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之际游侠写作新变研究
——以曹植诗歌为例

王立武

（阜阳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阜阳 236037）

引言

据史料记载，游侠作为一种社会群体在战国时期开始兴起，到东汉时期进入到了衰微期。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东汉之后，历代史家没有将游侠单独立传，关于游侠的书写也慢慢在正史中消失，所谓“侠者无书，不得附九流”[1]140。汉魏之际，在曹植等人的引领下，游侠书写又开始出现并呈现出新的变化，出现了许多歌颂游侠的诗篇佳句。史学家虽没有将此时期游侠以独立群体载入史书，但长期以来游侠自身独特的精神气质，对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独特的精神气质不仅让游侠活跃于文人雅士的文学创作中，还使游侠与国家政权产生千丝万缕的关联。

汉末以前，关于游侠的记述主要侧重于史学领域，受司马迁“实录”精神的影响，史书中对游侠形象的描写多以真实的历史人物和事迹为主，通过刻画真实的历史人物形象，客观地还原当时的社会风貌。《史记》记载了许多真实的游侠形象，如《史记·游侠列传第六十四》对朱家、田仲、剧孟、郭解等游侠的事迹作了客观记述，高度评价“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2]722的侠义行为。班固《汉书》继承了司马迁的“实录”精神，但其从维护封建制度的角度出发，对游侠作了比较中肯的评价，称其“温良泛爱，振穷周急，谦退不伐，亦皆有绝异之姿”[3]905。

东汉末年，军阀割据，豪族并起，天下大乱，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生活在底层的百姓独自改变自身处境的能力有限，便寄托于扶危济困的“侠”的出现。混乱的社会动摇了东汉王朝的统治基础，汉魏之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专制制度已失去统治力，这就为各种思想的兴起、文化的传播创造了条件。汉魏之际群雄并起，战乱频仍，这一时代特点对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此时文学逐步有了自觉意识，文人尤其是具有匡扶济世、保家卫国的有识之士受前代“侠文化”影响，亦在文学创作中或多或少地体现了这一特点。“侠文化”不仅是文学的反映，在某种意义上更是时代的缩影。在战乱频繁、时局动荡的汉魏之际，以“侠”“侠文化”作为研究汉魏文学、社会背景的切入点，无疑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而在这众多的作品中，曹植的诗歌无疑具有典范的意义。

一、新变

曹植作为建安时期成就最高的诗人，创作了大量的诗歌作品，钟嵘《诗品》对其诗歌作了极高评价，称“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4]15-16。曹植诗歌对战国以来的游侠精神进行了改造，其中不乏歌颂游侠的佳作。以《白马篇》《名都篇》等诗歌为开端，引领了游侠诗创作的潮流。紧随其后的阮籍、张华、左思等诗人也创作了大量的游侠诗，为这一潮流增添了助力。曹植创作的游侠诗与前代游侠的书写相比，呈现出一些新的变化。总体来看，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借“旧题”作“新声”

曹植以先秦两汉游侠题材为切入点，创作了大量抒发个人志向的新乐府诗，这类诗作无论在形式上还是思想内容上，与汉乐府都有较大不同：一方面，从形式上来看，曹植借用汉乐府旧题开创了五言乐府，从而与汉乐府区别开来。这种变化不仅拓宽了诗歌的题材、创作的范围，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汉乐府固有的程式。此外，以“旧题”作“新声”本身亦是很大的突破和创新。另一方面，从思想内容上看，曹植对汉乐府所表达的思想进行借用与改造，并将改造后的先秦两汉游侠精神重新移植到新乐府诗中，赋予诗歌新的活力。这种改变不仅适应了曹植的游侠诗创作，而且还启发了其他诗人，对后世诗歌的发展亦大有裨益，此类诗作有《薤露行》《鰕鱼旦 篇》《吁嗟篇》等。

曹植对游侠精神的改造在《薤露行》一诗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薤露”本为汉乐府相和歌辞，其云：

