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微观与宏观之间
——评王笛《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吴娜琳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历史学该如何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方史学界对该问题作出了两次尝试性回答。20世纪50年代，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的史学家们，以“新史学”作为答案；70年代伊始，在后现代主义哲思影响下“对旧的新史学的反动与发展”，[1](P162)即新文化史的兴起。这两次转折中，“微观”与“宏观”史学视角的争议日趋激烈。传统史家着重宏大叙事，以此归纳人类历史演进的规律。但在“大历史”研究困境重重之际，史家们转而关注芸芸众生的“小历史”，对相对微观的课题展开研究。分析普罗大众后，史家意犹未尽，又以“放大镜”观察阐释个体的、特有的现象。新史学派批判传统史学只知宏大叙事不知日常取向，新文化史家指责新史学派片面夸大“长时段”，[1](P80)关注宏观民众却不知独特个体。可见，伴随着两次转折，也出现了微观研究取向与宏观研究取向的数次博弈。

一

如何在微观与宏观间寻求微妙的平衡，使历史研究既不丢失本心，又能全面多样？在微观历史研究在中国相对稀少的情况下，[2](P4)《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以下简称《袍哥》)的出版对中国微观历史研究有较大意义，也对如何平衡微观与宏观的历史书写有一定启迪。该书作者王笛坦言，《袍哥》是一部微观历史。[2](P1)微观史学，兴起于上世纪70年代的意大利。[3]作为一种独特的史学现象，其发展对当代西方新文化史的兴起有着密切的关联。[1](P81)周兵指出，微观史学分为文化微观史与社会微观史，而社会微观史同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们所倡导的“自下而上”的社会史传统有承袭关系。[1](P89)深析《袍哥》的写作方法与意图，显然更接近于社会微观史。

《袍哥》的问世，也是王笛本身的自我突破。回溯其之前的代表著作，从研究对象的时段来看，《街头文化》的时长为六十年，《茶馆》为五十年，而《袍哥》的研究时间范畴仅为短短几年，可见王笛将研究时段进一步压缩，告别长时段而进入微时段。就研究的空间与人物而言，《茶馆》与《街头文化》均以成都为相对宏观空间对象，而《袍哥》则聚焦于微观。这一研究对象空间的微缩化，使得王笛论著更加具体细致。关于研究的理论定义，王笛在《街头文化》与《茶馆》的自序中，将“叙事和用语”“宏观与微观”[4](P6)“宏大叙事与日常取向”“新文化史与微观史”[5](P7)等概念做了严谨细致的厘定。再观《袍哥》，序言中仅寥寥数笔提及微观视角，指出“观察一个生命体，从外观看大局固然是必须，但是对内部机体的认识、细胞的分析，也不可或缺”。[2](P4)

1945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女生沈宝媛在成都郊外“望镇”的田野调查，是该书的核心史料，叙述了当地袍哥首领雷明远及其家庭变迁。沈宝媛的调查是当时我国较为普遍的社会科学研究方式。此种方式以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卜凯《中国安徽芜湖近郊102个农家的社会经济调查》、费孝通《江村经济》及梁绍文的《五十个强盗》等为代表，讲求实地考察，切身体会并如实记录。今日观之，这一系列调查成果，是近代中国微观历史书写与研究的宝贵史料。

沈宝媛的调查有着独特的视角与立意，其书写过程犹如玉璞般清澈明晰，虽是少女的稚嫩笔法，却也有生动的精确记载。王笛的切入点则更加独到，从女大学生的视角里剥离出当时川西乡村社会的袍哥形象。王笛一方面希望通过本书呈现对袍哥多维度的观察，[2](P246)另一方面则力图从中挖掘中国乡村社会和其政治生态的一般模式。[2](P260)可见，本书从雷明远这位“社团人士”的微观角度切入，试图折射近代秘密社会及川西地域政治生态等宏观课题。在写法和立意上，是集微观视野与宏观课题于一体的作品。

二

正文从讲述雷氏弑女开始，令读者迅速直面雷明远——这一袍哥副首领的形象，并从多维度分析了1940年代四川袍哥们所处的大背景。川西平原优越的自然环境、闭塞的交通及随田散居的乡村生态模式都对袍哥们有重要影响。“袍哥”即哥老会，其在近代社会的影响力毋庸置疑，民国时期川省70%的男性均为袍哥成员。这样一个人尽皆知的会社，已不是所谓的“秘密社会”。而雷明远作为“副舵把子”兼“保安队长”，在“望镇”具有相当的地位与权力。1940年代，“望镇”、成都乃至云、贵、川、康的政治与权力都与袍哥有关。“舵把子”们，则是这权力漩涡的核心。

王笛的笔触也揭示了袍哥们“迷信”的精神寄托，尤其“单刀会”仪式，是袍哥社团内部维护秩序的重要手段。作为秘密会社，袍哥也有“内部语言”，如隐语、茶碗阵、吟诗及手势等，代表着社团内部的身份认同。袍哥在官方压力下仍“生生不息”，其内部规训的严苛起到一定作用，尤其“清水袍哥”对社团成员有着严格的管制，一些帮规颇具“道德与正义感”。所谓“讲理”，揭示了袍哥重要的社会制裁功能，通过“讲理”判断和解决民事纠纷，佐证当时乡间的相对自治状态。袍哥是当时除了国家力量之外，在川西广泛存在的一种社会力量。

