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道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贡献

王宪明

(清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084)

学术界以往对黄道的研究,多集中在对黄道的生平事迹及其对江西革命根据地建设和抗战初期开创统一战线工作的贡献等方面。本文尝试变换一个视角,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角度来看黄道思想及其价值,以期进一步加深对黄道生平事迹及其思想的认识。

一、《抗日游击战争的实际知识》

全民族抗战开始后,围绕着中共领导的军事力量在抗战中应发挥什么作用、采用什么样的战略战术、在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应如何处理统一战线和独立自主的关系等问题,中共党内高层是存在较大分歧的。一派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听从国民党的要求和指挥,打大仗,打正规战。例如,1937年8月22日,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讨论军事问题发生分歧,有人认为：现在红军已成为国民军编内的正规军,作战对象又是日本人,红军时代的游击战过时了,主张以运动游击战为主,要配合国民党军队多打大仗,以扩大影响；兵力不能分散,要比较集中；在八路军出兵问题上,要早出兵而且要全部开出去。就是说：八路军要以正规军的姿态,早出、全出、大打、多打、集中打。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王明。与此相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另一派,则主张在统一战线中要保持独立性,在抗日战争中,不受国民党军事当局的直接指挥,而是根据自身力量和特点,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并逐渐将这种游击战上升到战略地位。洛川会议后,毛泽东发现政治局一些成员和部分高级将领主张打大仗、打正规战,感到非常焦虑。9月中下旬,毛泽东连发五电致前方的周恩来、朱德、彭德怀、林彪等,反复强调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能采取运动战的方针,强调要把工作重心放在放手发动群众,通过山地游击战深入敌后,建立根据地,独立自主地发展和壮大革命势力等工作上面[1]407－472。1938年春夏间,即徐州战役和武汉会战中期,中共中央一再电示长江局和新四军主要领导人,要求他们在长江流域组织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发动群众[2]。中共中央指示明确指出：抗战初期阶段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游击战”,工作“重在发动民众力量”,军事上“重在袭击敌人之侧后,迟滞敌进,争取时间,务须避免不利的决战”[1]488－490。

