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半岛局势转变与中国东北亚战略新构想

2020-01-08 19:22李成日钟飞腾
关键词:东北亚地区中日韩东北亚

李成日,钟飞腾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北京100007)

引 言

2019年6月20—21日,应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在访问期间,习近平表示:“中朝关系已经进入新的历史时期。”[1]这预示着中朝关系定位的显著变化和提升。6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大阪会见韩国总统文在寅时强调:“从我这次访问朝鲜和近期各方面情况看,半岛缓和对话的大势没有变,政治解决仍是各方的优先选项”[2]。与此同时,中方依然指出朝鲜半岛局势仍存在不确定性。7月25日公布的《国防白皮书》认为:“朝鲜半岛局势有所缓和但仍存在不确定因素”[3]。8月21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北京举行的第九次中日韩外长会上表示:“当前半岛局势稳中有变,其中的不确定性值得各方重视”[4]。

朝鲜半岛局势中的不确定性主要是指朝美关系的变化。2019年6月30日,特朗普总统在参加大阪G20峰会后访问韩国,并与金正恩在板门店举行会晤,给外界发出积极信号。但是,美国建制派对朝鲜的敌视态度仍很强烈,朝美双方的言语纷争时有发生。8月底,针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坚持对朝实施严厉制裁的说法,朝鲜外相李勇浩认为蓬佩奥是“美国外交上的顽固不化的毒瘤”[5]。当地时间9月10日,特朗普在华盛顿出人意料地宣布,对朝持有强硬立场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特将辞职[6]。这一结果表明特朗普对美朝关系进展并不满意。10月初,朝美两国根据达成的协议,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了工作磋商。虽然之前对此次谈判的期待很高,但从谈判的结果来看,朝美协商还需要漫长的过程,两国关系的彻底改善十分艰难。美国在朝鲜半岛事务上的反复并不是孤案,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美国的对外政策出现了自二战结束以来最为复杂、急速的转变,美国已经成为国际事务中的最大不确定因素。我们看待美国对外关系的固有理论和思维模式需要加以革新,中央提出“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战略判断也已表明这一点。

近一段时期以来朝鲜半岛局势演变透露出的信息是,推动半岛局势变化的力量正发生重大转变,中国的影响力上升十分明显。长期以来,在朝鲜半岛局势演变中,人们认为美朝是主要动力,中国只是从2002年开始才介入朝核危机,倡议推动“六方会谈”,虽然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但影响力不如美国[7]。2016年中国政府提出“双轨制”,但多数中国学者仍认为美朝是最大利益相关方[8]。直至2018年初,朝鲜领导人发表新年献词表明了朝鲜变革的决心,金正恩多次访问中国,朝鲜半岛形势出现明显变化,对此有中国学者提出朝鲜是“首要的推动力量”[9]。从中国奋力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角度来看,朝鲜局势的转变与中国外交观念的革新和战略运筹有重大关联。尽管多数学者并不否认这种关联和中国角色的重要性,但很少有学者将朝鲜半岛局势转变与中国的东北亚战略联系在一起。本文认为,近两年来中国在东北亚事务上有很多新的理念、思路和布局,这既是中朝关系变化的动力,也是中朝关系演变的结果之一。理解这种转变需要有更广阔的视野,不能仅仅考虑中朝双边关系,而是要多方面考察多组双边关系、特别是中国主动谋划东北亚整体局势的思想和行动。

