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隋唐文学中的鲸鱼意象谈略

王 星，夏增民

(华中科技大学 历史研究所，武汉430074)

引 言

学界关于鲸鱼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鲸鱼的自然属性、文化意蕴和象征意义三个层次。其中，关于鲸鱼生物学上(自然属性)的研究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兹不过多赘述。文化史学者对古代鲸鱼问题关注颇多，杨秀英及其硕士研究生沙大禹[1-3]曾对鲸鱼的历史称谓、分布及其形象变迁做过系列研究，晏新志[4]、陈敏学[5]则从鲸鱼与阴阳数术、灾异感应的角度入手，考察了鲸鱼在古代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相较于鱼意象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成熟，学界对鲸鱼意象的关注起步较晚，吴振华[6]《论韩愈诗歌的鱼意象与钓鱼诗的文化内涵》一文，是较早对韩愈诗中的鲸鱼意象进行分析的文章，随后龚慧兰[7]《现世与理想的双重关注—论李贺诗歌鱼意象的深层含义》、田文青[8]《论唐诗中的鱼意象》、余红芳[9]《唐诗动物骑乘意象研究》等文均或多或少涉及唐诗中的鲸鱼意象。然上述研究并不专门针对鲸鱼意象，只是在各自研究内容之下偶有论及。系统考察唐诗中鲸鱼意象的是景遐东、刘逸飞[10]《李白诗歌中的鲸意象及其影响》和张丽莎、路成文[11]《论唐宋诗中的鲸意象——以李白、杜甫、陆游诗为个案》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以李白、杜甫等诗人的鲸鱼书写切入，重点考察了鲸鱼意象在诗人诗作中的占比情况，并进一步探讨了鲸鱼的具体象征意义。总体而言，学界关于鲸鱼意象的专门研究还是较少，对鲸鱼意象在中古文学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地位亦缺乏通融性的认知。鉴于此，将鲸鱼意象放在中古文学(诗歌)史的大背景下考察，系统梳理鲸鱼意象的流变，重点考察流变过程中的关节时间、要素，及其与中古文学演进之关系，就显得极其重要。

《庄子·内篇·逍遥游第一》有“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有几千里也”句，崔撰(今可见《庄》注中最早的一家)云：“鲲，当为鲸。”[12]3其稍后的郭象释“鲲”时则言：“鲲鹏之实，吾所未详也。夫庄子之大意在乎逍放、无为、自得，故极小大之致，以明性分之适，达观之士宜要其会归而遗其所寄。”[12]3唐人成玄英[12]3疏该句时引用了东方朔的《十洲记》和郭璞的《玄中记》。《十洲记》和《玄中记》中所记的“大鱼”与鲸类似，然“鲲”、“大鱼”到底是否为鲸，已然成了一段学术公案。实际上，抛开《逍遥游》不论，从先秦至明清，鲸鱼一直反复进入文本书写之中，特别是中古时期[关于中古，历来众说不一。本文所言的中古，专指魏晋至隋唐这一历史阶段。当然，文中有些探讨可能会推延到先秦秦汉及宋代，这视具体情况而定，当不全受“中古”拘泥。]，其不仅成为文人笔下的一种典型意象，更参与塑造着时代文学的品性：鲸鱼或被实写，或被虚写，在社会思潮转关之际，敏锐地反映着文学走向，有时甚至成为涤荡、扭转前代文学风尚的“开山之斧”，在塑造新的审美范式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 魏至盛唐鲸鱼意象的演变

史书上有关鲸鱼的记载，最早见之《左传》，其卷十九云：“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鲸鲵而封之，以为大戮。于是乎有京观，以惩淫慝。”[13]365杜预注曰：“鲸，大鱼名，以喻不义之人吞食小国。”[13]370鲸鱼是“不义之人”的代名词。《史记》卷六载始皇连弩射鲸事言：“始皇梦与海神战，如人状，问占卜博士曰：水神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赍捕巨渔具，而自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自琅邪北至荣成山，弗见。至之罘，见巨鱼，射杀一鱼。”[14]263所谓“鲸，海大鱼也”[15]，始皇射杀的“巨鱼”很可能就是鲸鱼，此处“巨鱼”也是邪恶的象征。秦汉以前，鲸鱼基本以负面形象存在于时人的观念之中，再如《淮南子》卷六所载：“昼随灰而月晕阙，鲸鱼死而彗星出，或动之也。……鲸鱼“死于海边，鱼之身贱也。彗星为变异，人之害也。类相动也。”[16]鲸鱼与彗星出没同被人们看作是不祥的征兆。

