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时期新疆社会教育研究
——以政治动员为视角的考察

谢 飞

内容提要：全面抗战时期，为动员和团结各族民众参与“抗战建新”，新疆省政府采取多种措施开展民众政治动员，而社会教育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战时社会教育以识字扫盲和政治动员为主要任务，一方面，在识字扫盲中实施抗战宣传和政治教育；另一方面，运用巡回宣传、政治集会、戏剧运动、展览会等宣传方式，进行广泛政治动员。经过教育宣传，新疆各族民众的中华民族自觉意识日益高涨，积极参与各项抗日救亡工作。但在此过程中，仍存在封闭保守的社会环境对动员工作的制约、参加扫盲学员的流动性等问题。

全面抗战时期，西北的战略地位愈益凸显，而新疆作为西北的安全屏障，更成为抗战的大后方和重要国际交通运输线。在全民抗战的背景下，新疆各族民众响应“抗战建新”号召，积极参与和支持各项抗日救亡工作，这一切与新疆省政府有效的组织和动员工作密不可分，而社会教育则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目前学界对抗战时期新疆社会教育研究较为缺乏。(1)相关研究参见：马文华：《民国时期的新疆社会教育》，《喀什师院学院》1993年第3期，第28～31页；左红卫：《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新疆民众团体与新疆戏剧文化的发展》，《新疆艺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第56～62页；左红卫：《抗日战争时期新疆的演剧募捐和文化劳军活动》，《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2010年第4期，第54～56页；左红卫：《民国时期新疆电影放映的审查与发行》，《新疆艺术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第48～51页；左红卫：《论民国时期新疆回族文化促进会的爱国进步文化活动》，《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2012年第4期，第26～28页。本文拟在学界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民国《新疆日报》为基础史料，结合档案、时人游记等资料，尝试从政治动员的视角切入，着重考察新疆省政府如何通过社会教育来实施民众政治动员，再现动员的整个动态过程和复杂面相，分析总结动员成效及存在的问题，揭示抗战时期新疆社会教育在政治动员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一 社会教育实施缘起：“抗战建新”的政治需要

民国初建以来，杨增新主政新疆17年，政局基本保持稳定；继杨之后，金树仁主政新疆“将近五载”，“施行诸政，乖缪百出。以致民怨沸腾，变乱大作，星火先发于哈密，兵祸几遍于全疆”。(2)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375页。直至1934年盛世才最终掌控新疆政局，(3)参见陈慧生，陈超：《民国新疆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48～277页。持续数年的内乱才基本平息。历时数年的战乱，使正常的社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人口锐减，百业凋敝，给各族民众带来了巨大灾难。“自十九年冬，哈密纠纷肇始后，四载以来，战乱频仍，迄未宁息，兵燹所及，几遍全疆，……故战后区域，或则地方糜烂，屋舍悉遭焚毁，或则死伤枕藉，尸骸漫遍荒野，情状之惨，得未曾有。概计连年战役，人民牺牲者当不下数十万，财产之损失，尤不可胜计”。(4)冯有真：《新疆与新疆事变》，《时事月报》第10卷第2期，1934年，第101页。与经济破败相伴的是文化教育事业的滞后，“新疆现几无教育可言”，所有学校“大抵有名无实，历年战乱，更陷停顿”。(5)冯有真：《新疆视察记》，世界书局，1934年，第77页。

新疆民族成份复杂，宗教信仰多元，且由于近代以来英、俄等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渗透，致使民族矛盾异常尖锐，民族问题成为影响新疆社会安定的关键因素。新疆“萃十四种民族，纳儒释回耶等宗教，信仰不同，趋向各异，兼以外力侵袭，鼓动阴谋，唆使叛乱，致民族益趋分化，地方愈陷分裂，扰攘不堪，战乱未已”。(6)程鲁丁：《新疆问题》，马大正主编：《民国边政史料汇编》(第二十四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第564、569、697页。“新省外以地理关系，易受国际政治经济及其他的直接影响；内以居民复杂，信仰纷歧，以言治理，自较困难”，若“治理一有失著，酿成巨变，动辄祸延数载，前代史乘，斑斑可考”。(7)陈赓雅：《西北视察记》(下)，上海中报馆，1936年，第346页。因此，消弭各族间的隔阂和冲突，提升新疆各族的中华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是关涉新疆社会稳定和边疆安全的重大问题。

