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汉语中的糅合式因果句及相关句式

(南昌师范学院 文学院，江西 南昌 330032)

近代汉语中有四种因果句比较特别(1)依蒋绍愚的看法，综合考虑语音和语法，近代汉语的上限应定在晚唐五代，下限应定在清初(18世纪中期)。见：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6页。，一是糅合式因果句，二是“既/既然p时，q”式因果句，三是“p，所以说q”式因果句，四是“p，以致/以至/以至于q”式因果句。四类句式中值得注意的分别是糅合式因果句的形成过程、“既”“既然”与“时”的搭配、“说”的虚化以及“以致”“以至”和“以至于”语义偏向的流变。这些问题虽已有学者注意到，但论述得都不够充分，因此本文的目的就是进行更为详尽的分析，以得出一些有用的规律和结论。

一、糅合式因果句

近代汉语有一种因果句是由两个句子糅合得来的，可以是独用句式，或是搭配句式：

(1)今日乃知一切诸法本来空寂，今日乃知菩提不远，是故菩萨不动念而至萨般若海，不动念而登涅盘岸。(《祖堂集·菩提达摩和尚》)

=今日乃知一切诸法本来空寂，今日乃知菩提不远+一切诸法本来空寂，菩提不远，是故菩萨不动念而至萨般若海，不动念而登涅盘岸

(2)只因宋江千不合，万不合，带这张三来他家里吃酒，以此看上了他。(《水浒传》第二十一回)

=宋江千不合……带这张三来他家里吃酒+只因带这张三来他家里吃酒，以此看上了他

(1)是表果连词“是故”独用，原因句是“今日乃知一切诸法本来空寂，今日乃知菩提不远”，结果句是“菩萨不动念而至萨般若海，不动念而登涅盘岸”，但原因句与结果句并不构成因果关系，并非说话人知道了“一切诸法本来空寂”以及“菩提不远”是“菩萨不动念而至萨般若海，不动念而登涅盘岸”的原因，而是原因句的宾语“一切诸法本来空寂”以及“菩提不远”是“菩萨不动念而至萨般若海，不动念而登涅盘岸”的原因。(2)是表因连词“因”与表果连词“以此”搭配，原因句是“宋江千不合……带这张三来他家里吃酒”，结果句是“看上了他”，但原因句与结果句并不构成因果关系，并非“宋江不该带这张三来他家里吃酒”是“阎婆惜看上了他”的原因，而是原因句的宾语“带这张三来他家里吃酒”是“阎婆惜看上了他”的原因。这类因果句的特点是原因句与结果句没有严格的因果关系，而是原因句的某个组成部分(往往是宾语)与结果句存在严格的因果关系，全句是通过合并两个句子重复部分而成的。如(1)本来要说“今日乃知一切诸法本来空寂，今日乃知菩提不远”以及“一切诸法本来空寂，菩提不远，是故菩萨不动念而至萨般若海，不动念而登涅盘岸”两句，但二者由于“一切诸法本来空寂，菩提不远”是相同的，为了表达更经济些，将相同的部分重叠起来，于是就糅合成了一个句子；(2)本来要说“宋江千不合……带这张三来他家里吃酒”以及“带这张三来他家里吃酒，以此看上了他”等两句，但二者由于“带这张三来他家里吃酒”是相同的，为了表达更经济些，将相同的部分重叠起来，于是就糅合成了一个句子。

此类句子还有：

(3)我悔不用其言，以至于此。(《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十九)

=我悔不用其言+不用其言，以至于此

(4)如火将灭，也有烟上，只是便散。盖缘木之性已尽，无以继之。(《朱子语类》卷三)

=如火将灭，也有烟上，只是便散+火将灭，也有烟上，只是便散，盖缘木之性已尽，无以继之

(5)不应城崩倒，总为妇人来。(《敦煌变文·孟姜女变文》)

=不应城崩倒+城崩倒，总为妇人来

(6)不应玉塞朝云断，直为金河夜蒙连。(《敦煌变文·王昭君变文》)

=不应玉塞朝云断+玉塞朝云断，直为金河夜蒙连

(7)祸根起于王安石引用婿蔡卞及姻党蔡京在朝，陷害忠良，奸佞变诈，欺君虐民，以致坏了宋朝天下。(《大宋宣和遗事》元集)