在这一时期,从党内隶属关系上看,黄道所在的新四军属于中共长江局(后改为南方局)直接领导,也就是说,王明是黄道等人的顶头上司。王明在主持长江局工作期间,以党的领袖自居,军事上“对党领导的游击战争的作用的认识不足,不重视开展敌后根据地的斗争”,组织上“不尊重、不服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3]。1938年5月,毛泽东撰写《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5月底、6月初,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发表《论持久战》的演讲,王明对此“不以为然”[4]404。中共中央指示长江局在其主办的《新华日报》等报刊上刊载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王明“借口文章太长不予登载,随后中共中央要求他们分期登载,但王明等仍不同意”。由于同样的原因,长江局主办的“《群众》周刊也未刊载”[4]411。但是,我们看到,黄道以非常委婉的方式,顶回了王明要求新四军及地方人民武装力量打大仗、打正规仗的指示,主张应该根据实际条件,发挥自己的长处,组织开展游击战争。徐州失守以后、武汉保卫战期间的1938年7月4日,黄道与曾山、涂振农一起,提出了《我们对于保卫江西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驳斥了“一部分缺乏民族自信心和犯了恐日病的分子”的错误观点,分析了江西各方面的有利条件,坚信“能够保卫江西”,但“问题的中心”不在于能不能保卫,而在于“怎样进行保卫江西的工作”。《意见》指出,对于“抗战的军事问题,我们完全同意陈绍禹、周恩来、秦博古三同志的意见,但为了与整个第三期抗战的任务取得配合,使敌人的铁蹄不能轻易踏进江西和打破敌人占领江西的计划,我们认为在江西方面军事上必须采取下面一些新的有效的办法”[5]58。在这些“有效的办法”中,第一条是“巩固和提高保卫江西的军事力量”,包括“适当分配各部队的任务与给予特殊训练——根据各保安团及各地方武装特长,适当地分配他们担任守备阵地运动战与游击战的任务”等。第二条是“积极准备发动广大人民的游击战争”。在这一条下,详细论述了组织民众开展游击战的主张,包括：“领导和帮助民众武装与实行武装民众——游击战是一种民众性的战争,只有发动广大民众在民族觉醒的热忱下,自愿地为保卫江西而武装起来,才能长久地支持与不断地给敌人以打击,消耗敌人的力量,配合主力军取得抗战最后胜利”；“准备建立游击区——估计敌人可能进占的路线,依着这些路线来准备在敌人前进时划分某些地区的游击区”,同时在这些地区内,“每区建立一个小规模的制弹厂,并储备制造弹药和修理枪械的足够材料,囤积大批粮食和被服材料,在这些地区,应以分区建立民众动员委员会,在政府领导之下,负责进行准备游击战争的一切军事方面和民众动员方面的工作”,吸收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党派中以及工、农、商、学、文化界、青年、妇女等各种团体中对游击战争和动员民众有丰富经验的人员参加,“以便真正能够把广大民众动员起来以进行游击战争的一切准备工作”[5]59－60；“给予广大民众以游击战争的军事动作的训练——除了武装起来的民众应加紧游击战术的训练外,还须对一切民众,男的、女的、壮年的、儿童的给以游击战争的军事知识和动作的训练,对壮年应训练他们如何破坏敌人必经的公路铁道桥梁,如何制造和安放地雷炸弹,如何截夺敌人辎重,如何侦探敌情等等知识和熟悉这些动作；对妇女儿童应训练他们看护伤兵,侦察敌情等动作”[5]60－61。关于政治方面,《意见》一方面表示“完全同意”陈绍禹等关于“抗战的胜负,不仅取决于兵力,尤须取决于民力”的主张,另一方面又进一步提出了“必须在政治上实行下列必要的方法和步骤”,即：“加强部队中抗战政治工作”“积极进行保卫江西的民众动员与组织民众”“建立省、县、市、区、乡民意机关”等[5]62－63。这些意见,尤其是关于组织广大民众开展游击战等,实际上是对王明错误主张的否定,是对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正确战略战术的贯彻落实。

