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引领高质量发展研究述评

刘钒 马 祎

“数字经济”的概念自20世纪90年代被美国经济学家泰普斯科特提出以来，数字经济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演化。随着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数字经济成为引领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各国纷纷把发展数字经济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我国在2016年开始提出数字经济概念，在G20杭州峰会上，我国倡导签署的《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将数字经济界定为“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①；2017年首次将“数字经济”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19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继续提出“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研发应用，壮大数字经济”。当前，我国经济正处在转方式、调结构、换动力的关键阶段，推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已经成为新时代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

与此同时，国内外学术界对数字经济的关注和研究迅速升温。学者们围绕数字经济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等方面，从国家、企业、行业、产业等多角度，从微观的合作主体、中观的产业集群、宏观的区域合作等层面，展开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本文主要从国内外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经济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等几个方面，对以数字经济引领高质量发展的理论研究进行梳理总结，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思考和展望。

一、世界范围数字经济的发展

近年来，随着全球数字经济迈向密集创新期和高速增长时期，发展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全球大势和各国共识，各发达国家纷纷出台一系列数字经济发展战略。许多学者聚焦于全球主要经济体和经济组织，剖析其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分析数字经济发展的有效路径和有益经验，并展望未来发展趋势。

1．国际数字经济发展战略

目前，世界主要国家纷纷开始出台相关战略(见表1)，开启数字化转型之路。在《OECD国家数字经济战略的经验和启示》一文中写道，截至2015年，八成的OECD成员国家都制定了国家战略或部门政策，构建了数字经济国家战略框架②。限于篇幅，这里选取一些代表性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战略进行介绍。

表1 一些代表性国家政府推动数字经济

汤潇（2019）谈到，美国作为数字经济的引领者，除了技术领先外，在政策支持方面也是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自2012年相继发布了《大数据研究和发展计划》，推出“数据-知识-行动”计划。2015年更新的《国家创新战略》提出建设下一代数字化基础设施，以保障数字世界接入等内容③。还有学者对美国数字经济的政策体系进行了解读，如闫德利等（2018）突出强调了美国商务部在2015年发布的《数字经济议程》④。

梳理研究欧洲国家数字经济发展的文献，可以明显看出欧洲国家都在积极拥抱数字经济。有学者对英国脱欧未决之际发布的《数字英国战略》进行了解读，该战略共涵盖了七大方面：数字化连接、数字化技能、数字化商业、宏观经济、网络空间、数字化政府和数据。⑤还有学者指出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德国政府先后发布了“工业4.0”“数字议程（2014—2017）”以及“数字战略2025”⑥。

总的来说，由于“数字鸿沟”的存在，发达国家对数字经济的理解处于领先地位。但我国学者不甘落后，对各发达国家数字化战略展开深入的研究，形成了成熟的理论体系。同时从学者们对各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的梳理总结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国情和战略重心导致了各国对于数字经济理解的差异较大。但这不是坏事，求同存异，共同进步，才能促进各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

2．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现状

受限于我国数字经济实践的发展，学术界一直将注意力放在对国外数字经济发展的研究上，对我国数字经济的研究更多是基于观念层面上。不过，近年来随着我国数字经济成为新趋势，学者们对我国的数字经济进行了更深层次的研究。

中国信息化百人会课题组（2017）对全国、省域以及重点行业的数字经济规模、基础性数字经济占比等数据进行了全面的统计学分析，指出近几年中国数字经济持续蓬勃发展，总体规模稳居全球第二，增长速度位居全球前列。其中，基础型数字经济呈平稳增长趋势，融合型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各省级行政区数字经济发展由于战略导向、经济基础、产业结构、资源禀赋等不同而表现出明显的梯级分布特征，地区集聚效应显著，新生型数字经济蓬勃发展⑦。

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许多学者发现现有文献大多以定性说明的方式来描述数字经济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成果。少数已有的定量研究也多局限于以单一数据为指标，采用简单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缺乏客观、全面、系统的量化研究成果，很难准确测量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因此，为了有效把握宏观经济形势及其存在的问题，构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定量与定性相结合来分析数字经济发展状况的研究逐渐浮出水面。

最先引入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进行数字经济研究的是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在其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17）》一书中，通过引入数字经济指数（DEI）来研究全国数字经济发展状况⑧。与此同时，张雪玲等（2017）从信息通讯基础设施、ICT初级应用、ICT高级应用、企业数字化、信息和通信技术产业五个方面选取相关指标，通过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得出了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指数，并通过对各分类指标的灰色关联分析，提出数字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应对措施⑨。

