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雷雨》到话剧《家》

戏剧大师曹禺为什么能在30岁之前接连写出《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话剧《家》（根据巴金同名小说改编）等许多杰作？这始终是萦绕在我脑际的一个探索的课题。为此，我曾经十几次采访郑秀，听她谈与曹禺的婚恋及曹禺的创作，获益匪浅。曹禺是中国话剧诞生的五大奠基人之一（其余四人为欧阳予倩、田汉、洪深与熊佛西）。曹禺作为人的生命逝去了，但是他的思想与艺术的生命是永生的。2020年9月是曹禺诞生110周年，在这里，为了保持口述历史的原貌，本文用第一人称记述郑秀对曹禺的回顾：

一、排话剧《罪》一见钟情

我是1932年进清华大学的。第一次见到曹禺是1931年春天。4月29日是清华大学的校庆，我去清华看校庆演出话剧《娜拉》。女主角娜拉演得那么从容、熟练，富有感情。第三幕，娜拉痛斥虚伪、自私的丈夫海尔茂的那一大段台词，真说到我心坎上去了。可是，演出结束后别人说：“刚才演娜拉的，是一个男同学，叫万家宝，在清华园很有点名气。”不一会，万家宝（曹禺原名——笔者注）从台上走了下来，我一看，原来是一个矮个子男同学。圆圆的脸，戴一副金丝边的近视眼镜。我大吃一惊，简直想象不出刚才台上活蹦乱跳的娜拉就是他，这个矮个子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1932年我考进清华大学。1933年春，一年一度的校庆戏剧排演活动又开始了，清华话剧社骨干分子万家宝、孙毓棠等人决定排演三场话剧《罪》。这个戏由英国著名剧作家约翰·高尔斯华绥编剧，曹禺翻译，又名《最前的与最后的》。全剧只有三个人物：哥哥基恩·戴兰特，弟弟拉里，弟弟的女友汪达。哥哥由曹禺的同学、好朋友孙毓棠扮演，弟弟由曹禺自己扮演，汪达则要我来演。这是曹禺故意安排的，他想借演戏的机会接近我。

排练在清华二院91号曹禺的宿舍里进行。这间宿舍里和曹禺同住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曹禺在南开的同学陆以循，另一个是研究院的一个研究生，后来去美国，不住这儿了，实际房子里只有两个人。陆以循一看我们来排戏，就主动让位，到图书馆看书了。前后排了约一个月。每次排完戏之后，曹禺都送我回新南院我的宿舍。

有一次，晚上八点光景，我正在清华图书馆温习功课。这时离图书馆九点半关门还有一个多小时。曹禺忽然来到我面前，手里拿着几张照片，约我出去走一走。我正在做作业，就让他等一等，图书馆关门了再来，他爽快地说：“好，我等你，回头再来接你。”九点半图书馆闭馆铃一响，他就准时来了，于是，我就和他一起散步。我知道，这是曹禺在追求我。

过了几天，一天晚上，他又来找我了，手里拿了他母亲最近的照片（当时他常回天津，看他母亲）。他这人很怪，说起来，不容你分解。他说：“郑秀，我们有好长时间不说话了，现在我有话告诉你，咱们一块儿走走好吗？”于是不由分说，邀我同他一块儿散步，当时我真觉得这个人好像有点不正常。这次他穿的还是那件长衫，戴着一副宽边的玳瑁眼镜，左臂夹着一大叠书。他拿出一张照片给我，说：“这是我母亲的相片，送给你做个纪念吧。”我心想这个人真怪，把自己母亲的照片送给别人干吗呀？我奇怪的另一点是，他平时沉默寡言，今天不知哪儿来那么多的话。走着走着，忽然左臂夹着的一叠书散落在地上。他忙蹲在地上捡，一慌乱，眼镜又掉下来了，瞧他那狼狈样，我禁不住笑了起来，忙帮他将眼镜捡起来。这时，我忽然发现他的一双眼睛炯炯有神，很有光彩。

原来我同他散步，我走得很快，曹禺老是跟不上我。这以后我们就并肩散步。我听他谈将来，他也说了我好多优点：聪明、大方、用功……我说：“我们两个性格不同。我是家里的大女儿，从小上的教会学校，很注意外表，花钱花惯了。从小过的是独立生活，长大了脾气也不好。我们两个交朋友，怕不合适。”他忙说：“性格不合，相互会了解，多谅解就行。我觉得你很像我母亲，慷慨、大方、有风度，又有抱负。不光我喜欢，我妈也一定会喜欢你的。”我们两个边走边说，话也越说越多，几乎忘记了周围的一切。

二、清华园一声惊雷

5月26日，三场话剧《最前的与最后的》公演了。从此，曹禺和我成为清华园中为人议论的名人，几乎每一个同学都认识我们，连燕京大学来看戏的学生也认识我们了。演出結束后，曹禺加紧了《雷雨》的构思。这以后，我们俩的朋友关系也基本确定下来了。

晚饭后，我和曹禺常在如画的园中并肩漫步。一天，他告诉我他正在构思一个大型话剧。他讲了这个戏的内容，又从包里取出一叠人物性格描绘分类卡，告诉我：“逗起我兴趣的是几个人物，为了描绘出他们的本相，我做了许多人物性格描绘卡……”

一天下午，曹禺告诉我，他决定暑期不回天津，留在学校集中精力将剧本写出来，希望我也不回南京，陪他一起完成剧本创作。我写信征求父亲意见，告诉他我决定不回南京，留校复习功课，准备秋季开学后的考试，父亲很快回信表示同意，他最喜欢我用功读书。

于是这以后，我们俩就成为校图书馆西文阅览室的常客。阅览室有几张长方形的桌子，每张桌子上可以坐八个人。在阅览室大厅东北边，靠近借书台的长桌的两边，我和曹禺面对面坐着。曹禺的座桌上堆着的是《雷雨》的提纲草稿、人物性格描绘分类卡，他在构思;我则在温课，复习开学初要考的法文，一直陪着他。

白天构思，晚上写。曹禺同宿舍的同学陆以循告诉我：家宝常对着宿舍盥洗室的镜子念台词，一遍两遍，几十遍，为了一句台词，常常修改几十遍，直到自己满意为止。有时刚刚躺下，忽然想到一句好台词，马上翻身起床，抓起纸笔，将它记下来。床底下已经堆满了稿纸。

