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劳动力老龄化背景下农机服务促进农业增收的作用

赵培芳 王玉斌

摘要：为揭示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农业增收的作用机制，利用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在评估老龄化对农业增收直接作用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了农机服务在其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农机服务对农户农业增收具有显著影响。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程度越高，对农业增收的抑制作用越大;农机服务程度的提高则能显著提高农业收入。考虑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2）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和农机服务对农业增收的影响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收入组具有明显的异质性。（3）构建中介模型后，发现农机服务对农业增收发挥的正向间接效应能够弱化老龄化直接效应的负向影响，具体表现为遮掩效应。此外，农地流转、非农就业、社会网络、家庭定期存款等也是影响农业增收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老龄化;农机服务;农业增收;遮掩效应

中图分类号：F304.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440（2020）06-1589-06

Abstract：In order to reveal the mechanism of the aging of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on the increase of agricultural income， the data of the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 in 2016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direct effect of aging on the increase of agricultural income and further 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servic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ging of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and agricultural machinery services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farmers' agricultural income. The higher the aging degree of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the greater the restraint effect on agricultural income growth. The improvement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service level could significantly increase agricultural income. After considering the endogeneity problem， this conclusion still holds true. The effects of the aging of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and agricultural machinery services on agricultural income were obviously heterogeneous in different regions and different income groups. After constructing the mediating effect model， it was found that agricultural machinery service could weaken the negative effect of aging on agricultural income， which was manifested as the masking effect. In addition， farmland transfer，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social network， household fixed deposit were also important factors.

Key words：aging;agricultural machinery service;agricultural income;masking effect

促进农民增收是农业农村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目标。农业收入是农民收入增长的根基。农业收入的不稳定将会增加农民整体收入稳定增长的难度[1]。随着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外移，老年人逐渐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军。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农业生产经营人员中55岁及以上的人员占比高达33.9%，农业劳动力老齡化会直接引起农村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投入比例的变化，不可避免地对农业经营产生影响。与此同时，受长期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中国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建设相对滞后，农业收入不仅是农村老年人重要的生计来源[2]，同时也发挥着重要的养老保障功能[3]，是缓解农村养老压力的有力补充。然而，在当前经济新常态的大环境下，中国农业发展内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国内外农产品价格倒挂严重[4]，如何促进农户农业增收任重而道远。

目前，学术界关于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农业收入影响的研究较多，但尚未形成一致结论。部分学者认为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农业经营有负面影响，原因是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对老年人的体能和健康提出挑战，再加上老年人思想相对保守，对现代农业技术的应用积极性不高[5-6]，不利于农业经营;也有学者对此持相反观点，认为老人农业并不完全是悲观的[4]，农业生产近似于“标准化”活动[7]，老年农户丰富的农事经验[8]更有利于农业生产;此外，还有学者认为不能简单将二者关系归纳为正面或负面影响，应考虑地形地貌[9]、村公共品供给等[10]因素在其中的影响作用。

尽管关于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农业经营的影响存在不一致结论，但现有研究结果一致认同老年劳动力存在体力限制，如何突破体能约束是提高农业经营效益的有效途径。随着农机服务市场的发育成熟，农户通过购买外部农机服务能够弱化和弥补自身的体力限制。同时，农机服务的要素配置、农业投资和技术进步等效应[11]得到充分发挥，有效提高了农户经营能力。但也有研究者认为农机服务的本质仅是一种农业资源配置手段，更多体现为劳动替代效应，而不是产出增长效应[12]。农机服务的引进还可能对粗放经营形成事实上的变相支持[13]，并不利于农业收入增长。综上所述，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和农机服务已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一种常态。因此，探究老龄化背景下农业增收问题应考虑农机服务在其中的作用。目前关于老龄化对农业收入的影响还未形成一致结论，有关农机服务对农业收入影响的研究更为少见。据此，本研究试图将老龄化、农机服务与农业收入置于同一分析框架，重点分析农业劳动力老龄化背景下农机服务促进农业增收的作用机制。

