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邓大军千里南征精神的时代价值

陈霞

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 河南新县 465550

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刘邓大军）主力，以排山倒海之势，强渡黄河，挺进中原，开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壮举，揭开了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的序幕，成为中国革命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正如毛泽东同志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指出的那样：“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

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伟大的精神铸就伟大的事业。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征程中，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给我们留下的光荣革命传统，依然是鼓舞我们艰苦奋斗、开拓进取的强大精神动力，依然是激励我们求真务实、拼搏奋进的宝贵精神财富。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我们一定要继承和弘扬刘邓大军千里南征精神，始终保持和发扬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社会主义宏伟事业继续推向前进[1]。

1 弘扬刘邓大军千里南征精神，增强顾全大局、勇挑重担的全局意识

当年，千里跃进大别山，是党中央根据解放战争整体形势发展需要，做出的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重大战略部署。完成这一战略部署，对刘邓大军来说，意味着远离晋冀鲁豫根据地，失去后方支援；意味着面对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孤军奋战。但为了中国革命的全局，他们不惧流血牺牲，克服重重困难，主动承担起战略进攻的艰巨任务，以局部的牺牲和暂时的损失争取了解放战争的主动，换取了解放战争更大的胜利。邓小平政委经常讲，我们在大别山困难是很多，是在啃骨头。但是，在其他战场上，我们的兄弟部队已经开始吃肉了。我们背上的敌人越多，我们啃的肯头越硬，兄弟部队在各大战场消灭的敌人就越多，胜利也就越大。1948年3月，邓小平在直属部队干部会议上说：“我们走在前头，插进了敌人的心脏，威胁着南京、武汉，蒋介石也必然拼命地扭着我们，我们担着重的由内线防御转入外线进攻的战略意义一头，也要吃些苦，多走些路，把敌人背住，等华野、陈谢和陕北的部队休整以后，自然会来分担我们的担子。因此，当我们担着重的一头的时期，千万不要忘记整体，整个胜利是有我们一份的。” 1948年4月，刘伯承在《关于大别山斗争与全局问题》中指出：“我们要从全局来看大别山，全局的胜利，我们是其中的一份。”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大力学习和弘扬这种顾全大局、勇挑重担的精神，着眼大局、围绕大局、服务大局，自觉地把本地、本部门的工作放在全国的大局中去谋划、去考虑，坚持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不怕吃苦，不怕吃亏，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和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以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主动承担艰巨任务，敢打硬仗恶仗，勇于破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和难题，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跨越、新突破、新成就，创造出无愧于革命先烈、无愧于历史时代、无愧于老区人民的辉煌业绩[2]。

2 弘扬刘邓大军千里南征精神，激发勇往直前、敢于胜利的昂扬锐气

刘邓大军在无后方依托的情况下，突破敌人围追堵截，战胜无数艰难险阻，强渡黄河，千里跃进，主动打入外线，创造了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的伟大壮举，表现出“狭路相逢勇者胜”的英雄气概。在创建根据地的过程中，粮食物资紧缺，整天和敌人在山里转弯子、兜圈子。国民党发动“总体战”之后，大别山的局势空前严峻，外有敌人的包围清剿，内有地方反动武装的袭扰。时至隆冬，大别山天寒地冻，缺粮少衣，将土们风餐露宿，数日不能一饱，半月不见油盐，生活极其艰难。邓小平在野战军直属部队连以上干部会议上指出：“重建鄂豫皖解放区的任务是非常光荣的，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一页。我们的决心是十分坚定的，解放区一定要建立起来，困难一定要克服，共产党的特点是越困难越有劲，越团结。我们要有信心克服困难，我们一定要站住脚，生下根。”刘邓大军没有被困难所吓倒，他们发扬革命军队艰苦奋斗、团结友爱的精神，互相关心，互相帮助，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胜利实现了毛泽东关于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三种前途”估计中最好的前途。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从一定意义上讲，又是一次新的“千里跃进”，又是一次新的历史跨越，在前进的道路上必然会遇到重重困难和问题，必然会遇到各种风险和挑战。我们要以当年刘邓大军那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勇往直前、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以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以克难攻坚、勇往直前的气概，战胜前进路上的各种困难和挑战，一个堡垒一个堡垒的攻破、一个难题一个难题的破解，一步一个脚印的发展[3]。

