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场域
——惯习理论的农村初老人群生存状况研究

（铜陵学院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安徽 铜陵244000）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城市化的迅速推进，农村中相当部分的群体进城务工，其中作为农村建设中坚力量的初老群体，钟摆式地在农村和城市间流动，他们的生存状况与前期、与其他群体、与人们的想象有很大的不同，值得关注。他们生存状况的改观，对于乡村振兴战略和积极、健康老龄化的稳步推进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农村50-60岁左右的人群，引用嵇柔提出的“初老人群”概念[1]，这类人群是中年阶段向老年阶段过渡的特殊群体。根据埃里克森的人格发展阶段理论，40岁到60岁处于中年阶段，应当在工作中、在教育和指导后代的过程中承担自己的责任、明确自己的角色[2]，完成得好就会产生创造感，如果缺乏这种能力或不愿承担这些责任的人则陷入停滞感中。一般认为，45至65岁为生命历程的维持期，也是人生的收获季节，这个时期人生各项大事均已完成，事业固定且稳定，儿女逐渐长大且成家立业。初老人群具有中年群体的一些属性，但也遮蔽了一些实际的生存状况，尤其是农村的初老人群，他们面临的家庭责任、经济压力以及对未来老年的担忧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处于被忽视的状态。

目前学术界关于农村初老人群的研究存在不足，使得他们处于集体失声状态，只能从一些侧面看到他们的生存状况。一是关于农村弱势群体的研究，肖凤嫦和沈丽飞、贾舒琪分别界定了农村弱势群体的概念，农村初老人群虽然部分具备文盲和半文盲的属性，但却不能作为农村弱势群体的构成者，在农村不是被特别关注的一个特殊群体。二是关于高龄农民工的研究，吴敏、张洁和仙蜜花等通过调查50岁以上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发现他们在城市社会地位低，处于边缘地位，工作和生活环境差，缺乏社会保障等。三是关于“老漂族”的研究，刘庆、刘亚娜等主要是针对60岁及以上的流动老人，从老漂族的城市居留意愿和代际观念等出发，以提高其城市适应和社会融入。但这些研究几乎没有提及老漂族的工作职能属性。四是关于农村老人的养老危机的研究，李爱芹基于对苏北C村的考察，认为代际居住距离的增加使得子女密切看望父母的可能性显著降低，而且高额彩礼导致农村家庭代际关系失衡，给农村父母晚年生活质量和养老问题带来较大隐患[3]。这些研究都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农村初老人群的一些境况，但不是针对他们的专项研究，存在不够全面直接的情况，忽视了他们的心理体验。本文从场域——惯习理论入手，从在场、入场和离场三种状态，直观地阐述农村初老人群生存形态，特别是当他们面临生存需要时所作出的生存策略，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改观生活状况的建议，以助力其完成中年后期的任务，提升幸福感，顺利过渡到老年期。

二、理论框架

法国学者皮埃尔·布迪厄从中观主义的角度，提出实践社会学理论，场域——惯习理论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布迪厄认为，“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个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4]。场域既是关系场，又是竞技场，经济、文化、社会和符号性的资本在此得到最大的发挥。“所谓惯习，就是知觉、评价和行动的分类图示构成的系统，它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又可以置换，它来自于社会制度，又寄居于身体之中（或者说生物性的个体里）”。惯习是不同行动方式赖以选择的基础，不论是经验选择的行为，还是“出人意料”的事实，它都能辅以经验的支撑，基于特定性情倾向的判断，从而形成不同的决策内容，最终都成为了特定情景下合情合理的行动[5]。惯习和场域是辩证的关系，一方面，场域形塑着惯习，另一方面，惯习赋予场域以意义和价值。这种辩证关系就是外在性的内在化和内在性的外在化。

