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神庙的历史建构
——以山东金乡贞姑庙为中心的考察

胡梦飞

(1. 山东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2. 聊城大学 运河学研究院，山东 聊城 252059)

民间信仰与地域社会，尤其是乡村社会的关系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早在1938年，日本学者冈田谦在研究台湾士林地区的民间信仰问题时就首次提出了“祭祀圈”的概念，用以分析台湾地区民间信仰共同体与村落社会整合的关系。郑振满、陈春声、刘志伟等华南学者在考察民间信仰与地域社会变迁问题时，主张将“共时态中见到的乡村庙宇及其仪式行为，视为一个复杂的、互动的、长期的历史过程的结晶和缩影”。[1]在这个意义上，民间信仰往往是一些学者剖析地域社会变迁的一种手段或方法。近年来从这一角度对民间信仰进行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讨论民间信仰与地域社会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另一类则是以更大的地域范围为着眼点，考察信仰与地方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2]学界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对珠江三角洲、闽台及江南等地区的探讨，涉及鲁西地区的成果尚不多见。本文以明清时期山东金乡贞姑庙为视角，在论述其发展演变过程的同时，重在探讨地方社会群体与神灵信仰的关系。

一、由秋胡妻到贞烈女：“秋胡戏妻”故事的流变

“秋胡戏妻”故事是中国最为古老的民间传说故事之一，比董永故事、王昭君故事、四大传说故事的正式形成都早。传说中的董永、王昭君都是汉代人物，其传说形成的时间应在汉代以后；梁祝故事，溯其源也不过是晋代的材料；白蛇传故事，追其始则不过于唐；孟姜女故事也始见于唐，更早则是杞梁妻的记载，还没有形成正式的、完整的孟姜女故事；牛郎织女故事，在《诗经》中还是两个星座名字，在汉乐府中始约略可见爱情关系，至于已经形成故事的记载，则始见于南朝；而秋胡戏妻故事，以其早熟的历史，不但没有走向衰微，而且走向了新生——以其高度的喜剧艺术性、别致奇巧的戏剧化情节冲突，典型化的人物塑造和世俗化的美学旨趣吸引了历代民众，在中国民俗文化史及其民间文艺史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3]155-156

该故事最早见于西汉刘向所著《列女传·鲁秋洁妇》篇云：“洁妇者，鲁秋胡子妻也。既纳之五日，去而官于陈，五年乃归。未至家，见路旁妇人采桑，秋胡子悦之，下车谓曰：‘若曝采桑，吾行道远，愿托桑荫下餐，下赍休焉。’妇人采桑不辍。秋胡子谓曰：‘力田不如逢丰年，力桑不如见国卿。吾有金，愿以与夫人。’妇人曰：‘嘻!夫采桑力作，纺绩织纴，以供衣食，奉二亲，养夫子。吾不愿金，所愿卿无有外意，妾亦无淫佚之志。收子之赍与笥金!’秋胡子遂去。至家，奉金遗母。使入唤妇至，乃晌采桑者也。秋胡子惭。妇曰：‘子束发修身，辞亲往仕，五年乃还，当所悦驰骤，扬尘疾至；今也乃悦路旁妇人，下子之装，以金予之，是忘母也，忘母不孝；好色淫佚，是污行也，污行不义!夫事亲不孝，则事君不忠；处家不义，则治官不理：孝义并亡，必不遂矣!妾不忍见，子改娶矣，妾亦不嫁。’遂去而东走，投河而死。君子曰：‘洁妇精于善。夫不孝莫大于不爱其亲而爱其人：秋胡子有之矣!’君子曰：‘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秋胡子妇之谓也’。”[4]

这段史料的大概意思是，秋胡为鲁国南武城人，娶邵氏五日赴陈求官，五年后归来，将抵家，桑园遇美妇，赠金调戏，妇人拒绝而去。秋胡进家奉金敬母，问及妻子，才知系路边相戏之妇人。妻嫌其污行不义，不愿与他偕老终生，遂投河自尽。[5]这条资料告诉我们，秋胡子乃鲁国人；其妻名曰“洁妇”，可见是儒家贞洁思想的一个概念化名字，盖为人所附会杜撰；而且，我们可以发现，故事在西汉刘向前已经流传得很广了，否则不会连秋胡妻的名字都附会出来，且故事情节又这么完整。按此故事意在“贞孝”，是春秋战国儒家思想广盛后的产物，且鲁国又是儒家之祖孔子的故乡，很有可能春秋战国至秦代间已经渐趋形成。刘向任官汉室宫廷，故事已经流传到他那里去，也可说明这一点。另外，在汉代武梁石室(在今山东济宁紫云山)画像中，发现有《秋胡戏妻图》，亦可提供佐证。[3]148

