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学的早期阐释与士人文法的建构
——以出土汉代石刻文本为中心

刘 克

在新文化运动前，上古私人性书写与文学的关系是一个颇受关注的热门话题。章太炎《国故论衡》强调，只要“著于竹帛”，哪怕是“无句读之文”，也理应当作文学生成的前提。(1)章太炎：《国故论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52页。林传甲不光将河图洛书中的“造书契”目为文学史之开篇(2)林传甲：《中国文学史》，陈平原：《早期北大学术讲义三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1页，第123页。，而且还把表谱簿录等纳入文学史的范畴(3)林传甲：《中国文学史》，陈平原：《早期北大学术讲义三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1页，第123页。。刘师培在把“韵语俪词”归入文章正宗的同时(4)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5页，第111页。，还进一步指出“中国词章之体，亦从此而生”(5)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5页，第111页。。在贤哲们的论述中，私人性撰述不仅被纳入文学范畴之中，而且还被当作文学生成的基础和标识。新文化运动后，随着黄人、朱希祖等推介的西方文学观不断深入人心，传统学术研究路向发生了根本改变，基于书写传统的文学史研究日趋式微。受此影响，撰述与文学关系中的许多问题因一直处于搁置状态而无法获得合理的解析。比如：私人性撰写虽然脱胎于商周宫廷的职务性技能，但它在深受公羊学影响的士人这里，却是如何转变成存续道统、实现自身价值的方式的？与商周宫廷程式化的写作不同，私人性文本生成方式多仰仗于作者的个人经验和习好，那么从写作史的视角看，这种写作特有的个性化风格之形成背景和机制各是怎样的？私人性写作受公羊学影响所形成的一系列行文、阅读新方法，对于孕育士人文学传统和确立书写文化新的阐释范式的作用又是怎样的？本文拟沿着章太炎、林传甲诸贤的“写作史”这一眼下不多见的研究思绪，从出土汉代石刻文本写作入手，对上述问题试做进一步检讨。

一、汉代石刻文本中的早期书写

汉代石刻是两汉摩崖刻字、碑文、画像石及其铭文的总称，其文本归属于“硬文本”范畴。数据统计显示，这种“硬文本”在两汉尤其东汉最为流行。被纳入考察视野的刻石拓片，目前已达4236幅。其中西汉12幅，东汉4224幅。其上镌刻的文字，少则一个字，多则数百言。通过对其内容归纳分析，能够得出如下认知：这些石刻无论字多字少，都具有强烈的功能性。只是这种功能性跟古埃及早期文字重在颂神、祝祷和苏美尔时代楔形文字重在记录商业、行政不同，它主要体现在记事和纪念两个方面。

先说记事。石头坚固耐用，若将一些事项以文字的形式刻在上面，便不容易泯灭。正是这个原因，我们今天从汉代石刻上能够看到很多当时的信息。首先是选官制度。如《泰山都尉孔宙碑》载孔宙，“少习家训，治严氏《春秋》，缉熙之业既就，而闺阈之行允恭，德音孔昭，遂举孝廉，除郎中，都昌长。”(6)徐玉立：《汉碑全集》，河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第1002页，第1494页，第1293页，第1063页，第1547页，第1664页，第1814页，第888页，第1643页。《司隶校尉鲁峻碑》载鲁峻，“敬愙恭俭，州里归称，举孝廉，除郎中、谒者，河内大守丞。”(7)徐玉立：《汉碑全集》，河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第1002页，第1494页，第1293页，第1063页，第1547页，第1664页，第1814页，第888页，第1643页。这些碑文记录了汉代察举制度中的才学德行标准。又如《淳于长夏承碑》载夏承，“忠洁清肃，进退以礼，允道笃爱，先人后己，克让有终，察孝不行。大傅胡公，歆其德美，旌招俯就。”(8)徐玉立：《汉碑全集》，河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第1002页，第1494页，第1293页，第1063页，第1547页，第1664页，第1814页，第888页，第1643页。《雁门太守鲜于璜碑》载鲜氏，“上郡王府君察孝，除郎中，迁度辽右部司马。”(9)徐玉立：《汉碑全集》，河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第1002页，第1494页，第1293页，第1063页，第1547页，第1664页，第1814页，第888页，第1643页。记载了汉代的征辟制度，表现了平民或属吏受官府辟除而授职晋级的原由和过程。除此之外，汉代石刻文本中还有各部长官在掾属行政考察中奖赏绩效优良者的记录。其奖赏的方式，从石刻文本来看，主要为迁官或赐爵。如《魏横海将军吕君碑》载吕氏，因为“三考有成”，所以得以“转拜平狄将军”。(10)洪适：《隶释·隶续》，中华书局，1985年，第191页。《武都太守耿勋碑》载耿勋，“考绩有成，符英乃胙。”(11)徐玉立：《汉碑全集》，河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第1002页，第1494页，第1293页，第1063页，第1547页，第1664页，第1814页，第888页，第1643页。符英乃符策，胙乃赐。此句意思是成绩优良，被拜为太守。上述二例，记载的是迁官奖励。而《三老掾赵宽碑》上所载赵宽“讨暴有功，拜关内侯”(12)的记录反映的则是赐爵情形。从石刻文本的记载来看，汉代的奖惩制度还是比较完备的。其次是赋役。石刻文本记载了汉代赋役情况。如立于东汉中平三年的《荡阴令张迁碑》中有“八月算民，不烦于乡”(13)徐玉立：《汉碑全集》，河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第1002页，第1494页，第1293页，第1063页，第1547页，第1664页，第1814页，第888页，第1643页。之言，说明算赋这一源自西汉高帝四年的人头税制度，到东汉末年历经三百多年仍然没有停收。又如刻于东汉延熹二年的《张景造土牛碑》，记的是南阳官府同意张景包修土牛等举行立春仪式所用设施以抵其赋役的决定，“如府记律令。”(14)徐玉立：《汉碑全集》，河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第1002页，第1494页，第1293页，第1063页，第1547页，第1664页，第1814页，第888页，第1643页。有关汉代的赋役情况，很多都不见于史乘记载，汉代石刻文献的出土，为研究当时基层的相关情况提供了宝贵资料。最后是谱牒。出土石刻文本中还有很多记载家族世系与重要人物的内容。如上文所述的《三老掾赵宽碑》，从远祖少昊开始，经夏、商、周、春秋、战国、西汉，一直写到东汉赵宽凡数十代的生平家事。(15)徐玉立：《汉碑全集》，河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第1002页，第1494页，第1293页，第1063页，第1547页，第1664页，第1814页，第888页，第1643页。简净质实，几无虚字。在山东邹城出土的汉安元年文通祠堂题记上，不仅记录了祠主的生平籍贯，而且还记述了文家男丁和女眷的家族世系，(16)胡立新：《邹城新发现汉安元年文通祠堂题记及图像识读》，《文物》2017年第1期。血缘关系一目了然。由于汉时选举要稽核谱牒，谱学成为大户人家保持门阀不可缺少的工具，因此有汉一代，谱学甚是兴盛，石刻文本中自然也免不了会留下草蛇灰线。

