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赋历史以性别到赋性别以中国历史
——妇女/性别史30年回顾与省思

杜 芳 琴

(天津师范大学 性别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天津 300387)

一、背景：中国妇女/性别史兴起的因缘际会

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激发了中国妇女研究的兴起，妇联和学界女性是首当其冲的行动者。90年代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适逢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1995年在北京的召开，“用女性的眼光看世界”“平等、发展、和平”和社会性别(gender)等新概念传入中国，打开了妇女研究的新视野，实现了从“妇女”到“性别”的跨越；妇女运动和妇女研究的结合，促使妇女/性别史研究进入到一个新波峰。

这一波妇女/性别史研究的兴起，与妇联、高校、政府、国外机构等合力推进有关。1989至1994年间，妇联组织恢复并开始中国妇女运动史的写作，《中国妇女运动史》和《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四卷本出版。1980年代中期，高校陆续建立妇女研究中心，随后1992年2月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举办“赋中国以社会性别：妇女、文化与国家”研讨会，齐文颖、李小江、杜芳琴等8名学者应邀出席，其中多人参与了世妇会筹备和NGO论坛。从世妇会筹备到五年一度的纪念活动，妇联是主要牵头单位，1999年全国妇联主席彭珮云力推成立中国妇女研究会。2000年联合国的“社会性别主流化”成为世界趋势，国内宽松的政策环境支持了妇女/性别研究，国际基金也助推妇女/性别学科建设。2005年“北京+10”，妇联与学界举办妇女学科专题论坛，彭珮云主席全场出席；2006年顾秀莲主席倡导建立“四位一体”(高校、社科院、妇联和党校)的妇女/性别研究体系，评选出13家妇女/性别研究和培训基地，并向教育部、中宣部建议将妇女/性别研究纳入教育、研究和学科发展主流。21世纪第二个十年，国家财政对妇女/性别研究的支持主要体现在课题立项和出版资助方面，推动了高校以课题/个体研究为主的模式和更多著作的产出。

学界从1980年代的本土研究到1990年代开始引进社会性别概念；进入本世纪以后，从妇女史研究到妇女/社会性别史学科建设，集结了妇女/性别研究的队伍，群体活动与个人研究相结合，赋历史以社会性别成为主要趋势；最近十年以高校历史专业为依托，组建体制内妇女/性别史研究的“准学术共同体”，开始了赋社会性别以历史的研究且成果斐然。作为亲历者，回眸过去、思考未来是应有之责。本文以研究主体的个体/组织行动、议题关注和研究路径及代表成果为主线进行分期梳理，围绕着“做”(谁、什么、为何、如何及成果)的纵向脉络和“思”(理论、议题、路径)的横向讨论展开分析并交叉呼应，在梳理讨论中进入省思，以重新定位当下/未来的研究目标和行动策略。限于篇幅，本文以大陆学者的中国史研究为主。

二、历程：三个十年的连续与进展

第一个十年：从组织成立起步到与世界“接轨”(1990—1999)

1.郑州大学妇女学研究中心。该中心首创于1986年，创建人李小江主编了“妇女研究丛书”，其中妇女史著作《上古华夏妇女与婚姻》(郑慧生)、《女性观念的衍变》(杜芳琴)、吕美颐、郑永福《近代中国妇女运动(1840—1921)》和《近代中国妇女生活》先后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在此期间丛书外张允熠的《阴阳聚裂论》、高世瑜的《唐代妇女》1988年问世，吕美颐的《走出中世纪：近代中国妇女生活的变迁》与罗素文的《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于1996年问世。1990年3月该中心举办“中国妇女的参与和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1992年“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立项，同时郑州大学女子国际联谊学院建立，成为国内妇女研究、交流和教学的平台。

2.北京大学妇女问题研究中心。该中心成立于1990年，1992年在国内率先招收妇女史硕士研究生，开设“中国传统文化与妇女”等课程。为承担世妇会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妇女”NGO论坛，先后举办了三届“妇女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美、英、澳、加、日、韩和中国两岸三地的学者参与，并以会议同名出版“文集”三册。世妇会前后该中心齐文颖的《中华妇女文献总览》(1995)，臧健等的《近百年中国妇女论著总目提要》(1996)出版。1998年召开的“21世纪女性研究与发展”国际研讨会旨在推进国内女性学和妇女史学科建设。