金乡地方志中对此亦有相关记载，只不过秋胡之妻由无名的“洁妇”变为邵氏。咸丰《金乡县志略》卷十二《补记贞姑庙》云：“贞姑庙，祀邵姑也。按邵姑，鲁秋胡妻。秋胡，鲁南武城人，娶邵氏，五日而宦于陈，越五载，乃还。将抵家，悦采桑妇人，挑以金，妇人拒之去。胡至家，奉金遗母，索妇，妇至，即向采桑者也。妇谓胡曰：‘子宦游远归，不急于省母，而悦道旁妇人，是忘母也；忘母不孝，是污行也，污行不义，不孝不义，难与终矣，遂投河而死。’”[6]505

查阅各州县方志，关于秋胡及其妻之家乡的具体地方，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四种说法：“一、元石君宝之巨野说；二、《兖州府志》《嘉祥县志》之嘉祥说；三、《巨野县志》《金乡县志》之秋胡为南武城人说；四、《金乡县志》之秋胡妻为金乡人说。”[3]150考金乡、嘉祥、巨野之地理沿革，乾隆《兖州府志》“沿革志”云：“金乡县，……周属宋国，为缗防梁邱三邑地，……秦置巨、昌邑二县，属薛郡。……汉为东巨、昌邑二县，属山阳郡。……嘉祥县，……古太野之地。《禹贡》大野既潴即此，周属鲁之西鄙，秦属砀邦，汉为巨野县地，属山阳郡。”[7]由此可见金、嘉、巨三县古代或分或合、实属一地的沿革关系，而古之南武城在今山东费县西南，为其邻邦，同属鲁地；加之画有《秋胡戏妻图》的武梁祠石室在今济宁紫云山，故由此推测，秋胡夫妇都是古鲁国人，其籍里为今鲁西南地区，具体地说，大致在今济宁金乡、嘉祥与荷泽巨野县的交界处。[3]150

“秋胡戏妻”故事给予历代文人笔记、诗歌创作、绘画艺术和民间戏曲说唱以重要的影响。汉代以后直至唐代，对刘向《列女传》包括“鲁秋洁妇”篇的注疏、增饰修订者，有刘歆、马融、曹植、高氏、皇甫谧、綦毋邃、项原、缪袭、曹大家、赵母、颜原、项宗、刘熙、孙夫人、武则天等等，到了元、明、清，则更是举不胜数。

早在汉魏时代，乐府中“秋胡行”已成为清调曲之一种。古辞已亡，今存有曹操、曹丕等的《秋胡行》歌辞。西晋傅玄有《秋胡诗》曰：“秋胡纳令室，五日宦他乡。皎皎洁妇姿，冷冷守空房。燕燕不终夕，别如参与商。犹来犹四海，易感难可防。入言生日短，愁者苦愁长。百草扬春华，攘腕采柔桑。素手寻繁枝，荷叶不盈筐。罗衣翳玉体，迥目流彩章。君子倦任归，车马如龙骧。精诚驰万里，既至两相忘。行人悦令色，借息此路旁。谚以逢卿喻，遂下黄金装。烈烈贞女岔，言辞厉秋霜。长驱及居室，奉金升北堂。母立呼妇来，欢情乐未央。秋胡见此妇，惕然怀探汤：负心岂不渐，永誓非所望。清浊自异源，凫凤不并翔。引身赴长流，果哉洁妇肠。彼夫既不淑，此妇亦太刚。”南朝宋颜延之有《秋胡诗》曰：“燕居未及好，良人顾有违。脱巾千里外，结绶登王畿。戒徒在味旦，左右来相依。蚕月观时暇，桑野多经过。佳人从所务，窈窕援高柯。倾城谁不顾，弭节停中阿。南金岂不重，聊自意所轻。义心多苦调，密此金玉声。如何久为别，百行愆诸己。愧彼行露诗，甘之长川溪。”[3]151在道光《巨野县志》中，除载有此故事外，还列有傅奕、傅云、颜延之、高适、姚体备等的咏秋胡诗，以及嵇康、王融、张世伦、无名氏等的《秋胡行》歌辞，可见修志人为了他们家乡所出的这个故事，进行了用心的、广泛的搜罗辑录。[3]152

