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省际就业格局时空演变研究

伯娜 殷李松 胡长玉 卞光

摘  要：基于1993-2017年中国31个省域面板数据，综合运用矩统计法、探索性空间数据法和动态空间杜宾面板模型，研究了中国省际就业格局的时空演变。结果表明：省际就业格局演进具有两极化、空间依赖和空间分层特征，无论短期还是长期，占主导地位的驱动因素都是工业偏离、人户偏离和经济差距，工业、农业、出口和城镇化等虽说会影响格局，但不会导致失衡。为实现省际经济充分平衡发展，关键要实施户籍匹配工业布局、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稳步推进产业区位梯度转移与承接、促进区域就业格局协调演进。

关键词：就业;空间依赖;动态空间杜宾面板模型

Abstract：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31 provinces in China from 1993 to 2017， this paper uses the method of moment statistics， 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d the dynamic spatial Dubin panel model to study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China's inter-provincial employment patter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volution of inter-provincial employment pattern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larization， spatial dependence and spatial stratification. Whether short-term or long-term， the dominant driving factors are industrial deviation， household deviation and economic disparity. Although industry， agriculture， exports and urbanization will affect the pattern， but they will not cause imbalances. In order to achieve a fully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provincial economy， the key is to implement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industry layout， accelerate the reform of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improve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steadily advance the transfer and acceptance of industrial location gradients， and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evolution of regional employment patterns.

Key words： employment; space dependence; dynamic spatial Dubin panel model

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四次提到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可见，这将是未来长期的工作重点。本文基于“两个大局”战略思想，认为这是“内陆支持沿海”大局下，为增长而失衡的中国式发展的孪生现象，[1]不平衡不充分主要是省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這需要在“沿海帮助内陆”的大局中去解决。劳动是财富之父，具有能动响应，[2]只有研究就业格局的时间演进、空间分化、驱动因素，才能揭示出省际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历程、根源，并在就业带动就业、财富创造财富的动态演进中寻找共生突围之策。

一、中国省际就业格局时间演进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就业格局发生了三大巨变：第一，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持续下降，由1978的70.50%降至2015年的28.30%;第二，各省农业释放的劳动力既流向本省非农部门，也流向外省非农部门，使得各省就业存在空间依赖;第三，流向外省非农部门的劳动力是以老乡带老乡的形式外出，出现了外出务工潮，[3，4]外出劳动力多是向东部发达省份聚集，这使得省际就业在空间分布上出现了层级分化。省际就业格局的层级分化具有稳定性，本质上属于空间范畴，本文将在第二部分展开分析，此部分主要讨论前两大巨变。

在就业格局的时间与空间演进方面，现有文献做了大量研究，取得了很多有意义的成果。首先，在就业格局随时间变化方面，马银坡（2018）基于2013～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研究了人口流动对就业格局的影响。研究发现，由于各地就业机会不同，引发劳动力在地区间跨区流动，这种流动对就业收入具有“乘数效应”，支撑着地区就业格局持续演进。[5]李方一等（2018）基于投入占用产出技术模型，研究了2002～2012年中国就业总量与结构的演变历程与动因。结果显示：10年间中国的就业总规模增长了4.7%，劳动力不断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继而再向第三产业转移。消费、投资、出口、进口、就业系数和技术的变化这六项因素是引发就业变动的主要因素。[6]其次，在就业格局的空间演进方面，张梅青和武勇杰（2017）基于就业供需特征，结合新经济增长理论，构建了包含本地效应、邻近效应和溢出效应的地区就业集聚计量模型，采用面板模型研究了2004～2014年中国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就业多维集聚效应机制。研究发现，一方面，本地效应和邻近效应共同决定了本地就业规模。另一方面，多样化产业结构效应抑制了地区就业增长，而高质化人力资本，以及完善的就业公共服务则促进了地区就业增长。[7]王晓芳和谢贤君（2018）基于经济增长和产业集聚双重视角，探索区域一体化对就业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商品市场一体化和资本市场一体化对其就业集聚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不过，上游地区商品市场一体化对就业具有显著抑制作用，中游地区和下游地区的商品市场一体化和资本市场一体化对区域就业具有均衡协调功能。[8]

