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之谜：梦或小说
——兼论人文符号(学科)的相对论原则

陈 剑

“我们为什么必须生出来？我们又是谁？我们的土地又是什么？”(1)米兰·昆德拉：《帷幕》，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209页。米兰·昆德拉在《帷幕》中借欧洲小说所承建的浩渺历史之廊道来试图解答存在之谜，摹刻个体生命或时代之镜像。欧洲小说绝非整齐划一如孔雀开屏的广场舞，它的叙事更像麻雀叽叽喳喳的嚷闹，它源自一次对集体意识形态传统的断裂或反抗。很早以前，艺术譬如歌舞和史诗，附庸于习俗、宗教和节日，只是集体性生活保持其重复一致、宣扬其祥和美丽的装饰品，直到从塞万提斯和拉伯雷发端的欧洲小说的兴起。

欧洲小说(2)昆德拉的小说论集中在自文艺复兴起欧洲不同民族国家共有的、接力赛式的、攒簇而成的小说传统中。他认为直到二十世纪，这一伟大创举才进入并活跃于北美和拉丁美洲等非欧洲地区的小说家创作中。(以下简称小说)的兴起伴随着上帝统治下事物秩序井然、善恶分明的古典世界的破碎，伴随着日益专业化精深化的科技扩张以及分门别类的分工限制。它撕裂了世界预先阐释过的意识形态之帷幕，呈现出世界喜剧性、悖论性、非诗性的裸体。“堂吉诃德从家中出来，发现世界已变得认不出来了。……唯一的、神圣的真理被分解为由人类分享的成百上千个相对真理。就这样，现代世界诞生了，作为它的映像和表现模式的小说，也随之诞生。”(3)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7页。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开端将小说比喻成堂吉诃德的流浪之旅，他不无忧虑地重提了胡塞尔的“欧洲现代性危机”、海德格尔的“对存在的遗忘”，论述小说永恒地照亮“生活世界”(die Lebenswelt)，提供对存在整体性、生命个体性和真理相对性的复杂理解图景。他断言小说的功能是认知存在，知识是小说唯一的道德。小说天然具有的怀疑主义、价值相对性和包容开放性与信奉绝对真理的极权或宗派相对立，也面临被其绞杀的危机。但即使在厄运中，小说也如同埋藏珍宝的坟墓持续发出四种召唤，分别是游戏、梦、思想和时间的召唤。在这里，我们可以越过昆德拉的视野迈向弗洛伊德，声称梦的召唤同样包含另外三种召唤，即违背现实符号秩序的游戏，运用如视觉化、戏剧化等综合性手段对存在的观照以及逃逸历史时间线的无意识时间。这些属于梦的本质性工作，梦揭开了无意识的思维、非日用语言的游戏和无时间的本我。

如同昆德拉撕裂黑格尔式理性历史之帷幕去探询存在真相，弗洛伊德同样穿越文明理性之建构，深入肇始于幼年的无意识情结中去研究人自身。在他对梦境、神经症和艺术品的审读下，墨守成规的日常生存世界突然变得不可理喻，提出一系列咄咄逼人的存在谜题：“性别及身份是什么？为什么要去爱恨？为什么要生儿育女？我的真相是什么？”随着《释梦》的出版，弗洛伊德和小说家一样豁然打开一个世俗权力法则无效的“外星球空间”，以挑战自我心理和现实机制的无意识(潜意识)改写人类心灵面貌，进而改写人类生存真谛，即人类学自身。诚如他所言“我想使你们感兴趣的不是作为一种疗法的精神分析，而是……它向我们提供的有关人类的信息——即人的自身本性”(4)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新论》，《弗洛伊德文集5》，车文博主编，长春出版社，2010年，第101页。。精神分析学开拓了全新的人学认知，并利用这种认知努力跃出传统的权力和身份模式。

本文试图在昆德拉的小说论和弗洛伊德的梦境论中搭建一座“符号相对论”的桥梁，无论是在梦境还是在小说中，符号由于承载两个价值对立面的冲突力量，并在美学独创中将之融合，因而具有反抗思想极权化和逻辑垄断性的文化品质，其符号创造蕴含着冲动和秩序、存在和思维、行为和认知的神话式统一，闪烁重塑生命新时空的人文智慧。

一、“意图冲突”和梦境论

在《精神分析导论》中，弗洛伊德通过审视失误现象中的“意图冲突”而进入梦境、神经症等研究。失误行为中存在两种目的或意义相反的意图，一种往往不被明确意识到的干扰意图破坏了原本打算稳定运作的心理意图和行为机制，制造诸如口误、遗忘、贻误等失误动作以获得自身弥补。干扰意图可能是长久愿望或者持续意识，也可能是心理过程之外的无意识欲望。精神分析发现无意识或某种可进入意识的前意识干扰了常规的意识思维产生失误动作，也孕生所谓理性清醒思维之外的神经症、梦境和艺术。这三者同样是人类理性意图之外无意识欲望产生的“失误动作”。

众所周知，精神分析学揭示了自我/超我和本我性本能(亦即性冲动/性力)(5)在弗洛伊德笔下，性本能体现为从婴儿期开始的一系列身心刺激和活动，它一开始依赖于饥饿、呼吸、排泄等生理性需要(自我保全本能)，后逐渐与之分离，却并不能全盘转化为生殖装置运作的活动和快感，两者相当于古希腊神话中创世神Eros和弓箭手eros(丘比特)的差别。本文推进了弗洛伊德为人诟病的“泛性论”。笔者从其后期自我本能和性本能的混同及其力比多一元论出发，将性本能看作为追寻器官快感(organlust)而令身心暧昧渴慕的倾向，它并非常识中的性爱欲念，而含纳在哪怕生病、演讲、慈善等活动的私密体验中。正如亨克·德·贝格所言：“弗洛伊德在使用sexuality和sexual时，他并不只是指称与生殖器官密切相关的性，或者其他的常被视为性征的东西，他是……指任何种类的感官快乐。”(亨克·德·贝格：《被误读百年的弗洛伊德》，季广茂译，金城出版社，2010年，第13页。)之间的不可调和。超我是自我内部或与之分离的具有理想性、批判性、控制性的人格审级，本我是弗洛伊德晚期对心理动力学(mental dynamics)系统中被压抑无意识的称呼，而性本能最终被他视为死本能(6)死本能(death instinct)是弗洛伊德晚期和生本能或力比多对立的概念，是其精神冲突论的最终成型。他在《超越快乐原则》中论说人类除了追求繁衍、自我保全、重复快感和价值攫取模式的生本能之外，还有一种力图返归无机物状态的死本能。生本能相当于生命统一体维护及其扩大倾向，死本能则是分解这一统一体的湮灭倾向，其代表是抑郁症和创伤后遗症，同时通过与生本能的融混出现在战争、性虐待、悲剧等领域。这一概念歧义众多，常被视为生本能固执发展导致的毁灭性暴力(如柄谷行人)抑或由生本能循环障碍产生的解体重生机制(如齐泽克)。但若考虑到它有别于生本能或力比多的视角，笔者认为它是生命的老化安息寂灭倾向，是和幼年时蓬勃生长热烈爱恋相对立的放弃价值梦想、一心赴死的敌生命意图。之外包含自我保全本能、自我本能、自恋欲望在内几乎所有本能和欲望的基质。即便中性的自我力比多储存器也是自恋力比多借助自体投注或客体投注的回撤获得塑模形成的结果。性本能不仅是神经症和心理疾病的唯一肇因，而且是最具创造性的文化、艺术、科学、宗教的动力源头。