1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自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微观数据。调查样本覆盖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161个县（区）649個村庄，调查数据反映了中国社会、经济、人口、教育和健康的变迁。选取其中的农户样本，根据研究涉及的指标，删除关键变量严重缺失以及逻辑错误值样本，最终得到涵盖23个省（市、自治区）3 365户样本数。与以往研究相比，本研究数据样本量大，覆盖范围广，具有全国地域特征代表性。

1.2模型设计与变量选取

1.2.1基本模型设定为识别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农机服务对农业增收的影响，构建如下基本模型：

考虑到农机服务和老龄化对农业增收的影响存在交互作用，在式（1）的基础上引入老龄化与农机服务的交互项进行验证：

式（1）和式（2）中因变量为家庭农业收入，为避免数值过大导致样本方差偏大，对其进行对数化处理。Agei代表第i个家庭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程度，参照相关研究，采用60岁以上务农劳动力占家庭总务农劳动力的比重来衡量[14]。具体数据处理中，将家庭问卷中务农从业人员与个人问卷中基本特征进行匹配，以确认务农人员的基本信息。Servicei代表第i个家庭农机服务水平，用家庭问卷提供的“机器租赁费”代表。控制变量中，holderik表示第i个家庭中户主的k种个体特征，选取性别和受教育水平等变量。Farmij表示第i个家庭中j种农业经营特征，选取务农人数、土地类型、土地流转情况、农资费用、自家农机价值等变量;Familyin表示第i个家庭中n种家庭经济特征，选取定期存款、非农就业行为、个体经营行为等变量;socialim表示第i个家庭m种社会网络特征，选取社会网络和家庭藏书量等变量。a0～a6、τ1为估计系数，εi为随机误差项。此外引入省份变量以控制省际之间的差距。考虑到中国地域广泛，地区间差异性较大，将样本区域分为东、中、西以及东北地区作进一步分析。同时，也探究了不同农业收入水平下老龄化、农机服务对农业增收的影响。所有变量的定义与描述性统计见表1。

1.2.2中介效应模型为进一步识别农机服务促进老龄化农业增收的作用路径，借鉴温忠麟等[15]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构建以下回归方程：

（3）～（5）式中XiP为控制变量，与基准模型一致。分析流程为：首先检验系数β1的显著性，若显著则按中介效应立论，否则按遮掩效应立论;其次检验系数r1和w1的显著性，若都显著说明存在间接效应，若至少有一个不显著，则使用Sobel或bootstrap法进行检验;再次检验系数π1的显著性，若显著说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反之则存在完全中介效应;最后比较r1w1和β1的符号是否一致，符号一致说明存在中介作用，反之则为遮掩效应。

1.2.3内生性问题及其处理农业收入和农机服务之间可能存在互为因果或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因此引入工具变量解决这一问题。借鉴已有做法[16-17]，选取村内本户以外其他农户的平均农机服务支出作为工具变量。选此指标的原因是：在农业生产中农户个体决策行为并不完全是独立的，更多体现为一种事实上的集体决策，同一集体内的农户在要素投入方面具有较强相关性，但与个体农业收入不相关，由此满足了工具变量与内生解释变量相关，而又与扰动项不相关的要求。

2结果与分析

2.1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农机服务支出和农业经营水平的影响

以老龄化程度为划分依据，统计分析不同老龄化程度下农业收入与农机服务情况。由图1可以发现，随着老龄化程度的提高，农业收入和农机服务支出都呈现下降趋势。当家庭务农劳动力都为老龄劳动力时，农户农业收入和农机服务支出处于最低水平。

2.2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农机服务对农业增收的基准模型分析

对比OLS模型和2SLS、GMM模型估计结果（表2）发现，OLS估计结果中采用个体农户层面的农机服务变量存在明显低估现象。在2SLS和GMM估计中，一阶段估计的F值均大于0.10水平下的临界值16.38。同时Durbin-Wu-Hausman检验的P值均在0.10的置信水平上拒绝了不存在内生性问题的原假设，表明使用工具变量具有必要性且该工具变量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