万可、储祖旺通过学生“入场”、“在场”、“离场”三个动态过程来分析高校教育场域中的弱势群体，本文借鉴他们的划分方法，将农村初老人群在农村生活场域称为“在场”，进入城市生活场域称为“入场”，进入老年生活状态为“离场”，描述农村初老人群每个场域的生活形态，以及从“入场”到“在场”再到“离场”做出的生存策略及动态变化过程。

三、农村初老人群的角色调适

初老人群处于生命历程的重要时期，也是一个很特殊的时期，有多方面的责任需要去履行。又可以说是处于一个夹缝之中，在年龄上，有一定的劳动能力但急剧下滑，是中年和老年的过渡时期；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他们在城乡之间流动，在务工与务农之间徘徊；在家庭中，上面有老人，下面有年轻的子女甚至幼年孙辈。农村初老人群要完成的角色调适，包括对老年父母、成年子女和对职业的角色调适。

（一）对老年父母的角色调适

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以及生活质量的提高，人均寿命逐年提高，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加快，相比之下，农村人口老龄化态势更加严峻，主要表现在农村老年人口的绝对数量、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和速度都高于城市。不仅如此，农村人口高龄化严重，根据 《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19）》的数据，2018年每 100个 60岁以上农村老人中就有12个是80岁以上高龄老人[6]，人口的高龄化也说明其对子女的养老依赖性更强。

现在城市的很多老年父母都有养老保险，一些还拥有独立的住房，城市初老人群与其老年父母的关系呈现出双向互助的特征，而且城市的机构养老等发展较为完备，家庭的养老责任大为减轻。而在农村，家庭养老仍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一是老年父母的经济收入低。老年父母一直以来的务农经验，随着社会的发展，其价值大大降低。而且其社会养老保险金不高，贫困发生率较高。根据 《2016、2017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测算，2017年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均养老金约为3002元，全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月人均养老金约为128元，前者是后者的23.5倍[7]。二是由于农村经济发展滞后，以及对机构养老观念偏差等多方面原因导致农村地区的社会养老机制发展不充分，涉老事业发展不足。三是农村崇尚养老、孝老的传统。这些原因都使农村养老倾向于子女养老，他们之间是单向的供养关系。

农村初老人群对老年父母主要是作为赡养者为老年父母提供经济供给、生活照料以及情感慰藉，但会因为所在场域的不同而影响责任的履行。如果在农村场域，农村初老人群自然履行对老年父母的赡养责任，这是被认为必须履行、责无旁贷的职责。如果农村初老人群进入城市场域，除了提供一定的经济供给之外，居住空间上的分离，会使代际之间的养老功能减弱，误工成本高，一般很难兼顾对老年父母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农村老年父母能自食其力的进行自我养老，如果不能，就会加重家庭负担，为怕耽误子女，一些老人甚至走上自我了结的道路。黄女士是大家庭的大媳妇，其公公今年87岁，3年前因摔跤导致右腿顽疾，走路不方便，平时是小媳妇给他送点菜，自己在家里早上煮米饭和做一个菜，中午和晚上就吃剩菜。在浙江为服装厂烧饭的52岁的黄女士时常表现得很担忧，她说，“真希望公公这样管得起自己多活几年，要是管不起自己要人服侍就麻烦了，我们夫妻和儿子儿媳根本都没时间回去。”

（二）对成年子女的角色调适

中国的农村父母传统家庭观念很深，即使子女逐渐长大成人，父母不再承担对他们的教育和照料责任，但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责任减轻。这个时期的成年子女面临就业、结婚、生育的成长任务，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成年子女开始向上流动，在城市就业，在城市买房安居乐业成为时尚。而这时候，成年子女的年纪尚轻，没有什么财富积累，这些任务的完成，几乎都依靠他们的父母，农村初老人群除了承担婚姻支付的责任，对孙辈的照料，还要在一定程度上承担城市化的转移成本，肩负更加沉重的责任和义务。为此，农村初老人群倾尽全力，从有所积蓄到几乎清零，有的甚至负债累累，给他们自己的生活和养老带来极大挑战。