1933年8月底，在曹禺大学即将毕业前夕，《雷雨》完稿了。一天，曹禺约我在校内荷花池畔见面。他拿着一包稿件，兴奋地对我说：“颖（我的号叫颖如），终于完稿了。”我打开手稿一看，简直呆住了。只见张张稿纸上画满了红色、蓝色的杠杠道道和修改的字句，我情不自禁地夸他：“小石（这是曹禺的号），人家都夸你‘神，我看你在写作方面的确是才华横溢，是个天才。你一定能写出许多好剧本来！”曹禺一脸严肃地回答我：“即使有三分‘天才，也要十分努力啊！何况我很笨，写东西很慢，很费劲，哪是什么‘天才？”

《雷雨》后来在《文学季刊》上发表了。在巴金热情支持下，很快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了单行本。一天，曹禺高兴地拿着一本书，对我说：“颖，这是送给你的，是巴金特地印的一册精装本。”

我打开一看，原來是《雷雨》唯一的一本精装本，印得十分精致，封面上镌刻有曹禺亲笔写的烫金的手迹：

给颖如

家宝

我很喜欢这件礼物，把它看成爱的象征。这本书我一直珍藏着，准备将来献给北京图书馆。

三、探地狱盼《日出》

1934年暑假，我姑妈五十寿辰，我准备去上海姑妈处祝寿。曹禺这时正在热烈地追求我，听说这个消息一定要与我同行。我姑妈叫郑畹秀，当时住在上海爱麦虞限路（今绍兴路）静村。我姑父叫王景歧，曾任国民党驻瑞典公使，后调任驻波兰大使，希特勒轰炸华沙，姑父一家逃往瑞士，姑父后死在瑞士，葬在杭州。姑妈解放后去香港，现已去世。

在上海，姑妈的亲戚曾陪曹禺来到西藏路“大世界”一带游玩。看到“大世界”门口妓女接客的种种惨状，勾起曹禺联想起两年前在太原看到的妓女的悲惨生活，很有感慨。一个月之后，我与曹禺一起坐火车回天津。在路上，我问他：“上海住了一个月，观感如何？”他激动地说：“我想写一部戏，抒发一下。”后来我才知道，他要写的新戏就是《日出》。

上海之行之后，曹禺忙于河北女子师范学院的教学工作，但周末也常来清华大学看我。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曹禺专程赶到清华，晚上同我一起在清华园散步，在一座大理石雕像前，曹禺拿出两条手帕，铺在雕像前的台阶上，我们两人席地而坐。曹禺对我说：“多拉，你能不能同我谈谈你最近听到的有趣的事？”多拉，是英国作家狄更斯长篇小说《大卫·科波菲尔》里女主人公的名字，曹禺很喜欢这部小说，因此常开玩笑叫我“多拉”。

我说：“我天天在学校念书，哪有什么有趣的事？”曹禺说：“随便谈谈吧，谈什么我都爱听。”于是，我就同他天南地北地扯了起来，我告诉他，清华有个教授太太，丈夫做过图书馆馆长，她也是你们湖北人，人们背地骂她“老妖精”，五十多岁的人了，成天打扮得花枝招展的，胖胖的身体，让人看了真有点恶心。她喜欢交际，不论男女，比她年轻的，还是比她大的，她都一见如故，滔滔不绝地同人谈个没完没了。她很喜欢玩，跳舞，打扑克，搓麻将，打网球，什么她都有兴致，可她最喜欢的是抱着青年教师跳舞，一跳跳到半夜……后来，我又谈到同宿舍的女同学听说阮玲玉死了，都愤愤打抱不平，在宿舍里议论了好一阵，有几个还伤心地哭了好久……

我很奇怪，他听这些事有滋有味，便问他：“你了解这些干什么？”他说：“多拉，你知道我爱写。动笔的人，就应当关心四周的一切，关心人，留心人们的生活。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些人，这些事，也许在将来的某一天，会在我的笔下出现。包括你，也都可能很自然地走到我的笔下。”他笑了一笑，又说：“你知道，我总不能胡编乱造，杜撰生活。”我一听忙对他说：“你以后可别在纸上乱写我，把我写得不堪入目。”“哪会呢。我这不过是打个比方说说罢了。”“我谅你也不敢，你要是那样，我跟你没完！”我瞪了曹禺一眼，又“扑哧”一声笑了起来。

一天下午，曹禺清华的同学成已（即后来上海戏剧学院的副院长孙浩然）趁寒假到天津看望曹禺。曹禺告诉成已：“我想写一个新戏，要到天津上中下各等妓院去看一看。上次，‘中旅戴涯他们来了，陪我走了一两次。这次趁你我都放假，我想请你陪我多看几处，行不行？”成已一口答应。第二天，他们一起来到一家著名的二等窑子，找到黑三型（即《日出》中的一个人物——笔者注）的李二爷。只见屋里烧着火炕，热烘烘的，那位李二爷躺在炕铺上懒懒散散地自顾自地抽着福寿膏（鸦片），旁若无人。两人足足等了好大一会儿，这位李二爷才开了腔：“张贵，给陈先生、金先生宽宽衣！”

曹禺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同成已约定，成已改名陈雄，他改姓金。谁知道此公一开口就要他们脱衣。

李二爷又大声说道：“陈先生、金先生，二位都来到这儿了，干吗还穿得这么衣冠楚楚的！”还没容二人开口，几个仆人已胡乱地将他们上身外衣全扒光了，幸好还给他们留下贴身的背心和短裤，将他们两个弄得窘极了。

谁知道令人难堪的事还有。曹禺出入妓院的事不知怎的给另一位“朋友”瞥见了，他竟添油加酱散布了许多流言蜚语，弄得曹禺有口难辩，好久无法解释清楚。

尽管如此，曹禺并不气馁，瞒着我，坚持去妓院实地采访。他听到过许多农家女子为生活所迫沦为娼妓最后自杀的故事。后来他告诉我，《日出》中的翠喜就是他亲自采访过的一个女人，她的原名就叫翠喜。经过三个月的观察，曹禺见到了许许多多翠喜式的人物，一个个被压在社会底层的灵魂一次又一次地在他的面前展现出来，他觉得这是“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里最黑暗、最需要阳光的角落啊！