还有学者将数字中国发展指数引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分析中。在指标选取方面，该课题组选取基础能力、核心发展和保障水平三大测度目标，并设下37个具体测度指标。基于上述工作，作者应用数字中国发展指标体系对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开展测评，结果显示北京、广东、上海、江苏、山东、浙江、福建和陕西8个省份领跑数字中国第一梯队。云南、宁夏、甘肃、黑龙江、吉林等14个省份为第三梯队，主要集中在西部和东北地区⑩。

综上所述，我国学者对国内外数字经济发展的研究十分丰富。学者们在总结了国际数字经济发展的经验后，也根据我国的国情给出了相应的建议。张雪玲、于施洋等学者通过构建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指数体系对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现状进行量化分析，给人眼前一亮，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张雪玲构建的指标体系中忽略了政府数字技术的使用情况，使得研究结果出现了偏差。在随后的阿里研究院发布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数字基础设施中的互联网渗透率指标与数字消费者中的网络渗透率指标的重叠性太高，导致结果出现误差。总的来说，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于构建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指数体系还没有统一的标准，缺乏客观、全面、系统的量化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

二、数字经济引领高质量发展的逻辑

在首届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高度重视创新驱动发展，坚定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党的十九大也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近几年，学术界围绕数字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进行了详细的探析，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数字经济有助于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推动质量变革。马建堂（2019）认为实体经济有三个方面的评判标准：一是供给体系质量和产品品质提高；二是供求两端结构匹配；三是资源配置合理，效率提高。数字经济恰好在以上三方面都能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⑪。孔慧珍等（2018）则认为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不断突破和广泛应用，数字经济正在突破时空局限和产业界限，打破传统企业边界和成长规律，颠覆传统商业模式和资源利用方式，加速向经济社会各领域、各环节渗透和覆盖，日益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⑫。

（2）数字经济有助于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推动效率变革。马化腾等（2017）指出信息通信技术有助于节能减排，促进绿色发展。一方面，信息通信技术自身的发展有助于减少社会经济活动对部分物资的消耗，从而减少生产这些物资的能源消耗。另一方面，将信息通信技术应用于其他产业可以带来更大的节能效果⑬。康春鹏（2018）认为建立以消费需求为导向的农业生产经营体系，鼓励支持各类市场主体发展基于电子商务的农业产业模式，驱动农业由生产导向转向需求导向，从而达到利用数字经济推动农村经济效率变革的目的⑭。

（3）数字经济有助于加快培育增长新动能，推动动力变革。马化腾等（2017）认为发展数字经济，促进供需对接、汇聚创新要素、优化资源配置，是解决制约发展的深层次问题的必然选择⑮。李伟（2019）同样认为数字经济将新技术新产业基因源源不断地注入到高质量发展中，我国经济也越来越呈现数字化特征，越来越从数字经济中汲取发展新动能⑯。

（4）数字经济体现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鲁俊群（2019）指出数字经济契合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在我国经济面临新旧动能转换，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数字经济正在成为我国重大战略发展方向并逐渐发展壮大，将有力推动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⑰。徐晨（2017） 则解释了数字经济是贯彻五大发展理念的实践。他认为数字经济减少了信息流动障碍，加速了资源要素流动，提高了供需匹配效率，有助于实现经济与社会、物质与精神、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数字经济能极大地提升资源的利用率，是绿色发展的最佳体现。数字经济也为落后地区、低收入人群创造了更多地参与经济活动、共享发展成果的机会⑱。

部分学者对中国在数字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的独特优势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徐晨（2017）认为近几年中国数字经济的不俗表现得益于中国的网民优势、后发优势和制度优势。首先，中国作为人口大国，网民众多，造就了数字经济的巨大体量和发展潜力；其次，信息技术创新具有跳跃式发展的特点，为中国数字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机会。最后，在中国发展数字经济有强有力的政治保障、战略规划和政策体系，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全方位的保驾护航⑲。

总的来说，目前国内对于数字经济引领高质量发展的研究十分丰富。但通过整理相关文献能够发现，当前的研究存在着学术质量不太高的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三点：首先是在研究方法上，大多数学者在分析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时，都停留在理论层面对其展开定性描述，缺乏数据支撑的定量分析，不具有说服力；再者，大多数研究是在宏观的角度对我国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缺少结合区域情景进行的针对性研究；最后一点，很多文章存在着重复度很高的问题。这说明学术界对我国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亟需开拓创新，以全新的视角进行研究分析。