《抗日游击战争的实际知识》是黄道应南昌大众文化社组编的“大众文化丛书”约稿而写成的,后为避免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而未用大众文化社名义出版,而是用了延安解放社名义出版①参见《黄道文集》,第105页页下注1。有关此书成书及出版过程,另可参见:陈哲群,陈荣华,刘勉玉,等:《黄道传》,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第302－305页。。在序文中,黄道谦称“这本小册子系匆促写成,并且自己对于游击战争没有什么深刻的研究,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5]106,又说,“毛泽东同志所著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可算是讲抗日游击战争战略问题最精确而周到的一本书。这本小册子关于战略问题的一部分,完全是根据这本书写的,因为这本书讲得精确而周到,在这本小册子内我没有添加什么东西,实在也没有什么另外的东西可以添加”[5]105。但是,细读其书,就会发现,该书在平实、通俗、具体的文字“浅出”的表述背后,实蕴含着深刻的道理。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及后来发表的《论持久战》,讨论的主要是战略层面的东西,具体的操作层面的问题涉及较少,而黄道的《抗日游击战争的实际知识》一书,则在毛泽东抗日游击战理论的指导下,从具体操作层面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组织实施等基本问题。例如,在该书第二部分“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条件”中,黄道写道：“抗日游击战争是一种艰苦的事业,并不会像一般人所想象的一样,只要组织几个游击队或者把某部队改个名字,就可以进行游击战争。”如果没有开展游击战所需要的基本条件,“不但不能开展游击战争,而且必须要走到失败的道路上去”[5]109。这些“基本条件”包括：第一,“游击部队的本身要非常团结和巩固,这种团结和巩固应建立在全体官兵高度的民族觉醒的热忱上,建筑在全体官兵的精诚团结上,建筑在自觉地遵守纪律上。一切强迫、勉强,及用皮鞭来维持部队的巩固,对于游击部队都是无用的。游击队的兵士,必须从政治上动员民众自动地来参加,强迫征来的兵便不易获得真正的精诚团结和巩固。因为游击战争持久下去,必然要经历许多艰苦和危险的境遇,如果部队不能真正团结和巩固,便不能在这种环境下存在和生长。游击部队的行动是一种飘忽无定的行动,如果部队不能真正团结和巩固,极容易发生逃跑甚至一哄而散的现象,所以用极大的力量巩固部队,尤其从政治上来巩固部队是进行与开展游击战争的基本条件之一,没有这个条件,便会走到不可想象的失败”[5]109－110；第二,“要获得广大民众的帮助与拥护,做到军民真正合作”。要做到这一点,一方面“要靠军队的纪律取得民众的信仰。不仅是要真正做到秋毫无犯,不动民众一针一线,而且要做到能帮助民众解决他们的切身要求,使民众从实际经验中认识这个部队是他们自己的武装,而以最高热忱来帮助和拥护这个部队”,另一方面,则“要能发动民众,组织民众来参加和帮助部队的工作,开展广泛的民众的游击战争。只有这样,游击队才能克服一切困难,才能取得胜利,也才能生存和发展”。否则,“如果游击队脱离民众,得不到民众的帮助,甚至引起民众的仇视,那就不但不能取得胜利,到环境紧张时,还会一败涂地”[5]110；第三,“要有艰苦卓绝的领导者。游击战争的领导者要能和全体官兵同甘苦,有很坚定的胜利信心,要不怕任何困难和能克服困难,要能善于调动部队,掌握部队,要能得到部队全体官兵和当地广大民众的真诚信仰和拥护。没有这样艰苦卓绝的领导者,要想开展游击战争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领导者能够过艰苦的生活,能够坚定胜利的信心,便可以影响整个部队也有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和胜利的信心；一个领导者能够克服困难和善于指挥部队,便可以使游击战争顺利地开展。如果领导者只是高高在上,作威作福,缺乏胜利的信心,怕困难,怕吃苦,便会把整个部队弄得散漫,堕落,战斗情绪低落以致最后完全溃败”[5]110。

再如第八部分“游击队的政治工作”指出：“游击队的兵力不如敌人,武装不如敌人,给养不如敌人,一切物质条件不如敌人,在这样困难情形之下,在敌人四面包围之下,要能够战胜敌人,在不断的战斗中生存和发展,就要靠坚强的政治工作。正规军固然需要政治工作,但游击队更需要政治工作,游击队没有政治工作,不但不能生存,而且到环境严重时,一定要归于消灭。”[5]138黄道指出：“游击队的政治工作,他的最基本的任务是在于巩固游击队和提高游击队的战斗力；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于自己的周围,取得广大人民的帮助和拥护；瓦解敌方的军队。”[5]138－139游击队的政治工作主要包括三大方面：第一是游击队本身方面；第二是居民方面；第三是对敌伪军方面。三大方面的具体任务和方法又各有不同。

