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良生活经历对大学生冷酷无情特质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

王小凤 燕良轼

(1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长沙 410081) (2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生工作部，长沙 410004)

1 问题提出

近年来大学校园中恶性事件偶有发生，其中有的犯罪者表现出来的麻木、冷酷让人不寒而栗，他们为何会如此冷酷无情?

冷酷无情特质（callous-unemotional traits, CU）是指对他人冷漠、缺乏罪恶感、低共情的一种人格倾向（Frick, 2004），主要包含以下四个方面的特征（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DSM-Task Force Arlington VA US, 2013）：缺乏懊悔或内疚感、缺乏同情心、不在乎表现、情感肤浅或情感缺乏。CU 特质往往与个体自我报告的亲社会行为负相关（Roose, Bijttebier, Decoene, Claes, & Frick,2010），是品行障碍重要的早期标记变量（王孟成, 邓俏文, 张积标, 罗兴伟, 吴艳, 2014）。与低CU特质个体相比，高CU 特质个体在儿童和青少年阶段均表现出更严重、更稳定和更具攻击性的反社会行为，在成年期易演变为暴力罪犯（Scheepers,Buitelaar, & Matthys, 2011）。CU 特质水平较高的暴力犯，其暴力行为往往更加严重和残忍，而且再犯率也更高（Muñoz & Frick, 2012）。

尽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CU 特质具有很强的遗传基础（Viding, Jones, Paul, Moffitt, & Plomin,2008），但也有不少研究发现CU 特质与一些重要的环境因素相关，如不良生活经历（Dembo,Schmeidler, & Childs, 2007; Kimonis, Centifanti,Allen, & Frick, 2014）。不论是直接的受害经历（如被虐待、被忽视），还是目睹创伤性事件（如目睹暴力行为），均与个体CU 特质显著正相关（Kimonis,Frick, Munoz, & Aucoin, 2008）。已知与CU 特质增强有关的不良生活经历主要有暴力暴露（Howard,Kimonis, Muñoz, & Frick, 2012）、功能失调的家庭教养方式（Fanti & Munoz, 2014; Viding, Fontaine,Oliver, & Plomin, 2009; Waller et al., 2015）、不良同伴关系（Fontaine, McCrory, Boivin, Moffitt, &Viding，2011）、交往不良同伴（Kimonis, Frick, &Barry, 2004）等。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1：不良生活经历可以预测大学生的CU 特质水平。

不良生活经历如何影响个体的CU 特质呢?一些研究者认为，长期暴露在目睹暴力的环境中会影响个体移情和道德的正常发展（Farrell & Bruce,1997），可能导致对他人的痛苦信号不敏感（Howard et al., 2012)，从而形成冷漠无情的人格。一些关于反社会行为的发展理论认为，虐待会降低个体的生理唤醒，进一步破坏情感功能，并对移情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Dackis, Rogosch, & Cicchetti,2015），从而增加个体CU 特质水平提升的风险。还有研究者发现，一些不良的家庭教养方式（如管教不一致、体罚等）可能会让个体观察并习得一些不良互动或者暴力的社交互动方法，而不是亲社会行为和情感互动模式，从而导致CU 特质水平的升高（Lynam et al., 2009）。此外，有研究发现，交往不良同伴可以正向预测青少年道德推脱（高玲, 王兴超, 杨继平, 2015），而道德推脱会导致个体对违反道德行为的普遍容忍，导致个体在考虑他人的利益时缺乏同理心，进而变得冷酷无情（Muratori et al., 2017）。