3.天津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该中心1993年1月成立，暑期与海外中华妇女学会合作举办“中国妇女与发展——地位、健康与就业”研讨班，两周的研讨交流引进了社会性别、妇女发展、赋权等新概念。有关历史的议题涉及妇女健康史、女工史、传统两性文化等，会后结集出版了与会议同名的研讨实录。其后，该中心频繁的国际交流，围绕父权制研究以及华夏性别制度的特点等系列论文出版文集。(2)杜芳琴：《发现妇女的历史》(1996)和《中国社会性别的历史寻踪》(1998)，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妇女史学科建设研讨班拉开序幕，“赋历史研究以社会性别”收录专集(3)蔡一平、王政、杜芳琴：《赋历史研究以社会性别》，1999年(内部资料)。，国内妇女/性别史学科建设迈出关键一步。

4.妇女口述史的崛起。1980年代初，口述史成为妇女史研究和妇女发展相结合的新领域，郑州大学的大型项目之外，民族、知青、发展、健康等妇女口述史也生机勃勃，有关民族和山区贫困妇女发展的《大山的女儿》(“西南卷”“华北卷”，1998)就是妇女史与发展相结合的成果。苗族、满族等民族口述史(张晓、定宜庄)、女童教育(杨立文)、北京女知青(刘中陆、臧健等)等著述更趋向与史学研究的结合。(4)魏开琼：《中国妇女口述史初探》，《浙江学刊》2012年第4期。

5.为“世妇会”献礼、交流之作。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闵家胤教授，与国外同行呼应撰写的《阳刚和阴柔的变奏——中国两性关系模式》一书(1995)，邀请国内多学科(考古学、历史学、哲学、妇女史等)学者，以中英文两种版本为世妇会献礼，并在世妇会上专设了NGO论坛。另外，国内学者编写了一批妇女文化、风俗、民族服饰、教育、妇女研究文献等著作，起到中外交流和普及的作用。

这一阶段的“妇女史”主要属于“添加史”的范畴，“妇女”“性别关系”和“两性关系”的指称与“有性人”的概念同用，妇女解放论和唯物史观仍是共享的理论范畴。世妇会与世界的“接轨”引入了“社会性别”这一概念，使得社会性别史与“妇女史”有了区分，“性别制度”也成为本土概念。在研究议题方面，主要侧重于社会史领域的妇女地位、生活、婚姻、家庭等，政治史集中在妇女运动方面，文化史以观念、道德、风俗和教育等为主；口述史兴起兼具历史叙事与赋权妇女的双重意义。20世纪末，“赋历史以社会性别”的妇女/性别史学科建设发轫起步。

第二个十年：从外来资助项目到体制内资源配置——妇女/性别史学科建设(2000—2009)

世妇会后，中国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宣传力度加大，学术环境较为宽松，政府支持国际交流，外来资助促进跨学科、多学科的妇女史学科建设，福特基金会支持的高校课题主要有：发展中国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学(天津)、建立可持续的妇女/性别研究的教育基地(大连)、建立中国女性学的信息网络(北京)、云南高等教育中增强性别与妇女研究的力量网络、甘肃少数民族妇女跨学科项目性别研究、新疆高校女性学学科建设、湖南跨界讲师团和复旦大学面向全国博士生/青年教师开设课程等，和体制内资源配置相结合，成果显著。

