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立场下的王立纯小说主题研究

刘冰杰

(1.牡丹江师范学院 文学院，黑龙江 牡丹江 157011；2.陕西猿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陕西 西安 710000)

王立纯小说的主题大都围绕小人物及乡村展开，“特殊的环境孕育了北大荒人特殊的性格和心里结构”[1]，王立纯小说大量描写民间的权力形态、苦难和乡村原始自然美的消逝。在尊重民间文化形态和守护理想民间的立场下，他写出了民间对权力的质询、底层对苦难的精神超越，及自然祛魅后的后果。王立纯既对民间世界进行原生态展示，如实刻画民间百姓的生活习惯、生存哲学和欲望表达；赞扬了自由自在的民间精神，权力质询和苦难超越的过程也是自由精神的彰显；对自然祛魅导致的自由缺失，作者展现了深深的忧患意识。

一、民间对权力的质询

民间一直以来是权力的被统治者，它以被动的姿态接受权力的意志灌输。但民间有自己的利益、价值诉求，当权力违背了他们的诉求时，民间便从行动上对权力存在的合理性发出质询，即在宗族意识下团结起来反抗权力压迫，在自由人格的感召下对权力进行突围。民间对权力的质询态度彰显了权力压迫下底层百姓的生存智慧和不屈的反抗精神，表达了民间世界自由自在的生存理想。

1.宗族意识下的权力反抗

以村落聚居为主要人口分布方式的传统中国是一个宗族社会，它在团结族人、维护族群利益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传统的宗族是“由父系血缘关系的各个家庭，在祖先崇拜及宗法观念的规范下组成的社会群体”[2]。成员自发围绕在有德有才的族长周围，形成一个封闭自足的权力体系，它直接代表宗族集体的利益。王立纯小说中的村落虽然形成历史并不长，但由于村民大都是闯关东过来的移民，他们先在地带有中原传统的宗族意识。这种宗族意识具有农民的原始集体主义情感，讲究苦难共济，互帮互助，“维护个体生存发展的需求，实质上是追求一种‘想象的共同体’”[1]，当上级权力严重损害族群利益时，他们会对权力压迫进行反抗。

农民的底层地位决定了反抗往往是以弱对强，很多时候他们的反抗并不能对权力造成威胁，反抗方式带有民间的藏污纳垢性。《春天的花玻璃》中奶农们不满牛奶收购的价格，只能把奶牛牵到县政府门前示威，却被信访部长搪塞回去；有时他们的反抗还需要动用农民的狡黠，《甜菜进行曲》中甜疙瘩村面对上级“1550亩甜菜种植量”的硬性指派，想出了用菠菜种子代替甜菜种子蒙骗领导的主意，最终成功改种了大豆；反抗有时还表现为宗族绕过政治权力约束，直接以暴力手段维护集体利益，《庆典》中莺歌岭的发展资源被旌旗营掠夺，他们在谋求政府干涉无果的情况下，和旌旗营发生械斗，狂热的村民对到场调解的领导发言全然不信，甚至在混乱中打伤了他。反抗表达了民间底层守望互助的宗族情感，也对上层权力进行了直接的质询和解构，彰显了民间的不妥协反抗精神。

“宗族”里的精英阶层带领民众进行有组织、有计谋的权力反抗。王立纯小说中这些精英代表包括村长刘大哈、村长小赵、村长李结实等。他们的身份具有两重性，既是国家干部，又自觉担当起族长。他们的宗族意识比一般人还要强烈，在权力压迫到“族人”的利益时，他们带领大家有组织有计谋地与权力对抗。刘播(《月亮上的篝火》)为了改善石油工人工作环境，机智地欺瞒领导整出落地原油给大家取暖，事后又派马本良去给领导做饭取悦领导。村长刘大哈(《甜菜进行曲》)在接到种植甜菜的行政命令后，偷偷组织村民商量对策，成功哄骗了来视察的领导。社长王大干为了给江耗子要烈士荣誉，集结群众去找县长以壮声势，他先是和县长求情讲理，又让辛老疙瘩给江耗子写材料往报社电台送。虽没能如愿，但他的反抗是理性有策略的。

