稷、劉希夷、韋述之诗，無少增損，次序亦同。孟浩然止增其數。儲光羲後，方是荆公自去取。前卷讀之盡佳，非其選擇之精，蓋盛唐人詩無不可觀者。至於大曆已後，其去取深不滿人意。況唐人如沈、宋、王、楊、盧、駱、陳拾遺、張燕公、張曲江、賈至、王維、獨孤及、韋應物、孫逖、祖詠、劉眘虚、綦毋潜、劉長卿、李長吉諸公，皆大名家，(李、杜、韓、柳，以家有其集，故不載)而此集無之。荆公當時所選，當據宋次道之所有耳。其序乃言“觀唐詩者觀此足矣”，豈不誣哉。今人但以荆公所選，斂袵而莫敢議，可嘆也。(32)郭紹虞《滄浪詩話校釋·考證》，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頁243—244。

這一記載告訴我們，《唐百家詩選》儲光羲(見卷四)之前，大致取自一部唐人編選的唐詩選本。(33)這部唐詩選的書名，嚴羽説是《英靈間氣集》，郭紹虞先生認爲應指殷璠的《河岳英靈集》和高仲武的《中興間氣集》，然前者“所選無明皇、德宗、薛稷、劉希夷諸人之詩，《間氣集》所録，更不及初、盛，不知滄浪所謂‘無少增損，次序亦同’者何指。”(《滄浪詩話校釋》，頁244)程師千帆則推斷，這可能是嚴羽把一部我們今天已“看不到的另外一部唐詩總集誤記爲《英靈間氣集》了”(《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頁59)。然從卷二卷三所收高適詩多達71首、卷三卷四收岑參詩81首來看，説卷四儲光羲以前全取自一部唐人選唐詩，終是可疑。清王士禛則指出：“第六卷沈千運已下，全取元次山《篋中集》，而益以李嘉祐等七人。”(34)王士禛《香祖筆記》卷二，文淵閣四庫全書本，870册，頁402。此外，我們看卷十一依次選入竇常、竇牟、竇羣、竇庠和竇鞏兄弟五人作品，所據必源於唐人褚藏言所編《竇氏聯珠集》。由此亦足證唐人選唐詩等總集是王安石《唐百家詩選》的文獻來源之一，當然也是宋敏求唐詩專藏的一部分。

除了唐人行卷和唐人選唐詩之外，宋敏求唐詩的收藏中還包括哪些唐詩集，或者説王安石還利用了哪些唐人詩集呢？這仍是一個很令人費思量的問題。《唐百家詩選》中入選的詩人雖多半考取或考過進士，但集中所選的作品，事實上多有作於其入仕之後的，而作於詩人應舉之前的作品較少。因此，以常理推之，宋敏求所藏的唐人詩集的大部分，也是王安石編纂《唐百家詩選》的最主要的文獻來源，與其説是唐人行卷，不如説是唐人詩歌别集更爲恰當。在這些唐詩别集中，既有初盛唐名家的詩集，如高適、岑參、孟浩然、儲光羲等人的詩集，也有大曆和中晚唐時期的衆多名家的别集。僅據蘇頌、曾鞏和胡仔等人的記載，宋敏求所整理過或收藏的唐人别集，盛唐時期有李白、杜甫的别集，大曆以後，有《顔魯公集》、《錢考功集》(35)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一七引鮑慎由《夷白堂小集》曰：“錢起考功詩，世所藏本皆不同。宋次道舊有五卷，王仲至續爲八卷，號爲最完。”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頁122。、《劉賓客外集》、《孟東野集》、《鮑防集》、《鮑溶集》、《李衛公别集》等多種。(36)鮑防、鮑溶集，據前引《曾鞏集》卷一一《鮑溶詩集目録序》，知宋敏求亦藏有二家集。故朱熹説“荆公《唐選》，本非其用意處，乃就宋次道家所有而因爲點定耳”，嚴羽説“荆公當時所選，當據宋次道之所有耳”，是可信的，只不過還應説得更具體些，即“荆公當時所選，當據宋次道所出之專藏耳”。(37)至於李、杜、韓、孟、元、白、劉、柳等大家名家詩歌爲何没有入選，還應從王安石本人的交待中去尋求，那就是：“時次道出其家藏唐詩百餘編，諉余擇其精者。”宋敏求所拿出來的百餘編唐詩中，應不包括李、杜等大家的集子(今所見《唐百家詩選》選詩人已有104家)，雖然宋敏求未必没有收藏他們的詩集。因爲，如果宋敏求也搬出家藏的李、杜等大家名家的詩集請王安石選録，那可能就算不上是宋氏的專藏了。從《唐百家詩選》所選的作品數量來看，同一位詩人，其入選作品往往多達數十首。比如王建，入選92首，皇甫冉84首、岑參81首、高適71首、韓偓59首、戴叔倫47首、楊巨源46首、李涉37首、許渾33首，這説明編選者在選録作品時所依據的，極有可能是别集而非選本。又，檢《唐百家詩選》中所選儲光羲、皇甫冉、賈島、張祜、許渾、韓偓等人的詩歌，與今所見諸人詩集的宋本或出於宋本的詩人别集相較，其編排順序也大致相同。此亦足見其資料的來源是唐詩别集。

而不論是行卷還是總集、别集，在當時大約都不是很容易就得到的書。經歷了唐末五代以來的兵火，唐人的文集所存寥寥。元代史臣修《宋史》時就曾感嘆：“歷代之書籍，莫厄於秦，莫富於隋唐。……其間唐人所自爲書幾三萬卷。……陵遲至於五季，干戈相尋，兦鼎沸，斯民不復見詩書禮樂之化。……編帙散佚，幸而存者，百無二三。”(38)脱脱等《宋史》卷二二，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頁5032。很多作家的别集，“印本絶少，雖韓、柳、元、白之文，尚未甚傳，其他如陳子昂、張説、(張)九齡、李翱等諸名士文集，世尤罕見”，(39)周必大《文苑英華序》，《文苑英華》卷首，北京，中華書局，1966年，頁8—9。更不用説中晚唐的許多詩人了。由此可見，宋敏求收藏的唐詩多達百餘編，尤其是衆多的中晚唐的詩人别集，實屬難得。《唐百家詩選》正是在宋敏求所收藏的、包括唐代進士行卷在内的唐人詩歌别集和唐詩總集的基礎上編選而成的。其中有唐代進士行卷、唐人選唐詩，但更多的則是盛唐和中晚唐詩人的别集。(40)從所選詩人和作品的數量來看，中晚唐詩人和作品入選的數量都超過了盛唐。比如入選作品在二十首以上的詩人，大曆以後有戴叔倫、郎士元、盧綸、司空曙、皇甫冉、楊巨源、王建、李涉、賈島、許渾、雍陶、薛能、吴融、韓偓十四人，盛唐詩人則只有孟浩然、高適、岑參、儲光羲、王昌齡、李頎計七人。

三 “去取之間，用意尤精”：《唐百家詩選》編選的旨趣

既然《唐百家詩選》是王安石在宋敏求所提供的唐人詩集的基礎上編定的，那麽，評價這部詩選，也就不應以此書是否全面反映了唐詩的風貌爲標準，而應以是否反映了入選詩人的主要詩歌創作成就和特色爲標準了。

