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感、市井与碎片化传奇
——《繁花》的三重阅读空间

高博涵

从文本层面看，不难发现《繁花》与吴语小说、海派小说以及民间文学的承继或关联。以说书人自居的金宇澄，感兴趣于“当下的小说形态，与旧文本之间的夹层”①。于是，从纯文学／通俗文学、口头文学／书面文学、古今／中西、地域／现代等多重向度言说，皆有阐释空间。有意思的是，正如《繁花》叙事本身的繁芜，在二元对立的阐释模式下，似乎很难抓取《繁花》富于意义的价值轴心，也正如它在2012年绽放的“惊艳”，文本的真意却更易游走于能指的灰色空间。“自‘五四’开启的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可以说就是以‘提纯’传统芜杂的‘文章’概念为起点，以倡导接近西方近代意义的‘纯粹’的‘文学’为指向的。②”《繁花》却似乎通畅地逆行着，在没有坐标的道路上建构自我的意义。

一、语感的地域：新异的文学叙述空间

地域文化与文学等词汇或概念早已并不陌生，区别于历时性的“现代”，共时性的“地域”更能带给人具体的空间感。地域抒写当然并不特别，鲁迅笔下有鲁镇、沈从文笔下有湘西、赵树理笔下有山西、张爱玲和王安忆笔下有上海，无一不具备鲜明的地域指向。但当“镇”暗含着知识分子身处城乡之间的歧路彷徨，湘西包孕着对抗中心文化的深层叙事，山药蛋的地域与民间被革命叙事话语重塑，张爱玲与王安忆的上海充满现代叙事的华丽与想象，《繁花》的出现，则必然以沪语、普通话杂糅的语言语感、原生且并不意在言他的上海地域抒写、说书人了然于胸的故事讲述感，带给读者新异的文学叙述空间。

《繁花》开头写沪生与陶陶菜市场的相遇，小说的开头往往引人关注。作者在《跋》中自叙：“对话一来一去，一股熟悉的力量，忽然涌来。③”初读《繁花》，必然惊异于它祛除引号的大量人物对白，仅以“沪生说”“陶陶说”做以区分，这便以说书人的口语直叙方便了人物对白的一倾而下，“故事艺术家在讲演中要使用两种艺术语言：一是叙述故事、表达情节的语言；另一是故事中人物的语言。④”《繁花》的叙述者则糅合了这两种语言，使其生成了一种独特的话语系统。这种话语系统实际上也形塑了场景的整体感，这在小说开头处已定下基调：沪生经过“静安寺菜场”，进入“静安寺菜场”，与菜场的小贩陶陶相遇、对话、寒暄，又被请进摊位吃茶或看风景，其间有言语的拉扯，意愿的龃龉，最终又“勉强走进摊位”⑤。这一拉一扯间，正如纪录片的定位镜头，坐实而具体地将上海某处的生活场景、主要人物的基本关系刻录下来。《繁花》的“镜头”极多，1960年代的沧桑风云，1990年代的推杯换盏，从沪生到阿宝，从陶陶到小毛、到蓓蒂、李李、汪小姐、银凤……每述一处即忠于刻录，刻录的不是“繁花”的美感，而是“繁花”本身。因此，即便游走于双线套叠式的结构，却并不曾给人虚无感。在《繁花》中，地域抒写并不是虚泛的地理范围，也不是本初的风物或方志，而是坐实的城市故事，既是真实的城市（上海），又是小说的故事。

实际上，在《繁花》中，“地域”可以称之为语感的地域。上海的地域抒写除了体现在具体的“静安寺菜场”、卖“大闸蟹”的小贩一系列坐标式的词汇之外，更为明晰的，则是《繁花》的沪语表述特征，这即是除去说书人口语化的人物对白之外，最为引人关注的文本叙述特征。作为一部抒写上海地域故事的小说，采用沪语表达也并不为奇，但有意思的是，《繁花》的文字表达并非全然的沪语，也非全然的标准普通话。在论坛“弄堂”发表《繁花》初稿后，金宇澄将不适合书面表达的沪语舍弃，并用方言和普通话同时试读，进行多次修改⑥。这样的修改动机，一方面欲使《繁花》进入所有汉语阅读者的期待视野，另一方面，也在建构作家自己独创的话语体系，金宇澄曾自述，作家需要“‘创造’自己的语言”⑦。

