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探源

成芳芳，田黎

摘 要：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独树一帜、逻辑清晰、内涵丰富、意蕴深远，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国情、党情、民情相结合的时代产物。通过对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审视，不难发现意识形态文化溯源可追溯至中国底蕴深厚的文化自信，思想溯源可追溯至西方意识形态的辩证借鉴，理论溯源可追溯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精神精华，实践溯源可追溯至中国共产党实践经验的总结。从文化、思想、理论、实践四个向度把握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来源，有助于提升对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的认识，引导人民砥砺奋进，发挥意识形态的极端重要作用。

关键词：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思想渊源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9）12-0003-03

党的意识形态意义重大，关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协调，关乎人民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整合，关乎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解决，是执政党的思想路线，是引领人民群众砥砺奋进的指导方针，是指引党的中心工作的重要思想保障。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一直非常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前后，还是中国进入新时代前后，始终将意识形态思想建设放在突出位置，重视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不忘精神文明的丰富。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党的理论创新全面推进，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更加鲜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广泛弘扬，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扎实开展。”[1]5就如何提升意识形态工作效能，提出明确的定位，对意识形态工作的进一步推进、探析意识形态的思想渊源必不可少。文章基于意识形态文化溯源来自中国底蕴深厚的文化自信、思想溯源来自西方思想理论的辩证借鉴、理论溯源来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精神精华、实践溯源来自中国共产党实践经验的提炼升华四个向度探析意识形态的思想渊源，筑牢意识形态的共同思想基础，有助于增强人民对意识形态的认同感，促进意识形态工作整体推进。

一、文化溯源：源自中国底蕴深厚的文化自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既有源远流长的文化渊源，又有底蕴深厚的中华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2]13随着意识形态工作的深入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以文化自信为指引，实现国家、民族、人民精神资源的最大化。为更好地发挥意识形态固本培元、凝魂聚气、引领思想作用，需要追根溯源厘清意识形态的文化渊源。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否有效地指导实践，不在于意识形态理论本身如何完美，关键在于能否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同，并在其行为中得以落实，这一过程的转化需要将意识形态大众化。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1]41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于党、国家、民族事业的大局，针对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的现实，就如何推进意识形态工作以及建设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提出了独到的见解，阐述了意识形态总体目标、理论核心、关键方法，颇具见地、远见卓识，意义非凡，对于整体把握意识形态的文化渊源、提升人民群众的文化认同感，无疑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认识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需要探析这个国家的文化，只有文化的认同，才能产生情感的共鸣，意识形态的情感共鸣需要有共同的思想基础，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就是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共同思想基础。文化形成的过程就是人们对文化的人化过程，是人类的创造、经验、成果积累的总和，是意识形态的观念化。文化的价值在于它的有效性，即文化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需要借助文化自信背后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提供更好的人与社会关系。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玉汝于成、历久弥新、底蕴深厚，讲究文化立国、立身、立心，追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经世致用。如“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道之以政，齐之以刑，不若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的政治思想;又如“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万法归一”的哲学思想;再如“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世界大同思想等等，博大精深、内容丰富、意蕴深远，诠释了中国文化的精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形成于中华源远流长的文化氛围当中，正是来源于对中国文化精髓的继承和发展，为意识形态奠定深厚的文化基础。

意识形态源于优秀历史文化的积淀，文化自信铸就了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基础，是意识形态得以贯彻落实的思想之基、文化之根、民族之魂。通过对我国历史文化的学习，可以发现，意识形态也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是蕴含于我国丰富的历史文化之中。关于意识形态的探索、研究、阐述是非常丰富的，只是我们没有把它定义为意识形态，而称之为思想。比如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知识分子中不同学派的涌现，各流派百家爭鸣的争芳斗艳;又如在我国源远流长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再如清初的“经道合一”思想到康熙后期“以经代道”的思想转变。这些都体现了我国意识形态的异彩纷呈，只是以不同时期的统治阶级的阶级属性所具体体现。正是基于深厚的文化积淀，成就了意识形态共同的思想基础。中华文化提倡“道法自然”“造化为师”“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讲究风骨、境界、器识，并将这些思想寄托于生活的方方面面，也铸就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为文化自信提供了基本遵循。这里所说的文化自信不是纯粹的“孔孟精神”，也不是简单的“秦皇汉武”，而是对自己文化的更新转化，对外来优秀文化的吸收消化，这种对于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意识，恰好扩容了意识形态的思想基础、文化价值、时代意义。