在就业格局时间演进方面，中外差异明显，发达国家农业劳动力多是就近转移，中国很大部分则是中西部省份与东部省份间的“候鸟式”流动。[9]对此，为体现我国劳动力跨区流动的特征事实，本文就业格局指标应设定为：各省非农产业就业人数占全国非农产业就业人数的比重/各省农业就业人数占全国农业就业人数的比重。这是因为从《人口半城镇化与产业非农化的时空耦合分析》一文的“劳动力空间错位”视角提炼出中外就业格局的重大差异：在出现严重劳动力“空间错位”情况下，传统的各省非农产业就业人数/各省农业就业人数，无法衡量或者说根本衡量不出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对就业格局的真实影响，所以在劳动力跨区流动视角下，将各省非农产业就业人数占全国非农产业就业人数的比重来衡量各省在全国层面上非农产业的就业吸引力，用各省农业就业人数占全国农业就业人数的比重来衡量各省在全国层面上农业的就业吸引力，并用二者之比反应各省在“空间错位”下产业结构变化情况，能更加科学地衡量就业格局演变与人口在空间上分布不均衡的演变状态。[10]

另外，在考察就业格局演进时，既要借助于统计学上的矩统计法，用均值、标准差、偏态、峰度来衡量就业格局的水平、差异、偏向性与尖峰度，又要借助于地理统计学中的探索性空间数据法，用全局莫兰指数I来衡量就业格局的空间依赖度，其中，全局莫兰指数I的公式为：

式（1）中为就业格局，代表省份，是省份数，与为样本值，是均值，为空间权重矩阵（0-1矩阵）。为正号表示空间单元值趋于集聚，负号表示趋于分散。

立足格局水平视角（图1），制约省际就业格局演进的主导因素是恩格尔效应，自从2001年这种制约被解除以来，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的步伐明显加快。这是因为从理论上讲，城乡劳动力转移主要取决于恩格尔效应、鲍莫尔效应、资本吸纳效应，也就是由产品需求、生产率差异、资本深化（或广化）所主导。[11]就中国而言，一方面，农业劳动力从全国释放，并向东部地区聚集;另一方面，制造业自改革开放以来主要以东部地区为生产基地。这两方面表明，中国就业聚集水平既不受鲍莫尔效应制约，也不受资本效应制约，主要受来自于销售市场，也就是恩格尔效应的制约。图1显示，自2001年后，中国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就一直保持着高水平。这是因为：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从外部提供了广阔的国际市场，之后，当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了出口市场时，电子商务、快递业则又以高速崛起方式为东部地区开拓国内销售市场提供了强大支撑。这样，自2001年后，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就以高速度运转着。

从差异、偏态、峰度视角（图2），省际就业格局是两极化演进。图2顯示，总体地，2001年至2017年，就业聚集差异持续扩大，右偏分布不断强化，尖峰态势增强。按统计学中的方差（在本文中用来衡量就业格局的差异）定义，就业格局的差异即各省就业对人口空间分布不均衡或说明“空间错位”的演进情况，其值持续上升，表明“空间错位”不断加重，反之，则不断缓解。另外，当差异扩大、右偏强化、尖峰增强同时发生，就业格局即为两极化演进，一极是就业聚集能力强的省份很少，但聚集的人数越来越多，另一极是大量省份的劳动力流出越来越快。这种情况从2001年一直维持到2010年，其后2011、2012年出现了逆转（劳动力回流），但在2012年又回到了两极化轨道。其根源是：不平衡发展背景下，少数省份作为全球制造业基地，能从全国聚集劳动力，使其不受鲍莫尔效应、资本吸纳效应制约，只要打破了恩格尔效应制约，就会成为劳动力吸纳极。与此相对，大量省份就会成为劳动力外流极。另外，2011年、2012年出现劳动力回流，主要是这两年处于全球金融危机与国内电子商务、快递业崛起的换档期，前者施加了恩格尔效应制约，后者不能及时抵补前者影响所致。

从全局莫兰指数视角（图3），省际就业格局演进具有空间正相关特征。图3显示：1993-2017年近邻省份的就业流出，或就业流入具有聚集特征，演进态势为快速上升（1993-1997）、波动下降（1997-2006）、波动上升（2006-2012）、较快回落（2012年后）。这是源于劳务输出与接纳是群体交互行为，会形成外出务工潮与工业竞赛潮（黄思明，2019）。[12]具体表现为：当劳务输出地出现老乡带老乡外出的远距离群体务工，其本地产品生产将不足，但（在务工收入下）购买力很充足，结果一方面与周边地区的产品贸易减少，另一方面却会发射示范效应（与在本地生产相比，外出务工能获得更多工业品），周边地区也只能加入务工行列，这就形成了务工潮（焦晓云、王金，2017）。[13]反之，劳动力接纳地的情况正好与劳务输出地情况相反，只要出现工业（于本地户籍人口）超前地区，周边地区就会出现工业（于户籍人口超前的）竞赛。