1.项目运行：妇女/性别史研究呈多元态势。如大连大学性别研究中心以校区为基础开展的性别史研究(2000—2005)，该中心2002年召开了“历史、史学与性别”论坛，史学界男女共同参与、性别史研究宗旨和不同观点的争鸣呈现了本论坛的特色。“性别史”被主持人定义为从性别视角切入中国历史，让史在“有性人”层面站立起来。男性学者分别介绍了妇女史的国内外现状，个别男学者对女研究者批评告诫，如“强调特殊性”成为“封闭的学术领地”，两性对抗“违背事实和逻辑”，理论“跟在西方后面亦步亦趋”，研究“未能从史料出发实事求是”，等等。女学者重在介绍研究经历、体验和困惑；主持人则强调来自西方的理论挑战，导致了本土研究者对历史解释的失语，历史悠久的民族被人随意阐释，以及面对本土男性中心和外来殖民主义的双重困境所带来的焦虑。(5)见《历史研究》2002年第6期专题论坛有关文章。“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也是会上讨论的另一重点，其中该丛书“导言”也收入本论坛实录之中(6)李小江：《历史、史学与性别》，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由天津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牵头的“发展中国妇女和社会性别学”跨界联合课题(2000—2006)，共设计了四个子课题。(7)该子课题负责成员有王政、鲍晓兰、高彦颐、邓小南、杜芳琴。其中之一为“妇女/社会性别史”，按计划翻译海外妇女史理论、案例和集结本土成果，开展读书研讨会、培养学术骨干、编写教材、培训师资，同时支持高校妇女/性别史课程开设，建立研究生培养方向，出版译著、教材、专刊、通讯，建设网站等，将学科基础建设的出版和人才培养始终摆在首位。(8)妇女/性别史的出版物有：《妇女史和妇女学的本土探索》，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中国历史中的妇女与性别》，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妇女与社会性别史译文集》，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研讨班专辑有：《赋历史以社会性别》(内部读本)，2000年；《引入社会性别：史学发展新趋势》(内部读本)，2001年。除集体知识生产之外，还延展到多途径支持青年学者申报研究项目，开设妇女史课程，如举办了为期三周(两届)的自费师资培训，自编系列教材；同时推进、支持更多妇女/性别史的活动，如2001年联合举办北京大学“唐宋社会与妇女”国际研讨会，与天津师大历史学院合作招收妇女/性别史研究生等。北京大学妇女问题研究中心“女性学”旗下的六校合作课题(2001—2005)，由中央民族大学、东北师大、武汉大学、云南大学、云南民族学院联合组成女性学网络进行资讯合作，开展民间艺术文化研究和口述史，建立网站并召开会议；在原有基础上继续开设本科和硕士研究生课程；出版《唐宋女性与社会》上下卷(邓小南等，2001)、《中国女性的过去、现在与未来》(郑必俊等，2005)、《民间艺术世界——八十位女性的人生述说》(魏国英等，2007)和《中国古代妇女史研究入门》(李志生，2014)。复旦大学社会性别国际化的多年实践(2004—2010)，以复旦—密西根社会性别研究所为基地，2004年以“女界钟”发表100周年为契机举办了“百年中国女权思潮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国内外学者对百年中国社会性别变迁的诸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对话交流，其成果选粹以中英文在国内外出版。(9)王政、陈雁：《百年中国女权思潮研究》(中文)，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2007—2010年，启动两校合作的社会性别博士课程班，开展以国外教授为主跨国界的中美交流，期冀促使性别研究的国际化。网络化的子网络和中西部妇女/性别史研究(2006—2010)，在天津项目结束后，进入到“发展中国妇女/社会性别学”网络化运作期，由山西师大畅引婷牵头的妇女史子网络分别在太原、北京和天津举办研讨会，内容包括妇女/性别史新进展和学术回顾等。在网络化五年期间，基金会还支持中部、西北、西南民族地区的研究项目，“湖南性别讲师团”项目的青年学者，以性别视角书写的妇女史博士论文颇多新意(见后述)；新疆大学和西北师大出版了民族妇女史的研究成果。(10)刘云、徐霞：《新疆妇女运动史》，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7年；李育红等：《东乡族保安族女性/性别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

2.体制内妇女/性别史的新动向：高校资源配置与《中国妇女通史》出版。如随着城市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兴起，首都师大梁景和教授从上世纪末开始就将婚姻家庭和性别研究纳入其中，聚集校内外学者定期举办学术研讨，从2010年开始编辑出版《婚姻·家庭·性别》系列专辑，收录教师和博士生的研究论文；近代社会史研究中对妇女/性别史的纳入，为年轻梯队的接续创造了条件。上海师大以该校妇女研究中心为组织依托，调动人文学院中外历史研究实力，借助世界妇女史研究在国内的领先地位，学科带头人裔昭印教授利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支持，引领国内同行撰写系列著作，在国内产生了巨大影响。(11)独著《古希腊的妇女：文化视域的研究》(2001)，合著《西方妇女史》(2009)，合译《世界妇女史》(2012)。更有特色的是，该学院苏智良教授及其团队的中国慰安妇调查和口述史《“慰安妇”研究》的出版(1999)和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的建立，为下个十年奠定了体制内妇女/性别史研究的坚实根基。主流的中国史研究界17名学者，在地方政府资助与出版社的支持下，十卷本的《中国妇女通史》于2010年陆续出版，从先秦(王子今/张经)、秦汉(彭卫/杨振红)、魏晋南北朝(张承宗/陈群)、隋唐五代(高世瑜)、宋代(方建新/徐吉军)、辽金西夏(张国庆)、元(陈高华)、明(陈宝良)、清(郭松义)到近代(郑永福/吕美颐)，使古今中国妇女史得以通贯书写。就其内容而言，主要包括婚姻和家庭、文化生活和宗教信仰、妇女服饰等；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以实证材料数据作为叙述依据，努力表现妇女的贡献和各个时代妇女生活特点，该通史是国内传统妇女史书写的代表。

