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于事件、奇葩和新闻性的写作

2020-01-15 04:27:42 安徽文学 2020年1期

陈振华

现实、尘世生活的丰富、芜杂、悖谬、奇葩已经超越了作家的想象,非虚构叙事的异军突起喻示着文学虚构的危机已非一日:文学虚构不是高于现实,而是低于现实的现象在当今创作界普遍存在。评论家雷达更是直言不讳:“很久以来,我们的文学缺乏超越性和恣肆的想像力,总是热衷于摹写和再现,读来虽有平实的亲近,却无腾飞的提升。”由此观之,惠兆军短篇小说《三维时代的打人事件》也是日常生活形态的复制、仿真与拼贴,是一篇止于事件、奇葩和新闻性的写作。

小说的故事并不复杂,就是当下社会生活中经常上演的带有奇葩性的事件。小说主人公徐阳因屡次上班迟到,弄丢了老客户而被公司炒了鱿鱼。心情极度沮丧的徐阳看到大学同学在另一家公司混得风生水起,在朋友圈炫耀开会的场景,嘴角只能浮起一丝冷笑。他想向昔日同居女友倾诉自己的委屈,然而女友早已将他删除,从此销声匿迹了。带着失败、沮丧、愤怒的情绪,徐阳在公交车上和一位老人发生了口角,老人的谩骂和不依不饶差点让徐阳动了粗。之后,徐阳在车上又碰巧遇到诈骗过他的曹学林,徐阳的愤怒、屈辱终于在撕扯中爆发,尾随曹学林下车,对其进行痛殴,几近疯狂。围观的人没有谁上去劝解,只是打开手机摄录或拨打110报警。这算是事件的第一维度。这一事件经由陈伟的摄录和网络推送,迅速成为影响恶劣的公共事件,事件进一步发酵。这是事件的第二维度,由现实空间上升为网络传播空间。在另一家公司工作的郑凯和何建因在网络上看到这个打人视频,讨论起另一个更为奇葩的网络新闻:两辆豪车奔驰和宝马头顶着头的对撞。这是由打人事件而被引入叙事的第三个维度。应该说三个维度的逻辑关联是存在的,但小说叙事却止步于事件本身,仅仅是对现实生活中的事件进行复制和拼贴。这样的复制拼贴凸显的是事件的奇葩性本身,并没有追问事件背后的现实诱因、社会机制、历史基因和文化传统。因此,这样止于事件的小说实际上呈现的只是片面的真实,而非社会现实的整体面目。诺曼·梅勒认为:“小说家经常碰到的困难是给‘社会现实下定义。每天发生的事情不断混淆着现实与非现实、奇幻与事实之间的区别。”因此,《三维时代的打人事件》尽管不能指认为伪现实主义,但遗憾的是,如此简单地仿真、拼贴只能导致对现实的单向度认知,从而遮蔽了现实真相的多维、丰富与复杂。

小说不是新闻,小说往往开始于新闻终止的地方。小说不排斥新闻性,但新闻性决不能成为小说的主导。新闻一般是一个开放性的结构,很少追究事件发生之前和之后的延伸。而小说则是一个闭环式的结构,并在这个闭环结构中体现人际关系的变化以及人性的复杂内涵。安徽作家余同友的很多小说具有新闻性,这已经成为他的小说创作特色之一。令人欣慰的是,他的小说往往从新闻事件入手,写出了新闻事件的来龙去脉,并在事件上进行深刻的诘问与反思,对事件的发生之前和发生之后进行了深度的延伸与拓展,这样的新闻性非但没有伤害到文本的审美内涵,反而让小说更具有现实的问题意识和时代品格。《三维时代的打人事件》则没有突破新闻性的桎梏,小说呈现了一个类似新闻事件的过程,其叙述的重心是事件本身,是事件的新闻性和传播性,以及事件所引发的社会反响,而对事件中人的命运没有太多的关注。新闻贴着事件写,小说贴着人物写,这篇小说很明显是贴着事件来写的。这就导致主人公的命运以及他们之间的爱恨情仇并没有展开,故事情节的推动不是依赖人物之间的命运变化,而是依赖作家创作理念对事件的嫁接。新闻可以提供小说素材,但新闻不能代替小说思考,小说更不能成为“改头换面”的新闻。法国小说家埃里克·法伊的《长崎》就源于一则日本新闻,小说的新闻性自然很强,但该文本就在于新闻结束的地方,小说开始了。《长崎》在新闻事实和过程的基础上往前又走了三步:女寄居者被捕后老汉内心的恐惧心理;老汉恐惧心理之后对寄居者的理解与同情;女寄居者来此的真实意图。新闻不过几百字,而这篇小说则在新闻的基础上延伸至4万多字。类似的例子还有余华的长篇小说《第七天》,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等等。如果小说止步于新闻本身所呈现的现实奇葩性、荒诞性,止步于新闻素材的表象,这样的小说还不如看新闻更加直接明快,况且现在的新闻也颇具艺术的魅惑力。

小说的叙述,无论是语言的运用,故事的推进,还是结构的设置都还显得稚嫩。语言平铺直叙,缺乏艺术美感,和日常生活的语言没有多少分别。语言当然可以来自生活,但叙述语言需要提炼,需要富有艺术张力和审美感染力,所以仅从语言这一个角度而言,小说都更像是对现实生活的复制或仿真,这种贴着现实地表的语言或叙述是不可能产生真正杰作的。事件及故事情節的推进更是缺乏艺术拓展,小说过于聚焦于事件本身的推进,与事件关联的社会状态、现实生活,甚至周遭环境、景物都付诸阙如。文本叙述直奔主题,缺乏应有的延宕、迂回和摇曳多姿,线性的叙述单调乏味。小说篇幅不长,但文本第二部分的设置仍属冗余。陈伟的出现,见证了大街上的打人事件并将其摄录传播到网上,从结构上而言,似乎这一部分完成了打人事件从现实空间向网络传播空间的推进。但小说的第一部分结尾,人们在围观的过程中就有人开始摄录,这里只要加一句叙述语:围观的人很快将视频上传到网络。如此一来,小说整个第二部分的功能就会彻底丧失,就失去存在的合理性,这就可以让有限的篇幅去聚焦、关注、描摹更重要的内容。之所以如此设置结构,是作家机械地坚持初始的创作意图,没有更好地进行艺术营构和剪裁,这是创作稚嫩的又一表现。作家的创作意图实际上是有一定新意的,但艺术完成度确实欠佳,作家的艺术功力需要进一步涵养。

余华自《兄弟》以来,就宣称对现实进行“正面强攻”,所以《兄弟》才将现实芜杂化;《第七天》则集中了强拆、袭警、跳楼、自焚、爆炸……等一系列公共事件,其新闻性已无以复加,但这种“新闻串串烧”似的小说并没有超越现实本身,甚至滞后于现实。这样的小说无疑传承的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精神,也就失去了早期先锋写作以及《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时期的思想与艺术冲击力。同理,《三维时代的打人事件》这种类新闻的小说创作,其出发点就是要从新闻、事件的现场出发,展开艺术虚构或想象,向人性的深度和现实的深处掘进,才有可能逃避“功利、趋利、复制、仿制和经世实用、消费性”的写作漩涡,赢得小说审美意蕴的丰赡。

责任编辑   洪   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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