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肃与司马氏关系考辨

2020-01-18 23:00吴从祥
淮南师范学院学报 2020年3期
关键词:司马氏魏书三国志

吴从祥

(安徽大学 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王肃之父王朗为汉末一代名士。 建安初,王朗出任会稽太守,王肃便出生于会稽。 会稽为孙策攻占后,王朗北归,后任少府、奉常、大理等职。建安二十五年(220)正月,曹操卒,曹丕为魏王,王朗迁为御史大夫,封安陵亭侯。 同年十月,曹丕称帝,王朗为司空,进封乐平乡侯。 明帝时,进封兰陵侯,增邑五百,并前千二百户。 后转为司徒。 明帝太和二年(228)卒。

王肃(195-256),字子雍,王朗之子。 或许因受其父王朗的荫庇,王肃出仕较早,且起点较高。魏文帝黄初中期,王肃为散骑、黄门侍郎,官秩五品。 其父亡后次年,即魏明帝太和三年(229),年仅三十五岁的王肃被拜为散骑常侍。散骑常侍“比二千石,第三品,入侍左右,出则待事于廊庑之下”[1](P149)。 此后王肃一直任常侍,又曾以常侍领秘书监,兼崇文观祭酒。

《晋书·皇后列传·文明王皇后传》:“文明王皇后讳元姬,东海郯人也。 父肃,魏中领军,兰陵侯。……年十二,朗薨,后哀戚哭泣,发于自然,其父益加敬异。 既笄,归于文帝。 生武帝及辽东悼王定国、齐献王攸、城阳哀王兆、广汉殇王广德、京兆公主”[2](P950)。 据《三国志·王朗传》记载,王朗卒于魏明帝太和二年(228),时王肃之女王元姬年十二岁,以此推之,王元姬当生于建安二十二年(217)。古代女子十五岁行笄礼, 故王元姬当于明帝太和五年(231)嫁于司马昭。

魏明帝亡后,齐王曹芳继位(239),由曹爽和司马懿辅政。 王肃虽然早于魏明帝太和五年(231)已结姻于司马氏,可这并没有给王肃带来好运,反倒带来了厄运。齐王曹芳正始元年(240),任常侍十余年的王肃却被外放为广平太守。 郡太守,官秩仅为五品,与黄门侍郎平等,远不及三品散骑常侍。不久征还,却仅为议郎,官秩仅为七品。不久,迁为侍中,迁太常。 侍中,官秩三品;太常为九卿之一,官秩三品。经过一番周折,王肃总算又回到三品官位。中间虽有变迁,但至高平陵政变时(249),王肃依然为太常,时王肃已年五十五岁。

高平陵政变之后,王肃为河南尹,官秩三品。高贵乡公正元二年(255),平定毋丘俭、文钦叛乱之后,王肃迁为中领军,加散骑常侍,官秩三品,时王肃已年六十一岁。次年(256),王肃卒。至死,王肃官职依然停留于三品。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早在魏明帝时,年仅35岁的王肃便已为散骑常侍,官秩三品。可是后来,不管是司马懿辅政时期,还是司马师、司马昭执政时期,王肃官职虽有不少变迁,但始终在三品及以下徘徊,并没有得到更多提升。 因此,从官秩变迁来看,司马氏并没有将王肃视为“死党”加以重用,从而导致司马氏执政十六七年间其官职并无实质性的提升。

魏明帝时,王肃为散骑常侍,积极参与朝政议事。 太和四年(230),大司马曹真伐蜀,王肃上疏劝谏,后又上疏陈政事。青龙二年(234),山阳公(汉献帝)崩,王肃上疏议葬礼。 景初年间,明帝大兴宫殿,王肃上疏劝谏。后又曾与明帝议汉代李云及司马迁著《史记》等,这些皆可见于《三国志·魏书·王肃传》。 可见,在明帝时,王肃颇受器重,在政坛较为活跃。