类似失误动作，神经症症状是压抑机制(repression)和被压抑性力倾向共同交涉的结果。这种性力关系到童年期“多形态性变态”的回返。在口腔-肛门-生殖器期的三个阶段中，力比多不仅在不断转移形态和渠道中重演了出生焦虑，而且融合了口腔期的自体性欲、肛门期的虐待性欲、生殖器的阉割恐惧和恋物性欲。另外，如果考虑到女童的阴蒂快感和男童阳具快感的类似，会发现这三个阶段的性本能不具备俄狄浦斯情结完成后的性别分化。同时，幼儿性欲还兼有恋动物癖、恋亲癖、无厌恶感等特征。因此，这些性本能不同于文化所建构的生殖本能，亦即男女性器交合繁衍后代的正常性功能。它们并不摆脱自我的理性监督却又能逃脱阻抗获得宣泄，同时亦不服从于性高潮中的“终极快感”，因此也被弗洛伊德称为“前期快感”。梦境和艺术同样在理性监督下流露着这些另类本能和前期快感。

梦和神经症一样，可视为两种意图互相干扰、妥协折衷的失误动作。其理性意图本是为了消减干扰，滋养身心，维持睡眠，而非理性的无意识侵入了这一心理过程。梦的工作于是采取移置、浓缩、象征化等类似失误动作的替代方式来弥补无意识、平息其躁动，实现一个梦的显意(显梦)；反之，梦的解释则是透过梦的显意所包含的诸成分，以自由联想去追溯其替代观念，从而发现无意识或潜在梦思(隐梦)的踪迹。

弗洛伊德将梦的工作，即隐梦到显梦的歪曲视为超我稽查和无意识愿望的共同合作。关于后者他亦分为“日间余念”(day’s residues)和“被压抑的无意识”两类，即清醒意识或日常杂念派生的念想和不可意识乃至想象的念想。前者总和日常经验与愿望相关，后者却是源自婴儿期以及重演在重大心理创痛中、包含特殊心理机制的性冲动。他将其分别喻为企业家和资本家。资本家为梦的构建提供心理能量却也可参与设计，企业家设计梦却也可拥有能量资本。因此，梦的隐意可以是那种符合自我逻辑、容易在日常事件或细节中窥见的白日念想(企业家)，也可以是前者更深处、不被承认甚至难以表达的压抑念想(资本家)。它是浑噩难解的幼年情结，像一个吸收意识光线的树根黑洞，一个孕生梦形却难以赋形的梦能核泵，通过白日印象的替代物，将更隐蔽也更强有力的心理能量泄漏在梦的工作里。它总作为自我意识和正常念想的干扰对立面来表现自己。我们可将其理解为自幼年时就无法满足和直面、不断在压抑中改变情感和观念内容的另类性本能，它亦在梦中表现成超我稽查下的思维方式和符号形式(7)如汉斯-于尔根·艾森克(Hans-Jürgen Eysenck)、齐泽克等学者坚持将无意识界定在梦的客观符号形式中，反对将隐梦思想视为无意识。然而，这不仅会混淆超我的稽查工作和本我的无意识言说，削弱无意识的自我/社会批判力，同时也忽视了无意识根深蒂固的本能冲动和力比多属性。实际上，被压抑的无意识虽然表现为梦的符号形式以获得满足，但其本身是形式背后隐匿的幼年性力模式，它伴随着我们全部的智力、情感和兴趣爱好的发展，并且从未消失。虽然弗洛伊德强调梦的多元阐释和不可阐释的“梦脐”，但隐梦思想仍关系无意识的揭示，我们有必要重提弗洛伊德所言：“我请你们不要忘记对于梦者来说隐梦思想是潜意识。”参见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导论》，《弗洛伊德文集4》，车文博主编，长春出版社，2007年，第132页。。

既然梦的能量源头是力求满足却不被承认的无意识欲望，我们就不能简单对待释梦的主心骨——梦是对欲望/愿望的满足。满足何种欲望以及各类满足之间是否相互冲突、是否触动创伤或恐怖仍需辨析。释梦就像通向地心深渊的隧道，揭开了儿童早期被遗忘的性经验，那些交织着焦虑、禁忌、失望和惩罚等痛苦印象的面纱，而成年的痛苦固着又一次次在梦中强迫地唤醒这些经验或印象，那些被改变观念或情感、面目全非、再不愿接触的原始记忆。因此，“在特定情形中，梦仅能获得极不完全的欲望满足，甚或完全抛弃这种意图”(8)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新论》，《弗洛伊德文集5》，车文博主编，长春出版社，2007年，第19页。。弗洛伊德更将创伤梦视为欲望满足企图的失败：它意图透工创伤(work through the trauma)，却不能如愿，因为梦缺乏精神治疗中的诠释引导。

实际上，弗洛伊德不仅在动力效应上区分了愿望梦、惩罚梦、焦虑梦、创伤梦，而且也在欲望满足层面区分了无意识欲望梦、前意识欲望梦、有意识欲望梦。愿望梦如同儿童未采取防御姿态的白日幻想，惩罚梦满足超我批判自我的愿望，它们属于有意识或前意识的欲望梦。最有价值的释梦对象则透露了不被意识承认的幼年投注或心理创伤的无意识欲望，即一种因表象被压抑而发生替代/妥协形成或反向贯注、重复强迫性的焦虑或创伤型欲望。这种梦境类似弗洛伊德在戏剧中推崇的心理变态剧。

弗洛伊德的戏剧论和梦境论如出一辙。戏剧的核心是冲突，并按冲突的领域和性质进行分类：两个或多个人物、人和神、人和社会的冲突分属人物剧、宗教剧、社会剧等行动剧，而当冲突涉及心理冲动就属心理剧，心理剧和行动剧时常结合，形成义务责任和情感欲望之间的尖锐冲突，比如爱情悲剧。当冲突发展到意识和无意识的对立，即一个清醒冲动和一个被压抑冲动之间的倾轧时，就进入心理变态剧。这一类戏剧的主角都是明确或潜在的神经症患者，每一次意图的行动都受制于与之相反的被压抑的无意识欲望，虽然随着剧情发展，压抑被打破，但无意识往往不能以其本来面目进入作者和读者的视野。弗洛伊德说：“一个努力进入意识状态的冲动，无论它多么容易识别，从未得到过一个确定的名称……进入意识的不是被压抑材料本身，而是它们的衍生物。”(9)弗洛伊德：《达·芬奇对童年的回忆》，《弗洛伊德文集7》，车文博主编，长春出版社，2007年，第6页。譬如《哈姆雷特》中的复仇王子表面上在执行重整乾坤的复仇大业，实际上却被过度依赖母亲的异端俄狄浦斯情结所影响，以致引发一次次延宕的失误动作，这些失误的戏剧表现如同一个显梦，必须通过研究者的挖掘才能将隐匿的无意识揭露出来。戏剧效果恰产生在人类普遍神经症的共鸣之上。

