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宗室“北狩”生活探析

郝素娟

金太宗天会五年（1127，北宋靖康二年），金攻下北宋都城开封，北宋灭亡。徽、钦二帝及皇室宗族、眷属、宫女等被俘北迁，宋人书籍称此事件为徽、钦二帝的“北狩”，因此本文中的“北狩”生活是指以宋徽宗为核心的北宋宗室北迁后的移民生活。作为金初北迁移民中的特殊群体，多年来，学界对于北宋宗室移民给予了一定关注①张泰湘、刘文生《徽、钦二帝在五国城的囚禁生活》，《北方文物》，2001年第1期；张泰湘、刘文生《随徽钦二帝掳往五国城的人员考》，《学习与探索》，2003年第2期；温洪清、廖怀志《宋人蔡鞗撰《北狩行录》记述徽钦二帝在五国城的囚禁生活》，《黑龙江史志》，2007年8月；周喜峰《五国城：父子皇帝“坐井观天”》，《中国文化报》，2009年7月5日；廖怀志《徽钦二帝坐井观天传说与史实考》，《黑龙江史志》，2006年1月；那海洲、张相和《徽钦二帝在金“行宫”及其境遇状况考》，《满族研究》，2011年第3期；张明华《“靖康之难”北宋宫廷及宗室女性研究》，《史学月刊》，2004年第5期。。这些成果除考证徽、钦二帝北迁的具体地点外，也有学者探讨了徽、钦二帝的囚居生活，但仍有深入拓展的空间。笔者不揣愚陋，在已有成果基础上，详疏史料，探析以宋徽宗为核心的宋宗室群体的“北狩”生活，探讨他们的经济来源、日常生活、内部纷争等问题，同时分析其移民生活的特点，以期对此群体的研究有所补益和深入。

一、宗室移民生存的经济来源

北宋宗室作为群体性北迁，人口数量庞大，身份特殊，故金政权实施养济政策，赐予土地，给予徽、钦二帝俸禄。金政权的养济政策是宋宗室移民群体生存的基本保障，也决定着宗室移民的生活境遇。

1.俸禄赏赐——生活保障

天会六年（1128）八月，金人封徽宗为昏德公，钦宗为重昏侯。［1］59《金史·百官志》规定，“正从二品曰郡公。正从三品曰郡侯”。［1］1222-1223从二品俸禄：“钱粟一百四十贯石，麹米麦各二十称石，春羅秋綾各二十匹，绢各七十五匹，绵三百两”。从三品俸禄：“钱粟六十贯石，麹米麦各十四称石，春秋衣羅绫各十匹，绢各五十匹，绵百八十两”。［1］1340-1341徽宗、钦宗的俸禄可能是其生活的主要保障。天会九年（1131），赐昏德公、重昏侯时服各两袭。［1］63皇统元年（1141）二月，熙宗取消了对宋二帝原侮辱性封号，改封赵佶为天水郡王，赵桓为天水郡公。同年十二月，“天水郡公赵桓乞本品俸，诏周济之”。徽宗、钦宗薨后，养济政策并未作罢，由其后人享有。皇统二年（1142），“诏给天水郡王子、侄、婿、天水郡公子俸给”。三年（1143）八月，“诏给天水郡王孙及天水郡公婿俸禄”。［1］76、78、79、80天德二年（1150），“给天水郡公孙女二人月俸”。［1］94此类记载在《金史》中较多，宋人也说：“道君北狩，在五国城或韩州，凡有小小凶吉丧祭节序，北国必有赏赉，一赐必要有一谢表”。［2］452海陵伐宋期间，养济政策停止。世宗上台后，恢复了养济政策。大概养济赵氏族属费用较高，参知政事梁肃为节约国库开销，上疏曰，“天水郡王本族已无在者，其余皆远族，可罢养济”。世宗却曰“赵氏养济一事，乃国家美政，不可罢”。［1］1985可知养济宋宗室已成为金国的传统政策。金章宗明昌六年（1196），敕“有司给天水郡公家属田宅”［1］234金宣宗时，因宋金之间再次爆发战争，养济政策才停止。

