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机《文赋》在美国的流传与影响

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完整而系统的文学理论作品，陆机《文赋》不仅在中国具有开创性地位，在域外流传也甚广，在世界文化圈产生学术影响。20世纪下半叶以来，美国汉学界对《文赋》的翻译比较集中；与此同时，他们也对《文赋》进行理论阐释，发掘了《文赋》与西方诗学沟通的潜力，彰显了中国文学传统。这证明了文本理论意义是一个不断生发的过程。《文赋》所蕴含的潜能为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提供了可能。

陆机的《文赋》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完整而系统的文章。它以赋体探讨文学创作问题，具有原创性的意义。它不仅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具有开创性地位，而且还流传到域外，在世界文化圈中产生了学术影响。特别是自20世纪40、50年代以来，海外汉学界对《文赋》更是投入相当精力，并取得可观的成就。

在西方世界，最早翻译和研究《文赋》的是原籍俄国后又移居法国巴黎的学者马果里哀（Georges Margouliès）。1926年，他出版法译《〈文选〉辞赋译注》，收录了陆机《文赋》，以及萧统《文选序》、班固《两都赋》、江淹《别赋》等，这些法文译本附有详细的注释。［1］此书有1948年修订本。［2］此后，奥地利汉学家赞克（Erwin von Zach）发现了马果里哀译文的错误，他在《通报》(T’oung Pao)发表《关于马果里哀〈文赋〉之译文》。［3］(P360-364)此外，赞克还完成了《文选》中大部分诗文的德译。①1944年，阿列克谢耶夫完成了《文赋》的俄译。阿列克谢耶夫尝试传达骈文“中国式的声调和谐”，这部俄译《文赋》在世界汉学界堪称最优秀的典范译作。他提升了《文赋》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从语汇学的角度指出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词语是“重要的和意义重大的，通过对《文赋》的翻译和阐释可以建立起一部‘特殊的诗学词典’”。［4］(P251)基于此，他认为《文赋》“预先决定了后来所有中国诗人和批评家同类的诗歌创作……一切后世的批评家和诗人批评家的文章都用陆机的思想甚至用他的语言来充实其内容和观念”［4］(P258-259)。阿列克谢耶夫还运用比较方法将《文赋》与西方诗学进行比较。他以柏拉图之“灵感”阐发《文赋》；还对中西文类基础进行分析，贺拉斯的论述对象是诗剧，而陆机的论述对象是“文”，阿列克谢耶认识到了“文”所具有的审美特点，即雅、丽、艳、姣等，包括鲜花和锦绣之类的比喻。［5］此外，阿列克谢耶夫还注意到《文赋》的儒家和道家思想背景，这也显示了西方汉学家在翻译中国文论时，对其背后所体现的思想和文化的关注。上述欧洲汉学界的翻译和阐释工作发掘了《文赋》的原创性意义，也为《文赋》在美国的流传打下良好的基础。

一、美国汉学界对《文赋》的英译

早在1948年，执教于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东方语言文学系的陈世骧就对《文赋》进行了英译，译本发表于《北京大学五十周纪念论文集》（National Peking University Semi-Centennial Papers）第十一集，标题为“文学作为对抗黑暗之光：陆机《文赋》及其生平、中古时期中国史和现代批评观念的关系，并附全文的韵文翻译”（正标题为Literature as Light Against Darkness，副标题为Being a study of Lu Chi’s “essay on literature ”,in relation to his life,his period in medieval Chinese history,and some modern critical ideas; with a translation of the text in verse）。