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

《薤露》原是汉代流行的挽歌，崔豹《古今注》曰：“《薤露》《蒿里》，泣丧歌也。本出田横门人，横自杀，门人伤之，为作悲歌。言人命奄忽，如薤上之露，易晞灭也。”[5]404该古辞为秦末起义军首领田横及其五百部属守义不受辱的侠义故事而作。据《史记·田儋列传第三十四》记载，田横兵败后率五百部属逃亡海岛，刘邦统一天下后欲加以招抚，田横在距洛阳30 里的首阳山自杀，其500 部属听闻后全部自杀。田横及其部属的壮烈行为代表了“士为知己者死”的先秦游侠精神，这种侠义精神不完全等同于主流社会遵循的道德标准和行事方式。它一方面受先前社会上逐渐兴起的任侠之风影响，在观念和行事原则上越来越趋于迎合社会的需要；另一方面，游侠其自身在社会中的积极实践活动，又影响了其他绝大多数社会成员，使他们心慕之[6]49。

汉魏之际，首先借用“薤露”这一古辞进行诗歌创作的是曹操，曹操的《薤露行》记述了汉末政治动乱、民不聊生的社会实景，表达了对篡汉权臣董卓的不满和对汉朝基业大厦将倾的哀痛之情，被誉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7]45

曹植根据这一乐府古辞创作的《薤露行》，与汉乐府歌辞、乃父的《薤露行》相比，其内涵有较大区别。

天地无穷极，阴阳转相因。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鳞介尊神龙，走兽宗麒麟。虫兽犹知德，何况于士人。孔氏删诗书，王业粲已分。骋我径寸翰，流藻垂华芬。

该诗起句“天地无穷极，阴阳转相因”揭示了天地的浩大，寒暑的更迭，其后两句“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感慨人与天地相比是多么渺小，通过对比给人一种生命短促的惆怅之感。关于如何度过人短促的一生，诗人通过“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两句发自肺腑的呐喊，将自己的追求表达出来。“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表达了诗人身怀才华又不被赏识的苦闷之情。接着四句“鳞介尊神龙，走兽宗麒麟。虫兽犹知德，何况于士人”，以反问的语气说虫兽都知道忠于自己的君主，何况士人乎？以此表达自己忠君报国之心。“孔氏删诗书”以下四句借用“素王”之说，表达自己既希望建功立业，也希望像孔子一样，把著书立说作为“王业”、渴望垂名于后世的理想。通过对诗人的内心描写，将诗人复杂的内心世界完整地表现出来。全诗抒发了诗人感慨人生短促，呼吁用自己的才华立不世之功的情怀。诗人从汉乐府《薤露》中吸取养分，并将其升华为忠君报国思想，具有明显的儒家思想色彩。

《鰕鱼旦 篇》为曹植拟汉乐府相和歌辞平调曲《长歌行》而作。古诗云“长歌正激烈”，崔豹《古今注》曰“长歌、短歌，言人寿命长短，各有定分，不可妄求。”[5]450从诗歌整体风格来看，与乐府古辞《长歌行》风格相近，全诗富有悲壮激烈之情，主要是感叹生命短促，呼吁及时建功立业。其诗云：

鰕鱼旦 游潢潦，不知江海流。燕雀戏藩柴，安识鸿鹄游。世事此诚明，大德固无俦。驾言登五岳，然后小陵丘。俯观上路人，势利惟是谋。高念翼皇家，远怀柔九州。抚剑而雷音，猛气纵横浮。泛泊徒嗷嗷，谁知壮士忧。

该诗开篇前四句借用《史记·陈涉世家》中“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典故，将鰕鱼旦与燕雀比作胸无大志的世俗之人，并以鸿鹄自比，抒发了豪情壮志。“世事此诚明，大德固无俦”，是说士人如果明白了这个道理，就有莫大的功德了。“驾言登五岳，然后小陵丘。俯观上路人，势利惟是谋”四句，暗用《论语》“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的典故，说明士人只有树立了崇高志向，才会发现世俗之人追求势利的渺小，进一步引导天下有识之士应该如鸿鹄一样，树立崇高的志向。“高念翼皇家，远怀柔九州”两句，说的是诗人欲辅佐魏国以抚平九州的远大抱负。后四句“抚剑而雷音，猛气纵横浮。泛泊徒嗷嗷，谁知壮士忧”，借用《庄子·说剑篇》“诸侯之剑”作比，刻画出一个剑气纵横的壮士形象，抒发了诗人渴望为国建功立业的豪迈之情。