比如，初盛唐之間的劉希夷，他被聞一多稱爲雖“哀艷”卻“没有不歸於正”的《春女行》、從宫體詩“一躍而到莊嚴的宇宙意識”的《代悲白頭翁》(41)聞一多《宫體詩的自贖》，《唐詩雜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16—17。，以及《代閨人春日》、《巫山懷古》、《孤松篇》等，便都收入書中。盛唐詩人高適，早年生活落拓，有志難騁，五十歲方以張九臯推薦中有道科，授封丘尉。然終是不得意，三年後棄官西入哥舒翰幕府，掌書記。安史亂起，高適隨唐玄宗入蜀，授諫議大夫，擢淮南節度使，此後做過彭州、蜀州刺史，官至刑部侍郎，轉散騎常侍，進封渤海縣侯，成爲有唐以來唯一官至封侯的詩人。其創作也隨其仕歷大致分爲前後兩期，而以前期尤其是入仕之前的詩歌成就爲高。《唐百家詩選》中入選的高適之作，正屬於前期作品。像《燕歌行》、《淇上酬薛三據兼寄郭主簿》、《途中酬李少府贈别之作》、《東平路中遇水》、《東平留贈狄司馬》、《留别洛下諸公兼贈鄭三韋九》、《自淇涉黄河》、《贈别韋參軍》、《送李少府貶峽中王少府貶長沙》、《魯郡途中》、《和崔少府登楚丘城作》、《同顔六少府旅居秋中之作》等，其中所表達的思想感情很複雜，既有“二十辭書劍，西遊長安城。舉頭望君門，屈指取公卿”的自信(42)《贈别韋參軍》，《唐百家詩選》卷二，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年，頁17。，也有“我心胡鬱陶，征旅亦悲愁。縱横濟時策，誰肯論吾謀”的失意(43)《東平路中遇水》，《唐百家詩選》卷二，頁16。；既有對“漢家能用武，開拓窮異域”的頌揚，亦有對“戍卒厭糟糠，降胡重衣食，關亭試一望，吾欲淚沾臆”的同情(44)《薊門行五首》其五，《唐百家詩選》卷二，頁20。，但無論哪一類作品，皆雄渾自然，“多胸臆語，兼有氣骨”(45)殷璠《河岳英靈集》卷上，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頁180。，代表了高適詩的最高成就。

岑參是盛唐著名的邊塞詩人，與高適齊名，軍旅生活，邊塞風物，一入其詩，皆奇特瑰麗，超逸豪邁。《唐百家詩選》就選入了他邊塞詩的許多代表之作。如《武威送劉單判官赴安西行營便呈高開府》、《初過隴山途中呈宇文判官》、《走馬川行奉送出師西征》、《輪臺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白雪歌送武判官》、《田使君美人如蓮花北錠歌》、《送郭乂》、《行軍詩》、《玉門關蓋將軍歌》、《天山雪送蕭沼歸京》、《涼州館中與諸判官夜集》、《送祁樂歸河東》、《逢入京使》、《衛尚書赤驃馬歌》、《送張獻心充副使歸河西雜句》、《熱海行送崔侍御還京》等等。其他的盛唐詩人詩作，像盧象的《雜詩二首》，孟浩然的《過故人莊》、《晚泊潯陽望廬峯作》、《與諸子登峴山作》、《宿建德江》、《和張丞相春朝對雪》，崔顥的《黄鶴樓》、《長安道》、《定襄郡獄》，王昌齡《長信秋詞》、《塞上曲》、《長歌行》、《采蓮曲》、《采蓮》、《箜篌引》、《出塞》，李頎《贈别張兵曹》、《放歌行答從弟墨卿》，儲光羲《田家雜興三首》、《同王十三維偶然作四首》等佳作名篇，也大都入選，既反映了他們各自詩歌創作的特點，也從不同側面反映了盛唐詩的面貌。

唐代宗大曆時期，“是一個從惡夢中醒來卻又陷落在空虚的現實裏因而令人不能不憂傷的時代”。生活在這一時期的詩人們，多“着眼於寫日常生活，時序的遷流，節物的變化，人事的升沉離合等方面的描繪，貫穿於憫亂哀時的情緒之中，便形成大曆詩歌的基調。詩人們對這些方面具有特殊的敏感，寄以沉重的感慨，體物甚是工致，抒情頗爲深刻，因而其作品富有人情味”。(46)程千帆《唐詩鑑賞辭典序言》，《唐詩鑑賞辭典》卷首，上海辭書出版社，1983年，頁5—6。大曆詩歌的這種基調，突出地表現在送别、贈答、酬和類詩歌的創作上。《唐百家詩選》收入這一時期的江南地方官詩人、臺閣詩人的此類作品很多(47)關於大曆時期江南地方官詩人羣體、臺閣詩人羣體和方外詩人羣體的劃分，請參蔣寅教授《大曆詩人研究》，中華書局，1995年。，像戴叔倫、戎昱、李嘉祐、鮑防、郎士元、錢起、盧綸、司空曙、李端、皇甫冉等人入選此類作品的數量，占其入選詩歌的總數，少則五分之三，多達五分之四。其一時名篇，如戴叔倫的《送汶水王明府》、《江上别張勸》、《奉天酬别鄭諫議雲逵盧拾遺景亮見别之作》，戎昱《涇州觀元戎出師》，李嘉祐《自蘇臺至望亭驛人家盡空春物增思悵然有作因寄從弟紓》，郎士元《送李將軍赴定州》、《送張南史》、《送長沙韋明府》，錢起《和宣城張太守南亭秋夕懷友》，盧綸《送張郎中還蜀歌》、《和張僕射塞下曲》、《逢南中使因寄嶺外故人》、《夜中得循州趙司馬侍郎書因寄回使》，司空曙《雲陽館與韓申卿宿别》，鮑防的《雜感》等等，也多收入其中。

中唐王建在文學史上是以樂府詩、宫詞著稱的。《唐百家詩選》選其詩92首，是全書選詩最多的詩人，其中近一半是樂府詩。像《簇蠶辭》、《渡遼水》、《空城雀》、《水運行》、《水夫謡》、《田家行》、《羽林行》等名篇，都入選其中。王建《宫詞》百首，是以聯章七絶的形式全面反映唐代帝王宫廷生活、影響深遠的作品。《唐百家詩選》雖僅收入“樹頭樹底覓殘紅”等五首，卻頗有代表性。其它像歌頌平叛功臣，擁護中央集權，譴責藩鎮割據的《寄賀田侍中東平功成》、《送裴相公上太原》等詩作，也入選集中。這些以寫實爲主的作品，既多用白描手法，又能兼用比興，委婉多諷，反映了中唐詩歌向民歌學習、平易通俗的一面。

中唐詩歌又有奇險的一面，這在《唐百家詩選》中也有反映。書中選入盧仝詩十四首、賈島詩二十三首。盧仝的《月蝕詩》赫然在目。此詩極寫月蝕形狀和過程，雜以蛤蟆食月等種種神話傳説，横出順取，荒誕奇僻，寓託了其對宦官專權、藩鎮割據的諷喻之意。通篇以文爲詩，鋪陳冗長，詞語險怪，較之韓愈，在以文爲詩的道路上走得更遠。書中還選收了盧仝的名篇《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有所思》、《樓上女兒曲》等。至於賈島的得意之作《題李凝幽居》、《哭柏巖禪師》、《再投李益常侍》等，也在其中。

