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存在论解释学的迂回之路
——论利科的反思哲学

付志勇，陈 思

(1.武汉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武汉 430081；2.江汉大学 教育学院，武汉 430056)

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是哲学解释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思想的显著特点是调和性，力图在诸多人文学科之间寻找使它们结合起来的交汇点。这种调和性也表现在他的反思哲学中，他一方面肯定海德格尔所提出的理解的存在论的基本观点，另一方面又不满海德格尔忽视了解释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维度而只是选择直达存在论的捷径和短途。利科处理这一问题的方式，就是提出了融存在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为一体的反思哲学，他给“反思”下的定义是：“反思是一种返回到自身的行动，通过这种行动，主体在理智的澄清和道德责任感的契机之中，把握他自身作为主体被消散和遗忘的诸操作的统一化原则。”(1)Paul Ricur, From Text to Action: Essays in Hermeneutics,II, trans. Kathleen Blamey and John B. Thompson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1), 12.这个定义将反思视为这样一种行动，即它意味着主体要走出自身、遗忘自身，然后在世界中理解各种精神性的、伦理性的符号并将它们统一到自身之中，从而重新把握自身。

一 反思与占有

人们通常认为，自笛卡尔开始的理性主义哲学是一种强调反思的哲学，这种反思指的是自我反思，因为它是从自我意识出发的。自我是一种有意识的、思想的能力，它是从笛卡尔那里开始，经过康德与费希特发展的理性主义哲学的第一真理，最后在胡塞尔的《笛卡尔式的沉思》中被彻底化为“先验自我”。自我定位自身，它不能被确证也不能被演绎，对自我的直接定位就是直观。自我这一真理定位自身之后，随后就是对存在和行动的定位、对生存和思想的定位，即笛卡尔所说的我在、我思。这个自我是思想之我，所以存在就是思想。自我对自身的定位是一种反思，但利科认为，这种反思是一种独断的、抽象的反思。理性主义哲学将反思看成是一种向所谓直接意识的自明性即我思的返回，而没有在其对象、活动和行动中去把握自身，从而是一种抽象、空洞、独断的真理。所以，笛卡尔式的我思并不是获得自身认识(占有、理解或解释)的有效途径。

但利科的反思哲学却并非如此，它是一种自身反思的哲学，认为自我意识仅仅是最抽象的开端，而主体必须经历在世之中的各种符号才能变得丰富，这里的符号指的是主体在世的行动、各种文化作品、历史遗迹，等等。“无论是笛卡尔的‘我思’、康德的‘先验统觉’或胡塞尔的‘先验自我’，对吕格尔(即Paul Ricur，通常译为保罗·利科，也有学者译为保罗·里克尔，后文不再说明)而言，都只是一种知识的形式而已，其中并无任何关乎自我的确定内容”(2)柯志明《恶的诠释学：吕格尔论恶与人的存有》，(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版，第111页。。既然不能将反思看成是一种直观的意识，因为直接意识是一种虚假意识，那么根据利科的观点，就应该将它看成是在其对象、工作和行动中重新获得我思的努力。对我思的定位不能在感性直观、理智直观或神秘的体验中被给予，而必须通过反思的对象、在我思的行动中被定位。如果说自笛卡尔开始的理性主义哲学是一种直接意识的哲学，利科的反思哲学则是一种间接、中介的哲学。因为，反思是通过我们生存行动的符号而展开的，以生命在其中得以客观化的种种表达为中介。

利科认为，我们要在生存的全部工作中，去重新发现生存的行动和对自身的定位，而这种重新发现就是一种占有和重新占有的过程。这里涉及到两个重要概念：间距和占有。“间距(distance)指的是意向的外化，或者说文本的语义学自主性承担着除了作者的意向之外的意义；占有(appropriation)指的是那种使得陌生之物变得熟悉或成为自己的东西的解释学行动。解释学情境是通过间距和占有的游戏而被构造的”(3)David M. Kaplan, Ricur’s Critical Theory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3), 33.。间距又称为“时间间距”，指的是存在于文本所属的过去文化及时代背景与当下的解释者之间的距离。这一概念来自于伽达默尔，根据他的看法，间距并不是主体能够任意选择的事情，而是在文本或事件的“意义整体里有其根据的本质性关系”(4)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诠释学I：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修订译本)》，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91页。，所以间距是客观存在的历史性事实。占有的原意是使起初外在的东西成为自己的，指的是主体通过理解和解释的过程而对文本意义的内化，从而也是对间距的克服。在利科的反思哲学中，占有还意味着意识起源的最初位置被遗忘，于是我在诸对象、诸符号中迷失自己，我不能再拥有我先前所是的样子，不再是一个抽象、独断的我思，而必须在具体的对象中重新发现自己。