=祸根起于王安石引用婿蔡卞及姻党蔡京在朝，陷害忠良，奸佞变诈，欺君虐民+王安石引用婿蔡卞及姻党蔡京在朝，陷害忠良，奸佞变诈，欺君虐民，以致坏了宋朝天下

江蓝生通过对现代北京话的“爱吃就吃，不爱吃就别吃”“爱怎么着就怎么着”、甲骨文的“雨？不雨”、晚唐五代的“有师承？无师承”可分别进一步凝为“爱吃不吃”“爱怎怎”“雨不”“有师承也无”等句式的分析，认为谓语中有相同成分是双小句省略与紧缩的必要条件。省缩之后不但不妨碍表达，反而会使表达更经济、更便捷，所以人们会尽最大可能地减省格式中的羡余成分或准羡余成分[1]。江蓝生又提出了概念叠加和构式整合这两个概念，是指在两个意义基本相同的概念叠加后，以通过删减其中某些成分(主要是相同成分)的方法整合为一个新的结构式，二者是发生在不同层面且前后相续的两个过程。概念叠加是意义层面的操作，发生在前，而构式整合则是句法层面的操作，发生在后[2]。江文的讨论与我们的分析有相似之处：近代汉语中一些独用和搭配句式也有类似的糅合过程，像这种糅合来的句子可以看成是一种由语义上的概念叠加和句法上的构式整合推动的一种省缩创新。

二、“既/既然p时，q”式因果句

“时”作为一个表假设的助词，最初多用于“若p时，q”式假设句中，其中“若”是假设连词：

(8)后若欲败时，当在江湖边。(《晋书》志第十八)

(9)昂若在列时，则为华言。(《北史》列传第十九)

到了晚唐五代，出现了“既p时，q”式因果句，其中“既”是表因连词(2)江蓝生所举的“若p时，q”和“既p时，q”例证为“世尊若差我去时，今日定当过丈室”(《敦煌变文集·维摩诘经讲经文》)、“既相公不来时，张太尉管军事，节都在张太尉也”(《挥麈录·王俊首岳侯状》)(江蓝生《时间词“时”和“后”的语法化》，见：江蓝生《近代汉语研究新论》，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9-11页)，分别是晚唐五代和宋代的，时代略嫌晚了些。我们认为“若p时，q”至迟在初唐就出现了，如(8)(9)，而“既p时，q”在晚唐五代肯定已经出现，如(10)(11)。：

(10)既沐如来教问时，遥凭大圣垂加护。(《敦煌变文·维摩诘经讲经文》)

(11)既闻时，须发侧，勤把经文与寻觅。(同上)

显然“既”是受到了假设连词“若”在语义上的某种渗透，使得假设连词“若”与假设助词“时”共现这种用法被类推到了表因连词“既”上，而这种渗透来自“既”与“若”都能用于假设语境中，在语义上有某种相似之处。时间副词“既”可用于假设语境中，表示在假设情形下某种事件或状态已经产生了，用“若”替换后，句义基本保持不变(3)据萧旭的看法，《庄子·齐物论》“既使我与若辩矣”一句，成玄英疏曰：“假使我与汝对争”；《世说新语·方正》“淮与宣帝书曰：‘五子哀恋，思念其母，其母既亡，则无五子；五子若殒，亦复无淮’”中“其母既亡”一句，刘孝标注引作“若无其母”(见：萧旭《古书虚词旁释》，广陵书社2007年版，第138页)。这也是时间副词“既”有一定假设色彩的证据。：

(12)既能当一人，则身有何劳而为，垂衣裳而天下定。(《荀子·王霸》)

(13)人既专一，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孙子·军争》)

(12)可变为“若能当一人，则身有何劳而为，垂衣裳而天下定”，(13)可变为“人若专一……怯者不得独退”，前后语义是基本一致的。由于出现在假设语境中的频率较高，虽然最终未转变为假设连词，但却带上了一定的假设色彩，这与语气副词“诚”“必”“果”相似。由于这个原因，时间副词“既”还可与假设连词“若”构成一个非短语结构“既若”，相当于“如果已经”(4)“诚”“必”“果”也有类似情形，可分别与假设连词“若”构成一个非短语结构“诚若”“必若”“果若”，分别是“如果真的”“如果一定”“如果真的”之义：a.汝诚若马都督，我为汝除之，何以报我？(《广志绎》卷五)b.必若以臣代熙，臣请效死于此，不敢闻命。(《资治通鉴》卷九十二)c.果若命分合该，于飞终效，姻缘当遇，甘心儿为你嗟吁。(萧德润《双调·夜行船》)：