除了上述内容外，随着管理事务的增多，其相关信息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为避免记忆出错，汉代石刻文本还因应时代需求，记录了诏令、物产、契约、农术等不好记忆却又对准确性有较高要求的内容。两汉在石头上所进行的这些写作活动，虽然重在记事，但其嘉言懿行的淳美辞意已带有一定的审美因素。

再说纪念。用在石头上镌刻文字或图像的方式传递对先辈茂绩殊勋的怀念之情，是汉代石刻文本的又一项功能。《史晨碑》碑阳记载身为鲁相的史晨向灵帝奏陈“礼孔宅谒孔庙祀孔子”(17)徐玉立：《汉碑全集》，河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第1228页，第1251页，第1928页，第1722页。的情况，碑阴记载史晨修复孔庙及春秋二季飨孔的事项(18)徐玉立：《汉碑全集》，河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第1228页，第1251页，第1928页，第1722页。。由于史晨的所作所为深受爱戴，故而勒石树碑以示纪念。《赵仪碑》是张河等因感念赵仪“为官清亮”，用捐资立碑的行动来对赵仪表示怀念的。(19)徐玉立：《汉碑全集》，河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第1228页，第1251页，第1928页，第1722页。在汉代纪念性石刻中，也有很多借所立之碑宣示威仪的文本。如《封燕然山铭》，述写的是东汉征服匈奴的过程。在匈奴腹心地带燕然山刻石记功，本身就除了纪念外还有向匈奴宣告大汉凛然威势强不可摧的用意。“安固后嗣，恢拓境宇，振大汉之天声。”(20)齐木德道尔吉，高建国：《有关〈封燕然山铭〉摩崖的三个问题》，《西北民族研究》2019年第1期。召信臣均水刻石，原石虽已亡佚，但从《汉书·召信臣传》的记载可知，是为防民争水而刻的分水规约。“信臣为民作均水约束，刻石立于田畔，以防纷争。”(21)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3642页。将用水规约刻在石上并立于公共空间，在公布规约条款的同时，自然也有宣示官府声威的意涵。

汉代石刻的纪念性文本是基于怀念和炫示的目的将有关信息文本化的产物，立碑造像仪式的公开性和庄重性，都赋予这种文本非凡的神圣色彩和公信力量。将生活中出现的重要人物或重要事件刻写在石头上，在时间层面延续相关程序、形式崇高感的同时，其特有的审美召唤也在激发接受者的艺术再创造。

虽然上述两类文本在功能、形态上存有差异，但是它们也有相同的地方。

一方面，石刻文本作者宗公羊学意识甚强，遣词造句多喜效法公羊。《春秋公羊传》《春秋繁露》等公羊学经传和跟公羊学的关系极其密切、深具其背景的《史记》，都成为作者热衷援据的对象。如成都出土歌颂裴姓太守的石碑，其碑文中有“观过知仁，致仕闾巷”(22)赵超，赵久湘：《成都新出汉碑两种释读》，《文物》2012年第9期。句，“致仕”即还禄位于君，该词始自《公羊传·宣公元年》：“退而致仕。”(23)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2277页，第2263页，第2253页。又如《白石神君碑》有“触石而出，肤寸而合”(24)徐玉立：《汉碑全集》，河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第1228页，第1251页，第1928页，第1722页。句，该语出自《公羊传·僖公三十一年》：“触石而出，肤寸而合，不崇朝而遍雨乎天下者，唯泰山尔。”(25)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2277页，第2263页，第2253页。肤和寸均为长度单位，一肤相当于今四寸，一寸相当于一指，“肤寸而合”喻天空云气密集。不光《公羊传》的词汇被引入石刻文本，《公羊传》记载的历史故事，也有以画像的形式被刻绘在石上者。如骊姬计杀申生的故事，就曾被广泛地刻绘在汉画像石上。泰安大汶口出土的画像石中，献公居中而坐，旁刻“此献公被丽算”六字。其右一人跪地做自刎状，旁刻“此献公前妇子”六字。献公左侧为一妇人，旁刻“此后母丽姬也”六字。(26)程继林：《泰安大汶口画像石墓》，《文物》1989年第1期。这生动地表现了《公羊传·僖公十年》所载“丽姬己子而计杀世子申生”(27)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2277页，第2263页，第2253页。的主题。

《春秋繁露》以儒学为中心，推崇《公羊传》，是汉代士人遵循的经典。石刻文本作者要作雍容典雅之文，很少有不宗法《春秋繁露》的。他们对《春秋繁露》义理效仿之多、典实融化之巧，在中国石刻文本的撰写史上，是没有人出其右的。《第百上石》有“楚古尸王通于天”(28)徐州博物馆：《江苏铜山县龟山二号西汉崖洞墓材料的再补充》，《考古》1997年第2期。句，其义与《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通以己受之于天也”(29)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第185页。的意思接近。蔡邕是这支化用队伍的翘楚，他对《春秋繁露》的师法，不仅次数多，而且价值高。刘师培说：“蔡伯喈之文亦纯为儒家，其碑铭颂赞固多采用经说，即论事之文亦取法《春秋繁露》。”(30)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39页。蔡邕所写碑文工整雅润，代表了汉代的最高水平，扬名当时，颇受推重。