关于游击队本身方面,黄道指出：“政治工作在这一方面的基本任务是提高全体游击队员的政治觉悟和军事技术,自觉地服从命令遵守铁的纪律。”具体而言,有五项：“第一,主要的应使游击队全体官兵深刻认识这次抗战对中华民族和其本身的关系,我们为什么而战,游击战争在抗战中的作用。游击队的胜利条件与困难,以及如何克服困难,如何争取胜利。提高他们胜利的信心及培养他们克服困难的毅力。第二,应使他们认识当前的敌人是谁,怎样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来战胜敌人。第三,应使他们认识自己在游击队中的责任,参加游击战争的光荣。第四,应使他们认识服从命令遵守纪律的重要。认识自己是武装起来的人民,游击队要取得人民帮助的重要以及如何与人民打成一片。第五,鼓励他们努力学习政治、军事、文化,肃清一切妨害巩固部队和提高部队战斗力的不良倾向。”[5]139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政治工作必须采用多种方式,包括上政治课、集会、政治讲演会和政治问答会；建立救亡室,下设政治讨论组、演讲组、壁报委员会、军事研究组、体育组、游艺组、识字组等。“应该利用一切可能来上政治课”,但“上课的时间应短,因为太长了士兵记不了。上课后应该分班讨论,派政治工作人员或政治水平较高的官长、队员参加指导,以便所上的课,经过讨论而更深刻了解。上课的材料应尽量通俗而有趣”[5]139。不同的集会可以有不同的主题,但“每次集会的时候,应该尽量缩短,演讲的内容应简单而多带鼓动性。因时间太长,演讲词太长,都容易使听众发生疲倦和厌恶的心理”[5]140。政治演讲会和政治问答会如何组织、救亡室如何办、识字教育如何开展、干部如何参加、领导机关如何检查指导以及游击队的纪律如何维持、新兵如何补充等,黄道也都作了详细说明。

关于“居民方面”,黄道指出：“游击队之于民众的关系,正像鱼之于水一样,鱼没有水是活不成的,游击队没有民众的帮助和拥护,同样也是存在不了的。团结广大民众于游击队的周围,与游击队融成一片,必须依靠政治工作来达到这种任务。”[5]143在这方面,专靠宣传是不够的,“必须给民众以实际的证明,使民众从实际经验中认识游击队是人民的武装,是为他们的利益而奋斗的,才会帮助与拥护游击队,与游击队打成一片。如果政治工作人员到处宣传本军秋毫无犯,而游击队却去压迫民众,乱拿民众的东西,甚至抢劫奸淫,民众就会把你的宣传当成说真话卖假药的东西。这样,便会使居民工作无法进行,反而便利于日寇的欺骗宣传,所以居民工作的先决条件,应该是游击队本身纪律非常好,真能做到不动民众一针一线,相爱相亲如家人父子兄弟。这样居民工作才能顺利进行”[5]143。从更积极的方面说,“应该处处注意民众的切身要求,尽可能地帮助其解决,如在根据地内应给民众以民主权利,取消各种苛捐杂税。严厉肃清贪污和压迫民众的行为,应该实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合理负担,一切要民众尽力的事,都须在民众中经过详细解释和艰苦说服的工作,取得大多数民众拥护然后实行,强迫的方式只有增加民众的反感,绝不能获得民众的帮助与拥护”[5]143。同时还要进行“宣传鼓动”,揭露日寇汉奸的罪恶,“说明做亡国奴的痛苦及抗战的意义,并联系到民众的切身问题,不要仅仅一篇国家民族的大道理,置民众本身问题于不顾。宣传应尽量简明通俗,并带鼓动性”[5]143。游击队每到一地,就应采取各种方式开展宣传工作,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宣传,动员民众建立和参加种种组织,如工农商学妇女儿童的各种抗日团体等,发动民众组织侦探队、担架队、运输队、向导队、救护队等,协助游击队作战。在敌占区内或某些情况下,“游击队初去时,将会遇着民众逃跑一空的现象,而给游击队以许多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仅靠一般宣传显然解决不了问题,只能靠更加注意加强游击队的纪律来让民众慢慢了解,让群众逐步接受,“例如游击队到达一地时,该地民众已经跑光,游击队对民众的东西,丝毫都不应动一下,如必须在该地宿营时,只可借宿营的必要用具,开拔时,仍放回原地,如损失,给以赔偿,写一说明信,把信和钱放在容易发觉而又不容易被别人拿走的地方。如万一需要米菜油盐,亦应给以较平常还高一点的价钱,分别放在藏米菜油盐的地方而去。下次再来,民众就会不跑了”[5]144－145。黄道特别强调：“游击队政治工作以及游击队的指挥者必须深刻认清,任何军阀式对待民众的态度,必须彻底肃清,任何压迫的方式不应加诸民众。只有艰苦的说服民众,给民众以事实证明,给民众以积极帮助,才能获得民众的热情帮助与拥护,才能真正做到军民合作。”[5]145关于敌伪军方面,黄道提出：“为了影响与争取敌伪军内部之下层分子同情自己以及跑到抗日方面来,就需要进行敌伪军的工作。”为此,“在游击区内民众中应该进行瓦解和破坏敌伪军工作的教育,把对敌伪军政治工作开展成为群众运动”。同时,在游击队内,“应该进行学习日语的教育和学会写几条日文标语。在战斗中,要能喊几句简单的日语口号,在退出战斗时,散发日语的传单,有时可调一部分游击队专门到敌人驻地附近张贴标语传单,晚间到敌人哨所前喊几句简单的日本语”,以及优待俘虏、对伪军提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人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口号等[5]145。