总之，无论是神经症、梦境还是戏剧的研究，弗洛伊德都在其中重复了失误动作的“意图冲突”：潜意图对显意图的干扰。而一旦潜意图关系到无意识的本能冲动，梦境、戏剧和神经症就具有了破译的需要。从这里，弗洛伊德不仅打开了人类神秘未知的灵魂大门，也进入了自我(包括超我)和性力的精神冲突(psychical conflict)论(10)自我和性本能的冲突论是精神冲突论的简化版本，除此之外弗洛伊德还强调自我/本我/超我的审级冲突以及对象力比多/自我力比多、生本能/死本能的能量冲突，但其杰出贡献在于发现性本能是唯一的致病因，其源头是本我，审级冲突和能量冲突不一定是自我和性本能的矛盾。。

可以说，所有的性力最开始都属于本我，自我也是性力的一个构型结果，但与文明理性或人格成长相关的自我及其协调(syntonic)性力无法彻底调控本我的无意识性力。当矛盾加剧，被压抑的性力及其表象代表开始对抗自我防御，透过梦和症状向我们发出内源性刺激的预警。在密如蛛网的生命可能性中，那些我们因机缘错过抑或因痛苦中途放弃的道路并未消失不见，它们在梦境和心理疾病中等我们回去，尝试开启新的人生。即使是普通人，自我和性力也处于长久的交缠、防御、交战的状态。但只有持续压抑和被压抑之物的过度失衡才能剥夺一个人的欲望享乐和健康生活。

秉承古代巫术话语疗效的精神分析是一门以诠释学为基础的符号学，它借鉴梦和文艺的手法来探查并改善那未知的、千变万化的人及其深不可测的无意识。虽然弗洛伊德声诉现代人因文明压抑产生普遍神经症，并且坚持一切外在挫折须结合性力满足之挫折才得以致病，但他并不是单纯的性力支持派。自我不仅承担着性能量打破原定配置的内源性危机，也应对着生存忧患、环境突变等外源性危机，它同时也和无意识一样是如亿万年地质岩层一般不断生长、覆盖和变迁的过程。弗洛伊德对性力的升华、自我/超我的操控力以及自我保全本能的重要性强调亦发展出自我心理学、个体心理学等流派(11)弗洛伊德一贯支持自我掌控权，主张通过分析师与患者的移情实现无意识欲望(斗争)的场景重演，进而恢复记忆、消除压抑，使无意识进入意识，令力比多进入自我并调整、扩充、强大自我。这是将本我的创造性诠释和自我的虚假主宰混为一谈。晚期的弗洛伊德一方面挖掘本我在文化艺术中的惊人创造性(升华)，支持其合理满足，另一方面将它关联于文明秩序不可消除的人性不安(Unbehagen)。他无意识中不再信仰自我吸纳本我能量，而更多的是在研究中回溯生命过往，让本我形同拥有认知和行动权利的潜在主体。在马克思那里，这一充盈斗争欲和被压抑爱欲(爱劳动自主权及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的主体叫无产阶级。本雅明在《历史哲学论纲》中将这一精神回溯过程喻为天使对抗历史进步风暴、复活死者的招灵。。

弗洛伊德认为，不同于反复激发创痛、消耗能量的症状发作，在免于创伤性能量(死本能)涌动的梦境中，人仍具有实现享乐和调整生活效率的能力。在梦中，被压抑的无意识(如窥视欲、恋亲欲)往往只需要借助“白日余念”般的比喻式表达就可卸载能量，重获满足。无意识的书写中和、削弱或暂缓了稽查/压抑作用，抚平了焦虑和挫败，在移置、浓缩、象征以及道德修饰、去个人化等符号形式中获得性力的平衡宣泄，令力比多重回自我叙述及躯体。自我和性力这两个对立面赢得了调停、混淆和满足，符号的自由书写取得了“绝对精神”的胜利。

二、小说与梦境的符号同源性

弗洛伊德在梦境说中深入了阳光普照的心理意识之外那尚未领悟甚至不被承认却积极渴望影响现实、充满唯物主义潜能的黑暗无垠、伺机待动的无意识。昆德拉则在小说论中探入了那未知的、有待发现的、充满非理性力量的存在。存在不是那个熟悉的自我状态，而位于自我的破碎处；存在不是已知现实或道德原则，而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无法理解或不愿面对的陌生危险和疯狂，是“人这一奇特而美妙的造物”中不可解释的部分。小说家惊讶于这一不可解释，并以科学家精神冒着道德训诫的危险探索存在之谜。小说书写存在因而和梦境吐露无意识一样揭露了人的神秘面庞。

小说和梦境流连于欲望的“恶魔的领地”，与展示一个好的榜样是两种绝不妥协的意向。小说家令自身灵魂缄默，不再如诗人、音乐家专注抒情和诗性、不再信奉生活的因果逻辑，从而进入陌生的“事物的灵魂”和日常琐事的力量中，将认知“未知的存在”奉为小说第一道德，这存在构成了小说人物和情节的无意识驱动机制。当昆德拉声称“小说家在发明他的小说时，却发现了人性中直到那时还未知的、隐藏的一面”(12)米兰·昆德拉：《帷幕》，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9页，第74页，第27-33页。，小说表现了“人类行动无因果关系的、不可预知的、甚至神秘的一面”(13)米兰·昆德拉：《帷幕》，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9页，第74页，第27-33页。。他说的难道不是无意识，是剥夺造梦者主宰梦境发展的异己力量？

弗洛伊德曾运用催眠指令说明无意识的存在：当一个人在催眠中被要求执行一项未来任务，无论他在催眠结束后多么正常自主地思维和活动，这道无意识指令仍可打破心理进程按时获得执行。同样，昆德拉论及安娜·卡列尼娜的自杀不同于古典戏剧中剧烈冲突导致的死亡，而是在存在丑陋之窒息中一种“意想不到的冲动”。她的处境危机和心理挫折都不是构成活不下去的理由。安娜临死那一天的行动和心理掺杂着零碎的交际、思考、观察和回忆，但正是这些无意义、稍纵即逝的琐事和印象流突然在火车站台上借一个爱情相遇时的车祸回忆涌动巨大潮汐，将她推向死亡。(14)米兰·昆德拉：《帷幕》，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9页，第74页，第27-33页。昆德拉声称即使是出于美的诱惑，她的自杀仍是打破悲剧诗性和因果逻辑的无解之谜。这难道不是说其自杀是一个无意识指令？无意识撕裂了自我和谐生养、连续发展的意识形态假象。它是人和世界之间无法追溯源头、解决不了、一点即燃的本能丛结，也是主体理解不了、荒诞的、超出心理活动与预设的存在真相。

