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视角下的地域文学书写
——以刘庆长篇小说《唇典》为例

王 梅

(安徽大学文学院，安徽合肥 230031)

引言

刘庆的长篇小说《唇典》耗时15年，长达54万字，2017 年在《收获》杂志长篇小说春季号上发表，以萨满神歌的讲述方式，描写了中国东北从辛亥革命到改革开放近百年的历史。“唇典”原为东北土匪黑话被作者引申为口口相传的东北民族史和民间史。小说主要讲述的是一段萨满眼中的民族史和民间史，小说从1919年东北东部山区满族和汉族杂居的白瓦镇灯官节开始写起，一位被公鸡侮辱的女子赵柳枝未婚怀子，嫁给郎乌春，生下一个长着一双猫眼的注定要成为萨满的孩子满斗，时间跨度从辛亥革命到改革开放初期，到1983年满斗作为最后一位真正的萨满，死在寻找灵魂树的路上为止，描绘白瓦镇从郎乌春，赵柳枝到满斗两代人的命运无常，用一个萨满的视角，从铃鼓之路到失灵年代，全景再现了20世纪东北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变迁史和民间变迁史。小说《唇典》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将东北百年动荡的历史和充满地方特色的萨满文化的余晖和没落相结合，构成了一部史诗般的东北地方志。小说通过地域叙事的三重书写，从三重叙事角度和两重叙事空间，展现了现代化的强势入侵对东北原乡精神世界的消解，最后通过对“灵魂树”的寻找表达作者对土地精神原动力的再度追寻。

一、地域文学与现代性

(一)地域文学

“地域”是一个复杂而立体感的概念,它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更具文化内涵。从内涵来看,它包含天然地形和经济人文,再深一层有风气习俗、性格秉赋、礼仪制度等, 处于核心层面的则是人的观念意识和价值取向。“地域不仅仅是因为其自然的或人文的某一方面而对人、对文学产生影响,更不仅仅是从物质的层面对人或文学产生影响,它的影响不应该是单一的(比如山地、水乡、平原、草原之类的影响)、平面的(比如自然的影响) , 而是一种综合性的多层次的影响。”[1]在文学意义上，笔者将“地域性”概括为在综合的多层次的地域影响下，作家人品、文品中所显示的地方色彩。“地域文学”的定义为：从某个特定地域产生的，具有该地域自然和人文特征的文学。我国自古地域辽阔，不同的地域呈现出不同的风土人情，形成各具特色的文学风格。

地域影响着中国文人的文学创作，人们意识到相同地域的文人创作存在着某种联系，所以以地域命名区分文学流派，如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的十五“国风”就是由地域因素进行的文学分类。楚辞、南北朝乐府民歌也是因地域不同而形成的不同的文学样式。国外的思想家们同样意识到了不同的地域对人们生理结构和情感表达有着不同的影响。比如，法国的孟德斯鸠意识到:“在南方的国家,人们的体格纤细、脆弱,但是感受性敏锐……在北方的国家,人们的体格健康魁伟,但是迟笨。”[2]230同时他们也意识到了不同的地域，文学创作风格和题材各异，开始以地域性作为文学的划分依据。比如斯达夫人将文学划分为南方文学和北方文学：“南方的诗人不断把清新的空气、繁茂的树林、清澈的溪流这样一些形象和人的情操结合起来”，“北方各民族萦怀于心的不是逸乐而是痛苦,他们的想象却因而更加丰富”[3]147。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同一地方籍的作家们有些作品呈现出相同的地域文化特征，被以地域命名，划分成不同的文学流派，比如以刘纳鸥、穆时英为代表的海派、以李劼人为代表的四川作家群，以萧红、萧军为代表的东北作家群，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西作家群，以孙犁为代表的荷花淀派等。一些作家因其作品中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而成为地域的代表，比如鲁迅、茅盾与江浙文化，沈从文与湘西文化，老舍与北京文化，赵树理与山西文化，贾平凹与陕西文化。再如美国薇拉·凯瑟的乡村小说、西奥多·德莱塞的都市小说、舍伍德·安德森的城镇小说等，这说明地域这个主题在文学史上是一个永恒的主旋律。