三、数字经济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过去几年，数字经济在不同产业的应用以中国速度在经济发展中取得了务实而璀璨的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数字经济，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依靠信息技术创新驱动，不断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制造业、农业、服务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发展数字经济的主战场。马化腾等人（2017）通过总结美国先进制造业战略、德国工业4.0的成功经验，指出互联网促进了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扩展了制造业发展新空间，催生了制造业新模式、新业态⑳。接着，曹正勇（2018）回答了应该如何促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他认为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制造业创新生态正在加快形成，为提升我国工业发展质量，应不断突破关键技术和关键设备、加强工业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建设、强化人才队伍支撑等，力求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㉑。

农业是最古老的行业之一，急需抓住数字经济技术革命，加快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基于此，学术界对促进数字经济与农业深度融合的研究颇多。有学者介绍了近几年我国数字农业发展情况，并依据数字农业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经验，预测不久的将来我国的数字农业会由单一技术向数字集成化、高度自动化方向发展，由信息资源分散化向农业数据资源共享协作化方向发展，由农业服务方式单一化向数字农业服务定制化方向发展㉒。还有学者认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数字经济为新的农业产业发展模式和组织形态重塑带来了新的机会，不论是农产品生产追溯系统建设还是利用大数据的生产过程监管，给高品质生态和有机农业增添了生产的“数据”生产力，提升了产品的高附加值㉓。

数字技术不仅促进制造业、农业、零售业等传统行业转型升级，还在加快赋能教育、医疗和交通等进入壁垒较高的公共服务行业的转型步伐。蔡霞（2018）以武汉文化创意产业为研究对象，探讨数字经济时代下，高职教育应该在办学理念、专业设置、课程设置、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跟上时代发展，更好地服务于区域经济，提供符合社会需要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㉔。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传统金融也在向“互联网+金融”转型，一部分学者认为数字经济将推动金融的普惠化。朱建良等（2017）指出在互联网背景下，投资理财的门槛更低、资金流动更快，从而让更多的民众加入到投资理财的行业中，获得更多的金融服务；同时，基于互联网的大数据分析，众筹融资、第三方支付等金融服务平台也将迎来更多的发展机遇㉕。还有人将新金融与传统金融进行对比，得出新金融出现的两方面原因：一是数字技术大发展为新金融提供驱动力；二是新经济需要以普惠为核心的新金融有力支撑㉖。

综上所述，数字经济能够依靠信息技术创新驱动，推动着制造业、农业、零售业等传统产业，农业、零售业等实体经济，教育、医疗、交通等公共服务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这一点已成为学者们的共识。但绝大多数学者在研究数字经济推动不同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层面上缺少实证研究。

四、我国数字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践

目前，国内针对地方数字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践研究逐步增多，许多学者选取典型省市开展专题调研，梳理总结各省市数字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典型案例，为其他省市提供了推进数字经济建设的参考。

近年来，我国各地方政府积极布局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文化创意等数字经济相关领域，营造数字经济良好发展氛围。以“互联网+”领域为例，李艺铭等（2017）指出我国已有27个省市发布“互联网+”实施方案，结合地方发展实际和需求，明确了推进互联网与经济社会融合创新的侧重点和工作方案。在“互联网+”先进制造方面，广东省提出了发展“互联网+”工业设计和“互联网+”管理服务等具体领域，大连市提出要大力推进产业组织创新。在“互联网+”创业创新方面，广东省提出鼓励农村劳动力创业、鼓励电子商务领域就业创业㉗。于施洋（2019） 在对北京展开专题调研后指出，北京作为数字中国建设的“领头羊”，近年来依托中关村在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的领先优势，拥有知名互联网技术企业、高端科技人才等良好的数字产业发展基础，搭建起互联网“双创”平台，探索基于平台的众包研发、协同创造、众创定制等新模式，鼓励大中小企业联合创新创业。

许多学者从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成效的角度来阐述其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践。邱靓（2018）认为近年来数字经济正在成为推进杭州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杭州数字经济发展总体情况较好，技术创新、产业、应用、基础设施四大领域多点开花㉘。边建军（2018）指出河北省数字经济保持快速增长,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省委、省政府强化政策支撑,出台了一系列实施意见以及政策性文件，初步形成了太阳能光伏、通信导航等优势产业，推动全省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㉙。罗成（2018）指出新疆紧紧围绕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开发与应用，数字经济对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引领促进作用日益凸显，初步形成以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为基础，以电子信息制造业、通信服务业为增长点，以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电子商务带动融合应用的发展格局㉚。