王立纯小说中的干部不是农民，就是与底层关系密切，与基层干部身份相比，他们更认同民间“族长”的身份。传统社会的族长是族群的最高权威，族人之所以敬仰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对族群利益的权力守护。王立纯小说中这些基层官员能够站在民间的立场上与权力冲突对抗，在他们心中族群的权力才是最高价值，他们对这些底层怀有强烈的爱和责任感。作家展现宗族文化在现代社会的积极意义，在权力与民间力量的冲突中，民间力量看似弱小，实则有强大的优势。

2.权力异化下的人性突围

权力本是伴随着公共服务而产生的社会力量，随着权力的演变发展，它有了异化的可能。“所谓权力异化，就是指权力主体被权力本身所奴役和统治的一种客观状态”[3]。权力主体即人此时成为权力的奴隶，人被异化的权力压迫囚禁，人对尊严、安全和爱的渴求得不到满足，独立自由的个性被压制。面对权力对人性的异化，民间百姓以他们的方式对权力进行质询，努力冲出权力的奴役捍卫独立自由的本性。由于身份和性格的不同，他们的突围程度和方式也不同。

王立纯小说中为官者对权力的突围表现为：矛盾挣扎中对权力的反省逃离和人性觉醒下对自我的救赎。前者具有很强的独立意识，他们感受到权力的异化后陷入痛苦的矛盾中，最后远离了权力。代县长谷玎想顾及到北沙县的每一个褶皱，可事实上他却每天疲于应对无意义的会议、饭局和不合实际的领导决策，为了在官场生存，原本正直、追求独立个性的他被权力打磨得虚假逢迎、圆滑世故；林场团委书记荆黎原想为林区百姓做些实事，可为了官位他得对顶头上司百般迎合，这与他桀骜清高的个性极不相符。他们一直在挣扎逃脱，寻求突围，外在表现便是其行为的矛盾延宕。谷玎有时候装傻充愣，有时又耿直地指出领导的错误；荆黎在讨好上司时表现得犹犹豫豫，极不情愿。他们逃离权力，以避免个性被权力再度异化。谷玎在宾馆建成后，他选择远离权力中心不再接管；荆黎直接辞别了官场，成为一名自由作家。

王立纯笔下也有在仕途中为了权力丢弃了善良、独立的品格，直到生命尽头才迷途知返，虽然他们的救赎只是精神上的安慰，但也是皈依人性的努力。刘老根(《边城三老》)年轻时为了权力不惜痛打自己的哥哥，得癌症后让妻子给大哥烧纸以求宽恕；镇长李秋生(《黑水河，白水河》)因贪污被调查后，决定自杀，下辈子宁做渔夫；张建设(《一路同行》)在临终前卸下权力的面具，对周围人发出真诚、关爱和忏悔。

无官者对权力的突围表现在他们对权力的自觉疏离和直接对抗。“作家的精神立场和审美理想影响甚至决定了人物的塑造。”[1]平民对权力异化的反抗是决绝的，彰显了民间的原始生命力和自由精神。方老五、田蚯蚓、许世峰等人对权力的背离是对权力异化的被动反抗，他们既无意争权夺利，也不想靠近权力。渔人方老五和镇长李秋生是兄弟，但他远离李秋生的干部身份，而对贫民生活乐得其所。田蚯蚓远离权力中心，在自己的世界里实现了自由。《飞翔的鱼》中，在别人都对村支书顶礼膜拜时，许世峰却对他不理睬。这些人物以远离权力的方式避免了被权力异化。有些人在遭遇权力对独立人格的侵害时，敢于直接对抗权力，对权力异化的主动突围。主要人物有三种：傻子、无产者和具有独立意识的读书人。傻子是最自由的人，也是最彻底的反叛者。因为傻而不受社会规范的制约，可以随心所欲地生活，敢无视甚至挑战权威。《欲望之水》中在选村长时曲发想操控选票，只有傻明子不惧他的威逼利诱，硬是不选他当村长；《岛国》中只有胡傻子敢于在二丫得势后大声说出她的底细；《拉依浪漫曲》中的吴二傻子在别人因为村支书的震慑而远离文秀秀时，依然坚守在她身边，支持她追求自己的幸福。另外，无产者是底层中的底层，权力损害他们的尊严和自由，他们直接与掌权者对抗。康秃儿、陈年四、朗高等公开与村长对抗。而那些追求自由独立的现代知识分子也以决绝的姿态对抗权力的异化。赵珊(《七号闸》)和白音音(《天风》)是受过教育的知识女性，虽是政治婚姻的受害者，但她们选择了反抗。赵珊替情人挡了子弹，安然地死在了情人的怀抱；音音用自杀来对抗这个压制她自由的社会。文驼子(《文驼子》)即使总是遭到刁难也不向权力屈服，他的孤傲也是其独立自由人性的外在表现。