二、中国省际就业格局空间分化

为增长而失衡的中国式发展下，[1]3-5农业劳动力在全国释放，并以老乡带老乡的形式向东部聚集，这会使劳动力空间分布出现层级分化。对此，可用局域莫兰指数来衡量，公式为：

揭示就业在哪些省份集聚、分散，按95%的置信区间，可划分为四种类型：低值集簇区（LL）;低值区被高值区包围（LH）;高值区被低值区包围（HL）;高值集簇区（HH）。[14]

从就业格局层级不变视角（图4），1993-2017年这类省份有22个，具体地：

第一，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始终是高值集簇的就业接纳区，构成两极化就业格局的吸纳极。如前所述，只要没有恩格尔效应制约，这些省份的就业聚集就会持续存在，我国加入WTO以及电子商务与快递业崛起使得这种制约得以解除，因此，这5个省份未来聚集的人数会越来越多。对此，在“沿海帮助内陆”的大局中，共性的突围对策是：①将工业于户籍人口的超出部分转移出去;②放慢开拓国内销售市场的步伐，加快通过电子商务、快递业开拓出口市场的力度，为中西部产品生产留出销售空间，从而加快重建省际间产品贸易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关联步伐 ;③做出长远规划，以接纳大量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家庭成员，并为外来人口的市民化构建包容性的社会氛围。

第二，辽宁、广东是高值被低值包围的就业接纳区，即这两个省份的近邻省份劳动力都向其聚集。周边省份经济落后，而辽宁和广东依旧保持高速增长，使得两省与周边省份无法建立起商品贸易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关联，结果承担的人口与就业聚集的“涌堵”成本会持续上升，并且当出现恩格尔效应制约时（虽说在加入WTO、电子商务扩张、快递业崛起下，通常不会发生，但类似于全球金融危机的重大冲击事件也不是不可能发生），这两个省份受到的挑战就很大。所以这两个省份要帮助周边省份，朝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方向突围。

第三，河北、海南是低值被高值包围的就业流出省份，这两个省份的周边省份都是劳动流入省份，并且这两个省份的劳动力主要流向周边省份。因此，河北、海南处于两个极端境况：突围要么最为棘手，要么最为容易。最为棘手是因为其劳动力可以轻易向周边省份流出，若省际间劳动力竞争占据主导地位，则周边省份都是争夺劳动力的竞争对手，导致经济崛起突围的压力最大。最为容易突围是因为河北、海南的周边省份都是发达省份，只要周边省份都让渡部分产品销售空间，并移出部分生产空间，则这两个省份就很容易实现经济崛起。

第四，内蒙古、河南等13个省份始终是低值集簇的劳务输出省份，这13省份构成了两极化就业格局的劳动力外流极，并且总处于底层，没有任何层级变化。也就是说从1993年至2017年，年年都是劳动力净外流省份，从没有实质性改变，结果这些省份于其户籍人口而言，不能自我提供足够的工业品，于其户籍人口引发的劳动力供给而言，不能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外出务工的示范效应影响最为深远，于省际间关联而言，这些省份与其他省份到底是产品间贸易占据主导地位，还是劳动交换工业品占据主导地位，值得研究与反思。

从就业格局层级发生变化视角（图5-图7），1993年至2017年，就业格局层级出现变化的省份有9个：①福建、山东、安徽层级上升（图5），由于山东处于高值集簇区，安徽处于低值集簇区，福建周边存在广东（高值被低值包围省份），所以山东、福建、安徽能否持续保持就业聚集优势，具有不确定性;②吉林、黑龙江、山西层级下降（图6），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后，吉林和黑龙江没有及时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山西作为资源大省一直处于低值集簇区，由于没有及时调整，三省就业格局层级出现了下降;③江西、湖北、青海层级出现复杂变化（图7），青海曾经在1999左右实现了层级跃升，湖北在1994年-2004年成为高值被低值包围的就业接纳区，江西在1995～1999年、2002～2004年两度成为高值集簇的就业接纳区，然而由于中部地区六省崛起时，正好遭遇了全球性金融危机，所以即便在2004-2006年间，安徽、湖北、江西一度也为中部崛起的高值集簇的就业接纳区，然而这没有继续。随着电子商务与快递业高速崛起，则安徽、湖北、江西为代表的中部崛起省份就只剩下安徽还保持着就业聚集竞争力。

