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的文化困境

吴平安

摘   要： 在民国的风云际会里，辜鸿铭是一个古怪的文化符号。这位文化怪杰，以特立独行的文化言说，顽固地维护中国“完美”的文明，坚决地抗拒几乎所有的变革思想，同时又毫不留情地否定近现代西方文明。他一生的文化活动、仕途功业，都处在时代的夹缝中。

关键词： 辜鸿铭   文化   仕途   时代

他是一位老人，个子很高，留着一条灰色的细长辫子，大而明亮的眼睛下面已长出很重的眼袋。他的牙齿已参差不齐，也不再洁白。他出奇地瘦，两只手又细又长，苍白没有血色，看起来像鹰爪。我听说他抽大烟。他身穿一件破旧的黑色长袍，头戴一顶黑色的帽子，长袍和帽子都穿了很多年，业已褪色。一条长裤在脚踝处扎了起来[1]（148）。

这是毛姆1921年在四川拜见辜鸿铭时留下的印象。

说起辜鸿铭，大抵可以用一个“怪”字来形容：与时代慢了半拍的怪衣着，以及他的怪言怪行。

在北大教书时，他被称为“北大顶古怪”[1]（90）。他的那副打扮，谁看都会觉得奇怪：枣红色的旧马褂，破长袍，磨得油光闪烁，袖子上斑斑点点是鼻涕唾液痕迹，平顶红结的瓜皮小帽，帽子后面是一条久不梳理的小辫子，瘦削的脸，上七下八的几根黄胡子下面，有一张精通七八国语言而又好刁难人的嘴巴。脚下，终年一双布鞋[1]（90）。

看了书中这一段描写，连同毛姆的笔墨，读者脑海中应该有了这个老精怪的怪模样。当然，光有外表的怪，还不足以担当“北大顶古怪”的名头，辜鸿铭的怪，还体现在他的怪言怪行上。

在北大讲授英国诗歌，他竟把英诗分成国风、小雅、大雅，国风中又分为苏格兰、威尔士等七国国风。虽然这是他惯用的中西文化类比思维，但学生还是惊诧万分。据说在北大，会七八国语言的辜鸿铭还经常挤兑外教，遇见哪国外教便用哪国语言，有时两三种语言轮番上阵，使得外教既无招架之功也無还手之力。说起辜氏怪言论，坊间流传最广的恐怕要数他的“茶杯茶壶理论”[1]（84）了，还有另一则关于他主张一夫多妻的趣闻：在一次宴会上，一位德国贵妇人问他：既然男人可以多纳妾，那么女人也可以多择夫吧？辜鸿铭却故作玄虚地问：夫人府上是自备黄包车呢，还是自备汽车？那位夫人不明就里，答曰：“汽车。”“汽车有四只轮胎，请问府上准备了几副打气筒？”[1]（84）

辜鸿铭“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2]，也许正是这样的经历，让他的一生都处在困境之中。

一、文化的困境

辜鸿铭出生在马来半岛的槟榔屿，辜氏家族来自福建同安，他们越岭越洋而来，成为这里的华侨。十五世纪末以后，先后有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来此拓殖，他们成为这里的主人，而背井离乡来此开荒拓土的华侨尽管是开发南洋最主要的力量，但从未成为这里的主人。他们迫于种种无奈，跋涉重洋，寄居南荒，是天朝之弃民，被一统的文化视为异己，摒除在外，而在异域文化的眼中，他们是“华侨”。“华侨是这样一种类型的人，他们最深地体现了一种微妙的文化处境：他们既是中国人，又是另外的某国人;同时，他们既不是中国人，也不是另外的某国人。所以，他们好像总是‘外国人。这使他们在获得某种自由的同时又遭受着一种窘迫，自由与窘迫似乎都源于那最初的漂泊命运。身份的似是而非、似非而是最容易产生的结果就是不为人承认。”[1]（3）

辜鸿铭一生的文化处境与其先祖作为华侨身份的文化处境可谓一脉相承。幼年辜鸿铭在槟榔屿主要受的是西式教育，他曾在这里的英国王子学校学习三年，主学英文，但家族血脉中的中国传统、南洋华人的中国风俗无疑也构成了他幼年生活的一个部分，成为他的童年印象、童年经验。生命从一开始就在两种因素或明或暗、或隐或现的交织中寻找方向。家庭是“中西合璧”[1]（7）的家庭（父亲是华人，母亲是葡萄牙人，养父是英国人），社会是由英国人统治又保留了华人风俗的槟榔屿社会，甚至他的相貌也混合了两种特征：黄皮肤黑头发，但有一双蓝眼睛……后来的辜鸿铭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顽固的维护者、西方文化的激烈的抨击者，这是不是也出自早期童年生活的情感储备？