至宋元时期，随着戏曲的盛行，出现了南戏《秋胡戏妻》剧目和石君宝的四折杂剧《鲁大夫秋胡戏妻》剧本。剧本第一折，写秋胡新婚即被勾军人勾去充军；第二折，有李大户者要讨秋胡妻罗梅英为妻，梅英父母贪财而允，梅英不从；第三折，十年后，秋胡归，见其妻路旁采桑，不识，戏之，遭妻斥骂；第四折，至家相认后，秋胡妻怒斥夫行，并讨休书，其婆母苦劝，并以死相胁，乃允，遂大团圆。至明清及近代戏曲，该故事又以《桑园会》《马蹄金》之名成为一个有名的传统剧目。[3]152

纵观“秋胡戏妻”整个故事发生、发展的历时形态，我们可以看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秋胡戏妻”只是一个“孝妇”“烈女”故事。故事的重心在于秋胡之妻“洁妇”，说她如何贞洁、拒淫，为其夫之不忠不义赴河而死，相关记载还多是干巴巴的说教。至隋唐、宋元时期，由于诗词创作和戏剧表演的缘故，秋胡、秋胡妻的形象逐渐充实、生动起来，这为后来贞姑信仰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和前提。

随着“秋胡戏妻”故事在民间的广泛传播，故事发生的嘉祥、金乡一带随之建立起祭祀秋胡之妻的庙宇。庙宇最初称为“平山庙”，创建时间不详。据史料记载，庙宇原在平山(又名“高平山”，位于金乡、嘉祥两县交界处)之巅，后来才迁至山下戊戌乡(今金乡县羊山镇柳园村)。道光《济宁直隶州志》卷十《杂稽》记载金乡贞姑庙：“本在平山，祷雨辄应，有元时夏主簿碑记。明嘉靖时，金乡柳园村民邵氏修宅掘地得碑，即夏主簿平山记也，重为立庙，万历时复新之。”[8]134咸丰《金乡县志略》卷十二《补记·贞姑庙》云：“贞姑庙，祀邵姑也。按邵姑，鲁秋胡妻。……世传邵氏族居戊戌乡，戊戌乡者，金乡西北地，即今之柳园村也。村为邵氏族居，邵氏子孙初为贞姑立庙平山之岭，平山亦金乡故地也。俗呼为‘鲁大王庙’，邵族呼为‘姑姑庙’，跨吴山，枕洛河，即贞姑自沉处也。”[6]505

明代中后期，地方志中则将庙宇统一称为“秋胡庙”，庙内所供秋胡之妻亦由形象模糊的“洁妇”变为有明确姓氏的“邵氏”。嘉靖《山东通志》卷十八《祠祀》记载秋胡庙：“在嘉祥县南五十里平山上，元至元八年重修。(秋)胡之妻邵氏，贞烈为祀，凡宗族祈雨，称曰‘邵姑姑’，无不感应。”[9]1109“秋胡庙”改名为“贞姑庙”是在明代万历年间。咸丰《金乡县志略》卷五《秩祀》记载贞姑庙：“(在)城西柳园村，明嘉靖时建，曰‘邵姑庙’，知县彭鲲化改名贞姑，为之记。”[6]413庙内所立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金乡知县彭鲲化所作贞姑庙碑亦佐证了这一说法。清道光年间以后，地方志中已统一称为“贞姑庙”，不再使用“秋胡庙”这一称呼，庙址也完全由“平山”改为“柳园村”。道光《济宁直隶州志》卷五《秩祀志·坛庙》记载真(贞)姑邵氏庙，“在县西北柳园村，祀南武城鲁秋胡妻，明嘉靖时建，万历时，知县彭鲲化复新之。”[8]255

至于庙内所祀神灵，则有着不同说法。道光《济宁直隶州志》卷九《艺文志》载有唐王勃《平山庙》诗一首，诗曰：“一跻平山庙，恍恋洁夫人。守节唯勤纫，存贞岂污金?煌煌云下月，皎皎水中冰。浪拨千斤体，江流万古名。”[8]54说明早在唐代，平山庙就已存在，所奉神灵为秋胡之妻。清人俞樾在其《春在堂随笔》中亦记载秋胡庙：“在山东嘉祥县南，俗传秋胡妻邵氏为神，山下居民邵姓者自称‘秋胡妻族’，庙中所祀秋胡之妻，非秋胡也。”[10]这两则史料似乎都表明，无论是“平山庙”或“秋胡庙”，供奉的主神均为秋胡之妻。但地方志中却有不同的说法。光绪《嘉祥县志》记载秋胡庙：“在平山顶，内设秋胡及胡妻邵氏像。创建无考，按唐王勃有诗，则庙由来久矣。……至元间，济宁教授赵思祖因祷雨有应，为之立石作记，略云：‘丹青炫耀，像貌俨然王者。’”[11]299依据光绪《嘉祥县志》的记载，庙内供奉的应是秋胡及秋胡妻邵氏之神像。庙内神像“像貌俨然王者”，则说明所祀主神应为秋胡。(1)清乾隆年间，嘉祥知县倭什布在其所作《辩秋胡庙说》一文中，对秋胡庙所奉神灵提出了质疑，认为秋胡为不义不孝之人，不应为其立庙，说明这一时期秋胡庙中很有可能还供奉有秋胡之神像。笔者认为，秋胡庙最初可能合祀秋胡及秋胡之妻二人，且以秋胡为主神，故民间称为“秋胡庙”或“鲁大王庙”，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才逐渐演变为专门祭祀秋胡之妻邵氏的庙宇。

