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自尊:概念、测量和功能

2020-02-14 07:02:37 心理技术与应用 2020年2期

刘芳 杜洪飞

摘 要 根据不同的自我范畴,自尊可以区分为个体自尊、关系自尊与集体自尊。过往研究主要聚焦于个体自尊和集体自尊,而近几年,关系自尊的研究得到关注。关系自尊是指个体能够从与重要他人(家人和朋友)的关系中获得的自我价值,其本质和功能不同于个体自尊和集体自尊。学者们的研究主要从关系自尊的概念、测量与功能三个方面来展开。基于关系自尊的理论构想和实证证据,我们提出,未来关于关系自尊的研究需要关注三个方向,即探讨关系自尊的发展过程、关系自尊的东西方文化差异,以及关系自尊中家人和朋友的相对重要作用。

关键词 关系自尊;个体自尊;集体自尊;心理幸福感;恐惧管理

分类号 B848.6

DOI: 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20.02.007

很多年以来,自尊(self-esteem)一直是心理学的重要概念之一,学术研究的焦点(Rosenberg, 1965; Twenge, Carter, & Campbell, 2017),是现代社会科学中研究最广泛的心理结构之一(Bleidorn, Arslan, Denessen, Rentfrow, Gebauer, & Potter, 2016)。 自尊是一個人对其自我价值的主观评价(Donnellan, Trzesniewski, & Robins, 2011)。虽然有很多关于自尊的研究,但大多数研究探讨了个体自尊(personal self-esteem)和集体自尊(collective self-esteem), 鲜少文献涉及关系自尊(relational self-esteem)。 而关系自尊与个体自尊和集体自尊同样重要, 因为个体对其自我价值的评价来源于三个方面:个体独立的个人价值(如智力)、个体在与重要他人关系中的价值(如对家人的支持),以及个体在社会群体中的价值(如对所在工作团体的价值)(Gaertner et al., 2012)。个体对其自我价值的主观评价,不仅仅包含个体自身的价值方面(即个体自尊),还包括个体在与重要他人的关系中获得的自尊(即关系自尊),以及他们在所属的社会群体中获得的自尊(即集体自尊)。尤其是集体主义文化社会中的个体,把重要他人纳入他们的自我建构之中,因此和重要他人的关系非常关键。但目前关于关系自尊的研究较为缺乏,因此,关系自尊这一研究范畴有很大的探索空间。

本文系统地总结近年来关系自尊的研究,并为未来的研究方向提供一些建议。首先,本文将探讨关系自尊的概念,并且明确其与个体自尊、集体自尊的区别。其次,本文将介绍关系自尊的测量方法及其特性,并从心理幸福感和恐惧管理两个方面阐述关系自尊的功能。最后,基于以往关系自尊研究的不足,本文将提出几个未来的研究方向以供探究。

1 关系自尊的概念

1.1 关系自尊的来源和概念

根据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自尊来源于个体自我和社会自我(Tajfel, 1982)。个体自我,是指来源于个人区别于他人的独有特质和属性的自我概念(如性格、特质、兴趣、目标、经验等)(Gaertner et al., 2012)。社会自我可以分为关系自我和集体自我(Brewer & Gardner, 1996)。关系自我是关于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的自我概念(“我是我父母的儿子”),它包括和重要他人(如家人和朋友)的关系,以及在这些关系中怎样定义自己的角色和价值;集体自我指的是从一般社会群体(如相同国籍、相同种族、相同社团的群体)中获得的自我(“我是中国人”)(Mamat et al., 2014; Nehrlich, Gebauer, Sedikides, & Abele, 2018; Zhu, Wu, Yang, & Gu, 2016)。个体与一般社会群体中的他人未必彼此熟悉,但与关系自我中涉及的重要他人一定相熟。