从百年大变局视角看,近年来中国周边外交中最为重要的新变化是中国的综合国力上升,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周边的看法的转变,特别是出现了将周边视作中国崛起的依托地带的外交观念和战略布局[10]。就中国的朝鲜半岛政策而言,2016年初以来中国政府相继提出“双轨制”和“双暂停”思路,①2016年2月17日,王毅部长在与澳大利亚外长会谈时首次提及“实现半岛无核化与半岛停和机制转换并行推进的谈判思路”。3月8日,王毅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回答记者提问时再度进行阐述。王毅认为“无核化是国际社会的坚定目标,停和机制转换是朝鲜的合理关切,两者并行谈判,分步推进,统筹解决,既公平合理,又切实可行”。参见《王毅:实现半岛无核化与半岛停和机制转换并行推进》,载《人民日报》,2016年2月18日;《王毅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答中外记者问》,载《人民日报》,2016年3月9日。顺应和推动了朝鲜半岛局势的发展。我们认为,之所以取得积极成效,是因为我们积极改善和推动中朝友好合作关系,从更加广阔的视野和高度审视东北亚局势,将朝鲜半岛囊括在东北亚区域内,放置于中国的周边外交和大国外交中加以谋划。当前,朝鲜半岛局势已经进入安全与发展并重的政治解决阶段,中国的东北亚新战略也已得到拓展。传统上,中国的东北亚战略是分离的,一是陆上以中俄蒙为主,一是海上以中日韩为主,两根主线依据不同的背景和逻辑展开,侧重点不一样,关注的研究也不同。而本文所概括的东北亚新战略,包含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的意思:第一,中国政府认为“一带一路”是振兴东北的重要抓手之一,因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需要在东北亚地区合二为一,这就无法绕开朝鲜半岛形势的转变,而中朝关系积极变化则显著改变了局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中国政府在朝鲜半岛和东北亚主动布局谋篇,不仅仅是出于外交考虑,也有重要的内政需求。第二,中国政府认为中俄蒙合作与中日韩合作均是东北亚合作的主要推动力。目前,这两个方向的合作均有重大的新进展,这构成了中朝关系新定位的外部环境,也是中国新东北亚战略的基础之一。

一、习近平访朝及朝鲜半岛局势转变

首先,如果说判断中朝两国特殊关系的重要指标是首脑会晤,那么随着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多次访华,这个因素已经具备了,即便如此,中朝关系的定位已经有了新的转变。2018年3月,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首次访华之后,中朝关系开始发生积极变化。在同金正恩会谈时,习近平总书记表示,“要把中朝传统友谊不断传承下去,发展得更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朝鲜社会主义建设也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11]。5月初,在朝鲜举行劳动党七届三中全会之后,习近平与金正恩在大连举行第二次会晤。习近平重申了两位领导人3月会晤时的共识,其中第一条是“中朝传统友谊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发展好中朝友好合作关系是双方坚定不移的方针,也是唯一正确选择”[12]。就此而言,中方认为中朝关系的定位是清楚的,即“友好合作关系”。6月20日,金正恩再度访华,习近平强调:“中朝双方达成的重要共识正逐步得到落实,中朝友好合作关系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朝鲜半岛对话缓和势头得到了有力巩固,朝鲜劳动党新的战略路线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迈上了新征程。”[13]因此,中方不断强调的是将大力支持朝鲜转向经济建设的新战略路线,这就构成新时代中朝的战略基础,也是中国东北亚战略的基础之一。

大连会晤后,中方对朝鲜半岛局势的判断,从“明显缓和”提升至“积极变化”,并最终定位于“重大积极变化”。2018年7月,在第五轮中德政府磋商联合声明以及第二十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联合声明中,都有“今年年初以来,朝鲜半岛局势明显缓和”的表述[14][15]。 2018 年 11 月 15 日,李克强总理在新加坡出席第十三届东亚峰会演讲时指出:“朝鲜半岛形势出现重大积极变化”[16]。11月17日,习近平主席在巴布新几内亚会见韩国总统文在寅时指出:“过去一年,朝鲜半岛形势出现积极变化,半岛问题总体上回到对话协商的正确轨道。”[17]2019年6月,习近平主席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在两国联合声明中,中俄表示“双方欢迎2018年以来朝鲜半岛形势发生的重大积极变化”。该声明还指出:“政治解决半岛问题应坚持无核化换安全与发展的目标,综合平衡解决各方关切,并行推进半岛无核化和建立半岛和平机制。”[18]因此,与通常人们认为的“政治解决”含义比较模糊不同,这次联合声明比较清晰地说出了“政治解决”的含义,即安全与发展两条腿走路。