第二，小说和梦境跳出了共同统一的历史书写，其敞露的存在和无意识不处于被集体生活的机器和话语所统治的历史现实中，而在“那后面的某个地方”，是个体情欲化的历史体悟及对个体生命权利的呼吁。

昆德拉认为在海德格尔出版《存在和时间》的前四个世纪中，欧洲小说早就不断揭示、显明和澄清了存在。在塞万提斯、福楼拜等作家的笔下，小说照亮了冒险、隐秘的感情生活、人与时代历史的关系、真实琐屑的日常、非理性的活动、无法捕捉的时间、远古神话的遥控等。小说作为一份欧洲的文化遗产、一种独立于道德说教和政治统治之外的智慧将传承下去，宣布“它对个体的尊重，对个体独创的思想亦即个体拥有不可侵犯的私生活权利的尊重”(15)米兰·昆德拉：《帷幕》，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207页，第211页。。小说家发现了存在，且从不以此主动介入现实，坚持艺术及存在相对于所有政治规划、绝对真理、未来预言的完全自主性——这正是它巨大社会价值的由来。

小说拥有现实生活和社会历史无法取代的对个体存在的美学关照和诗意思考。虽然自巴尔扎克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以降，小说开始关注社会历史内容，但小说必须说出唯有小说才能说出的东西：人的存在之可能性。小说家不是历史学家，不是预言家。他不讲述已经发生的事件，也不宣布必然发生的事件。卡夫卡笔下漫画式的官僚体制既没有政治和意识形态口号，也没有党派、警察、军队等，它只是某种几乎永恒地伴随人类的存在可能性、一种在历史上并没有确立下来的人与所处世界的可能模式。这和任何一个已知的现实或现实走向都不相似。非诗性的存在恍如梦神统辖的外星球领地，独借文人的笔盛放了诗性的花朵。

昆德拉总结道： “小说审视的不是现实，而是存在。而存在并非已经发生的，存在属于人类可能性的领域，……它是人类世界一种极限的、未实现的可能性。当然这一可能性在我们真实世界之后半隐半现，好像预示着我们的未来。”(16)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54页。“诗人的记忆”将“真实的历史和所有可能的事件相叠加，包含‘有关一个全部的过去的全部知识’。”(17)米兰·昆德拉：《帷幕》，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207页，第211页。

据此来看，存在和无意识之间难道不像一棵千枝万叶的人类学大树和它的根系？无意识既包含了个体全部过去的历史，凝结了存在的本质谜题，又在梦境和艺术中将真实和虚构、希望和绝望重叠混演，反复探寻各种新的可能性表达，力图将充满恐惧、痛苦、焦虑、死亡等情绪的性本能书写成现实之外的符号。

第三，小说和梦境可视为美学性的符号创造。存在借助小说的结构及简约、混淆等手段获得表达。无意识借助梦的工作及浓缩、移置等方式获得宣泄。

从DIVA-GIS数据库(http://www.diva-gis.org/)免费获取DIVA-GIS(Version 7.5)软件包和中国地形高程图。中国行政区划矢量地图来源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http://nfgis.nsdi.gov.cn/)，地图比例尺为1∶4000000。在DIVA-GIS软件中，以中国行政区划矢量图和高程图为底图，导入紫玉兰地理分布数据，绘制实际地理分布图。利用与DIVA-GIS耦合的BIOCLIM模型，分别预测紫玉兰的当前适生区和未来潜在分布区。

小说避开政治和宗教话语，尊重多样性、可能性、未来性的存在，将它呈现为非诗性生活之上的美学创造。正如无意识不表达在显梦中，而流露在梦的工作里。小说不同于故事，它将存在显现在结构及各种形式手段中。在结构上，小说打破或忘记情节、时间，使过去和现实呼应叠加，定格生活中往往被忽略的力比多悸动；在历史背景中，小说采用简约化和象征化的手段，使人麻木习惯的处境危机凸显；在人物表现中，小说采用混淆即一个事物融汇或替代另一个事物，揭示非理性抑或本能意想不到的决定力量；在存在揭示上，小说采用多元历史主义，融合了诸如诗歌、哲学、科学等多元智力或诗性形式。

同样，在梦的工作中，浓缩通过同一个隐梦动机将不同材料融合为一个整体，小说的结构、简约化与此类似；移置出于矛盾意图将一个冲动转移到无关材料中，这相当于混淆；梦的象征化是力比多的比喻性承载，令小说人物着迷的象征体同样映现力比多的渠道和强度；视觉化将思想回推为记忆中的感官印象、转变为图形；润饰则通过打乱次序和交错穿插使梦境形成连贯整体，这如同结合绘画、建筑的多元历史主义。

因此，正如小说是深具神经症倾向的作者和受众的白日梦，梦境也是一部包含神经症冲动规则和无意识性欲的小说。小说和梦这对孪生子，其美学是违背世俗道德甚至引发公愤的，但这正是它们的道德：揭露人类正统不愿承认的存在。它们反抗理性规训的单面人，在美学生成中为自身争取解释和传播上“私生活的权利”，进而修正文明对人的理解和规范。

综上所述，昆德拉的小说论颇合弗洛伊德的梦境论。小说书写存在和梦境吐露无意识都代表符号和生命的一次美学融合及其影响现实的潜能。在这个科学不思的时代，只有人文资源的创建及与此有关的可能性美学才提供有关整体的有意义的存在体验。存在就像无意识处于明灭或可睹的将在未在中，被遗忘的并不是万物通论式的存在，而应是存在和思维、生命与符号同一的可能性创造。小说和梦深刻地唤起了凡人对这一创世存在的追忆和模仿。那么，它们如何做到这点？可否借鉴其原理重思人类那已被符号奴役的符号文明？

三、价值相对性和对立同一论

昆德拉小说论包含了诸多关键概念：存在的认知、超越因果关系、不确定性的智慧、怀疑主义、幽默、反嘲等。但其中最重要的应是价值/真理相对性，即小说和梦的愿望一样拥有逃避现实生活审查机制的能力，它表现出各种不遵从社会道德、宗教、习俗、政治和历史大潮等价值取向的异端人事，并在这一表现中使那些习以为常的绝对价值或真理得到消解或相对化。因此小说的历史是一段多样性的、呈现价值专制垮台的历史。

可以说，小说是对宗教、政治、历史和伦理道德等诉诸价值必然性的权力/思想体系的反动或反拨。小说并不宣扬绝对真理或召开审判法庭，它不同化于任何集体立场的意识形态，它和释梦一样留守在自己对存在的发现、探寻和惊讶中，呼吁逼仄沉重现实之外的个体生存和符号创作权利。小说家呈现了一个当不得真的刺激世界、一个逼真化的超现实主义时空。在这里，一切道德审判都被悬置，一切政治压迫都被废止，一切宗教信仰都被怀疑，一切历史定律都被憎恨。这种相对化既表现在小说的喜剧性效果(幽默)中，也表现在小说的悲剧性效果(愚蠢)中。