三、中国省际就业格局驱动因素

定位省际就业格局的驱动因素，需要立足区位（地理位置与空间关联）视角，分解就业格局的空间溢出效应，这可借助于动态空间杜宾面板模型，[15]其形式为：

式（3）中为单位向量、自变量矩阵、空间特定效应、时间特定效应、误差项，为时间依赖、空间依赖、时-空依赖，为自变量交互，为参数。

对式（3），长期中对自变量求偏导，即可获得长期空间溢出效应矩阵，在特定时点上对自变量求偏导，即可获得短期空间溢出效应矩阵。对于长期、短期空间溢出效应矩阵，对角线元素均值为直接效应，既包括A地自变量对A地就业的直接影响，又包括A地自变量作用于周边地区，再返回A地的影响，还包括A地自变量作用于周边地区，周边地区再作用其周边地区……最后返回A地的影响。对于长期、短期空间溢出效应矩阵，非对角线元素的行元素为A地就业接收到的所有外地发射来的影响，列元素为A地对所有其他地区发射的影响，对所有行或列元素求均值，即为间接效应，即平均意义上A地对外地的影响，或外地对A地的影响。

在设定自变量矩阵时，要紧扣省际就业格局的时空特征：①农业劳动力持续下降;②劳动力以群体流形式流动，并出现了务工潮。对①而言，按工业化理论，考虑工业发展（各省工业产值占全国的百分比）、农业发展（各省农业产值占全国的百分比）、出口程度（A省出口值×汇率/A省GDP）、城镇化（A省常住城镇人口/A省总人口）指标;对②而言，考虑工业偏离（各省工业产值占全国之比/各省户籍人口占全国之比）、人户偏离（各省常住人口数/各省户籍人口数）、经济差距（各省人均GDP/全国人均GDP），这是因为工业偏离是务工潮的支撑基石，人户偏离是务工潮的自强化动力，经济差距是务工潮的催化剂。

研究选取1993-2015年中国大陆31个省市数据，原始数据均来自于各省历年统计年鉴，对少量缺失数据，采用SPSS24补全，方法为线性插值。以1993年为研究起点是因为1992年是关键年份，所以取随后一年即1993年为起点。获得空间溢出效应的方法是：借助Matlab2011软件，通过（稳健的）LM、Wald和LR检验以确保模型形式，并获得模型参数，然后按溢出效應定义编程，并运行程序从而获得直接、间接效应。

中国省际就业格局主导因素方面，无论短期还是长期，图8、图9都显示为工业偏离、人户偏离、经济差距，这些属于非平衡类因素。其驱动逻辑为：当工业于户籍人口出现偏离，则滞后省份的就业岗位供给不足，超前省份则正好相反，这会引发劳动力跨省匹配，出现人户分离与省际经济差距，并且三者将相互促进，走上就业带动就业、财富创造财富的不平衡演进，最终引发就业格局的空间分层与两极化。

若没有“两个大局”战略下的非平衡崛起模式，仍然走发达国家的各地同步工业化道路，则图8、图9也验证了传统工业化理论的结论，即A地工业、城镇、出口等会以鲍莫尔、恩格尔、资本吸纳效应形式，促进A地农业人口释放，并进入A地工业、城镇、出口部门，出现就业聚集。另一方面，A地发展会通过商品贸易带动周边地区，如B地的工业、城镇、出口发展，再带动B地的农业发展，促进B地就业聚集能力提升，这在图8、图9中表现为农业的直接效应为正，工业、城镇、出口的间接效应为正。当然，就A地而言，其工业、城镇、出口除直接诱发A地农业人口释放、增强其就业聚集外，还会通过商品贸易带动B地发展，B地再通过商品贸易回射到A地，然而再以迂回形式作用于A地农业部门，促进A地就业聚集。