从俄罗斯出访回来后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即应邀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是中国领导人相隔14年后对朝鲜的正式访问,也是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内两国领导人的第5次首脑会晤,其互动次数之频非常罕见。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密切交往和战略沟通对于中朝关系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在习近平主席访朝的整个过程中,有关“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的表述出现12次、“政治解决”出现7次,“对话、战略沟通、协调”出现5次。因此,随着朝鲜半岛形势出现重大积极转变,下一阶段的重心转向“政治解决”,即安全与发展两条腿走路。2019年10月6日,中朝两国领导人就中朝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再次强调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实现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全面复兴[19]。

中朝两国通过首脑会谈和互动,逐步恢复和加强了在朝核问题上的战略协调与沟通。2018年3月,金正恩在中朝首脑会谈中首次表示,“按照金日成主席和金正日总书记的遗训,致力于实现半岛无核化,是朝鲜始终不变的立场”[20]。这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首次公开表明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立场。根据朝方的无核化立场,中国方面明确表示,支持半岛无核化方向,支持朝韩持续改善关系,支持朝美举行首脑会晤并取得成果,支持有关方通过对话解决各自合理关切。中朝在朝核问题上协调了立场,为合作奠定了重要基础。

其次,中朝双方就通过对话“分阶段、同步走”的和平解决方式达成共识。金正恩来华访问时表示,希望有关各方负责任地采取分阶段、同步性的措施,推进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在朝鲜半岛核问题上,坚持半岛无核化方向,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分阶段、同步走是中朝两国领导人对朝鲜半岛核问题所达成的共识。另外,2018年以来,每当举行朝韩、朝美首脑会晤之前,金正恩都先访华,同中国领导人进行战略沟通,互相通报国内情况,并围绕重大问题交换意见。这不但巩固和发展了中朝友好合作关系,而且彰显了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显示了中国是朝鲜对外关系中最重要、最可靠的战略伙伴。

目前,中朝双方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司法、文化、教育、旅游、媒体、地方、艺术、智库等领域交流广泛,双方代表团的访问次数达40多次。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率中国军事代表团、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中共中联部部长宋涛率中国艺术团相继访朝,朝鲜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朴泰成率劳动党友好参观团、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李洙墉率朝鲜友好艺术团、人民军总政治局长金秀吉陆军大将率朝鲜军事代表团相继访华。此外,中国外交部代表团、体育代表团、青年干部代表团、文艺工作者代表团、新华通讯社代表团、《人民日报》代表团、中共辽宁省委友好代表团、深圳艺术代表团访朝,朝鲜外务省代表团、朝中友好协会代表团、《劳动新闻》代表团、朝鲜记者同盟中央委员会代表团、黄海南道代表团、朝鲜教育委员会代表团、朝中友好议员团、朝鲜社会科学院代表团、建筑师同盟代表团等访华。

二、“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与东北全面振兴的协调发展

2013年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以来,中国积极推进中蒙俄经济走廊,加快东北地区振兴步伐,推动东北亚地区合作进程,促使东北亚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发生重大改变[21]。根据时代变化和发展需求,在面对“一带一路”建设在东北亚地区的进展时提出两种思路:一是侧重中蒙俄经济走廊[22];二是侧重中日韩合作[23]。 上述思路回应了2018年以来朝鲜半岛局势发生重大积极变化的背景,但这两大构想仍体现出陆上与海上的不同路径。随着朝鲜半岛形势的转圜,这两股地区合作的思潮正在出现融合的态势,例如,2018年9月习近平主席出席俄罗斯东方经济论坛时提出了“东北亚地区协调发展新模式”构想[24]。自2018年10月起,日本从“一带一路”的怀疑者转变为有条件的参与者[25]。我们似乎也可以说,东北振兴,中俄远东开发的机制化和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开展等战略部署,正从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推动中国形成东北亚战略。概言之,以“一带一路”为牵引,正在形成中的东北亚战略构想,将使东北亚地区合作出现海上和陆上交汇的重大战略转变,地缘政治经济正在发生新一轮重构。

“一带一路”建设已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果。2018年8月,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上强调,推动“一带一路”向高质量发展转变,这是下一阶段推进“一带一路”工作的基本要求[26]。2019年4月,习近平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里指出,今后“一带一路”建设通过双边合作、三方合作、多边合作等各种形式,建设高质量、可持续、抗风险、价格合理、包容可及的基础设施[27]。9月,国务委员王毅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指出,坚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实现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对接国际上普遍认可的规制、标准和最佳时间,推动“一带一路”沿着高质量方向发展,也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内容[28]。