相对于徽、钦二帝，赵氏其他族属获得金政权生存供给甚少，导致诸多宗室成员相继逝去。徽宗、钦宗迁离燕山后，留在燕山的宗室仍有一千八百余人。金政权“日给米一升，半月支盐一升，而嗣王与兵卒无异，拘縻点勘，监视严密”。“一岁之间，死及八分，止存三百九十八人”。［3］395即使后来生活稳定，族属仍有“粮食不给，形体裸裼之人”。［3］179这部分宗室移民常常忧“糊口之难”［4］531。

2.赐地务农——自耕自养

每到新居地，金政府首先提供土地，令宗室自种自养。天会六年（1128），徽宗等人迁往通塞州（今吉林四平西侧一面城古城），“给地十五顷，令种莳以自养”。［3］560韩州的宗室“给田四十五顷，种莳自给”。［5］212天会九年（1131），赐给上京宗室及兵士等“钱三万贯，牛三百头”。［3］405在五国城时，房屋有部分损坏，但怕耽误农时，徽宗命农事完毕再修。“行宫有回禄之扰，嫔御之内及沿烧者，本位陈乞聚夫修盖”。徽宗曰：“正是农时，岂可妨废，止令修盖官那容应办”。［3］186不肯耽误农时修盖房屋，说明农业在宗室移民生活中的重要性。由“刘定宰羊不如法”可知除农业生产外，他们还蓄养牲畜，自然鸡、鸭、鹅等小家禽也能饲养。

此外，南宋使者带来慰问徽宗、太后等人的财物，也是其生活的补充来源。如天会十年（绍兴二年，1132），南宋“遣潘致尧等为金国军前通问使，附茶药金币进两宫”。［6］500“金国送到太上皇帝进奉金银等物，见之泣下”，［3］186必是南宋使者捎来物品才使徽宗伤感泪下。

徽宗在韩州时，金统治者允许宗室晋郡王孝骞等九百余人迁往韩州与徽宗同住，徽宗高兴之余即“遣杜遵道计买薪米，均行给赐，莫不安居”。［3］182-183韦太后（高宗生母）启程回归南宋时，与她平日交好的乔贵妃拿出黄金五十两给负责遣送的高中尉，只为行途妥善照顾韦太后，“愿中尉照管善抵江南”。［3］178以上说明徽宗、钦宗的物质生活可能较为充足，维持日常开销后还有节余，故乔贵妃能拿出黄金五十两。

二、宗室移民的北上行途

天会五年（1127）四月，女真贵族押送徽、钦二帝、诸王、大臣等万余人北上金国。在启行前，女真贵族送给二帝衣物、钱财等生活、祭祀用品，如“金银三千两，衣著各二，两火燎头，笼二副，皆入殿供设物”。［3］311从开封到燕山的途中，“金人供奉甚厚”。［3］395在浚州（今河南浚县东），金人宰羊、发粮，徽宗、妃嫔及诸王都有份额分到。“徽庙与显肃皇后（郑皇后）共破一羊、粟一斗。诸王、帝姬及阁分，或四位破一羊，或六位破一羊，米则计口，人给二升”。［7］天会五年（1127），徽宗等宗室天眷从云中起程到中京，金人送“绢万匹为路费”。在中京暂住时，由于中京人烟稀少，风物萧索，“二圣服食器用，皆需于燕山，每两月，金人排办起发供应”。中京距离燕山950里，在当时条件下，金人运送物质供养“道君圣眷千余口，渊圣圣眷百余口”［3］395是颇费周折的。说明金政权对宋二帝实施优厚的养济政策。个别女真将领对徽宗等人也给予了尊重和照顾。宗望在金国将领中“仁慈善良、喜读佛道……军中号称菩萨王子”。［8］46行途中，宗望给徽宗等人“日送鸡、兔、鱼、肉、酒果”［3］312等物品。相对徽、钦二帝，金政权对其他宗室移民的待遇差之甚远，“随行宗族官吏，远触炎热，不谙风土，饮食不时，北至燕山，病者几半”。［3］179“燕王途中，以乏食薨”。［3］312作为徽宗皇子因乏食薨于途中，可想而知大量宗室移民的行途境遇。金熙宗时，差别性的移民安置政策仍在继续。皇统二年（1142），熙宗诏令“宗室仲晷等八百余人，自韩州徙居上京”，［3］186到达上京后仅剩五百余人。三百余人皆因阙食死于道路，可见金政权移民安置政策的巨大差异。

