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儒学传统在当代社会的发展趋势研究
——以曲阜尼山附近为考察对象

冯 洋 王梓君 张咸杰

近年来，儒学复兴呈多方面展开之势，民间儒学传统的复兴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现象。我们从国学班、讲堂、书院在全国的遍地开花就能够感受到民众对儒学的需求和热情，体会到国民对重建自身精神家园的渴盼。民间儒学传统的复兴是儒学在经历近代以来百年多的断裂后，其所依附的经济形态、社会结构、交往方式发生根本改变的条件下展开的，这种复兴既要遵循民间儒学传统形成的历史经验，传承儒学的精华，同时从传播内容到传播方式又不能不有所取舍、有所发展和创新，以回应时代挑战，引领时代发展。曲阜尼山附近开展的民间儒学尤其是乡村儒学的重建活动为我们观察民间儒学传统复兴的发展趋势提供了很好的考察实例和经验。

一、民间儒学传统在当代的解读

民间儒学是相对于官方儒学、精英儒学而言的儒学形态。民间儒学是在官方儒学、精英儒学的推动和影响下发展成熟的，三者相互支持和补充，又构成相互独立而完整的儒学形态。这种独立性是在完整意义上的官方儒学、精英儒学都不复存在的条件下，我们仍然能够探讨民间儒学传统复兴及在实践中实现复兴的前提。

什么叫民间？它的内涵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的。过去和现在都将民间社会定性为离开官方或体制外的，较少受意识形态支配的社会形态。在过去，民间社会主要指乡村，民间儒学就是乡村儒学；在当代，民间社会越来越超出乡村的范围。在过去，民间儒学传统是以家庭为中心而形成和发展的，家族是民间儒学的主要载体；在当代，家庭的功能被诸多社会组织所分担，除家庭外，学校、社区、企业等都成为民间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社会具有越来越丰富的组织形式。

民间儒学是由普通民众参与推动，切合于日常生活，满足世俗精神需求，扎根于民间社会的儒学形态。那么什么是民间儒学传统？这个问题的价值体现在如何认识把握它的内涵上，这是极富挑战性的工作，因为我们所要复兴的民间儒学肯定不是原封不动的传统。

首先，我们所要复兴的民间儒学无疑是其中的精华，可是对于精华、糟粕的认定是长期以来想解决但都没有解决好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很早就确立了对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文化建设方针，可是何为精华、何为糟粕主要由政治需要和政治标准来决定，随形势而变化，很难保持客观性和稳定性。

其次，在市场化、全球化条件下，代际差异明显，个性化因素上升。社会阶层的分化、社会思潮的多样、价值观念的多元都加剧了对儒学认识的分歧，某些人视若珍宝的某项儒学传统在其他人眼里可能弃如敝履，对民间儒学形成共识的难度加大。

最后，由于儒学教育的长期断裂，民间儒学传统的许多核心价值即使受到民众的认同也很难再建立起和过去传统的内在联系。拿孝道来讲，我们不能说孝道只有在儒学中才存在，也不能要求今天的子女做到“父母在，不远游”。如果离开或淡化儒学文化背景来讲孝道，这种重新建立的联系是缺乏说服力的，所延续的儒学传统也是不稳定的。

二、民间儒学传统在当代复兴的特点

民间儒学传统的复兴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展开的，必然会表现出过去所不具有的特点。

首先是原点化。这里的原点化是指民间儒学传统在当代复兴所处的时代环境很类似于儒学开始兴起时的状况。孔子在创立儒学时所继承弘扬的是三代以来的礼乐传统，今天我们所要复兴的是在漫长历史时期内形成的儒学尤其是民间儒学传统。孔子在创立儒学时所面对的是诸子学说百家争鸣的背景，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是诸种思想争夺民众的局面。更重要的是，民间儒学传统在当代的复兴是在官方儒学不存在，也很难从精英儒学中获得有力支援的情况下，几乎凭单独之力而展开的。翻阅中国儒学史可以知道，儒学在民间的形成非常有赖于多样化的儒学形态，宋明以后，儒学在民间的加速积淀是和民间儒学从其他儒学形态中获得充分的思想养料和扶持密不可分的。即使这样，民间儒学传统的发展成熟距离儒学兴起也经历了两千多年的时间。在明朝后期，随着儒学“心学”的兴起，在民间出现了致力于研究和推广儒学的学派，他们将儒学化为民众生活是卓有成效的。可是这些学派及其所依附的“心学”未获得官方的认可，这制约了其在民间的实践程度和历史价值，终未产生较大的影响。20世纪末，中国大陆涌现出儒学研究的热潮，至今热度未减，并取得了不少成果。不过其学术研究还基本处于挖掘、传承、梳理阶段，谈不上系统化的建构乃至创新，和现代化的民众生活还存有相当距离，其对民间儒学的影响还是比较有限的。