书中通过“家中女人”——淑英的姨母、淑清、俊芳的悲惨遭遇侧面体现雷明远对女性的态度，揭示了其传统的女性观。雷氏的权威与暴力，大多也只是在家庭内部实施。雷家开始逐渐衰落后，遭受失佃经济打击和鸦片蚕食的雷明远大不如前，作为袍哥“副舵把子”的话语权也日渐流失，表明了经济实力是袍哥权力维系的重要因素。

王笛藉由本书，还寻找了一些“真相”。其一，关于沈宝媛的真相。沈宝媛具有“左倾”思想，因此她在“报告”评述中表现出对农民天然的同情。受到当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先驱们关心农村问题的影响，她把自己看作一名“农村工作者”进行社会调查工作。其二，经详细考证，确定了“望镇”的真实地点——成都县西北二十里的崇义桥。[2](P221)其三，对成都新繁县袍哥覆没的个案分析，发现了解放后在接管乡场中的一些情况。

王笛提出，20世纪40年代的四川袍哥，不能简单定义为犯罪分子、匪徒或霍布斯鲍姆笔下的侠盗，而应是一个极度复杂的社会团体。一方面，他们仍旧是秘密社会，得不到政府的合法承认；另一方面，袍哥在乡土社会中，已经成为地方公权力之一部分，[2](P262)袍哥首领实际上成为地方基层组织的领导，在基层管理中扮演主要角色。透过雷氏家庭这个微观世界，折射出川西乡村社会复杂的内部，以及内陆地区在民国时期的社会暴力和秩序，揭示了袍哥人家的思想、文化和生活，以及他们对国家和地方政治、对一般民众的深刻影响。

王笛多次提及雷明远的微观形象与宏观秘密社团的关系。如该研究从微观角度，观察川西乡土社会权力操作之细节，尤其通过雷明远及其他袍哥首领的经历，从最基层来建构袍哥的历史与文化。[2](P259)又如，由于清以来三百年关于袍哥的记录多由官方书写，政府和精英塑造出了现存资料中的袍哥形象，因此袍哥首领雷明远留给后世一个真实的具象，成为历史书写中不可或缺之一部分。[2](P263)可见书中处处透露出以微观雷明远展现宏观袍哥的意识。甚至也有通过该书“帮助我们认识过去中国的社会、文化、社区控制，以及今天中国社会的许多问题”的意图，这些都可视为宏观的意识。

《袍哥》在具体问题的阐释上则多运用微观手法，如在探讨经济实力对袍哥权力维持的重要性问题上，分别以两个人物辅以论证。其一是雷明远，由于外出游历挥霍而造成的一系列经济难题，使雷明远无力维持袍哥内部的关系网络，逐渐失去了过去呼风唤雨的地位，日渐衰落。另一位则是开江县的袍哥大爷蔡兴华，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到作为袍哥首领的各类花销数不胜数，必须得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否则难以维持，并得出“作为一个袍哥，经济基础与权力经常是联系在一起”的结论。可见，作者希望在可探的微观中体现出普遍性。

三

也许有人会问，如此与社会史有何差别？差别当然还是很大的。因为社会史研究可以运用计量方法、田野调查等手段，但袍哥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边缘群体，相较其他课题而言不具备成规模的客观资料可供研究，于今日也无法进行田野调查。在这种情况下，难道关于袍哥历史就无法书写了吗？显然王笛通过本书给大家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在科学分析相对较少的一手材料基础上，配合其他资料加以运用，达到微观书写与宏观意图的平衡。以往的微观史学作品在处理该问题上始终存在一些缺失。如《奶酪与蛆虫》中，金兹伯格研究的最初目的是根据梅诺桥零散的供词记录，描绘16世纪意大利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和相互关系。[1](P85)但梅诺桥本身是一个非常特殊而孤立的个体，因此他的行为举止是否具备普遍性？即历史书写过于微观，无法体现宏观性的问题。虽然《袍哥》的书写也有一些类似问题需要考量，但瑕不掩瑜，其已在技术处理上做了很大突破，并把握住了微观与宏观的微妙平衡。

周兵曾言，微观史学注重的是个别的、具体的事实。这种研究取得的结果往往是局部的，不可能被推广到围绕某个被研究的事实的各种历史现象的所有层面，但它却有可能对整个背景提供某种补充的说明。《袍哥》显然不是为了提供某种补充说明，或对特殊个案进行分析。相反，王笛认为雷明远既不是臭名昭著的“地方恶霸”，也不是风生水起数一数二的“袍哥大爷”，而是袍哥社团中最普通的那一类——本身没有强大的权势，只是为寻求保护或生存加入会社，最终没以袍哥身份彪炳史册，只是在历史时空中暗淡无闻的大多数。

《袍哥》是否存在脱离微观史方法论的问题呢？非也。关于微观史的研究对象与方法，学界本就长期众说纷纭。俄国史界就有“研究目的是从个体行为中洞察整体社会特征，从个体的具体活动环境阐释其生活状态和社会作用”的主张。[6]其他学者也各执己见。也许《袍哥》的写作，是对中国学术土壤上生长的微观史学之树的一次浇灌。在没有足够的“普通老百姓”个人史有关史料的境地下，[7]《袍哥》的问世无疑开启了一条“中国化的微观史学”之路，是微观史学理论植于中国本土的一次成功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