(一)魏晋时期

就文学发展而言，魏晋是鲸鱼书写的第一个密集时期，此阶段，鲸鱼意象紧承先秦秦汉的典故、传说，多以此指代乱臣贼子。与之相关，“斩鲸”亦自然成为袚除谗逆，标榜功业的象征。如汉末《魏鼓吹曲十二曲?其三》所歌：“获吕布。戮陈宫。芟夷鲸鲵。驱骋群雄。囊括天下运掌中。”[17]《宋书》释此民歌的产生背景时言：“获吕布，言曹公东围临淮，生擒吕布也。”[18]644时人将吕布比作“鲸鲵”，曹操“芟夷鲸鲵”，故而“驱骋群雄”。类似的民歌还有《晋鼙舞歌五首·其三·景皇篇》云：“钦乃亡魂走，奔虏若云披。天恩赦有罪，东土放鲸鲵。”[18]631景黄帝即司马师，此诗反映的乃是司马师平定淮南二叛事。正元二年，镇东将军毌丘俭及扬州刺史文钦起兵反魏，司马师大败叛军，“亡魂”指在奔逃途中被射杀的毌丘俭，而文钦最终逃到了吴国，故此诗将其比作“东土鲸鲵”。

值得注意的是，鲸鱼在汉代也被美化过，其幽潜海底的特性曾被用来象征隐逸、高洁的情怀。最为著名的，如贾谊《吊屈原赋》：“彼寻常之污渎兮，岂能容夫吞舟之巨鱼？横江湖之鳣鲸兮，固将制于蝼蚁。”[19]“鳣鲸，亦大鱼也，以喻贤人。蝼蚁，小虫，以喻谗佞人也。言大鱼横于江湖之中，一朝失势，止于平陆，而蝼蚁所制。盖贤者失位，遭谗佞之所害。”[20]3鲸鱼与蝼蚁对喻并非贾谊原创。《庄子·杂篇·第二十三》庚桑楚谓弟子曰：“吞舟之鱼，砀而失水，则蝼蚁能苦之。”[12]772《文子·下》引老子曰：“鲸鱼失水，则制于蝼蚁。”[21]《战国策》卷二载齐人说靖郭君曰：“君不闻海大鱼乎？荡而失水，则蝼蚁得意。”[22]然而，春秋战国时期，鲸鱼与蝼蚁的关系仅用来说明“势”的某种变化，并不掺杂任何褒贬意义。贾谊借用鲸鱼失水而为蝼蚁所食的故事，赋予鲸鱼高洁的品性，以失水之鲸自比，抒发自己谪贬长沙的怨愤之情。贾谊笔下，鲸鱼具有了正面象征意义。王褒《九怀·其二·匡机》亦云：“鲸鲟兮幽潜，从虾兮游渚。”这里“鲸鲟”指“大贤”，“从虾”指“小人并进在朝廷也”[23]。遗憾的是，汉以后，鲸鱼的正面形象并未出现过在魏晋时期的诗歌中。究其原因，如果我们将此种现象与屈原在汉代的遭遇联系起来，则答案就不言自明。汉初，淮南王刘安作《离骚传》，称赞屈原“蝉蜕浊污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24]，司马迁在《史记》中亦惋惜屈原“以彼之材，游诸侯，何国不容”[14]2503。而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特别是至东汉章帝白虎观会议)以后，儒家“诗教观”得到了空前强化，班固在《离骚序》中就云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24]。扬雄虽然对屈原的遭遇表示同情，然亦批评其没有做到“知众嫭之嫉妒兮,何必扬累之蛾眉”[25]。与屈原一样，贾谊在《吊屈原赋》中以鲸鱼自比，实际上也是“露才扬己”，违背了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观。故汉以降，自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以来，隐逸、高洁的鲸鱼意象自然就被士大夫过滤出来。

(二)南北朝至隋唐初年

魏晋时期的鲸鱼书写并不成熟，这主要体现在：(1)与鲸鱼相关的诗歌数量较少，没有形成集群效应；(2)在这些诗歌中，鲸鱼仅作为某种象征意义出现，大多是虚写，无直接、专门的实在书写；(3)鲸鱼的象征意象单一。南北朝至隋唐初年，咏昆明池诗大量出现，直接促使了鲸鱼书写在以上三个方面得到突破。