历史上，山海关是东北的天然地理分界线，把东北界分为关内和关外两部分。山海关以西为“关内”，山海关以东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为“关外”。山海关也在当地人的心理上竖起一道屏障，形成了不同的文化风俗面貌。此外，柳条边也禁止了汉人进入内蒙古和东北，防止满人汉化，进行民族隔绝，东北也成为了政治上的“禁地”。受自然地理位置的影响，东北在清朝末年一直是受土匪侵扰、俄日相争的热点地区。东北经历了军阀混战和伪满统治，又最早成为殖民地，东北人也最早成为亡国奴，家国之痛最早融入到东北人的文化史、民俗史和日常生活中。

《唇典》的故事开始于1910年的东北，小说的故事背景正处于东北最动荡最苦难的时期。小说以东北地区萨满教为切入点，赋予东北以人格力量，展现东北曲折的历史。神明与人们的日程生活并存，影响了当地人的性格和民俗文化，展现了东北人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心灵进化史。

(二)中国文学的现代性

中国文学意义上的“现代性”是指20世纪初，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提出的，学习西方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用现代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表达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心理，以进步、启蒙、理性等为思想特征的文学性质，在价值取向上表现为与先前的传统的文化对立。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追求随着现代化进程不断发展，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至“文革”时期， 文学与政治融合，继承了20世40年代解放区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文学现代性追求呈现出变异状态。20世7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向现代性回归，文学“现代性”得到重新确认，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等思潮相继出现。 80年代，中国文学对现代性追求表现为追求个性意识的觉醒，重视人的主体性。80年代中期，文坛上兴起了一股文化寻根的热潮，探索文革悲剧根源，80年代中后期，不断向传统文化发起挑战，走上了现代主义的道路。20 世纪 90年代及其后的文学， 告别了现实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过渡，文学创作呈现出彻底的反传统、反理性特征。从时间梳理上可以得出，中国文学现代性对西方的人文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学习，经历了模仿西方-反叛传统-回归传统的过程。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追求在面对“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的二元对立的关系时，立足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推动现代化进程，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保持民族特色，不断走向世界，创造属于中国的现代性。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学创作上独特的空间特征，二是对传统文化的不断寻根。

西方的现代性以不断进步作为公理，是一种时间性的概念。中国在学习和借鉴西方的过程中，不断和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发展成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刘小枫在《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一书中提到: “由于现代化过程在中国是植入型而非原生型,现代性裂痕显为双重性的: 不仅是传统与现代之冲突,亦是中西之冲突。”[4]传统与现代的冲突表现为现代性的文学并不能完全摆脱传统古典文学的影响，现代性发展到一定程度开始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精神品格的“寻根”。中西方的冲突表现为由于中国的地域辽阔，不同的地区，经济、文化、思想的发展程度都不同。西方的现代性以时间的进步为侧重点，而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却因为地理空间辽阔呈现出空间性特点，这种空间性的特点表现为文学的地域性。传统的时间观念发生了断裂，中国的现代性以它独特的空间特征反抗了西方现代性的时间观念。

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以鲁迅、沈从文为代表的作家以先知先觉者的身份进行地域文学写作，到40年代以赵树理为代表的用与农民平等的身份进行地域文学创作，一直到80年代中期，地域性文学一直从表现新旧思想冲突、民族传统落后文化心理的对民族整体进化的束缚来展现现代化的进程、历史的演进。对封建礼教的批判，对旧风俗的否定成为地域文学现代性书写的典型方式。60年代后期开始，地域文学以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来体现“现代性”，开始呈现出“寻根”的倾向，将现代性与地域性、民族性有机结合，呈现出“掘”根、“寻”根的双重文化意味。刘庆的《唇典》从肯定的角度描写东北特有的萨满文化，将萨满精神作为土地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萨满文化的没落展现边缘地区人民传统精神世界的坍塌，以“回家”作为叙事主题，追寻人类丧失的土地精神原动力，显示出浓浓的“寻根”意味，这既是对东北作家群地域写作的继承，也是对世界“现代性”潮流的发展。