其次是文明化。在民间儒学传统中充斥着大量的民间信仰和迷信因素。有些学者认为，早期儒家就产生于“方士”。正如杨清虎在《神体儒用：儒学与民间信仰的融会》中所言，孔子不迷信鬼神，但“难以脱离中国文化滥觞于鬼神的客观事实”，也敬鬼神，“儒学与鬼神信仰之间有着理不清的种种瓜葛”。汉代儒家融合道家、法家、阴阳家等思想，将儒学神化，使儒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在提升儒学地位的同时也阻断了儒学宗教化的道路。杨清虎在《论“独尊儒术”与汉代儒学宗教化之路》一文中指出：“神化历程中，过多地依赖民间力量，民间信仰的功利、散漫、多样等特点影响儒学，使儒学与民间信仰相融而生，失去了组建制度化宗教组织的积极性。”谶纬的兴盛更是使儒学充满了神秘、诡异的色彩。传统民间儒学至终都伴随着这种鬼神崇拜。即使是宋代理学兴起即儒学哲理化以后，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儒学尤其是民间儒学的这种属性。这种属性大量存在于民间儒学传统的各种表现形式中，如遍布乡村的庙观、冠婚丧祭礼仪，关帝崇拜等，这种属性也被后世的各种文艺载体所重视和强化。在当代中国，由于科技的昌明、国民素质的提升，民间儒学传统的复兴已经不可能再伴随民间信仰和迷信来展开，这无疑会降低民间儒学在民间的威慑力和依附性，但也提供了澄清儒学原始面貌和意图的契机。我们要复兴的民间儒学传统是文明化、科学化的儒学，民众对儒学的认同不仅是自信的，更是自觉的。只有这样儒学才可能走出国门，成为世界性的文明形态。

再次是都市化。当代中国正处于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急速过渡的进程中，市场化对传统的农村社会结构起到了巨大的瓦解作用，农村同改革开放前尤其是费孝通先生写《乡土中国》时相比，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的元素在加速流失，儒家的印迹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难觅踪迹。这意味着民间社会主体开始从乡村转向城市，也意味着民间儒学的当代转型。郭齐勇先生指出：“现代儒学除了乡村儒学的重振，更为主要的则是城市儒学的建设。……我们所说的城市儒学的建设，是努力使中国文化的基本做人做事之正道，……在每个国民的心中扎根，促进公民道德的重建。”城市化变迁对民间儒学的挑战是多方面的。传统的民间儒学以家族为中心，这是由于家庭在传统社会中承担着生产、生活、交际、养老、教育等诸多方面的功能。在城市化条件下，这种功能已经被分散到更多的组织当中，民间儒学需要覆盖的领域大大扩展，甚至家庭都难以维持过去的中心地位。企业、公共空间这些领域对于国民道德建设起着越来越突出的作用，将直接决定民间儒学传统能否实现复兴。如果儒学尤其民间儒学还是蜷缩在家庭这些传统领域，在新兴领域失位缺位，而不敢抢位，儒学就始终无法改变自身弱势的社会地位。

最后是开放化。民间儒学传统在当代的复兴是在开放的时代环境中展开的，民间儒学同其他社会理论、思潮是在平等的地位上展开交流和竞争的。这种开放并不完全是对时代环境的被动适应，也是对过去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在儒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既需面对域内诸子百家的挑战，又要迎接外来宗教的冲击。正是在这种碰撞、应对、融合的过程中，儒学才得以不断更新延续了自身的生命力。闭关锁国的文化政策必然会造成民族文化的衰落。这不是我国独有的历史文化现象，而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共同规律。当今各种社会理论、思潮争夺民众精神高地的竞争是十分激烈的，传统儒学或民间儒学传统所面对的有理论性系统性极强的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等，还有极其完备成熟的基督教、伊斯兰教等。面对这些社会理论、思潮，除了在儒学研究中要吸收转化它们以实现传统儒学的创新外，更需要学习它们普及化、生活化、草根化的历史经验。这种经验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正面经验比如我们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过程中所积累的许多行之有效的办法甚至规律；负面经验比如面对某些邪教在农村的渗透，我们应该思考民间儒学在乡村的教化短板，他者之长可能正是自身之短。