本研究认为心理弹性可能是不良生活经历影响CU 特质的重要中介变量。Staub（2005）提出“源于苦难的利他主义”（altruism born of suffering,ABS）的概念，用于描述个体不仅没有因遭受苦难而变得冷漠无情，反而变得更有同情心、会主动去关心和帮助他人的现象。一些实证研究也验证了该概念（Frazier et al., 2013; Vollhardt & Staub,2011），而个体能否将过去的痛苦经历进行意义转化是遭遇不良经历个体出现ABS 的重要因素（Staub, 2005）。心理弹性是指个体经历了逆境或者创伤后仍能保持或很快恢复正常心理机能，是“自我调适机制”的成功应对（Luthar, Cicchetti, &Becker, 2000）。有研究发现，富有心理弹性的人往往拥有较高的情绪觉知或管理能力、冲动控制能力和移情能力（Reivich & Shatté, 2002），在面临困难时敢于乐观面对，并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和策略，当别人有困难时，也倾向于以相同的方式去安慰和帮助（张睿, 2011）。心理弹性的增强有助于个体亲社会倾向的提高（李会丽, 陈琦,2016），亲社会行为是个体心理弹性积极发展的标志（Bell, Romano, & Flynn, 2013; Griese & Buhs,2014）。而依据 Garmezy，Masten 和Tellegen（1984）提出的心理弹性挑战模型（适度的生活事件可以增强个体的心理弹性，但如果生活事件持续时间太长或程度太严重，则会有损个体的心理弹性），由于不良生活经历的严重程度远高于一般的负性生活事件，因此其可能对个体的心理弹性更具破坏性，一些实证研究也验证了这一点（李奕慧, 刘小珍, 2016; 刘珊珊, 曹枫林, 李玉丽, 2011）。综上，提出本研究的假设2：心理弹性能在不良生活经历与大学生CU 特质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研究表明，在重大生活事件之后，个体的外部资源（社会支持）有助于增加个人过渡期间发生的积极变化（Sommer, Baumeister, & Stillman,2012）。社会支持作用机制中的缓冲器模型认为，社会支持可以通过减弱或阻止个体对压力事件严重性的主观评价，为个体提供解决问题的策略，从而缓冲压力事件对个体发展的不良影响（Cohen &Wills, 1985），即社会支持在压力与个体发展之间起调节作用。已有社会支持的研究往往从不同社会支持的来源（如社会、家庭）或性质（客观支持和主观支持）和社会支持整体性的角度进行（宋潮, 邢怡伦, 董舒阳, 王建平, 2018），但社会支持能否对心理弹性起到保护效应，有赖于其是否能有效地被个体所利用（王志杰, 张晶晶, 潘毅, 高隽, 2014）。Humphrey 和Symes（2010）也认为，对处境不利儿童只提供社会支持是不够的，应重点考虑社会支持的利用情况。还有研究发现，社会支持中只有社会支持利用度能够预测男性戒毒者的心理弹性水平（张润苗, 2013）。因此，基于社会支持作用机制的缓冲器模型和以往研究，提出假设3：社会支持利用度能在不良生活经历与心理弹性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个体-环境交互作用模型”指出，个人特点（心理弹性）和他/她的环境（社会支持）的交互作用可以缓冲高危因素和创伤性应激因素的不利影响（Lerner, Lerner, Almerigi, & Theokas, 2006）。人类发展的“保护因子-保护因子模型”（protectiveprotective model）则认为，不同保护因子在预测发展结果时可能存在交互作用，即一种保护因子（如社会支持利用度）对结果变量（如CU 特质）的预测作用可能随另一种保护因子（如心理弹性）水平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主要存在“促进假说”和“排除假说”两种观点（鲍振宙, 张卫, 李董平, 李丹黎, 王艳辉, 2013）：（1）“促进假说”，即一种保护因子可能增强另一种保护因子对结果变量的预测作用。根据该假说，心理弹性对大学生CU 特质的影响更多体现在高社会支持利用度而非低社会支持利用度的情况下。（2）“排除假说”，即一种因子反而会削弱另一种保护因子对结果变量的预测作用。根据该假说，心理弹性对CU 特质的负面影响更多体现在低社会支持利用度而非高社会支持利用度的情况下。考虑到目前研究证据仍较缺乏，本研究仅对社会支持利用度对心理弹性与CU 特质关系的调节作用进行探索性分析，而不对其具体模式作明确预期。据此，提出假设4：社会支持利用度在心理弹性与CU 特质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综上，本研究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见图1），探讨不良生活经历与大学生CU 特质的关系，考察心理弹性在二者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并检验社会支持利用度在不良生活经历与心理弹性、心理弹性与 CU 特质关系中的调节作用，从而回答不良生活经历“如何”及“何时”影响大学生CU 特质的问题。