(三)地域文学与现代性的关系

地域文学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表面的相互对立、相互冲突，两者之间内部是有机统一，相互包容、彼此渗透的。地域文学不可能墨守陈规一成不变；现代性通过具体的人、事和环境体现出来，就不可避免地具有地域特色。

何谓文学的“现代性书写”。波德莱尔曾指出：“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5]85现代性是指向当下，是表现当下时代的“现时的美的特征”，艺术就是要沉浸于“现在”，透过庸常的外表去表现现代人的精神世界，以《唇典》为例去展现地域文学的现代性书写，是指通过地域文学视角追溯人的历史，人的精神世界的成长史，表现人在现代化进程中人性的异化和传统精神动力的不断遗失，试图重构人的精神世界。

本文主要以文本细读的研究方式对《唇典》的地域叙述艺术特征进行归纳，从小说的三层叙事空间、两重叙事视角、叙事语言和叙事主题等方面分析作家刘庆在地域文学创作中的现代性书写。

二、小说《唇典》的地域叙事艺术特征

《唇典》是一部关于萨满文化的民俗史，也是一部描写东北民众生活的民间史，更是一部民族抗争史。小说《唇典》将叙事空间分为口口流传的神话世界、作者构建的普通民众的现实世界和真实发生的历史世界，这与小说中铁脑袋将空间分为人界、净界和地界三层空间相互印证。由萨满文化的起源、兴盛和没落展现现代化的入侵对东北传统精神世界的解构，铃鼓之路结束，东北的童年时代结束。现代化以灾难、战乱、发展经济为主要表现形式，不断冲击库雅拉满人传统的生活方式和道德观念。强势入侵的现代化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改变人们传统的生存方式，东北由日本入侵带来的强制化的现代化道路走向自主的现代化道路，人性在现实世界发生扭曲，人和神失去联系，从此进入失灵年代。小说中加入了大量真实的东北地方历史事件，展现了战乱对传统文化流传轨迹的割裂，战争给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带来的身体和心灵的伤害。

(一)叙事空间的三重性

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提出当代的长篇小说中“史诗性”应当满足三个条件：“一、在结构上的宏阔时空跨度与规模；二、重大历史事实对艺术虚构的加入；三、英雄形象的创造和英雄主义的基调。”[6]96《唇典》叙事时间跨度长达一个世纪，将九一八事变、伪满洲国的成立、抗日战争、苏联红军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土地改革和文化大革命等发生在东北的诸多重大历史事实加入小说创作当中，在兵灾和匪灾的描述中塑造了郎乌春、满斗等平民英雄形象，所以说《唇典》是口耳相传时代留下来的经典，生动地呈现了整个族群在动荡战乱中鲜活的人物列相以及萨满文化的余晖和没落，是一部史诗般的巨著。小说章节目录和内容隐藏着三条相互交织的结构线索将小说分为三层叙事空间。一条是以萨满李良为主要叙事人物的充满神性的民俗史；一条是以赵柳枝为叙事线索的展现东北民间贫苦大众日常生活的野性民间史；一条是以郎乌春、满斗的战斗生活轨迹为线索，伴随着民族反抗侵略的充满人性的民族史。

宗教在发展历程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社会生产力低下的原始社会时期，信仰多神的自发宗教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阶级社会时期，信仰一神的人为宗教。自发宗教兴起于人类社会的童年时期，没有鲜明的教义、等级森严的教阶制度，也没有固定的场合。自发宗教活动的目的多为攘灾祈福、祛病扶伤、娱人娱神等。我国汉族早期崇拜的巫教、藏族信奉的本教等均属于自发宗教的范畴。萨满教以东北亚通古斯人为核心，是非常原始的宗教信仰之一,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成为北亚、北欧、北美等民族的自发宗教。在我国的东北地区,萨满教的演变与满族的发展密切相连，所以东北的萨满教在东北亚地区保存得最完整，也最典型。萨满教信奉多神论和万物有灵，相信人和神能通过萨满进行沟通，最基本的宗教仪式就是跳大神。东北处于传统儒家文化教化的边缘地区，传统儒家文化影响较小，萨满文化在东北民间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心理，萨满文化对东北民间文化精神的形成起着决定性作用。萨满文化起源和兴盛在东北的落后封闭时期，此时东北处于文化上的童年时代，库雅拉人信奉萨满，相信万物有灵，人们认为生活的困难是神界引起的，通过萨满这个灵媒可以寻求善灵的帮助。

