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刻本《仪礼注疏》版本丛考

张  剑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山东济南 250100）

清儒顾广圻依据宋严州本（以下简称“黄刊严州本”[1]）、宋刻单疏残本等文献校勘《仪礼注疏》，批校重修明监本《仪礼注疏》（以下简称“顾校本”[2]），张敦仁本《仪礼注疏》（以下简称“张敦仁本”[3]）即根据顾校本而来。宋刻单疏残本已不见踪迹，除了顾校本，能够传递宋刻单疏残本原貌的文献主要有两种：其一，黄丕烈影宋单疏抄本（以下简称“黄抄本”[4]）；其二，道光十年（1830年）顾广圻助汪士钟艺芸书舍影刻单疏本（以下简称“汪本”[5]）。

约嘉庆二十年（1815年），阮元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其《仪礼注疏》以张敦仁本为底本[6]。此即嘉庆南昌府学刊本（以下简称“嘉庆本”[7]）。此后又有道光六年（1826年）重校本（以下简称“道光本”[8]）、同治十二年（1873年）江西书局重修本（以下简称“同治本”[9]）这两种重要的印本。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阮刻本相关问题作进一步辨正。

1 嘉庆本改字及阮校的价值

阮刻本虽然风行，但也受到了一些指摘。阮元之子阮福云：“其中错字甚多，有监本、毛本不错而今反错者，……校勘记去取亦不尽善，故家大人颇不以此刻本为善也。”[10]这是对此部《十三经注疏》的整体评价。至于《仪礼注疏》，乔秀岩先生认为，“是知阮本固出张本覆刻，稍稍校改而已，犹若闽本之于陈本也。至其校改，大抵不外校正张本讹字之最浅显者，或据《校勘记》说校改者，并无其他版本根据。然则阮本亦无版本价值，学者毋为阮序‘借校苏州黄氏丕烈所藏单疏重刻之’一句所惑，斯可也”[6]。嘉庆本取张敦仁本为底本，自不待言。本文认为嘉庆本之于张敦仁本，仍有若干改进之处。本文对嘉庆本及阮元《校勘记》的价值略作平议。

1.1 阮校中的《仪礼要义》

阮元《校勘记》中引述的单疏本乃是转录自顾校本[6]。阮校未能直接利用宋刻单疏残本进行校勘，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学界对它的评价。不过，阮校中引述的宋本要籍，并非全部临录顾校本。如魏了翁宋淳佑十二年（1252年）徽州刻本《仪礼要义》[11]，此书乃魏氏节略宋本《仪礼》经注及单疏而成，文有节略而绝无篡改，魏氏可谓善钞书者。《要义》是《仪礼注疏》校勘中重要的版本之一，具有极高的校勘价值。顾广圻曾用影宋钞本《仪礼要义》进行校勘工作[12]，并称其为“天地间第一等至宝”“赖以正今本注疏之误特多”。阮校引用的《要义》就并非全部来自顾校本。例如阮校云：“又按周礼天官玉府云：‘礼’，《要义》作‘官’。”[13]卢宣旬摘录此则校勘记附于嘉庆本之后。检顾校本卷十二叶六，此段疏文无任何校勘痕迹，阮元、徐养原等人撰《仪礼注疏校勘记》时所根据的顾校本未说明《要义》作某，而阮校指出《要义》“礼”作“官”，检《要义》作“官”，阮校所言是。又阮校云：“奠脯至尸东：《要义》有此五字，按单疏残缺，每节标目皆无可考，《要义》偶有此五字，故录之。”[13]检顾校本卷十二叶六，此段疏文无任何校勘痕迹，张敦仁本亦无此五字。阮校言及《要义》有某，益见阮校引《要义》校勘。以今所见黄抄本、汪本，按其体例，每节注明经文某某至某某，或言经文某某，作为标目。宋刻单疏残本所阙六卷之处，顾广圻无文本依据，故而未擅自补齐标目。在阙卷部分，遇到此类问题，顾广圻一律未出校。阮元等人指出《要义》有某，可以充分证明阮元《校勘记》必定引《要义》校勘，且并非转录自顾校本，至少部分校记并非转录自顾校本。阮元等人以《要义》为根据，对文本进行再校订，间接地指出顾广圻校勘中的不足，并由卢宣旬摘录附于嘉庆本每卷之后。当知阮校可补顾广圻校勘之不足，嘉庆本亦非毫无版本根据。