《史记》卷六载始皇“夜出逢盗兰池”，张守节引《扩地志》云：“兰池陂，即古之兰池……始皇都长安，引渭水为池，筑为蓬瀛，刻石为鲸，长二百丈，逢盗之处也。”[14]251始皇以后，皇家苑囿多有在池中“刻石为鲸”的习惯，如《三辅黄图》载汉武帝时的昆明池“有豫章台及石鲸，鱼长三丈，每至雷雨，常鸣吼，鬣尾皆动”[26]，又载“建章宫北有池，以象北海，刻石为鲸，鱼长三丈”[26]。因昆明池始为武帝“修习水战”而建，后又演变成帝王巡游的重要景观，故其往往成为表现帝王功业、颂美盛世的重要象征。相应地，石鲸亦被后人反复摹写。如梁朝刘孝威《奉和六月壬年应令诗》“雷奔石鲸动，水阔牵牛遥”[27]卷九十八、陈朝周弘正《咏石鲸应诏诗》“石鲸何壮丽，独在天池阴”[28]、隋朝薛道衡《从驾天池应诏诗》“曲浦腾烟雾，深浪骇鲸螭”[27]卷一百十八、唐初李世民《冬日临昆明池》“石鲸分玉溜，劫烬隐平沙”[29]等。除了应诏诗多以石鲸起兴，此时期，几乎所有有关昆明池的诗作都会吟咏石鲸，再如梁朝戴皓《煌煌京洛行》“铸铜门外马，刻石水中鲸”[28]卷四十二、陈朝江总《秋日游》“蝉噪金堤柳，鹭饮石鲸波”[28]卷九、隋朝元行恭《秋游昆明池诗》“池鲸隐旧石，岸菊聚新金”[30]140。《初学记》中有“昆明池”条，在其所辑录的诗歌中，“刻石”已成为固定的“事对”[30]149。《白氏六帖事类集》卷二“石第八”下“鱼”条亦有“昆明池刻石鲸鱼，雷雨则鸣吼”[31]卷二，又“昆明池第五十”有“牛女石鲸”条：“汉武帝于池中置二石人相对，以像牵牛织女，又刻石为鲸鱼，每雷雨，常鸣吼，鬣尾皆动。”[31]卷二。《初学记》和《白氏六帖》均为唐人作诗查检的常备书，“石鲸”作为稳定的“事对”被唐人所承认，也从侧面说明了此前咏石鲸诗的繁荣。

南北朝至唐初出现的大量咏“石鲸”诗，表面上看描摹的对象是鲸的模型，但实际上，在这些诗作中，鲸鱼的外形、特性以及相应的象征意义都得到了充分展现，因而至少是“想象的真实”。此外，此时期的“石鲸”摆脱了以往鲸鱼意象的单一面孔，或被用来象征帝王气象，或指代京洛华贵，或以石鲸寥落来抒发历史兴亡之慨，鲸鱼的象征意义更加多元，这也为盛唐、中唐鲸鱼意象地进一步发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盛唐时期

杜甫《太子张舍人遗织成褥段》一诗中有“客从西北来，遗我翠织成。开缄风涛涌，中有掉尾鲸”句。仇兆鳌《杜诗详注》卷十三云：“刘禹锡诗：华茵织斗鲸，知唐时锦样多织鲸也。”[32]唐人织锦多用鲸鱼图样，盖因“鲸鱼起而魑魅走，高枕上风涛涌而形神清”[33]。从这个小例子中我们不难看出，在唐代，鲸鱼与时人生活紧密相关。这反映在文学创作上，此时期的鲸鱼书写无论在数量，还是在意象表达的深度与广度上，较南北朝时期均有巨大飞跃。由于此时期鲸鱼书写的诗作太多，为方便观览，我们兹统计书写次数在六次及以上的诗人诗作，如附表所示。有唐一代，诸如“李杜”“韩柳”“元白”“皮陆”，几乎所有大家文集中都有鲸鱼的身影，特别是“李杜”二人，分别以书写次数26和16次登顶鲸鱼书写的第一、二位。实际上，如果我们将统计标准下降至3次及以上，则张祜、皮日休、温庭筠、陈陶等人亦会榜上有名，如果下降至2次及以上，则需要统计的诗人诗作将更数不胜数。不仅在数量上井喷式爆发，此时期的鲸鱼意象也被时人系统、全面地挖掘出来。如李白《赠张相镐二首·其二》[29]卷一百七十、杜甫《观兵》[29]卷十八、元稹《代曲江老人百韵》[29]卷四百五十等诗继承前代文学传统，以鲸鱼象征乱臣贼子；杜甫《赠翰林张四学士》[29]卷二百二十四、元稹《胡旋女》[29]卷四百一十九、贯休《观李翰林真二首·其一》[29]卷八百二十九等诗以鲸鱼游泳跳跃的姿态象征人轻盈、潇洒的体态；杜甫《戏为六绝句·其四》[29]卷二百二十七、《八哀诗·其五·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29]卷二百二十二、任华《怀素上人草书歌》[29]卷二百四、韩愈《刘生诗》[29]卷三百三十九等诗以鲸鱼象征雄健的笔力、险怪的文风。他如“掣鲸”“骑鲸”“鲸吸”“鲸吞”“鲸隔”“鲸牙”等亦已成为固定意象，被反复应用于诗歌之中。前文已述，贾谊在《吊屈原赋》中以鲸鱼象征隐逸、高洁的情怀，而后人因儒家“诗教观”的束缚，并未将其纳入文学传统之中。入唐以后，李白《杂曲歌辞·枯鱼过河泣》“作书报鲸鲵，勿恃风涛势。涛落归泥沙，反遭蝼蚁噬”[29]卷二十六、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顾惟蝼蚁辈，但自求其穴。胡为慕大鲸，辄拟偃溟渤”[29]卷二百一十六、元稹《虫豸诗》“时术功虽细，年深祸亦成。攻穿漏江海，噆食困蛟鲸”[29]卷三百九十九、白居易《寓意诗五首》“君为得风鹏，我为失水鲸”[29]卷四百二十五等诗都沿着鲸鱼与蝼蚁的典故进行了深入书写。其中，杜、元、白三人诗中鲸鱼的象征意义更是与贾文如出一辙，《杜工部草堂诗笺》释“蝼蚁”与“鲸鱼”时即言：“蝼蚁，物之微者，甫自喻鲸鲵，大鱼偃蹇沧海，理之常也。甫志在于致君泽民，其志甚大。复自责我诚蝼蚁小辈，但可自求其冗，何敢过拟大鲸而偃蹇于沧溟哉。”[34]其有意接续前代文学传统的意图十分明显。唐人从文学书写的现实需要出发，把鲸鱼当作特定的意象进行生发、运用，连“鲸鱼”与“蝼蚁”这种长时间被摒弃在文学传统之外的意象都可以被重新发掘，此时期鲸鱼书写的完美程度可见一斑。从某种意义上讲，唐人颇有“为文学而文学”的意味。