战争带来了现代化的入侵，消解了这片土地传统的精神构架，战乱打乱了人们以往的道德秩序，自足自给的封闭乡村空间被打破，生产力提升，物质世界不断满足，人们的欲望被激发出来，萨满不能再满足人们的欲望需求，东北历史的童年时代结束。“神灵世界拒绝再和人类沟通，心灵的驿路长满荒草，使者无从到达。铃鼓之路喑哑闭合，再也无法指破迷津，无助的灵魂流离失所。”[7]434战争过后，人们不再相信萨满，不再敬畏神灵，不再去试图恢复传统的道德秩序，反而企图以人的力量去征服自然，去努力寻求经济发展。人们挖出萨满李良的坟墓进行批斗；盲目建立红蚂蚁公司，破坏白瓦镇的经济平衡；砍伐树木，偷盗灵魂树；萨满成为伪学者满足私欲的幌子。

小说分为“铃鼓之路”和“失灵年代”上下两个部分，虚构了一个白瓦镇，塑造了郎乌春、赵柳枝、满斗等主要人物，通过他们的命运起伏和人生遭际展现现代性给普通民众现实生活带来的改变，对人性伦理的扭曲和变异，描写了库雅拉人在动乱的世界中不断地调整自己与人世的关系挣扎求存，展开了一段野性的东北民间史。

绿珠姑娘的脱衣舞表演诱发了郎乌春的身体欲望，西洋影戏开阔了他对外面世界的想象。灯官节前，哈尔滨的电灯工程师李白衣进入白瓦镇，他给棺材铺按上了电灯，加快了白瓦镇现代化的进程。但是他的另外一层身份却是土匪头子山上大爷，乔装混入白瓦镇进行摸点，在灯官节进行绑票抢劫。他看上了棺材铺的赵柳枝，放火趁乱奸污了她，造成了郎乌春和赵柳枝的婚姻不幸。李白衣是“现代”的人格化隐喻，他为白瓦镇带来了光明，同时也给白瓦镇带来了沉重的伤害。日本强权入侵，从经济和文化等方面让白瓦镇走向了强制现代性道路，白瓦镇的八个乡敬信、春化、智勇、首善、兴仁、德惠、纯义和崇理，是封闭乡村人们自然美德的隐喻，战乱对这些乡镇的破坏即是对传统自然美德的破坏。

现代化的入侵造成了人性伦理的扭曲和变异。战争时期，韩淑英是一个坚定的爱国革命者，她身上缺少女性的柔情，她的几段情感经历都是革命斗争的需要。对女儿蛾子、丈夫郎乌春的生活，她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留恋，最后成了英勇牺牲的森林女王。

战争结束，白瓦镇走上自主的现代化道路，现代化以政治运动的形式影响人们的生活，扭曲了人伦亲情，孝道伦理。蛾子为了政治运动批斗养母赵柳枝，对亲生父亲下毒，为了表明自己政治斗争的决心不顾养母生死，人性在不断异化。改革开放以后，研究萨满文化成为伪学者贪名图利的幌子，曾经令人敬畏的萨满成为旅游的噱头。