韓偓爲晚唐昭宗朝名臣，清人稱其“内預秘謀，外爭國是，屢觸逆臣之鋒；死生患難，百折不渝，晚節亦管寧之流亞，實爲唐末完人。其詩雖局於風氣，渾厚不及前人，而忠憤之氣時時溢於語外。性情既摯，風骨自遒，慷慨激昂，迥異當時靡靡之響，其在晚唐亦可謂文筆之鳴鳳矣”，(48)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一《韓内翰别集提要》，頁1302。這是符合實際的。韓偓雖以寫綺豔的香奩詩著稱，然那多是早年之作，他入仕後尤其是入内廷爲翰林學士、兵部侍郎，以至一貶再貶，流寓福建等地的詩歌，卻是多能見出他忠貞之節並反映唐末政局和帝國末路、堪稱詩史的作品。比如反映天復元年唐昭宗被宦官挾持的《辛酉冬隨駕日作今方追憶全篇因附於此》、《冬至夜作》，反映其感時傷世和遭貶流寓心態的《寄湖南從事》、《贈湖南李思齊處士》、《有矚》、《殘春旅舍》、《安貧》等，就都收入了《唐百家詩選》的最末一卷，爲唐詩的發展畫了一個圓滿的句號，也成爲《唐百家詩選》的壓卷之作。

宋代的士大夫，多兼具政事、經術和文章之才，(49)王水照先生曾謂：“宋代士人的身份有一個與唐代不同的特點，即大都是集官僚、文士、學者三位於一身的複合性人才，其知識結構一般遠比唐人淹博融貫，格局宏大。”(《王水照自選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頁30)即指出了這一事實。王安石尤其如此。在中國文學史上，王安石是一個很特别的存在，我們今天要完整、準確地認識他，不能不將其政事、經術和文學綜合起來加以考察。

王安石首先是一位政治家、思想家。歐陽修曾以李白、韓愈比王安石，有云：“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50)歐陽修撰、洪本健校箋《歐陽修詩文集校箋》外集卷七《贈王介甫》：“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朱門歌舞爭新態，緑綺塵埃試拂弦。常恨聞名不相識，相逢罇酒盍留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頁1475。對其文學才能備加贊賞。然王安石對此卻並不以爲然，回答説：“欲傳道義心雖壯，强學文章力已窮。它日若能窺孟子，終身安敢望韓公。”(51)王安石撰、李壁注《王荆文公詩箋注》卷三三《奉酬歐陽永叔》，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頁827。歐陽修似乎小看了他。倒是陸九淵有兩句話頗能概括其思想學術和政治追求。他指出：“道術必爲孔孟，勳績必爲伊周，公之志也。”(52)陸九淵《荆國王文公祠堂記》，《陸九淵集》卷一九，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232。這也許更合乎其思想學術的實際。

王安石學根孟子，他的政治理想是師法先王，行三代伊周之治。在他看來， 所謂“文者，禮教治政云爾。其書諸策而傳之人，大體歸然而已”。(53)王安石《上人書》，《臨川先生文集》卷七七，王水照主編《王安石全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7册，頁1369。“治教政令，聖人之所謂文也。書之策，引而被之天下之民，一也。……二帝、三王，引而被之天下之民而善者也；孔子、孟子，書之策而善者也： 皆聖人也，易地則皆然。某生十二年而學，學十四年矣，聖人之所謂文者，私有意焉，書之策則未也，間或悱然動於事而出於詞，以警戒其躬；若施於友朋，褊迫陋庳，非敢謂之文也。”(54)《與祖擇之書》，《臨川先生文集》卷七七，《王安石全集》，第7册，頁1371。以施之天下國家的治教政令爲“文”，以書之簡策爲治教政令提供着理論依據的經傳著述爲“文”，文章之文的地位便降低了，王安石稱它爲“詞”(“辭”)。王安石的願望，首先是治國經邦，建功立業，施展其政治抱負；其次是著書立説，發揮經典，爲國立則，爲民立極；至於文學之文，則因事感發，觸物生情，用以鑑誡、勸誡。“文”與“辭”的關係是：“所謂文者，務爲有補于世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且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不必巧且華。要之，以適用爲本，以刻鏤繪畫爲之容而已。不適用，非所以爲器也；不爲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55)《上人書》，《臨川先生文集》卷七七，《王安石全集》，第7册，頁1369。治教政令要有補於世，是根本，是第一位的，文學之文可用來修飾治政，所以雖不一定有實際的政治社會作用，但仍有其自身存在的價值，不可或缺。而且，從“誠使巧且華，不必適用”和“容亦未可已”的話，我們還可隱約體會到王安石對文學的寬容態度。同時，在王安石看來，無論“文”(治教政令之文)或“辭”(文學之文)，要真正發揮其作用，實現其價值，在創作的實踐中，又要能不泥於古，不惑於今，觸事感物，有爲而作，得之以心，正所謂“聖人之於道也，蓋心得之”。(56)《與祖擇之書》，《臨川先生文集》卷七七，《王安石全集》，第7册，頁1371。“孟子曰：‘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諸左右逢其原。’孟子之云爾，非直施於文而已，然亦可託以爲作文之本意。”(57)《上人書》，《臨川先生文集》卷七七，《王安石全集》，第7册，頁1369。王安石的這些思想觀念，深刻影響了他的生平行事和文學創作，自然也影響到《唐百家詩選》的編選。(58)王安石既主張要深悟爲文之道，師心獨見，資深自得，如上文所述，這也是他總能從不同的歷史時期中，抉發出那一時代詩人們各具特色的作品來的重要原因。

所以，《唐百家詩選》雖是在宋敏求藏書基礎上編成的，題材和主題也十分廣泛，但從總體上看，其所選録詩歌的題材和主題仍很鮮明，那就是多選展示家國情懷、歌頌美政、抒發積極用世之心的作品和關注民生疾苦、具有諷世意味的作品以及其他有益於世道人心的作品。這正反映了王安石《唐百家詩選》的編纂旨趣和文學應有鑑誡作用、應有益於世的文學思想觀念。在上文所引述的詩歌中，已有不少此類之作，除此之外，我們還可略舉一二。

比如，詩人王昌齡初入仕途的《放歌行》：“南渡洛陽津，西望十二樓。明堂坐天子，月朔朝諸侯。清樂動千門，皇風被九州。慶雲從東來，泱漭抱日流。昇平貴論道，文墨將何求。有詔徵草澤，微誠將獻謀。冠冕如星羅，拜揖曹與周。望塵非吾事，入賦且遲留。幸蒙國士識，因脱負薪裘。今者放歌行，以慰梁甫愁。但營數斗禄，奉養每豐羞。願得金膏遂，飛雲亦可儔。”(59)《唐百家詩選》卷五，頁60。雖是樂府舊題，然所反映的卻是大唐帝國的赫赫威儀、盛世景象和義氣昂揚的進取精神。儲光羲的《效古》，中有云：“翰林有客卿，獨負蒼生憂。中夜起躑蹰，思欲獻厥謀。君門峻且深，踠足空夷猶。”(60)《唐百家詩選》卷四，頁53。所抒發的，則是一位明時不遇、鬱鬱不得志的士人的情感。至於書中所收大曆以後的作品，像戴叔倫的許多詩作，反映的就是大曆、貞元之際世事翻覆和士民流離的現實了。如《奉天酬别鄭諫議雲逵盧拾遺景亮見别之作》，寫唐德宗建中四年(783)朱泚據長安叛亂時，“巨孽盜都城，傳聞天下驚”，“世故山川險，憂多思慮昏”的嚴酷現實(61)《唐百家詩選》卷七，頁94。。《女耕田行》，反映繁重的兵役賦税帶給百姓的痛苦和災難。《江上别張勸》，抒發羈留漂泊和茫然無所依的愁思。都是其例。此外像李涉的《濉陽行》、《六嘆》、《閒中紀事想吴楚舊遊寄河陽從事楊潛》、《春山三朅來》、《山中五無奈何》，從多方面反映中唐時期“蹭蹬瘡痍今不平，干戈南北常縱横”的現實，(62)《唐百家詩選》卷一四，頁199。雍陶《蜀中戰後感事十韻》、《哀蜀人爲南蠻俘虜五章》、《蜀中經蠻後友人馬乂見寄》，直接書寫唐宣宗大中年間南詔虜掠蜀中的慘烈場面，薛能《題逃户》，寫晚唐農村破敗的景象等，也都足見選者所關注的重心所在。