北上所用交通工具也体现了差异性。宋二帝乘“平日宫人所乘牛车，牛五头，两虏牵驾，不通华语”。［3］313诸王中仅有燕王、越王有幸得到一牛车，而其他宗室成员均“徒行，不能行者，驱之使前”。［3］313为加快行程，女真贵族命女子骑马，而中原女子素不善骑，故很多女子从马背上摔落而卒。过兔儿涡（今辽宁北镇境内）、梁鱼涡（今辽宁新平东南）两沼泽地时“如在水中行，妃姬辈虽卧兜子中，驼马背亦湿透重裳。地狱之苦，无加于此”。［5］185北上气候的变化，路途的遥远劳累，加之丧失家国的悲痛，致使某些宗室成员在途中生病或死去。“长途鞍马，风雨饥寒，死亡枕籍。妇稚不能骑者，沿途委弃，现存一千数百人，居干露寺，十人九病”。［5］198可推知，行途中安置管理政策的不善使得大量宗室成员并未到达金国。

三、宗室移民的生活境遇

北宋宗室移民到达燕山后，鉴于人数众多不便管理，也为防止聚众反抗或与南宋政权联系，金政权对宋宗室采取了分散安置的政策。徽宗、钦宗和部分妃嫔、子女相继迁往通塞州、中京、上京等地，后长期居住在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其他宗室成员在燕山、辽东等地，后又被安置在韩州、上京等地。

1.降身为奴、境遇各异

到达金国后，大多宗室女子被赐予女真贵族做妾或奴婢。“国相自取数十人，诸将自谋克以上各赐数人，谋克以下间赐一二人”。［5］139“内侍、内人均归酋长。……妇女多卖娼寮”。［5］199如王婉容帝姬（公主）与粘罕次子作妇。［3］311富金帝姬赐予真珠大王为妾，惠福帝姬被宝山大王聘为妾。［5］277-278帝姬赵富金、王妃徐圣英、宫嫔杨调儿、陈文婉侍设野马郎君为妾。郡国夫人陈桃花、杨春莺、邢佛迷、曹大姑随侍为婢者。［5］190显然帝姬们多数做了妾，而徽、钦二帝的妃嫔为婢者较多。男子做奴或充兵役等，如高宗邢皇后之姨高氏与其夫赵伯璘，范蜀公（范镇）之孙范祖平等都在完颜希尹家为奴。［3］278从韩州迁到上京的宗室“编充兵役，婢媪守把宫院”。［5］245初时，金太宗禁止为奴的宋宗室移民赎身，“良民被俘为奴者，听其家属赎之。赵□、赵□家属没为奴者，不准赎”。［5］212天会八年（1130），太宗对此禁令作了改变，“规定被虏宗室女，在北人家作奴婢者，允许二人中一名出，令作百姓，自在居住”。［3］405可能会有部分宗室移民女子获得自由。此外，还有部分女子进入洗衣院，金朝的洗衣院不是单纯的皇家洗衣机构，其实质是供帝王消遣的场所。“韦（高宗之母）、邢（高宗皇后邢秉懿）二后以下三百人留洗衣院”。［5］209徽宗北迁妾侍中的77人，钦宗妾侍11人被送入各女真贵族营寨。徽宗北迁的21位帝姬，有3位死于刘家寺，其余18位均被遣送各大营寨和洗衣院。［5］256-278

