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观止》平民故事探微*

江 惠

(聊城大学 文学院， 山东 聊城 252000)

一、《古文观止》平民故事概述

满清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稳定民心，对汉族文武大臣及平民采取恩威并施的治理策略：既发起文字狱，又大力推崇儒学，恢复科举制度，以钳制、拉拢汉族地主阶级中的知识分子，维护满清封建政权。尤其在康熙时期，皇帝亲临孔庙祭奠孔子，并诏谕礼部，提出“崇儒重道”的口号，制定以“文教为先”为核心的十六条治国纲领，使儒学得以大兴。这一时期的满清统治者亟需一部能够教导本朝子民服从统治、立世修身的书籍，于是，《古文观止》就这样应运而生并得以长期流传。

《古文观止》的编选目的即吴兴祚在《序》中所言的“以此正蒙养而裨后学”[1]237，“养正”即培养优良品德，古文选本自觉地以儒家传统文化为主题，以儒家政治伦理道德为衡文准则，这就要求选文的主旨要符合“儒家传统的人伦道德道义精神以及天地万物之规律……思想上力求雅正醇厚”[2]17。同时，《古文观止》的文章选取具有创造性和技巧性。首先，选文时间跨度大，囊括了秦代至明代的220篇散文。其次，选文的文体多样，可分为论、辩、辨、说、原、解等论说文，序，奏议，诏令，书，传，杂记，记叙文，铭，赞，祭和吊，碑志，《楚辞》，赋，骈体文等十五大类。再次，选文采用以时代为经，作家为纬的方式，清晰地展现了古代散文发展的脉络，既有助于吴楚材、吴调侯叔侄二人梳理文章，又有助于读者理解编写逻辑。最后，选文篇幅适中，易于大众记诵。

《古文观止》选文内容丰富，文体、风格、主题包罗万象，编选者并未故作深奥，而是以一种奇妙的编选方式使其深入受众内心，达到教化效果。该书上可论五帝之贤，下可谈卖柑者言，尤其是编选的一些关于平民形象的散文，以通俗的故事及平实的语言将深刻的哲理娓娓道来。通过这些平民之口，可以知历史，可以知哲学，可以知文体变迁，可以知人情世故，可以知中国的人文精神，几乎可以知道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切。

《古文观止》的编选者追求“雅正”，所选散文多为有关君王、文武大臣及贤才的言行之文，但以从事手工业的平民为题的散文仍有韩愈的《圬者王承福传》、柳宗元的《捕蛇者说》《种树郭橐驼传》《梓人传》和刘基的《卖柑者言》等五篇，其中有四篇出自唐宋八大家之手。可见，不仅大家喜以平民之口说出至上之言，编选者、读者乃至统治者对这种借小人物之事以喻理的散文叙事方式也是持接纳甚至是推崇的态度。韩愈的《圬者王承福传》借弃官司业圬的王承福之口，表达“各政其能以相生”的政治思想，批判了那种“独善其身”的消极自私的处世态度。柳宗元的《捕蛇者说》通过讲述蒋氏捕蛇者及其他永州人民悲惨的生活，揭示了“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的政治弊端，表达了对统治者横征暴敛的批判及对百姓的同情。《种树郭橐驼传》借农民郭橐驼之口，将种树的经验上升到为官治民的道理，生动类比，循序渐进，由小见大，说明封建统治阶级治理百姓应当像种树一样顺应其发展规律，顺应民意，以民为本，不要过分干预百姓的生活。《梓人传》通过讲述木匠“善度材”“善运众工”的故事，巧妙地阐明了宰相选拔人才和治理国家的道理：管理者应“择天下之士，使称其职”“能知体之要”，发挥个人特长，使其各司其职，各安其位。刘基的《卖柑者言》借卖柑者之口，揭露了当朝众多官员位高权重却无文韬武略，与“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柑如出一辙。这种通俗化的以市井小民或手工业者的言行来影射政治的方式，以小喻大，托物喻事，借物寄情，寄理与情于故事之中，于无声处听惊雷，收获了良好的讽喻及教化效果。