译本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考察创作时间；第二部分辨析术语意义；第三部分进行英译。在第一部分中，陈世骧推测《文赋》和《感逝赋》同作于陆机四十岁时，也就是永康元年（300）［6］(P14)；在第二部分中，陈世骧重点探讨了术语翻译问题，他从中西诗学比较的角度，对中国诗学的一些概念进行辨析。其中，陈世骧将“每自属文，尤见其情”的“情”译为ordeal(锤炼)。他指出“情”兼具情感和情状、主观与客观、表现与再现的意义，由此可以发现中国艺术批评的概念是主观与客观不能分割的统一，在功能上是“再现”和“表现”的统一。第三部分，陈世骧将《文赋》序言之后的内容分为11小节，逐节进行了英译：（1）序言（prefatory remarks），自“余每观才士之作”迄“盖所能言者，具于此云”；（2）目的（the motive），自“伫中区以玄览”迄“聊宣之乎斯文”；（3）写作前的沉思（meditation before writing），自“其始也”迄“抚四海于一瞬”；（4）创作过程（the working process），自“然后选义按部”迄“或含毫而邈然”；（5）写作之乐（the joy of writing ），自“伊兹事之可乐”迄“郁云起乎翰林”；（6）论体式（on form），自“体有万殊”迄“固无取乎冗长”；（7）文章之制作（the making of a composition），自“其为物也多姿”迄“吾亦济夫所伟”；（8）五弊（five shortcomings），自“或托言于短韵” 迄“固既雅而不艳”；（9）艺术的奥秘（the secret of artistry），自“若夫丰约之裁”迄“故亦非华说之所能精”；（10）文学之来源与纪律（the source of literature and discipline），自“普辞条与文律”迄“顾取笑乎鸣玉”；（11）灵感（of inspiration），自“若夫应感之会”迄“吾未识夫开塞之所由”；（12）文学之功用（the use of literature），自“伊兹文之为用”迄“流管弦而日新”。

1952年，陈世骧重新修订《文赋》英译；次年，修订版出版。［7］这次修订删除了上述北大译本中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新增加了英译前言。在前言中，陈世骧引用英国文学批评家阿瑟·西蒙斯（Arthur Symons）的论诗语②：“批评，在一定高度上，不仅仅是理性，它也受直觉的约束。”［7］(Pviij)并以此语与陆机《文赋》进行对照：“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曈昽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其认为两者具有可比之处。陈世骧高度赞颂了陆机的儒者人格。首先，他称陆机为“当时代最后的儒者”（the last Confucianist of his age），并认为陆机透过一种独特的儒家信念以寻求救赎，以求进入永恒的人文精神与历史意识之中。［7］陈世骧对陆机的描述具有非常强烈的存在主义意味。这是因为他深受西方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认为：“人所最切关的普遍与永恒的价值，也只有在人的个体主观内能实现。”［8］(P182-183)陈国球指出陈世骧对萨特“质性先于存在”的重视，乃是其中国诗学研究的出发点之一。［9］(P12-13)所以，以“光明对抗黑暗”看待《文赋》，彰显了其在困顿岁月中的引领性意义。其次，陈世骧评价《文赋》为中国文学批评的发端。他说：“我将《文赋》译成韵文，主要原因在于我相信陆机在公元三百年之时是把它当成诗在创作的，虽然在后来的历史中，《文赋》一直被正视为中国文学批评的发端。”［7］(Pvij)陈世骧认为《文赋》在思想与形式两方面均有建树，正如他说：“早岁对《文赋》思想与韵律之美的记忆，与成年后的文学研究与经验，是我翻译书的助力。”［7］(Pvij)可见，《文赋》思想之深，音节之美，是陈世骧得以发掘其内涵的原因，如他所言：“中国中古时期是一段异常黑暗的时期，当时人们通过宗教、艺术及文学等不同形式，通过抗争以求光明，陆机《文赋》是其中最精湛的体现，这正是我对其进行研究所获得的信念。”［7］(Pvij)除了保留和修订1948年的英译部分，这个版本还附有张充和书写的《文赋》。［7］

1951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任教的修中诚(Ernest Richard Hughes)出版了另一个《文赋》英译本，有瑞恰兹作序。［10］这个译本出版后，在1951—1954年间竟然出现了方志彤(Achilles Fang)、麦克利什(Archibald MacLeish)、海陶玮(James Robert Hightower)和刘若愚(James J.Y.Liu)等人的书评。其中，哈佛大学的方志彤的书评较为犀利和详尽。方志彤发现了修中诚译本在翻译和理解上的错误。他以译本第二章“陆机生平与时代”为重点，分别从陆机的家庭背景、陆机与其朋友、陆机战败为司马颖所斩几个方面，发现了修中诚翻译以及对典故理解的错误之处。［11］(P615-636)哈佛大学的海陶玮的书评也指出修中诚译本的诸多错漏之处，并不同意修中诚所言“骈文的发现是中国的独创”的观点，海陶玮认为许多种语言包括英语和汉语都有语言的同韵现象，这种语言运用有时对思想的表达十分有效，有时则反之。［12］(P184-188)其后，斯坦福大学的刘若愚发现修中诚的译本在信息方面有误，并且字句翻译也是有误的。例如修中诚将“典坟”之坟译为“rich soil”，而批评家瑞恰慈(I.A.Richards)为此一译本写的序言引用《文赋》“济文武于将坠，宣风声于不泯”一句时，竟将“文武”译为“give aid to governors and generals”，而此处“文武”实则周文王和周武王。［13］(P75)而惠特克也在其书评中发现了修中诚译本不够准确，他比较认可马果里哀的译本。［14］(P204)总之，这些书评“批”多于“赞”，指出译本的错误之处，澄清了诸多典故的原意和正确的翻译方法。