四、蜚声诱和

1936年9月，曹禺应聘到南京，在国立戏剧学校（后来到1940年升格为国立戏剧专科学校，简称“剧专”）任专任导师，担任编剧、西洋戏剧史、戏剧批评、排演等好几门课程的教学。这年秋，我也由清华大学法律系毕业，在南京审计部工作。

经过三年多的交往，相互了解，我和曹禺的感情越来越深。可是当我写信将这件事告诉父亲郑烈，父亲起先一个劲不赞成。我父母生了十一个子女，活了六个（四男二女），我最大。父亲对我的婚事尤其慎重，希望我嫁给一个既有才华、家庭又有一定地位的青年。父亲从侧面了解到万家已是一个败落了的家庭;万家宝平时穿着也很寒酸，常常是一件竹布长衫，个子不高，夹着一大堆书，在清华园里踽踽独行。但我几次写信给父亲，坚持要同家宝相爱，并详细介绍了曹禺家的家庭情况，说他也是书香门弟，并详细介绍了曹禺父亲万德尊的经历。

收到我的来信，父亲特地吩咐秘书到南京历史档案馆跑一趟，在前清档案中查一查，有没有一个留日学生叫万德尊的。秘书查阅后禀报说，确有此人，在“清国留学生公馆第五次报告”中载有“同学姓名调查录”，有一个叫万德尊的，字宗石，湖北潜江人，与他同期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的还有阎锡山、黄国梁等。听了秘书的禀报，父亲这才放心，便回信给我说：“只要你自己中意，为父不加干涉。”接到这个消息，我和曹禺都欢喜不已。

经两家商量，决定于1936年11月26日举行隆重的订婚仪式，地点在南京平仓德瑞奥同学会。这天下午，宾客盈门。幸好德瑞奥同学会可容四五百人，还显得宽敞。礼仪由专程来南京的曹禺继母万老太太一手操办，她将男女仆人安排得井井有条。当着亲家母、亲家公和亲朋好友的面，她从一只盒子里拿出一只白金镶金刚钻戒指，对我说：“秀，妈也没什么好东西给你，这只戒指就作为订婚礼吧。愿你们两个相亲相爱，白头到老。”万老太太让曹禺将这只戒指给我戴上。曹禺拿起戒指，郑重而深情地给我戴上了。

正在这时，一位仆人进来通报：“李先生、章先生来了。”我知道李先生是巴金，章先生是曹禺的结拜弟兄章靳以。曹禺和我忙到门口，将巴金、靳以迎了进来。“这是家母。这是老伯、伯母。”曹禺忙着相互介绍，“这是李芾甘先生，这是章靳以先生。”

见过礼后，巴金对曹禺和我说：“我们怕赶不上，是坐飞机来的。头一回坐飞机，也挺新鲜的。”靳以拿出一个长方形的纸盒，对万老太太说：“伯母，欣逢家宝喜庆，我和李先生一起买了一件小小的礼品，不成敬意。”

“啊呀，两位专程从上海赶到，不胜荣幸，还这么破费，真不敢当。”说着，老太太让我将盒子打开，只见里面是一个特大号的洋娃娃，做工精巧。那娃娃的一对大眼睛眨巴眨巴会动，嘴也能一张一开的，旁边还有一个奶头，会表演吸奶的动作。我看了十分喜欢，老太太也笑得合不攏嘴。“太谢谢你们两位。”我忙向巴金、靳以略施一礼。

又过了一会儿，张天翼、马彦祥等一百余位宾客都已来齐，坐定下来，马上就开宴了。忽然，门口的仆人又进来通报：“田先生来了！”

“哪个田先生？”曹禺愣了一下。

“就是在剧校兼课的田汉先生。”仆人补充了一句。

“他也来了。”曹禺一阵高兴，但细想一下又犯起愁来——他原先听说田先生不在南京，去扬州游览去了，故而没送请帖。现在座位已经满了，可怎么办呢？

万老太太闻讯后说：“这有什么好为难的，自己亲友那一桌，再加一个椅子。”母亲干脆地说，“快请田先生！”

不一会儿，田汉兴冲冲地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包东西，一见曹禺就说：“家宝，恭喜恭喜！”

“田先生，这是家母。”曹禺介绍说。

“伯母，恭喜恭喜！”田汉同老太太拱拱手说。

“同喜同喜，田先生光临，不胜荣幸！”万老太太笑着说。

“这是郑秀，这是田先生！”

“田先生，您好！”我也大大方方地行了一礼。

“哦，果然气度不凡，有大家闺秀的风度。”田汉打趣地说。

“田先生笑话了。”我有点不好意思。

说话间，田汉将手中拿着的一卷东西展开。那是一幅中堂，上面是田汉亲手书写的“蜚声诱和”四个大字，下面还画有文房四宝。另有一张条幅，上面是田汉亲自创作并题写的一首诗。诗我还让人记了下来：

女以男为家，男以女为宝。室家至足乐，国亡乃无日。

万兄殆国宝，英年擅写实。揭出黑漆团，病者可讳疾。

从来舞台上，非无救亡术，时局虽万变，出路只有一：

不与强敌战，无由脱桎梏！携手火线下，羡兄得良匹，

从容画娥眉，且待战争毕：譬如《雷雨》后，登山看《日出》！

“谢谢田先生，写得好极了。”我和曹禺齐声赞道，诗也确实写得好。

夜里十二点，订婚仪式在欢腾热闹的气氛中结束了。曹禺和我送爸爸上车，父亲对我说：“万老太太真是个能人，落落大方，举止很有分寸，是个见过世面的人。她要是个男的，那可真了不得。秀，有这样的婆婆，也是你日后的福气。”一番话说得我脸发烫。

望着父亲远去的汽车，我和曹禺沉浸在幸福的海洋里。

五、原野上响起了一声霹雳

曹禺到南京后，住在四牌楼，斜对面就是国民党的第一模范监狱。这座监狱又叫老虎桥监狱，里面关押着大批犯人。为了防止犯人逃跑，监狱的高墙外还挖了一条很深的水沟。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常常可以听到犯人痛苦的惨叫声。一次，曹禺正在室内看书，忽然一声尖利的惨叫声将他惊起。那声音是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夜半听来十分凄怖，随着风声传过来的还有皮鞭的抽打声，曹禺听了坐立不安。他听附近的居民说过，这所监狱关的都是普通刑事犯。南京还有个陆军监狱，因为没有女监，所以政治犯都羁押在这座监狱。除了女政治犯，这座监狱还有极少数男政治犯，据说陈独秀也关在这里面。