随着“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的空前加剧，西北的国防战略地位陡升，作为西北门户的新疆，其独特的地缘优势和国防战略价值，更引起当时国人的高度关注。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中国海上交通运输线被切断，新疆作为抗战后方基地和国际交通运输线的战略价值愈益凸显。

在民族危机愈益严峻、新疆战略地位日益凸显的背景下，如何打破新疆的封闭落后状态，消除内忧外患危机，完成巩固抗战后方和支援抗日前线的战略任务，成为新疆省政府面临的一大难题。为此，全面抗战时期，新疆省政府制定并实施了第一期(1937～1939年)和第二期(1940～1942年)两个三年建设计划，开启了新疆社会经济建设的序幕。在各项社会经济建设中，新疆省政府极为重视各族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将其视为实施“抗战建新”战略的基本前提。因为，在全民抗战的背景下，“抗战建新是全疆人民的唯一工作”，而要确保“抗战建新工作”的顺利完成，“却是与全体人民的文化程度有重大关系”，如何使各族民众“了解抗战的意义”“清楚建设的重要”“来参加这个伟大工作”，则“提高与发展他们的文化教育成为必不可少的步骤之一了”。(8)《展开扫盲工作》，《新疆日报》1942年10月28日第1版。时任教育厅长孟一鸣也强调了发展各族文化教育事业的重要意义，指出“抗战必胜建省必成的思想准备，是文化教育工作的伟大任务”，“肃清抗战阵营中任何妥协投降的思想根苗，巩固战胜一切困难的毅力，坚定抗战到最后的决心，必然是抗战新阶段中抗战教育艰难而伟大的工作”。(9)《孟厅长教育行政报告提纲——在第二次全疆教育行政会议上》，《新疆日报》1940年8月23日第3版。

在教育基础薄弱、抗战急需的特殊情势下，要想加快实施扫盲教育和政治动员，“只靠正式的学校教育是不够的，必须发展社会教育，所以社会教育在本省文化建设中便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10)《努力发展社会教育，提高民众文化水准》，《新疆日报》1942年10月1日第3版。于是，社会教育便成为“抗战建新中战斗武器之一，尤其是在这增强抗战力量，和加紧建新的时期，给全疆千百万广大的群众，施以普遍的文化教育，灌输以新的政治常识，让他们本能的自发的发挥了抗战建新的积极性，是当前最迫切的任务了”(11)《推进社会教育工作》，《新疆日报》1941年6月29日第1版。。

可以说，“抗战建新”的现实政治需要，要求最大限度地实施民众政治动员。正是在此背景下，社会教育被寄予了政治动员的重任，主要任务即在实施文化启蒙的前提下，对各族民众进行广泛政治动员。

二 如何动员：寓动员于扫盲和借助多种宣传手段

全面抗战时期，新疆教育当局将识字扫盲和政治动员确定为社会教育的主要任务。如新疆各区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的宗旨与任务为：“推行全区战时的社会教育，提高民众文化水准，巩固民族团结，发扬民众的抗战动员，以争取抗战建省的胜利。”(12)《新疆省各区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新疆日报》1938年12月20日第3版。并且，在省教育厅颁发的暑期社会教育工作要点中亦规定：“社会教育应以识字教育，政治教育为主要内容。”(13)《教育厅发动暑期社教工作，拟定工作要点已颁发全疆执行，暑期后工作总结备报教厅查考》，《新疆日报》1942年5月12日第3版。

于是，在全民抗战的背景下，为实现“抗战建新”政治任务，新疆省政府采取多种社会教育组织形式，进行民众政治动员。基于动员指导思想、宣传内容及手段的差异，新疆战时政治动员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30年代初到1942年，为盛世才主政时期，以“六大政策”为纲领进行政治动员；第二个阶段从1943年开始，国民党开始入主新疆，开启以“三民主义”为纲领的政治动员阶段。