图1 理论假设模型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采用方便抽样法在湖南省4 所大学抽取大学生2000 名，以班级为单位，由研究生主试使用统一问卷进行集体施测。剔除无效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1872 份，有效回收率为93.60%。其中，女生1095 人（占比58.49%），男生777 人（占比41.51%）；大一899 人（占比48.02%），大二511 人（占比27.30%），大三462 人（占比24.68%）；年龄范围18～22 岁，平均年龄19.48±1.16 岁。

2.2 研究工具

2.2.1 不良生活经历量表

采用Lim 和DeSteno（2016）研究中使用的不良生活经历量表（Adversity Life Experience Scale）。在征得Professor Daniel Lim 的授权同意下，首先由研究者将英文问卷翻译成中文，回译则由一名精通英文的心理学研究者完成，翻译中不一致的地方由两位译者讨论一致，确保翻译后的问卷忠实于原问卷，最终形成中文版正式量表。该量表共28 个条目，包含6 类不良生活经历：（1）伤害/疾病；（2）暴力；（3）亲友丧失；（4）人际关系事件；（5）社会压力/环境压力；（6）自然灾难/人为灾祸。这6 类不良生活经历已被列入创伤诊断访谈条目（Seery, Holman, & Silver, 2010）。被试对6类不良生活经历的严重性、频次和新近性（最后一次发生的时间）进行0～4 分的评估，总不良生活经历分数通过不同类型经历的严重性、频次和新近性的均分加以计算。使用Mplus7.4 软件对量表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CFA）的结果表明，该量表的结构效度良好：χ2/df=6.11，CFI=0.92，TLI=0.91，RMSEA=0.053，SRMR=0.047。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88。

2.2.2 冷酷无情特质问卷

采用Wang 等（2017）修订的中文版冷酷无情特质简版问卷（Inventory of Callous-Unemotional,ICU），包括不关心（uncaring）、冷酷（callousness）两个维度，共11 题。量表采用4 点计分，1 代表“完全不符合”，4 代表“完全符合”。其中有4个反向计分题，即项目2、4、8、9，对这4 个项目进行反转处理之后，所有项目得分越高表明被试的冷酷无情特质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77。

2.2.3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采用肖水源（1994）编制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SSRS）中的社会支持利用度分量表，共3 题。得分越高，说明社会支持利用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60。

2.2.4 心理弹性量表

采用高志华和杨绍清（2013）修订的Wagnild-Young 心理弹性量表（Resilience Scale-11, RS-11）中文版，共11 题，采取7 点计分，1 代表“完全不同意”，7 代表“完全同意”。得分越高，说明心理弹性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88。

2.3 数据分析思路

所有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检验均采用方杰、张敏强和邱皓政（2012）所推荐的偏差校正百分位Bootstrap 法。为实现该方法，采用Hayes（2012）编制的SPSS 宏中的Model58（Model58 假设中介效应的前半段及后半段效应受到调节，与本研究理论假设模型一致）。在控制性别、年龄条件下，通过5000 次样本抽样估计中介及调节效应95%置信区间的方法对理论假设模型进行检验（连帅磊,孙晓军, 牛更枫, 周宗奎, 2017）。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的控制和检验

由于本研究仅采用被试自我报告的方法来收集数据，结果可能受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因此，本研究在问卷排版、施测的过程中对可能存在的共同方法偏差进行了程序控制，如匿名填写、部分项目反向计分等。此外，采用Harman 单因子模型法来检验数据的共同方法偏差（周浩, 龙立荣, 2004），即假定四个量表所有的题目同属一个因子，使用Mplus7.0 软件进行CFA。结果表明，单因子CFA 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标都很差：χ2=126759.056，df=6669，CFI=0.287，TLI=0.275，RMSEA=0.099，SRMR=0.098，表明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表1 列出了各个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矩阵。结果发现，本研究中大学生CU 特质的均分为1.64，低于2 分（量表等级水平为“有点符合”），说明大学生CU 特质整体水平较低；不良生活经历与CU 特质显著正相关，与心理弹性显著负相关，说明不良生活经历可能是大学生CU 特质的助长因素、心理弹性的风险因素；社会支持利用度与心理弹性显著正相关，与CU 特质显著负相关，说明社会支持利用度可能是心理弹性的保护因素，CU 特质的风险因素。