二、底层对苦难的精神超越

从哲学上来讲，承受苦难是生存的本质，“人生在整个根性上便已经不可能有真正的幸福，人生在本质上就是一个形态繁多的痛苦”[4]。王立纯笔下的底层人民遭受着饥饿、劳累、病痛和性苦闷等身体苦难，也忍受着焦虑、孤独、缺乏尊严与安全感的精神苦难。他们从自身出发在精神上对这种沉重的苦难感受进行超越。这种超越主要有两条路：民间道德的坚守和喜剧精神的宣泄。

1.民间道德的坚守

民间道德有复杂的内涵，它既受儒家思想的浸染，又有佛道两家文化的渗透，因此它有安贫乐道的一面，也有对人生命运的参透释怀。虽受到官方道德的影响，但它经过了民间的自发选择而符合民间的生存方式。千百年来，对民间道德的信仰和坚守给予了人们超越苦难的勇气和信心。“北大荒恶劣的自然环境是作家描写人与自然的抗争的生活基础，而人与生存环境的抗争，特别是人与自身的抗争描写则成为一个生存哲学高度的命题。”[1]底层社会是远离官方意识形态的民间世界，底层通过对民间道德的坚守来确立自己的生存价值，以此对抗现代社会对他们的压迫和排挤。他们通过对民间道义的坚守来超越生活中的苦难。他们的道义观受儒家哲学的影响，穷且志坚、正直、善良、重义轻利是他们的道德准则。道义的坚持对底层来说具有重大意义。他们在现代社会中处于边缘地位，经济上的困境和精神上的创伤使他们必须要依赖道德上的自信来确认自身的存在。他们把生活中的苦难经历当做磨练意志的过程，以承受苦难来检验对道德信仰的忠诚度，只要能守住心中的道义，在精神上便是安然自在的。晋三中、方老五、张老板皆能守住他们的道，因此他们虽历经苦难，但并不觉愁苦。严平虽是个穷困的打工仔，但他一直恪守着诚实正直的做人原则，在苦难生活中也能坦然自若，充满骨气地生活。当他知道自己在无意中帮老板偷卖国家原油、女朋友原来是陪酒女时，异常痛苦。他用道德力量约束自己，辞了工作，与女朋友分手，达到了内心的平静。《口罩》中张力为面对矿上窑主的威逼利诱，选择了为死者讨说法。民间道德的坚持者身上有种悲壮的色彩，因为现实中传统道德已经被物质化、享乐化的现代社会冲淡，他们用道德来超越苦难是理想主义的，是作者的民间主义理想的集中体现。他们的超越既是对苦难的对抗，又是现代物质社会的人性坚守。

底层人物能够参透苦难，跳出自身局限，实现对自己苦难感受的超脱。他们坚持的民间道德既有洒脱的一面，也有遁世的一面，这是民间道德的复杂性。谷老爷子承受着生活的苦难也观察着别人的苦难，他对人生有了彻悟。而谷玎身上既有儒家的入世精神，又有道家的出世哲学。当他被社会压抑地身心俱疲时，超然物外的道家精神使他得以喘息。《龙伞》中的田蚯蚓一直被嘲笑压迫，但他把种水稻当做精神寄托，忘却了自己遭受的苦难。他活在水稻世界里，对苦难做形而上的超越。这些人物展示了民间文化超脱的一面，展现在苦难的重压下草根阶层顽强的生命力。

2.喜剧精神的宣泄

喜剧精神来源于民间，带有浓重的平民色彩。“这种精神内涵的外显形式和效果则是自由、轻松、幽默或讽刺的‘笑’”[5]。它是民间百姓天然形成的乐观洒脱的人生态度，在喜剧精神的影响下，底层将苦难取代成平等、自由和狂欢的喜悦，实现精神上的解放。民间喜剧精神不仅完成了对苦难的超越，还彰显了民间巨大的生命韧性和自由自在的生命意识。