首先，小说的幽默并不是搞怪或发笑，不是讽刺或嘲辱，不是直接介入的批判，而是区别于阿里斯多芬、但丁等的一种喜剧形式，是从塞万提斯开始的现代小说的发明，“它使它所触及的一切都变得模棱两可”，“它在它的道德含糊之中揭示了世界，它在它的无法评价他人中揭示了人”。(18)米兰·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余中先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6页、第33页。

昆德拉举例道，当《巨人传》的巴奴日让贩羊商人被淹死海上并大肆宣扬来世之福时，当托马斯曼笔下旧约里的约瑟学究气地教育挑逗他的波提乏之妻却禁不住勃起而被对方当场抓住并撒泼诬陷时，当《撒旦诗篇》开篇一架飞机爆炸后，在飘荡着活动的靠背椅、硬纸杯、氧气面具、旅客的黎明高空，两个人一边坠落一边聊天唱歌，一个人在尝试蝶泳、蛙泳等古怪姿势时，幽默诞生了！它在难以置信的奇思妙想中打破生存伦理，背叛无论是宏大历史还是个人历史对个体人性及其走向的框定，聚焦于人物既不理智也不道德的快感冲动中，带来价值相对性的沉醉欢悦。

因此幽默保持对极权主义和绝对秩序的抵制，在自己的狂欢节上表演适可而止的越轨，用含糊和相对化包容异端人物的存在，这些人物的个性在严肃理智和道德中多半是颠三倒四、疯癫的、受谴责的：“一个个人物个性的构思孕育并不是按照某种作为善或恶的样板，或者作为客观规律为代表的先已存在的真理，而是……建立在他们自己的道德体系、他们自己的规律法则之上的一个个自治的个体。”因此，幽默确信这世上没有绝对的人事规范和价值，并以逃脱日常理性监控的快乐机智和忍俊不禁打开价值相对论的空间，它用“审慎的光照亮着生命的整道风景”(19)米兰·昆德拉：《帷幕》，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139页。，就像颇有“人性”经验的成年人不再将人们的严肃当回事。

那么，悲剧性作品呢？昆德拉继承了黑格尔在《安提戈涅》解读中的悲剧论，即两个代表互不融洽的相对真理的人物发生撞击，双方绝不妥协，坚持以毁掉对方的代价捍卫自身真理，并愿为此付出生命，这种相对真理坚持其片面性而走向各自毁灭的过程被黑格尔称为“绝对精神”的和解或胜利。悲剧的智性反对善恶二元论，将人类重大的冲突从善与恶斗争的天真中解救出来，使真理或正义致命的相对性得以显现。

《九三年》是昆德拉论述悲剧性小说的代表。在小说中，西穆尔丹将军为共和制革命原则而战，朗特纳克侯爵为君主制保皇原则而战，前者的学生、后者的侄孙郭文则因为叔祖父朗特纳克侯爵的一次大火中挽救儿童的英雄壮举从坚持的大革命原则走向了人道主义原则。昆德拉并不欣赏雨果这部作品中的脸谱式真理和人物忠于真理的悲剧性执着。他将三人毫不犹豫和怀疑的伟大行动称为愚蠢：“一种自豪的、高贵的、像从大理石里雕刻出来的愚蠢。……愚蠢丝毫也不降低一个悲剧人物的伟大性。”(20)米兰·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余中先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166-167页。实际上，昆德拉对小说的悲剧性持一定批判态度，他嘲讽对人类英雄行动的崇拜，质疑锲而不舍的生命诗性价值和尊严，并将描述大写历史中悲惨战争或人祸的小说看作揭露人类愚蠢的喜剧性作品。可以说，昆德拉的悲剧论仍是喜剧论的延伸，他将尼采在传统基督教价值崩塌时大声疾呼的虚无主义危机推崇为人类智力的进步和审美的开拓。

在昆德拉对小说价值相对论的阐释中，我们发现了对立面直接同一的符号原理。虽然昆德拉坚守生命的喜剧性和幽默感，否定绝对真理和极权秩序，但他和弗洛伊德一样不是单纯的性力派。现实世界中的快感冲动和理性秩序无论在喜剧性或悲剧性作品中都丧失其原设意义并融注为一炉。

第一，在喜剧性作品对巴奴日等离经叛道的人物描述中。一方面，人物的不道德冲动或不理智行为虽然一定程度逃脱了现实理性的审查，但却因此获得了对照现实的虚拟性、戏仿性、游戏化和去真挚化；另一方面，现实的理性规则因人物的欢喜氛围而显得不合时宜，失去其权威和神圣性，反倒暴露出自身的愚蠢和滑稽感。快感冲动在理性秩序的映照下吐露幽默，理性秩序同样在快感冲动的裹挟下绽放幽默。两者在小说中失去了其现实中的本来面目，相互嘲弄抵消却又反转促成，最终在模棱两可的幽默中合为一体。(21)在《诙谐与其与潜意识的关系》中，弗洛伊德将诙谐(witz)看作由无意识驱动的类失误动作，其本身是反叛快感和理性审查妥协形成、互为渗透的结果，遵从和梦的工作一样的凝缩、移置等符号机制。其快感满足来源于“压抑能量消耗的节省”，这既体现在胡说式语言技巧里(如纯粹诙谐)，也表现在理性和智力监督下的反向意图中(如淫秽、疾世愤俗、攻击、怀疑等倾向式诙谐)。他亦以此二元逻辑论述滑稽和幽默，滑稽快感是“观念形式能量消耗的节省”，幽默快感是“情感能量消耗的节省”，只是后两者利用的是前意识的防御机制及其能量，幽默避免并移置了与其情境常相伴随、被严肃期待的不快情感。

第二，在悲剧性作品中，快感冲动以其乌托邦的不可能性和狭隘专横的理性秩序激烈碰撞，融合成某种浸透虚无主义的崇高美学。无论是反抗国家秩序的安提戈涅，还是追随人道主义的郭文，他们并不能如昆德拉那样理解为和克瑞翁或朗特纳克等城邦政治主体相对立的另一种理性秩序的愚蠢捍卫者。其坚持的真理不是一个现存秩序或意识形态主张，而是一个处于混沌希望中、被所有现实审查秩序不容的(不)可能性存在，它表现出歪曲、抵制各种政治原则和历史进程的心理能量，并在对抗其强硬命运时落入虚无和毁灭中，从而引发读者的恐惧和怜悯。然而，不借助现存秩序的绝对阻碍，承载乌托邦的快感冲动亦无法实现其畅快表现及美学效果。它歇斯底里的力量仿佛来自幼年幻象的召唤，令主人公无惧并无视现实，如蝴蝶扑向酒神的熊熊烈火之吻。因此，悲剧中两种真理的对立必须放在意识愿望和无意识愿望的冲突层面上来理解。(22)且以《孔雀东南飞》为例，刘兰芝的本意是追求新生活，摆脱那个要和婆婆争夺妈宝男的家庭，那个因父亲缺场而听命于母性超我也注定薄禄命的老公。偏偏自由精神和痴情信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个相对真理发生冲撞，导向虚无主义之毁灭。但两个真理并不是等价的，婆媳矛盾中的离婚愿景慢慢转移到娘家所代表的社会礼法和家庭职责这一边。刘兰芝和焦仲卿一开始无意识的强大性欲力才是诗歌的驱动力。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这同生共死的遁世绝唱在失去最后一缕希冀时才感人肺腑，这也是该诗在情韵上始终和女性主义或社会解放颇有隔阂的原因，“戒之慎勿忘”留下的是刚烈而哀伤的爱情乌托邦，而并非可预见的历史理性(如消解儒家传统)的胜利。绝对精神和历史理性接近拉康的实在界和符号界的差异，后者只是前者的符号书写形态之一。正是在这个角度，雨果喊出“一切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都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拉康则批判黑格尔将安提戈涅和克瑞翁的矛盾理解为原始的家庭伦理对抗城邦政治秩序，他们不是古老宗法和城邦法、抑或神法(自然法)和人法之间的矛盾，而是一个以乱伦之女为代表的“无中生有”(exnihilo)的超越一切符号限制的法令和整个社会结构的冲突(23)Jacques Lacan， The Ethics of Psychoanalysis 1959-1960，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pp.276-279.。