诸如此类的诗篇还有一些，曹植借乐府旧题，创作富有时代精神的诗歌，是其创作的一大特点，也是曹植根据时代需求对游侠精神进行改造、革新的表现。这种创作方式不仅对汉魏之际诗歌的创作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也对两晋、南北朝游侠诗的创作产生了推动作用。

（二）少年游侠形象的塑造

汉魏之际，游侠的书写逐步从先秦两汉时期的史传散文拓展到诗歌领域。对游侠的人物形象刻画由真实客观的历史人物转变为虚构的理想化游侠形象。这一时期的游侠诗歌，其内容一方面是针对前代史传中所记载的传统游侠进行了歌颂；另一方面是对传统的游侠形象进行艺术化改造——使其符合作者的需要、时代的呼唤。魏晋时期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咏侠诗人，如曹植、阮籍、傅玄、张华、左思等，他们受时代精神的影响创作了大量的游侠诗，较为典型的诗作有曹植的《白马篇》《结客篇》、张华的《轻薄篇》《游侠篇》《壮士篇》《博陵王宫侠曲》、左思的《咏史》等。

曹植的《白马篇》为汉魏之际游侠诗创作的引领之作。与《史记》《汉书》所记载的真实历史游侠人物不同，《白马篇》所塑造的少年游侠是诗人理想化虚构的艺术形象。诗人通过高超的艺术表现手法塑造了一个武艺精湛、英俊潇洒的边塞少年游侠，歌颂了少年游侠为国捐躯、视死如归的精神。

《白马篇》所塑造的少年游侠形象与历史上的游侠人物相比，有共同之处，亦有不同之处。共同之处在于：一是武力因素，无论是历史上真实的游侠，还是诗人通过艺术表现手法塑造出来的游侠，其共同点就是双方都有一定的武力，这也是游侠最基本的特征之一。二是塑造的游侠形象和真实游侠的装扮及配饰相似，均为仗剑或骑马等。无论是历史上真实的游侠还是艺术塑造的游侠形象，其体貌特征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具有鲜明的特色。三是都具有精神信仰，无论是先秦时期游侠的“士为知己者死”，还是汉魏之际的“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都是特定时期游侠的精神信仰。

曹植在对历史上游侠人物形象的改造过程中，其塑造的游侠形象与历史真实的游侠又有所不同，主要表现在：1.年少英俊。与历史上的游侠人物如郭解、朱家、剧孟等相比，曹植所塑造的游侠形象多为英俊潇洒的少年。据《礼记·曲礼上》“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壮，有室”及《说文·士部》“壮，大也”，可推断所谓“少年”，大约指30 岁以下的未婚男子。受先秦两汉侠文化的浸润，青少年血气方刚，充满了社会正义感。“少年”群体，他们崇尚暴力、仰慕游侠精神，在整个社会价值导向影响下，很容易“抱成团”，结成团伙[6]63。如《白马篇》“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刻画的是一个骑着配有金色笼头的白马、衣着华丽、武艺高超的英雄少年形象。除了华丽的服饰和坐骑，英雄少年还拥有高超的武艺，“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通过“破”“摧”“接”“散”几个动词，生动形象地表现出少年游侠的高超武艺。这种鲜明的人物形象塑造，对当时社会很容易形成示范效应，进而对汉魏时期的“少年”形成影响。2.曹植在塑造少年游侠艺术形象的过程中，不仅对其外貌特征作详细的描写，还深入到少年游侠的内心世界。诗中刻画的“幽并游侠儿”面对边疆的危机，投身于锋利的刀光剑影之中，舍身保卫国家。诗歌后八句将少年游侠的内心世界活生生地展现在人们面前。曹植塑造的少年游侠不仅衣着华丽、武艺高超，其思想品德亦是十分高尚，可以说是汉魏时期青年才俊的理想化人格。