二、 鲸鱼意象与中晚唐险怪文风

诗歌发展到贞元、元和年间，风格多种多样，流派层出不穷。其中，以韩愈、孟郊、贾岛等人为代表的“韩孟诗派”，追求震荡光怪、瘁索枯槁的审美境界，形成了崇尚险怪的创作倾向，对后世影响极大。如果我们从鲸鱼书写的角度去重新审视中晚唐文学，则会发现鲸鱼意象是建构“韩孟诗派”险怪美学特征的核心意象之一，在塑造新的审美范式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实不只是“韩孟诗派”，整个中晚唐均有追险求怪的诗歌创作风尚。

(一)“韩孟诗派”笔下的鲸鱼意象

鲸鱼首先大量出现在李白、杜甫的诗歌创作中，“韩孟”、“元白”、刘禹锡等人踵续前贤，继有一众关于鲸鱼的诗作出现。中唐诗人笔下，鲸鱼意象一方面继承了盛唐的文学传统，象征意义复杂多元。另一方面，鲸鱼深潜海底、常人不易得见的生活习性，与中唐文学对险怪意象的渴求一拍即合。鲸鱼对险怪文学的塑造，就集中体现在韩孟诗派诗人的诗歌创作中。

韩愈现存十四首鲸鱼诗，韩氏笔下，鲸鱼是营造怪奇刺戾意境的重要意象。如《刘生诗》“青鲸高磨波山浮，怪魅炫曜堆蛟虬”[29]卷四十八、《送无本师归范阳》“鲸鹏相摩窣，两举快一啖……奸穷怪变得，往往造平澹”[29]卷三百四十、《调张籍》“刺手拔鲸牙，举瓢酌天浆”[29]卷三百四十。宋人文谠《详注昌黎先生文集》卷五释《调张籍》诗曰：“以喻得二子(李杜)之奇怪刺戾也。”[35]。清人方世举《韩昌黎编年笺注诗集》卷九同释此诗云：“魏泰云：髙至于酌天浆，幽至至于拔鲸牙，其思颐深远如此……‘拔鲸牙’，以喻沈雄汗漫。”[36]上引三首诗作，或可看作是韩氏的文论，韩氏“思颐深远”，以鲸鱼来形容他人(刘生、无本、张籍)“怪魅”“奸怪”的诗歌风格，其诗本身亦险怪起来。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二即将《调张籍》诗与《送无本师归范阳》相联系，认为韩氏能将险怪意境描摹得如此纯熟，“盖作文以气为主也”[37]。除了韩愈，孟郊也作有两首《戏赠无本》诗，其一云：“文章杳无底，斸掘谁能根……拾月鲸口边，何人免为吞。”[29]卷三百七十七“拾月鲸口”既用来形容无本险怪的文学创作风格，又同时营造出孟诗怪奇刺戾的意境。