二、《古文观止》平民故事的艺术特色

(一)故事完整，语言简洁

《古文观止》中的平民故事都有完整的叙事过程，并且情节曲折，跌宕起伏，耐人寻味。《古文观止》编选者编选散文时力求选择语言精简凝练的文章。这些文章以最精当的话语表达最准确的事情和观点，无一字多余，却能将中心思想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这也是这些名篇得以长期流传，为无数后人反复探究其中韵味的重要原因。例如，《捕蛇者说》仅568字，不仅叙述了捕蛇者蒋氏三代的悲剧，还将他与乡邻进行了对比，他们非死即徙，他已“满足”于现状，表现了人民在苛捐杂税下悲惨却又无可奈何的生活状态。柳宗元在结尾处还表达了他对百姓的同情和对赋税政策的强烈批判。五百余字的文章不仅完整地将血淋淋的遭遇展现在世人眼前，还运用了多种修辞方式，有引用孔子之语“苛政猛于虎”，有对比苛政与蛇毒之语“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有讽刺统治者的苛政之语“今虽死乎此，比吾乡邻之死则已后矣，又安敢毒焉”等等。再如《卖柑者言》，以短短375字完整讲述了“我”买柑的经历，文字简洁，不多赘述。卖柑者所卖之柑即使果瓤腐坏，却“贾十倍，人争鬻之”，奇怪的是买家“未尝有言”。犀利地讽刺了元朝末年封建官场的虚伪与堕落，穷形尽相地揭露了整个社会的病态。这些平民故事，均抓住文章要领，与主旨无关之环境、外貌、肢体等描写一概不见踪影，力求达到以最少的语言表达最完整的故事，阐释最准确、深刻主旨的效果。

(二)看似无意，实则有心

这些平民都以作者漫不经心地描写的“所见所闻”为出场方式，无刻意渲染，无华丽铺垫，开门见山，直接切入人物形象描写及对话内容。而这个看似随意出场的小人物就是颇有见地的“大人物”。作者刻意把他们以平民身份所说出的通俗易懂的道理上升到治国规律及人生处世哲理层面，让人物思想与人物身份形成鲜明对比，使世人在阅读过程中产生共鸣，自发地进行批判与反思。王承福、捕蛇者、郭橐驼、梓人及卖柑者虽为平民百姓，但他们都是经过作家精心塑造与打磨的，身上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且为阐释一定的义理服务，无冗余的形象及语言描写，人物及情节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代表性。《圬者王承福传》的开篇仅以24字简要介绍了王承福的职业及神态，接着便直接阐明其“独善其身”的原则、“择其易为而无愧者”的办事准则，劝诫人人均能认识到“任有大小，惟其所能”的道理。

又如，柳宗元笔下的郭橐驼“不知始何名”，是个名不见经传的无名氏，但这实则是柳宗元运用欲扬先抑的方法塑造其人物形象。他面对讥笑能做到许多人不能做到的“宠辱不惊”，只道“甚善，名我固当”，具有广阔的胸襟，不拘泥于琐事。他认为种树应顺应其本性，不多加妨碍，移之官理亦同。柳宗元借郭橐驼之口表达了自己的政治理念，即以民为本，顺应民心方能国运昌盛，长治久安。往往，于平淡处方能发出振聋发聩之音。若教化者一味立足高远，高谈阔论，远离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缺少生活气息，反而不能让作品走进民众心里，教化效果也是不甚理想，正所谓烟火气才最抚凡人心。

