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术”、“治术”与“道术”
——“作赋以讽”与宋玉《钓赋》的创作

邓国均

战国时期，宋玉是屈原之后楚国最重要的辞赋作家，文学史论著亦常以“屈宋”并称。《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宋玉的辞赋创作，对于现实政治和社会的批评力度虽然不如屈子之作，但从其今存多数作品来看，仍然表现出较为明显的“讽谏”意识，是“作赋以讽”的先行实践者。保存于《古文苑》中的《钓赋》，便是这样一篇主题鲜明、意蕴丰富的杰作。作者将道家、儒家思想与“铺采摛文”的赋体笔法相结合，通过对不同“钓术”内容的铺叙和转换，巧妙地实现了对“楚王”的“讽谏”意图。今以对《钓赋》真伪的考察为基础，对其思想文化内涵与其“讽谏”主旨的关系略作论述。

一、《钓赋》的真伪及其主题

《钓赋》是否为宋玉所作，是开展相关研究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班固《汉书·艺文志》载：“宋玉赋十六篇”，并自注云：“楚人，与唐勒并时，在屈原后也。”由于体例所限，《汉志》并未著录宋赋的篇名。梁代萧统所编的《文选》，所选宋玉作品包括了《风赋》《高唐赋》等一共七篇，但并未收入《钓赋》。初唐时编成的《隋书·经籍志》，虽然载录“楚大夫《宋玉集》三卷”，但亦未著篇名。今见《钓赋》全文，乃见于无名氏所辑、南宋章樵等人作注的《古文苑》中。鉴于此种文献载录状况，因此有不少学者怀疑《钓赋》恐非宋玉所作。

《古文苑》所收宋玉作品，包括了《笛赋》《大言赋》《小言赋》《钓赋》等一共六篇。明人胡应麟说：“《钓赋》全放《国策》‘射鸟者对’”；“《古文苑》所载六篇，惟大、小言辞气滑稽，或当是一时戏笔，余悉可疑”。清人崔述根据六朝时期的《雪赋》《月赋》等作品，认为“假托成文乃词人之常事”，“《神女》《登徒》亦必非宋玉之所自作”。以此观之，《钓赋》亦可以列入“假托成文”之范围。近代以来，或许是因受“疑古思潮”的影响，宋玉赋作受到了更为广泛的怀疑。如陆侃如研究认为，《楚辞章句》和《文选》等书所收宋玉赋作，只有《九辩》和《招魂》二篇“或者真是宋玉作的，其余十篇都有伪托的嫌疑”。其所著《宋玉评传》则进一步指出，“《钓赋》的结构上，大约是从《风赋》脱胎来的”，其中的“殷、汤以七十里”等句，“显然抄自《孟子》”，因而认为该赋可能属“后人伪托”之作。刘大白则根据《风赋》《高唐赋》等存在某些与“周秦古韵”不合的情况，而认为《文选》和《古文苑》所收宋玉赋，“都是后人托古的作品，没有一篇是真的”。游国恩则认为：世传宋玉真正“可靠的作品”，其实“只有《九辩》一篇”；《钓赋》等不但出于“可靠性极薄弱的《古文苑》”，而且在叙事方面又多有雷同之处，“显然是后人展转摹仿”之作。除此之外，郑振铎所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亦认为：宋玉作品除《九辩》和《招魂》外，“自《风赋》以下，便都有些靠不住”。胡念贻虽然肯定《文选》所收《风赋》和《高唐赋》等五篇作品为宋玉所作，但又认为《钓赋》文中的“利禄为饵”等句所体现的价值观念，“战国以前还没有这样明确地提出来”，故而对这几篇作品都持“存疑”态度。姜书阁也认为，《钓赋》与《大言赋》等见于唐人所编的《渚宫旧事》，其与《襄阳耆旧记》所载《高唐对》之“以故事而叙入者相似，(编者)显然并未视为宋玉作品”。这些论述从不同角度指出了《钓赋》存疑的原因。