汉代石刻文本中还出现了很多来自《史记》的词汇和典故。如《费凤别碑》有“清洁皦尔，泥而不滓”(31)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1》，中华书局，1958年，第1029页。句，其“泥而不滓”的意思是染而不黑，喻洁身自好，能拒不良习气侵染。语出《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系为歌颂屈原高洁品性而写：“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人之滋垢，皦然泥而不滓者也。”(32)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2482页，第3102页。作者在碑文中将该辞化作了对费凤的赞扬。又如《慎令刘修碑》有“忽然轻举，志皦拔葵”(33)洪适：《隶释·隶续》，中华书局，1985年，第96页。句，“拔葵”乃居官不跟民争利之义，语出《史记·循吏列传》，是颂扬公仪休的。原文是(休)“食茹而美，拔其园葵而弃之。见其家织布好，而疾其家妇，燔其机，云：欲令农士工女安所雠其货乎？”(34)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2482页，第3102页。石刻文本作者对于《史记》这部“继《春秋》”之义著作的辞句、史实的援引，不仅给石刻文本言辞带来华美典雅效果，而且使立论说理传达出更加丰富的文化内涵。

另一方面，在汉代石刻文本中，无论是记述时事，还是追念恩德，其撰写体例的模式化倾向都相当突出。如“人马皆食大仓”这句祝福语，在汉画像石中就出现得很多，也分布得很广。徐州铜山大庙村汉墓出土有“此□室中人马皆食大仓”刻石(35)徐州博物馆：《江苏徐州大庙晋汉画像石》，《文物》2003年第4期。，山东肥城北大留汉墓亦出土有“此人马食大山仓”刻石(36)刘增贵：《汉代画像阙的象征意义》，《中国史学》2000年第10期。。大仓就是京城里的大粮仓，虽然有的石刻文本把大仓写成大山仓，但都是祝愿死者在阴间禄食无穷的意思，程式化色彩颇为浓郁。又如在汉画像石上撰写题记时，多常用“毕成”这一句式。山东苍山元嘉元年汉画像石中有“立廓毕成，以送亲贵”(37)徐玉立：《汉碑全集》，河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第663页，第452页，第68页，第63页。句，山东微山桓子祠堂汉画像石中有“到六年正月廿五毕成”(38)徐玉立：《汉碑全集》，河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第663页，第452页，第68页，第63页。句，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出程式化特征。再如济宁出土的汉画像石上，有“疾没不详者，使绝毋户后”(39)徐玉立：《汉碑全集》，河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第663页，第452页，第68页，第63页。咒语。《莱子侯刻石》有“后子孙毋败坏”(40)徐玉立：《汉碑全集》，河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第663页，第452页，第68页，第63页。的劝告。这些句子所带的“毋××”等禁绝性文辞和恫吓性诅辞，其程式化特征在《左传》的盟书中比比皆是。另外，汉碑的书写体例，一般是先写碑名、碑主名和字、祖先名，然后再写四代以内亲属世系、碑主功德、立碑目的，最后以四言韵文的颂铭赞叙做结等，更带有明显的程式性。这种相同或相似的撰写模式，对于记录性文本来说，可以较为准确地记述事实真相，强化凭证作用，便于提高读者的阅读效率和记忆效果。对于纪念性文本而言，立碑或制作画像石，其仪式出于庄严肃穆的需要，包括撰写文本在内的每个环节都必须规范，文本遵守一定的程式，能够有效地限制作者个人行文风格对文本的影响。汉代石刻文本所建立起来的程式化写作体例，从书写文化的社会价值来讲，是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需要注意的是，作为应用写作的一个品类，汉代石刻文本的写作虽有程式化限制，但不等于说在实际的写作过程中作者就不能表现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因为在汉代石刻文本中，既能看到夸饰皇权的文笔，更能发现赞美侠士的画像和铭文。如嘉祥武梁祠，其东西壁刻有多幅侠士题材的图像和铭文。西壁刻专诸刺吴王画像，专诸身左刻“二侍郎□，专诸炙鱼，刺杀吴王”铭文，吴王身后刻“吴王”二字。(41)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画像石全集1》，山东美术出版社等，2000年，图49，图50。东壁刻聂政刺韩王画像，韩王脑后刻“韩王”二字，聂政头上方刻“聂政”二字。(42)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画像石全集1》，山东美术出版社等，2000年，图49，图50。山东沂南汉画像石墓、唐河县针织厂汉画像石墓、江苏泗阳打鼓墩樊氏汉画像石墓等，都出土有荆轲刺杀秦王的图文。侠义之风形成于战国，因其为不安定因素，故为汉武帝所患。为遏制其发展，官府推行了包括察举征辟在内的很多措施。在这些反映游侠刺客题材的汉画中，作者也在通过对侠客行为的炫耀和歌颂，来显现其对大一统王权的某种挑战。另外，石刻文辞并非只赞善隐恶，作者笔锋处也往往凝聚着浓重的修辞性。如东汉永寿三年画像石的铭文在叙述到安国两子夭折而无后时，用“勉修孝义，无辱生生”(43)徐玉立：《汉碑全集》，河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第853页，第68页，第853页，第1379页，第1773页。这样的句子对其在孝义上有所不周进行了委婉的批评。这些写作现象说明，随着以作者为中心之写作意识的逐渐觉醒，即使受各种程式化束缚的记录性和纪念性石刻文本，也带有一定的修辞性，作者常利用各种修辞技巧把自己对事件、人物的情感和看法隐秘地灌注在文本之中。

从石刻文本对于公羊学经传的熟练引用和完美化用上，足可见出汉代士人对于这些显学的精通程度。如果说先秦的写作史还没有进入一个以作者为中心的文化时代的话(诸子散文中好多篇章，其原初形态都不是真正的私人著述，归入私人著述范畴前皆经历过持续改写的过程)，那么，公羊学淘染下的汉代石刻文本所呈现的写作过程已经为产生这样的时代提供了机会。在这个时代，公羊学围绕《春秋》所展开的一系列阐释，不仅让作者在写作上拥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自由追求，私人性书写体现时代精神，成为士人安身立命的方式，也有了至深的文化基础。

二、公羊学阐释与写作观新变

一个时代写作形态所发生的变化，必然与这个时代的文化氛围及所提供的写作观念相联系。汉代石刻文本写作形态所发生的新变，必定有与之相对应的社会意识形态。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是：汉代石刻文本写作观念的变迁，其行为过程意味着什么？下面围绕公羊学对《春秋》文本观念、写作方式和阅读方法的深刻阐述，尝试探析公羊学对汉代石刻文本写作观念的影响。