二、由地方神到祖先神：邵氏宗族与贞姑信仰

明清时期随着宗族在基层社会的普遍发展，它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考察基层社会的民间信仰问题就必然会涉及地方家族。关于地方家族与民间信仰的关系，日本学者田仲一成认为，在南方“有势力的宗族开始支配着社庙祭祀戏剧的组织和财政，因为江南农村是大姓垄断的同族村落。因此，乡村戏剧随着社会的安定，被置于宗族统治之下；而在小姓、杂姓村落较多的华北，不存在能够独立掌管乡村祭祀的宗族。”[12]在金乡、嘉祥所属的华北地区，村落社区往往由数个家族组成，存在多种神灵信仰，地方家族往往会选择其中的一种或多种神灵加以崇祀，作为增强家族凝聚力和认同感的重要手段。

金乡邵氏家族由来已久，据贞姑庙内所立元大德元年(1297年)《济宁路金乡县金山乡戊戌村邵氏祖茔碑铭》记载：“夫邵氏祖，出于(召)公奭，与周同姓，因所封邑而命氏焉。自周历秦汉、魏晋，以迄于今，其间名门右族，俊秀迭出，代不乏人，数千百年，支分派析，流衍天下，处皆有之，悉为(召)公奭之苗裔也。山阳戊戌邵氏，慨同出焉。”(2)此碑铭文由时任儒学教谕徐容撰写，邵氏后人邵荣所立，现立于柳园村贞姑庙内。乾隆五十年(1785年)，金乡县诸生杨泽远在其《金乡县邵氏族谱序》中记载：“金邑之黄堌附居多邵氏，木本水源，久而渐湮，其历世相传，迁自羊山南之柳园。”(3)2018年3月25日于柳园村考察所得《金乡邵氏族谱》。邵氏十一世邵从鳌在其所作《谱序》中亦坚持这一说法：“吾族土著于兹，不知迁至何年，……历世相传第云迁自羊山之柳园，方今黄堆西北里许，吾族之地，即始迁之所也。”(4)2018年3月25日于柳园村考察所得《金乡邵氏族谱》。同治九年(1870年)三月，邵氏十三世孙邵金峨在其所撰《金乡邵氏族谱重修序》中称：“吾祖之受姓也，自召公始；吾族之土著于金乡也，自柳园始。”(5)2018年3月25日于柳园村考察所得《金乡邵氏族谱》。由以上内容我们看出，邵氏家族系金乡当地土著，自元代以来就世居于此，羊山之柳园村为其祖居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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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诗人王勃在其诗中称秋胡之妻为“洁夫人”，说明这一时期并未出现秋胡之妻为邵氏的说法。地方志中有关邵氏家族和贞姑庙关联的记载，最早出现于明代嘉靖年间。嘉靖《山东通志》记载秋胡庙：“在嘉祥县南五十里平山上，元至元八年重修。(秋)胡之妻邵氏，贞烈为祀，凡宗族祈雨，称曰‘邵姑姑’，无不感应。”(6)〔明〕陆釴等纂修：嘉靖《山东通志》卷十八《祠祀》，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51册，据明嘉靖年间刻本影印，上海：上海书店，1990年，第1109页；虽然依据咸丰《金乡县志略》卷十二《补记·贞姑庙》的记载，贞姑庙的前身平山庙为邵氏家族所建，早在元代就已被邵氏家族视为自己的家庙，但笔者遍查史料，并未发现元代史料中有与之类似的记载。万历《兖州府志》记载秋胡庙：“在县南五十里许，平山之上，其来甚久。……俗传秋胡妻邵氏，贞烈为神，其山下戊戌乡，居民多姓邵氏，自称‘秋胡妻族’。”[13]463从明代中后期开始，地方志中开始出现秋胡之妻为邵氏的说法。笔者推测，这可能与明代中期兴起的打击民间淫祠的运动有关。明代中期以后，社会经济的发展导致社会风俗发生重大变化，“重商逐利”风气日见浓厚，“违礼越制”现象频繁发生。针对这一现实，代表儒家正统思想的文人士大夫提出改良社会风气的要求。反映在信仰领域，就是对民间祠庙进行厘正，将不符合儒家祭祀理念的祠庙全部废革。弘治元年(1488年)，礼部尚书周洪漠上书云“凡宫观祠庙，非有功德于民者，不合祀典，俱令革去。间有累朝崇建，难于辄废者，亦宜厘正名号，简杀礼仪，庶尽以礼事神之心。”[14]按照前文论述，贞姑庙的前身“秋胡庙”除供奉秋胡之妻外，还供奉有秋胡之塑像，而且是以庙宇主神的面目出现。在很多正统士大夫看来，调戏妻子的秋胡为“不孝不义”之人，不应当被祭祀。如果继续强调庙宇所祀主神为秋胡，将很有可能被定为“淫祠”，受到官方的取缔或打击。由于“秋胡戏妻”故事的广泛传播，秋胡之妻“洁妇”的贞烈形象深入人心，因而受到儒家文人士大夫的推崇，从“义行”上讲，可谓极为符合儒家的祭祀理念。正是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地方官员和士绅将“秋胡庙”改为“贞姑庙”。通过强调秋胡之妻的“贞烈”和“义行”，以迎合国家祭祀政策的需要。