到了齐王曹芳时,王肃外放为广平太守,征还,拜议郎。 不久,为侍中,迁太常。 正始十年(249),曹爽兄弟从车驾谒高平陵,司马懿发动政变,废曹爽兄弟,夺得朝廷掌控权。当时司马懿谋事非常谨慎。《晋书·景帝纪》:“宣帝之将诛曹爽,深谋秘策,独与帝(司马师)潜画,文帝(司马昭)弗之知也,将发夕乃告之”[2](P25)。既然如此,王肃不可能参与此事的策划。《晋书·宣帝纪》:“于是假司徒高柔节,行大将军事,领爽营,谓柔曰:‘君为周勃矣。 ’命太仆王观行中领军,摄羲营。帝亲帅太尉蒋济等勒兵出迎天子,屯于洛水浮桥”[2](P17)。 由此可见, 发动高平陵政变时,司马懿倚重的是高柔、王观和蒋济等人。王肃时为太常,为九卿之一,却未得参与其事。 直至次年(250)十月,身为太常的王肃奉诏册命司马懿为丞相。《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嘉平元年二月)丁未,以太傅司马宣王为丞相,固让乃止”[3(P123)。《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注引孔衍《汉魏春秋》曰:“诏使太常王肃册命太傅为丞相,增邑万户,群臣奏事不得称名,如汉霍光故事”[3](P123)。《晋书·宣帝纪》:“(嘉平元年)二月,天子(齐王芳)以帝为丞相……奏事不名”[2](P18)。 王肃奉命册封司马懿为丞相,乃出于太常之职责,并非源于司马懿对王肃的重用。可见,司马懿对其姻亲王肃并不是很看好,更没有将其视为亲信而加以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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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平陵政变之后,王肃先为光禄勋,后转为河南尹。 由于王肃为儒学大师,精于礼学,长于礼仪,故此后王肃依然兼任太常之职。司马懿亡后(251),其长子司马师执政, 王肃方得参与朝廷议事。 《晋书·景帝纪》:“魏嘉平四年(252)春正月,(司马师)迁大将军,加侍中,持节、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命百官举贤才,明少长,恤穷独,理废滞。……王肃、陈本、孟康、赵酆、张缉预朝议,四海倾注,朝野肃然”[2](P26)。 王肃身为太常,参与朝政之议,亦是情理之中的事。此亦不可视为王肃背叛曹氏而党于司马氏的依据。

王肃曾预见东关之败。 《三国志·魏书·王肃传》:“时有二鱼长尺,集于武库之屋,有司以为吉祥。肃曰:‘鱼生于渊而亢于屋,介鳞之物失其所也。 边将其殆有弃甲之变乎? ’其后果有东关之败”[3](P418)。《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嘉平四年)夏五月,鱼二,见于武库屋上。……十二月,吴大将军诸葛恪拒战,大破众军于东关。不利而还”[3](P125)。 此乃出于职事,并非其他。

又王肃参与嘉平六年(254)废立之事。 《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注引《魏书》:“是日(嘉平六年秋九月甲戌),景王承皇太后令,诏公卿中朝大臣会议……于是乃与群臣共为奏永宁宫曰:‘守尚书令太尉长社侯臣浮……河南尹兰陵侯臣肃……等稽首言……帝本以齐王践祚,宜归藩于齐’”[3](P129-130)。《三国志·魏书·王肃传》:“嘉平六年, 持节兼太常,奉法驾,迎高贵乡公于元城”[3](P418)。 《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注引《魏书》:“使中护军望、兼太常河南尹肃持节,与少府袤、尚书亮、侍中表等奉法驾,迎公于元城”[3](P131)。可见,王肃只是此次迎高贵乡公曹髦的使臣之一。 王肃参与其事,显然与其任太常之职有关。康义勇云:“肃时为太常,奉法驾迎高贵乡公,乃职务中事,谓其忠于太后之命则可,谓其党于司马师则谬矣![4]”所言甚是。

此后,王肃与司马氏关系渐为密切,参与一些具体事务。 嘉平六年(254)十一月,有白气出于斗侧,王肃预测东南有叛乱。 次年(255)正月毋丘俭、文钦叛乱,王肃劝司马师亲征。《晋书·景帝纪》:“帝会公卿谋征讨计,朝议多谓可遣诸将击之,王肃及尚书傅嘏、中书侍郎钟会劝帝自行”[2](P30)。司马师亲征毋丘俭、文钦之乱时,司马师问策,王肃献计,曰:“今淮南将士父母妻子皆在内州,但急往御卫,使不得前,必有关羽土崩之势矣”[3](P419)。 司马师从之,果破毋丘俭、文钦叛乱。 因平乱有功,王肃迁中领军,加散骑常侍。 司马师在平定叛乱中卒,其弟司马昭接过大权,惜次年(256),王肃便卒。