第一，对写作重要性的强调。《公羊学》认为，“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44)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2354页，第2354页，第2354页。也就是说，要治理乱世，便要像孔子作《春秋》那样，及时发出不满的声音，用文字把乱象记录下来进行无情揭露。深受公羊学影响的汉代石刻文本作者，在祸乱丛生的情况下，他们秉笔直书，对与礼乐要求相左的诐辞邪行都给予了充分展现。如《禳盗刻石》上有“诸敢发我丘者令绝毋户后”(45)徐玉立：《汉碑全集》，河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第853页，第68页，第853页，第1379页，第1773页。字样，显示常规司法已不能管制贼寇，当时产生了盗墓之风。又如安国祠堂汉画像石上刻有“泰山有巨贼”(46)徐玉立：《汉碑全集》，河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第853页，第68页，第853页，第1379页，第1773页。文句，《博陵太守孔彪碑》上刻有“郡阻山□□□以饥馑斯多草窃,罔不□贼刘曼张丙等,白日攻剽,坐家不命”(47)徐玉立：《汉碑全集》，河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第853页，第68页，第853页，第1379页，第1773页。文句，分别揭示了东汉桓帝永兴至永寿年间泰山一带、灵帝建宁四年博陵一带的变乱事件。《曹全碑》还把“疏勒国王和德弑父篡位”(48)徐玉立：《汉碑全集》，河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第853页，第68页，第853页，第1379页，第1773页。这一史册未曾记载的史实，以石刻的形式记录在案。除此之外，汉代石刻文本中还记载有居丧奸淫、妻鞭后母、殴母骂父、豪夺他人田产财物等丑行，其景况已跟孔子作《春秋》时极为相似，映现出全社会的价值观念已经陷入普遍性的混乱之中。如果说孔子作《春秋》于孟子眼里是在圣王缺位、礼教崩坏的乱世中靠写作切中社会失序要害而让乱臣贼子恐惧，其伟绩与大禹治水、武王伐纣相埒的话，那么公羊学对于《春秋》的深刻阐释，则赋予了汉代石刻文本作者在纲常崩解的乱世中于石刻文本立说宣教以扭转危机、重建天伦的权利义务和正义性。

鉴于乱象丛生的根源在于“圣道”不传，《公羊传》强调，在抓住社会乱象后，要实现天下太平，就要“乐道尧舜之道”(49)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2354页，第2354页，第2354页。，以此来给乱世中的人们传送正确的价值观念。因为儒家经典上承三圣，所以为正人心，在石刻文本中写入儒家之言也就是存续圣王道统的表现。正是这个原因，儒家经典引起了士人的广泛关注，石刻文本中化用、引用儒家警句的例子层出不穷、屡见不鲜。如《金乡长侯成碑》有“温故知新”(50)洪适：《隶释·隶续》，中华书局，1985年，第6页。语，此语来自《论语·为政》：“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51)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2354页，第2354页，第2354页。孟子跟孔子一样，也是力承尧舜禹的一代儒圣，所以《孟子》之道也是汉代石刻文本作者乐道的内容。如《嵩山开母庙石阙铭》有“三过亡入”(52)徐玉立：《汉碑全集》，河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第338页，第1815页，第1956页。句，该句来自《孟子·离娄下》：“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孔子贤之。”(53)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2462页，第2354页，第2284页，第2314页。士人希冀通过引书策、援儒论，保存圣贤箴言的方式，来为社会树立准则。这种旨在息邪说、除暴行，令“乱臣贼子惧”的写作，应是汉代士人阶层对“孔子作《春秋》”动机的深刻体认和模仿。

不过，在混乱动荡的时代，不信圣贤之言的人群体庞大，悟道的士人该如何去传道呢？《公羊传》的对策是“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54)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2462页，第2354页，第2284页，第2314页。汉代士人紧步《公羊传》的后尘，通过石刻这一媒介，以“刊石立表，以示后昆”(55)徐玉立：《汉碑全集》，河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第338页，第1815页，第1956页。的方式，展示了对未来“君子”的殷切期待。虽然圣道在当下无以传续，但他们相信经过若干年后，定会有知己的君子出现来发扬道统。因此，很多士人在石刻文本中都表达了对后圣的等待。如《童子逢盛碑》有“身潜名彰，显于后叶”(56)⑥洪适：《隶释·隶续》，中华书局，1985年，第114页，第439页。文句，《冀州从事郭君碑》亦有“摅抒功美，表示后生”(57)文辞。作者显然预知后世一定有品行高尚之人，会在某个时刻站出来承接儒家的思想系统。昔日私学中的言说体系固然也能传道，但要跨越时间鸿沟去跟“后昆”沟通，其最佳选择就只能非“写”莫属了。在公羊学对于《春秋》的阐释中，写作的重要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第二，对写作方式的拓展。商周宫廷应用文写作演变到汉代，好多都有既定的法式。遵循相关法式既是作者学养的表现，更是作者必尽的义务，个人的态度立场和修辞习惯在传统撰写法则中是要努力避免的。那么，在汉代石刻文本的撰写中，会不会超越传统呢？