方言与普通话杂糅的写作仍旧并不特殊，随手便可举出李劼人的《死水微澜》、池莉的《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等多篇，但“袍哥”“个巴妈苕货”等词汇仅是地域抒写在语言表述上的一种实证，作家并未着意使其“脱离一般的轨道”。而在金宇澄这里，却的确带给了读者全新的整体阅读韵味，使《繁花》在语言抒写上形成了特殊的表达效果。在小说开头处，这种特征已尽然显现：“长远不见”“吃杯茶”“有事体”“看风景”固然突显了它的方言特质，但是，从“沪生经过静安寺菜场”“陶陶卖大闸蟹了”开始，方言便已融进整体的语言中，并一定要在这种语言中才显出韵味。对于不懂沪语的读者而言，叙事的具体化是通过语言的陌生化得以展开，虽陌生，又并非生硬，即如诗歌中的“远取譬”，让读者为此停留，生成头脑空间，而不再如符号化的现代汉语过目即忘。对于沪语为母语的读者而言，《繁花》又绝非全然的口语抒写，在书面语的转化过程中，金宇澄实现了语体的特殊阅读感，相对纯粹的沪语依然体现的是陌生化的效果，用这种陌生化的效果来烘托故事，上海城市故事也会现出另一番景致。

《繁花》没有全然从旧上海寻求地域文化依托，也没有从现代性切入，极尽解构或剖析，《繁花》呈现的是语感的地域（上海）抒写，1960年代的上海，1990年代的上海，这种上海是坐实的，也是金宇澄式的文学叙述空间。

二、共情与审美：市井抒写的多重阐述空间

如果说《繁花》是语感的地域抒写，那么，从描写对象上看，细究“地域”一词又实际相对空泛。《繁花》并不是全时空的上海抒写，聚焦有着明确的突显，“2011年5月4日的中午，当名为‘独上西楼’的ID 在上海人汇聚的论坛‘弄堂’中，开帖发出第一篇文字，就立即有人发出赞叹，‘活脱脱上海市井’⑧”。尽管《繁花》人物众多，故事纷繁，但无一不辐射于市井范畴之下，或言之由市井生发。以说书人的语感肇始，市井的确与言语中的大珠小珠契合，但在金宇澄的文学叙述空间中，在2012年前后的论坛与单行本中，“市井”究竟意味着什么，似乎仍是饶有趣味的话题。

读者并不难发现食色对“市井”抒写的支撑，或言之，“市井”的基色本就是食色。在双线叙事结构中，1990年代部分以极大的篇幅着力叙述饭桌故事，便是在“食”的层面极力铺叙。当然，在《繁花》中，“色”的描写则更令人印象深刻。在小说开头部分，沪生本无意听陶陶讲“重大新闻”，但当偷情男女的故事被半吊起时，沪生便再也拔不开脚步⑨。此时描绘老公捉奸，男女一丝不挂，尚且是市井间的茶余饭后，但性事既已开头，便也定下了《繁花》的整体基调。等到芳妹破口大骂时，“性”的味道则更纵深了一步：

现在社会，还有啥狗屁的感情可以谈，感情可以当饭吃吧，啥男女感情，阶级感情，全部不作数，只看实际行动。潘静笑笑不响。我讲，有本事，现在就跟陶陶搞呀，搞一趟两趟，讲起来是头脑发烫，一时糊涂，立场不坚定，潘静跟陶陶，能够搞到十趟朝上，搞过十几趟，搞出十几趟汗，搞脱一百根毛，有资格跟我谈其他。

在芳妹看来，感情是“狗屁”，唯有“实际行动”才作数，这似乎也暗含着《繁花》的叙事取向：虚幻之事不足为谈，“搞一趟两趟”的“头脑发烫”也不足为谈，“十几趟汗”“一百根毛”才意味着具体与切实。这种具体与切实的确是市井的，必须见了女人“浑身雪雪白”，男人“有勇无谋、朝天乱抖”的“家生”⑩才有价值。在《繁花》中，市井与性的纵深抒写，自然并不仅限于茶余饭后的十足消遣，而是通过具体的“性”呈现出真实的人生感。这种人生感恰恰是当下人缺失的一种感受——当语言渐趋符号化，当行为日趋标签化，当生活被某种无形的机械程序覆盖甚至代替，虚浮的生命感受使得当下的个体既抓不住“狗屁”的感情，也感受不到“一百根毛”的切实。五四时期，郁达夫是为强调个性解放而描写情与欲，百年后的今天，《繁花》则尝试回到生活本身而谈性，由性及真实感受，由真实感受触碰实际人生。从这个层面上看，以市井为对象的故事抒写则暗含了抓取人生体验的真实欲求。