综上所述, 司马懿对其亲家王肃并不看好,更未予以重用。司马师执政初期亦是如此,直至后期,王肃方得以参与一些重要事件的策划,如平定毋丘俭叛乱等。 司马昭掌权不过年余,王肃便卒。 可见,王肃虽然与司马氏结为姻亲,但司马氏一直对王肃并不器重,直至其晚年,方受到重用。 因此,王肃与司马氏关系并非像一些学者所说的那样密切,更不可谓其为司马氏亲信或“死党”。

如上所说,魏明帝时,王肃颇受重用,且比较活跃。 但到了齐王曹芳时,王肃外放为广平太守,不久征还,拜议郎。后为侍中,迁太常。时大将军曹爽专权,重用其亲信何晏、邓飏等。王肃与蒋济、桓范论政时,曾严斥何晏、邓飏等为奸臣恶人:“此辈即弘恭、石显之属,复称说邪”[3](P418)! 以致曹爽闻之后,戒何晏等曰:“当共慎之! 公卿已比诸君前世恶人矣”[3](P418)。 一些学者将此事作为王肃党于司马氏的依据,实不足为据。

其一,王肃批判何晏等乃出于其亮直性格。魏明帝时,王肃曾上疏劝谏大司马曹真伐蜀。 明帝本人大兴宫殿, 王肃亦上书加以劝谏:“今见作者三四万人……方向盛寒,疾疢或作。 诚愿陛下发德音,下明诏,深愍役夫之疲劳,厚矜兆民之不赡……[3](P416)”。又陈“诸鸟兽无用之物,而有刍谷人徒之费,皆可蠲除”[3](P417-418)。 如此直言,显然当需胆识,故陈寿称其“亮直”[3](P423)。此时,曹爽兄弟权势熏天,而同为辅佐大臣的司马懿却因受排挤而失势。当时政治形势未明,谁也不能预料司马氏将来会重掌大权。 故此时王肃批判曹爽亲信,当是缘于其“亮直”的性格,并非因其党于司马氏。

其二,批判何晏等并非个别现象。曹爽专政,重用何晏等人进行改革,因此遭到了众人的批判。《三国志·魏书·蒋济传》:“是时,曹爽专政,丁谧、邓飏等轻改法度。会有日蚀变,诏群臣问其得失,济上疏曰:‘……今二贼未灭,将士暴露已数十年,男女怨旷,百姓贫苦。 夫为国法度,惟命世大才,乃能张其纲维以垂于后,岂中下之吏所宜改易哉? 终无益于治,适足伤民,望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职,率以清平,则和气祥瑞可感而致也’”[3](P454)。在学术上,王基坚持郑学,故对王肃经学多作批判。 王基还曾担任过大将军曹爽的从事中郎。 虽然如此,王基对曹爽专权亦曾多加批判。《三国志·魏书·王基传》:“时曹爽专柄,风化凌迟,基著《时要论》以切世事”[3](P751)。《三国志·魏书·傅嘏传》注引《傅子》云:“是时何晏以材辩显于贵戚之间,邓飏好变通,合徒党,鬻声名于闾阎,而夏侯玄以贵臣子少有重名,为之宗主,求交于嘏而不纳也。 ……(傅)嘏答之曰:‘泰初(夏侯玄)志大其量,能合虚声而无实才。邓平叔言远而情近,好辩而无诚,所谓利口覆邦国之人也。 邓玄茂(邓飏)有为而无终,外要名利,内无关钥,贵同恶异。多言而妒前,多言多衅,妒前无亲。 以吾观此三人者,皆败德也,远之犹恐祸及,况昵之乎’?[3](P623-624)”时人甚至作谣言以批判曹爽亲信。《晋书·宣帝纪》:“(正始)八年夏四月,夫人张氏薨。 曹爽用何晏、邓飏、丁谧之谋,迁太后于永宁宫,专擅朝政,兄弟并典禁兵,多树亲党,屡改制度。 帝不能禁,于是与爽有隙。 五月,帝称疾不与政事。 时人为之谣曰:‘何、邓、丁,乱京城’”[2](P16)。