“文学既然是以人为对象,当然非以人性为基础不可。离开了人性,不但很难引起人的兴趣,而且也是人所无法理解的。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阶级所产生的伟大的文学作品之所以能为全人类所爱好,其原因就是由于有普遍人性作为共同的基础。”[8]20世纪上半叶被日本侵略的历史是过去的100多年里对中国人影响最深的一段历史，东北作为最早的沦陷区，在这段屈辱的历史时期，东北人民的痛苦也是最深的。《唇典》将辛亥革命到改革开放这段历史中真实发生在东北的历史事件巧妙地融入到小说情节当中，真实地展现了库雅拉人近百年的民族抗争史。从1919年首善乡保乡队第一次远征开始，库雅拉人的民间史开始与东北大地的民族史相融合。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势力不断渗透到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当中，他们拥有电灯、电报、电网、火车的掌控权，不断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九一八事变以后，白瓦镇成为沦陷区，进一步受日本的控制，抗联战争打响，这些历史大事件融入到小说当中，成为改变人们日常生活和命运起伏的重要节点，不断地丰富了小说所描绘的社会图景。将民族史与民间史相融合，更完整也更准确地还原历史的真实。小说塑造了郎乌春、蛾子、满斗等众多正面的革命人物形象，将他们的成长史与斗争史相互交织，将人物的命运起伏和个人选择填充到民族史当中，展现了一段充满人性的民族史。同时小说在充满神性的灵媒萨满身上也发掘出人性的一面，突破了狭隘的道德判断，展现了对人的悲悯与关怀。

郎乌春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民族英雄形象，小说通过对他的塑造展现了复杂的人性，在肉体与精神的磨难中不断碰触自己的灵魂，并最终完成精神上的再生。1919年的灯官节前，郎乌春还是一个爱慕棺材铺小姐赵柳枝的穷小伙。小火车开通，打破了库雅拉河的平静，影戏《火车进站》引起了人们对外界的好奇心，绿珠姑娘的脱衣舞表演引起了郎乌春最原始的欲望，现代化的进程对人们精神世界和身体的冲击，使人的欲望膨胀，受萨满教义熏陶的最朴实人性发生了改变。窥探了赵柳枝被人奸污未婚怀孕的秘密，郎乌春将屈辱的婚姻作为筹码，从赵掌柜那里要来几亩良田。屈辱与羞愤让郎乌春无法与自己和解，无法与赵柳枝的婚姻和解。将怀孕的赵柳枝秘密安置好后，郎乌春跟着韩玉阶的保乡队走上了革命道路，这时的郎乌春处于一种懵懂的、盲目的革命状态。从日本侵华战争开始到抗日战争取得胜利，郎乌春的军旅生涯不断地漂移摇摆，先是受命不得抵抗，镇压民众的抗日活动，但是在抗战初期，却有意放走陷入绝境的抗日军，并最终坚定了抗日意志，成为抗联中的一位骁勇的师长。郎乌春在弹尽粮绝时为了手下战士得以活命被迫投降，被钉在耻辱柱上。背负汉奸骂名，受良心折磨的郎乌春与赵柳枝的婚姻达成了和解，得知土匪王良就是奸污赵柳枝的李白衣时，他决心为妻子报仇，并为此舍生取义。郎乌春这一人物形象不符合传统的道德完美化的英雄标准，但是正是这些复杂的、不完美的人性使这一人物形象更加立体饱满，充满英雄气概。《唇典》里无论是郎乌春、满斗或者是王良他们都可以被视作是充满血腥的民间英雄。小说中加入了赵一曼、杨靖宇、周保中等真实的民族英雄事迹，这些人物都对郎乌春形象的转变起到了启发和带领作用，他们身上体现了真实的历史中为家国而舍弃个人性命的光辉人性。

赵柳枝以一个女性的坚韧去对抗受屈辱的命运，以一个母亲的爱去接纳天生怪异，出身不光彩的儿子满斗，并抚育了丈夫与别人的私生女，将日本流浪女孩收为干女儿。韩淑英是一个近乎完美的革命女战士形象，她的婚姻、生活乃至生命都围绕着伟大的革命事业，这样铁面无私的革命斗士面对女儿蛾子，也有着为人母亲温情的一面。在运动中热情激进的蛾子，带人抄自己的家，不顾及生父与养母，在牺牲前终于明白了养母赵柳枝对自己的母爱，叫出了最后一声“娘”。这些人物身上既有人性的缺点，也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灵媒李良身上也充满了人性的温情，他洞悉一切因果，不但给人们解决现实困境中的难题，更以悲悯和宽容去救赎被苦难命运倾轧的人们，唤醒他们对生活的爱。他以一只公鸡解除赵柳枝屈辱的经历，以母亲的本能之爱唤醒赵柳枝生活的动力。对于满斗这样一个多灾多难的“野种”，他积极引导，亲自教养。李良身上不仅仅有神秘的神性，更多的是充满大爱的人性，这才是引导人们的真正的铃鼓之路。