(14)君既若见录，不久望君来。(南北朝·无名氏《古诗为焦仲卿妻作》)

(15)既若如此，佛在世制二百五十条戒又奚为?(《祖堂集·药山和尚》)

由于表因连词“既”是由时间副词“既”演变而来，仍保留了后者些许的假设义色彩(尽管十分微弱)，所以会受到“若”在语义上的渗透。

“既p时，q”式因果句宋、元二代沿用：

(16)既知悔时，第二次莫恁地便了，不消得常常地放在心下。(《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六)

(17)既没时，且著布衫襟儿，抱些草去。(《原本老乞大》)

由于这种句式的同化影响，少数说明因果句中也有了类似用法：

(18)圣人所以说出时，只是使人不迷于利害之途耳。(《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六)

(19)它所以恁地说时，缘是这四者是本，发出来却有许多事；千条万绪，皆只是从这四个物事里面发出来。(《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九)

假设助词“时”用于因果句，最初是出现在“既p时，q”中的，这是推断因果句。但“所以2q时，p”，如(18)(19)，是说明因果句，却也可以用假设助词“时”，这是因为两种句式在句序上和表义上有一定相似性：表达的都是因果关系，并且因果连词都出现在先行句，因此“所以2q，p”受了“既p时，q”的同化影响，产生了在结果句q后附上“时”的用法。

“既p时，q”在明代达到顶峰，《水浒传》中有21句，并且出现了“既然p时，q”，共12句：

(20)既然令郎肯学时，小人一力奉教。(《水浒传》第二回)

(21)既然娘子这般说时，老身权且收下。(《水浒传》第二十四回)

但到了清代，“既/既然p时，q”式因果句基本上消失了，这是因为“时”作为一个假设助词与表推断因果的“既”和“既然”搭配毕竟不太和谐，所以尽管由于特殊原因二者实现了搭配，但却不能长久地维持下去，这也再次证明了搭配双方语义一致的重要性。

三、“p，所以说q”式因果句

“p，所以说q”是一种近代汉语中常见的句式，其前身是“p，故S曰q”。“曰”后的q是直接引语，“曰”是提示语，整个因果句是对某人或某文献的话作出解释，先秦就出现了：

(22)是不知所以亡也，故臣曰晋先亡也。(《吕氏春秋·先识览》)

(23)夫势者，便治而利乱者也。故《周书》曰：“毋为虎傅翼，将飞入邑，择人而食之。”(《韩非子·难势》)

(22)(23)是“p，故S曰q”，其中的S就是说话的人或文献，在结果句中充当主语，但更多的时候是略去说话的人或文献，因为它们都是已知信息，或在上文出现过，或根据听话人的背景知识可以被推断出来。这样一来就成了“p，故曰q”：

(24)鄫叛而来，故曰取。(《左传·昭公四年》)

(25)天与之，人与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孟子·万章上》)

(24)中略去了文献《春秋》，(25)中略去了说话人“我”，二者都是已知信息。如果q与p是不同说话人说出的，那么此时的“曰”就不可省略，否则就背离了“整个因果句是对某人或某文献的话作出解释”这样一种含义。如(24)的p是“鄫叛而来”，q是“取”，前者是说话人说出的，后者是《春秋》中的话，若将(24)变为“鄫叛而来，故取”，虽还可说得通，但已与原义不同了。原义是对《春秋》中为什么会说“取”作出“鄫叛而来”这样一种解释，而变换之后的意义更倾向被理解为说话人将“鄫叛而来”与“取”作为有因果关系而联系在了一起，二者都是说话人自己的话，而非引用别人的。如果q与p都是同一说话人说出的，那么此时就成了“整个因果句是对自己所说过的话作出解释”，“曰”就因多余而往往可以省略，省略后的因果句在句义上与原义保持不变。如(25)的p是“天与之，人与之”，q是“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前者与后者均是同一说话人说出的，所以可将(25)变为“天与之……故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既然可以省略，那么“曰”的动词义就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虚化。