但另一方面，肯定《钓赋》为宋玉所作者也不乏其人，其在汉魏以来的流传轨迹，亦大致可以考见。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说：“荀况《礼》《知》，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就表明他不但读过《钓赋》，而且很肯定其在赋体文学发展史上的价值。就《钓赋》的具体内容而言，《列子·汤问》篇“詹何以独茧丝为纶，芒针为钩，荆筱为竿”数句，晋人张湛注中的“夫饰芳饵，挂微钩，下沉青泥，上乘惊波”等语，李诚就认为“几乎全抄自《钓赋》中登徒子的话”。《文选·七发》“若庄周、魏牟、杨朱”一句，唐代李善注说：“《宋玉集》曰：‘宋玉与登徒子偕受钓于玄渊’”，所引内容与《古文苑》所载《钓赋》首句相合，可见《钓赋》为唐时流传的《宋玉集》所收。唐初欧阳询所撰《艺文类聚·人部》亦收有《钓赋》一文，但部分文字与《古文苑》所载《钓赋》内容有较大出入，文末还少了“今察夫玄渊之钓”以下一段。高秋凤根据这种内容上的差异，指出《古文苑》所载《钓赋》“不是采自《艺文类聚》”，而“应是采自《宋玉集》”，前人多以为《古文苑》所载宋玉诸赋是“抄撮类书”之说，都是“不正确的”。由《隋书·经籍志》所载“《宋玉集》三卷”，可知《宋玉集》应当编成于隋唐以前。郑良树根据两汉以来赋家、学者所袭用、引述或编录宋玉赋的情况，认为“隋唐时三卷本的《宋玉集》应该保存得相当完整”。郑氏还进一步指出：此书“大概亡于唐代中叶或末叶”，《文选》和《古文苑》分别选录宋玉七篇和六篇作品，“可能是促成《宋玉集》亡佚的主要原因”。由此看来，《古文苑》所收的《钓赋》，源出于隋唐前已经编成，且流传较广的《宋玉集》的可能性是极大的。

《古文苑》所收诗文，均为唐代以前的作品，宋人多以此书为唐人所编。南宋时期的韩元吉记叙其成书过程说：“世传孙巨源于佛寺经龛中得唐人所藏古文章一编，莫知谁氏录也。”稍后江师心所作的《古文苑序》，亦云：“《古文苑》，唐人之所集，梁昭明之所遗也。昭明曷为遗之？盖以法而为之去取也。唐人曷为集之？盖思古而贵于兼存也”，不但指出了《古文苑》的编纂时代，也指出了编纂的原因。今人曹景年研究认为，《古文苑》的成书可能存在着一个不断增补、修订的过程，其中保存的大量珍稀文献当属唐人旧稿，另外三篇石刻文则为宋人所加。从这些论述来看，唐代学者从《宋玉集》中选择《文选》所未收的宋玉辞赋作品，编入《古文苑》的可能性是很大的。高秋凤研究认为 ：《古文苑》所载《钓赋》的首句“玄渊”作“元洲”，“洲”应是“渊”之形误，表明其不避唐高帝李渊之讳，则《古文苑》编者所见之《宋玉集》，“必定是隋以前的旧本”。由此可见，《钓赋》的文献来源不但颇为清楚，而且可靠性也很高。因此清代学者严可均所辑《全先秦文》，即将《钓赋》编入宋玉名下。稍后的刘熙载亦相信，《风赋》《钓赋》等为宋玉所作，这种认识不是没有道理的。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批简帛文献的出土，为考察《钓赋》的真伪提供了更多有力的证据。1972年4月，考古工作者在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发掘出土了一批竹简，其中有二十余枚辞赋作品残简，其首简背面上端署有“唐革(勒)”二字，赋文中又载有唐勒的话，因此整理者将其称为“《唐勒赋》残简”，并认为其作者可能是战国时期的楚人唐勒。汤漳平赞成该赋作者为唐勒说，但又认为“‘唐勒赋’应是唐勒所有赋作的总称”，而“这是一篇以描写御术为主要内容的赋作”，因此其篇题“似应作《御赋》”。李学勤则根据《古文苑》所收《大言赋》《小言赋》的“体例”，认为该赋的作者“应当就是宋玉”，“按照宋玉传世各赋的标题，《唐勒》最好称为《御赋》”。朱碧莲也赞成此赋为宋玉所作、篇名应拟为《御赋》的说法。关于银雀山一号汉墓的年代，考古学者认为其上限“不会早于建元元年(前140年)”，下限“不会晚于元狩五年(前118年)”，因此可以推知墓主当为西汉初年人，与唐勒所生活的战国晚期相去不远。同墓出土的《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均为先秦古籍，因此尽管学者对《御赋》为何人所作的看法尚不一致，但大多数人肯定此赋应为先秦时期的作品。