在浙江织里镇带孙子的54岁曹女士说，“儿子结婚就是我和他爸必须要完成的任务，儿子2018年结婚的，订婚的时候女方家就说礼金是4.8万、6.8万和8.8万，随我们选，我们选了中档的，到结婚的时候还拿的6.8万，再加上酒水、礼品以及人情花费等，应该花了20万上下，这是我和他爸爸这辈子所有的积蓄。去年我也抱上孙子了，这颗心终于可以放下来，对子女的责任尽到了，现在只要帮忙照料孙子就好了。儿子去年说要买房子，这里一百万的房子首付就要40万，我和他爸到各个亲戚家借钱，也跟儿子说好我们没钱还，以后还是他要还的。儿子也没有什么钱，他爸也在城市打工赚点补贴家用。”

（三）对职业的角色调适

农村初老人群作为有劳动能力的群体，他们为了实现子代家庭再生产、向上流动的愿景,增强子代在阶层竞争体系增加获胜的筹码[8]，必须要通过参加工作获得经济收入。根据农村初老人群从事工作的性质、地点、收入等因素，可以划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从事农业生产。农村初老人群最自在、最熟悉的状态是从事之前几十年一直从事的农业生产，但在三种类型中，这是收入最低的工作种类，在农村被人戏谑地说，“没有别的事干的人才会务农。”农民一直被称为是“面朝黄土背朝天”，他们自己说是“越热越做”，非常辛苦，但收入经常没办法与投入成正比。一是农业生产的显著特点是对自然的超强依赖性，一旦出现自然灾害，可能颗粒无收；二是受市场波动等冲击，农户的粮食和农副产品进入市场，也会直接影响农民的收入；三是通过售卖农副产品的收入，在第二年马上要用于购买农药、种子、肥料等，所以农民在满足自给自足的需要之后，一年的忙碌几乎看不到纯收入。对于农村初老人群来说，从事农业生产就是尴尬的存在，必须要做来满足家庭的需要，因为农业不能赚钱所以不想做多，但为了“面子上”的过得去又不得不做得更多。

第二类是离土不离乡的务工。由于农村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农村的企业较少，农村初老人群在当地务工较少从事正式的工作，收入稳定性差，主要都是建筑工地的工人。以安徽省望江县为例，有技术的木匠、瓦匠等每天约200元，没有技术的就在工地做小工，每天早上六点半开工，晚上六点半结束，中午休息一小时吃饭，一天150元工钱，除去中午的10元午餐钱，一天的纯收入是140元。工作虽然辛苦，体力消耗大，也有一定的健康风险，但一年能获得3万元左右的收入，这是从事农业生产望尘莫及的。

第三类是进城务工。高龄农民工人数逐渐增多，其生存状况也受到很多关注。根据《201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50岁以上农民工占农民工的比重为24.6%，比上年提高2.2个百分点，近五年来占比逐年提高[9]。50岁以上农民工没有相应的技术，受教育程度和信息化程度相对较低，适应能力、素质等各方面都比较差，跟不上时代，他们进入劳动力市场只能以体力劳动为主，如在建筑工地扎钢筋、当保安、做上货卸货员等，工资收入是三千到八千不等。收入在三类中是最高的，但这群劳动力面临的不仅是收入风险、生命风险以及生活环境差等，还有就是到老年时感到没有保障。

四、场域——惯习理论下农村初老人群生存状况分析

根据罗伯特·哈维格斯特的发展理论，人生的每个时期都对应着特定的成长任务[10]。农村初老人群面临的成长任务包括，帮助子女成家立业；取得令人满意的经济收入；调整适应中年期的生理变化；调整适应老年的父母。这些任务是个人及其所生活的社会共同提出来的，成功地完成这些任务会带来个人的快乐和成就感，也会引起社会的赞许和认同，还会使个体顺利过渡到下一个成长阶段，面对下一个发展任务。如果不能顺利地解决，就是使个体感受到失败和尴尬，这种不利影响可能还会延伸至老年期。农村初老人群的多重角色和责任重合在一起，因其在城乡之间流动，任务很难完成，会使其处于较差的生存状态中。