“韩孟诗派”诗人借鲸鱼意象来营造光怪枯槁的审美境界，还集中体现在他们的联句诗中。如《城南联句》“惟昔集嘉咏，吐芳类鸣嘤。窥奇摘海异，恣韵激天鲸”[29]卷七百九十一、《会合联句》“狂鲸时孤轩，幽狖杂百种。瘴衣常腥腻，蛮器多疏冗”[29]卷七百九十一、《远游联句》“观怪忽荡漾，叩奇独冥搜。海鲸吞明月，浪岛没大沤”[29]卷七百九十一。《城南联句》为韩愈与孟郊共同创作，《会合联句》为韩愈、孟郊、张籍及张彻等人共同创作，《远游联句》为韩愈、孟郊及李翱共同创作。“恣韵激天鲸”“狂鲸时孤轩”“海鲸吞明月”应分别指诗歌创作中的声律、意象和构思等问题。“激天鲸”当指诗律的不求法度。《尔雅翼》云：“蒲牢者，大声如钟，而性畏鲸鱼，食于海畔，鲸鱼或跃，蒲牢辄鸣，故铸钟欲声大者作蒲牢形其上，斫撞为鲸形。”[38]鲸鱼在古代，常与声音相联系。结合上下文来看，《远游联句》中的“狂鲸”和“虎豹”“蛟鼍”“幽狖”等动物一致，均是险怪意象的铺排；“观怪”“叩奇”所言正是诗歌创作中观览、构思的过程，所谓“海鲸吞明月”与“思壮鲸跳渤澥宽”大致相同，当指作文构思之敏捷、想象之跳跃。联句诗体现的是一群人的诗歌创作追求，“韩孟诗派”诗人多次以鲸鱼入诗，且鲸鱼意象指向怪奇审美趣味的象征意义明确、集中。

(二)“韩孟诗派”以外的鲸鱼“书异”

元稹被贬通州期间，曾作《书异》一诗，全文如下：

孟冬初寒月，渚泽蒲尚青。飘萧北风起，皓雪纷满庭。行过冬至后，冻闭万物零。奔浑驰暴雨，骤鼓轰雷霆。传云不终日，通宵曾莫停。瘴云愁拂地，急溜疑注瓶。汹涌潢潦浊，喷薄鲸鲵腥。跳趫井蛙喜，突兀水怪形。飞蚋奔不死，修蛇蛰再醒。应龙非时出，无乃岁不宁。吾闻阴阳户，启闭各有扃。后时无肃杀，废职乃玄冥。座配五天帝，荐用百品珍。权为祝融夺，神其焉得灵。春秋雷电异，则必书诸经。仲冬雷雨苦，愿省蒙蔽刑。[40]

元稹作为土生土长的北方人，难以习惯南方气候，此诗展现的全是让元氏感到惊异的气候现象。元氏用“喷薄鲸鲵腥”来形容当地雨水腥臊的气味，“鲸鲵之腥”与“泽蒲尚青”“皓雪满庭”“水状怪形”等现象一道，成为其表达“异”的一种重要意象。此诗无论在情感抒发还是在书写策略上，均与曹植《盘石篇》如出一辙。《盘石篇》作于黄初四年(223)，曹氏迁雍丘之时，全诗围绕“我本太山人，何为客海东?”展开，运用大量笔墨来渲染“太山人”至“海东”的种种不适：“蒹葭弥斥土，林木无分重。岸岩若崩缺，湖水何汹汹。蚌蛤被滨涯，光彩如锦虹。高彼凌云霄，浮气象螭龙。鲸脊若丘陵，须若山上松。呼吸吞船欐，澎濞戏中鸿。”[27]卷二十七清人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六评此诗即言：“起四句一篇之意已出，后乃极力写之，‘蒹葭’以下，其地之物则如此……我独何为而在此地乎？不极写，令荒异感之怀不尽欲。”[41]曹诗异域书写中，鲸鱼亦占据大部分篇幅。元氏之诗是否受到曹氏影响，我们不得而知，然可以明见的是，用鲸鱼来营造荒异怪奇的审美体验，在魏晋时期已经发轫，这或许是中唐险怪文风的渊源。回到元稹诗歌上，除《书异》以外，其另有十四首诗用到鲸鱼意象，其中，在《有酒十章·其四》“幽妖倏忽兮水怪族形，鼋鼍岸走兮海若斗鲸”[29]卷四百二十、《有酒十章·其八》“鲸归穴兮渤溢，鳌载山兮低昂……顾千珍与万怪兮，皆委润而深藏”[29]卷四百二十中，鲸鱼均是参与营造险怪意境的重要意象。