这一对概念表达出一种意向，即如何处理文化间距和历史异化的问题，因为意义的客观化作为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必要的中介，其本身就是一种间距和异化的产生。因而，读者与文本的对话方式涉及到间距与占有的辩证法。“解释，哲学地理解，就是试图使疏远和间距变得有成果”(5)Paul Ricur, Interpretation Theory: Discourse and the Surplus of Meaning (Fort Worth: The Texas Christian University Press, 1976), 44.。利科将占有看成是支配解释学方法的核心概念，涉及到文本与主体的对话方式，也就是说，占有概念处理的是在理解中主体性的作用问题。在利科看来，读者与文本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就是读者与文本所展现的世界之间的关系，因而理解就与作品展示的世界有关，它不是读者和作者之间的主体间的相互理解，而是对作品所传达的世界的领会。

利科通过伽达默尔的游戏概念来说明占有的含义。伽达默尔认为：“游戏具有一种独特的本质，它独立于那些从事游戏活动的人的意识。”(6)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诠释学I：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修订译本)》，第151页。游戏并不是由游戏的参与者决定的，它有自己的存在方式，它是一种改变了参与其中的人的经验，我们在生存行动中与筹划、观念玩游戏，同时也“被游戏”着，游戏者同时又是被游戏者，游戏的规则规定了被游戏的领域。利科认为，世界本身就是以游戏的模式向我们展现的，世界的呈现是某种游戏的呈现(7)保罗·利科《诠释学与人文科学：语言、行为、解释文集》，孔明安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8页。，在游戏中我们将自己交付出去，于是主体性忘记了自身，但是由于我们投入到的是游戏的意义之中，所以这种被遗忘了的主体性又将在对意义的占有中失而复得。

利科强调“反思中介对于直接提出主体的优先性”(8)保罗·利科《作为一个他者的自身》，佘碧平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序言第3页。,这种反思中介就是在世之中的各种文本、符号。文本因其指称维度而具有一种揭示力量，自我在走向文本指称的过程中遗忘自己、放弃自己，但是随后又重新在文本中发现自己，从而占有揭示出隐藏在文本话语中的显现力量，并超越理解者自身生存场景的有限视域。利科指出：“占有不仅是文本间距化的完结，而且也是自我放弃的完结。”(9)保罗·利科《诠释学与人文科学：语言、行为、解释文集》，第145页。使我们成为自己的不是隐藏在作品中的作者意向，也不是文本背后的某种筹划，而是世界的展现，是某个在世存在模式的提出。这种新的存在模式的出现赋予了主体对自己重新认识的能力，主体的能力在这种新的存在模式中放大了自己。所以，占有是对直接意识的自我、主体的幻相的放弃，它表明主体在文本、文化和传统中重新认识自己、发现自己。这就是利科所谓的间距和占有是“在将所有的空间和时间的距离转换成文化的疏远和拥有——通过它所有的理解都旨在扩展自我理解——的他异性之间的斗争”(10)Paul Ricur, Interpretation Theory: Discourse and the Surplus of Meaning, 43.的含义。占有放弃我思的优先地位，而通过诉诸于符号的迂回去重新认识主体，并通过“迂回获得的辩证方式充实实质内涵”(11)张鼎国《诠释与实践》，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42页。。在这个意义上，解释学围绕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世界所展现的概念被组织起来，真理的自我展现也随之展开，但是解释学并不追求那种绝对知识，因为自我的展现会持续地向有待解释的谈话事件回归。也正因如此，解释的冲突才是不可避免的。

二 反思与象征

利科在《恶的象征》中考察了神话的象征功能，称这种经由神话来表达的象征解释体系为“象征主义”(symbolism)，并将象征与反思哲学结合起来。从语义学上看，象征具有表面意义和隐藏意义、显义和隐义的双重意义结构，象征的这种双重意义结构必然呼唤解释。利科认为，象征导致思想，即“出现在某一反思阶段受神话熏陶的哲学，以及除了哲学反思之外，它希望对某种现代文化处境作出反应”(12)保罗·里克尔《恶的象征》，公车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07页。。由象征引发的思想就是反思哲学，一方面，象征和神话是先于反思并指导和滋养反思的，因而我们应该聆听象征；另一方面，通过对象征和神话的哲学解释，又延续了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传统。这就是说，象征能够引起思想，能够引导人们从先于谈话的基础即象征和神话开始去开创哲学的谈话。