《御赋》残简与《古文苑》所载《大言赋》《小言赋》《钓赋》等作品在思想主题、结构模式等方面呈现出较多的相似性，因而促使学者重新思考传世宋玉赋的真伪问题。由于《御赋》残简0184号简上有“唐勒与宋玉言御襄王前”的字句，而此赋在文体方面又呈现出“韵散兼用”“主客问对”和“铺采摛文”的“散文赋”形式特征，因此此前学者认为的《钓赋》等作品内容中存在的“本国本朝人无须称说国名朝名”“战国时代不可能出现较为成熟的‘散文赋’”等说法都不攻自破了。至于《风赋》《高唐赋》《神女赋》《小言赋》等似乎存在某些与先秦古韵不合的情况，胡念贻《宋玉作品的真伪问题》、朱碧莲《宋玉辞赋真伪辨》等论著都对其进行了考辨。汤漳平则将《御赋》残简与《古文苑》所收《钓赋》等作品进行对比，认为它们“都是同一时代的产儿”。郑良树对宋玉作品真伪问题的研究史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回顾与梳理，发现从前怀疑宋玉赋为伪作的理由“的确存在著许多问题”。高秋凤也在全面考察《钓赋》真伪及各家所持论据的基础上，认为《钓赋》“不是赝品，它确实是战国宋玉所撰”。既然此前怀疑该赋为伪作的理由都难以成立，而《御赋》残简的发现，又证明战国时期确实存在着这样的“散文赋”，则自《文心雕龙》以来认为《钓赋》为战国时期的宋玉所作的看法，就应该予以重新肯定。

《御赋》残简的出土，不但廓清了《钓赋》真伪问题的许多迷雾，也使人们更为清楚地看到，先秦时期确实存在着一类以“事理”为题材的赋作。除《御赋》《钓赋》外，《庄子·说剑》篇和《史记·楚世家》所载“楚人以弋说楚王”故事，似乎都属于这一类。这两篇作品在文体上也表现出较为明显的“辞赋化”倾向，明人谭元春即认为《说剑》篇“祗似战国陈轸、犀首辈之言，枚、马、子云辈之赋体”；今人伏俊琏则认为《说剑》篇“带有故事赋因素”。《史记·楚世家》所载故事，明人孙鑛又称其为《弋说》，清代姚鼐所编《古文辞类纂》，则将其归入“辞赋类”。与《御赋》《说剑》《弋说》等分别以“御术”、“剑术”、“弋术”为主题相似，宋玉《钓赋》亦以“钓术”作为贯穿全篇的思想主题。作者在吸收春秋以来儒、道思想的基础上，通过对不同“钓术”内容的形象描绘和巧妙转换，对汉代盛行的“作赋以讽”进行了一次先期的生动实践。深入分析这篇作品所具的儒、道文化背景，实是准确把握其思想主题和创作主旨的关键。

二、“钓术”与道家之“道术”

《钓赋》的开篇说：“宋玉与登徒子偕受钓于元洲，止而并见于楚襄王。登徒子曰：‘夫元洲，天下之善钓者也，愿王观焉。’”接下来“登徒子”和“宋玉”分别向“楚王”讲述了“元洲之钓”和“尧舜禹汤”等“大王之钓”，通过对这两类“善钓”者不同“钓术”的对比，作者肯定了“大王之钓”所具的重要意义，从而委婉地向“楚王”表达了自己的“讽谏”之意。《钓赋》的题材选择和上述文本结构、叙事逻辑等，与其所具的道家、儒家思想背景是密切相关的。

《古文苑》所载《钓赋》文中的“元洲”，实应为“玄渊”。《文选·七发》：“若庄周、魏牟、杨朱、墨翟、便蜎、詹何之伦，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李善注云：“《淮南子》曰：‘虽有钩针芳饵，加以詹何、蜎蠉之数，犹不能与罔罟争得也。”高诱曰：‘蜎蠉，白公时人。’《宋玉集》曰：‘宋玉与登徒子偕受钓于玄渊。’《七略》曰：‘蜎子，名渊，楚人也。’然三文虽殊，其一人也。”从李注所引《宋玉集》可知，“元洲”原作“玄渊”，“洲”应为“渊”字之误，“元”则可能为宋人“避宋帝始祖赵玄朗讳”所改。“玄渊”又名“便蜎”“蜎蠉”“蜎渊”“环渊”“便嬛”“蜎子”“涓子”等，《史记》《汉书》均有关于其生平行事、著述活动的记载。《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自驺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又云：“田骈、接子，齐人。环渊，楚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论，环渊著上下篇。”同书《田敬仲完世家》亦载：“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汉书·艺文志》则载有“《蜎子》十三篇”，并自注云：“名渊，楚人，老子弟子。”唐代颜师古注说：“蜎，姓也，音一元反。”东汉应劭《风俗通义·姓氏篇》则云：“环氏出楚，环列之尹，后以为氏。楚有贤者环渊，著书上下篇”，清人张澍注说：“环渊即嬛渊，亦即蜎渊也。”可见《钓赋》所称“玄渊(环渊)”，乃是一位道家学者，其人大概生活于战国中后期，早年为学于楚，后东游齐国稷下，与田骈、慎到等知名于时，并著有《蜎子》等书。