二、思想溯源：源自西方思想理论的辩证借鉴

从思想方面探析意识形态，可追溯至西方思想相关理论概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建立在对西方意识形态的辩证借鉴基础之上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中华民族薪火相传的重要原因，也是意识形态不断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同样，意识形态也需要运用这种精神来塑造符合中国现实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西方哲学家中，不乏许多哲学家对此有所研究，比如：柏拉图的“洞穴理论”、培根的“四假象说”、笛卡尔的“普遍怀疑理论”、洛克的“四种错误尺度”、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等思辨哲学，都不断充实着思想理论宝库。如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研究的开拓者特拉西，在《意识形态的要素》中，就深受康德批判哲学的影响，最后成就了意识形态概念的诞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成就正是基于西方哲学家的思辨思维，为意识形态得以丰富和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思辨意识基础。

一方面，西方思想理论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在特拉西提出意识形态这一概念之后，意识形态得到了突出发展，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主要以费尔巴哈、黑格尔、鲍威尔等优秀思想家为代表，其中，不得不谈到为之做出巨大贡献的黑格尔，他在思想上继承了柏拉图、康德的哲学思想，并在《精神现象学》中使用了“意识诸形态”，梳理了不同阶段社会发展历程中意识形态理论的表现形式，用辩证的思维方式，第一次用逻辑再现了历史，认为从必然到自由是一个历史过程，引入了“异化”这一概念，奠定辩证的思维方式，推动了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并从思维的抽象性向具体化的转化去把握其内在规律，即使黑格尔是用唯心主义的方式阐述了辩证法的思想、规律和原则，但依然对西方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费尔巴哈在继承黑格尔“异化”“教化”等理论基础上，批判当时宗教异化现象，独树一帜地把神学还原为人学，诠释出一切异化源于人的自我异化，强调：“我的‘方法是什么了？是借助人，把一切超自然的东西归结为自然，又借助自然，把一切超人的东西归结为人”[3]249，道出人本主义中的个体观念。

另一方面，西方思想理论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提供了实践基础。随着特拉西对意识形态的引导，意识形态成为政治学、伦理学、观念学、哲学等众多科学的基础，批判非理性、宗教思想和形而上学，强化了意识形态的哲学和政治学双重意义，从某种意义上为资产阶级革命后的法国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赋予了其理论意义。这也意味着要将其作为一种政治理念，推行到社会实践中去改造社会，势必会触动统治阶级的利益，这也是意识形态的本质属性所决定其发展的波折性和前进性。如德国就是意识形态的意外收获者，根据历史记载，首先向意识形态发难的是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拿破仑，为了恢复帝制扫清思想上的障碍，指责特拉西将意识形态妖魔化。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拿破仑军队对腐朽不堪的德国进行横扫，使得德国传统意识受到极大的打击，为德国意识形态的发展提供一定的生机。虽然在拿破仑去世后，当时的资产阶级并不认可特拉西的意识形态观念，直到1836年特拉西去世，意识形态也没有获得当时人们的认可，但正是当时意识形态的实践探究，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了实践基础。

三、理论溯源：源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精神精华

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马克思，曾在其博士论文当中运用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观点，随着思想研究的深入，实现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转变，极大地丰富了意识形态的内涵。推动了《莱茵报》撰写，不断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在《莱茵报》被查封以后，思想的宣传需要新的阵地，从而创办了《德法年鉴》。马克思恩格斯于1845年11月至1846年8月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次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做了系统的阐述，深入分析批判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而这一著作被公认为唯物史观形成的标志性、里程碑式的著作。基于意识理论的导向认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意识形态包括政治、宗教、艺术、哲学等形式，形成观念上层建筑，概括了意识形态的形式。同时概括了意识形态的阶级性，指出意识形态的形成源于社会的经济关系的总和，也就是所说的社会存在，不存在超阶级或者无阶级的意识形态，揭示了意识形态本身所固有的阶级属性。

恩格斯基于马克思意识形态思想，丰富了意识形态内容。在1876年到1878年，恩格斯通过对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历程进行分析，完成了堪称无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百科全书的《反杜林论》，批判了杜林的先验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以及三個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形成了“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无论何时何地，都没有也不可能有没有运动的物质”[4]149，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完善都具有重要意义。在1883年马克思去世之后，恩格斯怀着沉痛的心情，坚持完成《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著作，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如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通过人类各个阶段的文化、婚姻以及几种家庭形式的研究，分析了阶级的产生、发展和本质，揭示了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假象，以及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展示了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拓展了意识形态内容。