三、民间儒学传统在曲阜尼山附近的重建实践

山东曲阜是儒家创始人孔子的故里，其中尼山是孔子诞生地，具有丰富的儒家文化资源和独特的儒学优势。尼山是儒家文化真正的源头，杜维明先生曾提出儒家发展的三个阶段说，第一阶段是由曲阜走向全国，然后由中国走向东亚，再由东亚走向世界。在曲阜尼山附近开展民间儒学的推广，进行民间儒学传统的重建，其象征意义、示范意义是全国其他地方都难以企及的。近些年来，山东地方政府、部分学者和民间人士都认识到了在曲阜尼山附近推广民间儒学对于民间儒学传统重建乃至复兴儒学的重大价值，都积极投入到支持、参与民间儒学尤其是乡村儒学的活动中来，现在已初见成效，从推广内容到推广方式对其经验进行总结以更好地复兴民间儒学传统是相当必要的。

民间儒学的本质是教化。从历史来看，孔子创立儒学之初就是围绕对社会各阶层的教化来推行的。明朝后期随着阳明心学产生的儒学民间化运动是卓有成效的，也是围绕“化民成俗”的路线来展开的。从现实来看，上个世纪初以来，随着儒学在各层各类教育中的退场及历次运动对儒学的摧残，儒学之于生活和人生终极意义的价值被抛弃，儒学在很长时期内和民众是处于断裂状态的。赵法生研究员在《乡村儒学的缘起与目标》中指出：“乡村儒学实验的目的，是要重建儒学在乡村的教化体系，重建乡村的人生信仰，以解决当代儒学魂不附体的时代难题。”普通民众的生活就是儒学之魂所要依附的最重要载体，重建教化体系的核心就是要重建儒学与生活状态的内在联系。围绕乡村教化体系的重建，曲阜尼山附近形成了三种模式，分别由地方政府、学者、民间人士来主导。

地方政府主导的模式是山东省政府将乡村（社区）儒学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由省文旅厅依托全省各级图书馆创新推广“+书院”的服务模式，在各级图书馆建设“尼山书院”。这种模式极大地拓展延伸了图书馆的传统功能。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对这种服务模式的标准化制定了具体的要求，在活动内容上要求做到“五个板块”，包括经典诵读、国学普及、礼乐教化、道德实践和情趣培养。

学者主导的模式以泗水县尼山圣源书院在尼山周边乡村推行的儒学下乡实验最具代表性。这些儒学学者依托尼山圣源书院，由其主持并发动组织志愿者在乡村建设儒学讲堂，定期开展讲学及其他文化活动。对于这种模式，许多新闻媒体都进行过研讨和报道。

民间人士主导的模式是儒学信奉者利用自身的知识文化特长，利用学校、媒体等各种场所进行的宣讲示范活动。

这三种模式在实践中各有优点和不足，第一种模式覆盖民众广泛、活动内容丰富，但是很难做到完全下乡和贴近村民实际，针对性不强，也容易流于形式；第二种模式专业性、针对性、生活性比较强，和其他措施相配套效果更佳，但是在调动资源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将这些成功经验进行复制和推广有很大的难度；第三种模式比较灵活，更能贴近现实，资源消耗少，但是质量不稳定，随意性大，方向难以保证。

为重建乡村的人伦秩序和文化生态，建构完整的乡村儒学教化体系，尼山圣源书院的学者、志愿者们围绕乡村儒学讲堂的定期讲学做了大量工作。教化内容首先是行孝，讲堂开始之初的话题就围绕孝道来展开，有些老人当场就落泪。讲堂以讲经为主，从《弟子规》开始，循序渐进地深入传授儒家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出现了祖孙三代或两代共同读经的场面。讲堂在读经同时还引入了礼仪教育，请礼仪专家给村民讲授部分传统礼仪，如成童礼、开笔礼、冠礼等，同时还制订了课堂仪规。学者、志愿者们在继承推广儒家乡约经验的同时，重在唤醒人心，将乡约提升为村民砥砺道德和人生向上的手段。此外还有乐教等。