汉初枚乘所作《七发》，称“便蜎、詹何之伦”为“方术之士有资略者”，西汉末期刘向所编的《列仙传》则云：“涓子者，齐人也，好饵术”，“后钓于荷泽，得鲤鱼，腹中有符。隐于宕山，能致风雨”。北魏郦道元《水经注·睢水注》亦载：“芒、砀二县之间，山泽深固，多怀神智，有仙者涓子、主柱，并隐砀山得道。”因“环渊”曾游学于齐，故《列仙传》称其为“齐人”。综合《史记》《汉书》《列仙传》和《水经注》等书记载，可知“玄渊(环渊、蜎渊)”其人实兼有“学者”和“隐士”的“双重身份”，所谓“仙者涓子”，则不过是道教在发展过程中对道家人物故事进行“神仙化”的改编而已。除研究学术外，他在社会生活方面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即“善钓”或“乐钓”，《列仙传》和《水经注》所谓“钓于荷泽”、“山泽深固”等，都直接或间接地表露了这层意思。《淮南子·原道》篇说：‘虽有钩针芒距，微纶芳饵，加以詹何、蜎蠉之数，犹不能与罔罟争得也”，自是将其视为明于“数术”的“善钓”者；三国时应璩《与从弟君苗君胄书》所云：“弋下高云之鸟，饵出深渊之鱼。蒲且赞善，便嬛称妙，何其乐哉”，则又凸显了“善钓”所包含的独特生活意趣。南宋章樵《古文苑注》解释“元洲”之名说：“元，妙也。洲，水边洲渚。言精于钓，故托元洲为名。”其说虽因不明“元洲”为“玄渊”之误，而不免有牵合之处，但将“玄渊(环渊、蜎渊)”之名与其“钓鱼”活动相联系，则又颇为准确地指出了“善钓”对于“玄渊”其人思想和生活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因此《钓赋》的篇首虽止“宋玉与登徒子偕受钓于玄渊”一句，但已为全文设置了一个颇为深厚的道家文化背景，并为下文的叙事和议论垫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从上文对于“玄渊”思想及其行事的考述，可以看出《钓赋》题材选择与其人物设计的内在关系。故其下文即通过“登徒子”之口，对“玄渊之钓”进行铺陈描绘：“夫玄渊钓也，以三寻之竿，八丝之线，饵若蛆螾，钩如细针，以出三尺之鱼，于数仞之水中，岂可谓无术乎？夫玄渊，芳水饵，挂缴钩，其意不可得，退而牵行，下触清泥，上则波颺，玄渊因水势而施之，颉之颃之，委纵收敛，与鱼沈浮，及其解弛，因而获之。”“登徒子”对“玄渊之钓”的称羡之情溢于言表，这一段描写虽然着墨不多，但颇为生动传神，写出了“玄渊之钓”的独特之处和用心所在。因其下文所写重在“尧舜禹汤”等“大王之钓”，故又借助于“宋玉”之口而对“玄渊之钓”予以排抑：“今察玄渊之钓也，左挟鱼罶，右执槁竿，立乎潢汙之涯，倚乎杨柳之间，精不离乎鱼喙，思不出乎鲋鳊，形容枯槁，神色憔悴，乐不役勤，获不当费，斯乃水滨之役夫也已。”此处虽因着眼点不同而将“玄渊之钓”称为“役夫之钓”，但若将两段文字合而观之，则可以看出“玄渊之钓”所蕴含的道家文化精神，实与《庄子》《列子》等书多有相通之处。

《庄子》《列子》书中均载有不少与“钓鱼”相关的寓言故事。如《庄子·秋水》篇：“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故事中的“庄子”因不愿出仕，故述以“楚有神龟”之事，而称“吾将曳尾于涂中”。此篇虽然未涉及“钓术”内容，但“庄子”之“钓”与其“隐逸”之志相关联，其行事实与“玄渊”有相似之处。《庄子·外物》篇所写“任公子之钓”，则应当可视为一种特殊的“钓术”：“任公子为大钩巨缁，五十犗以为饵，蹲乎会稽，投竿东海，旦旦而钓，期年不得鱼。已而大鱼食之，牵巨钩，錎没而下，鹜扬而奋鬐，白波如山，海水震荡，声侔鬼神，惮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鱼，离而腊之，自制河以东，苍梧已北，莫不厌若鱼者。”“任公子”之“钓”，因为志在于“大鱼”，故设以“巨饵”“长竿”，待以“期年”之期。其下文又进一步申论说：“已而后世辁才讽说之徒，皆惊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渎，守鲵鲋，其于得大鱼难矣。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是以未尝闻任氏之风俗，其不可与经于世亦远矣。”由此而言，则文中所谓“大鱼”，实为“任氏”不追求短期近效的“经世”之“大志”；所谓“任公子之钓”，实为一种与“玄渊之钓”有所不同的特殊“钓术”，其在本质上乃是一种“经世”之道或“治世”之术。可见，这一寓言故事在思想主题和创作主旨方面均与《钓赋》有不少相似之处。