有好几次，曹禺路过模范监狱附近，看到犯人在狱卒的监视下做苦工，他们一个个灰衣赤足，大汗淋淋。九月的南京，还有着炎热的余威。犯人们有的戴着草帽，有的光着脑袋，有的脖子上围着一条毛巾，一个个骨瘦如柴，抬着又沉又脏的大筐土块，哼哼唉唉地走着。穿着黄制服的狱警，腰里别着手枪，手执皮鞭，嘴里叼着一支烟，虎视眈眈地监视着他们。

这时，曹禺正在构思一个新剧本（即后来发表的《原野》），接连几天窗外传来的女犯的惨叫声，曹禺在模范监狱门口亲眼看到的狱警鞭打犯人的惨剧，总是不时地浮现在他的眼前。我去四牌楼看他的时候，他告诉我几天几夜他的心不得平静，精神亢奋起来，他的思绪不断地翻飞追驰。

他想起了少年时听段妈讲她的悲惨家世：活活饿死的段妈的父亲、母亲，被财主逼死的段妈的公公，上吊自尽的段妈的婆婆，被财主狼狗咬伤、在床上活活痛死的段妈的独子。他们一个个都张大着愁苦的眼睛，望着他，嘴里像要向他诉说什么……

年幼时看到的流入天津沿街乞讨的灾民，似乎又成群结队地涌到了他的眼前。“谁买孩子喽？谁买孩子喽？”这凄凉的叫卖声，似乎又一声高似一声地飘荡……

犯人们被狱警抽打发出的刺耳惨叫声，刺激着曹禺又想起七八岁时，父亲任河北宣化府镇守使，他在宣化府衙门看到的阴森可怕的景象……

还有清华念书时东北同学讲述的许多地主残酷压迫农民，农民起来反抗的故事。

由于积累的素材十分丰富，郁结的感受极其厚实，曹禺激起了强烈的创作冲动。《原野》的创作十分顺利，三幕剧在一个夏天就完稿了，这也亏了好友靳以的督促。靳以这时在广州编《文丛》月刊。像刊出《日出》一样，曹禺一幕一幕地写，刊物一幕一幕地发表。第一幕（后改为序幕）在《文丛》1937年5月第一卷第二期发表，一直连载到8月份《文丛》第一卷第五期才全部载完。

《原野》在广州《文丛》连载后，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的著名演员赵丹读了之后爱不释手，立即建议上海业余实验剧团排演此剧。他通过曹禺的学生严恭与曹禺联系，请曹禺同意并指导此剧的排演。曹禺一口答应，并回话说：“指导不敢当，随便谈谈可以。”

曹禺一到上海，赵丹等人已在车站迎接。曹禺看见一位面熟的小伙子，穿一身潇洒、漂亮的西装，朝气蓬勃，浑身的精力鼓得想要爆出来似的。他猜想，这一定是赵丹。赵丹已经迎了上来，紧紧地握住他的手：“万先生，欢迎！欢迎！十分感谢您大驾光临。”

“久闻阁下大名，今日一见，果然英俊潇洒，名不虚传。”曹禺也打趣地说。

1937年7月，《原野》由上海业余实验剧团演出，应云卫任导演，演员阵容十分强大，仇虎由赵曙、魏鹤龄扮演，金子由舒绣文、吴茵扮演，焦大星由范来、吕复扮演，焦母由王萍、章曼萍扮演。首演受到上海观众十分热烈的欢迎。以后，《原野》尽管多次遭到误读，但仍然历演不衰，成为中国话剧舞臺上的一个保留剧目。

六、夜改《凤凰城》

1938年初，曹禺继陈治策担任国立剧校专任导师兼教务主任，剧校因为敌机轰炸也开始从长沙向重庆搬迁。全校师生二百余人，分乘五条大船，经洞庭湖过宜昌，二月到达重庆。剧校师生每到一个码头就上岸组织抗日宣传演出，演出《疯了的母亲》《香姐》（根据《放下你的鞭子》改编）等街头剧。

剧校到重庆先在七星岗，后定校址于北碚。在校中，曹禺上的课最多，有戏剧概论、西洋戏剧史、剧本选读、编剧方法等，有时暑假还讲西洋戏剧批评。

当时我们住在枣子岚垭王光美嫂子王光琪的一幢花园洋房里，共两间，一间是卧室，另一间是餐厅兼会客室。到了重庆，四川人称他们为上江人，称我们南京来的是下江人，他们哪知道我们下江人多么想回下江去哟。我常想，我和曹禺在长沙的婚礼太简朴了，就盼着抗战早点胜利，回到南京再补行一次婚礼，搞得热闹些。不过这只是我心里的想法，从来没有同曹禺说过，谁也没想到，在四川，我们一待就待了八年。

到重庆之后，曹禺又是教务主任，又是几门课的老师，忙得不亦乐乎。有一天晚上，他说：“今晚我要赶看一个剧本，你不要打扰我。”他告诉我，这个剧本叫《凤凰城》，吴祖光写的，写好后给他的表姑父余上沅校长看。余校长太忙，剧本在他抽屉里放着一动也没有动。于是，祖光就把它拿到教务处，请曹禺看。曹禺看了几页，就很赞赏，对他说：“现在需要的就是剧本。我马上就看。”因为当时宣传抗日救亡的多半是独幕剧、街头剧，还没有大戏，所以曹禺说这是当前最需要的剧本。

曹禺看了一遍之后，又一幕一幕地字斟句酌，在稿本的空白处进行修改。夜已经很深了，他还全神贯注地修改着。我从外屋走进内室，他也没有察觉。我给他倒了一杯浓茶，让他休息休息。趁他休息的时候，我翻看了他修改后的稿子，密密麻麻地写了一大片。我对他说，时候不早了，该睡了。他要我先睡。“我一会儿就好，就剩下最后一幕了。”