和这三种自我概念相对应,人们能从个体、关系和集体三种水平对自我价值进行评价(Breckler & Greenwald, 1986),从而产生三种不同形式的自尊:个体自尊、关系自尊和集体自尊。个体自尊是对个人身份的自我评价,而集体自尊和关系自尊是对社会关系中的自我的评价。明确这三种形式的自尊的区别对自尊的理论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1.2 个体自尊、关系自尊和集体自尊的区别

个体自尊指人们从其个人属性(如能力和天赋)中获得的自我价值感(Rosenberg, 1965)。当个体认为他们自己是不错的人,并且相信他们自己的能力时,就能获得较高水平的个体自尊(Tafarodi & Swann, 2001);关系自尊是指从和重要他人(如家人和朋友)的关系中获得的自我价值,当人们对其重要他人(如家人、朋友)有价值或为他们感到骄傲时,能获得高水平的关系自尊(Du, King, & Chi, 2012);集体自尊是指从更大的社会群体中获得的自我价值,当个体在其所属的一般性社会群体(如同性别、同国籍、同种族)中认为自己有价值,或者认同自己的所属的社会群体时, 他们往往能获得较高水平的集体自尊(Brewer & Gardner, 1996; Luhtanen & Crocker, 1992)。

关系自尊是动机的一个独特的方面。Harter,Waters和Whitesell(1998)的研究发现当青少年在不同的关系情境(如,和父母、老师、男同学和女同学的关系)中评价他们自己的自我价值时,这四个方面的关系自尊显示出显著的差异。同时,在某特定关系中获得的支持与相应的情境中的关系自尊存在着更高的相关,如获得的父母的支持与在与父母的关系情境中的关系自尊有更高的相关;他们还发现,某种特定关系情境中的自我价值感与其整体自我价值存在着较高相关,这些结果意味着,人们在某些关系中如何评价自己对其感知自我的整体价值是至关重要的。De Cremer和Sedikides(2008)研究了程序公平对自尊的影响,发现相对于声誉不好的大学生来说,声誉良好的大学生受到不公正待遇(即实验室环境内,让被试想象其在一个公司工作,其上级主管不给予发言权)时,他们的关系自尊(而不是个人自尊)下降,这里的关系自尊指的是在与上级主管的关系中自己的价值,这个结果表明,在某些特定的关系中,更重要的可能是关系自尊,而不是其他类型的自尊。

2 关系自尊的测量

鉴于自尊的三个维度存在着概念差异,我们需要不同的量表,来测量三种不同类型的自尊。关于个体自尊和集体自尊的测量,研究者一般采用罗森伯格自尊量表(Rosenberg, 1965)和集体自尊量表(Luhtanen & Crocker, 1992),这两个量表都具有较好的信效度(Du, King, & Chi, 2017; Luhtanen & Crocker, 1992; Schmitt & Allik, 2005)。

关于关系自尊的测量,Jr和Finney(2002)开发了关系评估问卷来测量关系自尊。他们认为,关系自尊指积极评价一个人与另一个人建立亲密关系的能力的倾向,它关注人们在亲密关系中如何评价自己,如“作为伴侣,人们对自己的评价是积极的吗?”“他们在亲密关系中自信吗?”Neff和Harter(2002)的研究采用冲突解决问卷,测量在亲密关系中男性和女性解决矛盾的方式,包括三种:满足他们自己的需求、满足对方的需求、通过协商,即以下三种回答,“您没有放弃您的个人需求或愿望,并向您的伴侣解释为什么这件事对您来说如此重要”“您已经放弃了个人需求或欲望,以满足您的伴侣的需要或愿望”“你试图提出一个妥协的解决方案,即使这意味着你和你的伴侣都沒有得到想要的”。这体现了在恋爱关系中人们怎样看待自己和伴侣,即亲密关系中的自尊。他们的另一项研究(2003)涉及在四种不同关系情境中(和母亲、和父亲、和最好的朋友、和伴侣)关系风格的测量,这说明关系自尊可以应用于不同的亲密关系情境。Neff和Suizzo(2006)改编了Harter等人开发的量表,并编制了一个测量恋爱关系中关系自尊的工具,如“有些人对自己和伴侣在一起时的感觉很满意。”这些研究为测量关系自尊提供了研究思路,但上述测量工具的局限性在于:第一,他们关注的是特定关系情境下(如恋爱关系)的自我价值的评估,量表使用不具有普遍性;第二,即使Neff和Harter(2003)的研究涉及了不同的关系情境,但他们测量的并不是在不同关系情境下的自尊,而是不同关系情境下(和母亲、 和父亲、 和最好的朋友、 和伴侣)的关系风格,即以什么样的风格和父母、朋友、伴侣相处。