如果说元稹是“韩孟诗派”以外，中唐诗人中借鲸鱼意象“书异”的典型，那么陆龟蒙则是晚唐诗人的代表。陆氏有六首诗歌用到鲸鱼意象，其《奉和袭美古杉三十韵》一诗将炫彩夸博的工夫发挥到了极致。“虎搏应难动，雕蹲不敢迟。战锋新缺齾，烧岸黑黑兹黧。斗死龙骸杂，争奔鹿角差。肢(一作胈)销洪水脑，棱耸梵天眉。磔索珊瑚涌，森严獬豸窥。向空分荦指，冲浪出鲸鬐。”[29]卷六百二十三陆氏用“向空分荦指，冲浪出鲸鬐”来形容古杉直插青天的支脉，视角不可谓不奇特。从“虎搏”“雕蹲”“缺齾”“黑兹黧”“龙骸杂”及“鹿角差”等意象的运用上，我们亦不难看出陆氏求奇求异的创作倾向。关于陆氏对险怪文风的认可与追求，其在《记事》诗中说得很清楚：“虽然营卫困，亦觉精神王。把笔强题诗，粗言环怪状。吴兴郑太守，文律颇清壮。凤尾与鲸牙，纷披落杂唱。”[29]卷六百十九“粗言环怪状”“文律”“鲸牙”等字眼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韩愈的《调张籍》《城南联句》等诗，“粗言怪状”使得陆氏“精神王”，可见在对险怪文风的追求上，陆氏与韩孟等人并无二差。

除元稹和陆龟蒙，中晚唐诗歌中借鲸鱼意象来营造险怪审美意境的例子比比皆是，如陈陶《喜符郎诗有天纵》“海鲸始生尾，试摆蓬壶涡。幸当禁止之，勿使恣狂怀”[29]卷三百八十、章孝标《览杨校书文卷》“情高鹤立昆仑峭，思壮鲸跳渤澥宽”[29]卷五百六。杜牧在《李贺集·序》中评价李贺诗歌时亦云：“鲸呿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42]中晚唐诗人如此热衷通过鲸鱼意象来表达对险怪审美趣味的追求，以致后人在谈到鲸鱼时多将其与“奇”“怪”相联系，如《增修诗话总龟》卷之二十八“诗病门”：“王靖学苏子美作壮语曰‘欲往海上吞鲸鲵’，又近有士人好为怪语。”[43]再如《四溟诗话》卷三在论述诗歌的几种风格时，亦专有“奇绝如鲸波蜃气”[44]类，来形容突兀怪奇的诗歌。

如果说初、盛唐是诗歌定型、辉煌的时代，那么中晚唐则是诗歌创新、变革的时代。我们认为整个中晚唐均有追险求怪的诗歌创作风尚，并不是指每位诗人都认同险怪的审美趣味，亦不是指中晚唐每个小时间段都有进行险怪文学创作的诗人，我们想强调的是：鲸鱼是塑造险怪文学的核心意象，它不光出现在“韩孟诗派”诗人的诗作中，也同时大量出现在此时期其他诗人的诗作中。中晚唐时期鲸鱼意象被广泛认可和接受，实质上反映的正是对险怪审美趣味的追求，是此时期颇为风靡的诗歌创作现象。

三、 杜甫文学批评中的鲸鱼意象

盛唐是鲸鱼意象蓬勃发展时期，此阶段，鲸鱼复杂多元的象征意义不仅为塑造中晚唐险怪文风埋下了伏笔，同时，其亦开始染指文学批评。至宋代，鲸鱼已成为古典文论的一个重要理论范畴。

杜甫最早将鲸鱼引入文学批评，其《戏为六绝句·其四》云：“才力应难跨数公，凡今谁是出群雄？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钱谦益《草堂诗笺》云：“作诗以论文，而题曰《戏为六绝句》，盖寓言以自况也。”[46]406杜氏题虽为“戏”，用心却十分严肃认真。关于此诗批评的文学现象及鲸鱼所指称的具体内涵，历来注杜者皆有言明，宋人鲁訔编次，蔡梦弼笺校《杜工部草堂诗笺》补遗卷一云：

以翡翠喻，言今之为文者只得其小巧耳。郭璞游仙诗：翡翠戏兰苕，容色更相鲜。《异物志》：赤而雄曰翡，青而?曰翠。‘未掣鲸鱼碧海中’，言为文之雄健未有能如鲸鱼之掣浪也。[47]