嘉庆本对张敦仁本文字提出疑问，或给出正误判断，也有出校记并改正张敦仁本的例子。如嘉庆本卷一叶二右栏第十行疏文“天下无生而贵者”，《要义》、黄抄本、汪本同；张敦仁本“天下”作“天子”。检顾校本此处无校勘痕迹，张敦仁本与重修明监本同误作“天子”，可知顾氏漏校。嘉庆本则摘录阮元校勘记附于卷后云：“天下无生而贵者：‘下’，陈、闽、监本俱误作‘子’。”阮校所言确是，且嘉庆本已改张敦仁本“下”为“子”，所改是。又如嘉庆本卷一叶五右栏第五行疏文“此筮唯有蓍草言龟者”，黄抄本、汪本同；《要义》“草”作“兼”。检阮校云：“此筮唯有蓍草：‘草’，《要义》作“兼”，属下句。按：《要义》是。”阮校所言是，黃抄本、汪本疏文有“故兼言龟”，正作“兼”字，据此，此处当从《要义》作“兼”，阮校所言是。这便是据《要义》出校记并指出张敦仁本错讹了。

1.2 嘉庆本改字价值

嘉庆本还直接改正了张敦仁本当中的若干错误。如张敦仁本卷二叶六右栏第五行疏文“郑注周礼司儿筵”，嘉庆本改“儿”为“几”。案《周礼》有“司几筵”，当作“几”。嘉庆本改是。

又如张敦仁本卷二叶六左九注文“周礼王之皮弁会五采玉琪”，嘉庆本改“琪”为“璂”。检顾校本据黄刊严州本改底本“璂”为“琪”，似有所据。然今检南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刻宋元递修本《周礼注疏》之《弁师》[14]曰：“王之皮弁，会五采玉璂”，郑《注》曰：“璂读如綦车毂之綦”，可知《周礼》作“璂”无疑。今检黄抄本、汪本相应的疏文出“璂”，且诸本《周礼》及《周礼》郑注作“璂”，当据之改作“璂”。嘉庆本改作“璂”是。

又张敦仁本卷四叶二左栏第十行疏文“今使者来在问外”，嘉庆本改“问”为“门”，嘉庆本改是。

又张敦仁本卷五叶十左栏第七行疏文“几行事者”，嘉庆本改“几”为“凡”是。

又张敦仁本卷六叶二左栏第七行注文“言吉是舅尊于姑”，嘉庆本改“吉”为“告”是。

又张敦仁本卷六叶六右栏第第一行注文“立于位而侯壻”，嘉庆本改“侯”为“俟”。检黄刊严州本作“俟”，知嘉庆本改是。

又张敦仁本卷七叶七右栏第八行注文“取其后率”，嘉庆本改“后”为“从”。案张敦仁本疏文云：“羔取其从率者”，疏文引作“从”，据此知注文作“从”是。嘉庆本所改是。

以上是嘉庆本改正文字的一部分。古人校改，一字之功亦不当埋没。嘉庆本的校改价值应该得到一定程度的肯定。顾广圻校勘《仪礼注疏》也并非专主宋本。类似于张敦仁本、嘉庆本这样的古籍，多以“经校精刻，不缺不讹”作为称善的标准，文本产生讹误本就以“鱼鲁亥豕”的形近之讹居多。否定校正若干问题的嘉庆本的价值可能是对阮元等人工作的贬低。

2 道光本校订的价值与不足

嘉庆本刻板在道光六年（1826年）经历一次修订，南昌府学教授朱华临主其事，道光本卷首朱华临跋云：“局中襄事者未及细校，故书一出，颇有淮风别雨之讹，览者憾之。……今夏，制军自粤邮书，以倪君模所校本一册寄示，适奉新余君成教亦以所校本寄省。倪君所校计共九十三条，余君所校计共三十八条。予因合二君所校之本详加勘对，亲为检查督工，逐条更正，是书益增美备。”道光本是根据嘉庆本印板修订而来。朱华临称嘉庆本有“淮风别雨之讹”，并称重修者“益增美备”，盖朱氏以为修订者胜于嘉庆本。今以为对于《仪礼注疏》，此番评价应稍作补充。在肯定道光本部分改字价值的同时，道光本也存在一些改是为非的情況。

2.1 道光本改是

道光本对嘉庆本进行校订，如嘉庆本卷一叶八左栏第八行第九行疏文“以其上文有司在西方东面主人在门东西面今从门西东而主人之宰命之故东面受命可知也”一段，此处“门西东而”，黄抄本、汪本、张敦仁本同；陈凤梧本[15]、闻人诠本[16]、汪文盛本[17]、闽本[18]、监本[19]、毛本[20]、殿本[21]、道光本、同治本作“门西东面”。今案文意，上文主人在“门东，西面”，下文当是“门西，东面”。检顾校本径改重修明监本正文“面”为“而”，张敦仁本即据此误作“而”，嘉庆本承袭之。至道光本改作“面”是。