曹植其他诗篇中的游侠形象，基本上延续了《白马篇》塑造的少年游侠形象标准——如《名都篇》《结客篇》《野田黄雀行》等诗作所刻画的均为衣着华丽、年少貌美的少年游侠形象。总之，曹植所塑造的少年游侠形象不仅在其它诗作中得以延续，还为其他诗人刻画游侠形象树立了标杆。其后的诸多诗人在创作游侠诗、塑造游侠形象时基本上延续了《白马篇》中少年游侠的形象标准。

（三）由私恩到报国

汉魏之际游侠书写变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将游侠形象引入到了国家层面进行塑造，并对游侠的建功立业、报效国家的精神进行了歌颂。汉魏之际诗人在创作时将游侠形象进行刻画，并以新的游侠形象引导士人积极入世。随着游侠入世情怀以及功业意识在社会中的不断传播，这种新的处世观对于文学创作以及游侠精神的具体走向产生了较大影响。

曹植将功业意识与游侠精神纳入游侠诗歌创作领域并创作了大量诗篇，功业意识在其诗作中多有体现，其中直接表现诗人志向的诗作，如《与杨德祖书》中有“犹庶几勠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的记述。此外，曹植还直接将渴望建功立业的政治抱负引入诗中，在其《杂诗》其五、其六表现得十分明显。

仆夫早严驾，吾行将远游。远游欲何之？吴国为我仇。将骋万里途，东路安足由？江介多悲风，淮泗驰急流。愿欲一轻济，惜哉无方舟。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

飞观百余尺，临牖御棂轩。远望周千里，朝夕见平原。烈士多悲心，小人偷自闲。国雠亮不塞，甘心思丧元。抚剑西南望，思欲赴太山。弦急悲声发，聆我慷慨言。

大和二年（228年）秋，东吴大将陆逊率军攻击扬州牧曹休，魏败，死亡颇多。《杂诗·其五》可能因此而作，该诗直接表明了诗人立志灭吴的雄心壮志。“远游欲何之？吴国为我仇”指明了东吴就是魏国的仇敌；“江介多悲风，淮泗驰急流”说明长江与淮泗之地虽凶险，但是诗人却不畏艰险、勇往直前，诗人杀敌报国的决心可见一斑。后四句“愿欲一轻济，惜哉无方舟。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表明诗人虽有杀敌报国之心却不能被朝廷重用的内心苦闷，点明了诗人不愿虚度光阴、渴望建功立业的志向。

《杂诗·其六》作于建安十九年秋，时值曹魏东征孙权之际，兵强马壮、旌旗蔽空，气吐山河。本欲驰骋沙场、杀敌报国的曹植却被曹操留在邺城，内心深感苦闷，有感而作此诗。该诗前四句先写诗人登高望远所观之景，其后转入对诗人内心世界的描写，“烈士多悲心，小人偷自闲”两句是诗人以烈士自比，进而流露出不能随父施展抱负的怏怏之情。“国雠亮不塞，甘心思丧元。抚剑西南望，思欲赴太山”四句，抒写诗人踏平东吴、消灭西蜀的气概，塑造了诗人高大雄伟的形象。后两句“弦急悲声发，聆我慷慨言”是诗人通过琴弦声的慷慨激昂来抒写自己的苦闷惆怅之情。

此外，曹植还有一些从侧面将功业意识入诗的佳作，如《名都篇》：

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宝剑值千金，被服丽且鲜。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驰骋未能半，双兔过我前。揽弓捷鸣镝，长驱上南山。左挽因右发，一纵两禽连。余巧未及展，仰手接飞鸢。观者咸称善，众工归我妍。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脍鲤臇胎鰕，炮鳖炙熊蹯。鸣俦啸匹旅，列坐竟长筵。连翩击鞠壤，巧捷惟万端。白日西南驰，光景不可攀。云散还城邑，清晨复来还。