表1 描述性统计结果和变量间的相关分析

3.3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首先，采用多元回归，在控制性别和年龄的条件下，考察不良生活经历对CU 特质影响的总效应，结果显示不良生活经历对大学生CU 特质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R=0.22,R2=0.05,F(3)=31.26,β=0.19,t=8.57,p＜0.001]。之所以将性别和年龄作为控制变量，一方面是因为研究一致发现CU 特质存在性别差异（肖玉琴, 张卓, 宋平, 杨波, 2014)，另一方面，虽然CU 特质表现出了较强的稳定性和遗传可能性，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可能发生变化。如罗贵明（2016）研究发现，青少年的CU 特质存在年龄差异。还有研究发现，随着青春期年龄的增长，男性CU 特质者的认知共情逐渐发展成正常水平（Dadds et al., 2006）。因此，本研究将年龄和性别作为控制变量。

其次，根据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提出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程序，本研究采用Hayes（2012）编制的SPSS 宏（http://www.afhayes.com），在控制性别和年龄的条件下，构建了以心理弹性为中介变量，以社会支持利用度为调节变量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对上述方程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见表2。

表2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当放入心理弹性这一中介变量以后，不良生活经历对心理弹性及CU 特质的预测作用均显著，心理弹性对CU 特质的预测作用显著，且心理弹性的中介效应的Bootstrap 95%置信区间的上下限不包含0（见表3），表明心理弹性能够在不良生活经历对CU 特质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此外，不良生活经历与社会支持利用度乘积项对心理弹性的预测作用、心理弹性与社会支持利用度乘积项对CU 特质的预测作用均显著，说明社会支持利用度能在不良生活经历对心理弹性、心理弹性对CU特质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

表3 心理弹性的中介效应

为了更清楚地揭示该交互效应的实质，本研究将社会支持利用度按正负一个标准差分为高低组，采用简单斜率检验考察社会支持利用度在不良生活经历与心理弹性关系中的作用。调节效应如图2 所示，社会支持利用度较高的被试，不良生活经历对心理弹性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其简单斜率为-0.17（t=-5.37,p＜0.001）；而社会支持利用度水平较低的被试，不良生活经历对心理弹性的预测作用不显著，其简单斜率为-0.01（t=-0.19,p＞0.05）。

图2 社会支持利用度对不良生活经历与心理弹性的调节

与此同时，本研究还采用简单斜率考察了社会支持利用度在心理弹性与CU 特质关系中的作用。调节效应如图3 所示，社会支持利用度较高的被试，心理弹性对CU 特质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其简单斜率为-0.42（t=-15.16,p＜0.001）；社会支持利用度较低的被试，心理弹性对CU 特质的负向预测作用更显著，其简单斜率为-0.48（t=-19.01,p＜0.001），表明随着个体社会支持利用度水平的降低，心理弹性对CU 特质的预测作用呈逐渐增加趋势。因此，该交互模式符合“保护因子-保护因子模型”的排除假说而非促进假说。

图3 社会支持利用度对心理弹性与冷酷无情特质的调节

进一步分析表明，心理弹性在不良生活经历与大学生CU 特质关系中的中介作用会受到社会支持利用度的调节，即随着社会支持利用度的提高，心理弹性的中介效应呈上升趋势（见表4）。

表4 在社会支持利用度的不同水平上心理弹性的中介效应

4 讨论

4.1 不良生活经历与大学生CU 特质的关系

本研究结果表明，不良生活经历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的CU 特质，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Kimonis et al., 2008）。遭遇严重不良生活经历的个体可能会深陷压倒一切的背叛感、被抛弃感之中，因此关于世界是仁慈的或有意义的信仰也会减弱，还可能会形成“人是邪恶的、世界是一个危险之处”的想法（Schuler & Boals, 2016），从而变得冷酷无情，甚至用攻击、暴力来报复社会和他人。因不良生活经历导致的伤害和暴力会以暴力循环的方式进行的观点已得到不少实证研究的支持（Dodge, Bates, & Pettit, 1990）。