1869年，12岁的辜鸿铭由布朗（Forbes Brown）夫妇带往欧洲游学。十九世纪的欧洲充满骚动和裂隙，保守主义、浪漫主义、社会主义、功利主义各种思潮汹涌交织着。在欧洲的十一年中，辜鸿铭师从托马斯·卡莱尔，深受浪漫主义影响，但“中国人”这一身份依然让他身陷中西文化的夹缝中。每次出门，街上的小孩会指着他脑后的辫子，跟着他叫喊：“看哪，支那人的猪尾巴！”作为中国人，辜鸿铭时时感到欧洲人的傲慢无礼，但以傲慢对抗傲慢是辜鸿铭一贯的反击方式：一次他坐火车，手里倒拿着一张德文报纸。旁边两个德国人叽叽咕咕地嘲笑道：“这个人根本不懂德文，还要装样子，真是支那人的怪毛病。”辜鸿铭听罢立即用流利的德语回击：“你们德国的文字太容易，我就是将报纸倒转，也能毫不困难地把它们读得清清楚楚。”[1]（19）。

辜鸿铭在欧洲常常被西方文化排斥在外（当然，这里说的只是世俗文化），回国之后，并没能被中国文化所接纳。回国之后的辜鸿铭受马建忠影响，开始潜心研读中国古代经籍，后受张玉书[1]（27-28）引荐（一说是杨汝澍[3]），进入张之洞幕府，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幕僚生涯。期间，他的西学功底和语言才华得以展现，但他的意见常常不为张之洞所重视。辜曾有自述：“余从张文襄幕最久，每与论事辄不能见听。”“张文襄尝对客论余，曰某（辜）知经而不知权。”[3]不仅如此，张府中聚集的旧式保守学者和文人（朱一新、梁鼎芬、沈曾植、罗振玉、郑孝胥等）也认为“西学”只是一种手段和工具，儒家的伦理纲常才是根底，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些人对辜鸿铭不断地造成刺激，让他再次陷入夹缝式生存。略记两例：一是辜鸿铭刚进幕府，曾遍请这些学问家教自己汉文，可得到的回答都是这句话：“你是读洋毛子书的，没有资格读我们中国的经传。”第二件事更是让辜鸿铭终生难忘：一次张之洞做寿，辜鸿铭在席间对西方学说侃侃而谈，谈性正酣时，沈曾植一言不发，面露不屑之色。辜忍不住问道：“沈公为什么不发一言呢？”沈答曰：“你说的话，我都懂，若是你要懂我的话，还须读二十年中国书。”这对自视甚高的辜鸿铭来说，无疑是当头一记闷棍。此后的辜鸿铭开始逐字逐句细抠原本翻阅过但只留下笼统印象的古代典籍。二十年后，辜鸿铭再次得见沈曾植，他让人把张之洞的藏书一部一部搬到沈曾植面前，拱手施礼道：“请教沈老前辈，哪一部书老前辈能背的，我不能背？老前辈能懂的，我不懂？”以下这段评述也说明了辜鸿铭回国后的文化身份的困境：

一句讥刺的话，竟让辜鸿铭记了二十年，可见他当时所受刺激之深。这种行动看上去有点意气用事，显得过于好胜，其实它基于辜鸿铭内心深处的一股委屈和忧虑。他辗转漂泊数十载，最后终于回国，为的是找到一种文化认同，获得一种确定的身份。他进了张之洞的幕府，以为自己已经入了这个“圈子”，然而他发现实际上自己并没有被这个“圈子”所承认和接纳。这令他无论如何也不甘心[1]（33-34）。

二、仕途的困境

“仕在北洋”，辜鸿铭的“仕”也是夹缝中的仕途。正如前文所述，幕府期间，辜鸿铭的看法并不被张之洞重视，甚至常常被视为迂腐之谈。由于与张之洞政见不合，辜鸿铭常感失意，因此常發牢骚。《张文襄幕府纪闻》中便有不少这样的记录。致力于捍卫中国传统的辜鸿铭，顽固保守的态度几乎到了不通情理的程度，但自己极力维护中国的文明和国家的尊严，却没有得到政府的重视，入仕几近二十年，始终是一介幕僚，这对辜鸿铭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委屈的事。他在文章中抱怨：“我已为皇太后陛下的政府服务了18年，但至今仍然停留在刚入职的位置上始终没有得到升迁。我现在的薪水还不如赫德手下两个四等助手。我承认这是一种非常有损于自尊的事。”[1]（44-45）