这种真实欲求在市井的感受与抒写中得到感知与映照，读者最终感受到的是共情的阅读体验，是人性的味道。但用这种人性味道再重新反照市井抒写时，又可以发现：《繁花》文本中的市井，尽管带给人真实感，却依然形塑为镜像下的市井，或言之，是作者建构的审美距离下的市井。这与粗粝毛茸的新写实小说仍存在风格上的极大殊异：食与色在完成了真实欲求的抒写使命后，并没有在这个向度保持鲜活，而是转而融入文本的审美距离。这种审美距离不再是散文笔法的大段抒情或景物白描，而是以点带面的群像式的舞台或屏障：宏庆和梅瑞等四人靠赌牌决定同宿对象⑪、绍兴阿婆在生死反转间对食物的欲望⑫、汪小姐和徐总的重大桃色新闻隐于平静的他者对白⑬、5 室阿姨与黄毛云雨的横截面⑭、银凤与小毛偷情的序幕⑮……一个又一个故事（场景）抽丝剥茧，作者既没有超乎其外的现代性批判，也没有入乎其内的民间性沉沦，只是隔着镜头，留出足够的审美距离。

“现代小说尚未被承认的最重要的叙述者，就是第三人称‘意识中心’，作者借助它把自己的叙述给过滤掉了。⑯”在这种叙述状态下，市井必然变成了枝叶繁复的群体镜像，以纷繁构成的一维整体映射或隐匿了作者情感。而文本内外所有的指向，又共同形成了《繁花》的多重声音与叙事态度。读者将无法用情色／通俗／批判／审美等任一单向度的词语来指涉《繁花》，人物、故事、叙述者（说书人）、作者、隐含作者，彼此链接，又各安一隅，已然形成了多重的文本阐述空间。

三、碎片与传奇：《繁花》生成的精神空间

语感的地域、共情与审美的市井，将《繁花》带向新异的文本叙述空间、多重的文本阐述空间，如果进一步追问，这样的叙述与阐述空间，最终生成的阅读韵味，或是最终达成的作者创作意图，究竟是什么？在语言与场景画面的表象之下，隐于叙述镜头的作者情感或文本的叙事态度，究竟是什么？说书人祛除引号的引用，多少带有间接引用的味道，不介入精神内质的话语表述，更使得作品在故事层面盘旋于情节，这双重的“隔”在带来文本陌生化的同时，也带来了故事感受的表层感，使得文本阅读难以纵深，若想进入并抵达精神，乃至实现最终的情感升华，必然要经过《繁花》自设的阅读藩篱，这藩篱也的确成为阅读《繁花》的最大障碍。

20世纪以降的文学写作中，“怎么写”已超越“写什么”，成为写作者关心的中心议题。自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盛行以来，心理描写与潜意识挖掘成为现代性文本青睐的抒写空间。比如，在新感觉派中，施蛰存的小说所剖析的即是极为隐秘的性心理甚至性虐心理。但《繁花》反其道而行之，抛弃了心理层面，代之以全局式的碎片化抒写。施蛰存将触角伸向了人物内心，且是连人物自身亦可能不曾挖掘的内心，这显然是明显的上帝视角，从这个层面看，在金宇澄的故事里，“上帝不响，像一切全由我定……⑰”却的确是说书人的低姿态了。然而，仔细思考，这一低一高的两种写法，最终的目的，均是企及人性的深度，呈现出文学渴求抵达的精神空间。在汪小姐与徐总的云雨情过后，便是“破四旧”的文革抒写，便是潘静与陶陶的情感纠葛，便是阿宝搬家，钢琴、蓓蒂与绍兴阿婆的消失……便突然有苏安劈头盖脸要求汪小姐去打胎。

情节的碎片化显然与情节本身的市井化形成了有效张力，在凡俗故事的续写中，跨越、跳脱与平移使得原本有头有尾的说书故事呈现出另外的面孔。如果说单一的市井故事可能使人产生代入感，那么，情节碎片化的张力又带领读者跳脱其外，或是隔着审美距离重塑故事，在阅读感受中，这或许并不是所谓的批判意识，而是层层叠叠的碎片凝结而成的荒诞感。但荒诞感并不是最终目的，1960、1990年代的双层叙事，每层叙事的多层情节，这种令人眩晕的阅读场景最终形成的是混融一处的整体，它建构出一种心理层面的新叙事。也即，无须追问年代差异与主角配角，故事群像给出的是人性的综合塑造与挖掘，读者获取的也不再是一个故事的感慨，而是群像故事生成的精神感受空间。