依据地方志的记载，明代以前并无秋胡之妻为邵氏的说法，邵氏家族之所以宣扬秋胡之妻为邵氏，并将其奉为自己的祖先神，笔者认为，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金乡邵氏家族世居于此，强调本家族和乡土神灵的关系，无疑可以极大提高家族在地方社会中的地位，同时，将秋胡之妻邵氏奉为自己的祖先神，通过祭祀共同的祖先，亦可起到强化宗族意识、增强家族凝聚力的作用。“在氏族社会，或氏族联合体中，祖先崇拜的作用，主要是纪念祖先的功绩，借用祖先崇拜来加强共同血缘观念，以巩固以血缘为基础的内部团结，以及明确人们之间的辈分关系。”[15]在家族聚居、安土重迁的中国传统社会亦是如此。正如学者所言：“民间信仰以族群关系为归依；宗族凝心聚力则以信仰为手段。宗族组织利用空间优势和施舍等手段，实现庙宇与宗族的结合，强化自身在村落之中的地位，而民间信仰在这个过程中也不断延续，成为村落社会关系的一部分。”(7)吴欣.《村落空间与民间信仰：明清山东东阿县苫山村的民间信仰》，载劳格文、科大卫编：《中国乡村墟镇神圣空间的建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61页。这无疑是邵氏家族将秋胡之妻塑造为自己祖先神的深层原因。

日本汉学家滨岛敦俊在研究明清时期的江南民间信仰时提到，与玉帝、东岳、关帝、天后、梓潼君、二郎神等闻名全国的神相比，中国还存在大量不太有名的神，在地方史料中通常把它们记述为“土神”。他还进一步指出，土神是指在某地形成、有当地相应的灵异传说，并在该地得到信仰的地方神，与其对立的概念可称为“全国神”。[16]各个区域之所以有着自己独特的地方神信仰，是因为每个区域都有各自独特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各种地方神都与当地特殊自然、人文背景相适应，满足着当地民众的特殊心理欲求。也正因为如此，代表着地方利益的各个阶层才会想尽办法去迎合中央的政策，使得地方上的民间信仰得以延续。”[17]177-178王健在论述明清时期江南地方家族与民间信仰关系时，认为“明清时代江南地方家族与民间信仰之间不存在绝对的疏离。地方家族的家庙宗祠往往和民间寺观结合在一起，互为奥援。而在更多情况下，因经济、文化等多重利益的存在，它们还会更深人地介入地方信仰之中，从而对江南民间信仰的发展产生特有的影响，而民间信仰的存在反过来也会对家族的发展产生影响。”[18]明清时期的金乡贞姑庙也不例外，既是邵氏家族的家庙，亦是地方社会的乡土神庙。