喜剧精神表现为追求快乐、乐观自在。底层百姓用这种人生态度来超越生活中的苦难挫折。中国民间历来有乐感文化的基础，当以乐天知命、注重现世快乐的精神对待困苦庸俗的日常生活时，人们便将重心放在了对生活中美、趣味的用心感知上，这消解了苦难感受，甚至赋予其诗意的审美色彩，达到对苦难的精神超越。小说中的人们生活在自然条件恶劣、物质资源匮乏、精神娱乐活动极少的环境，可他们的精神依然昂扬向上，乐观自在。他们总能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发现美好。即使是一碗清淡的葱花汤，在饥饿的石油工人眼里也是美味可口的。(《月亮上的篝火》)写出了石油工人苦中作乐的生活场景。张老板是个大老粗，但他爱逗嗑说笑，乐观幽默的他成了油田上深受大家欢迎的人物。他游街串巷为大家修鞋时，吆喝着一语双关的口号：“谁家有破鞋，交给我来收拾啦。”[6]听到的人哈哈大笑。民间喜剧精神对苦难体验的超越，使得小人物能在苦难中精神饱满地奋斗下去。正因为这种喜剧精神才使得民间世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感染力。

喜剧精神发展到极致便是狂欢精神。底层通过狂欢来发泄郁闷，以获得精神上的超越和心理上的满足。“与官方节日相对立，狂欢节仿佛是庆贺暂时摆脱占统治地位的真理和现有的制度，庆贺暂时取消一切等级关系、特权、规范和禁令。”[7]狂欢追求平等、无序，它是一种癫狂快乐的游戏，藐视一切压制自由的制度和常规。王立纯将这种狂欢化的情景普及：有忆苦大会的夸张喧嚣，有农民械斗的热闹混乱，还有群众的“狂欢”游行。这种狂欢释放了淤积在人们心中的苦闷情绪，他们在乐观的理想主义激情中，超越个体的苦难体验。

三、自然祛魅的悲哀

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理性主义和科学逐步揭开自然世界的神秘面纱，实现了“世界的祛魅”。祛魅后的自然被人们当做物质材料去研究探索、随意改造利用，这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态问题，破坏了人们赖以生存的家园。自然祛魅与中国民间对待自然的价值观截然不同：民间认为自然不是客观的物质构成，而是有着自己主观意志的主体存在。因此自然的祛魅也是人的祛魅，是一种人精神深处自然美的丢失和悲哀。王立纯小说正展现了祛魅下的民间现实世界：生态破坏、自然人性美的凋敝。对于自然祛魅带来的恶果，他极力呼唤诗意家园和自然人性的回归。当民间的生命意识与生态主义的宇宙精神发生碰撞融合时，便生发出一种宽广博大的人文关怀。

1.诗意家园的颠覆

人类居住的地球本是一个诗意的存在，但人类对生态的破坏颠覆了人们赖以生存的诗意家园，也破坏了民间自由诗意的栖居方式。这种破坏包括砍伐森林、污染河水、捕杀野生动物、侵占野生动物的土地、超过土地负荷地种植经济作物等。王立纯以穿透历史迷雾的清醒态度，站在民间立场上反思了人们对生态的破坏。首先，这种破坏不仅对自然生态是伤害，它反过来也对人类自身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一路同行》中张建设提出“流送”的主张，此举不仅使白练河水和明镜湖水变得浑浊不堪，也使河水变得脾气暴躁，经常有人被开闸的洪流淹死或被流送的木头撞伤。连张建设的老爹也不幸被河中木头捣伤，成了植物人。环境的恶化促使张建设得了脑瘤，林场中人们稀奇古怪的病也日渐增多，明镜湖里的鱼快要死绝，剩下的也不敢吃，只好当做养殖场狐狸貉子的饲料。《龙伞》中由于不节制开采，导致嫩江流域水土流失严重，最终造成了洪水泛滥、百姓流离失所。其次，“北大荒风情的消逝首先是原始生态的消逝。地域文化有着顽强的渗透力，地理环境的改变影响人们文化心理的改变”[1]。自然环境破坏对人类的精神生态也产生了伤害，由于底层百姓的弱小无助，他们遭受的精神创伤更大。很多政策性的采伐、掠夺自然资源并非他们所愿，但是贫穷让其沉默顺从，结果乡村生存条件更加恶化，他们只得背井离乡来到城市打拼。但他们享受不到现代城市的物质文明，却被都市的冷漠、拜物化等现代病传染。打工者们失去了故乡，也没能走进城市的中心，他们赖以生存的故园不在时，精神家园也无处找寻，灵魂便处于一种无根漂泊的状态。