现在让我们回到弗洛伊德的梦境论中，梦境在无意识深处揭示了弑亲欲、竞爱欲、乱伦欲、极端利己欲等幼年“隐蔽型记忆”(screen memories)，但和小说的幽默效果一样，我们不必把这些性力当真，不必将它们剥离梦境放在成人现实中当作犯罪前科来严肃审判。即使追溯其原型，它们也是幼儿在亲缘照料关系中令身心情智蓬勃发展的力比多刺激、流涌和满足的模式，并不处于文明律法场域中，也不必然导向犯罪。同时，在督察机制和梦的工作中，这些性力通常不保持其幼年场景或本来面目，而借泄漏“日间余念”的歪曲变形的材料和自我(超我)的道德力量融为一体，令自我在防御松懈的状态下获得现实压抑之外的满足——这不一定是意识满足，也可以是痛苦、惩罚中无意识动力学上的造梦满足，即梦的工作在自由能卸载的原发过程中实现的形式满足。简言之，梦中的力比多/性力退回自体，重返原始自恋，自我借幻想来满足无意识愿望。自我本能和性本能二者因此构成折衷效果，实现其价值相对化。

弗洛伊德坦言，借助梦的工作可发现无意识在对立本能之间的平衡运作，“具体相反目标的驱力同时存在于潜意识当中，没有任何必要在它们之间进行调节。……与此相关的事实是，对立面并不会分离，它们被看作好像是同一的，因此，在梦的显意中，任何元素都可以具有它的对立面的含义”(24)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纲要》，《弗洛伊德文集5》，车文博主编，长春出版社，2007年，第219页。。他出乎意料地指出这种对立同一正是原始语言的特征。

可见，在保存童年气息的梦和语言中，本能或人格的对立并不意味能量耗损的病态发作。唯有当主体不胜任其位置，产生诸如强迫症的“回溯性取消”(ungeschehenmachen)、防御型精神神经症的“拒斥”(verwerfen)、恋物癖的“拒认”(verleugnung)等病理机制，这才和创伤梦一样陷入精神二元对抗的恒定失败中。这种对抗在弗洛伊德笔下一开始是性本能无法协调其人格系统(美学、伦理学、逻辑学)的症状，后是死本能对生本能，亦即分解对组合占了上风而毁灭生命生机的绝境。

综言之，弗洛伊德的“精神冲突论”和昆德拉的“价值相对论”都揭示了性力和自我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但这两个相对真理并不是等价的、对称的，总有一个真理代表推动整个梦或艺术符号系统的无意识动力核心，另一个则构成误认的、必不可少的阻碍和压抑。只有在这两者的摩擦之上，梦和小说的符号创作才能实现自我和性力、符号秩序和快感冲动的对立面同一，完成黑格尔式“实体即主体”的辩证大回环。

四、语言的起源和符号相对论

在弗洛伊德梦境论和昆德拉小说论中，我们目睹了对立同一的符号生成原理。但这能否说明语言或人文艺术符号的本源？长久以来，语言被人类从缤纷多彩的符号创作中孤立出来，被当作统辖经验的思维框架和逻辑推理的科学工具。人们不仅漠视语言是世界不断变幻的存在方式，而且遗忘了其起源处，每个概念诞生或创造性运用时所具有的冲动快感和形式美学。这恰如恩斯特·卡西尔所警示，现代语言逐渐放弃神话思维中占主导力量的想象和隐喻，而趋向概括和抽象的逻辑道路，日益形同于追求事物本质和必然关系的科学话语。只有雕塑、音乐等艺术符号才沉湎于生命的个别直觉，避免上升为一般概念。(25)恩斯特·卡西尔：《语言和神话》，于晓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第181-189页，第67页，第66页。

毋庸置疑，语言有一个先于实践的词汇仓库和语法规则，即自我对应并嵌纳其中的概念组织系统，亦或拉康所谓“符号界”(the Symbol)的个人化处境形式，我们借其实现对共通经验和现象的模仿式表达，竭力追寻事物永恒统一的确凿状态和因果关联，并在这种逻辑必然性中执行和推进法政文教、数理科技；但同时，人类语言具有诗学层面上打破知觉规范和逻辑结构，超脱常俗生活，用隐喻、直觉和想象说话的形式创造性，这种创造性不追求概念的客观化或揭示事物的本质和因果，它自在自足地流淌在人类生活的惊奇形式中，如同梦境一样是对感知经验世界的戏剧化开创，是对宇宙和人变动不居的面貌的冲动式重写。卡西尔在《语言与神话》中将语言的这一面向称为其原初的神话或隐喻思维(metaphorical thinking)，进而揭示了语言和人文符号(艺术、神话、宗教)在其快感冲动的形式创造中所共有的组织情感、形象和欲念的叙事虚拟性。

首先，在发生学机制上，卡西尔考察了人类语言诞生时所依凭的“基本隐喻”。常态隐喻是已知词汇库中固定概念之间的替代和位移，这些概念以作为确定量的观念及其语言关联物为先决条件。然而，最原始的言语发声需要将特殊认知或情感经验转化为普遍效应的声音，这样一种变形不同于范畴的替换，也不能理解为能指对所指输入其标记，而是在精神激动的印象表达中发生的范畴创造。这种创造性隐喻体现在原始的神话思维中，它使日常、世俗领域的经验抬高到神性、宗教意蕴的概念层面。卡西尔以乌西诺(Usener)研究中的“瞬息神”(momentary deities)为例：瞬息神是神祇概念发展的最古老阶段，它不具备其之后出现的专职神(sondergotter)、人格神等意象的描述性特点或功能，也不像它们那样融入部落已成秩序或仪式的持续性活动中。每一个瞬息神都诞生于个体此时此地、自然滋生、转瞬而逝的主观情感激动中，是在自身遭遇中对贯注神秘力量或气息、令人诧异的事物着魔式的命名和膜拜。