该诗为曹植目睹洛阳经历了汉末动乱已残破不堪的场景，洛阳少年生活在动乱中、身怀武艺却耽于骄奢淫逸的生活而作。该诗通过记述京洛少年游戏射猎、淫逸无度的日常生活行为，实际上饱含着诗人对京洛少年的期盼，期望身怀武艺的京洛少年放弃游骋之乐，投身于为国建功、杀敌报国的大业之中。诗中所刻画的无所事事的少年游侠，实际上是诗人早期生活的缩影——诗人通过讽刺京洛少年无忧国之心，而暗含自己的忧国之情。

《名都篇》与《斗鸡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斗鸡篇》是曹植早期创作的诗歌，主要记述了曹植年少时在父亲曹操的庇佑下整日无所事事，与当时的邺下文人终日游宴、唱和、斗鸡等活动，表达了诗人早年身处顺境、意气风发的心态。曹植诗风前后期迥然不同，前期诗歌多为游宴、赠答、惜别、应酬之作，诗人身处顺境，流露的感情自然轻松活泼。曹操去世后，曹植诗作多为述心明志之作，诗人身处逆境，流露的多为苦闷惆怅之情。《名都篇》与《斗鸡篇》相比，全诗感情稍显沉重，诗人对现实增加了更多的思考。除此之外，诗人将私人恩怨转化为立功报国志向的诗作，还有《结客篇》：

结客少年场，报怨洛北邙。利剑鸣手中，一击而尸僵。

该诗简短而形象，虽然表面上刻画了一个报德报怨、武艺高超的京洛少年游侠形象，但却以“结客”为题，暗示了诗人欲效仿战国时期孟尝君结交三千门客的故事，表达了诗人对少年游侠高超武艺的欣赏和对结任侠之客、立功名之事的愿望。

游侠书写从私恩到报国的转化是曹植对游侠书写改造的一大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1.重塑游侠的道德观念。游侠一直以来都强调“士为知己者死”的个人恩怨。曹植所创作的《白马篇》则对游侠“以公废私”的道德价值进行升华，逐步将功业意识植入游侠的道德观念之中。2.为游侠树立新的人生理想。曹植所书写的游侠精神融合了当时的儒家思想，借助儒家的忠君报国与建功立业，为游侠树立人生信仰，并将建功立业取代先秦两汉游侠的报德报怨。诚如汪涌豪所言：“古代中国自东汉以来侠与士合流，到唐以后再无侠独立存在的社会基础，而仅凝聚为一种精神气质，泛化为一种激扬社会正义的伦理原则。”[8]157

曹植将功业意识引入到诗歌创作，不仅自己创作了大量相关的诗歌，还影响到其后诗人的诗歌创作，张华所创作的《壮士篇》就是一种典型的代表。张华在游侠诗创作过程中就受到这种功业意识的影响，其《壮士篇》所塑造的是一种追求功名的游侠形象，张华将游侠从江湖豪情引至边关塞外，并通过游侠诗来歌颂游侠建功立业的人生观，将游侠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从汉魏之际的游侠书写变化来看，诗人对游侠精神的改造主要是通过对游侠精神进行儒家规范与重塑，将先秦两汉以来游离于体制之外的游侠纳入到服务皇权、国家需求中来，以构建封建士族所提倡的游侠精神。

二、探因

汉魏之际，曹植等人游侠书写之所以发生变化，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混乱的政局给游侠提供了复活的空间