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卷二十二云：

言今之为文者止得小巧而已。赵云：此两句言数公者不过文采华丽而已，而公所自负其出群雄者，如掣鲸鱼于碧海，非钓手之善气力之雄，安能然哉。[48]

黄希《补注杜诗》卷二十二云：

赵曰：“郭景纯诗‘翡翠戏兰苕，容色更相鲜’言珍禽在芳草间交相辉映，而公借用言文章也。”“未掣鲸鱼碧海中”，洙曰：“言今之为文者止得小巧而已。”[49]9

“翡翠兰苕”是从辞章角度出发，言诗歌“文采华丽”，诸家均无异义。“鲸鱼碧海”，蔡氏认为当形容“文之雄健”，郭氏、赵氏则认为此乃指称作诗者“气力之雄”，鲸鱼的意义指向似乎并不明确。清代学者基本承袭宋人看法，但亦有所创见。钱谦益《钱注杜诗》卷十云：“兰苕翡翠，指当时研揣声病，寻章摘句之徒，鲸鱼碧海，则所谓浑涵汪洋，千汇万状，兼古人之所有之。亦退之之所谓横空盘硬，妥帖排奡，垠崖崩豁，乾坤雷硠者也”[46]1851。钱氏在宋人基础上，对“翡翠兰苕”与“鲸鱼碧海”的认识都有所突破，“翡翠兰苕”除指辞章华丽以外，亦指当时“研揣声病”的习气，“研揣声病”是诗歌声律上问题。“鲸鱼碧海”除指“浑涵汪洋，千汇万状”的诗歌面貌，还多了一层险怪意义在其中。仇兆鳌《杜诗详注》与浦起龙《读杜心解》对“鲸鱼碧海”的解释基本因袭郭氏和赵氏，“鲸鱼碧海”指“锯力惊人”，“锯力惊人”正与作诗者“气力之雄”同。宋人从文章风格与诗人才力两个角度去阐释“鲸鱼碧海”，表面上看似有分歧，其实二者相互融贯。刘勰《文心雕龙·风骨》篇即云：“夫翚翟备色而翾翥百步,肌丰而力沉也。鹰隼无采而翰飞戾天,骨劲而气猛也：文章才力，有似于此。”[50]作诗者气力博大，文章自会呈现出雄健刚猛的风格面貌，所以“鲸鱼碧海”的意义指向是明确的。至于钱谦益所言“鲸鱼碧海”兼有险怪意义，当是“过度阐释”：此组诗是借古讽今，杜甫对“鲸鱼碧海”明显持赞扬态度，六朝时期安有以所谓“横空盘硬、妥帖排奡”为美的风尚呢？

除《戏为六绝句·其四》，鲸鱼作为文学批评术语还多次在杜甫的其他诗作中。如《八哀诗·其五·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

论文到崔苏，指尽流水逝。近伏盈川雄，未甘特进丽。是非张相国，相扼一危脆。争名古岂然，键捷歘不闭。例及吾家诗，旷怀埽氛翳。慷慨嗣真作，咨嗟玉山桂。钟律俨高悬，鲲鲸喷迢遰。[45]200

《杜工部草堂诗笺》卷二十四释“鲲鲸喷迢遰”云：“喻邕诗之雄健也。”[47]764《九家集注杜诗》卷十四云：“鲲鲸，取其势之强壮。”[48]210《补注杜诗》引颜师古云：“鲲鲸，喻其雄健。”[49]11杜甫“近伏盈川雄，未甘特进丽”，盈川即杨炯，特进即李峤。爱杨炯之雄，不爱李峤之丽，正与“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所传达出的文学指趣异曲同工。又如《赠翰林张四学士》：“翰林逼华盖，鲸力破沧溟。”[29]卷二百二十四张四学士即张说第四子张垍，“鲸力破沧溟”有言“此喻张翰林才力之健也”[47]338，亦有言“其势大”[32]45。“才健”“势大”亦与“鲸鱼碧海”“鲲鲸”的指称意义大同小异。再如《短歌行赠王郎司直》：“豫章翻风白日动，鲸鱼跋浪沧溟开。”[29]卷二百二十(此诗与《赠翰林张四学士》同，兹不赘言)杜甫笔下，鲸鱼用来象征雄劲刚健的诗歌风格(或才力博大的诗人)，指称意义明确且集中。晚唐释齐己《风骚旨格》中有“诗有十势”，其一即云：“鲸吞巨海势，诗云：袖中藏日月，掌上握乾坤。”[51]又明人谢天瑞评唐人诗曰：“李杜韩三公诗如金鳷摩海、香象渡河，龙吼虎哮、涛翻鲸跃，长枪大刃、君王亲征，气象自别。”[52]“鲸吞巨海”与“涛翻鲸跃”代表的均是气力博大之诗，鲸鱼意象频繁用于文学批评中，俨然已成为中古文论的重要理论范畴。