“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与中国国内的改革进程密切相关,推动建立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也将进一步加快中国的东北振兴和地区合作。2018年9月下旬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东北,就深入推进东北振兴提出六个方面的要求,其中第5条:“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建设开放合作高地。要加快落实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重点任务,完善重点边境口岸基础设施,发展优势产业群,实现多边合作、多方共赢。”[29]2019年 8月 23日,习近平向第十二届中国—东北亚博览会致贺信,其中指出:“东北亚是全球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共建‘一带一路’为拓展和深化地区合作持续注入新动能。”习近平还强调,“当前加强东北亚区域合作的有利条件不断累积”[30]。之所以着重强调“有利条件不断累积”,一是基于朝鲜半岛局势的转圜,二是在战略层面上中央提出了“东北亚地区协调发展新模式”概念构想。

正是基于对“一带一路”建设前景的良好期待、特别是对朝鲜半岛形势转变的切身感受,东北三省地方政府提出了基于自身特点的“一带一路”发展倡仪拓展和对接方案。2018年8月,中共辽宁省委和辽宁省人民政府公布《辽宁“一带一路”综合试验区建设总体方案》,并提出深度融入中蒙俄经济走廊和“中日韩+X”模式,引领中国、俄罗斯、日本、韩国、朝鲜、蒙古国际合作,拓展东北亚合作格局,拉动中蒙俄经济走廊与“东北亚经济走廊”对接发展,努力构建东北亚命运共同体。该总体方案提出创建“大连自由贸易港”,以大连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国际物流中心、沈阳东北亚科技创新中心为战略支点,积极参与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设,全面打造面向东北亚的开放大门户,把辽宁建设成为“一带一路”建设先行区、东北亚国际合作先导区、全面开放引领全面振兴示范区。另外,辽宁将以丹东为门户,倡导连接丹东—平壤—首尔—釜山铁路、公路及信息互联互通,争取国家实施设立“丹东特区”,打造成对朝经济合作重要支撑点。

2019年8月,吉林省发改委公布《沿中蒙俄开发开放经济带发展规划(2018年—2025年)》,全面扩大与俄、蒙、朝、韩、日等东北亚国家交流合作,积极建设沿中蒙俄通道开发开放经济带,打造成吉林省连接中蒙俄经济走廊、推动与东北亚全面合作的新载体和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向北开放重要窗口的新样板、新一轮振兴发展的先行区。2019年8月26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印发6个新设自由贸易实验区总体方案的通知》,新设山东、黑龙江、广西、云南等6个自贸试验区。8月30日,中国黑龙江自贸试验区正式揭牌。根据该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将黑龙江省打造成对俄罗斯及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中心枢纽,建成高标准高质量自由贸易园区。

众所周知,朝鲜是东北亚乃至世界上少有的未开发国家,所以对朝鲜经济合作成为东北亚地区合作的一个主要关注点。如何将“东海线”、“京义线”等铁路、公路与中国大陆连结,都是对朝经济合作亟待解决的课题,这些非常迫切需要中国的支持、参与以及投入。目前,朝鲜方面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最近进展以及中朝经济合作等表示深切关注,愿意跟中方开展多方面交流与合作,积极摸索适合于自身的经济发展道路。随着半岛局势的缓和,加上“一带一路”建设在东北地区的积极开展,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的经济合作将会得到加快推动,同时给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带来新的机遇。

三、中俄战略协作推动东北亚地区协调发展新模式

鉴于东北亚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突出地位,自20世纪90年代初起有关推动东北亚合作的方案就层出不穷。但以往的方案要么是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提出,要么是经济发达的日本、韩国提出,中国事实上并没有专门提出覆盖全地区的东北亚地区合作方案。中国政府推动的地区合作重心一直在东南亚,2001年签署的中国—东盟自贸区协定就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因此,中国的区域合作战略也呈现出从东南亚往其他次区域地区扩散的局面[31]。

