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和之作神来之笔

王福权

南宋学者、教育家张栻曾在长沙妙高峰上筑城南书院以居学者，《城南杂咏》即是其对长沙城南诸景的咏怀之作。后来朱熹访张栻并和之，所以《城南唱和诗》的内容为朱熹与张栻的唱和之作20首。而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元代杨维桢《城南唱和诗》卷内容为张栻的20首诗，以及杨维桢抄诗的缘由及对朱熹与张栻二人的评价，系杨氏67岁所书。

流传脉络清晰

杨维桢（1296年至1370年），桢又作祯，字廉夫，号铁崖、铁笛道人、东维子、老铁贞、梅花道人等，会稽（今绍兴）人。元代著名的诗人、书法家。与陆居仁、钱惟善并称为“元末三高士”。

根据《城南唱和诗》卷杨维桢的后记与明代谢肇浙的跋可知，朱熹与张栻的和诗流传顺序为朱光（朱熹五世孙）、于文传、钱伯广、王师道/虞子贤、沈时暘、林元立、丁鸿舻、马季声、谢肇浙。传至虞子贤时，张栻原作已佚，所以虞子贤出面请杨维桢和诗，未及之时，杨维桢为之补书了张栻诗文。

此卷为杨维桢所书张栻诗文部分，纸本，草书，纵31.6厘米、横216.6厘米。款钤“廉夫”“会稽杨维桢印”，卷上钤有“嘉庆御览之宝”“嘉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石渠宝笈”“石渠宝笈三编”“宣统御览之宝”“宣统鉴赏”“无逸斋精鉴玺”等内府鉴藏印。

后依次有陈献章、徐惟起、谢肇浙、叶恭绰、张大千等人题跋，另有明末清初孙承泽的题跋题在杨维桢墨迹前后的隔水上。还钤有徐惟起的“徐惟起印”“徐氏兴公”、谢肇浙的“谢肇浙印”“谢氏在杭”“小草斋印”、王掞的“太原颛庵王氏拙修堂收藏图书”“王掞私印”“ 西田”“娄江王藻儒氏真赏”、孙承泽的“孙承泽印”“城南书舍”“愿学未能”、王南屏的“玉斋”“王南屏印”“南屏珍藏”、叶恭绰的“叶恭绰印”“恭绰”、张大千的“张爰”“三千大千”等印鉴。这些印章或钤于正文空白处，或钤于题跋落款处，或钤于两纸相接处。

《铁网珊瑚》《庚子消夏记》《石渠宝笈三编》《故宫已佚书画目》等对此卷有著录。故宫博物院另藏有《城南唱和诗》卷朱熹所书的部分。

被认杨书之最

清末学者柯劭忞在《新元史》卷二百三十八记载杨维桢：“泰定（1324年为泰定元年）初进士，署天台尹，罢去。张士诚据浙西，累使招之，不能屈。且撰五论反复告以顺逆成败之说，识者韪之。生平气度高旷，喜戴华阳巾，披羽衣，周游山水间，以声乐自随。早岁居吴山铁崖，筑万卷楼，辘轳传食，读书其上者五年，故以铁崖自号已。得铁笛于湘江吹之，亦号铁笛子。文辞非秦汉弗之学，久与俱化。晚年筑蓬台于松江，东南才俊士投贽求文者无虚日。当疾亟撰《归全堂记》，顷刻立就，掷笔而逝。著有《四书一贯录》《五经钥键》《春秋透天关》《礼经约》《历代史钺》二百卷，《东维子集》三十卷，《琼台曲洞庭雪闲杂吟》二十卷。”

《城南唱和诗》卷中“轩”“云”“西”“道”等字皆用篆法写成，但却不觉突兀，似其诗中神来之笔，正因作者取法高古。

“文辞非秦汉弗之学”的评价足见杨维桢文辞取法之高古，而其书法亦然。其书法宗法秦汉，尤善行草。《城南唱和诗》卷中“轩”“云”“西”“道”等字皆用篆法写成，但却不觉突兀，似其诗中神来之笔。其正因为取法高古，所以其书风有浓厚的金石气息。元代张雨在《叙廉夫集》中评其书法云：“今代善用吴才老韵书，以古语驾御之，惟李季和杨廉夫称作者。廉夫上法汉魏，出入李唐，其古乐府有旷世金石之声。”可谓深中肯綮。

整卷字体主要用今草、行书、章草结合的方式写成，字体间自由转换;结体奇崛多变，有端正者、支离者、拘谨者、纵逸者;笔法刚劲凌厉，中锋与侧锋运用自如;字与字之间时连时断，时大时小，乍停乍起，变化多端。其书法整体上不走常规路线，如飞龙电闪、流水入潭，不可名状，却都似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如其为人为事放逸独行，时作惊人之语，但丝丝入扣。亦如其作诗，典故频出又不觉生涩，反倒古风盎然，朗朗上口。

因为这样的优异，张大千在卷后题跋感慨道：“廉夫书凡见数卷，要以此为最。”

诗情催发之作

对于杨维桢的文学成就，明初政治家、文学家宋濂所作的《杨君墓志铭》称其领军文坛40年：“元之中世有文章巨公起于浙河之间，曰铁崖君，声光殷殷，摩戛霄汉。吴越诸生多归之，殆犹山之宗岱，河之走海，如是者四十余年乃终。”

这与杨维桢的“文辞非秦汉弗之学”相一致。而关于他的书法，明代著名书家吴宽则认为如“大将班师，三军奏凯。破斧缺斨，倒载而归。”（《题杨铁崖遗墨》）吴宽的话说明了杨维桢书法汪洋恣肆、通于情志、收放自如。

南宋 朱熹《城南唱和诗卷》31.5厘米×275.5厘米故宫博物院藏有了杨维桢补书的张栻诗文，再加上朱熹和诗，更能还原当年的一段文坛佳话。

通过杨维桢的著述，我们似乎应将其定义为“经学家”，但他却以诗名世。他性格放逸，诗风与书风皆像其为人，诗学成就与书法成就不相上下，评者也多将其诗和书法与为人相提并论。明代李东阳在《怀麓堂集》中说：“铁崖不以书名而矫杰横发称其为人。”明代安世凤评道：“杨铁奇人也，不遇其时，不偿其志，遂奇其歌辞并奇其踪迹。”（《墨林快事》）

這都说明了杨维桢的诗词与书法创作与其内心性情的高度吻合。与赵孟頫相比，赵平淡圆润，贡献在于对古法的传承;而杨以情感催发书法创作，成就可嘉，实可与赵孟頫并列“元代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