前文所表的《封燕然山铭》，其序文按常理应以平实的笔路叙述写作的背景和缘由，但在此它援用的却是汉赋笔法。“下鸡鹿，经碛卤，绝大漠，斩温禺以衅鼓，血尸遂以染锷。”“逾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蹑昌顿之区落，焚老上之龙庭。”(58)齐木德道尔吉，高建国：《有关〈封燕然山铭〉摩崖的三个问题》，《西北民族研究》2019年第1期。辞瑰章丽，笔势淋漓。《桂阳太守周憬功勋铭》序文在介绍周憬的籍贯和任职后，也用汉赋的夸饰富丽笔触，对水患进行了生动的描绘。“泉肇沸涌，发射其颠，分流离散，为十二川，弥陵跻阻，丘阜错连，隅陬壅蔼，末有骋焉。”(59)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1》，中华书局，1958年，第1026页，第1028页。铺排富赡，气势磅礴。除了使用赋体外，序文更有使用诗体的。如《费凤别碑》：“司马慕兰相，南容复白圭。仰之以弥高，钻之而弥坚。不堪哀且思，叙诗之一篇。”(60)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1》，中华书局，1958年，第1026页，第1028页。又如《酸枣令刘熊碑》：“分原而流，枝叶扶疏。出王别胤，受爵列土。封侯载德，相继丕显。”(61)徐玉立：《汉碑全集》，河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第338页，第1815页，第1956页。这些凭借各种技巧撰写的序文，虽然文学性得到了一定加强，但秀雅的写法和斑斓的辞采却是对传统碑铭序文崇朴尚实要求的严重背离。其实，这种因个人风格而对传统撰写体例实施的突破，不惟石刻，在《春秋》中也颇为常见。对于《春秋》这种违例现象，《公羊传》虽然没有正面肯定或否定，但对孔子个人风格所造成的破例却总是以“君子辞”的方式予以开脱。如宣公十二年，“春，葬陈灵公。讨此贼者，非臣子也。何以书葬？君子辞也。”(62)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2462页，第2354页，第2284页，第2314页。又如襄公三十年，“冬，十月，葬蔡景公。贼未讨何以书葬？君子辞也。”(63)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2462页，第2354页，第2284页，第2314页。依《春秋》体例，当君王横死而其臣子不能讨贼时，是不能记载其下葬时间的。上述例子中的君王都是被贼子所弑而其臣子失职不讨，理应都不该书葬，以示对臣子的责罚，然而孔子却偏偏在这两处给予了记载。对于这两条明显违反《春秋》写作规则的经文，《公羊传》不是坚持原则予以否定，而是从尊重孔子个人表达权利的立场，以所谓的“君子辞”对其违例的作法进行掩饰。《公羊传》的这种怙过不悛作法，折射出其对个人风格的尊重和提倡，表明公羊学在评价私人著述时，已经把作者基于个性化写作方式对传统既有写作程式实施的突破，当成了一种正当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说，汉代石刻文本对于诗赋元素这一个性化书写风格的标举，不能说不是践行公羊学写作观念的表现。

这种个性化的写作风格还体现在对人物事功品操的评述上。如汉碑《西狭颂》中，说东汉武都太守李翕：“不出府门，政约令行，强不暴寡，知不诈愚。”(64)徐玉立：《汉碑全集》，河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第1328页，第1645页。而《后汉书·皇甫张段列传》却说李翕“倚恃权贵，不遵法度。”(65)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2133页。这种扬善隐恶的作法还出现在《三老掾赵宽碑》碑文的写作中。《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载，充国薨后，传爵位于子弘，再传孙钦。钦娶敬武公主，无子，诈养别人子岑为子，“主教钦良人习诈有身，名他人子。”钦死，岑嗣侯。事发，“岑坐非子免，国除。”(66)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2994页。祖上的这件丑事，到了《三老掾赵宽碑》中，只不痛不痒地写“无子国除”四字。(67)徐玉立：《汉碑全集》，河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第1328页，第1645页。汉代石刻文本中这种出于情感为前辈讳丑遮陋的撰写策略在《春秋繁露》的解经实践中也不少见。如《春秋》写作规则要求，未逾年之君称子，但在《僖公九年》写到晋里克弑奚齐时却以“君之子”称呼奚齐。“冬，晋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齐。”(68)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2252页。显然，此举有违《春秋》的“书法”。但《春秋繁露·精华》则认为这种写法并非违例，是作者从鲁国与晋室同姓的情感关系出发“痛其祸”而特意对写作规则做的突破。“仁人录其同姓之祸，固宜异操。晋，《春秋》之同姓也。骊姬一谋而三君死之，天下之所有共痛也。本其所为为之者，蔽于所欲得位而不见其难也。《春秋》疾其所蔽，固去其正辞，徒言君之子而已。”(69)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第95-96页，第32页。替先祖避眚讳劣的写法在汉代石刻文本中出现，虽然不合不虚美不隐恶的写作体例，但反映了作者对于《春秋》个性化表述方式的接受与推崇。

出现于汉代石刻文本中这些不合规则的写法，体现了作者对于公羊学韵彩的深刻认知。他们笔下那匠心独运的诗赋体式和隐恶扬善的书写风格，不是士人逞才显能的表现，而是作为作者的士阶层在公羊学一整套公共价值理念作用下对有关人和事所表现的恕心。他们在石刻文本中所采用的写作方式，看似不循辞例，却凸显了依心不依史的个性。《春秋繁露·玉杯》云：“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相为左右，以成文采，其居参错，非袭古也。”(70)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第95-96页，第32页。强调作者当要表达对某人某事的称许之情却受体例限制时，就要借助参差错落的变例和龙章凤姿的文采来展现自己的特殊用心。像石刻文本这样的私人性撰述，既不应是单纯的史实再现，写作成果中要有作者的情感和倾向，更不应是纯粹的程式化产物，文章内容不拒斥文采，也不遮盖个性。作者对于个人风格的宣扬，丰富了汉代石刻文本的文化内涵。

第三，对阅读的新建构。汉代石刻是希望得到关注的，为使文本意旨被顺利接受，汉代士人在文本中建立起了独特的写作法则。首先，图文并茂。在中国文化史上，图与书并存的模式被真正确立为文明本源始于汉代。作为一种文明创始模式，它不仅深刻地统摄了汉代儒者阐释群经的知识格局，而且还深入地影响了时人对于人文学科的领悟。绘画性的图像和文字性的书写所昭示的这种文明原发意象，现今汉墓考古中出土很多。如山东苍山元嘉元年画像石，内容十分丰富，既有车马出行、吉鸟祥兽画像，画像旁还配有长篇文字说明：“尉车马前者功曹，后主薄亭长”， “上有虎龙衔利来，百鸟共持至钱财。”甚至更有汉画所在位置的交待：“其央内，有倡家生午。”(71)李发林：《山东苍山元嘉元年画像石墓题记试释》，《中原文物》1985年第4期。这些铭文对于我们认识当时社会的审美趣味和了解汉画在墓室的排布规律很有帮助。又如山东嘉祥出土赵氏孤儿汉画像石，画面表现的是门人养护赵氏遗腹子的情景，画右刻“程婴杵臼，赵朔家臣，下宫之难，赵氏始娠，屠颜购孤，诈抱他人，臼与并殪，婴辅武存”的铭文。(72)张道一：《汉画故事》，重庆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8页。图像和文字两种艺术的完美展现，方便观者了解故事的来龙去脉。从图像和文字的关系来看，图像是对故事的呈现，文辞是对图像的说明。图像和文辞不光是构成石刻文本的基本要素，也是标记石刻文本涵义边界的基本单元。图像不光是靠自身的形态呈现意义，与自己相配的文辞也常常影响意义的界定。也就是说，汉代石刻文本是由一对关联紧密、不可分开的图文所构成的严谨整体。图像性的描画供人观看，文字性的书写让人识读。两相配置，互为扶依。只有在图文有机统一的层面上对相关图文进行分析，方能领会和把握作者的用心，进而实现对文本思想的深入理解。汉代石刻文本对于图像和文字关系的关注和强调，跟《春秋繁露·玉杯》“无比而处之，诬辞也”(73)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第40页，第83页，第82页，第33页。的论断异曲同韵。