其次，卡西尔揭示了隐喻思维中的个体情感冲动。在瞬息神意象的诞生中，个体仿如承纳天赐之物，感受到欣喜、诱惑、希冀、压抑或悲哀的冲动，并通过语言将其外在化和客体化。“瞬间的张力和情感在词语和神话意象中找到其释放口”(26)恩斯特·卡西尔：《语言和神话》，于晓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第181-189页，第67页，第66页。、“一个声音从抒情性发声变形为指称性发声”(27)恩斯特·卡西尔：《语言和神话》，于晓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第181-189页，第67页，第66页。。在弗洛伊德意义上，这种创造语言的冲动是性力或力比多的刺激和流涌，它并不急于建构一个集体逻各斯秩序中的概念(如人格神)，而是停留在对神力显迹的直接体验和实践程式中。这一创造过程反映出语言的反逻各斯主义而渲染个体冲动的本色。因此，即使在现代社会，语言也不仅是概念的客观化体系或思想统一性的语义符号，而且是强烈的情感和直觉因素的表达，保留着原始人通过纯粹情感叫喊方式发声交流的符号本性。即使是诉诸世界观的宗教传道也能抚平我们焦虑不安乃至恐惧的情绪，同时赐予我们信心、希望和感激。

最后，卡西尔采用二元论处理语言的逻辑和隐喻思维。前者体现为观念和思想的交流、客观现实的陈述和判断，其运作是以客观化的理论概念为中心，以其发散向外的知性范畴为辐线，达到系统理解和控制生活的目的。在这一思维中，人类生活的直接经验在消失或萎缩，落入抽象的思想符号世界，即理论的、数学的、自然科学的语言框定中，并嵌入人类文明完整连贯的知识论体系；隐喻思维则相反，它反对抽象和概括，以多重的情感、知觉、意向聚合向一个特征不确定的符号形式，采用“以部分代全体的原则”向内形成一个具体经验的概念点。

总之，卡西尔阐释了语言的两大思维并力挺长久被压制的隐喻思维。然而，从侧重个体神圣感受的隐喻思维中推导不出逻辑思维，卡西尔无力解说这两个对立功能如何统一并形成整体的语言现象。如果说语言是个体性力涌动而激发的隐喻性表达，那么，它如何具备如蜜蜂、蚂蚁等群居动物交流实践的普遍共通性或有效性？这一共通性正是语言逻辑推理功能的前提。生命现象界的语言推理不同于另一套实验室物质元素数理化分析中的科学推理，它建立在习俗意义上的行为归类、价值判断和历史现象性的因果中。

对此，我们需援引弗洛伊德在《群体心理学及自我的分析》中阐发的自我理想(ego-ideal)(28)弗洛伊德在《自恋导论》中区分自我理想和升华，前者是幼儿原始自恋的替代品，夸大和抬高力比多客体，并将它移至内在人格关系；后者改变力比多模式，令其非性化，移转到社会价值领域。自我理想不一定发生升华，也可能令自我贫乏或发动攻击。然而，笔者强调自我理想是自恋力比多通向外界(团体、社会)的桥梁。其维系的群体力比多亦支撑升华的符号效应。另请注意，弗洛伊德笔下的自我理想和超我常混淆不分，但一般认为自我理想维系个体的内在认同和爱的欲望，超我则具有外在权威的强制和压迫性。概念。个体感官能量在领袖形象上共同凝聚出的自我理想具有对个体的支配或认同功能，造就了群体力比多的向心凝聚。它是保留强烈性冲动压抑痕迹的人为群体(如军队、教会、原始部落)力比多的枢纽或载体，将信奉和仰仗它的个体联合在一起。而语言的隐喻思维之所以能符合部落的力比多交流和共通逻辑的表达，只能说明创造隐喻的个人同时兼顾两个冲动。他不仅出于自身力比多安定/焦虑之模型来言说，同时也力图站在自我理想的仿同关系上来为集体代言，做出普适价值上，亦即符合社会行为—关系模型的命名或符号创作。弗洛伊德将两者的联合亦称为“升华”，只是他未指出椅子、狮子、疼痛这类命名也是集体化实践的力比多升华。升华使个体私密体验和普遍化符号实践二源合流。

同时，我们须考虑这两个冲动的矛盾。它们在动物世界中恰是近似同一物，即天生的本能—符号形式。但作为高级动物的人不仅与其物种环境冲突，也与其自身依赖的族群生活或社会关系相冲突，这一冲突不是黑猩猩式的政权斗争，而是打破历史连续性、集体统一性的个案式存在。人的主体不能为基因进化和族群文化的发展历程所涵盖。个体性力和社会集体意义下的自我理想存在不可化约的矛盾，并引发力比多的焦虑不安，这是人类独有的存在处境，同时令他具有发出复杂交流声音和运用新颖符号的高等动物心理机制，可持续将性力导向新的文明创造。

如此看来，语言和梦境、小说等符号形式一样都起源于个体性力冲动和自我(自我理想)机制的对立同一。前者是个人不可交流和共享的孤寂生命能量，后者则是融入集体社会秩序的普遍欲望。语言乃至人文符号的发生既不同于面对异己神迹世界突发的冲动绵延，也不屈从于自我图景中的集体价值，而是两种欲念对立同一创造出来的隐喻化的生活世界。

因此，我们不能如唐纳德·戴维森或维特根斯坦晚期把语言看作人类实践场域之中集体统一式的公共机器(大他者)，也不能如克罗齐、科林伍德等将它看作单纯的个人抒情或直觉的表现，而应将它看作两个对立面在隐喻中的相对化同一。每一次有意义的书写、阅读或交流既超越个体瞬间冲动的性力刺激，也偏离从自我角度结合或融入的集体话语。前者是个人隐秘的属世之物，后者是普遍有效的超世之物。超世之物的语言说不出非语言的属世之物，非语言的属世之物涵盖不了超世之物的语言，但就是在这两者的对立渗透和相对化中，真正的言语行为得以完成。超验和经验、思维和存在、概念和事物、形式和意味、普遍和特殊之间既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这道鸿沟同时反折回两者的本质中，形成两者贯通一体的语言隐喻。

可见，语言的逻辑和隐喻思维并不如卡西尔所说是此消彼长的二元关系，逻辑思维是隐喻思维内部的一个集体价值面向延伸出的附带功能，也必为其价值所框定和相对化。尽管如德里达、罗兰·巴特、拉康等后结构主义学者，已从书写/延异、意指层级、元物(the Thing)等角度打破语言的能指结构或所指界限，阐释语言功能的不确定性和突破性。但这种诉诸生成势态的做法，仍消解不了语言对生活此时此地的“法西斯暴政”，其作为地球低级生物活动之边疆哨所的大权在握。