又如嘉庆本卷一叶十二右栏第七行，疏文“少牢筮吉下云宿郑注云大夫尊仪益多筮月既戒”，此处“筮月既戒”，《要义》、黄抄本、汪本、张敦仁本同；陈凤梧本、闻人诠本、汪文盛本、闽本、监本、毛本、殿本、道光本、同治本作“筮日既戒”。今检顾校本改“日”为“月”，顾广圻以为当从宋刻单疏残本作“月”，张敦仁本即据此刻作“月”。然顾氏判断有误，检黄刊严州本《少牢》郑注作“筮日既戒”，知作“筮日既戒”是。道光本改嘉庆本“月”为“日”是。此处疏文，从宋刻单疏残本、《要义》至张敦仁本和嘉庆本皆误作“月”，直至道光本又重新据陈凤梧本等文献改正，魏了翁、顾广圻、阮元等人皆未发现，可见这绝非是道光本浅显无聊之改字。若非尊经好古，朱华临等人又何必大费周章互相邮寄校勘意见？

道光本对嘉庆本的校改并非集中在少数卷次。如嘉庆本卷十叶十一右栏第三行第四行疏文“故肫胳两见亦徒也”，道光本改“徒”为“是”，检黄抄本、汪本作“是”，道光本改作“是”正确。又嘉庆本卷十一叶三左栏第二行注文“异也”，道光本改“异”为“翼”。检黄刊严州本作“翼”，作“翼”是，道光本改是。

2.2 道光本改字与陈凤梧本系统的关系

道光本并未根据宋刻单疏残本改字，而是根据陈凤梧本、闽本、监本、毛本等文本改字。如嘉庆本卷十一叶二右栏第十行疏文“总言诸射”，闻人诠本、监本、毛本、张敦仁、殿本同，黄抄本、汪本、陈凤梧本、汪文盛本、闽本、道光本“总”作“揔”。而《要义》未节录此段疏文。在此情况下，道光本改“总”为“揔”，这一改动虽然意义不大，却将道光本此处改字的依据圈定在陈凤梧本、汪文盛本、闽本当中。又如嘉庆本卷一叶五右栏第十行疏文“直裨垂之三尺屈而重者”，此处“重”字，黄抄本、汪本、张敦仁本同；陈凤梧本、闻人诠本、汪文盛本、闽本、监本、毛本、殿本、道光本、同治本作“垂”。道光本改作“垂”，与黄抄本、汪本不同，而与陈凤梧本系统相同，据此可以基本肯定，道光本的改字是以陈凤梧本系统为据，而非宋刻单疏残本。

道光本根据陈凤梧本系统进行校订，出现了一些误改的情况。如嘉庆本卷一叶七左栏第一行疏文“则互挽见之”，黄抄本、《要义》、汪本、张敦仁本同；陈凤梧本、闻人诠本、汪文盛本、闽本、监本、毛本、殿本、道光本、同治本“挽”作“换”。今检顾校本地脚处有朱笔“挽”字，黄抄本、汪本作“挽”，可知宋刻单疏残本即作“挽”。此外，《要义》作“挽”，与宋刻单疏残本相合，作“挽”是。道光本改嘉庆本“挽”为“换”，误。

道光本根据陈凤梧本系统进行校订，毛本也是其中之一。如嘉庆本卷二叶一左栏第四行疏文“以緅再入黑汁与爵同”，此处“緅”字，黄抄本、汪本、陈凤梧本、闻人诠本、汪文盛本、闽本、监本、张敦仁本同；毛本、道光本、同治本作“绀”。今以为当从黄抄本等作“緅”。道光本或据毛本改嘉庆本“緅”为“绀”，误。阮刻本道光六年（1826年）的修订，改正了嘉庆本当中的一些错讹，但也将陈凤梧本系统当中的部分错误引入阮刻本，这一细节当引起注意。

3 同治本改字与同治本漫漶的现象

同治十二年（1873年），江西书局对印板再次进行修订。同治本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增加“同治十二年江西书局重修”的牌记。同治本对道光本进行了校正，如道光本卷十一叶十一左栏第九行疏文“大夫阼洗”，嘉庆本同；黄抄本、汪本、张敦仁本、同治本“阼”作“降”。今按经文作“大夫降洗”，此处疏文出文当与经文一致，故而作“降”是。嘉庆本误“降”为“阼”，道光本承嘉庆本之误，同治本改“阼”为“降”是。今检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世界书局缩印本（以下简称“中华本”[22]）作“降”，可知1935年世界书局缩印本[23]即以同治本为底本。今时北京大学出版社整理本《十三经注疏》底本是中华本，中华本实际上是辗转来自同治本。