（一）在场失意：安稳的生存选择

农村初老人群安稳的生存便是选择留守农村，成为最后的留守者和收入低下的劳动者，一般是照料职能较强，劳动能力偏弱的群体。布迪厄认为，在同一个场域内部，惯习与产生它的场域之间基本上是“吻合的关系”[11]。“惯习是社会性地体现在身体中的，在它所居留的那个场域里，它感觉到轻松自在，‘就像在自己家一样’，直接能体会到场域里充满意义和利益。[12]”农村初老人群在农村的场域中，是最熟悉舒服自在的生活状态，就像是如鱼得水。而且在农村，他们作为家庭责任的坚守者，能顺利实现对于老年父母的责任，营造属于留守儿女的港湾，一部分还能完成对孙辈照料的责任。但是作为务农或者离土不离乡的劳动者，经济收入十分有限，家庭对于子女的经济依赖较强。

（二）入场艰辛：更优的生存策略

布迪厄说，“场域的界限位于场域效果停止作用的地方。不同的场域具有不同的惯习，把在此场域形成的惯习简单地‘移植’到彼场域去必然会造成‘水土不服’，产生不合拍的现象。一种是纵向的不合拍，另一种是横向的不合拍”。[13]对进城务工的农村初老人群来说，纵向和横向的不合拍同时发生。就前者而言，农村场域与城市场域有相当大的差异，有不同的现实社会关系，当农村初老人群进入城市，几乎要彻底改变原先的生活、工作和交往方式，面临很大的适应性问题。就后者而言，他们信息化程度低，获取新知识新能力速度慢，跟不上时代潮流的步伐，成为因循守旧的“老头老太”。农村初老人群为了更好的生活，选择进入城市务工，更高的经济收入也要付出更艰辛的劳动代价，以及场域转换的适应性问题，而且难以完成对老年父母的赡养责任。更优的生存策略的背后，是无奈的流动，内心对城市没有归属感，只是当下经济上理性的选择。

（三）离场茫然：现实的生存倾向

在城市，60岁及以上人群的劳动价值不再被认可，很难找到工作，农村初老人群最终也会从中年后期走向老年期，从劳动力、从中年期离场。与他们的子女不同的是，受自身根深蒂固的乡土惯习的影响，他们最终都会选择回到农村。这时候，他们的子女已经成家立业，孙辈逐渐长大，自己的责任都已完成，可以进入老年生活。但作为农村的最后一批留守者，他们对于养老，有很多茫然。一是未富先老。他们前期积累的财富作为子女转移到城市的物质成本，已经被消耗一空。老年期主要的生活来源主要是养老金，城乡之间养老待遇差别较大，农村养老金较低，导致农村老年人贫困发生率较高。二是孤单地老。农村老年群体的子女选择扎根城市，接力式的养老模式难以为继，他们慢慢成为留守老人、空巢老人。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式微，与子女之间城乡相隔，他们承受着精神上的孤单和空虚。三是农村社会养老机制还未完全建立，机构养老等设施还不健全，进入主要依靠自我来养老的模式。这不是一种积极的模式和状态，而是客观条件限制下的一 种生活无奈，部分老年人从事相对于其年龄和体力来说高负荷的劳动甚至精神上处于孤独隐忍状态，其直接结果就是损害老年人的健康、牺牲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质量[14]，现实生活满足不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今年55岁的余女士经常跟亲戚朋友们笑着说，“等我们老了，一起住养老院”，虽然是笑着说，却透露了对未来老年生活的担忧。目前很多农村初老人群都处于相对贫困状态，如果我国相关保障、养老机制不完善，这将成为贫困的又一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