文學選本的編纂，有時候往往還與特定的背景和編選者的心態有密切關係。王安石早年多任職地方，除至和年間一度入爲羣牧司判官外，其餘時間多外任，如先後簽書淮南判官、知鄞縣、通判舒州、知常州、改江南東路提點刑獄。直到嘉祐四年(1059)五月，仁宗詔其直集賢院，安石累辭乃受。此年秋天，又受詔以直集賢院爲三司判官。此前朝廷對王安石并非没有京朝官任命，然而他往往每官必辭，難進易退。如皇祐二年(1050)，鄞縣令任滿，授殿中丞而辭不赴。次年，以文彦博推薦，詔赴闕，亦不赴。至和元年(1054)，又累辭集賢校理，後改授羣牧司判官，一再推辭，因歐陽修勸諭而受。任滿出知常州，改江東提刑亦辭。嘉祐四年(1059)，詔直集賢院、任三司判官，都是累辭乃受。所以會這樣，固然是一時風氣，(63)劉敞曾上書專論此風，參《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九嘉祐四年十二月丁亥，第8册，頁4603—4604。然箇中亦有個人主客觀方面的原因。如皇祐二年辭殿中丞時，王安石即以“祖母年老，先臣未葬，二妹當嫁，家貧口衆，難住京師”爲辭。(64)《乞免就試狀》，《臨川先生文集》卷四，《王安石全集》，第6册，頁773。辭集賢校理時，更言“門衰祚薄，祖母、二兄、一嫂，相繼喪亡，奉養昏嫁葬送之窘，比於向時爲甚”。(65)《辭集賢校理狀》一，《臨川先生文集》卷四，《王安石全集》，第6册，頁774。這都是客觀方面的原因。再從主觀上看，首先，王安石并非一個熱衷於名利、地位的人，這從他屢次辭京朝官及其一生仕歷可見出。其次，王安石又是一位政治理想十分高遠的人物。他希望能治國理政，做出一番大事業來，然若是自己治國理政的觀念和策略不能爲帝王所采納並付諸實施，則在他看來，反不如任職於州縣更可能有所作爲，且從長之計，外任地方也是他要實現更遠大的政治理想和目標的不可或缺的鋪墊和準備。通過地方州縣的歷練，既初試牛刀，相對自由地施展了自己的政治抱負和理念，爲將來的治國理政積累下豐富的經驗，而且也爲其仕宦生涯博得了很高的聲譽。到了嘉祐四年(1059)，朝廷詔其由江東提刑直集賢院，他先是推辭，最後終於接受，我們以爲，就是他隱約感到自己施展政治抱負和才學的機會即將來臨的緣故。所以，他是抱着一腔對仁宗的眷顧和朝廷任使的感恩與報答之情，也是抱着一種强烈的政治期待回到京城來的。此時的王安石，雖説不上是躊躇滿志，但亦突出地表現出一種以天下爲己任的責任感和意欲大有作爲的志向。(66)關於王安石屢辭京朝官的原因，自現代以來，論者亦多。如梁啓超先生就認爲，箇中主要原因是其“家貧親老，不得不爲禄仕，故不惜自污以行其心之所安云爾”(《王安石傳》，海口，海南出版社，1993年，頁32)。鄧廣銘先生則認爲，這裏“一個更深層的關鍵問題，卻是因爲，擔任那類官職，都不能使他‘得因吏事之力，少施其所學’之故”(《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頁16)。所論皆有道理，然尚不夠全面。

因此，他到任不久即上萬言書給仁宗，説：“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今又蒙恩召還闕廷，有所任屬，當以使路歸報陛下，不自知其無以稱職，而敢緣使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幸甚。”(67)《上仁宗皇帝言事書》，《臨川先生文集》卷三九，《王安石全集》，第6册，頁749。他是想把自己多年的爲政思考和治國理念傳達給宋仁宗，并希望藉此以獲得施展其政治理想的機會。在這篇上書中，王安石全面闡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張。他認爲宋仁宗仁心淳厚，聰明睿智，勤勉恭儉，卻不能使天下之人皆受其恩澤，主要是没有師法先王之政和真正領悟先王治國理政之意的緣故。這就需要“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而要改易更革，則需要陶冶人才，“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教什麽呢？教禮樂刑政。他説：“朝廷禮樂刑政之事，皆在於學。士所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苟不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苟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者，則無不在於學。此教之之道也。”所謂人才涵養，即“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人才的衡量，主要是德與才，而才又是文武並重的。至於人才的任用，既要因才使用，又要久於其任，尤其是不要束縛他們的手腳，使其不能充分發揮施政的能動性和創造性。從“天下國家之用”的立場出發，以禮樂刑政爲士人學習的主要内容，兼重文武，就否定了以詩賦文章教養士人和以詩賦取士的科舉制度；“因天下之力，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高薪養廉，也與簞食瓢飲、克勤克儉的傳統觀念不一；而用人“不以一二法束縛，使不得行其意”的做法，更是一種積極開放、鼓勵有所作爲的用人心態。後來熙、豐變法的許多措施，像以經義策論取代詩賦取士，開源節流的一系列理財措施，惟才是舉、破格用人的導向等，於此皆已見其雛形。

王安石對這封上書是充滿了期待的。他希望自己的上書能得到仁宗的重視，希望將多年的理想付諸實施，希望由此能做出一番大事業。然而，他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不但未得到朝廷應有的重視，而且還引得宰輔大臣們很不高興。“當時富、韓二公在相位，讀之不樂，知其得志必生事”。(68)洪邁《容齋隨筆》四筆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頁657。這也許是王安石所始料未及的。猶疑和失望，籠罩在王安石的心頭。次年，朝廷又詔其同修起居注，王安石凡前後連上十二狀而堅辭其任，就與他此時憂怨低沉的心態有關。在《辭同修起居注狀》中，王安石反復申説表白的，是自己“入館最爲日淺，而材何以異人，終不敢貪冒寵榮，以干朝廷公論”(69)王安石《臨川先生文集》卷四《辭同修起居注狀》七之一，《王安石全集》，第6册，頁777。。但又説：“臣治身則行能不備，居官則職業無稱，雖知好學，而所得未可以施於實用。故向蒙選擢，即自以行能無異衆人，而不敢度越衆人受職，幸蒙聽許。”(70)《再辭同修起居注狀四》，《臨川先生文集》卷四，《王安石全集》，第6册，頁784。“所得未可以施於實用”一句，似無意中透露出其不肯接受朝廷任命的真正原因： 王安石自慶曆二年(1042)進士及第，授簽書淮南判官至此，已仕途奔波十八年，“不敢度越衆人受職”的原因，並非真得“自以行能無異於衆人”，而是自謙和擔心“所得未可以施於實用”。這也就是説，如果在朝施政而不能按照自己的政治理想和願望去做的話，那麽毋寧不接受這一任命，遠離朝廷。因此，“所得未可以施於實用”，實際正是指的他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未能得到仁宗的重視。再者，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書》裏討論的重點是人才問題。他認爲應“懲晉武苟且因循之禍”，察人之言行，“試之以事”，“而不一二法束縛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堯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衆工者，以此而已”。(71)《上仁宗皇帝言事書》，《臨川先生文集》卷三九，《王安石全集》，第6册，頁754—755。他反對人才“取之既不以其道，至於任之，又不問其德之所宜，而問其出身之後先；不論其才之稱否，而論其歷任之多少”。(72)《上仁宗皇帝言事書》，《臨川先生文集》卷三九，《王安石全集》，第6册，頁763。這恰與他《辭同修起居注狀》中一再説的，“入館資序最爲在後，而獨先被選，竊以爲非朝廷用人之體”，(73)《再辭同修起居注狀》三，《臨川先生文集》卷四，《王安石全集》，第6册，頁778。是矛盾的。王安石原就是一位性情剛强得幾乎有點執拗的人，他生活中所受到的挫折，便不能不影響到《唐百家詩選》的編選了。