从东北亚的地缘环境看,中俄战略对接对于推动东北亚地区合作进程至关重要。2014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杜尚别举行中俄蒙三国元首会晤,三国同意建立副外长级磋商机制,统筹推进三国合作[32]。从2015年起,俄罗斯每年在远东地区举办东方经济论坛,远东地区开发合作也步入快速发展阶段。2018年9月12日,习近平主席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的第四届东方经济论坛的演讲中提出:“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积极探讨建立东北亚地区协调发展新模式。”[24]这是习近平主席首次就东北亚区域合作提出新的构想和思路。在此之前,习近平主席也曾谈到东北亚区域合作,但并未提出“地区协调发展模式”。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断,正是基于“一带一路”与东北亚诸国战略对接的经验,中方提出要积极探讨建立东北亚地区协调发展模式。

目前,中俄在东北亚地区的合作富有成效,而且机制建设相对完备,尤其是能源合作对整个东北亚地区合作将起到强有力的推动示范引领作用。2018年11月7日,《中俄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合作发展规划(2018—2024年)》正式获批,全面阐述了远东地区中俄经贸合作发展机制。按照该规划给出的数据,俄罗斯远东地区分布着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煤矿、锡矿和世界级的大型多金属矿,液化天然气出口量占国际市场份额的5%,正在形成全球性的石油化工中心[33]。在液化天然气市场中,5%是一个很大的比重,可以进入全球第六大出口地区,2018年超过印度尼西亚出口份额0.2个百分点[34]。一个在能源资源上大力发展的东北亚区域,不仅对于缺乏能源的韩日具有吸引力,而且对朝鲜同样具有重要意义。2019年底,俄罗斯东线天然气输华管道即将开通。据报道,俄罗斯总统9月提议将研究开设经过蒙古的天然气输华管道[35]。事实上,经济与能源合作工作会议也曾是2007年六方会谈的一项重要内容,但现在显然处于更加有利的合作时机。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在朝鲜半岛局势转变进程中,中俄战略协作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17年7月4日,中俄两国发布了关于朝鲜半岛问题的联合声明,强调可能引发武装冲突的风险,而且双方认为,要基于中方提出的“双暂停”倡议、“双轨并行”思路,以及俄罗斯方面关于解决朝鲜半岛问题分步走设想的思路,用政治方式解决半岛问题[36]。2019年6月,在习近平主席出访朝鲜之前,中俄又发布了新的朝鲜半岛问题联合声明,其中提出了“政治解决”的完整思路,两国战略协作为维护半岛和平起到重要的稳定作用。

四、“中日韩+X”合作机制与“一带一路”的协调发展

20世纪90年代后期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中日韩三国在与东盟的会晤(10+3机制)中逐步形成领导人会晤机制。2002年11月,在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晤之际,中方建议适时启动三国自由贸易区。此外,日韩两国领导人还表示对朝核问题的严重关切[37]。由此我们得到两个基本结论:一是东北亚地区合作是从整个东亚“10+3”机制中起步,逐步发展成独立的中日韩合作机制;二是中日韩三方合作从开始之初就面临着朝核问题等地区安全因素的干扰,三方合作之所以在东盟方向获得较大进展,也与东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环境有较大关系。

2008年12月,中日韩三国领导人首次在东盟“10+3”框架外单独举行会议,决定建立面向未来、全方位合作的伙伴关系,同时将这一会议机制化,每年在三国轮流举行。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制度的建立就意味着中日韩合作的机制化。2011年9月,中日韩三国在韩国首尔建立中日韩合作秘书处,为三国务实合作、友好交流提供制度上的支持平台。过去20年间,中日韩之间的贸易额从1300亿美元增至7200亿美元,已成为彼此最为重要的经贸伙伴。中日韩合作以领导人会议为核心、21个部长级会议和70多个对话机制为支撑的三方合作架构,在科技、环保、海关、卫生、运输物流、信息通信等领域实施了大量合作项目。