小说《唇典》三重叙事空间并行，以东北抗战和满族历史为素材、向史诗写作努力，超越了文化上的狭隘，既写出了宗教的世俗性和人物的世俗性，也写出了宗教的神性和人物的神性。在对历史事实和现实关系的把握上，深刻地写出个体和族群的原生态、野性和现代性。通过小说人物探讨了历史发展中人类精神世界的原生和变化轨迹。

(二)叙事视角的二重性

整部《唇典》以一个萨满的视角进行叙述。满斗这个小说人物身份具有双重性，即正常人和萨满的结合体，所以这一叙事视角具有双重性。作为正常人“我”，满斗见证并参与了现实历史的演进。满斗出生在辛亥革命之后，他的整个成长史伴随着东北被侵略的苦难史，以一个底层人的视角近距离地感知战乱带给人民的伤害。追随花瓶姑娘，误上土匪山，看到了具有多重身份的土匪头子山上大爷为非作歹、欺凌百姓的一面，还有他在国家危难中摇摆不定的立场，以及他身上具有的人性的一面，塑造了一个饱满立体又矛盾的人物形象。满斗跟着郎乌春参加战争，成为一名抗联战士，在执行任务中摔坏脑子，失去记忆，以日本人浩二的身份浑浑噩噩的苟活，身份错乱让他在解放后饱受批斗和质疑，展现了政治运动的狂热和盲目。在文革时期，他为了素珍的名誉，替韩造反顶罪，被定为强奸犯。出狱以后，被卷入改革开放的洪流之中，看到人们为了发展经济偷伐树木，红蚂蚁公司破坏了白瓦镇的生态平衡，最后满斗决定去都市寻找自己被偷盗的树，并在路上死去。这一视角是以时间的直线流动进行的，是小说的现实层面。从一个萨满的视角进行叙述，小说呈现出反时间的特征。满斗的师傅不死人李良打破了现实直线型时间的束缚。对于萨满来说，没有时间，是反时间的，或者短暂的时间、瞬间的时间。以“萨满”作为东北地域叙事的视角，隐含了作家在创作过程中的个人思考，使小说在叙事的呈现上不同于主流的历史叙事，表达了作者独特的评判体系和独具个人主观色彩的梳理目光、价值观，重点突出表达了特殊地域上的民间精神和世俗色彩。

满斗作为叙事者突破了所处年代和时间的限制，《唇典》在受限制的第一人称“我”的视角，和全知的第三人称“满斗”的视角间经常近距离地变换视角，因为满斗是“天生的神选萨满”，拥有天生异于常人的叙述本领，他的叙述里既有神灵萨满的视角也有普通现实人的视角，他的第三只眼“猫眼”，让他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故事，让他对现实的感受也比普通人敏感，所以他叙述的故事是“神龛上的故事”。现实人满斗和神灵时分时合，当满斗与神灵结合时，这一视角叙述下的故事不仅仅是简单现实的社会与历史，而是没有年代，超过时间限制的变形的现实。“唇典”是神灵视角下叙述的语言，他不从现实的社会历史去解读人生的苦难成因，不去分辨是非善恶，不对人物在历史潮流中做出的选择进行道德判断，而是以更加悲悯的视角去展现人物的悲苦人生。小说叙述中“我”和萨满满斗两个视角，两者交织起来后，把现实层面和精神层面、文化层面和历史层面纠缠在一起，丰富了小说的文化和思想内涵。

(三)叙事语言的地域性

小说中合格的萨满都要学会独特的叙事传统，以叙事诗讲述神话、英雄史诗，举行萨满仪式时能够自由转换祈祷、召唤、祝福、求告与诉说。小说中充满大篇幅的叙事诗，歌谣、神歌、诗句贯彻始终，语言富有音乐性。比如小说开头就写了满族创世神话《天宫大战》中的“头腓凌”，神秘又充满地域特色。