诸如此类的论述,使得黄道此书简直成了一部游击战简明手册,举凡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游击队的组织和编制、游击队领导人的培养选拔、游击队如何开展各种不同类型的战斗、如何行军与宿营、如何侦察与联络、如何进行政治工作、如何开展群众工作、如何肃清奸细等,无不用通俗而具体的语言,交代得清清楚楚,真心抗日、真心想开展游击战的人,一册在手,就可以较快地掌握游击战的秘诀,这对于发动民众、组织民众起来参加抗日,无疑具有非常直接而积极的推动作用。

全民族抗战开始后,“国军”游击队建制比中共领导的游击队多得多,在抗战中后期所划定的十二个战区之下,几乎都设有游击司令、指挥官、总指挥等职,人数最多时达54万,武器装备和给养保障等也远强于中共领导的游击队,但由于内部矛盾、与日伪合作对付共产党、脱离民众等原因,“国军”游击部队到1942年后进入“衰落期”,“苏鲁战区已不存；与冀察战区、第一战区、第二战区有关的太行山游击区被清除；第二战区的游击势力仅保有晋西及晋西南一隅；第三战区在福州地区有拉锯战；第四战区、第七战区、第九战区活动无多；第五战区土地大削,仅立煌失而复得；第六战区江汉游击区被清除；第八战区略有开展”[6]411－420。相比较而言,中共领导的敌后武装则越抗越大,也正因为如此,1943年以后,中共领导的敌后游击武装“在敌后战场占优势。这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无法有效接收与复员的最大原因”[6]429。

二、《工农读本》

黄道所编《工农读本》,1933年印,共4册、120课,每课后附有生词。《黄道文集》的编者高度评价这套教材,认为它“反映了闽浙赣苏区当时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和人民生活的全新面貌,体现了当年革命者探索运用马列主义普遍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经验和教训,也可以从中看出我党即使在革命战争最艰苦的年代也不忘抓教育事业的普及”[5]70。而在以往的研究中,学术界多将《工农读本》当作“识字”课本来看待,从教育学等角度来分析其优缺点及其影响和意义等。这些当然都有依据,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的。但是,深入到黄道所处的历史语境之中,深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发展的历史过程之中,我们就会看出这套《工农读本》与一般“识字课本”或一般教科书的不同之处。

这套“识字课本”如果按照一般教育教学规律、课程教材教法原则等来评价,那么,它确实是不太合乎常规的,因为它不是从学生学习的一般规律入手,不是循序渐进、由易到难,不是从一、二、三、日、月、天、人、山、水、土、木、火这些最基本、最简单、最常用的词汇入手,而是第一课上来就是“革命”。黄道是受过高等师范专业科班教育的,教育教学基本规律、教材教法基本原则,恐怕他比一般人更清楚、更专业,但他还是这样做了。为什么?