“故曰”一直沿用到了近代汉语中。随着表果连词“故”的衰落，“故曰”被“所以说”替代。“所以说”出现于宋代，动词“说”也有虚实两种情形：

(26)通天地人只是这一气，所以说：“洋洋然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朱子语类》卷三)

(27)则天包地外，地在天中，所以说天之质大。(《朱子语类》卷七十四)

与“p，故曰q”一样，在“p，所以说q”中，如果q与p不是同一说话人说出的，那么此时的“说”多不省略，否则就背离了“整个因果句是对某人或某文献的话作出解释”这样一种含义。如(26)的p是“通天地人只是这一气”，q是“洋洋然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前者是说话人说出的，后者是《中庸》的话，若将(27)变为“通天地人只是这一气，所以洋洋然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虽还可说得通，但已与原义不同了。原义是对《中庸》中为什么会说“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作出“通天地人只是这一气”这样一种解释，而变换之后的意义更倾向被理解为说话人将“通天地人只是这一气”与“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作为有因果关系而联系在了一起，二者都是说话人自己的话，而非引用别人的(5)也有例外，如：a.心不可有一毫偏倚。才有一毫偏倚，便是私意，便浸淫不已，私意反大似身己，所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朱子语类》卷十六)。b.缘这道义与那气厮合出来，所以“无是，馁也”(《朱子语类》卷五十二)。a句中的p是“心不可有一毫偏倚……私意反大似身己”，q是“视而不见……食而不知其味”，p是说话人说出的，q是《大学》中的话；b句中的p是“缘这道义与那气厮合出来”，q是“无是，馁也”，p是说话人说出的，q是《孟子》中的话。两例中q与p的说话人不一致，但表果连词“所以1”后的“说”仍省去了。“故曰”也有类似将其后“曰”省略的情形，如“非义之高者也，故‘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公羊传注》卷二十七)。。如果q与p都是同一说话人说出的，那么此时就成了“整个因果句是对自己所说过的话作出解释”，“说”就因多余而往往可以省略(6)也有例外。如“某为见此中人读书大段卤莽，所以说读书须当涵泳，只要子细看玩寻绎，令胸中有所得尔”(《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一)一句，其中p是“某为见此中人读书大段卤莽”，q是“读书须当涵泳……令胸中有所得尔”，前者与后者都是同一说话人的话，但这里的“说”不可省，因为它必须与p中的“见”相呼应。，省略后的因果句在句义上与原义保持不变。如(27)的p是“则天包地外，地在天中”，q是“天之质大”，前者与后者均是同一说话人说出的，所以可将(27)变为“则天包地外，地在天中，所以天之质大”。与“故曰”相似，这里的q都是已知信息，在上文出现过。此时“说”的虚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了。

到了清初，“所以说”仍在使用，但有了新的发展，即在“p，所以说q”中，q与p都是同一说话人说出的，但q已不再是已知信息，而是新信息了：

(28)只是我爱你不过，无计留春，所以说到这个地步，也只得由他罢了。(《无声戏》第六回)

(29)只要心诚意洁，便是佛也都可来享，所以说，只在敬不在虚名。(《红楼梦》第五十八回)

(28)中的“到这个地步，也只得由他罢了”和“只是我爱你不过，无计留春”都是同一说话人说出的，但前者是新信息；(29)中的“只在敬不在虚名”和“只要心诚意洁，便是佛也都可来享”都是同一说话人说出的，但前者是新信息。此时的“说”比已知信息时的“说”在意义上更虚，因为后者是对自己已说过的话进行引述，“说”仍有提示语的意味，而前者是新信息，不再是对已说过的话进行引述，而是在进行一般的表达了，因此“说”引述提示语的用法完全消失了，“所以说”已基本上等同于表果连词“所以1”了(7)本文的“所以1”是通常说的“所以”，用于由因及果句中；“所以2”则相当于“之所以”，用于由果溯因句中。。再经过进一步的发展，据董秀芳的看法，到现代汉语中，“说”就变成了一个后缀，此时的后缀“说”有提顿的作用，在稍作停顿的同时提示下文，引起听话人的注意[3]。李宗江讨论过递进连词“不说”的形成，其中的“说”也有一个类似的虚化过程，虚化完成的时间也恰好是在清代[4]。