小说中萨满在仪式中里的叙事诗也是小说故事发展的重要部分，这些叙事诗以口唱的方式暗示了人物的命运，成为小说叙述语言的一部分。“一个处女的儿子”[7]15“谁的眼睛能看清黑夜”[7]15等诗句暗示赵柳枝未婚生子，满斗的夜视眼；“谁的骨头不再洁白，谁的鲜血不再纯洁”[7]15暗示郎乌春被迫投降；“东洋人来了”[7]15暗示了日本人的侵华。

“唇典”也叫“春点”，改变原意就有了更多的想象空间。《唇典》将传奇性的满族创世纪神话与纪实性报道相结合。小说创作的原型是2007年《新文化报》发表的一篇题目为《生生死死森林山》的报道，报道里的故事是一个名为“郎傻子”满族老人的自述，老人的居住地森林山是满族的分支库雅拉部的生长地，老人讲述了他和土匪阿玛白五爷、朝鲜额娘和俄国额娘的故事，郎傻子即是郎满斗的原型，森林山对应库雅拉河流域的白瓦镇。小说沿用了萨满满斗自诉这一叙事方式，充满大量的方言用语和萨满行话，具有口语化的色彩。同时小说受当地充满传奇性的创世纪神话《天宫大战》《西林安班玛发》《尼桑萨满》的影响，将满族的特色神话引用到小说当中，比如郎乌春的起名来自神话传说，人们将入侵者称作“敖克珠”。《唇典》里有很多充满地域色彩的名词。一些特殊动物、植物名词，比如鸡屎藤、鳊花、鳌花、鳇鱼、走树、山丁子树等，还有很多奇怪的名词，这些名词充满底蕴。比如“博额德音姆”是满语，翻译成汉语是“回家来的人”；小说的章节名采用“腓凌”，“腓凌”在汉语中是 “回”，也就是章节。这些名词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新奇的、充满神秘色彩的世界。

(四)地域叙事主题的继承与延续

地域文学的的叙事主题一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不断改变。五四时期，以批判和启蒙作为叙事主题。40年代的叙事主题主要集中在民族矛盾和抗战救亡上。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地域叙事的主题主要表现在展望新时代，表现新时代的美好生活。1976年文革结束，新时期文学开始呈现出反思和寻根的倾向来，诗意的回归成为新时期地域文学的叙事主题。

《唇典》中反复表达的一个主题就是对精神故乡的回归。“铃鼓之路”里，每一个逝去的萨满都会成为沿着铃鼓之路回家的人，萨满成为东北人不断远去的精神故乡，萨满不断没落的过程就是人们不断背离萨满精神，不断远离东北历史童年时期精神故乡的过程。小说的结尾，灵魂树被偷盗，离开了它的生长地白瓦镇，被种植到快速发展的城市，成为没有灵魂的装饰物。满斗踏上追寻灵魂树的过程成为人们追寻精神故乡的象征。《唇典》将萨满作为叙述者，从人类宗教的自发时期寻找东北地域上人们精神传统的起源，现代化的入侵让人们对自然对神灵的敬畏不断消解，萨满不断没落并最终消失，现代人与精神故乡的关系不断割断。

社会的发展与神灵的消失不断交织，寻找“灵魂树”与在喧闹的都市寻找人们失去的精神原动力相互映照。小说结尾的处理，打破了时间的屏障，将东北地区百年动荡历史中冤屈的灵魂、萨满的神明和当下的现实凝固在一起。“过去就是今天，神明和爱原来一直与我们同在，无论是敬畏还是疏离，无论怀念还是迷茫，神明和爱从未背离，从未离开过我们。”[9]对萨满历史的追溯，对萨满精神的继承与回归，在快速发展的当下社会依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三、地域叙事的文学史意义