1951年出版的另一个《文赋》英译本为哈佛大学东亚系方志彤所作，刊登在《哈佛亚洲研究学报》(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方志彤曾长期生活在中国，汉语基础扎实；其后，又赴哈佛大学任教和深造，运用英文也十分自如。方志彤的英译本包括背景介绍、翻译和附录三部分。方志彤在翻译中分别列出每句的原文，再进行英译。背景介绍中，方志彤考察出《文赋》作于公元303年陆机被杀害之前。英译部分共分为16节（不包括前言）：（1）写作准备（preparation），自“余每观才士之所作”迄“盖所能言者具于此云”；（2）写作过程（process），自“佇中区以玄览”迄“聊宣之乎斯文”；（3）辞（words,words,words），自“然后按义就班”迄“或含毫而邈然”；（4）文德（virtue），自“伊兹事之可乐”迄“郁云起乎翰林”；（5）作者之志与文体之多样（diversity），自“体有万殊”迄“论达者唯旷”；（6）写作情况之多方面（multiple aspects），自“其为物也多姿”迄“故淟涊而不鲜”；（7）修订（revision），自“或仰带于先条”迄“固应绳其必当”；（8）片言之要（key passages），自“或文繁理富”迄“故取足而不易”；（9）袭旧（plagiarism），自“或藻思绮合”迄“亦虽爱而必捐”；（10）华藻（purple patches），自“或苕发颖竖”迄“吾亦济夫所伟”；（11）五弊（five imperfection），自“或托言于短韵”至“含清唱而靡应”；（12）变通（variability），自“若夫丰约之裁”迄“亦非华说之所能明”；（13）垂世之作（masterpieces），自“普辞条与文律”迄“嗟不盈于予掬”；（14）诗人之憾（the poet’s despair），自“患挈瓶之屡空”迄“顾取笑乎鸣玉”；（15）灵感（inspiration），自“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迄“吾未识夫开塞之所由”；（16）赞（coda:encomium），自“伊兹文之为用”迄“流管弦而日新”。译文之附录一对上述《文赋》16小节的音韵组合分别进行了总结分析。《文赋》是有韵之文，这也是他译“赋”为“Rhymeoprose”之原因。附录二对《文赋》的句子进行了注释。附录三对《文赋》的主要术语“文”“文章”“言”“辞”“理”“质”“心”“志”“情”等进行了注解。附录四对《文赋》的九个版本进行了说明，并对其中的字句进行校勘。附录五对各个版本的变化进行了比对。［15］

在上述三个文本中，陈世骧和方志彤的英译本受到海外学界的关注和认可。英国学者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在其著作《未知事物的形式：审美哲学文选》中指出，尽管修中诚的翻译更为通俗且广泛流行，但这一译本遭到了相当严厉的批评。相比之下，陈世骧的英译本更能解决艺术问题。在论及艺术真实（truth）时，他引用陈世骧译本中“论灵感”（of inspiration）部分的全部译文，以此来说明“诗歌经验的当下对象拒绝被确认：它是永恒不朽的，无形无觉的”。［16］(P135)其后，德国学者布尔克哈特（Erwin Burckhardt）根据陈世骧的英译本，翻译和出版了德译本《文赋》。［17］对于方志彤的英译本，麦克利什(Archibald MacLeish)曾进行肯定。［18］(P524-529)在其著作《诗歌与经验》（Poetry and Experience）中，麦克利什以方志彤翻译的《文赋》作为重要的理论参照，阐发诗歌创作经验。麦克利什说陆机是他文学上的向导。《诗歌与经验》第一章“作为音的字”以《文赋》为参照，展开了对西方现代诗论的批判。麦克利什认为中国诗歌不像西方诗歌追求个人情感效果的直呈，它更为关注人与自然的感应关系。《文赋》描述了情感与外物间互动的过程，它所阐述的诗文创作规律同样适合于当代，其所论之精辟远在亚里士多德和贺拉斯之上。［19］(P4)麦克利什还讨论了中国诗歌的字符、声音与意象的表现力，特别对中国诗歌“意象”（images）进行了细致阐释，认为中国诗歌是“可视性”（visible）的，由于其诗句不用语法上的连缀词，而是直接用意象加以组合，故具有时间上鲜明的呈现感，这要高于任何欧洲诗歌。［19］(P50)