(一)以“六大政策”为纲领的动员阶段

盛世才主政时期，在“发展以民族为形式，六大政策为内容的民族文化”教育方针指导下，各级教育机关、社会教育机构、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14)盛世才主政时期设立的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官办政治组织，全称“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1934年8月成立。在省城迪化(今乌鲁木齐)设总会，各地设分会。1935年和1939年反帝会先后经过两次改组，由联共党员俞秀松和中共党员黄火青任反帝会秘书长，出版机关刊物《反帝战线》，在盛世才投靠国民党后，于1943年8月1日被撤销。(以下简称反帝会)等团体和组织采用多种社会教育组织形式，将识字扫盲和政治教育作为主要任务，对新疆各族民众实施了以抗日救亡、“六大政策”为主要内容的宣传动员。

一是开展扫盲教育，对各族民众进行文化启蒙。1937年，省教育厅在失学民众补习教育计划中，明确要求“各民众学校要尽先招收十六岁至三十岁之男女教学”。(15)《新疆省教育厅为报送该省民国二十六年度实施失学民众教育计划事与教育部来往文书》(1937年)，苗普生，马振犊主编：《民国时期新疆档案汇编》(1928—1949)第24册，凤凰出版社，2015年，第401页。扫盲教育的主要施教方式包括：“(一)设立民众学校、民众识字班、民众图书馆、民众书报阅览所。(二)扩大宣传识字运动。(三)设立民众问字处、民众代笔处。(四)编辑民众读物。(五)推行译文拉丁化新文字。(六)其他。”(16)《国防教育的方式和新内容》，《新疆日报》1938年12月18日第4版。

民众学校是推行成人失学补习教育最为普遍的社会教育组织形式。早在1935年，省教育厅就通令全省各区县“倡办民校”，要求“务于各学校内，至少各附设民众班一班”。(17)《扩大民众教育，教厅通令省内外各学校，每校至少须设一处民众班》，《新疆日报》1935年12月5日第3版。全面抗战爆发后，各级教育机关仍将其作为实施扫盲教育的重要组织形式，除继续发挥其识字教育的职能外，也基于现实需要，对教学内容做了适当调整，增加了抗战常识、农牧业生产、时事政治、政府政策等国防教育的内容。

于是，从城镇到乡村、农区到牧区，均遍设民众学校或识字班。如博乐县为“推广社会教育”，从1939年11月到1940年2月，在县城、乡村及牧区设立民校6所，其中包括妇女民校2所，汉族、哈族、维族、蒙族民校各1所，学员“以商民与牧民居多，手工业匠人和农民次之”；学员年龄层次跨越青年和老年，其中20岁至35岁“占绝大多数”。组建妇女民校“在博乐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教育的中心任务是注重“理解和认识政府政策与中国抗战事业”，并兼“识字”扫盲，及进行农牧业知识传授与技能训练。课程内容“根据教育厅颁发的社会教育教材，并根据教育对象的职业而定”。蒙古族民众对农业知识“生疏”，缺乏基本的计算常识，则蒙族民校就须“多讲些关于农牧业和算术的道理”；妇女“卫生常识甚差”，“影响儿童的保健”，妇女民校就要“多讲些卫生的道理”。民校课程包括：“(1)政府政策问答(2)抗战常识问答(3)农牧常识(4)日常适用算术(5)卫生常识(6)短期识字课本(包括学写便条)(7)精神讲话(包括时事报告)(8)歌咏，各校的课程，最多不超过六门。”民校经费除由“教育厅按月发给”外，“多半是由各族文化会担任。有的民校，学员自动资助。”(18)《响应冬学运动中的博乐民校》，《新疆日报》1940年2月27日第3版。为解决讲师缺乏问题，专门举办“为期三个月的公务员讲习班”，以培养民校讲师。(19)《响应冬学运动中的博乐民校(续)》，《新疆日报》1940年2月28日第3版。