齐梁文学绮丽艳靡，对文学独立自是一件好事，然时至盛唐，六朝骈丽习气仍然笼罩诗坛，这就严重了妨害文学的长远发展。杜甫以鲸鱼作喻，树立雄劲刚健的审美范式，鲸鱼意象对括廓清骈俪文风起到了重要作用。由于杜甫巨大的文化影响力，后人常将“登鲸海”“掣鲸”等所象征的雄健笔力与文学书写的真谛相联系，如陈陶《赠江南从事张侍郎》“几处谈天致云雨，早时文海得鲸鳌”[29]卷七百四十六、宋人王炎《用元韵答蒋簿》“诗来惊老眼，笔力掣鲸鱼”[53]、王洋《再赋前韵五首·其二》“子美才高不自期，却言苏李是吾师。若人欲逞兰苕句，试掣鲸鱼与对治”[54]、刘才邵《赠刘升卿》“方知掣鲸手，不足临渊羡”[55]、刘克庄《竹溪生日二首·其一》“两翁虽老殊精悍，笔力纵横可掣鲸”[56]、陆游《睡起》“白头漫倚诗豪在，手掣鲸鱼意未平”[57]等皆是此意。

杜甫将鲸鱼意象引入文学批评，是对中古文论的重要理论贡献。杜甫以后，经后人反复阐释，鲸鱼意象的内涵进一步扩大，其除用来象征雄劲刚健的诗歌风格外，还多了一层风雅意蕴。杜牧最早将鲸鱼意象与风雅传统相联系，其《雪晴访赵嘏街西所居三韵》云：“命代风骚将，谁登李杜坛。少陵鲸海动，翰苑鹤天寒。”[29]卷五百二十一“鲸海动”即找到了诗歌创作秘旨，杜氏认为，李杜上承“风骚”“风骚”正是杜甫诗歌价值所在。陆游《雨霰作雪不成大风散云月色皎然》亦云：“安得人间掣鲸手，共提笔阵法庄骚。”[57]卷四十九前文已述，“掣鲸”常被用来形容诗歌创作真谛，“掣鲸”与“庄骚”并提，鲸鱼意象实际被纳入文学正统中来。关于鲸鱼意象与风雅传统之关系，宋人诗话表述得很清楚，阮阅《诗话总龟·百家后集》卷之十二言：“李太白、杜子美诗皆掣鲸手也，余观太白《古风》，子美《偶题》之篇，然后知二子之源流远矣。李云：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则知李之得在雅。杜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骚人嗟不见，汉道盛于斯。则知杜之所得在骚。”[43]卷二十八太白诗的源头在《大雅》，少陵诗的源头在《离骚》，这正与杜牧等人的看法一致。

结 语

“鲸鱼在古代就分享着海洋的激进、神秘、歧义的他者性，象征着神圣的力量，无论其怀有善意还是充满威胁。”[58]古人海洋知识匮乏，对鲸鱼的认识模糊错乱，不仅是历史时期，即使同一时期，人们对其的看法也千差万别。可以说，中古时期，人们对鲸鱼的认识是真实与想象掺半，鲸鱼书写往往并不出于生活经验，而是来自前人记忆与时代思潮的杂糅。我们考察鲸鱼意象的历史演化，实际是在探索中古文学书写方式的历史演化。魏晋时期的鲸鱼书写零零散散，鲸鱼的象征意义单薄且单一，南北朝至隋唐初年，咏昆明池诗的大量出现，使得鲸鱼书写的数量陡增，相应的，此时期鲸鱼意象的象征意义亦开始变得多样化，这为盛、中唐鲸鱼意象的进一步发散打下了良好基础。盛唐时期，鲸鱼全面进入文人视域之中，不但此前有关鲸鱼书写的文学传统被毫无保留地挖掘出来，同时，鲸鱼意象的内涵也更加廓大，变得复杂多元。中唐时期，鲸鱼被文人有意识地引入诗歌创作中，成为塑造震荡光怪、瘁索枯槁文学风格的核心意象，这对中晚唐文学的定型、发展都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鲸鱼对中古文学的渗入不仅体现在其自身的书写形态上，更体现在以鲸鱼来言说其他：鲸鱼意象被纳入中古文论的理论范畴之中，这本身即标识着其得到了文人的认可，鲸鱼意象名正言顺地参与着中古文学的建构。总而言之，鲸鱼意象从文学塑造再到塑造文学，久远而深刻地影响了中古文学的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