於是，我們在《唐百家詩選》中看到了許多抒發歲月蹉跎、仕途失意和有志難騁的憂憤的作品。這在盛唐詩人的作品中表現得尤爲明顯。即如詩人孟浩然，生活於盛唐，也曾想在政治上有所作爲，卻未能如意，至終身未仕。他的詩以敍寫山水田園風光、抒發退居山林的淡泊與寂寥情思居多。《唐百家詩選》收入孟詩33首，其中固有反映真淳田園生活的《過故人莊》和描寫山水清景的《秋登萬山寄張五儃》、《宿建德江》、《萬山潭作》等詩作，但在他的許多作品中又往往籠罩着一種有志不獲騁的憂愁：“鄉關萬餘里，失路一相悲”(74)《永嘉上浦館逢張八子容》，《唐百家詩選》卷一，頁9。，“愁因薄暮起，興是清秋發”(75)《秋登萬山寄張五儃》，《唐百家詩選》卷一，頁12。，“客愁空佇立，不見有人煙”(76)《赴京途中遇雪》，《唐百家詩選》卷一，頁13。，“移舟泊煙渚，日暮客愁新”。(77)《宿建德江》，《唐百家詩選》卷一，頁13。更不用説诗中“遑遑三十載，書劍兩無成”的感慨(78)《自洛之越》，《唐百家詩選》卷一，頁8。、“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的憤激(79)《歲暮歸南山》，《唐百家詩選》卷一，頁8。和“羊公碑尚在，讀罷淚沾襟”的悲嘆了(80)《與諸子登峴山作》，《唐百家詩選》卷一，頁13。。

其他像高適、岑參、儲光羲、李頎等，也同樣有許多鬱鬱不得志的作品出現在書中。比如：“吾謀適可用，天路豈遼廓？不然買山田，一身與耕鑿”(81)高適《淇上酬薛三據兼寄郭主簿》，《唐百家詩選》卷二，頁15。，“弱冠負高節，十年思自强。終當不得意，去去任行藏”(82)高適《魯郡途中》，《唐百家詩選》卷二，頁20。，“寥落一室中，悵然慙百齡。苦愁正如此，門柳復青青”(83)高適《苦雪》，《唐百家詩選》卷二，頁26。，“錯料一生事，蹉跎今白頭。縱横皆失計，妻子也堪羞”(84)岑參《題虢州西樓》，《唐百家詩選》卷二，頁42。，“孔丘貴仁義，老氏好無爲。我心若虚空，此道將安施”(85)儲光羲《同王十三維偶然作四首》其四，《唐百家詩選》卷四，頁55。，“薄俗嗟嗟難重陳，深山麋鹿下爲鄰。魯連所以蹈滄海，古往今來稱達人”。(86)李頎《古行路難》，《唐百家詩選》卷五，頁70。錢起是大曆十才子之冠，詩風清新幽遠，可他早年求仕漫遊和進士及第後沉淪下僚時期的詩作，大都低徊着一種憂幽怨艾的感情基調。集中選錢起的詩並不多，卻多屬此類。像“忠盡不爲明主知，悲來莫向時人説。滄浪之水見心清，楚客辭天淚滿纓。百鳥喧喧噪一鶚，上林高枝亦難託”，“陽和不散窮途恨，霄漢常懸捧日心。獻賦十年猶未遇，羞將白髮對華簪”等詩句，(87)《送畢侍御謫居》、《贈閣下閻舍人》，《唐百家詩選》卷八，頁103。都顯示出與盛世不相諧調的音符。至如楊衡的詩中所寫：“可憐枝上色，一一爲愁開”，“欲問皇天天更遠，有才無命説應難”。(88)《題花樹》、《傷蔡處士》，《唐百家詩選》卷六，頁87。更是觸目驚心。而書中所選《篋中集》王季友等七位詩人的作品，多寫個人的坎坷失意，或親友生離死别的哀傷，也是人們所熟知的。

《唐百家詩選》所選的許多作品尤其是贈行之作，似乎常籠罩在一種“歸去來”的浩嘆中。初唐劉希夷的入選詩作中，已有“卒卒周姬旦，棲棲魯孔丘。平生能幾日，不及且遨遊”，“傷心不可去，回首怨如何”這樣的幽怨。(89)劉希夷《故園置酒》、《晚憩沔陽旅館》，《唐百家詩選》卷一，頁2。而像韋述的《晚度伊水》，盧象的《贈劉藍田》、《白髮》、《鄉賦後自鞏還田家鄰友見過之作》，高適的《送别》、《雜言賦得還山吟送沈山人》，岑參的《送楊子》、《送祁樂歸河東》、《澧頭送蔣侯》、《逢入京使》、《郡齋閒望》、《衙郡守還》、《終南東溪中作》，儲光羲《仲夏入園東陂》、《題山中流泉》，李頎《晚歸東園二首》、《送盧少府赴延陵》，戎昱《羅江舍》、《漢上題韋氏莊》、《長安秋夕》，李嘉祐《送從弟歸河朔》、《送王牧往吉州謁王使君》，陳羽《伏翼洞送夏方慶》、《春日客舍晴原野望》，楊衡《盧十五竹亭送侄偁歸山》，戴叔倫《客舍秋懷呈駱正字士則》、《本店袁太祝長卿小湖村山居書懷見寄》、《清明日送鄧芮二子還鄉》、《將巡郴永途中作》，郎士元《長安逢故人》、《蓋少府新除江南尉問風俗》，錢起《送畢侍御謫居》、《贈閣下閻舍人》、《暮春歸故山》，盧綸《長安春望》、《春日登樓有懷》、《贈别李紛》，趙嘏《長安月夜與友生話故山》，崔魯《春晚岳陽城言懷》，吴融《閒望》，韓偓《秋霖夜憶家》、《小隱》等等，舉不勝舉，諸所選録，似皆寄託和融入了編選者自身的情感。

作爲政治家和思想家，王安石對現實政治生活的關注和認知度，往往超乎一般文士，這不僅體現在其政治胸襟的闊大和眼光的獨特上，而且還表現爲對文學的社會政治功能和作用的强調與重視，這種重視表現在文學創作和批評上，就是主張文要“得體”。王安石編《唐百家詩選》，也不例外。黄庭堅曾説：“荆公評文章，常先體制而後文之工拙。”(90)黄庭堅《書王元之〈竹樓記〉後》，鄭永曉整理《黄庭堅全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頁1526。這是符合實際的。所謂得體，簡言之，就是在作品中的抒情言志既要符合作者的身份和地位，又要能使形象、手法的運用和風格等切合題意和文體本身的特色。