同步工业化下，各地工业发展、城镇扩张、出口部门都在吸引农业劳动力，就A地而言，很难从B地引入劳动力，因为农业劳动力要逐步释放，即便释放比较快，在本地工业化不断推进时，劳动力不会轻易外出（除非A地相比B地取得了超强竞争优势，或者是B地设置了劳动力家庭成员的入城障碍，比如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也就是说将A地（源于A地工业、城镇、出口直接或间接推动的）农业发展促进的就业聚集分离开来，则A地就得承担交通建设，城镇扩张等所施加的对就业聚集的负面影响，因为当A地在很难从B地引入劳动力时，就得通过积累大量资金以扩张城镇来接纳入城家庭，投入科教、社保以培护人才，建设道路以联通各地，完善管理以保证社会稳定运行，只要出现短板，就会出现波折往复。[16]所以同步工业化下，发达国家用了上百年才完成，拉美国家则在往复波折中进入了未竟工业化。[17]

立足短期视角（图8），平均意义上，省际就业格局的空间溢出大小为：第一，若本地工业于户籍人口超前1%，则本地0.13%的农业劳动力会向非农部门聚集，并且还会吸引周边地区0.36%的就业人口向本地聚集。对工业滞后省份而言，反向结论亦成立。第二，若本地常住人口于户籍人口超出1%，则本地0.11%的农业劳动力会向非农部门聚集，并且还会吸引周边地区0.05%的就业人口向本地聚集。反之，亦成立。第三，若本地人均GDP相对于全国人均GDP提高1%，则本地0.36%的农业劳动力会向非农部门聚集，但这主要限于本地，于周边地区的就业人口而言，效果不明显。这是源于周边地区的劳动者更在意其所在地能否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以及其所在地是否存在群体外出，在排除了工业偏离、人户偏离因素（研究已分解出这两大因素），劳动者不会因本地经济的暂时落后而跨省外出务工。第四，若本省农业产值占全国的百分比提高1%，则本地0.05%的农业劳动力会向非农部门聚集，并使周边地区就业聚集能力下降0.02%，这是因为本地农业发展源自于本地工业、城镇、出口直接或间接诱发，这种诱发会给周边地区构成压力，导致其就业聚集能下降低。第五，城镇化率提高1%，由于扩张城镇的收益主要通过农业正向作用于就业聚集，而扩张城镇需要承担资金成本，所以这于本地就业聚集的效应不明显，不过本地城镇扩张，通过商品贸易会使周边地区的就业聚集能力提升0.07%。第六，基于城镇化的类同逻辑，本地工业发展会使本地就业聚集能下降0.02%，但会使周边地区的就业聚集能力提升0.06%，本地出口程度提升会使本地就业聚集能力下降0.45%，但会使周边地区的就业聚集能力提升0.13%。

立足长期视角（图9），平均意义上，省际就业格局的空间溢出大小为：第一，若本地工业于户籍人口超前1%，则本地0.60%的农业劳动力会向非农部门聚集，并且还会吸引周边地区1.66%的就业人口向本地聚集。反之亦然。第二，若本地常住人口于户籍人口超出1%，则本地0.58%的农业劳动力会向非农部门聚集，并且还会吸引周边地区0.16%的就业人口向本地聚集。反之亦成立。第三，若本地人均GDP相对于全国人均GDP提高1%，则本地1.94%的农业劳动力会向非农部门聚集，但这主要限于本地，同时也会使周边地区的就业聚集能力下降0.26%。第四，若本省农业产值占全国的百分比提高1%，则本地0.30%的农业劳动力会向非农部门聚集，并使周边地区的就业聚集能力下降0.14%。第五，城镇化率提高1%，会使本地就业聚集能力下降0.01%，但会使周边地区的就业聚集能力上升0.35%;本地工业发展会使本地就业聚集能力下降0.12%，但会使周边地区的就业聚集能力提升0.35%，本地出口程度提升使本地就业聚集能力下降2.43%，但会使周边地区的就业聚集能力提升0.95%。

立足区位，从长短期视角均可见：工业、城镇、出口集群发展对于就业聚集尤为关键，因为本地工业、城镇和出口发展需要积累大量资金以扩张城镇来接纳入城家庭，投入科教、社保以培护人才，建设道路以联通各地，完善管理以保证社会稳定运行，这些方面会“挤占”消费与生产资金，于就业聚集能力不利，并且很容易形成短板，要规避这个短板，就需要周边地区也大力发展工业、城镇、出口，因为周边地区的工业、城镇、出口能提升本地就业聚集能力，当然，本地工业、城镇、出口也会使周边地区就业聚集能力提升。这也就是为什么工业、城镇、出口是以群体互动形式发挥空间溢出，使得区域经济出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局面。可见，无论是东部、中部、还是东北与西部地区，或者是具体省份，在应对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方面，需要共生突围。