《文赋》被理解的过程也渗透于现代主义诗人对中国文化的思考。从上述麦克利什的评论我们可以看出他其实是以意象主义的方式解读《文赋》。诗人玛丽安·摩尔（Marianne Moore）的创作应用了《文赋》，其诗歌《牙买加的笨蛋汤姆》（Tom Fool at Jamaica）第9行使用的“Sentir avec ardeur”，其灵感来源于方志彤的英译本。［20］(P26-27)在《倾听七弦琴》（In Lieu of the Lyre）一诗中，玛丽安·摩尔称方志彤为“文字巫师”，并盛赞是他激活了“赋”这一体裁。［21］(P206)另外，诗人凯瑟（Carolyn Kizer）自觉地向中国古典诗歌学习，1965年她的诗集《叩寂寞》（Knock Upon Silence）题名得自陆机《文赋》“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以求音”。［22］诗集中有仿中国诗一辑，即是从中国诗歌取得灵感而“改写”的，中国古诗化入她的写作经验之中。再者，霍华德·奈美洛夫（Howard Nemerov）曾写《致陆机》一诗（见于他1958年的诗集《镜与窗》）。诗人觉得陆机对写诗这门艺术面临的危机早有所感，他写道：“老先生，在这迟来的春日我想起你/想起你，可能没别的理由/不过是因为苹果树枝上挂的/不是花，是雪……”［23］霍华德·奈美洛夫的诗讲求格律，这与《文赋》讲求骈俪有一致之处。此外，史耐德（Gary Synder）创作了《斧柄》（Axe Handles）一书，其中的自传诗引用了《文赋》“至于操斧伐柯，虽取则不远”一句，并言他的老师陈世骧翻译了它，并在多年前教他“我明白了：庞德是斧，陈也是斧”。［24］其实，“伐柯”出自《诗经·伐柯》：“伐柯伐柯，其则不远。”郑玄说：“则，法也。伐柯者必用柯，其大小长短，近取法于柯，所谓不远求也。”“伐柯”为取法于人之喻。《文赋》序：“他日可谓曲尽其妙，至于操斧伐柯，虽取则不远。”李善说：“此喻见古人之法不远。”［25］(P12)史耐德化用此诗，把陈世骧和庞德并提，称为造就诗人的“斧”,以此说明文化之传承和接续。总之，当代美国诗人往往选择《文赋》的一些观念作为其诗歌的内容，显示他们汲取中国文化的愿望和动力。

上述文本体现了20世纪50、60年代美国《文赋》英译的主要成就，及其与当时诗坛的互动关系。到了20世纪80、90年代，美国《文赋》的英译主要由山姆·哈米尔、宇文所安、康达维、托尼·伯恩斯坦和周平所作。此一时期，由于《昭明文选》的广泛传播，《文赋》也受其沾溉而得以更广泛地传播。如美国汉学家康达维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系统翻译《昭明文选》，其中包括了《文赋》英译。③但这只是《文赋》在美国传播的基础工作；在此一基础之上，文学理论界对《文赋》进行了多方面的现代阐释。