3 弘扬刘邓大军千里南征精神，树立实事求是、勇于探索的科学态度

在千里跃进途中，刘伯承经常下部队，了解情况，给干部战士作报告，要求指战员要善于思考和学习。在抢渡淮河时，有的干部报告说：“淮河不能徒渡！”为了搞清楚情况，刘伯承亲自探测河水，来回摆渡四次，使部队抢在洪峰到来之前渡过淮河。在创建大别山解放区过程中，刘伯承、邓小平遵照党中央关于大别山斗争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紧密结合实际，制定了正确的土改政策和军事策略，使大别山根据地得以发展壮大。邓小平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明确提出了进入新区应注意的政策和策略问题，提出分地区、分阶段实行不同的政策和策略，特别是要注意把老解放区和大别山的政策区别开来。这不仅纠正了大别山区一度发生的左倾急性病错误，也为党中央正确制定新区政策提供了依据。邓小平先后给党中央写了《关于大别山阶级情况和几个政策问题》《复毛主席征询新区斗争策略与群众组织形式的问题》等报告，系统总结了大别山解放区建设经验，被毛泽东主席称之为“大别山经验”，并要求“各地各军采纳应用”。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任何时候我们必须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要坚持用科学理论指引方向，用科学方法研究工作，用科学举措促进发展，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举措，以五大发展理念为统领，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方针和重大战略，更加注重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更加注重发展的内涵和质量，努力做到速度、质量、效益相协调，消费、投资、出口相协调，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

4 弘扬刘邓大军千里南征精神，保持心系群众、依靠群众的优良作风

刘邓大军在重建大别山根据地的过程中，充分发动群众，紧紧依靠群众，时刻关注人民的利益，并提出了与大别山人民共存亡的响亮口号。进入大别山之初，他们就狠抓部队思想建设，严格军风军纪，明确要求部队官兵要严格执行群众纪律，时时处处关心群众的利益。邓小平多次给将士上纪律课，要求军队要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还对“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作了修改和调整。三大纪律第一条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八项注意改为：“一、上门板、捆稻草、扫地（北方出生的战士不懂禾草二字，所以改为稻草）；二、东西送还，损坏东西赔偿；三、说话和气；四是买卖要公平；五、不拉夫，不乱打枪；六、尊重妇女习惯（这条解释时，应包括不进女人房，洗澡及大小便时避女人，不调戏妇女等）；七、挖厕所（这条不论对妇女，对卫生及观瞻都甚为重要）；八、不拿俘虏私人东西。” 1947年9月，刘邓首长在光山县召开了著名的“王大湾会议”，进行战场整军。之后又在新县小姜湾整顿军纪，颁布群众纪律“约法三章”，对部队的群众纪律常抓不懈，因而，部队纪律严明，做到了秋毫无犯。同时充分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建立地方政权，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使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地投身于人民战争中，成为推动人民战争向前发展并最终取得胜利的强大动力。这正如刘伯承司令员后来回顾这段战斗历程时所说的，“这足以表现了人民战争的本质。我们依靠的是人民，蒋介石依靠的是碉堡……这就是第二野战军在大别山战斗及全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关键。”在刘邓大军这支英雄部队身上，生动体现着共产党人亲民、爱民、为民的本质特征。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过去我们依靠人民群众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今天，我们仍然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时刻把为民干事、为民谋利放在心上，抓在手上，体现在工作上，落实在行动上；要认认真真访民情、诚诚恳恳听民意，作决策、定政策、部署工作，都要始终把群众利益作为第一原则，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要诚心诚意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认真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普惠于民，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