4.2 心理弹性的中介作用

在证实不良生活经历与CU 特质的关系后，探讨不良生活经历怎样影响CU 特质的问题就显得很重要。中介变量是不良生活经历影响CU 特质的内在和实质性原因。本研究探讨了心理弹性在不良生活经历与大学生CU 特质之间关系的中介效应。结果发现，心理弹性这一变量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遭遇不良生活经历大学生的CU 特质水平。因此，在看到不良生活经历对大学生心理发展存在负面影响的同时，更要注重引导大学生认识到不良生活经历的积极面，如不良生活经历能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个体的潜能，促使个体对自己和人生进行更深刻的思考，对他人遭遇的不良生活经历更能感同身受。从而让不良生活经历成为心理弹性发展的催化剂，进而降低不良生活经历对大学生CU 特质的不利影响。

4.3 社会支持利用度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发现，社会支持利用度在不良生活经历与心理弹性两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显著。具体来说，个体社会支持利用度越高，不良生活经历对其心理弹性的损害会更大。需要指出，该调节模式并不意味着社会支持利用度是心理弹性的风险/不利因素。如图2 所示，高社会支持利用度个体的心理弹性明显高于低社会支持利用度的个体。原因可能是，社会支持利用度高的个体，其心理弹性也处于较高水平，因此随着不良生活经历水平的升高，其心理弹性的下降趋势也就更明显。而低社会支持利用度个体的心理弹性水平原本就不高，因此不良生活经历对其影响较小。所以，本研究结果与社会支持作用机制的缓冲器模型一致，即社会支持利用度是心理弹性重要的保护因素。因此，要注重引导遭遇不良生活经历的大学生主动利用自己的社会支持，积极求助，这样才能更多感受到外界的温暖和关心，尽快从不良生活经历中恢复，从而保持心理健康。

本研究还发现，社会支持利用度在心理弹性与CU 特质两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显著。而且随着个体社会支持利用度水平的降低，心理弹性对大学生CU 特质的负向预测作用更大。该调节模式符合“保护因子-保护因子模型”的排除假说而非促进假说。以往有关社会支持与心理弹性交互效应的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即相对于高社会支持的个体，心理弹性的保护效应在低社会支持的个体中更显著（席居哲, 桑标, 左志宏, 2011）。已有研究表明，不论是不良生活经历发生前后还是发生时，个体所得到的支持都可促进其亲社会行为，而社会支持利用度直接影响到个体是否能真正接受到帮助。因此，社会支持利用度较低的个体可能会更容易感到人情淡漠，对他人、社会产生失望甚至愤恨的情绪，进而变得冷酷无情。而遭遇不良生活经历时，较好的自我恢复、调适功能（即心理弹性）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个体对外界支持的依赖，有效补偿不能利用外界支持的消极效应，从而降低CU 特质提升的风险。因此，要特别注重培养低社会支持利用度大学生的心理弹性。

总的来说，本研究提示，对待遭遇不良生活经历的大学生，应充分发挥心理弹性的单独作用和适当发挥社会支持利用度的调节作用，降低其CU 特质水平升高的风险，这对于大学生心理品质的积极发展以及和谐社会的促进尤为重要。

5 结论

本研究发现：（1）当大学生遭遇的不良生活经历水平越高时，CU 特质水平也会较高。（2）不良生活经历既对大学生CU 特质产生直接影响，也通过心理弹性对大学生CU 特质产生间接影响。（3）社会支持利用度是心理弹性中介不良生活经历与大学生CU 特质关系的调节变量。具体而言，不良生活经历对大学生心理弹性的影响，随着社会支持利用度的增加而增加；心理弹性对大学生CU特质的影响，随着社会支持利用度的降低而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