冬学运动是利用冬闲时节，对民众进行识字扫盲的重要社教组织形式。为开展大规模冬学运动，1938年底，省教育厅颁发了《新疆冬学运动宣传大纲》，从民众生活和“抗战建新”的现实需要等方面出发，向各族民众阐明了识字扫盲的重要意义，并指明了“怎样来识字读书”的方法。(20)《冬学运动宣传大纲》，《新疆日报》1938年12月21日第3版。沙雅县响应冬学运动号召，在各乡村设立识字班15处，男学员784名，女学员60名，教员由乡村小学教员义务担任。县府拟会同维文分会扩大识字范围，计划在县城设立夜学班9处，由县初小挑选优等生11名组织小先生1队，分配到夜学班里授课，并由维文分会派人每日在各饭馆做一次通俗讲演，或将《新疆日报》讲给民众听。同时，成立机关学习组，学员由县政府职员等组成，学习科目以政府政策、抗战问题为主。(21)《积极进展中的沙雅冬学运动，现有学生八百余名》，《新疆日报》1940年2月3日第3版。

夏学运动也是实施扫盲教育的另一种重要形式。主要在暑期学生放假期间，发动全疆各校师生组织实施。1941年6月，为推动社教工作，教育厅特拟定暑期社教工作要点，通令全疆各区县开展夏学运动。强调各校“小先生学生”要利用业余时间，开展夏学运动，以识字教育、政治教育为主要内容，组建小先生队开展巡回教学，出刊壁报漫画，召开群众晚会，组织讲演站、读报组，进行讲演和读报工作。(22)《教厅通令全疆教育界展开暑期社教工作，发动小学师生扩大夏学运动，具体拟定推进社教工作要点多项》，《新疆日报》1941年6月19日。1942年暑期，迪化市第三扫盲区各校及社会教育机构积极开展夏学运动，该市民众教育馆和第二十六民校组织了4个宣传小组。一小及二十七民校，共训练小先生50人。(23)《迪化扫盲三区指委会开会，检讨过去工作成绩，决定今后工作方针》，《新疆日报》1942年7月26日第3版。

通过开展各种形式的扫盲教育，扫盲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据统计，全疆公立和各族文化促进会所属的会立民校，1937年为55所4179人，其中女生1085人；1938年为143所6429人，其中女生1399人；1939年1160所65735人，其中女生22959人。(24)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7册)，第3921～3922页。1940年就学人数为90365人，其中女生16517人；1941年为144207人，其中女生49445人；1942年为146911人，其中女生49339人。(25)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8册)，第4472页。

二是组建巡回宣传队，借助政治集会、利用戏剧和展览会，开展政治动员。为解决因民众文化水平低下、交通不便带来的教育宣传难题，政府组建具有流动性质的巡回宣传队，深入乡村及牧区，实施抗战动员和政府政策宣传。如镇西县组织宣传队赴牧区宣传政府政策、储藏冬草、节约运动、建修公路等工作。(26)《镇西组宣传队赴游牧宣传》，《新疆日报》1940年8月27日第3版。阜康县为响应献机运动号召，决定由文化教育机关及学校组织宣传队，分赴城乡各地宣传献机运动的意义，激发民众对“抗战的热忱与关心”和“献金情绪”，确保“每个人都了解在抗战期间”“中华民族应负的责任”。(27)《阜康县响应扩大献机，举行筹备会议，组织宣传队进行劝募，当场捐款者极形踊跃》，《新疆日报》1943年8月8日第3版。

全面抗战期间，新疆省政府借助各种抗战纪念日或政治性节日，进行民众政治动员。在“一二八” 、“九一八”、“七七”等抗战纪念日和“双十节”，及“四月革命”(28)以1933年盛世才推翻金树仁政权的“四一二”政变为标志性事件而设立的政治性节日。纪念日，政府通过举行庆祝大会、群众游行等活动，向各族民众灌输“六大政策”政治思想，阐释“抗战建新”方针，进而实现对民众的政治动员。

在各种纪念活动中，通常都会举行纪念大会，借助政治仪式和纪念话语，实施民众动员。如1939年4月12日，为纪念“四月革命”6周年，省政府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纪念大会，政府机关、学校、军队、民众团体等各族各界群众3万余人参加。(29)《全疆各地狂欢庆祝四月革命六周年纪念，本市三万余人大集会，在群情热烈与兴奋中举行》，《新疆日报》1939年4月18日第3版。通过政治仪式的操演和纪念话语的表达，进行抗战宣传，并诠释政治主张，即要求在“六大政策”政治思想的引导下，团结和动员各族各界民众，完成“抗战建新”的政治任务。同时，参与者也感受了民族的危亡和救亡的责任，起到了凝聚民心的作用。