神话之所以具有象征功能，是因为它具有揭示和显露在人和人所视为神圣的东西之间的联结的能力。利科将神话分为四种，即原初混沌的神话、恶灵的神话、灵魂在邪恶的身体中流放的神话，以及关于个体即亚当和夏娃受到魔鬼引诱的神话。在利科看来，这些神话中的个体既是人类的祖先，又是人类的标准。

这些神话具有如下特点。首先，它们引入了诸如普罗米修斯、亚当等作为典范的人物角色。这些人物角色在普遍的概念或范例的层次上开始一般化人类经验，在这些概念或范例中我们可以解读我们的传统和命运。其次，对这些神话事件叙述结构的研究，使我们的经验获得了一种时间上的指向，“神话格式和神话的时间对于人类来说是最原初的记述状态，是人的想象力第一次企图用他们的时间观念和叙述形式，来表达他们对世界和对生活的态度”(13)高宣扬《利科的反思解释学》，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9页。，这种时间上的指向使我们的现在开始为有关过去的记忆和未来的希望负责。更重要的是，根据利科在《恶的象征》中的考察，这些作为超历史事件的神话涉及到恶的起源问题，它与历史的有罪和未来的无罪有关。在这个意义上，神话象征不仅具有语义学层次上的表达价值，而且还具有哲学启发的价值，因为它赋予了我们有关普遍性、时间性和自身理解的存在论维度。所以，解释不只是存在于对第二种意向(即隐藏意向)的释放中，这种意向在字面意义中被给予和掩饰，它还努力主题化这种在神话中隐含着的普遍性、时间性和存在论探索。因而，在其神话的形式中，象征本身推动了反思哲学的推论性表达，象征本身就是反思的开端。因而，通过考察象征在语义学和神话层次上所隐含的意义，可以发现解释学问题不是外在地强加于反思的，而是在意义的运动中提出的。

象征本身就要求这种推论性的反思哲学的解释，这是为象征的语义学结构和神话的隐藏意义所要求的，而反思哲学也会在象征中滋养自身并成为解释学。这种反思哲学指的是一种自身反思，自身不是空洞、抽象的知识，而是一种象征，即将反思从它的空虚中拯救出来的象征，自身反思“被符号、象征、语言所中介化，从而要求一种间接的解释方法——即解释学哲学”(14)David M. Kaplan, Ricur’s Critical Theory, 10.。所以，反思要求一种解密的工作即注释、注释科学或解释学，只有将反思看成是在其对象、作品和行动的中介中重新获得我思的努力，才能理解这一点。

按照利科的观点，反思也会为处理解释学冲突提供结构。象征领域就是解释学的领域，二者是一致的，象征问题可以在解释学方法中得到反映和讨论，象征的多义性结构必然会引起解释方法的对立，即解释的冲突，这是解释学在其语义学层次上所必然承担的功能。语义学的探讨使哲学解释学和解释的方法结合了起来，而不是像伽达默尔所做的那样，将真理与方法相分离。

象征当然不只是神话象征，利科赋予它非常广泛的含义，认为凡是文化成果都具有象征的双重意义结构，这是人文科学(human science)的普遍特征。如果说在《恶的象征》中利科还只是主要探讨神话象征，那么在随后出版的著作中，利科开始将这种象征-解释的结构，与人文科学的诸多分支结合了起来，如精神分析理论、结构主义、宗教现象学、意识形态等，并创造性地提出了文本、叙事、隐喻和行动等理论。因而，象征就体现为各种在世之中的文化符号和社会机制，而人为了理解自身就必须在其中得到中介，这恰恰体现了利科解释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即一种被中介的、迂回的理解。

三 反思与解释

这种将解释学问题置于反思运动之中的做法招致了以下几种质疑：经过文化成果的中介的反思哲学是否具有普遍性？解释学能否建立在象征主义模棱两可的意指之上？在解释的冲突尚未得到解决的情况下，解释学的可靠性何在？在利科看来，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是反思哲学要达到存在论的必经之路。

第一个问题是对伽达默尔所谓的解释学普遍性诉求的回应。利科指出，文化成果的多样性昭示着一种偶然性，能否从这种偶然性中提取出一种普遍性是成问题的。这种在偶然性中对普遍性的直接要求本身是不合理的，我们应该在解释的运动中去把握普遍性。文化成果的多样性本身就预示了解释模式的多样性，从而表现为一种解释的冲突现象，而不是一种普遍的解释学理论。在这个意义上，利科认为，解释学就其自身而言是不一致的。但是，反思哲学并不否认这种冲突的积极意义，而是强调各种冲突的解释必然会在反思的进程中、在解释的运动中得到合理的说明。