那么,关系自尊应该关注哪些关系?Brewer和Gardner(1996)认为,关系自我由亲密的二元关系衍生而来,比如亲子关系和朋友关系,因而,重要他人所指的主要是家人和好朋友。家人包括父母、孩子、兄弟姐妹、配偶、亲近的亲戚等。据此,关系自我的范畴清晰地区别于集体自我,进而,关系自尊的测量能精确地评估从和重要他人的关系中获得的自我价值。

基于Brewer和Gardner对关系自我的理论界定,Du等研究者(2012)开发了关系自尊量表,旨在评估个体在与家人、朋友的关系中的总体自我评价。该量表将关系自我的类型和评价的角度作为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关系的类型,包括两种,个体和家人的关系、个体和朋友的关系。在集体主义文化和个体主义文化中,重要他人的界定范围是类似的。无论是在个体主义文化,还是集体主义文化,人们都倾向于把朋友当作是区别于陌生人的关系群体(Ho, 1998; Kobayashi & Greenwald, 2003)。因此,与家人和朋友的关系类型,构成了量表的第一个维度。

第二个维度是评价的角度。评价的角度有两种:个体在关系中的价值,以及重要他人在关系中的价值。个体在关系中的价值,是指个体判断在和重要他人的关系中自己的价值,如“我觉得我能帮助家里人”。这种自我价值感与个人自我价值(Rosenberg, 1965)的区别在于,它强调个体对其重要他人的贡献,而与集体自我价值(Luhtanen & Crocker, 1992)的区别在于,它局限于和重要他人的关系,而不是一般的社会群体。重要他人在关系中的价值,是指个体所感知到的重要他人多有价值的判断,如“我为我的家人感到骄傲”“别人认为我的朋友圈还不错”。这与社会认同理论(Tajfel, 1982)一致,即强调自我价值可以来源于自我评价和个体所处社会群体中他人的评价。由于重要他人在个体的人生中起关键作用,个体与重要他人的内在关系将对一个人的自我概念和自尊产生巨大的影响(Baldwin, 1992),而重要他人对自尊的影响,不同于总体社会群体对自尊的影响(Arbona & Power, 2003)。

基于上述的两个维度,Du等开发的关系自尊量表体现为2(关系自我的类型)×2(评价角度)的结构,共8个项目(Du et al., 2012)。它测量个体在和家人以及朋友的圈子里如何评价自己(如,“总的来说,我很高兴能成为我朋友圈里的一员”“在朋友圈中,我是有价值的一员”),以及如何评价家人或朋友(如,“我为我的家人感到骄傲”)或别人如何评价他们的家人和朋友(如,“一般来说,大多数人觉得我家很好”)。该量表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和效度。Du,Li,Chi,Zhao和Zhao(2018)用中国社区居民样本检验了关系自尊量表的心理测量特性,

Cronbachs α为0.79;验证性因素分析对量表的因素结构和测量不变性进行了检验,结果支持二因素的家人-朋友模型。Du,Li,Chi,Zhao和Zhao (2014)在中国儿童群体施测,关系自尊量表的

Cronbachs α为0.83。同时,关系自尊与心理幸福感的诸多指标呈中低等程度的正相关,包括个体自尊、生活意义、未来取向、希望、自我控制、创伤后成长,以及积极情绪。这些结果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信效度。