对于秋胡之妻为邵氏的说法，地方官员基于维护本地区利益、进行社会教化的需要，大多给予了肯定和认可。明万历年间，金乡知县彭鲲化在其重修贞姑庙碑文中亦论述了贞姑庙与邵氏家族的关系：“邵氏祠墓虽在嘉祥山中，而故居相传在戊戌之乡。金乡西北地十五里，邵氏之族犹盛，岂贞姑之遗泽欤！元至正八年，居民祷雨贞姑庙中有应，夏少保(嘉祥县主簿夏清)碑石记载其事，碑在平山，今三百余年，而戊戌乡中邵氏修筑宅院之时得碑，三百年故物复出地下，邵氏地中岂神物护佑矣，以示故碑，感应邵氏即贞姑之后族欤！”(8)贞姑庙内所立明万历四十年《贞姑庙记》。光绪《嘉祥县志》记载秋胡庙，亦呼为“邵姑姑庙”：“在平山顶，内设秋胡及胡妻邵氏像。创建无考，按唐王勃有诗，则庙由来久矣。相传邵氏以贞烈为神，祈雨辄应，山下戊戌乡居民多邵氏族裔。……岁旱，邵氏裔率田官，荷蓑笠往祈，归途即雨。’”[11]229

至清代光绪年间，贞姑庙已完全演变为邵氏家族的家庙。清光绪五年(1879年)，邑庠生张锡祺在其所撰重修贞姑庙碑记中记述了祭祀贞姑庙，对于邵氏家族的意义：“盖闻精日守节曰贞，不隐无屈曰贞，在德为正，固在人为，祯祥谥而得此世之望也，氏而有兹族之光也，宜乎俎豆千秋，香烟万世矣。金邑柳园村之东偏有贞姑庙一座，为邵氏祖姑贞德亮节，炳若日星。创自邵氏族人，修之明尹彭公，有祈必验，有祷必灵。其事采入列女传中，其行见于诗人歌咏，无庸复为赘辞。世世子孙固奉敬而勿赘矣。便历年久远，风消雨蚀，不无损坏，得族人捐资而重修之，焕然一新，又念春秋虽有祭，未能报祖姑之操，未足伸合族之忱，爰结社进香，以妥先灵，以垂后昆，使咸知贞姑之节焉。”(9)贞姑庙内所立清光绪五年(1879)《贞姑庙记》。

三、由秋胡庙到贞姑庙：官方视野下的贞姑信仰

学术界一般认为，明代成化、弘治以后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表现在社会习尚的巨大改变，尤以嘉靖至万历年间最为明显。货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制度改革与社会变革，冲击了传统的价值观念，使财富上升到前所未有的地位。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当时的社会上一反千百年来形成的“重本轻末”的风俗观念，而信奉“农商皆本”，各地民众纷纷改农从商，弃农习技。在明代以前，经商嗜利，往往为封建士大夫所不齿，“号为诸生，不窥市门，不入酒肆，或有干渴嗜利，辄共讪笑，游宦而以货归，士论亦鄙之”。[19]而自明中期以后，则变为“君子弃义而逐利”，“逐末者多衣冠之族”。[20]293昔日正襟危坐，埋首经史的儒生们，或抵不过金钱物欲的吸引，或家徒四壁无以生存，也只好降尊纡贵，悄悄加入经商者的行列，以至于有的人竟变成了“儒服市心，力求垄断，满口驵侩”[21]的嗜利之徒。兖州府自古称为君子之国，“家家颜闵，人人由求，读先王之书，文质彬彬乎过人，弦诵洋洋乎盈耳，圣人之遗泽也。人务耕桑，朴而不华，有古风趣”。[22]而到了明朝，由于地近漕河，风俗大变。万历《兖州府志》在记述本地的风俗变迁时概括为“民逐末利”，济宁州地当“河漕要害之冲，江淮百货走集，多贾贩，民竞刀锥，趋末者众”。[20]294济宁至嘉祥只有四十余里，至金乡只有一百余里，难免会受到这种风气的冲击。道光《济宁直隶州志》卷三《食货志·风俗》记载金乡：“俗朴风古，士专弦诵，民务耕织，士大夫婚礼不论财，丧次不用浮屠。”[8]165咸丰《金乡县志略》卷四引《兖州府志》云：“金乡，古昌邑，盖泽国也。自河南徙民有宁居，地僻陿，不通商贾，士习礼让，民务畊织，朴直敦厚，有古遗风。”[6]408随着时间的推移，金乡当地的社会风俗也逐渐发生了变化：“至或矜豪举盛，气势相竞，于衣服、饮馔、舆马、仆从，以为焜耀，征歌选舞，摴蒲呼卢，挥多金为雄。……此非一乡一邑之事，固有意风俗者所共忧也。”[6]409