后缀“说”与语气词“啊”的功能类似。在过渡时期，语气词“啊”便可附于“所以1”后构成“所以啊”了：

(30)苟才道：“只求大帅的栽培，甚么都是一样。”制台道：“所以啊，我想只管给你一个河工上的公事，你也不必到差，我也不批薪水，就近点就在这里善后局领点夫马费，暂时混着。等将来合龙的时候，我随折开复你的功名。”(《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九十四回)

(31)但是你没有还期，咱有点不放心，所以啊，咱就不借了。(《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九十六回)

“啊”附于“所以1”后，有稍作停顿、舒缓语气的作用，同时引起听话人注意下面要说的结果。这种“表果连词+语气词”的用法一直延续到了现代汉语中，组合也多样化了。进入此结构的表果连词有“所以1”“因此”等，语气词有“啊”“呢”“呀”“嘛”等，相互组合有八种之多，远超清代的唯一一种组合“所以啊”。与“说”不同的是，“啊”之类的语气词有增强口语性的作用，如“所以啊”比“所以1”的口语性更强，“因此呢”比“因此”的口语性更强，而“说”则不具备这样的功能。

董秀芳认为“所以说”在现代汉语中已凝固成词[3]，我们则认为随着“说”义的逐渐虚化，虽然与“所以1”的凝合度也在提高，但仍未到变成词的地步，“说”仍然是词外成分而非词内成分，因为三音节凝合成词的难度要比双音节大得多。也就是说，如果是单音因果连词添加词缀构成的形式，如“为是”“故而”，则承认它是一个新的因果连词；如果是双音因果连词添加词缀构成的形式，如“所以说”，则认为其内部凝合程度还不够高，还未到成词的地步。

四、“p，以致/以至/以至于q”式因果句

近代汉语因果连词中，绝大多数在语义上没有明显的积极消极倾向，所接的原因句和结果句既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也可以是中性的，三者在数量上没有明显的差异：

(32)如此料事，非计之善，所以为我擒也。(《五代史平话·唐史平话》)

(33)只为所取户口未足，即无交割月日。(《三朝北盟会编·燕云奉使录》)

(34)殿下既问，然说实情。(《敦煌变文·八相变》)

“所以1”接的结果句“为我擒也”是积极的，“为”接的原因句“所取户口未足”是消极的，“既”接的原因句“殿下问”是中性的。

但有少数比较例外，如“以致”“以至”和“以至于”。这三个表果连词有强烈的消极倾向，所接的结果句基本上是消极的，是说话人所不愿见到的：

(35)盖因委用不得其人，以致惹起事端。(《水浒传》第八十三回)

(36)只为不著“兄”字，以至领兵讨伐。(《三朝北盟会编·燕云奉使录》)

(37)朕不用种师道言，以至于此！(《大宋宣和遗事》利集)

(35)中的“惹起事端”、(36)中的“领兵讨伐”、(37)中的“此”(回指上文“城陷”)均是消极的、说话人所不愿见到的情形。在先秦，“致”有“招致”的意思，与其后所接的宾语组成的述宾结构可以表达积极义，如“致其禋祀”“致民力”，此时表达的是说话人主观的意愿和目的，是说话人愿意看见的；也可以表达消极义，如“致尊过耕战之士”“致刑”，此时表达的并非是说话人主观的意愿和目的，而仅是一种客观结果，是说话人不愿看见的，二者在数量上没有明显的谁多谁少的倾向。但后来出现在因果句“p，以致q”中时(8)这里的“以致”是非短语结构。，q基本上是消极的，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两种“以致”在语义上的互补。如果“以致NP”是积极的，那么就不会出现在因果句中，而是出现在目的句中：

(38)故务其三时，修其五教，亲其九族，以致其禋祀。(《左传·桓公六年》)

(39)上开公利而塞私门，以致民力。(《商君书·壹言》)

(38)(39)中的“以致”也是非短语结构，但其意义是“运用某种手段以招致某种事物或情形”，表达的是招致者主观的意愿和目的，是积极义。消极义“以致”晚至东汉才出现，六朝时运用得多了起来，意义是“由于某种原因招致了某种事物或情形”，用于因果句中。但中古时期表目的的“以致”仍然盛行，而“运用某种手段以招致某种事物或情形”本身也含有一定的因果关系，相当于表达积极义的“由于某种原因招致了某种事物或情形”，所以受此挤压，因果句中的“以致”往往只表示消极义，与目的句中的“以致”正好互补。表果连词“以致”是由因果句中的“以致”发展来的，当然也有表消极义的强烈倾向。由于其它因果连词在形成的过程中没有经历这样一个消极义和积极义互补的过程，因而也就多无明显的消极倾向。