2018年5月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提出要建立“中日韩+X”合作机制,拓展第四方市场,打破地域、国别和领域范畴。在会上,三国领导人一致同意建立“中日韩+X”合作机制,带动本地区可持续发展[38]。2019年5月,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在2019年中日韩合作国际论坛开幕式致辞中重申,开展“中日韩+X”合作,共享三国发展经验,合力帮助其他国家,实现多元包容的共同发展[39]。2019年8月,第九次中日韩外长会议在北京举行,三国达成共识,推进“中日韩+X”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还通过了“中日韩+X”合作概念文件,将在协商一致基础上,探讨在可持续经济、生态环保、减灾、卫生、减贫以及人文交流等诸多领域的合作,促进共同发展[40]。显然,考虑到蒙古国的第三邻国概念,实际上东北亚各国彼此互为邻国,东北亚地区构成了“中日韩+X”合作的重要区域。

日、韩两国曾是历史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完全有条件更加积极地参与“一带一路”建设。2015年10月,中韩两国签署了《中国国家发改委和商务部与韩国企划财政部和产业通商资源部关于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双方在信息通信、钢铁、航空、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结合两国各自的比较优势,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中韩两国企业已经在苏丹新机场、迪拜绿色通道、厄瓜多尔炼油厂等建设项目里联手参与,取得了一定的成功[41]。2018年10月,第一届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在北京举行,双方共签署52项合作协议,包括基础设施、金融、物流、信息技术等广泛领域,签约金额达到180亿美元。

由于历史与现实问题,围绕主权、领土、历史问题的纠葛仍在持续,三国之间仍然存在一定分歧。王毅表示,20年间,中日韩合作也曾几度经历波折,事实一再证明,正视历史、面向未来,是三国合作的政治基础[42]。2019年是中日韩合作启动20周年,三方积累了不少经验,通过三边合作也都有了一定的互信基础。2019年底在北京举行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可以预期形势发展将进一步加快“中日韩+X”机制建设。随着中国的东北亚地区合作新战略构想的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与“中日韩+X”合作机制以及东北亚地区合作将联动在一起,会有效地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在东北亚地区开展。

结 语

2018年6月,习近平主席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中国外交也更富进取心。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美国对外政策正处于二战结束以来最大的变动时刻,朝鲜正全面转向经济建设,中俄等国也积极支持朝鲜的新战略路线。在此重大时代背景下,2019年6月习近平主席的访朝,对推动半岛形势转圜产生了积极效应,朝鲜半岛局势正朝着政治解决的方向迈进,推动经济合作和共同繁荣符合地区内所有国家的利益,也是民心所向。本文认为,习近平主席访朝后,中朝关系进入新时代,朝鲜半岛形势也正在开启“和平合作时代”,这对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发展产生新的重大影响,中国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

在此基础上,本文对中国酝酿提出的东北亚新战略进行了深入分析。以往在中国外交中很少看到东北亚战略的表述,本文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基于目前的发展态势和中国的多方行动,一是在和平安全问题上出现重大积极变化的朝鲜半岛形势,中方自2016年起相继主动提出“双轨并行”、“双暂停”等思路,也得到俄罗斯的支持,中俄共同促进东北亚局势变化和发展,中方据此提出东北亚地区协调发展新模式构想;二是在国内层面加强从更广阔的视角审视东北振兴问题。在“十三五规划”中,中国政府提出支持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建成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和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中心枢纽。随着东北三省相继出台参与“一带一路”的实践方案,进一步明确了东北亚局势与东北地区振兴的关联性。尤其值得强调的是,随着“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中日韩在东北亚的合作重现合作动力,加上中蒙俄合作的联动,陆上和海上两股合作动力趋于汇合,成为中国东北亚新战略的重要支撑。因此,无论在安全形势上还是在经济发展方向上,东北亚都在发生重大的积极变化。

当前,“一带一路”建设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中朝友好合作应根据时代的发展要求,根据两国领导人通过互访和会谈所达成的共识,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逐步改善合作范围和重心。今后,随着中朝、中韩、中俄、中日、朝韩、朝美等多方关系的改善与发展,不仅深化国家层面的双边合作关系,而且也要大力促进地区各国的地方间的合作,特别是中方提出来积极探索东北亚地区协调发展新模式,将有助于构建东北亚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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