实际上,黄道编辑这样一套《工农读本》,其基本指导思想、主要教学内容的设定和教学材料的选择等,都是按照古田会议以来我党有关党内教育和红军士兵政治训练的相关规定及其形成的传统来编写的。古田会议形成的有关《党内教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问题。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党内教育所用材料包括：(一)政治分析；(二)上级指导机关的通告和讨论；(三)组织常识；(四)红军党内八个错误思想的纠正；(五)反机会主义及托洛茨基主义取消派的问题的讨论；(六)群众工作的策略和艺术；(七)游击区域社会经济的调查研究；(八)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九)社会经济科学的研究；(十)革命的目前阶段和它的前途问题。以上十项中,“除一部分(如社会经济科学的研究)事实上限于适用在干部分子外,其余都适用于一般党员”[7]94－95。在有关《士兵政治训练问题》的决议中,古田会议决议规定,红军士兵政治训练所使用的材料,“应很艺术地编制课本,作对士兵的训练材料”。所需材料包括：“(一)目前政治分析及红军之任务与计划；(二)土地革命各方面；(三)武装组织及其战术；(四)三条纪律建设的理由；(五)早晚点名口号；(六)识字运动；(七)怎样做群众工作；(八)红军标语之逐个解释；(九)各种偏向之纠正；(十)苏俄红军；(十一)革命的目前阶段和它的前途；(十二)红军白军比较；(十三)共产党国民党比较；(十四)革命故事；(十五)社会进化故事；(十六)卫生；(十七)游击区域的地理及政治经济常识；(十八)革命歌；(十九)图报。”[7]102－103

我们读过《工农读本》之后就会发现,四册课本中的主要内容,以革命为开始,以“人类乐园”作结束,中间介绍政治形势与红军任务、苏维埃运动与土地革命、红军宣传口号、各种迷信和不良倾向的纠正、苏联红军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情况、红军与白军比较、共产党与国民党及其他主要党派比较、革命故事、苏维埃区域的地理及政治经济社会常识、体育卫生、革命歌曲等,几乎全面覆盖了红军党内教育和士兵训练所列材料的各个方面,而与普通教材或社会教育所用教材有很大差别,从中可以揭示出该读本的历史定位,揭示出该读本是从红军党内教育和士兵政治训练传统中衍生发展而来的。

这套读本用极简洁而通俗易懂的语言,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分析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例如,第一册30课绝大多数课文基本都用来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社会地位及政治立场,帮助学员认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领导,认识受压迫的工农兵群众的“阶级敌人”：在国内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是汪精卫及第三党、改组派、托陈取消派,是地主和土豪劣绅,是勾结帝国主义的资本家,是保护地方土豪劣绅和资本家的白军,国际上则是压迫无产阶级、侵略殖民地的帝国主义。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它领导工人农民,实行阶级斗争,它所领导的土地革命,目的是解放穷人,没收地主土地,分给穷苦农民,为此,必须要把敌人除尽,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地主豪绅,消灭军阀,贪官污吏,推翻资产阶级。国际上,苏联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工农要求得解放,就要武装拥护苏联。而第二册从一开始,即第31课,标题即是“阶级斗争”,内容则是：“工人向资本家斗争,农民向地主斗争,雇农、贫农向富农斗争,一切被压迫者,向压迫者斗争。工农团结起来,实行阶级斗争,只有阶级斗争,才能解放穷苦工农兵。”[5]73第32课“红军铁军”则分析红军的阶级属性：“红军是工农出身,工农武装起来,造成红军铁军”,它的任务是“消灭靖卫团!消灭白军!”[5]74再接下来,第33课“两个政权”分析了当时中国并存的两大政权的阶级属性：“中国有两个政权。一个是国民党政权,一个是苏维埃政权。国民党代表豪强地主资产阶级；苏维埃代表穷苦工农兵。这两个政权正在斗争着。最后的结果,国民党只有失败,胜利归我苏维埃。”[5]74第34课“苏维埃教育”讲苏区教育的阶级属性：“苏维埃教育,教育工人农民,工人农民,个个有书读。读了书,能识字,可以写信,可以读报,可以学习革命理论,可以学习革命工作,苏维埃教育真正好。”[5]74第35课“农村阶级”分析农村阶级划分：“农村阶级,非常复杂,土豪、劣绅、地主、富农,他们是剥削阶级!贫农、雇农、苦力、手工工人,他们是被剥削阶级。中农同样被人剥削,他们也要参加革命。”[5]74再接下来第36、37课讲苏区对待富农和中农的不同政策,即“反对富农”“联合中农”。第40课“贫农团”讲贫农团体的地位和作用：“贫农团,是贫农的组织,凡是贫农,都可以加入。雇农、苦力也要加入,成立雇农苦力小组,在里面起领导作用,贫农团,紧张斗争精神,团结贫农,联合中农,反对富农。”[5]75第46课“赤色工会”讲工人组织的作用：“赤色工会,是真正工人的团体,团结工人,领导农民,完成土地革命,打倒帝国主义,废除私有制,走向社会主义,工人团结起来,加入赤色工会。”[5]76第48课“雇农工会”：“雇农是农村的无产阶级,是农村革命的主力,组织雇农工会,领导农民群众,抗租抗债,分田分地,完成土地革命,推翻反动统治。”[5]76第三册一开始,即第61课,再次出现“苏维埃教育”,不过,这次与第二册的同题课文不同的是,它是将苏维埃教育与国民党的教育对比着讲的：“苏维埃教育,与国民党教育完全相反。国民党教育,是地主资产阶级的教育,是欺骗和麻醉工农的教育,是反革命的教育。苏维埃的教育,是对广大工农群众施行的共产主义教育,是提高工农群众文化和政治水平,鼓动工农群众积极参加革命斗争的革命教育。我们要打倒国民党反革命的教育,建立苏维埃革命的教育。”[5]78诸如此类,通过由浅入深的学习,《工农读本》就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和阶级斗争学说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具体情况联系起来,与中国革命现阶段的具体任务、政策、方法等联系起来,学员学习了这套教材之后,不仅学会了一些原来不会的生词,更重要的是学会了生词及其组成的句子、课文中所蕴含着的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直接运用到自己所参加的实际革命工作中去。