比如，在《唐百家詩選》中，收有唐玄宗的《早渡蒲關》：“鐘鼓嚴更曙，山河野望通。鳴鑾下蒲阪，飛旆入秦中。地險關逾壯，天平鎮尚雄。春來津樹合，月落戍樓空。馬色分朝景，雞聲逐曉風。所希常道泰，非復俟繻同。”(91)《唐百家詩選》卷一，頁1。朱熹評道：“唐明皇資禀英邁，只看他做詩出來，是什麽氣魄。今《唐百家詩》首載明皇一篇《早渡蒲津關》，多少飄逸氣概！便有帝王底氣燄。”(92)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一四，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頁3325。唐玄宗早年勵精圖治，國家興盛，詩用五言律體，聲韻諧和，景象闊大，確是有帝王的氣概。唐德宗《送徐州張建封還鎮》詩，其中寫道：“牧守寄所重，才賢生爲時。……報國爾所向，恤人予是資。”(93)《唐百家詩選》卷一，頁1。讀之也可知出自治國安邦之人的手筆，有帝王的氣象。孟浩然《和張丞相春朝對雪》曰：“迎氣當春立，承恩喜雪來。潤從河漢下，花逼艷陽開。不睹豐年瑞，安知燮理才。撒鹽如可擬，願糝和羹梅。”張九齡原作寫春日雪景，(94)張九齡《立春日晨起對積雪》：“忽對林庭雪，瑶花處處開。今年迎氣始，昨夜伴春廻。玉潤牕前竹，花繁院裏梅。東郊齋祭所，應見五神來。”《全唐詩》卷一百九，周勛初等主編，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頁2284。此爲和作，由喜雪而及人，有稱頌，有勸勉，卻不失其身份，可謂得體。其《陪張丞相自松滋江入舟東泊渚宫作》有曰：“政成人自理，機息鳥無疑。”都用五律，詩風雍雅，從容不迫，亦得體。

再像以下數首：

未央月曉度疏鐘，鳳輦時巡出九重。雪霽山門迎瑞日，雲開水殿候飛龍。輕寒不入宫中樹，佳氣常薰仗外峯。遥羨枚臯扈仙蹕，偏承霄漢渥恩濃。(95)錢起《駕幸温泉宫和李員外作》，《唐百家詩選》卷八，頁104。

天垂台耀拂欃槍，壽獻山青祝聖明。丹鳳闕前歌九奏，金雞竿上鼓千聲。衣裳南面薰香動，文字東方喜氣生。從此登封資廟略，兩河連海一時清。(96)楊巨源《元日含元殿下立仗丹鳳樓下宣赦上門下相公二首》其一，《唐百家詩選》卷一二，頁161。

聖代司空比玉清，雄藩觀獵見皇情。雲禽已覺高無益，霜兔應知狡不成。飛鞚擁塵寒草盡，彎弓開月朔風生。今朝始賀將軍貴，紫禁詩人看旆旌。(97)楊巨源《和裴舍人觀田尚書出獵》，《唐百家詩選》卷一二，頁163。

雞鳴紫陌曙光寒，鶯囀皇州春色闌。金闕曉鐘開萬户，玉階仙仗擁千官。花迎劒珮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獨有鳳皇池上客，陽春一曲和皆難。(98)岑參《和賈舍人早朝大明宫》，《唐百家詩選》卷三，頁43。

清如冰玉重如山，百辟嚴趨禮絶攀。强虜外聞應破胆，平人長見盡開顔。朝廷有道青春好，門館無私白日閒。致卻垂衣更何事，幾多詩句詠關關。(99)薛能《獻僕射相公》，《唐百家詩選》卷一八，頁259。

星斗疏明禁漏殘，紫泥封後獨憑欄。露和玉屑金盤冷，月射珠光貝闕寒。天襯樓臺籠苑外，風吹歌管下雲端。長卿祇爲《長門賦》，未識君臣際會難。(100)韓偓《中秋禁直》，《唐百家詩選》卷二，頁281。

凡寫帝王車駕威儀、德音下降，或大臣扈從、遊覽出獵、早朝夜直等，皆有很鮮明的身份感，體則皆爲七言律詩，雖有誇飾頌揚，然也反映了對君臣相契、政通人和的理想政治的嚮往，寫出了大唐帝國雍容典雅的闊大氣象，詩風華麗。這裏還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上述六首詩中，有三首是上呈宰相的詩作，而觀集中所收，不但此類作品十分常見，而且，還有詩人本身就是宰相的，如武元衡、令狐楚等。這是有意識的還是無意識的呢？今天已很難判斷，然此書顯示出迥異於一般選家的眼光，則是没問題的。其他許多唱和贈答、臨歧送别之作也多能契合唱和贈答雙方彼此身份、符合當日情境氛圍，十分得體。

王安石是傑出的文學家，學根孟子。思孟學派的重視心性，影響到王安石，便是强調無論學聖賢、法先王，還是行治教政令、作詩爲文，都要得之於心，要自有所得。所謂“聖人之於道也，蓋心得之。”(101)《與祖擇之書》，《臨川先生文集》卷七七，《王安石全集》，第7册，頁1371。“雖問以口，而其傳以心；雖聽以耳，而其受以意。”(102)《書洪範傳後》，《臨川先生文集》卷七一，《王安石全集》，第6册，頁1284。反對一味模擬。所以，《唐百家詩選》又是一部反映其獨特文學觀念和審美情趣的頗具眼光的選本，這種審美情趣和標準，就是曲盡人情物態。

比如《唐百家詩選》卷一選録了戎昱的《長安秋夕》，詩曰：

八月更漏長，愁人起常早。閉門寂無事，滿院生秋草。昨夜西窗夢，夢行荆南道。遠客歸去來，在家貧亦好。(103)《唐百家詩選》卷五，第72頁。

戎昱生活的時代大致與大曆十才子相近，他年輕時多次應進士舉不中，後參荆南、潭州等幕府，德宗建中三年曾官侍御史，出爲辰州刺史，後官至虔州刺史。這首詩當寫於他早年進士不第、客居長安時。唐代進士科舉的貴重、登第的艱難、長安生存的不易和舉子們往來奔波干謁的艱辛與困窘，前輩學者已有論之。(104)此可參先師程千帆先生所撰《王摩詰〈送綦毋潛落第還鄉〉跋》(載《古詩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等。戎昱寫此詩時的具體境況如何，我們雖已不可詳知，然起筆的一個“愁”字，寓含了多少進士科舉考試道路上的酸辛，當不難想象，否則何至於卧數“更漏”而難安枕簟，黎明即起，卻又不理生事呢？於是由“愁”而思歸，由思歸而入夢，歸家與遠客，退歸田園與追求功名，理想與現實，在夢醒之後的比較中，詩人終於發出了“在家貧亦好”這一人們往往心中有而筆下無的感喟。詩歌的前六句只是平平敍來，末兩句的感嘆似乎也很平淡，但這貌似平淡的敍述，卻在慢慢地爲末句“在家貧亦好”的感慨抒發，積蓄和醖釀了力量。如此，末句的感喟便在平淡之中寓含了無限情思。曲盡人情，平淡而山高水深，也許正是王安石要將其選入的原因吧。

