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人大选举组织体系的演化模式

2019-12-22 18:49
人民与权力 2019年6期
关键词:理性化联络动员

何俊志、钟本章在《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撰文指出

从政治过程和民主规范的角度看,人大选举组织体系是一项事关人民代表大会质量,乃至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关键制度。实际上,新中国人大选举组织体系经历了从“行政机关主导”到“行政—立法机关协作”,再到“立法机关主导”的演化模式。可以归纳出的一个趋势是,1953年至今的六十余年时间里,人大选举组织工作的主导力量,逐步实现了从行政机关到立法机关的转移。不过,虽然这三种模式下的人大选举组织体系因其主导的中坚力量不同而有所差异,但从本质上看,它们都是党领导下的自上而下动员、组织的三级分工模式:最高层负责整体部署,中间层负责协调指导,基层负责组织选举。总体而言,新中国人大选举组织体系的变化,更多体现在关键组织者在不同国家机构间的转移,其最根本的组织形态和运作模式,实际上并未发生改变。应当说,与这种变化相伴随的是中国国家制度建设的逐步理性化与精细化。所以中国人大选举组织体系的精神特质,可以概括为“国家主导、科层传递”的逐级动员模式。虽然目前中国人大选举组织体系的理性化与制度化水平已经历了诸多实践的考验,但未来中国人大选举组织体系仍需从理性化与公正性两方面加以完善。在理性化方面,首先,应补充制订党参与人大选举事务的相关规范。事实上,直到目前为止,尚没有形成有关党委及其相关部门参与人大选举组织事务的规范性文件。其次,应考虑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设立专门的代表选举与联络机构。目前,许多具体事务只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之下的联络局代为负责,这既不利于全国人大代表的选举,也导致全国范围内的选举组织机构无法形成系统化的格局。在公正性方面,目前的当务之急应当是意识到我国政治体制及其选举模式与其他国家的差异,并在批判地吸收基础上制定一套适用于我国本身的选举组织公正性规范,而后再考虑相关制度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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