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廉颇蔺相如列传》看司马迁的君臣观

文/广东两阳中学

《史记》是我国二十四史之首，史料详实，鲁迅先生赞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列传是司马迁着墨最多的、笔力最雄健的部分，在各色人等的描绘中，寄托了司马迁的人生理想，在人物臧否中蕴含着他对政治、经济、人事的观点。《廉颇蔺相如列传》是《史记》的名篇，其中以蔺相如描写部分尤为精彩，通过他的描写，一个自战国以来名不经传的官员，成了千古名臣。在蔺相如身上，寄托了他对明君的渴望。在本传中，通过四大名臣与赵国兴衰的关系，表明了君臣关系是国家兴衰的关键。

一、蔺相如是古代贤臣的理想形象

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阐述了他对蔺相如的态度：“能信意强秦，而屈体廉子，用徇其君，俱重于诸侯，作《廉颇蔺相如列传》”。虽是合传，但司马迁在文末高度评价蔺相如，是因为蔺相如是他理想中的贤臣形象：有智谋、有勇气，在强秦面前毫不退缩，为了国家的尊严不顾生死；识大体，当廉颇为了个人私利欲与争列时，他却又大度的隐忍退让。在本传中，司马迁通过“完璧归赵”、“渑池之会”、“将相和”等三个故事来歌颂蔺相如。如在“完璧归赵”中，当蔺相如奉璧西入秦时，他观察到秦王只是在离宫中的章台接见他，秦王拿到玉璧后，“大喜，传以示美人及左右”，绝口不提用十五城来换玉璧的事。蔺相如察觉秦王意图，以“璧有瑕，请指示王”将和氏璧取回，“因持璧却立，倚柱，怒发上冲冠”。他毫不留情的揭穿了秦王的企图“秦贪，负其强，以空言求璧”，警告如果秦王欲强夺玉璧，“臣头今与璧俱碎于柱矣！”以赵王斋戒五日的借口争取到了五天时间，安排随从带和氏璧回赵国，而他以“今以秦之强而先割十五都予赵，赵岂敢留璧而得罪于大王乎”的理由，最终圆满完成“完璧归赵”的任务。而在“渑池之会”中，又展现了他作为赵国的臣子，为了捍卫国家的尊严挺身而出的忠臣形象。当赵王摄于秦王的淫威而为秦王鼓瑟并记入秦国史册时，赵国君臣面面相觑，束手无策，还是蔺相如，“请奉盆缶秦王，以相娱乐。”“秦王怒，不许。”相如以死相逼，最终秦王是击了缶，正是相如的不畏死，才维护了赵国的国家尊严，这就是司马迁所评价的“一奋其气，威信敌国”。当归国后，蔺相如升为上卿，面对老臣廉颇的咄咄逼人，蔺相如只是一味忍让，直至所有宾客要离开他时，不得已才说出“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动人话语。也正因为他的宽广胸怀，才有了流传千古的“将相和”。

蔺相如的一生，可以写的应当不少，但司马迁只选择这三件，是因为这几件事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蔺相如的品质，更重要的是，这是司马迁的理想贤臣形象：“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方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势不过诛，然士或怯懦而不敢发。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颇，名重太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死并不难，难者，是面对死亡的威胁时，能够挺身而出，置死不顾。而蔺相如，恰恰符合了司马迁的贤臣标准，所以，他才不吝溢美之词，讴歌战国以来少有人提及的蔺相如，蔺相如也因为他而名垂青史。

二、蔺相如等赵国群臣与赵王的关系是司马迁君臣观的集中体现

蔺相如崛起的年代，距离赵国被灭大概五十年，在蔺相如的年代，赵国贤臣良将众多，几可以与秦分庭抗礼。为何赵在短短时间内被灭？其中固然有秦国日渐强大的原因，更重要的是赵国内部出现了问题。在《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司马迁其实已告知了答案。

蔺相如是“受命于危难之际”的，赵国得到和氏璧，秦国闻讯，说“愿以十五城请易璧”，但赵国君臣都知道秦国是“负其强，以空言求璧”的，赵国君臣一筹莫展，进退两难。在赵宦者令缪贤的举荐下，蔺相如得到了这样的机会。蔺相如何许人也？赵宦者令缪贤的舍人。所谓宦者令，为少府属官，掌宫中宦者，是主管宦官内侍的头目。宦官，是文人所鄙视的一类人。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昔卫灵公与雍渠载，孔子适陈；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同子参乘，爰丝变色：自古而耻之。就是这样一个君子不耻的人物，赵王居然采纳了他的建议，派他的舍人担任朝廷君臣都不敢担当的重任。这起码说明了两件事：一是赵王信任缪贤，二是缪贤信任蔺相如。正因为有赵王的信任，才有了赵国此后君臣相得，赵国国力也得到发展。