于此，我们有必要重回语言的起源中。仅从发生学上来看，语言是隐喻的创造，它和所有人文符号一样从不企图建构一个通纳万物的机械理性体系，它既不是绝对的个体冲动，也不是绝对的集体价值判断，而是将生命冲动持续编码进群体化的语言活动或体系中(抑或反之)，同时使两者都获得价值相对化。这就迥异于科学话语中的理论概念和客观逻辑，一旦将后者的思维方式运用在语言中，就会堕入逻辑垄断性和价值极权化的“符号腐败”。如同爱因斯坦发现时间和空间并非常量，而是相对于物体运动坐标(惯性系或非惯性系)自成独立体系的变量，即使变量过微容易被忽视。语言或人文符号的发生同样如此。虽然人们无从选择地进入固定语言世界，但其每一次创造性发展乃至稍有力度的“语言活动”都是主体打破集体概念组织系统，由性力和自我理想合作生成的隐喻式变量。以下四条语言论，亦被我称为“符号相对论”的思想有必要指出：

(1)例外补充原则：人类文明有一个和现实历史相互制衡的、群体通用的功利型语言母体(政法文教系统)。它融合经济生产、习俗传统、工具理性、个体价值等因素，是性力和自我理想一个最普适成功的隐喻，但由于它更为推崇自我理想层面的群体合作功能，而忽略个体性力的多样性，因而它必然激发也需要其他具有文学想象的个体语言游戏加以熔铸式补充。

(2)例外收编原则：在个体语言游戏中，和梦境一样，性力仍是无意识欲望的动因，它企图说话，挑战集体或个体的已成语言模型，并与之共同酝酿出新的普遍性隐喻。它以偶创性的语言游戏呈现出物质因果律之上的自由意志、混沌、灵魂、神圣等洋溢快感的生命维度。这是一切有解放价值的符号创作(包括人文学科)之原理，是越轨于时代、不被公共领域圈定、无拘源流的私人语言。它们在存在的建构作用上不具备自然科学式的客观必然性的指导功能，但随着其公共普及化程度可以逐渐融入语言母体中，实现其价值秩序化。

(3)双向相对原则：语言的客观化表达和绝对化价值只处于自我理想的集体性秩序中，而从不迎合个体性力。两者的差距即弗洛伊德所说的文明之不安。这“不安”既支撑了伦理学和美学的独创主权，也证实诸如上帝、道德等独立实体以及美丑善恶对错好坏等价值概念及其推演从没有科学主义的知性论据，而只能隐射其所归属的语言操作模式。诚然，每一个好的模式都追求广大齐一之共同体的生命目标，致力生本能多样化的和谐繁荣，并具有唯物史观，亦即自然科学、历史科学与逻辑学的根据，但无法充分建基其上，而必须依赖于隐喻式知性范畴之上的文学叙事创造。虽然大小语言模式都以其隐喻的性力强度和理想广度为其价值，但在历史变迁和多元并存的双向差异上，语言母体及其中个体语言游戏呈现出价值相对性和逻辑主观性。

(4)价值创新原则：人文符号虽可借助科学符号(如日常数学)的帮助，但前者属于第一性的生活世界，后者属于第二性的“后台编程”，两者没有共通性。人文学科，包括精神分析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其主旨是借镜和反思具体或抽象的人类历史实践，亦即语言操作行为与模式，在某种意义上是思考反社会化的性力和社会性要求的自我理想之间如何达成平衡繁荣或失衡再造的过程。其本身亦是语言的操作模式。这一模式具有法理规范中的价值导向，推动和涵纳现代科技的发展运作。然而，人类的日用语言和人文学科绝不能照搬或仿照科学的理论概念、抽象公式和客观逻辑。(29)卡尔·波普尔在《科学发现的逻辑》《猜想与反驳》中以“猜想—反驳方法论”提出科学的可证伪性。笔者认为，自然科学是人类凌驾于生活世界之上局部运用的理论工具，随运用范围的变化而出现证伪和新猜想的可然条件。人文学科即使包含实证性的发现和尝试性的猜想，但其理论效果仍依赖于人类运用其符号制造的相对生活方式，即文化本身。它观察的方式反身性决定观察的对象，它只在自身和历史、人心混沌一体时发挥力量，因此不可证伪。当然，这不代表摒弃理想的调和相对主义。其区分在于：自然科学以与价值观无涉的事物为研究对象，遵循科学假设—实践逻辑；社会科学(如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以相对价值观及其历史形态为研究对象，力图使观察角度和对象“价值同框”以凸显其客观性，遵循价值实证逻辑；人文学科及人文资源吸纳并跨越社会科学，创建相对价值观的符号系统，遵循价值假设—实践逻辑。

五、结 语

当笛卡尔在《沉思录》中将怀疑一切的“我思”转化为不可怀疑的“思维实体”(res cogitans)，他不仅是为其以数学为工具的物理学立基，而且提供了古典主义的唯理论证明；当休谟在《道德原则研究》中从经验主义怀疑论上升为普遍永恒的人性独断论，他不仅是为启蒙精英们构架情感和趣味标尺，而且设定了形而上学人性和宇宙秩序的同一性。

这类哲学路标标志着公理定理式的数理逻辑侵入历史语境，本末倒置地占据人文符号系统，并使人文学科陷入危机中。直到康德坦陈“关于物自体(上帝、自由等)的知识理想是调节性而非结构性原则”； 叔本华疾呼“摆脱意志支配和历史因果律，沉浸最高理念(人)的直观中”；海德格尔呐喊“存在先于对存在者的认知”；拉康直言“没有大他者，人的欲望是个创伤之谜”，这里折射的是生命对此在的创作主权，是语言渴望其不可测知的隐喻。宇宙本体有个“空洞”，唯有个体或群体力比多才能将其填充。

语言/符号是人的力比多或爱欲的显相。然而，作为第一要素的力比多必须和第二要素即自我理想化机制发生作用才有语言的诞生及价值系统的稳固。如何让人类的爱欲走向性灵团契而非相互伤害，这是语言的职责。每一个词语被发明出来或再度诠释，不是用于仇视和冷漠，而是有益生命或获得众词语嬉戏间的自由平等，这是打破狭隘价值观并迈向社会进步的桥梁。

梦境、文学乃至语言之所以是隐喻，区分于逻辑思维或科学话语，并不因它不够意义精准或揭示了逻辑之先的东西，也不只因它接近现象学还原或对抗逻各斯中心，而是它呈现并依存于历史的解放，能将人从功利和统治的双向符号强制中解救出来，款待于一个有爱的、令生命蓬勃升华、自由进出并造梦游戏的世界。人们既相信和模仿它，又改造和玩乐它，这是庄子所说的话语的逍遥游和无用之用。它是对权力机制的反抗，也是权力机制的理想。

然而，当今社会的语言并不比原始禁忌文化优越太多。随着“地球村”的统一开发和资本力量的再辖域化，语言正不断缩小其内在差异，呈现出单调的价值观图景。那些原本属于文学创作的非必然性叙事被逆转为自然定律般对世界的统一进行解说和界定，甚至伪装成复杂精深的知识体系。人类遗忘了语言就其最高功用而言是对世界不可解释部分的主体赋形，是染色体和受精卵之上不可言说的自主的“灵魂投胎”和鲜活的声香味触。虽然前思维的存在(如物质生产)和前语言的思维(如无意识)是语言用法背后的支撑和原动力，但惟有语言或符号可最终治愈语言的沉疴，释放尊重相对性的生命交欢于缤纷天地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