在教化方式上，既包括课堂，也包括课外。正如赵法生研究员所言，课堂教学“不能讲抽象的大道理”，“这不是说大道理不重要，而是说你要把大道理讲得村民愿意听”，“讲故事谈体会是让村民明理的最好方法”，而且言行要一致，知行要合一课外活动是了解村民思想和检验教学效果必不可少的渠道。为拉近村民同儒学的距离，学者、志愿者们积极同农民交朋友，到其家里串门聊天，并帮助那些生活困难的村民。学者、志愿者们还组织村民投票，评选孝亲媳妇、模范公婆和好家庭等等。赵法生在《乡村儒学的缘起与意义》中指出：“乡村儒学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在于能否将儒学重新变成乡村的内生性教化活动，为此，必须实现由学者主导向村民主导的转变。”因此学者、志愿者们从开始就注重调动村民的学习积极性，将村民变成学习主体，而不仅仅是被教化的对象。

四、民间儒学传统在当代的重建实践评析

随着全国上下文化自信的提升，以及对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对民间儒学尤其是乡村儒学的推广正从尼山走出山东，走向全国。从山东来看，推广效果在试验的乡村还是比较明显的，村民的家风和村风都发生了可喜的变化，比如打骂老人风气被刹住、婆媳关系得到改善、治安状况好转等。当然，我们也不能过度拔高这些实践在重建民间儒学传统上的价值，但是这种先行探索对于我们认识民间儒学传统在当代复兴的发展趋势提供了很好的观察实例和经验。

第一，民间儒学传统的重建需要各方力量的支持参与。虽然完整形态意义上的官方儒学、精英儒学不复存在，但是民间儒学传统的重建不可能仅靠民间力量就能实现。很明显，无论是在相关资源的调动配置上，还是在对复兴经验和规律的总结把握上，民间力量都是欠缺的。我们不可能照搬历史上的模式，如何认识和协调各级政府、学者和民间人士在重建中的关系是比较陌生的课题，也是今后需要着重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第二，民间儒学传统在当代的文明化需要照顾普通民众的知识程度，对某些民间儒学形式不能简单消灭。赵法生研究员在尼山圣源书院的乡村儒学实践中提出了构建儒学讲堂、公共祠堂和民间道堂三堂教化体系的构想，这是比改善乡村道德风气更为宏大的构想，其目的在于重建乡村的文化生态系统。三堂之中，前两者相对容易，争议也小，最为困难也争议最大的就是民间道堂。过去，我们对民间传统简单以科学非科学来判断来划线，今天看来都失之武断。今天我们提倡民间儒学传统在当代的复兴要文明化，这里的文明化是去神秘化，像过去的孔庙、关帝庙等涉及到民众道德信仰的重要象征就不能完全以迷信斥之。对于民间丧、祭礼仪中能够起到淳风厚俗、凝聚民心而民众又喜闻乐见的仪式仍然要继续发挥其重要功能，不能随意取消。

第三，不能割裂乡村儒学与都市儒学的联系，要重视乡村儒学，更要重视都市儒学。乡村儒学是都市儒学的根，都市儒学是乡村儒学的方向。今天的乡村已经不同程度地打上了城市化的烙印，已经远非过去的乡村。在青壮年男性甚至女性都涌向城市的大背景下，面对老弱妇残的乡村儒学教化无论效果多好，也很难说这种重建模式就是成功的。虽然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乡村儒学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外，但是对于民间儒学来说，在城乡一体化的政策背景下，需要将乡村儒学与都市儒学通盘考虑，所谓都市也是从城镇到小城市再到中大城市乃至国际化大都市发展而来的。

第四，民间儒学传统的重建需要扩大志愿者队伍，吸收新鲜血液。在过去，没有乡绅阶层也很难形成民间儒学传统。即使是西方宗教信仰也离不开大批的真诚的布道者。过去，乡绅之所以在民间能够起到风气引领示范的作用，固然和他们的知识结构有关，可也离不开学而优则仕的政策导向和士农工商的社会阶层分布格局。在当代，职业更为细化，阶层分化明显，在社会理论、思潮多元化的时代环境中，哪种思想能够在新兴职业、阶层中占领他们的头脑，哪种思想就会在社会上占据优势。因此，要特别重视在新兴职业、阶层中发展志愿者队伍，扩大儒学尤其民间儒学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和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