那些追求自由生存、具有强韧生命力的人物对现实和精神上的家园进行了坚定的捍卫。荆黎(《苍山》)为保护森林，减少滥砍滥伐不惜和他的上司辛河决裂；廖九哥(《因公出差的沙河羊》)和胡达飞(《弥天大谎》)都把羊当做通人性的动物而对它们爱护有加；滕爱诗(《清水出山》)为保护生态多次撰文批判唐莫扎建拦河大坝。但他们是孤独、不被理解的。由于自身的弱小和对手的强大，他们的声音和命运就像自然一样脆弱不堪。荆黎对环保和良心的坚守不受周围人理解，最后不得已逃离了故乡，廖九哥、胡达飞因不合群、执拗被当做傻子；滕爱诗的文章虽有理有据，却仍阻止不了大坝的准时开工。但他们冒傻气的坚守和反抗，恰好彰显了民间自由力量的不可压抑，表达了人类对于自然的敬畏和尊重。于是他们的存在有了悲壮感和崇高感，作者在他们身上寄托着追求自由自在的民间理想和人类诗意栖居的希望。

2.自然人性美的凋敝

自然与人性具有内在的统一。“那推动我们自己的情感活动起来的力，与那些作用于整个宇宙的普遍性的力，实际上是同一种力。只有这样去看问题，我们才能意识到自身在整个宇宙中所处的地位，以及这个宇宙整体的内在统一。”[8]人类栖息的大自然具有一种诗意美，自然美也包含生命之美。大自然的美表现在人身上可以呈现出一种自然活泼、天真善良的人性美。现代社会的自然祛魅否定了自然美的客观性，把自然当做可利用的工具材料，这不仅破坏了自然美，也破坏了自然的人性美，这是有违人性和自然规律的可怕后果。

人性美的凋敝着重体现为年轻女性身上单纯自然品格的遗失。她们大都美丽天真，具有乡村、山林的自然气息，但她们不断被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伤害：因为美丽单纯而被男性占有、利用和伤害，她们逐渐抛弃最初的美好品质，换以虚伪世俗的面貌去融入社会。男性对女性的压迫也隐喻了人类对自然的压迫，女性的美丽脆弱和自然如出一辙。《苍山》中的洛丽本是个漂亮单纯的混血女孩儿，她热爱自然，对小动物亲切友爱。她和荆黎两情相悦，可这段感情却被荆黎的父亲极力阻挠，理由是她的血统会影响荆家的血脉。她变得现实世故，放弃爱情远赴澳洲，嫁给了有钱的老头。《宋大辫子》中的宋大辫儿，她的绰号是因她有一对乌黑漂亮的长辫子。年轻的她追求美丽诗意的生活，却一直因为好看和生活方式突出遭到打压。后来她通过掩藏女性身份在男性世界里取得了事业上的成功：先是做妇女主任，后又办街道工厂。存款折上有了“五”字打头的四位数。抽烟喝酒猜拳行令样样精通，干起活来身先士卒、骂起人来男女都怕。这样的“女强人”在床底下发现自己年轻时剪下来的辫子时，不禁疑惑是谁的。这条辫子象征了她的自然美，当她想在男权社会中打拼事业又保住自己清白时，只能牺牲自己的女性美，剪掉辫子像男人一样生存。对辫子的迷惑意味着对自己女性身份的迷失，当她丢掉了女性特有的美丽时，便丢掉了自我，成为无性人。

王立纯通过对女性命运的书写传达了对美的消逝的悲哀。这些温柔烂漫的女性形象是作者精神故园的寄托，当她们身上的美被破坏时，作者心中那能安放心灵的“故园”不存在了。这种美是乡村的、最原始的自然美，它的核心即自由自在，它的衰落也是民间自由精神的衰落。这是背离民间和自然的结果，作家给了世人深刻的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