再如，書中所選杜荀鶴的名作《春宫怨》：

早被嬋娟誤，欲妝臨鏡慵。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爲容。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年年越溪女，相憶采芙蓉。(105)《唐百家詩選》卷一九，頁274。

《宫怨》是漢樂府“相和歌辭”楚調曲中的舊題，泛寫宫中女性遇合與失意的恩怨。《春宫怨》便是在此基礎上再創作的一首樂府詩。此處“宫怨”前而置“春”字，更突出了對自然界和宫中女性的青春美好以及其被冷落的惋惜與幽怨。詩的前四句直接抒發宫女内心的幽怨。“早被嬋娟誤”一句似爲無理，然它反映的恰是現實生活“承恩不在貌”的被扭曲的事實。首兩句是果，次兩句是因，倒敍的方式加重了情感抒發的强度。詩的五六句寫春景，由内心轉向外在，風和日麗，鳥語花香，充滿了蓬勃生機和活力的自然界，同時也象徵着生命和青春的美好，一片樂景，只是與宫中女性的遭遇相比，這種樂景的描寫，反而更反襯出其處境的孤獨和寂寞。“以樂景寫哀，以哀景寫樂，一倍增其哀樂”(106)王夫之撰、戴鴻森箋注《薑齋詩話箋注》卷一，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頁10。。詩的末兩句更由眼前景而延伸到故鄉江南，由當下而憶及昔日鄉間溪畔無拘無束的生活。今昔對比，所抒發的仍是無窮無盡的幽怨。詩歌細緻曲折地道出了一位宫中女性的内心世界，勾畫了一位敢怨敢怒的女性形象。詩筆清新妍麗，富有情致。

王安石的詩以“工”著稱(107)陳師道《後山詩話》曰：“詩欲其好，則不能好矣。王介甫以工，蘇子瞻以新，黄魯直以奇。”《歷代詩話》本，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306。，他所選的詩歌中，固多渾然成篇者，然有時亦未必全篇相稱，但就中若有工妙之句，也多録而不棄。此類甚多，略舉數例：

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108)孟浩然《宿建德江》，《唐百家詩選》卷一，頁13。

飛鳥看共度，閒雲相與遲。(109)李頎《李兵曹壁畫山水各賦得桂水帆》，《唐百家詩選》卷五，頁66。

遊魚逆水上，宿鳥向風棲。(110)殷遥《友人山亭》，《唐百家詩選》卷六，頁81。

機息知名誤，形衰恨道貧。(111)戴叔倫《將巡郴永途中作》，《唐百家詩選》卷七，頁95。

兩行燈下淚，一紙嶺南書。(112)盧綸《夜中得循州趙司馬侍郎書因寄回使》，《唐百家詩選》卷八，頁108。

乍見翻疑夢，相悲各問年。(113)司空曙《雲陽館與韓申卿宿别》，《唐百家詩選》卷八，頁115。

不妨公事資高卧，無限詩情要細論。(114)楊巨源《送章孝標校書歸杭州因寄白舍人》，《唐百家詩選》卷一二，頁166。

泉聲到池盡，山色上樓多。(115)張祜《題惠山寺》，《唐百家詩選》卷一五，頁215。

殘星幾點雁横塞，長笛一聲人倚樓。(116)趙嘏《長安秋望》，《唐百家詩選》卷一五，頁221。

片纔著地輕輕陷，力不禁風旋旋銷。(117)秦韜玉《春雪》，《唐百家詩選》卷一八，頁261。

詩道揣量疑可進，宦情刓缺轉無多。(118)韓偓《春陰獨酌寄同年李郎中》，《唐百家詩選》卷二，頁283。

客路少安處，病牀無穩時。(119)韓偓《向隅》，《唐百家詩選》卷二，頁291。

樹頭蜂抱花鬚落，池面魚吹柳絮行。(120)韓偓《殘春旅舍》，《唐百家詩選》卷二，頁292。

或用意深刻，富有生活哲理；或對偶工穩，確能曲盡人情，都反映出編選者的審美趣味和傾向。

《唐百家詩選》中所選詩歌體式多樣，既多選古詩和樂府，也不乏近體，而近體之中，五七言律絶之外，他還選入了多首六言絶句。如所選皇甫冉、王建的六絶：

水流絶澗終日，草長深山暮春。犬吠雞鳴幾處，條桑種杏何人。

門外水流何處，天邊樹繞誰家，山色東西多少，朝朝幾度雲遮。(121)皇甫冉《送鄭二堪之茅山》、《問李二司直所居雲山》，《唐百家詩選》卷一，頁139。

魚藻池邊射鴨，芙蓉苑裏看花。日色柘黄相似，不著紅鸞扇遮。(122)王建《宫中三台詞》，《唐百家詩選》卷一三，頁187。

六言絶句的創作魏晉南北朝時已出現，唐代漸興，然或許是單音節字的使用受限制，聲調變化較少，故留傳作品不過數十首，而王安石在《唐百家詩選》中卻選了五首，足見其興趣所在。(123)此點或受佛教偈頌影響。自南北朝以來，佛教徒以六言偈頌的形式闡發義理，已頗成熟(參項楚《敦煌詩歌導論》，成都，巴蜀書社，2001年)，王安石佛學造詣亦深，故其對六言詩的興趣當與此有關。前兩首寫山居自然風光，不寫人而人物自見。景以問句出之，便感靈動。後一首寫宫廷苑囿，景物工巧，而遊賞之人卻輕鬆活潑，詩筆也不呆板。

至於王安石所選作品的風格，則既有高亢閎麗者，有議論高妙、風格簡古者，亦有鍛鍊精工、委婉含蓄之作。楊蟠所謂“匠意造語，要皆安穩愜當，流麗飄逸，其歸不失於正者”，倪仲傅所謂“清古典麗，正而不冶，凡以詩鳴於唐，有驚人語者”，多在其中。(124)關於《唐百家詩選》的編選旨趣，鄒雲湖先生認爲其意有四：“一、此書所選乃是因爲‘欲矯’西昆‘其失’，所以纔‘多取蒼老一格’，‘大半是晚唐詩’而‘缺略初盛’。二、其選録風格是‘雜出不倫’。”“三、王安石《唐百家詩選》不選唐詩的大家名家，一方面正預示了宋詩在唐詩的頂峯上力避熟濫，但求變化，以另拓通途的發展趨勢；另一方面，不選元、白、韋、劉、王維和晚唐杜牧、李商隱的詩，恐怕還是源於這些詩人的大家之名多半是由於其詩的豔情、閒情過於豐富引人。”(見氏著《中國選本批評》，上海三聯書店，2002年，頁77—78)揆諸本書和文學史實，其説不可取。皆是的評。此處不再贅述。

四 “論詩如舒王，方可到劇摯之地”：《唐百家詩選》的影響

一部作品影響的大小，是取決於其自身價值的高低和時代風尚的消長的。

對王安石的德行和文學成就，時人早有評價。比如，歐陽修就謂之“德行文學，爲衆所推，守道安貧，剛而不屈”。(125)歐陽修《薦王安石吕公著札子》，《歐陽修全集》卷一九，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頁1654。其後無論是在思想政治上對王安石的觀點持贊成態度還反對態度的人，都不否認這一點。