同治本改正了道光本当中的一些问题，但道光本误改的文字，同治本往往未能改正。此外，同治本少量文字存在笔画模糊的情况，应是刻板岁久漫漶所致。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影印的同治本，其《仪礼注疏校勘记序》之后附“凡记中通用及俗讹字放九经字样例彚录左方”，其中有“乡：与向通，又与同通”，此处“同”字，北京大学出版社版标点本《仪礼注疏》（以下简称“北大本”[24]）亦作“同”，而嘉庆本、道光本作“向”[25]。显然作“向”是，作“同”误。不过，据笔者所见山东省图书馆藏同治本《十三经注疏·仪礼注疏》，内有“同治十二年江西书局重修”牌记，是同治本无疑，山东省图书馆藏本“向”字清晰可见。这一现象说明同治本部分印本存在印字不清之处，世界书局据同治本缩印时对文字进行了处理。这一出版过程产生了少量错讹。又如北大本第19页上栏疏文“筮宾星前期三日”，此处“星”字显误，当作“是”。嘉庆本、道光本、同治本作“是”皆不误，然同治本“是”字模糊，近似“星”字，世界书局缩印本处理为“星”，这一错误便传递给了北大本。

4 以阮刻本为底本进行整理的注意事项

在肯定嘉庆本、道光本、同治本改字价值的前提下，应当了解阮刻本迭经重修、重印过程中产生的错讹。整理本若以阮刻本为底本，还应当了解阮刻本系统的其他问题。

4.1 阮刻本继承张敦仁本的错讹

张敦仁本当中有若干错讹，为嘉庆本等印本承袭。如张敦仁本卷一叶七左栏第十行，经文“筮人……主人”之下有疏文“云韇藏䇲之器者”，黄抄本、汪本、嘉庆本、北大本同；《要义》“䇲”作“筮”。今以为《要义》节录疏文作“筮”，再检黄刊严州本、张敦仁本注文出“韇藏筮之器”，则此处疏文“䇲”当作“筮”。

又张敦仁本卷三叶八左栏第六行第七行疏文“成王冠周公为祝词”，嘉庆本、北大本同；黄抄本、《要义》、汪本“词”作“辞”。今以为黄抄本、《要义》、汪本作“辞”，且上疏文出“三代祝辞”“备见祝辞”“亦有祝辞”，可知作“辞”为是。嘉庆本继承了张敦仁本的错误，并最终传递给了北大本。

4.2 嘉庆本存在误改

嘉庆本卷二叶三左栏第二行疏文“即此文之等是也”，北大本同；《要义》、黄抄本、汪本、张敦仁本“文”作“人”。嘉庆本改“人”为“文”，属于误改。

又嘉庆本卷二叶五左栏第三行疏文“又相向上仰属于笄”，北大本同；《要义》、黄抄本、汪本、张敦仁本“又”作“右”。案上疏云：“谓以一条组于左笄上系定”，故而此处作“右相向上仰属于笄”为是。

又嘉庆本卷四叶二左栏第一行注文“又服以事于庿”，北大本同；黄刊严州本、张敦仁本“于”作“其”是。嘉庆本“于”字属于误改。

又嘉庆本卷四叶三右栏第八行疏文“曲庭中之节”，北大本同；《要义》、张敦仁本“曲”作“是”。嘉庆本“曲”字属于误改。

4.3 嘉庆本存在刊误

嘉庆本当中也存在一些明显的刊误，或是匆忙刊刻所致，未暇详校，不必为之讳。如嘉庆本卷一叶四左栏第四行第五行疏文“即位于祢庙门外东西而立以待筮事也”，北大本同；黄抄本、《要义》、汪本、张敦仁本“而”作“面”。嘉庆本“而”当是“面”字之讹。

又如嘉庆本卷九叶十二右栏第三行第四行注文“荐之者于其位磬南”，北大本同；张敦仁本“者”作“皆”。检黄刊严州本作“皆”，且嘉庆本下疏文出“云荐之皆于其位磬南者”，可知作“皆”是。嘉庆本注文作“者”属于明显的刊误。

总之，嘉庆本部分承袭了张敦仁本中的问题，也新增了部分讹误，若干问题最终传递给了北大本。这一现象在《仪礼注疏》整理与研究过程中应当引起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