二、美国汉学界对《文赋》的阐发研究

美国汉学界尝试通过中西比较的方法，对《文赋》所蕴含的理论价值进行研究。

第一，探讨由《文赋》所体现出的中国抒情传统。《文赋》是陈世骧生发“中国抒情传统”的文本基础。首先，陈世骧由对《文赋》入手，发掘其中之心、志、情之意义，逐渐引申出“中国抒情传统”的论题。1951年，陈世骧发表《寻绎中国文学批评的起源》一文，讨论了中国文学批评关键词“情”，并以陆机《文赋》“诗缘情而绮靡”一句来说明中国文学思想整个道德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断裂情况。他说：“‘情’字作为我们的证据，从公元3世纪以降成为新的中国文学批评的整个基调的，之所以享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应归功于陆机（261—303）用264行精美韵文写就的划时代的《文赋》（Essay on Literature）。”［9］(P25)其次，对“赋”这一文体的探讨包含在陈世骧对中国抒情传统的文体基础的考察之中。1971年，陈世骧发表《中国抒情传统》一文，认为“抒情传统”是中国诗歌，乃至东方文学之“道统”。中国抒情传统发源于《诗经》《楚辞》，其后乐府及赋，即使宋元以后的小说与戏剧，仍以抒情为精神主导。陈世骧认为赋发扬了中国抒情精神，他说：“乐府和赋拓宽并加深了以抒情精神为主导的中国文学传统的主流。这一局面贯穿六朝、唐代甚至更久远，而其他方面如叙事或戏剧的发展，都只能靠边站，长期萎弱不振，或者是被兼并、淹没。我们不消细说其间历史，我们只要留意，当戏剧和小说的叙事艺术极其迟缓地登场以后，抒情精神依然继续主导、渗透，甚或颠覆它们。”［9］(P6)赋脱离不了抒情精神，因为其词句和音响同样属于抒情诗的传统。在这个意义上，陈世骧强调中国文学思想完全以抒情为主要对象，所关注的是诗的音质、情感的流露以及私下或公众场合中的自我倾吐。在对《文赋》的阐发过程中，陈世骧通过对中国抒情文体的分析，提升和得出了“中国抒情传统”的命题。他认为此一命题与欧洲的史诗和戏剧传统可以并置、区辨。

第二，探讨《文赋》所体现出的悖论诗学。与陈世骧不同，刘若愚尝试实现中西文学理论的结合。1975年，他完成《中国文学理论》，将中国文学理论分为形上理论、决定理论、技巧理论、审美理论以及实用论，认为一个批评家往往同时兼采上述各种理论。首先，刘若愚从上述几方面分析了《文赋》，认为表现理论是最为重要的，因为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艺术过程的第二阶段，而其最透彻的观察关乎创造过程与灵感作用；次要的似乎是形上概念，因为他认为宇宙原理的显示是文学的主要功用，作家在写作之前，观照宇宙的奥秘；较不重要的似乎是技巧和审美概念，因为虽然陆机对自觉的写作技术以及所蕴含的审美特质相当注意，可是对他而言，这些都次于灵感，而灵感不是意识所能控制的。［26］(P183)审美主义理论认为文学是美言丽句的文章，这一概念是中国审美文学理论的基础。其次，刘若愚认为《文赋》之“绮靡”是典型的审美主义理论。刘若愚还引用陆机的一段话：“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暨音声之迭代。”以此说明其中蕴涵的审美元素。［26］(P183)最后，刘若愚认为实用概念只在《文赋》的末段提及，也许是为了预防儒家道学主义者可能的批评。［26］(P183)总之，刘若愚从陆机《文赋》抽取了显示形上概念、表现概念、审美概念和实用概念的例句，并认为陆机是采择派的，不是综合派的，因为他并不试图将这些不同的概念整合为一个系统。［26］(P153-154)刘若愚尝试进行中西文学理论的综合。他认为：“对于不同文化和不同时代之间不同的信仰、假定、偏见和思考方式，给予适当考虑之后，我们必须致力于超越历史和超越文化，寻求超越历史和文化差异的文学特点和性质以及批评的概念和标准。”［26］(P209)我们可以发现，在对《文赋》的分析中，刘若愚尝试沟通中西文学理论可供综合的元素。