我说：“你改得这么仔细，不会自己去写一个剧本？”曹禺一听这话，笑了笑说：“祖光这人很用功，有才气，我应该帮他把第一个剧本尽量弄得好一点。”

他告诉我，这个剧本剧情强烈，生动感人，动人处他都几乎要掉泪。文笔好，又有创造性。因为是第一次写剧本，没有条条框框。四幕戏，每幕都有新的角色出现，这就很少见。

剧本改好之后，曹禺向余校长推荐，马上让校友剧团演出，让校友剧团负责人余师龙、汪德赶快油印。他还和余上沅、黄作霖（佐临）、阎哲吾四个人联合执导。由佐临的夫人金韵之（她后来改名丹尼）扮演夏川菊子，蔡松龄主演苗可秀。

不久，《凤凰城》在重庆闹市区国泰大戏院首演。演出的时候，正好北大校长王卓然来重庆，中国少年铁血军苗可秀牺牲后继任司令员赵侗也到了重庆。首演的时候，王校长、赵司令都上台和观众见了面，观众热烈鼓掌，整个剧场沸腾起来，那场面我至今印象很深。

七、迁校江安写《蜕变》

1939年春夏间，日本飞机狂炸重庆，国立戏剧学校（后升格为剧专）奉令疏散到江安。

我们住在江安有名的开明绅士张乃赓家。张家房子多，还有一个大花园。我们住在花园边上的一座小楼里。楼下客厅里有三张竹沙发，一长二短，还有一张方桌子吃饭用。里屋是卧室，有张大床，还有一张小孩床。墙上挂着我和曹禺的结婚照，我们都穿着结婚的大礼服。照片有八寸大，黑白的。我有一个表妹叫沈澧莉，住在上海静安寺，多年不联系了。我现在很想有一张我和曹禺的订婚照留个纪念（原有的照片因为多次搬家丢失了），你有空能不能帮我问问她还有没有？我记得曾经送过一张给她。如果她还保存着，我想翻拍一下，原照还照旧归还她。扯远了。还说江安的住处，那时我们有二间一厅，楼上一间是万家宝的书房，写《蜕变》的时候，他把它隔成了两间。这个地方很幽静，楼梯在房间外面的屋檐下。

这年暑假，曹禺开始撰写他构思已久的四幕话剧《蜕变》。校方已决定将这个戏与顾一樵的《岳飞》、余上沅的《从军乐》共三个戏列为1940年初去重庆公演的三个大戏，这是显示剧校教学水平的一次重要演出。余校长再三催促曹禺尽快将本子写出来，导演都定好了，是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张骏祥。

曹禺请剧校一个叫季紫剑的学生帮他刻钢板，吃住都在我们家里。

写作在二楼曹禺的书房里进行。楼上的房间总共约十五六平方米，隔成两间：外间做临时饭厅，也是创作室，里间是临时卧室。外间有四个竹书架，放了许多洋装书，另外有一张旧书桌，两张凳子，一张高背藤椅。里间很小，只放一张床、一个矮斗柜。小斗柜紧挨着床，柜上放着纸、笔、小煤油灯。夜晚，创作灵感来了，曹禺可以随时抓起笔来写。

整整一个月时间，季紫剑与曹禺白天同吃、同干，晚上两个人同榻而眠。

有时候我抱黛黛上楼来玩，曹禺就十分恼火。有一次，黛黛将曹禺的手稿东一张西一张全搞到地上去了，一边大声嚷“爸爸，爸爸”，曹禺正在聚精会神地写作，一阵大喊，把他吓一跳。他一抬头又见是我们母女俩，气得火冒三丈，他大叫：“你看，你看！刚写好的稿纸弄成这样，你这不是存心捣乱吗？”我也来火了，冲着他说：“你嚷什么呀！孩子小，懂什么？帮你捡起来就是了！”我们两个人争吵起来，把小黛黛吓哭了。气得我抱起孩子，头也不回地下楼去了。

后来，张骏祥先生、季紫剑多次从中劝解，我也气消了。我还心疼曹禺，他这个人一写起来就玩命，半夜十二点，我起床一看，他还在那儿写呢。我就在楼下催他，让他早点歇息。你猜他怎么着，他反而怪我又来打扰他。

我为了曹禺的健康，总是催他早点睡，不要熬夜，曹禺嫌烦。一次，他同我商量：“你能不能回重庆，在爹那儿住一段时间，让我抓紧时间把《蜕变》剧本写出来。”他诚心诚意求我，我也不好扫他的兴，就按他的意思，带着黛黛在重庆住了一段时间。

八、洗澡的故事

结婚两年之后，我和曹禺都慢慢发现两个人在志趣、性格、生活习惯上矛盾越来越大。我很爱干净，人说我有洁癖，然而曹禺却是一个十分不修边幅的人。艺术、戏剧是他的命根子。他这个人真是一个在心里头活着的人，是一个书呆子。学生常常告诉我，万先生走在路上，忽然又走回来，发现自己方向走错了。我讲究仪表，他穿衣服从来不讲究，汗衫穿反了，里面的衣服比外面长，是家常便饭。我多次说他：“你这样不让学生笑话？”可他就是不在乎。

有一次，他讲完课回家，热得满头大汗，我让他赶快去洗个澡，一面递给他一条毛巾，一面让女仆杨嫂准备洗澡水。

曹禺答应着走进了里间，但手里却拿着一本书。我一把抢过书问他，洗澡拿书干吗？就你时间金贵！他回答说，外面东西多，放在外面一会儿怕找不到。我这才把书还给他。

我不放心，拿了一只凳子坐在门口，一直在听里面的动静。只听里面不时发出水流动的声音，我这才放心看起报来。可是，过了好久，曹禺还没洗好，里面一直有水流声。我心想，他洗澡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认真过，也许今天太热了，才会洗得这么久。

又过了会儿，他还没有出来，我就奇怪了。用力把门一推，朝里一看，你猜怎么着？只见曹禺一手捧着书在看，另一只手拿毛巾在洗澡缸里机械地来回摆动，压根儿就没有洗。

我连喊两声，曹禺这才回过神来，问我什么事，我就责问他为什么哄我。

清华时，曹禺给我起过一个爱称叫“多拉”，那是曹禺小时爱看的小说《大卫·科波菲尔》里一个漂亮女孩的名字。这时，曹禺笑嘻嘻地对我说：“多拉，别生气。这本书实在太迷人了。别生气，我这就洗，这就洗。”