第二个问题是语言分析哲学对利科提出的象征主义的质疑。为了取消这种模棱两可的表达，逻辑学家提出了象征逻辑的理论。象征逻辑是形式逻辑研究的一般术语，它是一种通过使用象征符号和逻辑变项、而不是使用日常语言来表现逻辑表达的方法，逻辑学家认为它的优点在于能够消除伴随着日常语言的歧义性，并且在使用中更容易操作。从象征逻辑的立场看，象征主义的多义性就必然成为一种违反形式逻辑的错误论证，从而会取消解释学的合法性。但在利科看来，象征主义本身的多义性就表现为一种双重意义的逻辑，这恰恰是解释学存在的根基。象征的双重意义的逻辑不是一种线性的逻辑，而是符合的逻辑，它不是一种独断的、形式的逻辑，而是一种有关我们的欲望占有的可能性的先验逻辑。

在象征逻辑看来，日常语言是模糊而充满歧义性的，我们应该揭示出日常语言的这种特征并力图在论证中取消它。所以，象征逻辑旨在发明一种追求单义性的人工语言，从而能够保证论证的非歧义性。象征逻辑要求使用科学的定义，这样就能够在论证中在同一个意义上使用同样的语词，从而为消除语词的歧义性创造条件；此外，象征逻辑还要求将那些表示关系的语词，如“意指”、“是”、“一切”、“某些”等，用“不再需要说明的字母和符号所取代，人们利用它们而无需问自己，它们怎样体现在一种推理的义务学中而被人们去推测”(15)保罗·里克尔《恶的象征》，导言第15页。。象征逻辑的规定导致它只能被书写或阅读，而无法被言说，后者恰恰是象征主义的特征。象征逻辑对单义性的要求必然导致对象征主义的多义性的排斥。而对多义性的排斥也就是对意义的丰富性的排斥。从这一点看，象征逻辑是空洞的、独断的，因而是与解释学相对立的。象征逻辑试图建立的是一种语言学的人工代码，它是对日常语言的歧义性、模糊性的消除。以利科专门讨论过的“隐喻”为例，在象征逻辑看来，隐喻只是一种作为修辞手法的比喻而已，在句子中，它没有表达出任何新的东西。但是利科认为，通过违背语言学代码，隐喻在表面意义和隐藏意义之间预设了某种张力，它意味着对象征逻辑的反抗，而术语之间的张力体现了隐喻的多义性，这种隐喻需要一种比象征逻辑的单义符号更为复杂的意指，这是象征逻辑无法满足的。

与象征逻辑相比，处于反思哲学中的是双重意义的逻辑，双重意义的逻辑是一种先验逻辑，它能够证明那种模棱两可的表达所要传达的意义，并在自我的占有运动中扮演着先天的角色。我们在基于作为行动的“我思，我在”之上的反思和分散于生存行动的各种文化中的符号之间建立起来的关联，打开了经验、客观性和现实性的新领域，这就是双重意义的逻辑所归属的领域。这种双重意义的逻辑就是解释学谈话的本真维度，也是解释学理性的表现。

第三个问题是对第一个问题的深化，即在解释的冲突的背景下拷问解释学的可靠性。由于解释开始于象征的多义性，所以每一种具体的解释都是通过相关的解读模式来对象征进行“翻译”的结果，而每一种模式的“翻译”都是对象征意义多样性的化约，模式指的就是诸多解释系统的理论结构。按照利科的说法，这些解释系统包括宗教现象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等，它们都属于解释学的表现形式。宗教现象学的解释从神圣的角度解读象征，以恢复象征的启示意义；精神分析探究的是在无意识中意义的起源问题，从而呈现为一种向过去回溯的主体考古学；精神现象学则在诸角色的后继发展中使意义得到丰富和显现，从而揭示了一种不断前进的目的论维度。它们各有其局限性和狭隘性的特征，这种特征也正是它们存在的理由。这些不同的解读模式必然要求不同的解释方法，“通过表明每种方法以何种方式说明一个理论的形式，这种哲学解释学就在每一方法自己的理论界限的范围内证明了每一种方法”(16)保罗·利科《解释的冲突：解释学文集》，莫伟民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6页。。所以，在语义学的层面上，可以清楚地表明解释的冲突存在的必然性，这是解释学的丰富性的表现。每一种解释都发现了生存的一方面，而这些所有的解释结合起来，就必然引导我们不断趋近统一的存在论层次。