由于生活消费水平的提高，人们进一步依赖市场，物质欲望迅速增长。在讲求“义”的伦理政治下，“物欲”表现出的“利”对于社会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高消费首先冲击了现有的身份等级秩序。到明朝中期，随着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物质财富渐渐充裕，人们对美的追求也越来越强烈，因而在着装上追求华丽，违礼越制的现象开始出现。成化年间，江南地区由于经济文化的高度繁荣，得风气之先，成为服饰变迁的发源地，“士夫峨冠博带，而稍知书为儒童者，亦方巾彩履色衣，富室子弟或僭服之”。[23]金乡所在的山东运河区域借运河之便，与江南联系密切，故而服饰流变之风也迅速蔓延开来，士庶着装逐渐突破政府禁令，华侈相尚，僭服无度。万历年间，东昌府博平县，“市井、贩鬻、厮隶、走卒”之辈，“亦多缨帽湘鞋，沙裙细裤”；[24]503《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卷二百三十《兖州府风俗考》记载兖州府汶上县，“宫室服饰什器之类，即品官所不敢备者，富民又惟意所适，不问宪典矣”；[25]9832对此，一些地方官员只能感叹曰：“闾阎服饰，恣所好美，亦僭滥无限度。男子冠巾丝履，妇女珠翠金宝，绮毂锦罗纨，但有财尽能索尔，……凡此皆五十年前所无也。”[25]9825

明代中后期，地方志中开始出现秋胡之妻贞烈为神的记载。嘉靖《山东通志》卷十八《祠祀》记载秋胡庙：“在嘉祥县南五十里平山上，元至元八年重修。(秋)胡之妻邵氏，贞烈为祀，凡宗族祈雨，称曰‘邵姑姑’，无不感应。”[9]1109万历《兖州府志》卷三十《群祀》记载秋胡庙：“在县南五十里许，平山之上，其来甚久，至元八年主簿夏清，因祈雨有感而重修之。俗传秋胡妻邵氏，贞烈为神，其山下戊戌乡，居民多姓邵氏，自称秋胡妻族。”[13]463《古今图书集成·兖州府祠庙考》与万历《兖州府志》的记载基本相同。乾隆《兖州府志》则称其庙为“平山庙”，记载与之大致相同。

万历四十年(1612年)，金乡知县彭鲲化在其所作《贞姑庙记》记载了重修庙宇的经过：“贞姑庙者，祀鲁秋胡妻邵氏，邵氏本家后人呼为‘姑姑庙’，余改为‘贞姑庙’。贞姑事流传乐府，刘向采之入列女传中，汉颜延年、晋传玄齐王融及诸无名氏歌咏不绝。旧庙在嘉祥县南五十里平山之巅，山下有秋胡与邵氏合葬墓焉。邵氏子孙立庙山椒，俗传为‘鲁大王庙’，而邵家呼为‘邵姑姑庙’。北面莫山，西枕洛河，即贞姑自沉处也。庙有灵应，岁早，每祷甘霖辄降嘉祥，岂贞姑精灵上与天通欤！……邑人大参郭公就其地立庙祀之，而遗碑从无人知。布政章之者勘荒至此，闻讯寻碑，获遗碑处，急洗苔痕，读之，不觉慨叹，颂贞扬烈，树风扶教，其待今日，遂与居人重新其庙，而选金山片石志之。”(10)贞姑庙内所立明万历四十年《贞姑庙记》。通过碑文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金乡知县彭鲲化，还是邑人大参郭公、布政章之，其之所以重修庙宇都是看重贞姑的“义行”，希冀借其贞烈事迹，“颂贞扬烈，树风扶教”。