在各种节庆活动中，举行群众游行及报告会，给更多民众提供了直接参与政治活动的机会。1939年“双十节”，绥定县举行提灯示威游行。(30)《参加提灯示威游行》，《新疆日报》1939年10月27日第3版。各机关、法团、学校按行进顺序，通过举行群众示威游行活动，将众多民众聚集在一起，并借助整齐的游行队列和旗帜、口号、歌声等象征符号的表达，充分调动起参与民众的集体情感，使其在相互交流中迸发出强大的情感力量，进而达到激发政治参与热情、增强政治认同的目的。

戏剧由于兼具娱乐和教化的双重功能，成为实施民众政治动员的重要手段。新疆过去本无“文明戏”，但随着1939年赵丹等内地文化界人士赴新，成立了实验剧团，使新疆“剧运一时达于最高潮，大小戏剧的演出，确轰动一时”。(31)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8册)，第4493页。赵丹初到迪化，便亲自组织编演了章泯的三幕抗战话剧《战斗》，在“九一八”纪念晚会上公演，随后又在维文会俱乐部公演。公演十多天，“场场客满，轰动全城”，为提高话剧表演水平和扩大宣传功效，全疆各地及各机关经常举办话剧比赛。如伊犁区举行了歌咏、话剧比赛，演出了国防四幕剧《凤凰城》及伊宁中学的《突击》、维文会的《满天星》。当“剧中每一个抗日情节演至紧张”时，观众“不但报以雷动的掌声，而且发出了响亮的咒骂——咒骂着万恶的日本法西斯强盗”。(32)张树荣：《抗战话剧壮边城》，政协乌鲁木齐市委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乌鲁木齐文史资料》(第11辑)，新疆青年出版社，1982年，第40页。

举行各种抗战题材的图片展览会，亦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民众动员手段。1941年，反帝会总会举行反法西斯漫画展览会。此次展览共分6间展室，其中第四间展室是“中国反抗日本法西斯强盗斗争之部，内中悬有前线将士英姿，国内团结，日寇残暴写真，汪逆无耻丑态，文化战士斗争情形等类的作品”；第五间展室也展出有“各种抗战建新连环漫画”。(33)《反法西斯漫画展览会昨日举行开幕典礼，王秘书长致开会词，李厅长讲话，开幕第一日观众情绪异常热烈》，《新疆日报》1941年10月9日第3版。焉耆区于1942年举办了反法西斯漫画及手工业作品展览会，展出了“反法西斯的各式各样的漫画”，并配有宣传员作详细讲解。观众在观展后，对日本侵略者的残忍暴行有了直观的认识，激发起了同仇敌忾的爱国热情。在5天的展览中，回、汉、蒙等族男女观众共计11400余人参加，这在人口较少的焉耆市，“已占了男女总数的百分之六十”，“距城百里游牧上的蒙族人，他们也来参观了！”(34)《焉耆召开盛大展览会，反法西斯漫画·手工业作品吸引着万余群众的热烈参观》，《新疆日报》1942年3月20日第3版。

(二)以“三民主义”为纲领的动员阶段

在国民党逐渐控制新疆后，继续推行扫盲教育，兴办民校，开展夏学和冬学运动，但在教育内容方面做了某些调整，在延续抗战教育的主题外，亦十分强调对各族民众“三民主义”意识形态和国家观念的灌输，以树立国民党在新疆各族中的权威，增强对国民政府的政治认同。而兴办语文夜校和国语夜校，则是强化各族民众国族意识和国家观念的有力举措之一。此外，国民党区县党部也成为推行党化教育和“三民主义”宣传的重要力量。