枚乘《七发》将“詹何”与“便蜎”并举，《列子·汤问》篇则载有詹何“善钓”的故事：“詹何以独茧丝为纶，芒针为钩，荆筱为竿，剖粒为饵，引盈车之鱼于百仞之渊、汩流之中，纶不绝，钩不伸，竿不挠。”张湛注说：“詹何，楚人，以善钓闻于国”，“鲲鱼，其大盈车”。可见“詹何”所钓亦为“大鱼”，钓“大鱼”而“纶不绝，钩不伸，竿不挠”，亦可见其“钓术”的独到之处。于是“楚王闻而异之，召问其故”，“詹何”遂向“楚王”讲述了自己的“学钓”经历和“钓术”奥妙：“臣闻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纤缴，乘风振之，连双鸧于青云之际。用心专，动手均也。臣因其事，放而学钓，五年始尽其道。当臣之临河持竿，心无杂虑，唯鱼之念；投纶沉钩，手无轻重，物莫能乱。鱼见臣之钩饵，犹沉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强，以轻致重也。”此段文字对于“钓术”的阐述，不但具有颇为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容，而且更引人注意的是，“詹何”将话锋一转而向“楚王”指出：“大王治国诚能若此，则天下可运于一握，将亦奚事哉？”可见这一“善钓”故事，亦具有相当明确的“讽喻”目的。

《庄子》《列子》所写“任公子”和“詹何”故事，虽然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其所写“钓术”，实与《钓赋》中的“玄渊之钓”有不少相通之处。《钓赋》中“宋玉”向“楚王”讲述“玄渊之钓”的情形说：“精不离乎鱼喙，思不出乎鲋鳊，形容枯槁，神色憔悴”，与《列子》书中“詹何”所说“临河持竿，心无杂虑，唯鱼之念”其实非常相似，都说明“善钓”者在“垂钓”过程中需要用心专一、聚精会神；“任公子之钓”虽然“期年不得鱼”，但仍不改其志，亦可以看作是其“用心专一”的体现。《钓赋》中“登徒子”所说“退而牵行，下触清泥，上则波颺，玄洲(玄渊)因水势而施之，颉之颃之，委纵收敛，与鱼沈浮”，则又表明“善钓”的另一奥妙，是要因“势”而为、与“鱼”沉浮；“任公子之钓”在遇到“大鱼食之”时：“牵巨钩，錎没而下，鹜扬而奋鬐，白波如山，海水震荡，声侔鬼神”，过程中自然也少不了对“水势”与“鱼力”的把握和考量。《钓赋》对于“玄渊之钓”的描写虽然较为简略，但其所具“用心专一，聚精会神”、“因‘势’而为，与‘鱼’沉浮”等行为特征，与《列子·汤问》篇“詹何”所谓“投纶沉钩，手无轻重，物莫能乱。鱼见臣之钩饵，犹沉埃聚沫，吞之不疑”其实非常相似，实已达到一种心物交融、物我为一的精神境界，“詹何”称此种状态为“尽其道”，可知所谓“钓术”实已臻为一种哲学层面上的“道术”。

《庄子·外物》篇对于“任公子之钓”的描写虽然较为简略，但其书中对于某些生活技艺的描写，与《列子》所写“詹何”之钓则多有相似之处。如《养生主》篇所写“庖丁解牛”的故事，就颇具典型意义。篇中“庖丁”自述其“解牛之道”说，“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技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軱乎！”又如《达生篇》所写“善游者”：“孔子观于吕梁，悬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鼋鼍鱼鳖之所不能游也。见一丈夫游之。”其人自述其“蹈水之道”说：“吾始乎故，长乎性，成乎命。与齐俱入，与汩偕出，从水之道而不为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同篇所写“痀偻者承蜩”故事，亦与之相似：“仲尼适楚，出于林中，见痀偻者承蜩，犹掇之也。”其人自述其“承蜩之道”云：“吾处身也，若厥株拘；吾执臂也，若槁木之枝；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侧，不以万物易蜩之翼，何为而不得！”“孔子”听后称赞说：“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其痀偻丈人之谓乎！”类似寓言故事在《庄子》《列子》中还有不少，但其故事情节和思想主旨则基本相似，都是由“技”而进乎“道”，其人所具之特殊“技艺”，实际上均可看作是其所具“道术”之体现。