金太宗后期，政权内部基本巩固，外部领土扩张呈现出无力、停滞的状态。因而，太宗的宫廷生活日渐奢靡，耽于酒色，诸多北宋宗室女子进入金朝后宫。太宗先取洗衣院“十人入宫。自此浣院日空，宫院日盛”。随后又下诏“徵取留燕山、中京、韩州、咸州宋宫室妇女，并赎兵士俘掠为奴、未嫁典质为奴、不知情而嫁奴，天会六年（宋建炎二年，1128）分赐诸王郎君、万户、大僚家为奴，凡得二十四岁以下妇女一百十四人入宫”。［5］221-222这些进宫的宗室女子的生存境遇会发生改变。天会八年（1130），“诏以昏德公（宋徽宗）六女为宗妇”。［1］61受封原因即为“久侍宗子，获宠生男，应予优容，抬为次妇”。［5］214迨到宛然“汉户少年子”的完颜亶继位后，很多宋宗室女子都有盛宠。熙宗“尚汉仪，多内嬖，宋宗室姬皆有盛宠”。［5］228如徽宗十九女赛月、二十女金姑，先入洗衣院，后进宫，皇统元年（1141）二人并封次妃。［5］230再如徽宗皇孙女，燕王赵俣女玉嫱、飞燕，天眷元年（1138），熙宗封“玉嫱、飞燕两宗姬为夫人。二年（1139）封帝姬（相当于嫔），皇统二年（1142），封为次妃”。［5］230不足五年时间，从夫人到妃位，可能部分宗室女子在金朝后宫具有一定影响力。

在被俘的数千名宗室女子中，大部分女子的北迁生活凄苦无比，生命很难得到保障。如在宗翰寨的顺德帝姬，宗翰死后，其前往五国城投靠父兄，东路都统习古指她“私逃”［5］229-230，扣留寨中，结果不久死去。正如史载“妇女分入大家，不顾名节，犹有生理，分给谋克以下，十人九娼，名节既丧，身命亦亡。邻居铁工，以八分金买倡妇，实为亲王女孙……余都相若”。［5］199即使回到南宋的韦皇后，母子团圆的天伦之乐和皇太后的尊崇也没有带给她快乐。每当夜阑人静，韦后总是“复坐，凝然不语，虽解衣登榻，交足而坐，三四鼓而后就枕”，［9］2345似有难言之隐和忧愁，大概正是没有忘记临别时乔贵妃所言的“姊姊到快活处，莫忘了此中不快活”。［3］178

2.读书教子、渴望回归

剥去帝王外衣，宋徽宗赵佶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文人，在书法、绘画和文学方面颇有成就，他的“瘦金体”和山水画均在我国文坛占据着重要地位，金章宗完颜璟最喜临摹徽宗的“瘦金体”。同时徽宗精通儒释道，自称道君皇帝，对史学也颇有研究，“太上天姿好学，经传无不究览，尤精于班史，下笔洒洒，有西汉之风”。［3］181北迁以后，由于身份地位的改变，金政权的限制和北国文化的落后，欲求书籍可读，并非易事。常谓诸臣曰：“北狩以来，无书得可阅”。故“一日闻外有货书者”，徽宗“以衣易之”。［3］181适有“货王安石日录者，闻之欣然，辍而易之”。［3］183徽宗常与儿孙、大臣探讨读书心得，互相交流，分享体会。“太上好学不倦，移晷忘食，而动静语默之间，必有深诲焉”。“观太上皇有所见闻，未尝隐情，每闻献纳，喜见于颜”。宋朝不立《春秋》博士，当徽宗得知诸王有得此书阅者，不怿，便喧喻蔡鞗（蔡京第五子，徽宗驸马）询问，蔡鞗却从容说出《春秋》的真正深意，且建议徽宗“试取一观之”。他日，徽宗对蔡鞗表达了“恨见此书之晚”，“始知宣圣（孔子）之深意”［3］182的感慨。他数令杨师道宣谕曰：“若志虑未及，不惜见教”!［3］182显然读书、交流、探讨是徽宗与大臣、诸子等宗室囚居生活中的乐趣，也是渡过愁苦生活的慰藉。