3 关系自尊的功能

3.1 关系自尊与心理幸福感

积极的自我评价有利于心理健康,例如快乐和满足、富有成效、创造力和心理弹性(Taylor & Stanton, 2007)。但这种效应随着自尊类型以及文化环境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大量文献已经证明,个体自尊和集体自尊在提高幸福感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Crocker, Luhtanen, Blaine, & Broadnax, 1994; Douglass & Duffy, 2015; Quevedo & Abella, 2011; Sowislo & Urth, 2013; Yao, Chen, Yu, & Sang, 2016; Zhang, 2005),且文化能调节个体自尊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Oishi, Diener, Lucas, & Suh, 1999)。

关系自我作为自我的重要方面之一,个体对关系自我的积极评价与主观幸福感应该也有着紧密联系。Wagner(2009)发现关系自尊和生活满意度呈正相关,和抑郁呈负相关。Du等人(2014)的研究表明,即使在控制了个体自尊后,关系自尊仍然和多种心理幸福感的指标有关,包括希望、积极情感、抑郁、生命的意义、对未来的展望,以及创伤后成长。该研究还发现,来源于家人和朋友的社会支持,能增强儿童的关系自尊。这些结果意味着关系自尊和心理幸福感联系紧密,而个体与家人和朋友之间的相互支持,可能是关系自尊的重要来源。Du等人(2017)通过一系列研究,进一步比较了关系自尊、个体自尊、集体自尊三者对于心理幸福感的预测作用。结果发现,即使同时控制个体自尊和集体自尊的效应,关系自尊仍然能够显著预测心理幸福感。个体自尊也能够显著预测心理幸福感,但集体自尊不能。这些研究表明,对于集体主义文化的中国人,个体的心理幸福感主要受关系自尊与个体自尊的影响,而个体在一般社会群体中的积极评价(即集体自尊)并没有对个体的心理幸福感产生显著的影响。

3.2 关系自尊与恐惧管理

自尊的另一个功能是缓解人们的死亡焦虑。根据恐惧管理理论,自尊是人类对抗潜意识死亡恐惧的一种心理机制(Pyszczynski, Solomon, & Greenberg, 2015)。研究已经表明,在实验室中通过积极反馈而暂时性增强自尊,或者人格特质的特质性自尊,都能够缓冲死亡凸显效应的消极影响(Greenberg, Pyszczynski, Solomon, Pinel, Simon, & Jordan, 2015)。绝大多数研究都是在西方个人主义文化背景下进行的,发现了个体自尊对死亡恐惧的缓解作用。在集体主义的东亚文化中,文化世界观的差异可能决定了在恐惧管理过程中,个体采用不同类型的自尊作为心理缓冲器。一项研究比较了个体自尊和关系自尊在东西方文化中对死亡恐惧的缓解效应,发现在集体主义文化中,与个体自尊相比,关系自尊在恐惧管理中发挥着更大的作用;而在个人主义文化中,个体自尊比关系自尊发挥着更大的作用(Du, Jonas, Klackl, Agroskin, Hui, & Ma, 2013)。这一研究结果表明,集体主义的东亚人更加依赖关系自尊来应对死亡恐惧。这与自尊和心理幸福感的文化研究一致,即在个体主义文化中,个体自尊更为重要,而在集体主义文化中,关系自尊更为重要,或与个体自尊共同起保护作用。

4 未来研究展望

自尊多年以来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热门话题,但是,对于关系自尊的研究还远远不够。研究者们已经对关系自尊的概念做出了定义,开发了具有较好心理测量信效度的量表,并探讨了关系自尊在促进心理幸福感和缓解死亡恐惧方面的功能。但学者们仍缺乏对关系自尊更深层次的理解和认识,未来的研究还有很大的探索空间。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