其次，使用讳笔。讳笔，也叫诡辞，是公羊学基于特定需要而在文本中更换表现方式或内容的写作方法。从严格意义上说，石刻文本中的讳笔是图文结合读法中的一种特殊形态，因在汉代石刻中十分普遍，所以单列出来加以论述。如在山东嘉祥武梁石室第一石上，集中刻绘了尧、舜、禹、桀等十个帝王的形象。不仅每幅画像都刻有姓名，而且十幅画像中有九幅都刻有赞辞。如尧像，面右，赞辞云：“帝尧放勋，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74)瞿中溶：《汉武梁祠画像考》，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110页，第114页，第142页。舜造型与尧同，其赞辞云：“帝舜名重华，耕于历山，外养三年。”(75)瞿中溶：《汉武梁祠画像考》，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110页，第114页，第142页。这些赞辞简明扼要，说的都是帝王的高尚德行和卓越功勋。十幅图像中唯一只有图像、姓名而没有赞辞的，是夏桀像。画像中的夏桀骑于两妇人身上(76)瞿中溶：《汉武梁祠画像考》，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110页，第114页，第142页。，表现的是他诸多恶行中的“驾人车”情景。把此类口碑不佳之人跟圣主贤王画在一起，目的显然是在善恶对比中突出褒贬的镜鉴意义。“恶以戒世，善以示后。”(77)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1》，中华书局，1958年，第790页。图像中没有直书劣行的原因，就是作者出于“为亲者讳”，避免显示尧、舜、禹之恶而采用的“讳笔”。因为尧、舜、禹源于同一世系，不能将此等恶人系于他们名下。何况“汉家尧后”(78)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3154页。，刘汉绍绪的是尧、舜、禹圣统。无论是褒还是贬，在此均不合礼仪。刻图而略文，既照顾圣贤脸面，又让观者明了其意，从而巧妙地实现“为亲者讳”的意图。

讳笔除在书恶时使用外，书贤时也常使用。如闵子骞是汉代崇尚的著名孝子，其孝行按史书的记载本是“竭欢致养”(79)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115页。，但画像石违反史实，对其进行变形处理，画成所谓的“御车失棰”。画面上，骞跪地向父谢罪，画旁铭文云：“闵子骞与假母居，爱有偏移。子骞衣寒，御车失棰。”(80)张道一：《汉画故事》，重庆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73页。为了维护闵子骞的贤人形象，文本作者将“失棰”归咎于假母。这样的讳笔虽然改变了史实，但却体现了儒家所提倡的人情，给阅读带来新的意趣。

其实，讳笔这种写法，在《公羊传》里也经常使用。如《闵公元年》载：“冬，齐仲孙来。齐仲孙者何，公子庆父也。公子庆父则曷为谓之齐仲孙，系之齐也。曷为系之齐，外之也。曷为外之，《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81)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2244页。之所以将鲁公子仲孙庆父改称为齐仲孙，原因是为亲者讳而有意隐鲁之恶。对于《公羊传》这种“入则诡辞，随其委曲而后得之”(82)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第40页，第83页，第82页，第33页。笔法的要妙，《春秋繁露·玉英》所云“《春秋》之书事时，诡其实以有避也”(83)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第40页，第83页，第82页，第33页。，可谓是最精辟的概括。汉代石刻文本中的讳笔，是对公羊学辞例的具体应用。

在公羊学的影响下，汉代石刻文本的撰写体例变得十分复杂。在阅读这些文本时，我们除要把图文结合起来阅读外，还要在比较中阅读。把铭文相同或相近的石刻文本加以对比，分析其画像内容的区别；或将画像内容相同或相近的石刻文本加以比较，分析其文辞涵义的异同。在保证汉代石刻文本的完整性与封闭性的前提下力拒其它史实文献的干扰，才能给予其特殊的写作方式以科学准确的解读。《春秋繁露·玉杯》曾这样描述《春秋》的正确读法：“合而通之，缘而求之，五其比，偶其类，览其绪，屠其赘，是以人道浃而王法立。”(84)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第40页，第83页，第82页，第33页。阅读深受公羊学影响的汉代石刻文本时，将图文结合起来阅读，就是“合而通之”，将相同或相近的图文加以对比，就是“五其比，偶其类”，将汉代石刻文本视作一个完整而封闭的体系以排除别的文献干扰，就是“屠其赘”。石刻文本中的图像和文字已经构成了一个自足的文本天地，那些讳笔中被士人删改的材料，显然是有意而为的，读者只有在这一体系内去体味其中的旨趣，方能理解汉代石刻文本中作者那“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独特用心。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无论是汉代石刻文本的写作体例，还是读者的阅读方式，都被深深地打上了公羊学的烙印。受公羊学的影响，石刻文本在强化现实批判精神的同时，也使文本写作行为成为士者存续道统的重要方式。对个性化撰写风格的认可、接受和图文结合文本的出现，强化了石刻文本的文化内涵和艺术感染力量。公羊学创造的一系列阅读方法，能够帮助读者深刻领会文本的言外之旨。石刻文本在写作动机、写作风格和文本功能诸方面所彰显的公羊学特征，标志着公羊学影响下的一种以个性化撰述为中心的私人性书写新义法这株“小荷”，在汉代已经露出了鲜嫩的“尖尖角”。