三、余论

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做《论新阶段》的报告,在其中谈“学习”一节中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并且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8]533后来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又进一步明确指出：“我们所要的理论家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要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我们要的是这样的理论家。假如要做这样的理论家,那就要能够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真正领会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学说,并且应用了它去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这样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理论家。”[9]

从其短暂的革命生涯及其思想著述看,黄道确实够得上毛泽东所说的那种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革命现实的问题上给予科学的理论解释和说明的理论家,正是因为有黄道这样的一批理论家,才使得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虽历经艰难险阻却最终能够取得胜利。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8]53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在包含着至少两个层次：一个是从国家层面而言的,即从中国的整体环境和条件出发,来考虑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第二个层次则是从中国各个地区的不同情况来考虑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更加紧密地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中国是一个大国,无论是从人口数量还是地域广狭来说,每一个省都与国外某些中等国家甚至较大国家不相上下,各省之间,地理环境、气候变化、民族构成、风土民情、民众文化教育水平等,都有相当大的差异,仅有国家层面的“中国化”显然远远不够,如何根据各省各地区实际,对经过了初步中国化后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二次转化,亦即根据各省各地区的实际情况,把马克思主义原理落实到实际革命斗争和建设过程之中,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终成效,乃至决定着中国革命最终能否成功。第二个层次之中,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与具体地理环境中的具体民众相结合,就涉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问题,即用适当的、当地人民大众能够理解、接受的方式,把马克思主义思想、观点、方法,普及到民众之中,落实到其日常生活之中。第一个层次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工作是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探索完成的,而把经他们初步中国化后的马克思主义成果进一步落实到各省各地区,则是黄道等为代表的一大批革命家、政治家完成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力量的消长,一方面是两党主要领导人的战略指导思想和理论体系上的差异所造成的,另一方面,也与两党党内结构差异有关：国民党在中央和基层之间,缺少一批像黄道这样具有很高政治素养和战略眼光的领导,使得国民党的错误的政策和决策加以不断扩大,而少数正确的政略战略则无法有效落实,遂逐步走向全局性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