列宁作为伟大的革命家和苏联意识形态的旗手，强调要将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反对将其庸俗化，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下，缔造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率先提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概念，最早提出并实践于制度建设，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其《论欧洲联邦口号》大胆提出了“一国首先胜利论”，并且指出意识形态具有党性和阶级性的特征，“党性是高度发展的阶级对立的结果和政治表现”[5]273，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有自身所代表的意识形态，党性作为政党的固有本性，是阶级属性的体现，无产阶级的党性是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本质特征。在阶级斗争的复杂环境下，无产阶级需要强大的意识形态作为思想武器，将其专政合理化，以思想体系引导人民，才能巩固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同时，共产主义不应该是写在纸上的纲领，要通过“灌输”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指导国家建设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激励更多马克思主义者推动社会文明的建设，将马克思主义同具体国家的实际相结合，不教条庸俗化理解马克思主义，并运用其思想指引，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实现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是列宁对意识形态的杰出贡献，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四、实践溯源：源自中国共产党实践经验的提炼升华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是源自于中国共产党关于意识形态演变的实践经验的总结，将意识形态建设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國人民也如梦初醒般逐渐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摸着石头过河，但也始终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推向了一个更高的高度，向世界宣布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造诣。革命领袖毛泽东对意识形态的建设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思想家意识形态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强调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为反对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庸俗化，1930年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一针见血、入木三分地批判了教条主义。1938年在《读李达著〈社会学大纲〉一书的批注》中最早提到“意识形态”这个词汇，写到“社会意识形态是理论上再造出现实社会。”[6]31939年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论述了：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三大法宝，这不仅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意识形态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突出意识形态思想建党的重要作用。并且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巧妙运用观念形态、理论、思想等词汇，深入浅出阐述了意识形态思想。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意识形态不断在曲折中发展。在纷繁复杂的背景下，不同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非常频繁和激烈，除了国外的先进技术被引进中国，国外的一些错误思想也随之而来，出现非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多元化、意识形态污名化等问题，意识形态工作需要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探析意识形态实践溯源，提高意识形态能力，成为我国面临的重要课题。为防止非意识形态化等错误思潮的侵蚀，提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意识形态防范能力，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在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以后，全党要研究如何适应新的条件，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防止埋头经济工作、忽视思想工作倾向”[7]380，强调了意识形态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同等重要性，注重从意识形态建设入手，提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意识形态防范能力。为推动意识形态建设，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我们党关于政治学习、思想教育、警示教育等相关活动的开展也不断丰富和发展，形成了意识形态工作制度化、常态化，就是为了更好地提醒党员领导干部能够自重、自爱、自醒、自警，落实好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意识。

一直以来，在全党乃至全国位居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都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不仅永远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旗帜、灵魂，而且是我们立党、强军、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这是事关方向、道路、旗帜等大是大非问题的根本原则。作为观念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在本质上关系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发展，任何一个国家都实际存在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而且意识形态的主导思想也一直是一元的，决不能搞多元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密结合时代条件、历史方位、实践要求全面推进意识形态工作，通过一次次的讲话、文章、批示、指示高度强调意识形态的深刻内涵和时代意义，还形成了一系列狠抓落实、纠偏纠错的意识形态机制，特别强调“两个巩固”和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不允许恶意曲解、诋毁、抹黑意识形态工作。抵制颜色革命、和平演变、去意识形态化等错误思潮的侵蚀，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我们要发展好马克思主义，展现出我们高度的理论自信，任何时候都要牢牢把握好意识形态工作和其他工作之间的关系，通过意识形态的精神指引和理论指导，建设好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意识决定认识，从文化、思想、理论、实践四个维度探析意识形态的渊源，就是为了在新时代背景下更好地发挥意识形态的指导作用。恩格斯曾经说过：“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4]437意识形态就是理论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背景下，随着西方文化思想的不断传播，提升意识形态防范认识，增强意识形态防范能力，需要探析意识形态的渊源。新时代背景下，要建设具有强大引领力、凝聚力、向心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需要将意识形态的引导时代化、中国化、大众化，从而形成领导带头、全党动手、全国人民参与的意识形态工作新格局，践行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思想理论学习的常态化、活动的经常化、管理的制度化，走出文山会海，走到田间地头，解决实际问题，开展好意识形态工作，促成意识形态工作不空不虚、不偏不倚，提升意识形态认同感，促进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整体性发展。

参考文献：

[1]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3]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M].荣振华，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59.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列宁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6]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