三、价值：士人书写传统的建立

从上文的梳理中可以看出，《公羊传》 《春秋繁露》等经传和《史记》在汉代石刻文本的写作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鲜活的“义法”和理论对石刻文本的撰写所做的引领，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钞本时代的书写文化，其在汉代写作史、文体史上的价值不能低估。

首先，视文为载道之器，在与现实的抗争中，表达思想的写作成为一种关乎人生价值实现的文化行为。在我们收集到的汉代刻石拓片中，强调人格修养和突出精神独立的刻石是两个数量最大的类别，分别达到261幅和193幅。通过对这两类刻石进行内容分析和数据统计，能够得出如下认知： 就在石刻文本作者仿效公羊学把善为圣贤之文以传尧舜之道当作救济时弊、实现人生价值工具作更进一步阐释的时候，朝政窳败也在士人心间催生了一股悲凉情绪。这种情绪不仅影响了他们的构思，更作用着他们的选材。正是这个原因，今天我们从汉代石刻文本中能够见到许多对现实绝望而甘与老庄为伍的士人。如《玄儒先生娄寿碑》中的娄寿，“朝夕讲习，乐以忘忧。郡县礼请，终不回顾。高位厚禄，固不动心”(85)洪适：《隶释·隶续》，中华书局，1985年，第103页。，谈玄说理，悠游不仕。《三老掾赵宽碑》中的赵宽，虽“既敦诗书”“悦志礼乐”，但金城太守阴嵩招之为都邮时，“辞疾逊退”。浩亹时长延请其为三老，又“师为不臣”。(86)徐玉立：《汉碑全集》，河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第1645页。石刻文本中这些疏离政权的表述，凸显出一个不苟合、不合流、不同行的身姿，深刻地反映了汉代士人在是非颠倒、正邪移位背景下所特有的孤独消极心境。但是，也应看到，公羊学围绕孔子作《春秋》所作的阐释深化了汉代士人对于写作意义的认识，他们虽然退守书斋，但不等于说他们在混乱面前袖手旁观。在孔子现实批判精神的激励下，士人以笔做枪，勇敢地直面时弊，将现实关照精神当作石刻文本的灵魂，把写作当成拨乱反正、实现自身价值的重要方式。石刻文本所固有的介入性和精神性，极大地强化了写作的担当意识。士人这种传递社会规范、道德准则的治道之作，充盈着令人怦然心动的力量，并且在明知大道难传的情况下，还仍把殷切希望寄托在后世那些与自己志趣相投的人身上，憧憬着在未来继续为社会化育合格的人。这种载道以匡扶乱世的写作政治化建构，体现着士人对于社会生活的美好想象。当这种写作把救世当作最终目标的时候，其文本因被附丽上天道、地道、人道的属性而成为一种具有终极价值意义的人生坐标。公羊学关于孔子作《春秋》的阐释，在汉代除了石刻文本作者外，对鼎鼎大名的司马迁也深有影响。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云：“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87)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3300页。不仅汉代士人的“郁结”心境和对“来者”的期待跟孔子作《春秋》一脉相承，其笔端所流出的圣王之学、先王之制、人伦之理和资治之鉴，也为石刻文本、两汉文章、建安风骨等播下了文以载道、不平则鸣的火种，升华了书写文化润泽生民的意义。作为一种文论原型，其文之本体性和用的教化性，成为后世士人写作最基本的精神基因。

其次，对于个人风格的尊重使写作成为一种个性化的文化创造行为。汉碑赋体和诗歌体的窜入，看似是出于不遵守传统而出现的乖迁，但如果把这种写作现象放进公羊学对于传统书写方法的改变，在汉代掀起一股追求个人风格新潮流，层出不穷的文本结撰新手法应运而生的层面来审视，就会发现汉代石刻文本中的这种现象，其实质是作者居于文本中心并发挥支配作用的表现。不仅有趣，而且合理。在写作的过程中，作者不是根据文献记载的史料来行文，而是依据自己的兴趣来撰写。对于这种建基于个性张扬之上的写作风格，《春秋繁露·俞序》以孔子《春秋》写作方式为例，给予过充分肯定。“假其号位以正人伦，因其成败以明顺逆，故其所善，则桓文行之而遂，其所恶，则乱国行之终以败。”(88)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第163页，第32页。在行文时，孔子不是依据成败来表达好恶，而是按照他对某人某事的善恶判断来决定其人的成败。公羊学对于作者个性的肯定改变了士人对于传统写作方式的认知，写作不再是宫廷的职业行为，作者成为文本的主导，立意、谋篇都要由作者依据其个人的价值观念来自主确立，写作成了一种体现个人风格的文化创造。