基于《文赋》所论“言”“意”之关系，刘若愚提出“悖论诗学”的命题，认为其对中国诗学具有统领性的意义。言与意之关系，是魏晋六朝时期玄学领域的一个争论焦点，也是中国文学批评的一个核心问题。《文赋》序言云：“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陆机由对创作上的自省，进而对言、意、物之间的关系进行非常精准的描述。这一问题其实是中国文学批评创作论最为关键的问题。刘若愚开创性地提出“悖论诗学”的命题，发现“悖论”源出中国道家早期文本中的“明言愈少，含意愈多”的观念，言与意既矛盾又谐调的关系渗入文学批评领域以后，便形成悖论诗学。刘若愚认为陆机在《文赋》序言中已了解到诗学的悖论特质，指出“意不称物，文不逮意”，言、意和物之间的谐调，“非知之难，能之难也”。此后，刘勰《文心雕龙·神思》也言：“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这实在是因为“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由物到意，由意到物，实在是文学创作一个永恒的问题。在陆机看来，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技巧的运用，而在于灵感和直觉的涌现。他说：“方天机之骏利，夫何纷而不理。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陆机以此消解了悖论。受此启发，刘若愚认为：“认识语言、诗歌和诗学的悖论性质，并非要顺理成章地放弃语言、诗歌和诗学，恰恰相反，这一认识引导着悖论诗学的发展。”［27］(P126)在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术界语言学转向的背景下，刘若愚对中国“悖论诗学”的发现，显示了中国文论的理论潜力。

第三，探讨《文赋》所体现的非虚构传统。宇文所安从《文赋》发掘了与西方文学传统迥异的因素，并进而在理论层面证实中国文学的非虚构传统。通过与西方文学的比较，宇文所安认为中国文学存在着一个“非虚构传统”。从写于1985年的《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世界的征象》［28］,到写于1992年的《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29］，他一直试图将这一概念系统化和实证化。宇文所安此一概念在西方世界影响极大，西方汉学界普遍认为在中国文学传统中，诗是非虚构的，其陈述是真实的。中国文学是一种历史经验的真实记录，中国文学的这种内在经验论与西方文学的虚构观念相比，显然是另外一个思路。他也试图在此一理论预设之下阐释中国文学批评。

在《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中，宇文所安就此进一步予以儒家解释学式的证明。在对《文赋》的解读中，宇文所安运用“非虚构传统”理论，用具体术语对这一理论进行演绎。首先是关于“作”的分析，宇文所安认为汉语中的“作”与西方中的“poiêses”完全不是一回事，它从未获得过彻底的虚构之意。虽然宇文所安发现“《文赋》的独创性至少来自于‘文’这个主题与‘赋’这种形式的结合”［30］(P77)，但他对“文”的界定显然是朝着显现真实世界的方向的。陆机云：“余每观才土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宇文所安认为，不应把“作”与“poiêses”（“诗”或“制作”）及其在西方文学思想中的相关词汇如“fiction”(虚构)“creation”（创造）混为一谈。［30］(P80)因为在他看来：“亚里士多德的制作者（poiêses）根据故事‘应该的样子’来重写故事。而圣人式的‘作’所表达的既有事物应该的样子，也有事物历史上的实际样子。”［30］(P81)从中世纪后期和文艺复兴时期以来，西方人开始拿上帝创造世界的模式来比拟诗歌创作，认为诗歌创造了另一个世界宇宙；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文学传统所说“作”与“poiêses”无法等量齐观。［30］(P81-82)

其次是关于中国文学批评的诗法问题。西方诗学始于希腊的“technê”观念，也就是生产系统意义上的“art”(艺术)，有了生产系统，东西才能制作出来。中国文论中也有一些文体（例如“诗法”）接近西方的“技法”。对此，宇文所安说：“陆机的《文赋》和大多数传统中国文学理论在理论前提下与西方诗学的‘技法’有明显差别，传统中国文论描述创作的‘实现’过程，而非‘制作者’和‘制作物’的关系；而且也没有西方文论那种对组成部分的分析。”［30］(P98)基于中西诗歌作者和作品的不同关系，宇文所安确认了中国诗歌的“非虚构传统”。

总之，陈世骧、刘若愚和宇文所安分别提出中国抒情传统、悖论诗学和非虚构传统的概念，试图概括中国诗学传统，以实现他们的理论建构。虽然陈世骧、刘若愚和宇文所安对中国文论整体的描述和阐发涉及众多文本，但他们在建构其理论时都把《文赋》作为重要的文献和佐证。这说明在多元文化交流过程中，《文赋》所蕴含的潜能为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提供了可能。

三、结语

《文赋》经由汉学家的翻译而传递到西方语境，又进一步延伸到文学理论领域和诗歌创作领域。④在此一过程中，《文赋》的理论意义实现了增殖。由《文赋》衍生出“中国抒情传统”“悖论诗学”和“非虚构传统”三种阐释方式。这三种阐释方式分别集中于诗学之“情”“言”和“作”，对中国文学传统进行了创造性的生发。这说明每个文本不仅是某个作者原始意图和思想的表达，在其被翻译和接受过程中文本的意义会发生创造性增殖。