游侠的兴衰与社会政局息息相关，政局稳定、国家统一，游侠则隐匿于山林朝野；纲常混乱、国家动乱，游侠则纷起并作。东汉和帝、安帝时期，地主豪强势力膨胀，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原有的封建地主经济遭受空前破坏，加之沉重的赋税和连年灾害，导致大量的农民抛弃农耕，沦为流民。流民虽以失去土地的农民为主，实则包括了广泛的社会阶层，上至官员，下至手工业者、底层商人和城市贫民等。章帝时期，外戚与宦官轮流干政，导致朝纲混乱、政治腐败。卖官鬻爵之气使得地主豪强得以入仕，地主豪强入仕后变本加厉地搜刮民脂民膏，在这种恶性循环下，社会矛盾空前尖锐。流民的大量出现，也为东汉末期的农民起义提供了人力基础。汉魏之际社会的混乱为游侠的复活提供了有利条件，在激烈的社会变革中涌现出大量的游侠。这些游侠的成分十分复杂，一些州郡官员和地主豪强转化为公族豪侠，如袁绍“绍有姿貌威容，能折节下士，士多附之”（《三国志·魏书六·董二袁刘传》）、袁术“少以侠气闻，数与诸公子飞鹰走狗，后颇折节”（《后汉书·刘焉袁术吕布列传》）以及王匡“轻财好施，以任侠闻”（《英雄记》）等。还有一部分底层流民转化为游侠，如典韦“形貌魁梧，旅力过人，有志节任侠”、臧霸“霸年十八……以勇壮闻”（《三国志·魏书十八·二李臧文吕许典二庞阎传》）等。州郡官员和地主豪强在镇压农民起义中逐步壮大，形成拥有私人武装的政治军事集团，它们不受汉朝中央政府的管束，大大小小的政治军事集团以扩充地盘和武装为目标展开军阀混战。这种社会现状在《三国志·魏书六·董二袁刘传》有“禄去汉室久矣，天下提携，政在家门，豪雄角逐，分割疆宇，此与周末七国无异，惟强者兼之耳”的记述。军事集团之间因竞争而需要大量招徕人才，具有武力属性的底层游侠自然成为其拉拢的对象之一。与汉朝的选官制度不同，曹操“唯才是举”的用人制度为底层游侠入仕打开了通道。底层游侠为了生存而入仕，亦倾向于投靠政治军事集团，许多底层游侠通过依附政治军事集团而成为其得力干将。汉魏之际游侠的大量涌现，为游侠书写提供了创作素材。

（二）儒学的衰微为游侠写作打开了思想禁锢

汉魏之际游侠再次兴起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儒家专制思想失去了统治力。东汉末期，随着国家政权的瓦解，“独尊儒术”的文化专制制度被打破，玄学的兴起、道教的创立和佛教的传入，在思想文化领域形成了以二学、二教相互融合、相互激荡的格局。儒学作为规范一切言行的准则对社会逐步失去约束力，一些士人在行为上和思想上呈现出一种任性和放荡，生活在底层的平民则通过放纵自己的行为来表达对儒家礼教的不满，于是“逞强好勇之辈，多弃温良恭俭而强蛮任性；豪暴顽悍之徒，则进而置官府法令如罔闻，胆大包天，横行妄为”[9]81。儒家传统礼制的荡失使一些人起而为游侠，游侠之风兴起反映在文学创作领域中，即关于游侠题材的文学创作的增多。

（三）文学自身发展与选择的结果

汉魏之际游侠诗的兴起既有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原因，也是文学自身发展选择的结果。汉末以前游侠书写主要集中于史学领域，游侠的兴盛伴随政权的更迭而起伏。游侠发展的脉络据史学著作的记载大致可推出来，春秋时期伴随井田制的瓦解，游侠随之兴起，历经战国、秦王朝直至汉王朝，游侠在汉武帝之前基本处于一种发展的状态，甚至西汉的建立者汉高祖及其开国功勋亦多有侠风。随着西汉政权的建立与稳固，游侠与封建大一统国家的统治格格不入，封建统治者在政治与思想文化方面对游侠始终保持着打压与抑制的态度。汉初，汉高祖刘邦就采取娄敬的建议“徙豪富于茂陵”，文帝时期郭解的父亲因好任侠被诛，景帝时期济南瞷氏、陈周庸以豪闻被诛，汉武帝时期三次迁徙豪杰巨滑以实京师……都表明随着汉王朝的建立与文化专制制度的完善，游侠之风呈逐渐衰落的势态。关于对游侠的记述局限于史学范畴，从《史记》等史学著作中，可以管窥封建统治阶层对于游侠鲜明的态度。直至汉末，伴随国家政权名存实亡，国家的实际权力落于少数军事集团，居于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失去了约束力。曹丕的《典论·论文》率先将文学从儒学的附庸地位解脱出来，他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他还对文体形式加以分界，说“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把诗歌的审美功能放在首位，说明此时文学已逐步摆脱经学的束缚，进入自觉时期。该时期文学创作呈现出一种反经学的色彩，无论是创作内容还是创作方式必须有一个新的选择，游侠书写方式摆脱史学领域的束缚进入文学领域也是大势所趋，于是更富表现力的诗歌成为游侠书写的最佳选择。