在这个创造的过程中，为了更好地体现文本的意图，“衍生型文本”这一新的写作方式便成为写作中最具典范意义的重要技法。所谓“衍生型文本”，就是作者出于呈现自己价值观念的需要而对既有史料进行缀合、移植后生成的具有互见关系的文本。(89)程苏东：《〈庄子·让王〉脱文辑正——基于衍生型文本生成方式的研究》，《复旦学报》2019年第3期。这一技法由于在当时非常普及，所以相关文本今天出土很多。如山东嘉祥出土的孔子与荷蒉者汉画像石上，孔子跪虡右击磬，身后刻“孔子”二字。一捧钵人面孔而立，身后刻“何馈”二字，铭文云：“何馈杖人，养性守真，子路从后，问见夫子，□以勤体，杀鸡为粟，仲由成立，无词以语。”(90)张道一：《汉画故事》，重庆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3页。图文表现孔子不以穷达害生，当困于卫国时犹能乐道持中的主题。跟这则石刻短章具有相同人物、故事，互见性很强的文本，还不同程度地散见于《论语》中的《宪问》和《微子》。虽然这三段文字的文气以及主题存在一致性，但三短章中用字、措辞等却存在一定差异。这说明石刻文本与《论语》存在互见关系的部分是经过作者重新组合后被嵌入石刻文本之中的。石刻文本作者成功地掌控了《论语》中的两段文字，并各取一点植入新的文本，精细地完成了一次文本改写，显示出这个衍生型文本的作者通过改笔、组合、剪裁等方法将以往旧材料改造成新的个人表达的努力。石刻文本中一则故事或议论同时被反复钞用而散见于多个文本的例子，还有出土的老莱子汉画像石。老莱子是汉代的孝子楷模，记载其孝行的刻石现在出土不少。如山东武梁祠出土的老莱子娱亲画像石，表现的是老莱子日常孝养双亲情景，画右铭文为：“老莱子楚人也，事亲至孝，衣服斑连，婴儿之态，令亲有欢。君子嘉之，孝莫大焉。”(91)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1》，中华书局，1958年，第1004页，第885页。有关老莱子的表述，还不同程度地散见于《太傅胡广碑》(92)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1》，中华书局，1958年，第1004页，第885页。和《史记·老子韩非子列传》。(93)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949页。在这些文本中，因作者对所依据的旧事都做过不同程度的改笔或组合，所以衍生出来的是一种具有完整性且跟新环境新要求相适应的新文本。也就是说，在“衍生型文本”的产生过程中，作者要构建一个新文本，就需要恰当地处理多源知识与自己文本之间的矛盾。因此，从艺术发生学的角度说，作者的这种“衍生”，其实就是一种富有创造性的艺术再现。在公羊学看来，孔子“因史记而作《春秋》”就是通过捃摭、改作鲁国旧史的方式以形成私人新著述的。由于公羊学对于孔子得史记而作《春秋》写作方式的弘扬，这种衍生型文本生成方式在汉代深得士人的拥戴和推重。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玉杯》中盛赞它“非袭古也”(94)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第163页，第32页。，司马迁更是在自己的写作实践中通过对孔子作《春秋》这种笔法的直接模仿，以改写、组合、剪裁旧有文献的方式，使其《史记》的韵致更加丰满动人。“衍生型文本”的写作方式，开了后世写作剪裁、组合、改笔等选材技法的先河。

最后，建立了一种新的阐释传统。汉代把河图洛书视作人文肇始的圣典，认为后世经典都是对河图洛书的效仿和模拟。“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95)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82页。这种神赐观念之所以会在汉代受到如此阐发，与当时公羊学深得官府扶持、在今古文之争中占据主导地位和董仲舒阴阳五行为神启预兆的神秘理论大举传播有关。图指图画，书指书籍。由于书籍是写出来的，所以此处的“书”也有撰写的含义。公羊学家抓住先秦典籍中的片言只语所重建的这个河图洛书意象，在干预知识秩序、调整史源格局和重构学术框架等方面产生了巨大作用。随着汉代公羊学从传统士人的修身之学向国家政治哲学转进，河图洛书成了谶纬这一普及性迷信的本体和根源。河图洛书的学理论证和逻辑推演，既有力地促成了谶纬的盛行与泛滥，其所设定的河图洛书神学化生成模式也对汉代士人的写作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士人不仅尊奉河图洛书为经学史源，视其为贯穿五经的红线，而且按照河图洛书的文明创始模式，还在石刻文本中仿照伏羲“画八卦，造书契”图文并用的作法去领悟“天地之心”。在他们看来，领悟“天地之心”乃写作的终极、核心价值，其实现路径在于河图洛书的孳生形式——伏羲画的八卦和大禹作的《洪范》。八卦为图画的起源，《洪范》乃撰述的开端。由于“天地之心”不可言喻、难以感知，直观化的图画和形象化的撰述于是就成了它最切近的隐喻。当然，在汉代石刻文本的呈现中，作者虽没有单纯以图像和文字刻意穷究河图洛书的内涵极限，而是仅将相关图文限定到时人能够领会理解的范围内，但即便如此，依然不能否认汉代士人确实是将图文视为写作上寻求更高目标，朝更宽泛人文、自然乃至超验世界不停探进的方式。在石刻文本中，图像和文字所绽放的识读性特征，意味着它们跟河图洛书或伏羲画八卦、造书契有着极其直接的承续关系。这些汉代石刻，其文本在分别以图像和文字两种形式分有河图洛书所包含哲理的同时，也借助于河图洛书那天启的神秘色彩和图文同源观念，将图像和文辞归并为一个共同体。这种两相配置形式，显示了汉代石刻文本承载人类知识的完整性。这里的完整性，指的就是汉代石刻文本作者在对作为中国文明原发意象河图洛书的不断回溯、理解基础上所创作出来的图像和铭文。图文的完整性显示了汉代石刻文本是一部图文完足之“书”。在这部“书”里，图像和铭文虽然各有体例，但却总是气脉相连、相依相扶，不宜实施分拆审读。公羊学也强调阅读的完整性，认为只有进行完整的比读和对照，才能真正把握孔子对于世道盛衰的深切体悟。这种基于图像和文字来探讨石刻文本意义的阅读方式，孕育了中国左图右书的治学新格局。宋代郑樵云：“古之学者，左图右书，不可偏废。”(96)郑樵：《通志二十略》，中华书局，1995年，第9页。汉代石刻文本对于传统文本结构性意义和阅读方法的展现，使源自河图洛书原发意象的左图右书模式成为后世一种重要的写作方法和阅读规则。

综上所述，汉代石刻是我国文化宝库中的璀璨明珠，为研究钞本时代士人的写作样态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它让我们看到，公羊学的写作理念和阅读方式对早期私人性著述的写作风格和审美范式产生了深刻影响。如果忽视公羊学对私人性著述文化的塑形，那么就很难准确把握早期书写文化建构的本质。汉代石刻文本在写作上通过改写、组合、剪裁旧文献而形成衍生型文本的创新实践和从学理逻辑层面对于撰述体系所进行的完整性、自足性论证与推演，有效地促进了士人写作传统的发展。尽管随着孔子成为玄圣、素王而走向圣坛和公羊学逐渐远离学术中心，《春秋》所推扬的阅读方法和书写方式在后世写作史、文学史的叙述中逐渐被忽略，但是受其影响而崛起的士人文学，却以艺术上取得的炫目成就为汉代及其以后文学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澎湃动力。这些石刻文本固然是有意而为的艺术，但字里行间所反映的写作观念新变却是无意而显的。从石刻文本写作方式及其价值的角度切入早期士人书写研究，为我们重新认识公羊学之于士人文学传统的影响开启了一扇新门。这门内所呈现的是一片充满希望、值得期待的学术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