《庄子》书中所写“道术”的体现者，如“庖丁”及上述“善游者”“承蜩者”等，亦大多具有“用心专一，聚精会神”“因势而为，与物沉浮”等精神和行为特征，与“玄渊”“詹何”等“善钓”者高度相似。《庄子》本有一种得“神”而遗“形”的思想倾向，从上引寓言故事来看，《钓赋》文中的“宋玉”称“玄渊”其人“形容枯槁，神色憔悴”，其实正可以看作是其内在精神高度凝聚的体现。“玄渊”之钓“因水势而施之，颉之颃之，委纵收敛，与鱼沈浮”，与“庖丁”解牛之“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善游者”之“从水之道而不为私”，以及“承蜩者”之“处身也，若厥株拘”、“执臂也，若槁木之枝”亦极为相似，都具有一种“无私”“无我”的特点，如此方能达到一种“心物交融、物我为一”的精神境界。从上文对于“玄渊”思想及其行事的考述，可知《钓赋》所写“玄渊之钓”，实可以视为一种“隐者之钓”；其“钓术”所体现的哲学文化内涵，乃是《庄子》、《列子》等书所推崇的道家之“道术”。

从《钓赋》所载“玄渊之钓”的“因势而为，与鱼沈浮”等行事方式，自然可以生发出一种如《楚辞·渔父》所谓“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歠其醨”的处世态度；或如《庄子·渔父》所谓“处阴以休影，处静以息迹”、“法天贵真，不拘于俗”的人生哲学，然而《钓赋》的创作主旨乃在于“讽谏”世主，故而篇中通过两类“善钓”者的对比，进而转向了对“尧舜禹汤”等“王者之钓”的描述，这也正是《钓赋》在叙事结构和思想主旨方面不同于道家诸子寓言的创新之处。

三、“钓术”与儒家之“治术”

《庄子》《列子》所载“任公子”“詹何”等“善钓”故事，虽然“钓术”和“大鱼”等事象已颇具象征意蕴，但其借由“钓术”而对“经世”之道、“治国”之术等进行论述，仍然未完全脱离“钓鱼”活动本身。《钓赋》描写“玄渊之钓”也说：“委纵收敛，与鱼沈浮。及其解弛，因而获之”，可见其叙事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性。《钓赋》下文正是借由其开篇所铺设的这种叙事的现实性，指出“玄渊之钓”其实“乐不役勤，获不当费，斯乃水滨之役夫也已”，转而肯定“尧舜禹汤”等“大王之钓”所具的“非常之乐”和重要意义。

《钓赋》文中对于“玄渊之钓”的非议，主要是从“所得”甚少的角度而言的，其实体现的是一种以“功利”为标准的价值观。《淮南子·原道训》的相关论述，与《钓赋》的这种价值观亦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夫临江而钓，旷日而不能盈罗，虽有钩箴芒距，微纶芳饵，加之以詹何、娟嬛之数，犹不能与网罟争得也；射者扞乌号之弓，弯棊卫之箭，重之羿、逢蒙子之巧，以要飞鸟，犹不能与罗者竞多。何则？以所持之小也。张天下以为之笼，因江海以为罟，又何亡鱼失鸟之有乎？”此篇讨论“钓术”，最后其实亦落实到“天下”大事上。其将“垂钓”与“弋猎”并举，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钓鱼”之所以成为早期文学中一个较为常见的题材，应与上古先民的“渔猎”生产方式相关。《周易·系辞下》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察法于地”，“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牺”也即“伏羲”，由于上古时期的伏羲氏族与“渔猎”生产的密切关系，在后世某些神话传说或图像史料中，伏羲也便成了“人首鳞身”或“人首蛇身”了。随着社会生产的进步，“渔猎”活动的重要性有所下降，“钓鱼”也逐渐从古人获取食物的生存目标中解脱出来，成为一种兼具休闲娱乐、修养身心、颐神益智的社会文化活动。若从物质、功利的角度看，“垂钓”之得可能确实不如“网罟”之获灿然可观；但若从精神、文化的角度而言，则“网罟”之得又似乎不如“垂钓”之获深厚而丰富。《钓赋》正是基于“钓鱼”活动所具的这种内外矛盾关系，而从物质、功利的角度对“玄渊之钓”予以排斥，为下文肯定“尧舜禹汤”等“大王之钓”的精神、文化价值拓展了更大的空间。