你看，他就像一个事事处处都要人管的孩子。

九、排《打渔杀家》，他老忘词

江安县是长江上游南岸的一个小城，又偏僻又闭塞。没有自来水，没有电灯，报纸过四五天后才能到。抗战进入持久战阶段，生活更加艰苦，有的学生被迫中途退学。当时，大多数学生的家乡都在沦陷区，失去了经济来源，靠贷金为生，贷金的数额又很小，加上物价飞涨，学生吃得越来越差，平价糙米里掺了不少沙石、稗子。几根豆芽菜放很多水，就当汤了。有一次，校长余上沅到学生食堂一看，学生们吃得这么苦，竟难过得当场哭了起来。他想起外国戏剧史上曾有过“凭物看戏”的民俗，就发动全校师生员工，为改善学生伙食举行“凭物看戏”的演出。演出共进行两天，节目除了唱歌、跳舞之外，還有京剧折子戏。来自北方的学生张振安会的戏多，出的节目也最多。青年教师也被拉来演戏。老师排练的京剧剧目有三个：一个是《红鸾禧》，吴祖光喜欢京戏，拉他演男主角莫稽，郭兰田演女主角金玉奴的父亲金松，一个叫花子头。金玉奴硬拉刚同杨村彬结婚的王元美来演。剧专老师杨村彬的妻子王元美喜欢京戏，演京戏的人少，她竟被拉在三个戏里扮演角色。第二个戏是《虹霓关》，学生宋清涛演夫人（女主角），王元美演夫人的贴身丫鬟。第三个戏是《打渔杀家》，因为曹禺在南开中学时演过这个戏，平时学校开游艺会时，他也清唱过，不过曹禺一再推托，说他自己五音不全，过去在中学演是演着玩玩的，现在卖票公演可不是闹着玩的，余上沅校长还是硬让他演。没有办法，曹禺只好答应主演老生萧恩。萧桂英谁演呢？又把王元美拉来了，说是这一折萧桂英总共只有四句唱，咬咬牙也能顶过去。横说竖说，王元美也只好认了。于是两个人就在剧专的院子里排了起来。不知怎么搞的，也许是多年不唱京戏了，排练的时候，曹禺老是忘词。最后余校长没办法，只好将《打渔杀家》这个节目取消了。

“凭物看戏”正式演出的第一天，演出剧场文庙门口人山人海，江安城里以及四乡的农民闻讯纷纷赶来。观众不用买票，各自拿着形形色色的食品，涌进文庙。有的几个人牵来一头羊，有的一个人提着一只鸡、一只鸭，或几棵青菜、一块肉，多少不论，甚至几只鸡蛋、几块豆腐、一篮花生都可以进场看戏。演出时，文庙大院挤得满满的，门口各种各样的食品也堆成一大堆。因为戏是赶出来的，质量就说不上了。吴祖光演的莫稽不知是否紧张，发出来的声音都有些发抖，曹禺看了忍不住要发笑，悄悄对我说“幸亏我没有上台出丑”。两天演出，他忙着把场，维持秩序。这次活动成为江安城的一大节日，确实也为改善学生伙食做了一件好事。

十、江安城喜迎巴金

《蜕变》完稿的第二年深秋，曹禺的好朋友巴金从上海绕道海防、昆明，专程来到江安看望曹禺。我和曹禺都十分感动，多次挽留他多住些日子，终于让他在江安住了一周。

白天，曹禺陪他游江安县郊的名胜，主要是红佛寺和大小龙洞。你拍电视片去过江安就知道，红佛寺值得一看。庙里的五尊佛像，个个神态毕肖，风姿各具。正中的主佛红佛，两米多高，体形魁梧，比例匀称，据说是这里的稀有艺术珍品。大小龙洞，大的可以藏人，有时日本飞机来轰炸，我和曹禺，还有剧校的师生就躲在这里。洞里的水冬暖夏凉，流淌而不出洞外，水又清澈甘美，渴了喝两口，真有沁人心脾之感。

这次江安之行，巴金还给曹禺带来一本吴天根据巴金同名小说改编的《家》。我在清华时就看过小说《家》，曹禺看了之后，对我说这个戏的结构同巴金的小说差不多，他也很喜欢小说《家》，想换一种改编方法。他把这个想法同巴金谈了，巴金很支持他的想法，还说把一部小说搞成几个改编本，这在国外是很常见的，可以发挥改编者各自的特长。

在江安，巴金在我们家住了六天。每天晚上，在曹禺的书房里，两人隔着写字台面对面地坐着，望着一盏煤油灯摇晃的微光，尽兴畅谈。话题很广泛，当然也从《雷雨》谈到今年刚在重庆演出的《蜕变》。

巴金是曹禺最尊敬的一位作家和挚友，他的第一个剧本《雷雨》就是巴金发现、建议立即在《文学季刊》上发表的。剧本不发表就不可能有以后在日本东京演出的轰动。巴金还很快将曹禺抗战前的三部曲《雷雨》《日出》《原野》出版了单行本。可是奇怪的是，曹禺没有收到过一分钱的出版稿酬。这个疑问，巴金这次来江安告知了原委。曹禺对我说，巴金已经对他表示歉意了。因为文化生活出版社实际上只有他一个人独立支持，经费十分困难。纸价飞涨，当局对他们又十分苛刻，有的书不让出，能卖的书又限制印数。巴金是在万分困难的情况下独立支持着。他有一个助手叫田一平，很努力地在帮助他。他对曹禺说：“《雷雨》《日出》《原野》倒是卖了不少，不过当局征税太高，一个小钱也不能给你了，都贴给出版社了。”曹禺劝巴金不必介意。他对我说：“文化人，文化人哟！就总是这么穷，是穷光蛋的别号！不过我还是要写。”按照曹禺的要求，巴金介绍了他构思《家》的一些情况。两个人谈得十分投机，直到深夜还未睡，我在楼下催了几次，他们这才将灯吹灭，同榻而眠。