(三)运用类比，由小见大

在中国文学史上，类比作为一种修辞手法源远流长。中华民族长于使用类比来阐明义理，这与人们长久以来形成的思维方式、民族文化密切相关。从修辞学的角度看，所谓类比，就是把相同、相似或者在某一点上义理相通的事物并在一起，使其互相参照，来阐明一种事理，或表现一种情景。类比的比体，可以是具体事物、抽象理论、生活事件、神话、传说、俗语民谣、寓言故事等[3]9。《古文观止》里的平民故事以小人物的故事观照庙堂之事，既能拉近读者与朝廷的距离，使之担负起匹夫之责，亦能对统治者及社会产生批判作用，警醒统治者遵循从政之道，顺应符合儒家的从政理念和道德规范的“王道”。这种自下而上进行教化的做法，可以达到治国安民的目的。

柳宗元一生仕途坎坷，壮志难酬，在宦海浮沉中体悟出了许多为官之道。在《种树郭橐驼传》中，柳宗元灵活运用了类比，郭橐驼被问“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他的回答十分巧妙，“我知种树而已，官理非吾业也。然吾居乡……则与吾业者亦有类乎”，直截了当地将种树之法与为官之道进行类比。他的回答符合他农民的身份特征、知识水平及语言风格，增强了义理的说服力，易获得读者的认同。农民们只关心脚下那一亩三分田，统治者的政策对他们的影响在关乎民生的小事中才得以体现，类比方法的运用达到了以小见大的效果，十分具体生动地展现了为官者所施行的政策的不合理之处，不顺应人民的需求必然不能使人民安居乐业。《梓人传》更是运用类比阐述义理的典型。文中塑造了一个善于度材，通过统筹规划使匠人能够各司其职的梓人形象。“梓人之道类于相”，以梓人善运众工及审曲面势，类比宰相及其他管理者应知人善任，以超强的辨别力和统筹能力使下属各安其位，各尽其才，形成一个和谐有序、高效率的管理系统。“柳宗元作为封建社会的思想家，虽不可能完整认识到管理的科学性，但他总结、阐明的管理实践经验是完全值得我们借鉴的”[4]79。作为一名管理者，首先应当使“能者进而由之”，“不能者退而休之”，举贤任能。其次应当“不亲小劳，不侵众官”，不越过各自的权力界限，各司其职，做好自己分内之事。再次，应像梓人一样，“善运众工而不伐艺”，保持初心，不自矜功伐，且怀有一颗谦卑之心与有才能之人“讨论大经”，而后方能“理万国”。

(四)使用议论，层层深入

以议论或抒情的方式结尾是古今中外众多作家常用的写作方式，也是使文章结构完整，直接表达作品主旨以及阐发作者观点的绝佳方式。虽有学者反对以议论性话语来展开叙述，如果戈里就说“我的职责是用生动的形象，而不是用议论来说明事物”[5]515，但笔者认为，一切文学创作以何种方式展开不是主要的，达到何种目的才是重要的。因为“文学到底是为认识生活这个事业服务的，它是时代的生活和情绪的历史”。[6]15

这些平民故事多以生动活泼的对话推动故事发展，娓娓道来，层层深入，跌宕起伏，兼之文章常用第一人称的写法，使读者有较强的代入感，仿佛在讲述一件亲身经历之事，达到了吸引读者兴趣、调动读者情绪及增强文章说服力的目的。