《钓赋》对于题材内容的选择，与上文所述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御赋》，以及《庄子·说剑》和《史记·楚世家》所载《弋说》等“辞赋化”的篇章多有相似之处，其所涉“钓鱼”“驾车”“击剑”“弋猎”等内容，亦均与上古先民的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因为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先民在此过程中也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生活经验，亦由于其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较为常见，而这类活动本身又具有较为丰富的生活意趣和文化价值，故而适宜作为一个哲学和文学创作的题材，尤其适宜作为一个讲述某些事理时的“譬喻”对象。由于时人对于“钓鱼”、“驾车”、“击剑”等活动的熟知，因此作者在对其进行铺陈描绘或譬喻说理时，便可以部分地或完全地脱离这类活动本身，而快速进入作者所事先预设的论题。

《钓赋》中“宋玉”与“楚王”的对话，便是基于这样一种历史背景和生活基础：“宋玉进曰：‘今察玄渊之钓，未可谓能持竿也，又乌足为大王言乎！’王曰：‘子之所谓善钓者何？’玉曰：‘臣所谓善钓者，其竿非竹，其纶非丝，其钩非针，其饵非螾也。’王曰：‘愿遂闻之。’玉对曰：‘昔尧、舜、禹、汤之钓也，以圣贤为竿，道德为纶，仁义为钩，禄利为饵，四海为池，万民为鱼。钓道微矣，非圣人其孰能察之！’”“宋玉”所述“尧舜禹汤”之“钓术”，自然与“钓鱼”活动本身相去悬远，无怪乎“楚王”听此而叹曰：“迅哉说乎！其钓不可见也。”“宋玉”则进一步对此种“钓术”之奥妙与功用进行详细阐述：“其钓易见，王不[可]察尔。昔殷汤以七十里，周文以百里，兴利除害，天下归之，其饵可谓芳矣；南面而掌天下，历载数百，到今不废，其纶可谓纫矣；群生浸其泽，民氓畏其罚，其钩可谓抅矣；功成而不隳，名立而不改，其竿可谓强矣！若夫竿折轮绝，饵坠钩决，波涌鱼失，是则夏桀、商纣不通夫钓术也。”合而观之，“宋玉”实际上向“楚王”讲述了两类“钓者”：一类为“尧舜禹”等传说中的上古“圣王”和“商汤”、“周文”等“开国之君”，一类则为“夏桀”、“商纣”等“波涌鱼失”的“亡国之君”，而其所谓“钓术”，实际上乃是上古以来的王者“治国”之术。就此而言，《钓赋》的思想主旨，与《庄子·外物》和《列子·汤问》篇以“任公子之钓”“詹何之钓”譬喻“经世”之道、“治国”之术并无根本的不同；但另一方面，《钓赋》又通过对“玄渊之钓”和“尧舜禹汤”之“钓”的对比，而实现了“钓术”所象征的思想文化内涵，由“玄渊”所代表的道家之“道术”，向“尧舜禹”和“商汤”、“周文”等所代表的儒家“治术”的转变。

《钓赋》文中所列举的“尧舜禹”和“商汤”“周文”等人物，本是战国时期的儒家学者孟子、荀卿等所常道的“古圣先王”的典型。如《孟子·公孙丑下》载孟子之言说：“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同书《滕文公上》亦载：“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同书《离娄上》则云：“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可见在孟子看来，“尧舜之道”即“先王之道”的代表，“先王之道”亦即“圣人之道”，其思想实质是“仁政”和“德治”；“商汤”、“周文”之所以兴起，亦主要是因为“重德”和“行仁”。《孟子·公孙丑上》说：“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因为他们实行“仁政”和“德治”，故而为天下民众所归往：“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因为“得民”，所以“商汤”、“周文”能够得“天下”。《孟子·滕文公下》又云：“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夏、商两朝的“桀”“纣”便被看作是这类“暴君”的代表，《孟子·离娄上》分析指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桀”、“纣”等因为“暴虐不仁”而大失“民心”，因为失去“民心”而最终失去了“天下”。从这些论述来看，《钓赋》将“殷汤以七十里，周文以百里，兴利除害，天下归之”视为真正“善钓”的体现，正是对孟子“以德行仁”的“仁政”思想的一个形象譬喻；而“夏桀”、“商纣”等“竿折轮绝，饵坠钩决，波涌鱼失”，则又生动地说明了“王者”失去“民心”的巨大危害。