一方面，继续将实施扫盲教育作为社会教育的中心工作。1943年，省教育厅颁布《新疆省扫除文盲第二期实施方案》，方案要求在1943～1945年期间扫除文盲40万人。(35)《新疆省扫除文盲第二期工作方案》，《新疆日报》1943年1月12日第3版。但由于种种原因，扫盲计划实际未完成，1943年只扫盲2.5万人，1944年扫盲也没有超过5万人。(36)马文华：《民国时期的新疆教育》，《喀什师院学报》1993年第3期，第31页。但教育内容方面却出现了某种变化，并将国语教育作为一项中心工作。

其一，开始注重党化教育和“三民主义”意识形态宣传，培育新疆各族的国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在课程设置和民众教育教材中都有集中反映。如1943年，省教育厅将“三民主义”确定为全疆各学校的必修课程，通令各校“自本年学期开始起，即将各级学校课程表内所定之政府政策一门暂缓讲授，所有时间均添加三民主义(或公民)，而养成一般学子对国家民族之深刻认识与了解”，并要求各民族学校增加国语学习时间，即“维哈等族学校之国语一科略有增加，各学校应遵照加授，不得减少”。(37)《教育厅通令全疆各校自本年添设三民主义》，《新疆日报》1943年3月7日第3版。在省教育厅编辑出版的冬学教材中，有突出强化国家观念和灌输“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相关内容。教材开篇第1课为“中国人”，即“我是中国人。他是中国人。你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要爱中国。”体现出通过教育手段传播中华民族一体观念、强化新疆各族国家认同的主旨目标。在“国父”“双十节”“党旗国旗”“中华民国的成立”“三民主义”各课中，分别介绍了国民党的相关历史和“三民主义”的内容。(38)《冬学运动教材》，《新疆日报》1943年12月18日第4版。

其二，设立语文夜校或国语夜校，消除各族间由于语言隔阂引起的矛盾和冲突，培育国家认同意识。省政府为“加速完成三民主义之新新疆建设，及各宗族间更亲密团结起见”，要求全疆各级公职人员年龄在四十岁以下者一律练习国语国文、维语维文、蒙语蒙文，除上述三种语文外，还应按“地方实际需要”，“将哈文哈语及归化语文列为选修语文之一。”(39)《省府令饬加紧学习宗族语文，增强行政效率建设新新疆，各机关考绩语文占百分之四十》，《新疆日报》1943年12月17日第3版。为此，各机关团体和学校相继成立语文夜校和国语夜校。各区教育局接到教育厅“成立国语夜校”的指令后，和阗区、伊犁区、阿克苏区、哈密区已开始筹组国语夜校，参加学习者均系维族中的优秀男女教员。(40)《各区国语夜校陆续成立，阿山中心学校改设完竣》，《新疆日报》1943年10月6日第3版。绥定县筹设国语夜校1班，由县府督学担任讲师。(41)《绥定成立国语夜校》，《新疆日报》1945年7月22日第3版。皮山县维文会组织国语学习小组，并同时学习国文，该会主任干事秘书及各股干事全体职员一律参加。(42)《皮山维文会成立国语学习组》，《新疆日报》1943年12月1日第3版。

另一方面，国民党区县党部也成为“三民主义”宣传的主力。霍城县县党部在1942年7月成立至1944年2月仅8个月间，除宣传“三民主义外，并出刊壁报，组织宣传队，经常宣传‘新生活运动’‘国民精神总动员’”。(43)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10册)，第5862页。鄯善县县党部李书记长亲自下乡宣传，仅鲁克沁一村参加的民众就达1500人。(44)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10册)，第5864页。

总之，全面抗战时期，不论是盛世才主政时期，抑或是国民党统治时期，都将社会教育作为实施民众政治动员的重要手段。通过设立民校、识字班，推广冬学、夏学运动，及为消除语言隔阂而设立语文夜校和国语夜校，既实现了对各族民众的文化启蒙，又试图在识字扫盲中进行政治教育和抗战动员。同时，组建巡回宣传队、借助政治集会、运用戏剧和展览会等宣传形式，推进抗战宣传和政治动员。

三 动员成效：各族民众积极参加“抗战建新”

在扫盲教育和各种宣传手段的共同作用下，各族民众的抗战意识和国家观念得到提升，在国家民族危亡面前，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参与“抗战建新”各项工作。