分析结果表明：老龄化系数均显著为负，而农机服务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证实了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农业增收具有抑制作用，而农机服务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具体而言，无论是否加入省份虚拟变量，估计结果均没有显著变化;在引进工具变量的2SLS和GMM估计，老龄化系数显著为负（-0.182），农机服务的系数显著为正（0.130），这进一步证实老龄化对农业增收的抑制作用和农机服务的增收效应;交互项系数不显著但符号为正，说明农机服务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老龄化对农业增收的负向作用，初步判断在农业增收方面农机服务对老龄化具有正向带动作用。控制变量对农业增收的作用在不同模型中基本一致，主要表现为：①户主特征，相比较于女性，男性户主对农业增收显著为正;②家庭农业经营特征，土地转出和土地征用均对农业增收显著为负，土地转入对农业增收显著为正;务农人数、农资费用、自家农机价值对农业增收均具有显著正向作用;③家庭经济社会条件，家庭存款、社会网络对农业增收具有显著正向作用，而非农就业对农业增收具有显著负向作用。

2.3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农机服务对农业增收的异质性分析

2.3.1区域分组样本考虑到不同地区老龄化和农机服务程度存在差异性，参照国家统计局划分标准，按照样本省份所属地区将样本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4个子样本进行分组考察。分析结果表明：老龄化和农机服务对农业增收的影响在东北地区尤为明显，但在西部地区的作用不显著（表3）。究其原因：①东北地区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程度较为严重，对农业经营的影响尤为突出;②与其他地区相比，东北地区地形相对平坦，农机服务利用率较高，有利于形成农机服务规模效应，降低农机服务投入成本，从而提高农业收入。

2.3.2收入分组样本依据农业收入均值，将农户划分为高农业收入组和低农业收入组进行分组回归。发现无论是高农业收入组还是低农业收入组，老龄化的系数均显著为负，且在高农业收入组中老龄化的负向作用最大（表4）。农机服务仅在低农业收入组具有显著作用，可能的原因是高農业收入组的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经营规模较大，在成本利益的综合考虑下自购农机更为划算。而低农业收入组农户的家庭收入来源主要以非农为主，农机服务的利用能够有效弥补家庭劳动力的短缺，从而促进农业增收。

2.4农业劳动力老龄化通过农机服务影响农业增收的中介效应检验

为进一步考察老龄化农户是否通过农机服务而促进农业收入增长，使用中介效应模型对（3）～（5）式进行验证。结果（表5）表明，老龄化对农业增收的总体影响在0.01的水平上具有显著抑制作用;老龄化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老龄化促进了农机服务发展;核心自变量（老龄化）与农机服务变量间显著，表明存在间接效应。但间接效应值的符号与总效应值的符号方向相反，说明农机服务在中介模型中的具体表现为遮掩效应。也就是说，老龄化虽然抑制了农业收入增长，但同时也对农机服务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并由此对农户农业增收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进而弱化老龄化对农业收入的直接抑制作用。

3结论与政策含义

促进农民增收一直是国家政策制定者和理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18-19]。农业收入是农村老年人重要的生计来源之一，对缓解农村养老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采用2016年CFPS数据进行老龄化、农机服务对农业增收作用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老龄化对农业增收具有显著抑制作用，而农机服务对农业增收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②老龄化和农机服务对农业收入的影响在不同区域和不同收入组中具有显著差异。老龄化和农机服务对农业增收的影响在东北地区尤为明显，而在西部地区并不显著，同时农机服务在低农业收入组中的增收效应最大;③农机服务是农村老年人实现农业增收的重要渠道，能够缓解老龄化对农业增收的不利冲击。

基于上述结论，本研究得出的政策含义主要有：一是鉴于老龄化已成为世界各国农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趋势特征，现阶段应正视老龄化对农业发展的不利冲击，农业政策制定时应充分考虑老龄化的现实状况，关注并改善老龄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和健康资本，防范老龄劳动力农业经营能力下降对农业生产与农民养老的威胁;二是完善农机服务体系，因地制宜地开展农机作业环节补贴，降低农机服务价格，同时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机田间可达性，保证老龄劳动力获取农机服务的可得性和便捷性;三是积极探索多种类型的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支持和鼓励条件允许的地区开展全托管、关键环节托管等农业生产性服务项目，提高农业生产组织化和产业化程度，弱化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不利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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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震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