战国时期的另一位儒家学者荀子，其政治思想则与孟子略有不同。孟子主张法“先王”而行“仁政”，荀子则主张既法“先王”之道，亦取“后王”之术。如《荀子·儒效》篇说：“儒者法先王，隆礼义，谨乎臣子而致贵其上者也。”同篇又将“法后王，一制度，隆礼义而杀诗书，其言行已有大法”者称为“雅儒”。具体而言，荀子政治思想主要包括了隆“礼义”、尊“道德”、尚“贤能”、用“庆赏”、严“刑罚”等内容，如《荀子·王制》篇云，“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须而废，元恶不待教而诛”；“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欲荣，则莫若隆礼敬士矣；欲立功名，则莫若尚贤使能矣”；“无德不贵，无能不官，无功不赏，无罪不罚”；“全道德，致隆高，綦文理，一天下，振毫末，使天下莫不顺比从服，天王之事也”。值得注意的是，孟子论政体现出一种重“仁义”而轻“利禄”的思想倾向，如《孟子·梁惠王上》载其对“梁惠王”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荀子则颇为看重“利泽”在“王道”之中的重要性，如《富国》篇说，“量地而立国，计利而畜民，度人力而授事”；“儒术诚行，则天下大而富，使而功”；《王霸》篇则云，“汤武者，修其道，行其义，兴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天下归之”；“百姓贵之如帝，亲之如父母，为之出死断亡而不愉者，无它故焉，道德诚明，利泽诚厚也”。由此而言，《钓赋》文中所谓“兴利除害，天下归之，其饵可谓芳矣”、“群生浸其泽，民氓畏其罚，其钩可谓抅矣”，实又显示出其“治术”理论与《荀子》思想的内在关联。

孟、荀儒学思想虽然有上述不同，但在对“民”的重视方面则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如上所述，孟子认为“商汤”“周文”之所以兴，主要在于“得民”；荀子亦反复强调“爱民”“利民”对于“王道”政治的重要性，如《王制》篇说：“王夺之人，霸夺之与，强夺之地。夺之人者臣诸侯，夺之与者友诸侯，夺之地者敌诸侯。臣诸侯者王，友诸侯者霸，敌诸侯者危。”《君道》篇则云：“故有社稷者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爱己，不可得也”；“故君人者，爱民而安，好士而荣，两者无一焉而亡。”孟子、荀子的此种“民本”思想，反映在宋玉的《钓赋》中，则为“得鱼”或“失鱼”：“商汤”“周文”等因“得鱼”而得“天下”；“夏桀”“商纣”等则因“失鱼”而失“天下”。其篇中所说“昔尧、舜、汤、禹之钓也，以圣贤为竿，道德为纶，仁义为钩，禄利为饵，四海为池，万民为鱼”，实可以看作此种儒家“治术”思想的总纲；而其篇末所云“王若建尧、舜之洪竿，摅禹、汤之修纶，投之于渎，视之于海，漫漫群生，孰非吾有？其为大王之钓，不亦乐乎”，亦是在强调“得鱼”的重要性，实际上是以儒家“民本”学说作为全文的思想旨归。吴广平研究认为：宋玉“继承了孔子的‘德政’思想和孟子的‘仁政’思想”，主张“以民为本，推行仁政，以德治国”；刘刚则进而指出：宋玉思想“与同时代的荀子的新儒学比较接近”，因为荀子“义与利并重，礼与术兼用”。从上文分析来看，宋玉所受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影响，在《钓赋》中体现得较为明显，并表现出一种兼融孟、荀儒学思想的倾向。

四、结 语

清人章学诚说，“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虽其文逐声韵，旨存比兴，而深探本原，实能自成一子之学”。近人刘师培则将早期辞赋分为“写怀之赋”“骋辞之赋”和“阐理之赋”等三类。从题材类型上看，宋玉《钓赋》正是较为典型的“阐理之赋”。就《钓赋》所蕴含的思想内容看，“玄渊之钓”所代表的道家之“道术”，多注重从一己之身心体验出发，通过对心与物、天与人关系的认识与推求，从而达到一种“心物交融、物我为一”的精神境界，由此而衍生的道家之“治术”，如《钓赋》文中所说的“因势而为”“与鱼沈浮”等，亦是此种宇宙观、世界观的具体体现。尧舜禹汤等“大王之钓”所象征的儒家“治术”，则大多基于“古圣先王”的历史经验，以“爱民”“利民”“得民”等作为施政目标，以“仁政”“德治”等作为其思想旨归，这即所谓“先王之道”和“圣人之道”。《钓赋》文中的“钓术”，正是此种不同的“治术”“道术”的象征。《钓赋》也正是通过对不同“钓术”“道术”内容的巧妙转换，准确地实现了对“楚王”的“讽谏”意图。因此明人陈第评论宋玉的辞赋创作说：“体制颇沿于其师，风谏有补于其国。”清人浦铣亦认为：“宋玉《钓赋》，可为讽谏法，当与庄子《说剑》篇参看。”两者可谓从不同角度，指出了宋玉的《钓赋》等作品，对于辞赋文体功能的开拓及其在思想史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