1905年辜鸿铭终于得到一次升迁。他被清廷赐予外务部部郎的实衔，并出任上海黄浦浚治局督办。向来以儒家道德要求他人的辜鸿铭，也以这一套原则作为自己立身行事的标准。他好不容易成为大清帝国的一名正式官员，目标是做一名清官，做一个品行端正的人。在他的理想中，只要王朝的大臣人人清正廉洁，那么天下必然大治。终究是一介书生，缺的不是浪漫主义情怀，而是务实主义的眼光。辜鸿铭没有看到的是，庞大的王朝本身便是滋生贪污腐化、营私舞弊、尔虞我诈的温床，尤其是一个大厦将倾的末世王朝。

他的仕途一直处在理想与现实的夹缝里。混乱年代，辜鸿铭反抗袁世凯，参与张勋复辟，都是出于对旧王朝的忠心，对旧礼教的维护，也是出于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浪漫主义情怀。正因为如此，晚年的辜鸿铭得到废帝溥仪的召见并共进午餐时，这位行走过漫漫仕途夹缝的老忠臣终于感到心灵的慰藉。在他死后，溥仪所赐“含谟吐忠”四字旌额也许是对这位遗老之忠心最恰当的写照。

三、时代的困境

“老中国的辩护士”[1]（49）这一称呼似乎概括了辜鸿铭一生的特征：他一辈子都在与人争辩。与西方人辩，与维新派辩，与辛亥革命辩，与五四新文化运动辩，甚至还与保守派辩。这些辩论透着他的机智与幽默，同时也透着他的迂腐与顽固。辩论的内容，一方面是对西方文明尖锐的批判，另一方面是对中国文明无以复加的推崇。但进一步分析，我们会发现：他所否定的并非西方文明的全部，而是近现代西方文明;他所推崇的中国文明只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明，近代中国出现的几乎所有的变革思潮，都受到过他的排斥和抗拒。从这个角度看，辜鸿铭又处在时代的夹缝中，成为一个坚决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维新变法的时候，他骂维新派“卑鄙无耻、丧尽天良”，“康梁一出，几欲使我中国数千年文明事物一旦扫地殆尽”[1]（37）;辛亥革命时，他骂革命党是“乱臣贼子”，“没有辫子的食肉兽”[1]（37）;他骂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是一群吃了“狂药”的疯子，只顾模仿西方，却毁灭了儒家文明[1]（37）。民国成立、清帝退位，辜鸿铭便开始了自居为清朝遗老的生涯，开口“你们民国”，闭口“你们民国”，界限划得分明，在滚滚的历史潮流中，孤身一人孤傲而决绝地走进了时代的夹缝里。

辜鸿铭“排西”也好，“护中”也好，其实质是一种“反现代化”的思维，这种思维在西方浪漫主义者克莱尔、艾默生等人那里早已存在。如果把辜鸿铭纳入世界背景中，我们就不能简单地视作“怪物”。在时代的发展中，他的逆潮流而动，只是因为他身处另一种潮流之中——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潮流。

四、结语

辜鸿铭之所以行走在时代的夹缝中，让人觉得怪异，其实未必真的有多怪，只是有自己的坚守而已。而这，跟某些“拿起笔老子天下第一放下笔夹着尾巴做人”[4]的当代文人相比，恰恰是古代文人可敬可爱的一面。他们有独立的思想，更可贵的是，还有对这种独立思想的坚守与捍卫。

参考文献：

[1]唐利群.辜鸿铭：东西之中[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7.

[2]赵东凌.最后的精神贵族：风骨绝尘的民国大先生[M].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16：39.

[3]吴相湘.风云际会下的书生[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9：41.

[4]高聚武，二月河.拿起笔老子天下第一，放下笔夹着尾巴做人[J].湖南文学，2008（1）：34-37.

基金项目：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项目（编号：XM-06-16）;安徽职业技术学院2018年度省级人文社科一般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安徽省高等院校学生国际化视野培养研究”（编号：SK2018B0006）;2019年教育部职业院校外语类专业教指委项目（编号：FLEA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