另外,《汉晋春秋》载,王凌起兵叛乱时,先遣舍人语其子广,广曰:“今曹爽以骄奢失民,何平叔虚而不治,丁、毕、桓、邓虽并有宿望,皆专竞于世。 加变易朝典,政令数改,所存虽高而事不下接,民习于旧,众莫之从。故虽势倾四海,声震天下,同日斩戮,名士减半,而百姓安之,莫或之哀,失民故也”[3](P759)。此类说法虽有夸大之嫌,但亦说明曹爽集团颇不得民心。

由此可见,王肃批判曹爽集团,一方面源于其耿直性格,另一方面源于当时的风尚,并非源于其对司马氏的支持与忠心。

王肃有感于郑玄经注存在的问题众多,乃遍注群注,创立王学。王学盛行于魏晋时期,颇有胜过郑学之趋势。 后世一些学者将王学立于学官,归因于王肃与司马氏的姻亲关系。 如皮锡瑞《经学历史》云:“肃以晋武帝为其外孙,其学行于晋初。《尚书》、《诗》、《论语》、《三礼》、《左传》 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传》,皆立学官”[5](P109)。汪惠敏云:“肃以外戚身份而强立其说为学官,使学者诵习”[6](P236)。此类说法皆为臆说,不足为信。

《三国志·魏书·王肃传》:“初,肃善贾、马之学,而不好郑氏,采会同异,为《尚书》、《诗》、《论语》、《三礼》、《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传》,皆列于学官”[3](P419)。王学何时立于学官的呢?王肃卒于高贵乡公正元三年(256),下距司马昭称帝尚有十年。据《三国志》记载,早在王肃卒之前,王肃所注群经便盛行于世, 立于学官。 《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正始六年)十二月辛亥,诏故司徒王朗所作《易传》,令学者得以课试”[3](P121)。可见,王朗《易传》早已于正始六年(243)便立于学官了。

《三国志·魏书·高贵乡公纪》: 甘露元年(256)夏四月丙辰,皇帝幸太学。 讲《易》毕,复命讲《尚书》。帝问曰:“郑玄曰:‘稽古同天,言尧同于天也。’王肃云:‘尧顺考古道而行之。 ’二义不同,何者为是? ”博士庾峻对曰:“先儒所执,各有乖异,臣不足以定之。 然《洪范》称‘三人占,从二人之言’。 贾、马及肃皆以为‘顺考古道’,以《洪范》言之,肃义为长。 ”……帝又问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思无不周,明无不照,今王肃云‘尧意不能明鲧,是以试用’。如此,圣人之明有所未尽邪?……于是复命讲《礼记》。 帝问曰……[3](P136-138)”。 王国维云:“又《高贵乡公纪》载‘其幸太学之问,所问之《易》,则郑玄注也;所讲之《书》,则马融、郑玄、王肃之注也;所讲之《礼》,则《小戴记》,盖亦郑玄、王肃注也。 ’是魏时学官所立诸经,已为贾、马、郑、王之学”[7](P599)。王国维先生所言甚是。可见王肃所注《尚书》及《礼》等皆早于此前已立于学官②。此时下距司马炎称帝尚有十年。由此可知,王肃在世时,其所注群经便已立于学官,与司马炎称帝并无丝毫关联。

总而言之,司马氏虽然与王肃结为姻亲,但不管是从仕职变迁,还是从王肃政治活动来看,司马氏一直未将王肃视为亲信而加以重用,而王肃亦未表现出明显的拥司马氏反曹氏的政治举措,甚至王学立于学官亦与司马氏无丝毫关联,因此不可简单地将王肃归为司马氏亲信或死党。

注 释:

①详情参见李学勤的《竹书〈家语〉与汉魏孔氏家学》(《孔子研究》1987 年第2 期)和孙少华的《〈孔丛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年版)等。

②曹髦幸太学时,博士论庾峻《尚书》时将马融、郑玄、王肃并提。 此表明,将王肃注经立于学官,是于诸家之外再增立王学一家,并非以王肃经注全面取代郑玄经注。一些学者不明于此,以为王肃驳郑是为了争立学官,是为了以王学全面取代郑学,实是一种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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