东北处于中国地域版图的边缘地带，这片黑土地上的文学富有它独特的乡土性、民间性和本土性。20世纪 40年代，东北地域作家萧红笔下北疆的“呼兰河”和“小城三月”里还残存着“跳大神”这一由萨满文化遗留下来的民间活动；端木蕻良笔下的“科尔沁旗草原”描摹了军阀混战和日本侵华战争之后，东北底层人民精神奴役的创伤；萧军笔下的“八月的乡村”蕴含了东北特有的环境意向，具有浓厚的地方乡土气息。这批作家在中国文坛的崛起，使东北的地域性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有了一席之地。虽然萧红、萧军等东北地域作家对东北乡土的描写还沿袭着五四以来的乡土文学的传统，即批判乡土中落后的封建残余，批判乡人的愚昧，揭露中国农村的本相。但是在小说中，这批作家也表达了对家族由来的探寻，对脚下土地的追思，比如萧红的《呼兰河传》，这种性质上类似于“寻根”的文学创作现象是乡土面对“现代性”的世界后做出的反应和由此引发的文学反思，即对土地精神原动力的追忆。刘庆的《唇典》通过描写萨满文化兴衰的过程，写出了作家对人“灵性”消失的担忧，通过写满斗在现代化的都市中对灵魂树的追寻表达了作者对土地精神原动力的追寻，作家将民族史与口头相传的地方民间史结合，使小说突破了地方性的限制，具有了国家性，小说对萨满文化中的精神追求也突破了狭隘的对地方文化的反思，表达出对现代性中丢失的乡土精神的肯定和呼吁。小说中将“后代们将沉迷于虚拟的网络世界”[8]434，与先前的万物有灵进行对比，对现代化的入侵让人从萨满文化中继承的精神消失，萨满的消失表达了作家心灵深处的隐痛和惋惜。

在现代化的思想描述中，萨满文化是一种与社会发展现状不协调的落后文化现象。现代化社会中快速提高的生产力导致了萨满衰败的必然性。萨满文化也成为一种落后愚昧的文化，被启蒙，被解构，如同样作为东北作家，端木蕻良和萧红的作品中都涉及了萨满跳神场面的描写，但是他们意在表现对当地生民原始落后萨满文化意识的批判。但是小说《唇典》将萨满作为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参照物，呈现出萨满文化的豁达与温暖，宽容和柔情，对自然的敬畏和生命深沉的大爱，肯定了萨满文化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作用，以具有地域特色的宗教的兴衰没落过程，展现这个地区的历史进程和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人们心理结构的变化。《唇典》提供了一种殊异而独特的看待世界的角度和理解生命的方式，提供了一种独特的价值标准、伦理观念。《唇典》在题材上是传统的抗战题材，在主题上沿袭了五四以来东北作家群对现代化的反思，对地域文化精神的寻根。萨满因素的加入完成了作家对传统题材、主题表达的去模式化，丰富了东北地域文化内涵。同时，《唇典》为文学作品引入宗教因素而并非描写宗教，宗教突破了时间限制，萨满几百年的兴衰历史与人类在近百年的抗争史中精神结构的变化过程互为镜像，丰富了小说的内涵。在把握文化、把握历史过程中，如何寻找一些新的文化因素、新的参照，《唇典》为当下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个成功的典例。

四、结语

《唇典》这部小说的创作历时十年，描述了郎乌春、赵柳枝、满斗这个家族的流变，东北大地上萨满的兴衰没落，民族的被侵略与抗争，时间跨度之长，叙事结构之严谨，内容之丰富都体现了作者创作的决心和野心。但是这部小说依然有一些细小的不足，小说中的叙事口吻稍显混乱，有些是用第三人称，以郎乌春、赵柳枝、满斗为叙述主角，有些是作家从自己的角度进行叙述，用叙事人称“我”进行直接表达小说人物的内心活动。小说中事件的完整性和切合度也有待加强，将虚构的民间史和真实的历史事件相结合，虚实结合稍显生硬。小说中有些隐喻过于含蓄，比如赵柳枝流石子泪，蛾子脚上长包，一只脚大一只脚小，白色的蛾子长满棺材铺，这些特殊意象的隐喻意义都没有揭示。小说的前半部分对萨满文化进行了大篇幅的铺垫，后半部分对萨满文化的描写大幅度减少，整部小说有一些头重脚轻之感。虽然小说在写作上有些不足，但是依然完整准确地表达了作家的思想。作家在创作《唇典》时，史诗般的写作姿态使这部小说在地域性写作和民族史、民间史的结合方面取得了成功，使东北的地域文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取得了一个新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