表果连词“以至”“以至于”没有经历这样一个消极义和积极义互补的过程，但却有明显的消极倾向，这是因为在词汇化过程中受了非短语结构“以致”的影响。“以至”“以至于”在未成词之前均是非短语结构，表示的是“由于某种原因到了某种境地”，而非短语结构“以致”表示的是“由于某种原因使某种事物或情形出现”。“使某种事物或情形出现”就等于说是“到了某种境地”，二者在语义上有着共通性，所以前者能受到后者的影响。因此在变为表果连词后，“以至”和“以至于”均基本上表示由于某种原因而引起了不好的结果。但在整个近代汉语时期，表果连词“以致”的使用频率要高于“以至”和“以至于”，这是因为后两者不仅有表果连词的用法，还有递进连词的用法，义为“直到”：

(40)先生处士封号，自八字六字，以至四字二字，比中大夫，下至将仕郎，但不给俸。(《大宋宣和遗事》元集)

(41)如所谓阴阳、屈伸、往来、上下，以至于行乎什伯千万之中，无非这一个物事。(《朱子语类》卷九十八)

正因为“以至”和“以至于”还有递进连词的用法，所以人们为了避免发生混淆，更倾向于使用表果连词“以致”，这种倾向一直延伸到了现代汉语中。由于表果连词“以至”和“以至于”在表达消极意义上的使用频率不如“以致”，所以后来就增加了表积极义和中性义的用法：

(42)造成度量衡极度混乱，以至引起统治阶级的重视，进行了一番改革。

(43)张居正在世时，深得明神宗朱翊钧、皇太后的倚重，以至于在他去世的前几天，还加封他太师衔。

(44)由于碰撞的力量很大，插入部位很深，以至把原来板块上的老岩层一直带到高温地幔中，最后被熔化了。

(45)从而在作品中把自己和自己的观点藏起来，而且要尽量藏得深些，以至于好像根本没有自己。

(42)(43)是积极用法，(44)(45)是中性用法。

五、结论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一)近代汉语中的糅合式因果句可以是独用句式，也可以是搭配句式。这种因果句的特点是原因句与结果句没有严格的因果关系，而是原因句的某个组成部分(往往是宾语)与结果句存在严格的因果关系，全句是通过合并两个句子重复部分而成的。这种合并两个句子重复部分糅合成新句子的方式在汉语中是比较常见的，其本质上是由语义上的概念叠加和句法上的构式整合推动的一种省缩创新。

(二)近代汉语因果句“既/既然p时，q”中的“时”作为一个表假设的助词，最初多用于假设句“若p时，q”中，其中“若”是假设连词。由于时间副词“既”也可用于假设语境中，所处位置与“若”相同，于是“既”就受到了“若”在语义上的渗透，使得“既”也带上了一定程度的假设色彩，一旦时间副词“既”语法化为表因连词“既”，“若”与“时”共现这种用法就被类推到了表因连词“既”上。

(三)因果句“p，故S曰q”中，“曰”后的q是直接引语，“曰”是提示语，整个因果句是对某人或某文献的话作出解释。如果是已知信息，就会略去说话的人或文献，于是有“p，故曰q”。如果q与p都是同一说话人说出的，那么此时“曰”就因多余而往往可以省略，这也导致了“曰”的动词义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虚化。“故曰”被“所以说”取代后形成“p，所以说q”，“说”的动词义自然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虚化。当q成了新信息，“说”的引述提示语的动词用法就完全消失了，成了一个后缀。

(四)因果句“p，以致/以至/以至于q”中，表果连词“以致”“以至”和“以至于”最初均表消极义，这是因为用在因果句中的非短语结构“以致”在表义上受到了用在目的句中的非短语结构“以致”的挤压，而“以至”“以至于”在词汇化过程中又受了非短语结构“以致”的影响；到了现代汉语中，“以至”和“以至于”不仅可表消极义，还增加了表积极义和中性义的用法，“以致”则仍表消极义，这是前者在表达消极意义上的使用频率不如后者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