十一、一封信的风波

这年夏天，江安来了一个女子，叫邓绎生，又名方瑞，是曹禺的学生方琯德的表姐。她当时23岁，只上过小学四年级，但国画、书法都不错，还会刻图章，住在表弟方琯德家中。起初曹禺帮她补习英语，她帮曹禺抄写《北京人》，我也没注意。后来发现曹禺对我冷淡极了，同他说话也总像听不见似的。不久又听说，曹禺与方瑞常外出散步，我问剧专校医，他们都瞒着我，说：“放心吧，没什么事。”我深深地感到孤独。过了几天，又听到风言风语，甚至说方瑞快要怀孕了，这时我才感到问题严重，开始注意曹禺的一举一动。

有一次，方瑞家的保姆来我家，鬼鬼祟祟地说要找什么舅妈，一面又暗中向曹禺使了一个眼色。不一会儿，曹禺一闪就不见了，悄悄地一个人找到一间僻静的小茶馆，看起方家保姆捎给他的一封信。他没有料到，正在他看信的时候，我从他背后将他手里的信一把抢了过来。他回头一看见是我，脸登时变色，手发抖，拉住我的手连声说：“你不能看，你看了要气死。她与你不一样，她不爱说话，她什么都写在信上。”我说：“平时要你晒被子，你总说没有空。你居然在我面前书呀信呀的递了起来。”曹禺要我还信，我死活不肯，还大声骂他。街上渐渐聚起不少看热闹的人。他求我有什么话回家去谈，路上吵不成样子，不要这么闹，否则她嫁不出去。

到了家中之后，曹禺见我脸色不好，手气得发抖，连连劝我：“别生气，别生气，你快把信给我，我以后一定同你好好过，天天给你晒被子。”这次风波之后，他也确实有好长一段时间，天天帮我晒被子。

当时，他急了，跪着求我将信还给他，我就是不还。信是用毛边纸写的，有七八页。我看了两三页，小楷，字写得不错。这个女的可怜也可怜，没有工作，身体又差，有肺病、心脏病，还有小儿麻痹症。信的前面托曹禺给她买中药毛地黄，但后面写得很肉麻，我越看越氣。曹禺看我脸色不对，忙抢去一页，吞进嘴里，接着又要抢其它几张。我们两个就扭在一起。不小心，曹禺将桌上煤油灯灯罩打破了，曹禺的手被划开，血从手上渗了出来。

我一见他手出血了，于心不忍，便松开手，将余下的几页信纸扔给了他。这天，我晚饭也没有吃，气呼呼地上楼去了。过一会儿，我从床上爬起来，拿起笔要给在重庆的父亲写信。这时曹禺很着急，他一个劲地求我不要把事情闹大，说：“我们从头好起，我一定同你好好过，天天帮你晒被子。”

这天夜里，两个人睡在床上，谁都没有睡着。我抽泣了好久，心情才慢慢平静下来。我深深懊悔自己太大意了。我知道曹禺是一个感情极其丰富的人，他多次对我说：“我这个人，就是一堆感情。”他的火热的感情曾经让我动心。仔细想想婚后两个人的关系，我也感到自己对丈夫过于任性，要求不当。但是，无论如何我不能让他再同别的女人情来意往。

想着想着，我又想起我同曹禺初恋时，父亲郑烈曾一再写信告诫我：婚姻乃终身大事，定要慎之又慎，不然，一失足将成千古恨。想起他老人家的话，我不由得又伤心起来。

后来一段时间，曹禺确实表示与我和好如初，不久我又生了万昭。从江安回重庆，曹禺在复旦大学任教时，离家远，每周也还要回来两三次。但方瑞见我们到了重庆，她也跟到重庆，还在重庆办过画展。

关于这封信引起的风波，我曾经同剧专的老师、我的好友王元美谈过。她与我在北京贝满中学同学六年，在中学时，我们就是好朋友。我向她诉说这件事，她多次劝我，不要把事情闹大，还要顾全曹禺的面子，他毕竟是一个著名剧作家，既然他认错了，还应该同他和好如初。经她和其他一些朋友的劝说，我心情也慢慢平静了许多。

十二、从南京到上海

1942年，我们迁居重庆，曹禺应聘在复旦大学教英文、外国戏剧，也讲莎士比亚。回到重庆之后我很高兴，交游比较多，与男性朋友接触也比较多，这里面既有过去清华的老同学，也有新交的朋友。这样引起曹禺的误会，以为经过一封信的风波之后，我已不愿意同他恢复关系，两人之间的关系又渐渐疏淡起来。

抗战胜利之后，曹禺与老舍应邀在美国讲学一年，回国后在上海定居，这时我们的感情已十分冷淡了。我在南京定居、工作。偶尔到上海小住，也总是很快回南京。曹禺有时候来南京国立剧专讲学，到我这儿来。他对两个女儿尤其是黛黛还是很喜欢、很爱的。

有一年冬天，曹禺去国立剧专上课，将黛黛也带在身边。曹禺讲的是他的“拿手戏”：分析莎士比亚的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他讲得十分投入，边讲边演，出神入化，讲着讲着，把学生都吸引到讲台上了，门口、窗外都站满了人。一堂课结束了，学生们才如梦初醒，掌声雷动。回家的路上，看到黛黛冻得浑身发抖，这才想起她穿的大衣，讲课时，黛黛被学生们传来传去地抱着，大衣早已不知去向了。

两个孩子在南京上小学，曹禺每次从上海来，总给她们订不少儿童书刊。像丰子恺的漫画、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还有安徒生、格林的童话，《一千零一夜》等等。他还给孩子们买来整套整套的儿童文库，里面有很多生动的故事，像司马光打破缸救孩子、岳飞精忠报国、木兰从军、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如姬夫人窃符救赵等等。曹禺还写信鼓励两个女儿，要好好读这些书。为了增加孩子们的兴趣，他还画了一幅自画像：戴着一副眼镜，一手夹着书本，一手拿着破伞的穷爸爸。

时局紧张之后，当局通知我父亲带全家撤往台湾，父亲要我准备准备一起走，我感到十分为难。一头是父亲，一头是丈夫，哪一头都依依难舍。父亲对我说，他已通知曹禺同行，我这才同意动身。