第一,从发展的视角来考察关系自尊的阶段与特点。以往研究关注了个体自尊在人的一生中的发展特点与趋势,如Orth和Robins(2014)的一项追踪研究发现,个体自尊从青春期到中年期一直在增长,在50~60岁左右达到顶峰,随后以匀速逐渐下降。von Soest, Wagner, Hansen和Gerstorf(2018)的一项研究关注中老年个体自尊的变化,也发现自尊在50岁左右达到顶峰并随后逐渐下降。更重要的是,他们发现,低社会经济地位、缺乏伴侣的陪伴、失业、残疾与低自尊或自尊的急剧下降有关,而具有更成熟的人格特质的个体表现出高自尊水平。这些研究说明了个体自尊具有一定的发展规律。同样,我们认为关系自尊也具有一定的发展性特点,并且发展趋势将受家庭背景、亲子关系、人际关系等因素影响。因此,未来研究可以探讨关系自尊在人的一生中的发展趋势与特点,关系自尊的水平如何变化?哪些家庭和社会因素影响关系自尊的水平?这将是未来工作需要补充的一个重要方向。

第二,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探讨个体自尊、关系自尊和集体自尊的关系。从一个方面来看,个体自尊和关系自尊是否会由于文化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倾向性,即个体主义文化中的个体是否有更高水平的个体自尊?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个体是否有更高水平的关系自尊?Markus和Kitayama(1991)指出,在个人主义文化中,人们倾向于依据能力和价值等内在属性来定义自己,就更可能具有独立型自我建构;而在集体主义文化中,人们倾向于根据和别人(尤其是重要他人)的关系来定义自己,就更可能具有依存型自我建构。也就是说,集体主义者通过完成与重要他人相关的任务来保持积极的自我观,而个人主义者通过内部特质和自我服务偏见来获得高自尊。因此,在集体主义文化中,人们的关系自尊水平可能更高,而在个体主义文化中,个体自尊水平可能更高。这一点需要大样本的跨文化研究进行检验。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在不同的文化中,关系自尊和集体自尊的关系如何?关系自我和集体自我同样属于社会自我,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可能会混淆他们之间的关系。人们从他们与重要他人的关系中获得关系自尊,重要他人这个群体是相对被众人所知且容易辨认的(如父母、伴侣和兄弟姐妹)(Chen, Boucher, & Tapias, 2006)。然而在集体自尊中,社会群体的范围相对来说比较模糊,较大的个体差异使得集体自尊的测量变得困难,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一般社会群体可能有不同的理解。未来的研究可以探讨个体主义文化和集体主义文化如何影响这两种自尊的强度?何种因素能调节两者之间的关系?如文化,家庭,人格等。

第三,探讨家人为基础的关系自尊和朋友为基础的关系自尊,对心理幸福感的影响是否有差异。关系自尊的类型包括与家人的关系和与好朋友的关系,区别家人和好朋友对人们心理健康指标的影响,有助于我们对关系自尊有更深层次的理解,也能为提高心理幸福感提供更強大的理论基础。家人和好朋友的重要性是有区别的,有研究显示,中国人与父母关系更近,朋友没有父母重要(Cai, Sedikides, & Jiang, 2013)。家人和好朋友对人们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差异,例如,一项研究调查了伊朗、约旦和美国大学生感知的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即积极和消极情感、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感知到的家人的支持显著预测了这三个国家大学生的幸福感的每一个方面(即积极和消极情感、生活满意度),但感知到的朋友的支持并未预测伊朗大学生的幸福感(Brannan, Biswas-Diener, Mohr, Mortazavi, & Stein, 2013)。因此家人和朋友对人们幸福感的影响可能是存在差异的,来自于家人的社会支持的影响可能更显著。那么,相对于好朋友相关的自尊,家人相关的自尊对心理幸福感的影响是否也更显著?未来的研究可以深入探讨家人相关的自尊和好朋友相关的自尊的区别,并探索它们各自的内在机制,以及对心理幸福感是否有相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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