一是增强了各族民众的国家观念，使其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战。1938年，《大公报》记者陈纪滢一行与参加全疆第三次代表大会各界代表交流过程中，提及抗战问题，各族各界代表均表达了同为中华民国国民和支持全民抗战的心声。如疏勒县的一位维族呼尔加(维族称农人呼尔加)谈到：对于中日战争，“我们对详细情形虽然不很清楚，但是我们知道日本鬼子是可恨的！我们当地的农民都知道。”并且说：“回去以后，一定把在大会上听到的消息传达给他们，呼尔加也是中[国]人，也要救国！”(45)陈纪滢：《新疆鸟瞰》，建中出版社，1943年，第124页。

保障国际交通运输线的安全和畅通，是各族民众对抗战所作的重要贡献。在西北国际交通运输线的开辟运行中，各族民众本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参与运输线路的修建和维护。如绥定县由塔尔棋通霍城的交通要道为中苏通行的重要咽喉，因该处一座大桥“年久腐毁”，当地民众数十户主动捐资800余元，约一星期就宣告竣工，使“绥霍之交通甚为方便”。(46)《民众建设情绪高涨，自动出钱出力筑路》，《新疆日报》1942年3月25日第3版。在筑路委员会和区县政府的组织动员下，民众捐款捐工修路，如乌苏县蒙、回、维、汉等族民众捐款达6000余万两，其中蒙古族民众捐助4000万两。(47)《乌苏筑路工作顺利进行，捐款已达六千余万》，《新疆日报》1939年7月1日第3版。为此，新疆省政府和社会各界作出了巨大的财力和人力牺牲，据不完全统计，省政府先后投入省票银2.38亿两、法币2.84亿两(按不同年份币值直接累加)；从1935年至1942年，新疆累计投入劳动力339.1万人次。(48)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新疆抗日战争时期人口死亡和财产损失》，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第18～19页。

新疆虽然是抗战大后方，但各族民众积极捐款、捐物，支持全民抗战。在“寒衣募捐”运动中，新疆募集寒衣会募集捐款达国币25万元。(49)《督办公署等就行政院传谕嘉奖新疆民众积极为募集寒衣运动捐款事等通令(1939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新疆通史》编纂委员会等合编：《抗日战争时期新疆各民族民众抗日募捐档案史料》，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50页。除捐款外，新疆两年间先后征募寒衣凡700余万件，缝制夏布暑衣30余万套及蚊帐8万床，“分赠各地新兵及伤病将士”。(50)《全国征募寒衣运动委员会为拟定1940年度征募寒衣计划事致新疆省政府的电(1940年8月29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新疆通史》编纂委员会等合编：《抗日战争时期新疆各民族民众抗日募捐档案史料》，第152页。在“文化劳军”运动中，新疆共缴纳捐款新币52.3万元。(5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新疆通史》编纂委员会等合编：《抗日战争时期新疆各民族民众抗日募捐档案史料》，第266页。在“募机运动”中，截止1944年7月，全疆共募集捐献飞机144架，比原定计划超募4架；完成募集捐款达新币558万多元，比预定任务超募250多万元。(52)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10册)，第5446页。在各种募捐活动中，贫苦农牧民更是倾其所有，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如阿克苏区温宿县农民巴海巴依携路费银元两千五百两朝汗，至途中因患病返回。其临终时嘱其儿子沙海阿洪将所携作路费款之一半捐助前方抗日将士。在其病故后，其子将此款“自愿捐助，以资救国”。(53)《阿克苏区为请嘉奖温宿县农民沙海阿洪捐献其父遗留部分朝汗路费作抗日捐款事致省政府的电(1938年11月6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新疆通史》编纂委员会等合编：《抗日战争时期新疆各民族民众抗日募捐档案史料》，第152页。