《繁花》乱入双眼，读者的确读到诸多“亵”的成分，但这并不意味着“亵”的永恒。后半部分，性描写依然鲜活，但故事走向已从表面的俗白逐渐升华，在不着意义的叙事中建构出了意义：李李与阿宝的一夜夫妻，已带有托出身世经历的沉重感与达人知命的分寸感⑱。银凤与小毛，最初的性吸引已变成不能挽回的惨烈结局，带有强烈的人生悲剧色彩⑲。小毛与洗衣女人，彼此陌生，却熟门熟路，在经历了银凤与春香后，性已变成了难以指认的肉体行为，如此顺便，如此普通，如此黯然⑳。如果说《繁花》一开始呈现给我们的是且亵且欢笑的市井抒写，那么，随着章节的推进，市井男女故事已从茶余饭后的品鉴走入某种传奇，却又在传奇隐现后消解了传奇。

实际上，除去性描写，作者亦有意使宏大叙事、刻骨铭心的历史事件俗白化、日常化，又隐约从这种俗白日常中升出传奇，甚至是严肃的精神空间。但无论是传奇还是精神空间，均铺设于故事的整体剖面中，引而未发。与之相对，故事中的人物也从未指认自己的传奇，哪怕是李李剃度出家，梅瑞在至真园发狂，小毛病故，人物的姿态始终也隐匿在故事的整体剖面中，不愿被突出和呈现。陶陶经历了潘静，自认为风平浪静，却在小琴的故事里彻底被反讽，陶陶也便从小说开头品鉴花事的自得者，最终变为承担事实错愕的悲剧者，陶陶的形象也必将随着其他所有形象，一起混入故事的整体剖面，不再特殊。读者看到了“亵”与“欢笑”背后的悲哀，但这悲哀终于隐匿，无论是悲哀的因由，还是悲哀的情绪。

“批评界把《繁花》看作是通俗小说，可能是由于作品对90年代红男绿女生活有很多精彩描写，作者却认为，60年代那条副线的分量或许更重些。㉑”在《繁花》中，市井描写显然被推于前端，当绍兴阿婆一出场，读者尽管隐约感受到童年精神缘起的叙述意义，却很难透析，作者显然在有意使其模糊化。在表面无序而实际有序的故事整体剖面中，碎片化与传奇共同完成了叙事，但在其中暗伏的深度精神空间，仍需读者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阅读。

结语

从独异的语感到市井的深层抒写，再到隐匿的精神空间，《繁花》的确以它特殊的文本，为中国当下的文学写作生成了新的期待空间。不过，真正抵达这一期待空间并非易事：《繁花》建构的阅读藩篱，从文本叙述特色到内在精神空间，读者若不能努力翻越，便不能排除不入、误读、浅读的可能性，这似乎与“说书人”的初衷相悖。无论如何展现、吃透、解构、隐匿，文学文本最终仍要归结于语言，而语言却始终需要建构。《繁华》引领我们触碰这种建构，也仍需继续探索这种建构。

注释：

①金宇澄.繁花·跋［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443.

②李怡.从“纯文学”到“大文学”：重述我们的“文学”传统——从一个角度看“五四”的文学取向.文艺争鸣［J］，2019（5）：53.

③金宇澄.繁花·跋［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443.

④钟敬文主编.民间文学概论（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103.

⑤金宇澄.繁花［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1.

⑥薛静.海上繁花，人生如梦——评金宇澄《繁花》（网络版）［J］.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2）：138.

金宇澄，朱小如.“我想做一个位置很低的说书人”［N］.文学报，2012-11-8.

⑦金宇澄，朱小如.“我想做一个位置很低的说书人”［N］.文学报，2012-11-8.

⑧薛静.海上繁花，人生如梦——评金宇澄《繁花》（网络版）［J］.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2）：138.

⑨金宇澄.繁花［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9.

⑩金宇澄.繁花［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10.

⑪金宇澄.繁花［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33.

⑫金宇澄.繁花［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99.

⑬金宇澄.繁花［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110.

⑭金宇澄.繁花［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192.

⑮金宇澄.繁花［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218.

⑯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M］.华明，胡晓苏，周宪，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142-143.

⑰金宇澄.繁花［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扉页.

⑱金宇澄.繁花［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240.

⑲金宇澄.繁花［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298.

⑳金宇澄.繁花［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396.

㉑程光炜.为什么要写《繁花》？——从金宇澄的两篇访谈和两本书说起［J］.文艺研究，2017（1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