还有部分学者从智慧城市和美丽农村的角度分析了各地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汤潇（2019）根据浙江智慧法院、贵州智慧旅游、武汉电子身份证、蚂蚁金服智慧医疗等实践，阐述了数字经济是如何改变了城市。同样地，作者指出，近年来“淘宝村”和“淘宝县”的涌现，“产业带”打造线上批发市场，帮助县域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都是数字经济推动精准扶贫的成果㉛。谈到数字农村，李玉清（2019）提出数字经济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路径，如加强理论学习，提高产业主体观念认识；做精做强农产品深加工业；加快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推进农业与服务业融合等㉜。

综上所述，我国学者对于数字经济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实践研究涉及到全国各个省市，通过梳理总结这些典型案例，有助于为其他省市推进数字经济建设提供标杆和参考。从这些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北上广等一线城市，还是贵州云南等欠发达地区，各地政府都积极出台一系列政策支持数字经济发展，推进“互联网+”行动、网络强国等重大战略，引导和推动制造业、能源、农业、物流、金融、交通、电子商务等多个领域的数字化创新。笔者认为，在已有研究中多数学者多关注各地区政府和企业应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对策，较少涉及个体在数字经济发展中的实践。在今后研究中，应将更多的目光投放在个人或个体单位上，加强对数字经济引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普惠金融等问题的深入研究。

五、数字经济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对策

积极应对数字经济革命对中国贯彻落实新的发展理念、推动产业跨界融合、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特别推动作用。以数字经济引领高质量发展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必然会遇到各种棘手的问题，学术界对此展开了详细的探析，并给出了相应的建议和意见，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完善数字经济法制建设。方禹（2018） 提出，当前阶段亟需出台一些针对性强、统筹兼顾的扶持性政策，在商事登记、行业准入等方面实现积极的、突破性的探索，深入推进简政放权，营造适宜数字经济发展的宽松环境㉝。何亮亮（2018）也提到国家层面数字经济统一立法的缺失和必要性㉞。

（2）提高全民数字素养。数字鸿沟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问题。有学者提出一方面政府要与各方合作，开展面向全民的数字素养教育；另一方面，要全面强化学校的数字素养教育，提高学生的数字能力。还有学者认为弥补数字鸿沟问题主要有三个具体举措：一是建设数字政府；二是实现网络全覆盖；三是加强信息化教育。

（3） 提高数字经济安全水平。王璐岚（2019）认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中面临着来自信息泄露、就业困境、网络谣言安全威胁，需要通过建立有效的约束保障制度、高质量就业体系、安全预警机制、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等方式，对数字经济安全进行全方位的治理，维护数字经济安全。还有学者总结了发达国家近几年发布的大量安全战略、关键基础设施保护、个人信息安全保护、安全信息共享等方面的政策和战略，对我国完善数字经济安全制度提出了若干建议㉟。

（4） 加快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杜振华（2015）通过对宽带普及率等数据进行分析，指出我国信息化发展水平虽然不断提高，但信息化基础设施仍较为落后。随即，作者提出加快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应引入PPP模式，将建设信息基础设施作为全民配合的行动，尽快制定《信息通信法》㊱。

（5）加快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有学者指出，只有那些能够满足用户的消费需求、善用大数据以及物联网等技术、全力打造数字化价值链的企业，才能在当下数字经济带来的重大机遇面前完成积极转型，成功突围㊲。也有学者提出中国企业需要在价值链上的五个环节进行创新，并需加强领导人的决心。

（6） 加快政府的数字化转型。丁干（2019） 以杭州市临安区为例，指出了政府数字化转型中存在信息基础设施支撑能力不够、电子政务信息化服务水平不够深入、电子政务安全保障亟需筑牢等问题，并提出下一步要大力推进部门之间、层级之间办事“最多跑一次”改革，利用“杭州城市大脑”构建临安“智慧社区”㊳。林崇责（2018）也提出要通过观念和行动的变革，将政府进化成为能跳舞的“大象”。

总的来说，我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发展时间不长但是发展潜力很大，目前数字经济的整体规模仅次于美国，位居全球第二。但是，我国以数字经济引领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受到了国内外的诸多挑战，面临着顶层统筹力度不够、融合创新不足、产业转型阵痛等问题，我国学者从法制建设、信息化基础建设、数字素养和数字安全等方面提出了若干建议。不过，经过对以往文献的研究发现，学者们更偏好从国家的角度提出建议，鲜有从企业和政府角度出发。

六、总结与展望

目前，学者们从国家、企业、行业、产业等角度，从微观的合作主体、中观的产业集群、宏观的区域合作等层面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本文中我们从数字经济的前世今生、国内外数字经济发展现状、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各地数字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和数字经济推动不同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等几个方面讨论和归纳了相关文献的分析思路、研究方法和主要结论。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作为对新领域的研究，国内外学术界基本采用探索性的研究方法，缺乏实证性研究，少数量化分析也存在样本不充分和评价体系构建不完善的情况。如一些学者通过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指标体系来衡量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但由于国内对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可能存在指标选取不当或者权重设置不当的问题。更不用说研究人员在获取数据资源上的有限性和困难性，使得体系中的某些指标得不到数据上的反映。