可是临上飞机那一天，飞机快要起飞了，还不见曹禺的人影。后来我才知道，那时曹禺的住地已不公开，很少人知道他住在哪儿，父亲根本就没有通知到他。

曹禺不去，我也绝不走。

想不到这样一别，竟成了和父亲的永别了。

十三、两个人都放声大哭

1950年春天，中央戏剧学院成立，欧阳予倩任院长，曹禺、张庚任副院长。不久，婚姻法公布。曹禺以感情不和为理由，提出要与我离婚，我就是不同意离婚。

后来，我弟弟解放军少将郑还，还有另一个人多次对我做说服工作。有一次从晚上一直谈到天亮，最后我才同意协议离婚。当时我在中国人民银行经济研究处外国经济系统搞资料工作。这年冬天，为了让我们俩好合好散，减轻感情上的痛苦，我所在的单位中国人民银行经济处和曹禺所在的单位中央戏剧学院共同商议，决定在中央戏剧学院会议室举行一个协议离婚的仪式。这天，两个单位的工会、人事干部会同法院代表到场，两家报社的记者、欧阳予倩夫人和我的两个女友（其中一个是张允和，现在是昆曲协会名誉会长）也来了。为了使会场气氛轻松一些，我记得会议室的长桌上铺着干净的白布，上面摆着茶水、糖果和水果。会上，两个单位的同志讲了话，两位当事人也表述了各自的心情。最后法院同志（一位女审判员）裁决：两个女儿归我抚养，曹禺每月负责赡养费。

裁决书刚一读完，我就忍不住放声大哭。曹禺也情不自禁地失声痛哭起来，我们两个人都百感交集。

（附记：笔者1987年曾撰写电视传记片《杰出的戏剧家》，此片由中央电视台拍摄，1988年由中央电视台向全国播放。在采访曹禺、征求对传记片剧本意见时，曹禺已是78岁的高龄老人了。他建议传记片中最好暂不提他与郑秀的婚姻问题，因为这一婚姻并不美满，他感慨地说：“在这件事上，她有错，我也有错。”）

十四、严冬长街情依依

离婚之后，我回母校贝满中学当英文教师，后来又因工作需要，做过盲童中学校长。“文革”期间，听说曹禺被勒令在史家胡同扫大街，我很痛心。我觉得这个时候出现在曹禺身边，会多少使他感到一些安慰。当时我住在史家胡同附近的一幢老房子里，离北京人艺宿舍很近。北方的冬天是很冷的，天寒地冻，北风刺骨，有好几天，每天早上我都站在离曹禺扫地不远处，一动不动地注视着他。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之后，我们中学的一位工宣队师傅人很好，他知道我过去是曹禺的妻子，便悄悄关照我回去清理一下，家里还有没有保存曹禺给我留下的东西，早一点处理掉，免生是非。

我保存有曹禺早年写给我的460封书信，这些信中还有他当年写的诗篇，这些东西我一直珍藏着，要不要交出去，我心里十分矛盾。思考再三，决定还是不交，于是又珍藏了起来。

不料过了几天，我路过灯市口人艺“牛棚”门口，只见那儿拥挤了一大堆人。走近一看，原来公布了人艺著名演员赵蕴如的“罪状”，一批他家里抄出来的私人信件统统晾在光天化日之下。我一看大吃一惊，也没心思细看，匆匆挤出人群赶回家中，取出珍藏多年的书信，关照万昭赶快将它们处理掉。为了保护曹禺，也为了使女儿不受株连，我只好让这些信一一化为灰烬。你要是早在这之前来就好了，它对你们研究曹禺肯定很有用处。这天夜里，我一夜没合眼，思前想后，往事如梦，一一又重现在我的眼前。

曹禺挨批挨斗，我也为他不安。那时候，我常常催两个女儿去看看她们的爸爸，最近怎么样了。在周总理的关怀下，曹禺从“牛棚”里出来之后，我更是让她们多多去看望爸爸。

一次，万黛回来告诉我，今天她带着儿子小刘迈和妹妹万昭，还有万昭和唐彦林的儿子小唐迈一起，买了礼品看望爸爸，爸爸十分高兴，留他们吃饭。一家人边吃边谈，十分开心，我听了也十分欢喜。

又有一次，万昭告诉我，她和姐姐去张自忠路铁狮子胡同（曹禺当时的住所），看见爸爸一个人坐在家里闷闷不乐，她们硬拉他出去走走。冬天的夜晚，走了半条街，曹禺累了，不想走了，她们就拉他进了一家馄饨铺，请爸爸吃了一碗热馄饨，买了些熟菜，爸爸还喝了一杯啤酒，爸爸可高兴啦。看着万昭高兴的样儿，我也开心地笑了。

方瑞去世之后，曹禺一个人很孤单。好多好心的朋友劝我与他复婚，连多年未联系的表妹沈澧莉也来信说：“你孤單一人，总不能守一辈子，还是同曹禺复婚了吧。”但也有人劝我不要复婚的，我的好友、贝满中学的同学王元美就劝我：“你与曹禺感情已经破裂了，你同他复婚也不是个味道。”当时，我心里也很矛盾，不知如何是好。后来，听说曹禺同京剧演员李玉茹结婚了，我就彻底断了复婚的念头。

后记

随着岁月的流逝，曹禺和郑秀都已进入了体弱多病的衰迈之年。郑秀的肺气肿病时时发作，曹禺从1988年住进北京医院，肾衰竭的病就一直没有好过。曹禺在这之前每次出国访问，总要捎一些礼物给孩子们。郑秀也经常关照女儿去看望父亲。长女黛黛侨居美国之后，也一直放心不下远在万里之遥的父母。郑秀病后，曹禺时常托小女儿万方看望郑秀，并写信关照万黛：“母亲的病，确是需要你在宽裕的时光来看看。”

1989年8月，郑秀因病逝世，曹禺重病在北京医院，不能前往吊唁，关照女儿买了一只花篮，恭恭敬敬地放在郑秀灵前。

郑秀去世后，曹禺在给万昭的一封信中心情复杂地写道：“妈妈故去，我内疚很深。你们——你和黛黛小时我未能照顾，只依妈妈苦苦照顾，才使你们成才。想起这些，我非常愧疚。事已过去，无法补过。人事复杂，不能尽述。”

郑秀晚年一度曾想写回忆录，写了一部分，后因病终止，其中一篇《〈雷雨〉在这里诞生》曾发表在香港《大公报》上。

作者简介：曹树钧，上海戏剧学院教授，曹禺研究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