李垒(1795—1861)，字畏岚，号固邮，金乡人，进士，曾官至通城县令，多有著述。在其纂修的咸丰《金乡县志略》中，李垒论述了祭祀和崇奉邵贞姑的原因：“贞姑庙，祀邵姑也。按邵姑，鲁秋胡妻。……俗呼为‘鲁大王庙’，邵族呼为‘姑姑庙’，跨吴山，枕洛河，即贞姑自沉处也。庙尤灵应，……每岁旱，邵氏裔率田畯，荷蓑笠往祈，归不中途，雨即大至。元至元年，春不雨，二麦焦枯。时主簿夏清率邵氏族祷于神。是夕乃雨，岁则大熟，遂立石于庙。元末，毁于兵。明嘉靖年，邵氏修宅掘地得碑，即夏主簿平山所立碑也。以三百年故物复岀地下，且在邵氏宅中，村人弥神其事，就其地立庙祀之。万历间，知县彭君鲲化勘荒至邵村，复重新其庙，而为之记。计贞姑至今二千余年，此乡邵氏之族犹盛。兹以重订邑志，邵族携夏、彭二公石刻求附于志。余惟贞姑固缗之女也，薄秋胡之行而死义，不系秋胡也，故专祀则享之，合祀则吐之矣。且故庙在平山，平山自前明已割属嘉邑，而其庙碑旋见于今，是贞姑之神常依依于戊戌乡，而其精诚与邵氏后裔呼吸相通也，则邵氏之祀贞姑于兹乡也固宜。”[9]505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地方官员都对贞姑庙表示认可。乾隆年间，嘉祥知县倭什布在其所作《辩秋胡庙说》一文中，对秋胡庙所奉神灵提出了质疑，认为秋胡为不义不孝之人，不应为其立庙：“鲁秋胡庙不知所自始，明济宁赵教授记云‘其象若王者’，人曰是‘鲁秋胡庙’也。又谓胡妻邵之族居于乡，凡岁旱，邵之后裔率田畯祷于庙，罔不应时雨，故咸呼‘邵姑庙’云。噫！何其言之谬也，邵氏守正不移，克明大义，以其夫不孝无义，忿激沉渊，可为烈矣。彼秋胡者，居乏乡曲之誉，仕无勋业足纪，何所见而祀之者哉！且夫妇和而后家道成，阴阳和而后雨泽降，彼夫妇乖戾至此，可谓凶矣。如曰祀邵，则男其像而女其祀，若或有知，亦必不歆，而谓聿著灵应能致云雨，有是理乎？草野愚氓既不足以知，此士君子复附会其说，良可叹也。今将毁厥像，正厥名，以昭劝惩。而相沿已久，佥谓祈雨有验，苟起而更张之，得母疑其不可。间尝思之，凡一介之士，苟存心利世于人，必有所济，意此上下千古，必有聪明正直，殁为神明凭附焉，以专济斯民者，请易其额曰‘显应’，以顺民愿不亦可乎？夫能兴山川之云沛、及时之泽，以谷我士女，则庙而祀之宜也。”[11]364-365在倭什布看来，依据儒家正统祭祀理念，秋胡之妻邵氏“守正不移，克明大义”，庙中供奉邵氏神像尚可，但不应供奉秋胡，只是由于庙宇与民众生活关系密切，“能兴山川之云沛、及时之泽”，他对此也表示无可奈何，只能加以默许和认可。

四、结 语

每个地域的神祇崇拜传统，都是官方和民间两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27]都植根于特定地域的乡土历史和文化传统，代表着共同的习俗、方言、血缘、思维模式、生活态度和人情关系，其庙宇也因此成为地方社会各阶层活动的中心。“各种地方神都与当地特殊自然、人文背景相适应，满足着当地民众的特殊心理欲求。也正因为如此，代表着地方利益的各个阶层才会想尽办法去迎合中央的政策，使得地方上的民间信仰得以延续。”[17]177-178金乡贞姑庙由来已久，其建立与“秋胡戏妻”故事的广泛传播密切相关。在信仰的建构、演变过程中，世居于此的金乡邵氏家族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邵氏族人的长期努力，秋胡之妻被成功塑造为邵氏祖先神。经过邵氏家族改造之后的“邵贞姑”因为符合儒家正统理念，因而得到了地方官员、士绅等精英阶层的认可和支持。在地方官员和邵氏家族的共同努力下，贞姑庙最终演变为带有家庙性质的乡土神庙。由金乡贞姑庙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出，虽然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国家祭祀政策有着明确的价值取向和浓厚的主观色彩，但在具体实施和操作过程中，还是不得不与地方上的实际情况相妥协，最终只能顺应地方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的实际精神需要，对地方神灵加以肯定和认可。

与国家正祀和制度化宗教不同的是，民间信仰基本上是在民间社会自发形成的，它的传播往往也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自然渗透的，而非通过官方行政命令强制推广或教团组织传播的。贞姑信仰的形成和传播充分体现了民间信仰的行政区域、自然区域特征。贞姑信仰属于典型的地方土神，与地方社会关系密切，带有强烈的地域色彩。这种强烈的地方色彩，使得其在在当地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并一直延续至今。但也正是由于贞姑信仰的地方色彩过于厚重，使得其始终无法摆脱地方保护神的外壳，其信仰地域也仅限于金乡一隅，无法成为跨区域乃至全国性的神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