再者，由于数字经济是一个涉及社会生产、信息传递和技术体系等多个领域的复杂体系，因此对数字经济引领高质量发展的研究不仅涉及到经济学领域，而且涉及公共管理学、信息管理学等多个学科。目前学术界对数字经济的相关研究多局限于经济学角度，因此对于各种经济发展现状和社会现象的解读不够全面和深入。

随着全球信息化的快速发展，数字经济的影响力还会不断深入到各个领域。在今后研究中，希望可以对当前研究的不足进行改进。首先应该不断地对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进行完善。我们可以适当借鉴国外一些学者的研究方法和框架，再结合我国的国情和数字经济发展战略，设计出适合我国自身发展的指标体系，更加全面、准确地衡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此外，我们应该积极借鉴公共管理学、信息管理学等学科的分析思路，进行多学科、多层次的分析，以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

注释：

① 刘荣军：《数字经济的经济哲学之维》，《社会科学文摘》2018年第3期。

② 陈璋、阚凤云、胡国良：《OECD国家数字经济战略的经验和启示》,《现代管理科学》2017年第3期。

③㉖㉛ 汤潇：《数字经济影响未来的新技术、新模式、新产业》，人民邮政出版社2019年版，第23—24、123、189—192页。

④ 闫德利、高晓雨：《美国数字经济战略举措和政策体系解读》，《中国信息化》2018年第8期。

⑤ 闫德利：《数字英国：打造世界数字之都》，《新经济导刊》2018年第10期。

⑥ 李国强：《德国政府通过数字化行动议程 (2014-2017年)》，《世界教育信息》2014年第27期。

⑦中国信息化百人会课题组：《数字经济——迈向从量变到质变的新阶段》，电子工业出版社2017版，第20—28页。

⑧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17年）》，2017年，第13—26页。

⑨ 张雪玲、焦月霞：《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及其应用初探》，《浙江社会科学》2017年第4期。

⑩ 于施洋：《数字中国：重塑新时代全球竞争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版，第135—153页。

⑪ 马建堂：《数字经济：助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经济导刊》2018年第6期。

⑫ 孔慧珍、高智：《发展数字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河北日报》2018年第7期。

⑬⑮⑳㉒ 马化腾：《数字经济：中国创新增长新动能》，中信出版集团 2017年版，第 22、23、77—79、131—132页。

⑭ 康春鹏：《发展农村数字经济，推动乡村变革》，《农村工作通讯》2018年第16期。

⑯ 李伟：《数字经济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北京日报》2019年6月3日。

⑰ 鲁俊群：《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是高质量发展必由之路》，《红旗文稿》2019年第3期。

⑱⑲ 徐晨、吴大华、唐兴伦：《数字经济：新经济、新治理、新发展》，经济日报出版社2017年版，第14、16—20页。

㉑ 曹正勇：《数字经济背景下促进我国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制造模式研究》，《理论探讨》2018年第2期。

㉓ 高宏存、陈小娟：《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新机遇》，《政策瞭望》2018年第10期。

㉔ 蔡霞：《数字经济时代武汉文创产业发展趋势对高职教育的启示》，《区域创新发展》2018年第7期。

㉕㊲朱建良、王廷才、李成：《数字经济——中国经济创新增长“新蓝图”》，人民邮电出版社2017年版，第82、235—238页。

㉗李艺铭、安晖：《数字经济——新时代，再启航》，人民邮电出版社2017年版，第21页。

㉘ 邱靓：《数字经济为杭州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杭州科技》2018年第6期。

㉙ 边建军：《让数字经济助推河北高质量发展》，《共产党员》2018年第20期。

㉚ 罗成：《数字经济成为新疆经济发展强劲动力》，《新疆经济报》2018年10月11日。

㉜ 李玉清：《数字经济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路径研究》，《当代经济》2019年第7期。

㉝ 方禹：《构建助力数字中国的政策法规体系》，《现代电信科技》2017年第6期。

㉞ 何亮亮：《构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法律框架》，《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11月7日。

㉟ 王璐岚：《新科技革命下中国数字经济安全治理探究》，《现代营销》2019年第9期。

㊱ 杜振华：《“互联网 +”背景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愿景》，《改革》2015年第10期。

㊳丁干：《政府数字化转型的若干问题与建议——以临安区为例》，《浙江经济》2019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