《卖柑者言》就是以“我”和卖柑者的对话展开，作者巧设设问、反问、排比等句子，使文章内容简练生动，感情充沛。“我”只看到了卖柑者是一个欺骗消费者的“奸商”，对卖柑者进行诘问，而这个“奸商”的一番论述让他无言以对并进行深刻反思。卖柑者以六个反问句痛快淋漓地揭露了元末统治者“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腐败统治，“对腐朽昏庸、狗苟蝇营的封建官僚作了辛辣的讽刺。”[7]73该文语言犀利精练，一针见血，直抒胸臆，直截了当地表达了对腐败的批判和讽刺。《捕蛇者说》也是以第一视角展开叙述，在“我”与捕蛇者的问答中展现底层人民因苛政而承受的悲惨生活。整篇文章低沉忧郁，表达了柳宗元对人民的同情和对恶吏以苛捐杂税荼毒百姓的行为的憎恶。《梓人传》中的“我”则是充当一个“记者”，因梓人“其床阙足而不能自理”而对他的技艺提出质疑，引出梓人异乎常人的裁度及统筹能力，欲扬先抑，赞扬他“专其心智，而能知体要者”的品质。身为一个梓人，他却深谙抓住主要矛盾才能决定事物发展的道理，十分叫人敬佩。《圬者王承福传》及《种树郭橐驼传》则是以“听说”的方式展开叙述，夹叙夹议，节奏舒缓，娓娓道来，以故事主人公及“路人”的对话深化故事中的道理，层层深入，循序渐进，以朴素的语言和直白的方式将高深的道理阐释得通俗易懂，达到了自鉴与官戒的教化目的。

三、《古文观止》平民故事对后世的影响

文学作品是时代的产物，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是文学唤醒我们注意人类生活的准则。它平息大火，抑制邪恶。它用有教养的庄重榜样来激发我们的美德。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社会黑暗，政治打压，思想禁锢，文人或许不能直接表达对当朝统治者的不满，便多借用虚拟的人、物、事来抒写自己的人生态度及政治理想。在先秦诸子散文中随处可见这种托物言情的写作方式，如“揠苗助长”“守株待兔”“买椟还珠”“愚公移山”“刻舟求剑”“削足适履”等，文中的主人公均是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演员”，对文学及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古文观止》所选的平民故事散文是先秦寓言故事的发展，主题思想由哲理思考说理转变为讽刺揭批政治黑暗、阐述为官之道及为人处世之道等内容。“先秦寓言”是纵横之士、游说之徒为适应春秋战国急剧变革的社会，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作为立论根据而出现的。寓言作品绝大多数极富哲理性，说理为第一作用，讽刺的效果较少展现。《古文观止》所编选的韩愈、柳宗元的故事散文产生于中唐社会，是中唐社会的真实写照，它将先秦寓言的政治哲理主题转变为社会讽刺主题。故事反映了生活和社会的弊端，把讽刺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当时积弱积贫、腐朽病态的社会。柳宗元的叙事散文及寓言对元末明初的刘基产生了深刻影响，《卖柑者言》与《鞭贾》有异曲同工之妙。由此可见，韩柳的创作思想----以小见大、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创作理念被后世所推崇并学习。

《古文观止》在问世后的三百多年里，一直是刊印量最大、最有影响的雅俗共赏的蒙学古文选本，注重人文综合素质教育，涉及历史、道德、政治、语言、哲学等多方面的内容，常作为私塾及学堂的读本或考试教材，影响了无数后世学子。古今中外许多文学大家在童年时期读过《古文观止》，如巴金曾言读过《古文观止》，对他后来的写作产生了很大影响。他的《小人小事》以冰冷的笔触描写了社会的凄凉、人情的冷漠，表现了巴金对旧社会的不满。巴金与韩、柳等人一样，探索社会对小人物的影响，借小人物之口抒发对整个社会的批判，以管中窥豹的方式观察世界。又如鲁迅，他笔下的平民百姓是永远的主角，上演着人间悲剧。以小人物的肩膀为支点支起发现社会黑暗的放大镜，这是鲁迅创作的鲜明特征。小人物阿Q就是懦弱且没有觉悟的国民的缩影，他甚至没有姓名，但他又可以是每一个卑躬屈膝的国人。他的“精神胜利法”让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塑造这个人物旨在“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7]84。

总之，小人物体内蕴藏的大力量在《古文观止》中得以体现。这个力量传递到无数文人的笔下，鼓舞着他们将这份力量世世代代传递下去。只有在社会底层才能既看见阴暗的角落，又看见刺眼的虚假的光明。《古文观止》中的平民们以卑微的社会身份发出的时代绝响，振聋发聩，久久回荡在人们耳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