四、中国省际就业格局共生突围

（1）户籍匹配工业布局。当中西部工业于户籍人口严重滞后，不能提供对应的工作岗位，而东部地区工业于户籍人口超前，存在充裕的就业岗位，结果就引发了中国省际就业格局的两极化与空间分层现象，对此，要实施户籍匹配工业布局战略，以实现可居就业基石上的平衡充分发展。这是源于我国省际工业布局与户籍人口偏离存在比较强的路径依赖，因此，各级政府部门在加强点轴发展时，要突出重构以县域户籍人口为本、能让中西部各基層县乡人口都能参与、有一定竞争优势的产业链条价值分配布局体系。

（2）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促进各地区就业稳步推进。当前我国户籍制度改革不能只考虑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还是要全面调整户籍制度改革背景下的城乡不同利益体系，下大气力推动我国户籍制度的双向改革。以大城市为重点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与城镇户籍全面剥离，保证农村转移劳动力能够快速融入城镇。具体说来，一方面，城镇户籍制度改革需要重视全面调整户籍利益，实现大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与城镇户籍全面脱钩，农村转移劳动力只要在就业区域、社会保障、居住年限等方面符合相关条件规定，大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就必须自动覆盖。另一方面，乡村的户籍制度改革需要重视乡村户籍利益的妥善保护，具体涉及农村土地承包还是农村集体权益都应该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而转移，农村集体收益分配权以是否拥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为依据，户籍不再作为是否享有集体收益分配权的依据。第三，加快户籍制度的双向改革还需要改变农村户籍的封闭状况，首先要尊重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自由选择权。其次要研判城镇居民包括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在农村落户的可能性并加快相关政策措施的落地，改变农村户籍利益固有的格局，使土地、劳动力等各种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

（3）稳步推动产业区位梯度转移与承接，促进区域就业格局协调演进。宏观层面上，政府运用产业政策与财政、货币政策稳步推动发达地区的产业向中西部或者落后地区进行转移，与此同时，落后地区要做好产业承接，以促进区域就业格局协调演进，具体说来，一方面要优化政策和体制环境，形成公平的营商环境，吸引更多的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密集型现代制造业与知识密集型现代服务业进入市场;另一方面重视本地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培育，推动外资企业向本地区企业转移技术， 同时加大科技攻关力度，消化吸收先进技术，从而进一步完善本地区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三是精心规划制造业发展布局，帶动第二产业的健康发展，缩小与发达地区的收入剪刀差，吸引人才，拉动消费，从而进一步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创造就业机会，提升就业质量。四是要发挥产业转移对社会治理创新的推动作用，使经济发展、技术创新与社会实践更加紧密结合。尤其是要加快社会公共服务在区域间的一体化和社会群体间的均等化发展速度，以适应产业承接，促进区域就业格局协调演进。

注释：

[1]付才辉.增长而失衡——中国式发展的经验与理论[J].南开经济研究，2015（6）.

[2]殷李松，田伟.皖北城镇化进程中的就业门槛研究[J].淮北师范大学学报，2016（4）：1-3.

[3]Williams A M.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Uneven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Polarization[J]. European Urban and Regional Studies，2009（3）： 309-322.

[4]殷李松，伯娜，贾敬全.失衡、失业、失范：破解未竟的就业难题[J].学术界，2017（6）：225-227

[5]马银坡，，陈体标，史清华.人口流动：就业与收入的区域差异[J].农业经济问题，2018（5）：80-91.

[6]李方一，王娟，李兰兰，唐志鹏.中国就业结构演变及其动因分解——基于投入占用产出模型的分析[J].管理评论，2018（5）：119-126.

[7]张梅青，武勇杰.中国地区就业增长的集聚效应：理论构建与实证检验[J].华东经济管理，2017（7）：75-81.

[8]王晓芳，谢贤君.经济增长与产业集聚双重视角下区域一体化的就业效应研究──基于长江经济带的实证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18（6）：84-90.

[9]李晓阳，黄毅祥，许秀川.农民工"候鸟式"迁移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重庆市9个主城区的农民工调查[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9）：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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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焦晓云，王金.农民工“半城镇化”现象的本质向度及其生成机理[J].税务与经济，2017（6）：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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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孙红，张乐柱.美英日三国城镇化路径比较分析[J].亚太经济，2016（3）：8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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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吴锦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