但是，与双重意义的表达有关的语义学分析，并不足以将解释学变成为一种哲学，因为语义学分析仅仅是局限在自身封闭的语言分析之中，它未能指涉到存在，对存在论的追寻将引导我们超越语义学层面。把语义学整合进存在论之中的唯一方式就是反思，反思是介于符号理解和自身理解之间的中介和纽带，它不只是寻求语言的根本意义，还试图把握自我的真正本质，即反思所具有的伦理学意义。这种伦理学不是一种道德哲学，而是一种关乎存在、关乎求存在的努力和求生存的欲望的伦理学。“努力”强调的是主体的能量和动力，而“欲望”揭示了主体的贫困和缺乏(17)保罗·利科《解释的冲突：解释学文集》，第23页。。通过反思，将象征语言和自身理解相结合就成为了解释学最深层次的愿望。

语义学分析的双重意指实现了对我思的改造，我们要放弃抽象、空洞的我思，然后在作为世界中的符号的生存行动中去重新获得我思，这里已经初步揭示了一种生存的维度。这种重新获得的我思就变成了一种自身理解，它不是在开端，而是在反思的终点才能达到。利科关于自身理解的观点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得到说明。一方面，笛卡尔的我思是自身设定自身，而不是在其对象、活动和行动中被把握的，从而我思是空洞而抽象的，“自我不是呈现于意识中的样子，亦即我不是如我所思想的样子”(18)柯志明《恶的诠释学：吕格尔论恶与人的存有》，第117页。。只有通过反思生存行动的符号来占有我们求生存的努力和求存在的欲望，我思才能在这种迂回中得到重新把握。另一方面，意识在一开始就是一种虚假意识，这种对意识的误解必须通过纠正性的批判而提升到理解的层次。所以，对利科而言，语义学是存在论解释学的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反思的阶段。

在反思的进程中，解释的冲突依然能够得到明确的表现，并得到合理的说明。就在语义学阶段指出的作为意义恢复的宗教现象学和作为幻相还原的精神分析解释学之间的冲突而言，二者的差异本身不止是语义学的问题，还是反思哲学的问题。这种解释的冲突就自身而言表明了一种破坏偶像、聆听象征的过程，表现为对表面意义进行质疑的怀疑解释学，它们是在反思的运动中的同一个事业，都将意义的起源从直接意识那里转移到自身反思之中，从而实现对直接意识的驱逐，促成了反思的行动。

不管是语义学还是反思哲学，都属于解释学的表现形式，可以统称为“反思解释学”。反思解释学并不是要取消解释的冲突，把各种不同的解释整合在一种解释学之中，而是要让它们进行相互对话、相互补充，这些相互冲突的解释是同等有效的。解释的冲突恰恰说明了解释具有不可化约的多元性，这是追问方式的多元性，也是阅读文本方式的多元性。因此，在利科那里，解释的冲突是一种生产性的冲突。冲突的生产性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我们能对各种解释学科中的概念进行语义学的澄清，因为任何理解都首先并且始终是在语言中得到表达的；另一方面，从反思哲学的维度看，相互冲突的解释本身就是滋养反思过程的东西，也是支配着从抽象反思到具体反思之运动的东西。

四 结论

总之，反思必须首先驱逐直接的自我意识，再经过表象、行动、作品、制度、历史遗迹等符号作为中介，主体将这些符号对象化以达到一种新的自身理解。由于中介的存在，自身并不能直接理解自身，所以理解只有借助于对这些符号的解释才能达到。反思的对象是我们在求生存的努力和求存在的欲望中所展开的行动，而这些行动又被记录在各种各样的作品之中，所以反思超出了认识批判而进入到我们的生存行动之中。这种作品就是散布于世界之中的各种符号，它们和我们的生存行动具有一种原初的关联。因而，反思哲学必然呼唤解释，并通过迂回的道路走向存在论解释学。

利科反思哲学的意义是双重的。首先，它承认解释的冲突，承认诸学科解释模式的多元性，这就使得解释学能够参与到当代诸多学科之间的对话中来，利科促成现象学、符号学、宗教理论、精神分析等学科的调和与对话的努力，正是奠基于此。其次，利科通过反思的迂回之路，克服了海德格尔直达理解的存在论的短程方式的缺陷，将存在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结合在一起，这就把古代作为圣经注释和语文学方法论的解释学、近代作为解释的技艺和人文科学普遍方法论的解释学、当代始于海德格尔并由伽达默尔发展了的理解的存在论，最终在存在论的基础上统一起来，实现了对哲学解释学的重大推进和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