虽在囚居地，徽宗仍命人教授诸子，“虽在蒙尘，不忘教子，以义方之训。每下程后，诸王问安，必留之坐而赐之食，或赋诗属对”。徽宗关爱诸子的同时，也常常与他们赋诗属对来考察学业情况。徽宗曰：“方当月白风清夜”，郓王楷对曰：“正是霜高木落时”。徽宗曰：“落花满地春光晚”，萃王植对曰：“芳草连云暮色深”。［3］182余皆类此，可见诗词唱和也是父子之间情感交流的方式。徽宗在金国诗作颇多，“太上喜为篇章，自北狩以来，伤时感事，形于歌咏者，千有余首，以二逆告变之后，秉畀炎火，以今所得灰烬之余者，仅有数十篇，类之为别集”。［3］186“二逆”即徽宗第十五子赵㮙和驸马刘文彦（徽宗第七女显德帝姬赵巧云之夫）。“二逆”事件发生在五国城时，因史料缺失，无法得知二人联合告发徽宗欲谋反的原因与目的何在，但经过金人详查，此事为诬告。但该事件给徽宗以重创，精神上受到严重打击，怕引起金人的多疑和麻烦，徽宗忍痛把千余首诗稿烧掉，今日所存数十篇是大臣从火堆中抢救出来的。

作为宗室移民群体，社会身份地位、生活环境的落差和精神上的落寂相比其他移民群体要严重得多，思家情感异常强烈，期盼回归是徽宗等人魂牵梦绕的愿望。徽宗“每西南望，伫目久之。谓左右寝陵在何处？泣数行下。遇忌辰辍膳流涕，尽日出入，追慕不已”。［3］182无法尽孝的愧疚中体现的是徽宗强烈的思归忧愁心情。“太上欲归之心，顷刻不忘，每令张玮、张尧臣询访之，少有嘉音，喜见于色。近梁举善等至，录得绍兴左丞相书本进呈，大悦”。［3］186徽宗认为宋人在对金作战中能多打胜仗是其回归的希望，故囚居中多方探听南宋的消息，晓有嘉音都喜悦至极。收到南宋使者捎来的物品、财物时，感动之余也燃起回归的希望。“金国送到太上皇帝进奉金银等物，见之泣下”。并对群臣曰：“荷天眷命，未忘赵氏，中兴之主继焉。今日信至，可谓幸会！老夫晚年，复睹盛际，使我回得一日，瞑目足矣”！［3］186可悲的是徽宗的思归之梦终归是梦。

3.关怀训诫、纷争不已

北宋宗室是以家庭为核心的整体性北迁，妻子儿女相随，如景王赵杞，其妻曹氏跟随他北迁。［5］267到达金国后，金统治者仍然以家庭为单位实施小聚居的管理模式，允许宗室成员嫁娶，过正常的家庭生活。徽宗在北国，又生六子八女。钦宗，生子二人，女二人。［5］253.263李浩娶耶律氏（契丹公主），生女于五国，天会八年（1130），“敕以梴妻韩氏配浩”。［5］274梴即徽宗第十八子赵梴，靖康之难中幸运逃脱，没有北迁，用李浩替代。《宋俘记》中有诸多关于诸王、宗室嫁娶的记载，在此不再赘述。不过李浩娶契丹公主一事耐人寻味，金统治者是否允许宋宗室成员与外界自由通婚，还是允许与被俘辽宗室男女通婚，此问题颇为有趣，惜无史料。

如前所述，因金人移民安置政策的不同，宗室移民的生存状态是不同的，生活尚可的徽宗常常救济其他宗室、官吏。在燕山时，徽宗见随行官吏穷困，甚感伤心，宣谕杨师道曰：“近日随行官吏等，悉皆穷困，使我伤心。初出青城，仓皇之间，了无一物，得赍行道，卿等皆弃捐父母妻子，冒涉风霜而随予，今坐视如此，不能拯济，为之奈何？宣谕讫，遂泣下，左右之人，无不感动者”。“遂令有司具状申明金国，乞给赐衣物”。［3］183金政权批准了徽宗请求。太上皇后进绢十匹，用来做浣濯之衣。徽宗听闻宗室仲晷等八百余人徙居上京，行途中“至有阙食死于道路者”，悲不自胜，谓左右曰：“此辈何辜至此”？［3］186可见徽宗对宗族的关怀、伤悲，又愤感无奈。此外，徽宗对随迁官员及服侍人员等也关爱备至，仁慈宽容，细过错失，不与责罚。“太上谦虚待下，随行群臣，不以小大，未尝名呼，每有遣使，则温颜慰谕”。［3］186“太上圣度如天，下有细过，其以闻者，皆情恕之”。如刘定宰羊不如法，薛安造饭减克。徽宗曰：“羁旅他邦，不欲口腹罪人，只取戒励，亦可警众”。但此事最终还是被驻守五国城的勃堇八曷打得知，故派通事庆哥遣人审覆。为保护下人，防止事态扩大，徽宗曰：“初无此事，恐复误传”。金人闻之，“莫不加手于额”。［3］184显然徽宗维护下人的做法赢得了女真人的尊重。毫无疑问，徽宗对宗族、臣属的关心照顾，有利于这个群体的团结，便于在患难中和谐生存下去。