（四）以曹植为代表的贵族文人集团的选择

汉魏之际国家权力落于少数有实力的军事集团手里，随着军事集团之间的兼并与混战，逐步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政治格局，其中以曹魏的实力最为强大。曹魏占据丰沃的中原之地，中原之地不仅是经济中心，更是文化中心。曹操父子不仅具有建功立业的豪侠精神，在文学方面也颇具影响力，在其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文人雅士，形成了建安时期最具影响力的邺下文人集团。军事集团的竞争与兼并要求曹魏集团必须大量招徕人才，这种政治需求反映在文学创作上，就是以建功立业为主题的咏侠诗大量出现。

游侠书写在汉魏之际发生新变其中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以曹植为代表的贵族文人集团的选择。作为邺下集团文学成就最高的诗人，曹植借助先秦游侠精神进行文学创作，将其改造为符合现实需要的游侠诗，并将功业意识引入诗中，改变了游侠与封建皇权对立的格局。曹植的创作对后期游侠题材诗歌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曹植之后，以白马、少年为题材的游侠诗歌陆续出现，南朝宋袁淑、鲍照以及南朝梁沈约、徐悱等人都曾效仿白马少年形象创作了相关题材的咏侠诗。除了《白马篇》外，曹植的《结客篇》也成为后期诗人争相模仿的对象，南朝宋鲍照、梁刘孝威、北周庾信等人先后创作了以结客少年为题材的诗歌，这种影响力一直波及至隋唐。

汉魏之际曹魏贵族文人集团对游侠之风进行干预和引导，只是军事集团之间为了竞争的需要对游侠暂时的妥协，以便于军事集团可以借助游侠精神、吸收游侠的力量在竞争中取胜。随着曹魏政权的建立与稳固，统治阶层对游侠也逐渐改变了态度，如文帝曹丕在黄初四年专门下诏书“丧乱以来，兵革未戢，天下之人，互相残杀。今海内初定，敢有私复仇者，皆族之”[10]450。

结语

为了缓解游侠与统治秩序之间的矛盾，建安文人在进行创作时，开始对游侠进行了新的形象设计，将功业意识和国家观念融入到游侠书写中，让游侠形象具有更高层次的思想内涵，从而使游侠所表现出的思想观念受到了社会民众的认可，并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士族以及统治阶层的肯定。汉魏之际游侠书写的变化，改变了游侠的人格特征，将游侠从原来与国家对立的形象向着为国建功立业的形象转变，较好地缓解了游侠与封建皇权之间的矛盾。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转变是封建皇权与游侠相互妥协的产物，游侠阶层与封建统治集团原本为统治与反抗的关系，但如果是为了国家而献身，不仅能够保存游侠的尊严，还能够让其为封建皇权服务。总之，汉魏之际游侠依然保持着先秦游侠的某种精神，其形象或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传承了先秦两汉游侠的风格。汉魏之际诗人对游侠形象进行重新塑造，改变了之前的游侠书写方式，引导游侠朝着儒侠的方向转变，最后通过侠儒身份转变而将游侠纳入到了皇权体制中，正如宫崎市定所言：“与这一人群倏尔起灭，东汉后群体性地转为儒生，再未以群体形态出现有关”[11]137-138，可谓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