司马迁大篇幅写蔺相如的崛起，其实不难揣测司马迁的写作用意：赵国因信任而度过危机，蔺相如因信任而脱颖而出。君信臣，则国兴，君疑臣，则国灭。这是司马迁借《廉颇蔺相如列传》表明国之兴衰与君臣的关系。《廉颇蔺相如列传》是赵国四大名臣的合传，赵国兴衰，与四人被重用与否关系莫大。廉颇是武将，“有攻城野战之功”，为赵国立下赫赫功劳，取阳晋，伐齐几，攻防陵、安阳。但在赵孝文王时，听信秦国奸细之言，被免职，至赵悼襄王使乐乘代廉颇，迫使廉颇出奔魏国，后来即便赵王欲启用他，奈何在政敌郭开的诋毁下，还是不能如愿回赵。廉颇只能去到楚国郁郁而终，至死留下“我思用赵人”的遗憾。另一大将李牧遭遇大抵相似，终因赵王听信谗言而被诛杀。赵王自毁长城，赵国被灭也是时间的问题。

在司马迁看来，互相信任是一种理想的君臣关系。蔺相如等的遭遇，其实是司马迁的“夫子自道”：他通过赵王信任蔺相如，蔺相如助赵完成重任，反衬汉武帝对李陵的态度，也借此抨击对汉武帝对自己的残害。李陵事件是司马迁人生所遭遇到的最大挫折。李陵降匈奴，司马迁始终认为是不得已而为之，“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于汉”。但这样的理由，汉武帝是不予采信的，才造成了杀李陵家人，甚至因为司马迁为李陵分辨，认为他“沮贰师”、“诬上”而把他下狱。之所以如此，都是因为汉武帝不信任李陵，不信任司马迁。不信任的结果，是戕害臣子，导致君臣离心。

三、司马迁的君臣观体现了他的民主思想

司马迁所处的时代，已经进入了汉朝的鼎盛时期。经过汉初刘邦、惠帝、文帝、景帝的经营，汉朝的经济发展水平进入了一个较高的层次，人民生活富庶。司马迁在《平书》中提到：“非遭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经济繁荣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和文化事业的兴盛。正由于国力强盛，汉武帝也加强了思想的控制，加大了君主专制的力度，大力推广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汉代思想以儒家为主，但这时候的儒家思想，已经跟孔孟时期的儒家大不一样。这时候的儒家思想，经过韩非和李斯的改造，形成了适应君主集权制度的“外儒内法”的思想体系。董仲舒提出“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的观点，契合了秦以后君主集权的政治体制，去除了战国以来先秦儒家合理的、具有民主思想的优秀因子。在伦理关系上，提出并完善了“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在君臣关系上，“君为臣纲”成了规范君臣的最高准则。认为“公侯不能奉天子之命，则名绝而不得就位……子不奉父命，则有伯讨之罪……臣不奉君命，虽善，以叛言。”(《春秋繁露·顺命》)，同时强化了君主的绝对正确地位：“君不名恶，臣不名善，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春秋繁露·阳尊阴卑》。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司马迁能保持独立的精神，保持对君主的批判态度，其所展现的民主思想是难能可贵的。

司马迁对董仲舒在思想方面的的评价并不高，更多赞誉他的为人，认为他“为人廉直”，肯定他对《春秋》的研究。其他的并没有过多的提及。从这可以肯定司马迁对此并不特别的重视。他的思想中更多是倾向于“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强调了君臣之间的双向责任。在《刺客列传》中，司马迁尤为激赏豫让，为报答以国士对待他的智伯，两次刺杀杀了智伯的襄子，司马迁借豫让之口说出了君臣原则：“范氏、中行氏以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其所说“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包含了臣子对君子的态度：君主赏识则为君主效劳乃至献出生命，君主不以礼相待，则臣子大可以普通人态度对待他。这是先秦知识分子的骨气与原则，如《孟子·离娄下》“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在《伍子胥列传》中，司马迁这样评价伍子胥鞭尸楚昭王的行为：“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司马迁始终认为：君对臣，须以礼相待，臣子对君主并没有道义上的“从一而终”，臣子为君主效忠的前提，是君主对臣子的赏识，臣子效忠，更多的是一种报答君主知遇之恩的情怀。如果君主不信任臣子，甚至迫害臣子，那么臣子大可离开或者不与君主合作。正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司马迁在《史记》中才会“不为尊者讳”，以“互见法”把当朝统治者的虚伪、暴虐、好大喜功等缺点都写了进来。而司马迁的这种思想，在君主专制日渐加强的汉代是不受欢迎的，因为这种思想的前提是君臣之间的双向选择，臣子的人格要受到君主的肯定与保护，臣子能够保持相对独立的精神世界与人格独立。司马迁这种具有民主性质的精神，显然适应于战国时代，那个群雄并起、对人才不拘一格的辉煌时代，但在大一统的汉代，在需要巩固君主权威的时代，是不合适的，也注定是悲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