大家包含小家的聚居生活，人数较多，加之生存的艰难，宗族之间矛盾纷争时而出现。晋康郡王孝骞等宗室与二帝在韩州共同生活时，宗室男女二千余人，徽宗命孝骞、仲晷管宗职事。而宗室“有挟私恨而致讼者，纷争不已，全失礼容”。徽宗降诰曰：“日来宗子，不遵宪度，失于长幼之序，各挟私愤，以成仇怨，争讼不已，岂不知身寄他乡，复得聚会，何幸如之？……特申庭训之方，以示睦亲之义，宗室可体此意，分明开谕，使同姓晓然，知其训诫。如尔后敢以未到韩州事陈诉者，并以其罪罪之，毋复食言，各令知悉”。［3］182-183但徽宗的训诫似乎效果甚微，到五国城后，族属仍然有“出入不节，而致物议纷纭者”，徽宗闻之，降诰戒饬曰：“艰难之际，检慎为先，若出入不节，言语轻易，或为狂药所困，举止取灾，有失事体。古人谓，‘言行者，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系焉’。而今而后，戒之慎之！各宜杜门省事，骨肉之间，以礼过从，恐闲惹物议，自取悔尤，既贻亲忧，何以自处？谆谆诲谕，使务体悉”。［3］183-184两则材料对比，可知徽宗以宗族领导者的身份训斥告诫宗族成员的内容、语言由强硬趋向温软，而宗室成员不受约束的行为也说明徽宗在宗室群体中地位权势的下降和宗族亲情的日渐凉薄。北迁生活的剧变使得某些宗室成员为自身生存谋算，不再顾忌亲情友爱，甚至尊严、体面，二逆的诬告更能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

四、小结

综上，北宋宗室作为金朝北上移民运动中的特殊另类群体，有着不同于其他移民群体的特征。首先，北宋宗室群体形成移民社区。社区是指某一种人群占据某一地理区域，并与这种地域的联系形成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生活空间，即社区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区性社会。北迁后的北宋宗室不仅占有一定区域，且社区成员绝大多数都是移民，由徽宗差孝骞、仲晷管宗职事，刘定宰羊，薛安造饭等可知还有一定数量的管理者和专门的服务人员。虽与外界交流联系受到限制，但由徽宗“以衣易书”“计买薪米”可知金政府允许商贩进入社区，他们可以买卖，也就是说有为该社区正常运转提供物质材料的商人。故北宋宗室形成移民社区。其次，移民社区规模有大有小，存在着社会中最基本、最重要的群体，家族、家庭、朋友群等。北宋宗室虽分处各地生活，但他们以家庭为单位，每处均有百余人或数百人共居，家族、朋友关系自有亲疏远近。再次，移民群体内部社会结构较为简单，社会成员之间难以发生地位上的垂直流动，等级关系仍以北迁前的官职或身份为依准。宋二帝虽脱离帝王身份，但仍然是该群体的“最高统治者”——宗族长，只是身份从多重变得单一，权势下降。其他宗室成员身份地位关系虽趋向于淡化，出现矛盾纷争，但没有证据显示他们之间发生了地位上的垂直流动。最后，移民生存来源以金政府的俸禄、赏赐和自耕为主。金政权移民安置政策的差别性是宗室移民之间生活境遇不同的主要因素，此外，宗室移民不善耕种、不善治生等也是原因。

北宋宗室移民社会是被强制形成的一种畸形另类社会，“它既有某些一般社会共有的特征，也有自身的特质。由于该社会规模不大且内涵简单，社会控制也不需要什么多层次复杂的手段”，［10］金政权仅需保持一定数量的暴力就足以维持。勃堇八曷打驻兵于河对面，这一点足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