《唐百家詩選》的編選對王安石本人詩歌創作的影響，此可不論。(126)葉夢得《石林詩話》卷中有云：“王荆公少以意氣自許，故詩語惟其所向，不復更爲涵蓄。如，‘天下蒼生待霖雨，不知龍向此中蟠。’又‘濃緑萬枝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平治險穢非無力，潤澤焦枯是有材’之類，皆直道其胸中事。後爲羣牧判官，从宋次道盡假唐人詩集，博觀而約取，晩年始盡深婉不迫之趣。乃知文字雖工拙有定限，然必視其幼壯，雖公方其未至，亦不能力强而遽至也。”(《歷代詩話》本，頁419)此一問題可另作研究。在紛紜的議論中，由王安石編選的這部《唐百家詩選》，也成爲了經典，並産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這不僅表現在其書刻本的衆多和流傳有序，而且還出現了分類改編本。此書在北宋時即有兩本，一本分人編排，一本分類。分人編排的北宋本已不可見，今存南宋初年撫州刻本(又有南宋乾道年間倪仲傅刻本、范浚家藏刻本、南昌刻本等，佚)，殘存九卷。(127)此本藏上海圖書館，影印收入《續古逸叢書三編》(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中華再造善本》集部唐宋編(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明初有鈔本，佚。清初有丘迥刻本(何焯曾批校，何氏弟子蔣杲過録。蔣氏過録本在清代又有學者用兩宋殘本校過，今黄永年、陳楓校點的新世紀萬有文庫本《唐百家詩選》，即以丘刻爲底本，而校以清人用兩宋本校過的蔣氏本)，後之分人本多從丘刻本出。分類本有南宋初刻本，今存殘卷。藏日本靜嘉堂文庫者(有影印本)十卷，藏北京國家圖書館者八卷，合二書尚有十三卷。(128)關於《唐百家詩選》的版本源流，詳可參黄永年《〈唐百家詩選〉校點説明》、陳斐《〈王荆公唐百家詩選〉版本源流考述》(文載《南陽師範學院學報》，2012年第11期)。

《唐百家詩選》一書，在北宋時雖已有質疑，但總的來看，是頗爲人所推崇的。如楊蟠所説：“丞相荆國王公，道德文章，天下之師，於詩尤極其工。……公自歷代而下無不考正，於唐詩百家，特録其警篇。……詩繫人之好尚，於去取之際，其論猶紛紛，今一經公之手，則帖然無復以議矣。”(129)《王荆公唐百家詩選》卷首，《中華再造善本》集部唐宋編。這話很有代表性，他對此書並不完全理解，卻相信這是一部高水平的唐詩選本。

南宋時期，大致仍延續了這種狀況，有疑問，但總體是肯定的。從倪仲傅初讀此書的那種驚喜，到時少章對王安石所選唐代詩人詩作的評注(130)吴師道《吴禮部詩話》，《歷代詩話續編》本，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611—614。另，元仇遠亦有《批評唐百家詩選》，黄虞稷《千頃堂書目》卷三二曾著録，似已不可見。，我們看到了南宋士人對此書的持續的熱情。

吕祖謙選録西漢至北宋詩，編爲《麗澤集詩》三十五卷，方回對其贊賞備至，稱：“回最愛《麗澤詩選》”，“後人學爲詩者，讀此足矣。”(131)方回《跋劉光詩》，《桐江集》卷四，《宛委别藏》本，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年。此書所選，除據别集外，又多據總集。先唐部分除陶淵明詩選之外，即據《樂府詩集》、《文選》而選。選唐詩既據别集，又於卷十五專據《唐百家詩選》選入薛稷、岑參、崔國輔、常建、盧綸、司空曙、皇甫冉、薛能、曹松、韓偓等38位詩人62首詩作，標目：“王荆公《唐百家詩選》”，從文獻上彌補了其唐詩之選的不足。其後，吕祖謙編《皇朝文鑑》，又收入《唐百家詩選序》，(132)《皇朝文鑑》卷八七，《吕祖謙全集》，第13册，頁586。可知其雖於王安石思想學術多所批評，但對其文學才能和成就，對其所編的《唐百家詩選》，則是充分肯定的。(133)關於吕祖謙看重《唐百家詩選》的原因，查屏球教授曾從南宋詩學教育的角度作過論述，可參(《名家選本的初始化效應——王安石唐百家詩選在宋代的流傳與接受》，《安徽大學學報》2012年第1期)。

南宋仿效《唐百家詩選》之選屢見不鮮，甚至連原書的缺陷和不足也被後人接受了，對宋代的詩學批評和詩歌發展可謂影響深遠。比如，趙蕃、韓淲《唐詩絶句》、趙師秀編《衆妙集》、周弼《唐詩三體家法》等，不但在文獻上很有可能利用過《唐百家詩選》，(134)如趙師秀《衆妙集》選楊巨源詩兩首，即見於《唐百家詩選》卷一二所選楊氏詩之首。《衆妙集》選皇甫冉詩九首，見於《唐百家詩選》者三首(卷九)。而且，其不選李、杜等大家，而以中晚唐詩人爲主，反映出詩宗晚唐的傾向，也應有《唐百家詩選》的影響在。而早在南宋紹興年間，曾慥編《皇宋百家詩選》，選北宋詩人(自寇準始)二百餘家，“所以續荆公之《詩選》”，“其言歐、王、蘇、黄不入選，以擬荆公不及李、杜、韓之意”。(135)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卷一五《本朝百家詩選解題》，頁447。後來鄭景龍編《續百家詩選》，又續曾氏之選，皆稱“百家”，其宗旨也是如此。這都可見《唐百家詩選》影響之大。至南宋理宗朝後期，時少章歷評《唐百家詩選》所選諸人之詩，多加褒賞，少有貶辭，雖未言及《唐百家詩選》本身，然已可見其對詩選接受的態度了。

《唐百家詩選》何以在南宋大受歡迎，究其原因，除了王安石本人的社會地位和影響之外，當與南宋詩壇風尚的演變大有關係。靖康之難以後，宋室南渡，政局遽變，曾在北宋後期占據詩壇主導地位的江西詩派，雖仍有影響，但一些江西派末流詩人束縛於舊規不能自立，其流弊愈益明顯，於是一些有識之士起而矯之。矯正的方法之一，就是從晚唐詩人的創作中汲取營養。而《唐百家詩選》多選中晚唐詩人的作法和詩學傾向，恰好與此時詩壇風尚的變化相吻合，於是其爲南宋詩家所關注就不難理解了。

綜上所述，我們以爲，《唐百家詩選》雖爲王安石所編，然宋敏求爲王安石的編選提供了大量的家藏的唐詩文獻。這些文獻中，既有唐人行卷、唐詩总集，也包括了數量衆多的唐詩别集。從宋氏的藏書看《唐百家詩選》的編纂，可以消除許多誤解。選本是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的重要方式之一。《唐百家詩選》的編選宗旨，理應從王安石文學思想觀念和此書本身去探求。王安石主張爲文應“有補於世”，故所選多關涉社會政治，雖詠史懷古、寫景詠物、抒發怡情逸志之作，亦着眼於其有益於世道人心的一面。《唐百家詩選》又與王安石嘉祐四年上仁宗皇帝萬言書而不報的特定心態有關，表現在詩選中，便是多選抒發歲月蹉跎、仕途失意和有志難騁的幽怨的作品，許多詩尤其是贈行之作，常籠罩在一種“歸去來”的浩嘆中。作爲政治家，王安石重視詩歌的現實政治功能，又表現爲强調文要得體，選詩亦如此。作爲文學家，王安石還特别青睞能曲盡人情物態的詩作，反映出其獨特的文學觀念和審美情趣。《唐百家詩選》編成後，雖爭議不斷，然而也産生了廣泛和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