二是积极支持和参与“新新疆”建设。在第一、二期三年建设计划实施中，各族民众积极参加“新新疆”建设各项工作，如认购建设公债、出资兴办教育等，促进了新疆各项建设事业的顺利开展。为吸收民间游资、给第二期三年建设筹措资金，省政府决定发行定额为新币500万元的建设公债。(54)《民国三十年新疆建设公债条例》，《新疆日报》1941年3月25日第3版。各族民众踊跃认购，仅1年时间，就实际售出668.9万元，超出原计划500万元的33.8%，相当于当年银行全部贷款余额的一半，相当于1941年财政收入的16%。(55)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抗战中的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4页。各族民众还主动参与兴学活动，如焉耆县属巴伦区蒙古族汤格老人为发展教育，“造就青年”，捐助大洋200元，“作为购置新女生班桌凳之用”。(56)《焉耆行署为请嘉奖汤格老人捐资助教事致省政府的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新疆通史》编纂委员会等合编：《近代新疆蒙古历史档案》，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94页。在各族民众的支持和参与下，新疆第一、二期三年建设工作得以顺利实施。

经过抗战宣传和政治教育，各族民众逐渐实现了对政府政策的支持和认同，在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方面发生了变化，以各种形式支持和参与抗日救亡运动。

四 结论

全面抗战时期，新疆由于独特的地缘战略地位，一跃成为重要的抗战大后方和国际运输交通线。为组织和动员各族民众参加抗日救亡工作，新疆省政府采取多种形式进行民众政治动员，而社会教育则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疆教育当局将识字扫盲和政治动员确定为战时社会教育的主要任务，对各族民众进行文化启蒙和政治动员。在盛世才主政时期，将“六大政策”作为教育宣传的指导思想，在全民抗战的背景下，抗日救亡是宣传教育的必然主题，对促进新疆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在其主政时期，极力强调“六大政策”在教育宣传领域的指导思想地位，并开展以“六大政策”为中心的政治教育，主观上有树立盛世才为“新新疆”建设领袖，巩固其个人权威的目的。在国民党逐渐控制新疆后，向各族民众灌输国家观念和抗战意识，以调动各族民众支援抗战的积极性，但同时，为配合国民党对新疆的全面控制，对“三民主义”的宣传和党化教育的重视，也是此一阶段教育宣传的中心。

通过教育宣传，唤醒了各族民众的爱国观念和抗战热情，积极参与到支援抗日前线和后方建设的各项活动中，为全民抗战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在此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封闭保守的社会文化环境对教育宣传工作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阻碍。新疆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区，特殊的文化背景影响着动员工作的开展，特别不利于妇女教育宣传工作的推进。如对男女合演新剧一事，各族文化促进会以“一般民众认为青年男女混杂表演，极为不当”为名，呈报政府禁止男女合演。(57)《为适应本省女子教育环境，暂时取缔男女合演新剧，政府通令各机关学校遵照》，《新疆日报》1939年1月29日第3版。影响着戏剧宣传作用的发挥，反帝总会在对迪化市第一届话剧比赛进行总结时指出：“因为受女角限制，有些剧无法演出”。(58)《反帝总会召开迪市话剧比赛总结会，王秘书长莅场颁发优胜奖品，普通区会第一；团体四区会；个人韩毓麟；学生分会第一；团体一分会；个人李文辰》，《新疆日报》1941年10月22日第3版。同时，传统习惯也制约着妇女扫盲工作的开展。有些家庭反对妇女参加识字扫盲，年老的家长限制其子女求学，在冬学运动劝导妇女扫盲时，“多有家庭不令其入学”。(59)《教厅召开民校街长联席会，讨论街长与民校联系等问题》，《新疆日报》1938年12月28日第3版。

二是扫盲教育中学生流动性问题。在扫盲教育实施中，存在学员中途辍学、缺席等流动性问题。如民校在开课后不久，逐渐发生“学生缺席或中途辍学的问题”。(60)《献给从事民教工作的同志！关于取缔民校学生流动问题的研究》，《新疆日报》1943年1月20日第3版。又有时人提出，民校工作让人“头痛”的，首先属招生不易，其次要算“留生”困难问题，待开学一段时间后，学生“渐渐的就少下来，如要至毕业时，简直寥若晨星，所存无几”。(61)《关于民校的“留生”问题》，《新疆日报》1943年1月9日第3版。如教育厅在讨论迪化区民校改进方案时，即提出了“消灭学生流动性”的5点措施。(62)《加紧推进民众教育，教厅召开迪区教职员会议，宣传民校改进方案》，《新疆日报》1939年8月13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