因此，文学流传的过程不仅意味着文本所处时空的变化，还意味着其被理解的方式发生了变化。美国汉学界以上述三种阐释方式解读《文赋》，与20世纪下半期以来的“平行研究”潮流直接相关。20世纪上半期，法国比较文学研究多采用历史性和实证性的影响研究。自20世纪50年代，美国比较文学界针对“法国学派”建立与“影响研究”相对的“平行研究”，旨在以跨学科的方式发掘艺术作品的美学意义。通过分析具体作品，“平行研究” 对文学文本进行细读和美学评价，而非仅限于国际的影响和实证。陈世骧等人就是在这一思路下，试图对中西文论进行综合，以发现彼此可以沟通的共同命题。在此一潮流之中，他们的这种阐释方式实现了对中国文论的整体性概括。

但是，阐释学方法在比较研究中运用二分法以彰显“中国性”，相应地遮蔽了中国问题的复杂性，这就使得相关命题成了一些基本的理论预设，用以实现对相关论述的支撑。张隆溪评价了中西传统文化差异的一系列对比或二分法，即：“西方的虚构性与中国的事实性、西方的创造性与中国的自然性、西方对普遍性之关注与中国对独特性之关注、西方隐喻超验的意义与中国本义与历史感等等。”［31］(P276-277)他认为，这种二分法“基于自然与文化、独特性与普遍性、具体与抽象诸如此类的基本差异上加以臆断”，成为典型的预设。就“中国抒情传统”而言，中国文学被认为倾向于抒情的维度，这就相应地忽略了中国文学中的其他成分，如《诗经》就具有非常鲜明的叙事意义，朱东润发现其中的许多诗篇与政治和仪式有关。［32］这就说明《诗经》不仅仅如陈世骧所说具有抒情“主体性”［9］(P5)，而且具有记录和叙事的成分，其所抒发的情况，不仅是喜怒哀乐之情，更是一种集体情感。就“非虚构传统”命题而言，一旦中国文学传统被认为是一元论的，中国诗歌就被当成真实世界的文字反映，而那种认为中国之文是彻底的写实主义的观点是值得怀疑的。［31］(P293)

其实，以非虚构传统概括中国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中国文学向着艺术自律所进行的理论建构。在众多诗法著作中，我们会发现中国文学文本是有序展开的，不仅仅是对事实的呈现，而且也是对事实的重塑和重组。中国文学理论关于文学如何被制作的看法集中体现于诗法类著作。正如张伯伟说：“中国文学理论在文学形式方面的建树和贡献，向来没有得到系统的总结,所以在擅长文本分析的西方文学理论面前，往往显得有些自卑。其实，中国古代文论中并不缺乏这方面的成就。”［33］

注释:

①赞克的译文后被编入：Erwin von Zach tr.,Die Chinesische Anthologie:Übersetzungen am dem Wen hsüan,edited by Ilse Martin Fang,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tudies,XVIII,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8。参见陈才智《西方〈昭明文选〉研究概述》（《汉学研究》第9辑，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26页）。

②阿瑟·西蒙斯是20世纪初英国颓废主义文学批评家，他在“五四”时期为中国新文学界推崇。

③康达维的译本请见：David R.Knechtges，Wen xuan,or,Selections of refined literature,Xiao Tong; translated,with annotations and introduction,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2-1996.另外，托尼·伯恩斯坦（Tony Barnstone）与周平（Chou Ping）合译的《文赋》（译名为The Art of Writing，收入The Art of Writing:Teachings of the Chinese Masters,Boston:Shambhala Publications,Inc.,1996）为目前最新的英译本，该译本被艾贝德·伊斯梅（Abed Ismael）翻译成阿拉伯语（Abed Ismael,Tony Barnstone,Chou Ping,Fan al kitub,Damascus:Al-Mada,2004）。

④《文赋》在汉学界的流传，学界已有考察，参见：黄卓越主编《海外汉学与中国文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95-204、585-596页。本文主要探讨《文赋》在旅行过程中被用于建构理论的过程，及其产生的现代意义，以期发现中国古代文论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