3.专题研究成果更加丰硕。该十年以集体知识生产为主，个人专著在议题方面社会史婚姻家庭研究减少，民族史和宗教史引人瞩目，如和钟华的《生存和文化的选择——摩梭母系制及其现代变迁》(2000)和水镜君、玛利亚·雅绍克合著的《中国清真女寺史》(2002)，引起中外关注。和著从历史文献、田野调查、追踪访谈等方面进行了性别分析，展示了摩梭人母系制及其现代变迁；中英学者合著的清真女寺史，从世界独特的宗教文化现象入手，展现出中国穆斯林妇女创造空间、寻求“平等”“另类”“解放”的特色。断代史从商周到近代的专题研究突出资料方法出新，曹兆兰《金文与商周女性文化》(2004)用金文研究商周女性生存状况；张菁《唐代女性形象研究》(2007)以历史文献、文学文本、墓志铭等资料为蓝本，勾勒了以史为经、以文为纬的男性视角下的女性群体样态；段塔丽《唐代妇女地位研究》(2000)以地位为中心进行系统论述；地域性的明清妇女史如阿凤的《明清时代妇女的地位与权利——以明清契约文书、诉讼档案为中心》(2003)，以法律契约文书、诉讼档案资料为基础，揭示了徽州家庭法律是如何建构妇女地位和权利的；申海梅的《明清云南妇女生活研究》(2001)一书，用文献史料叙写了以云南汉族妇女为主的妇女生活样貌。近代史如程郁的《清至民国蓄妾习俗之变迁》(2006)和《蓄妾习俗及法规之变迁》(2013)，对蓄妾习俗到法规进行专题研究，邵雍的《中国近代妓女史》(2009)，在性和社会性别整合中进行批判性研究；范若兰的《移民、性别与华人社会:马来西亚华人妇女研究(1929—1941)》(2005)，从性别视角入手，为中国妇女移民生活研究开拓新路。

综上，21世纪前十年，大陆妇女/性别史研究进入黄金期，从组织方式、机制建设到知识生产、人才培养机制的本土探索，通过项目运作、实体建制、学科渗透和理论建构、著作出版、课程设置、人才培养等途径集体成长。也正是因为“40后”“50后”“60后”不同年龄间的代际合作、中外学者的担当和本土“70后”“80后”学术新锐的开疆拓土，才为下个十年后浪推前浪的勃勃生机奠定了学术基础，并产出丰硕成果。尽管认知有异，如“社会性别”与“性别”的微妙差别，“有性人”与“人学”的不同表述，但社会性别视角下妇女/性别史学科的发展势不可挡，为下个十年迈入史学殿堂做了基础性铺垫。

第三个十年：进入体制和准学术共同体的作为(2010—2020)

随着外来资助项目的结束，最近十年进入了以校区主流史学为依托，“准学术共同体”组建开拓可持续发展空间的新阶段。

1.体制内妇女/性别史研究主流化。如上海师大人文学院以累积研究实力和政策人脉资源为基础，组织机制和研究平台及其功能日趋完善。裔昭印以世界妇女史引领搭建跨界妇女史学科平台，将学术辑刊出版和年会制度化，已形成国内妇女/性别史的重要阵地。《妇女与性别史研究》创刊已出版四辑，“专题研究”“理论与方法”“综述与评论”三个栏目，打开了中外古今知识交流的亮窗，进入到全球史的世界史与中国史比较—合作的样态。比如，陈雁作为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圆桌讨论主持人之一的引言，极大地鼓舞了青年学者走上国际前沿；郑爱敏的《被誉为女性史“教母”的美国学人格尔达.勒纳》和孙仁朋的《琼·凯利女性主义史学思想评价》的引介，用国外女性主义史学开拓者的理论思想成果来激励中国同行。在中国史研究方面，文献学、断代史的唐宋、近代和现当代史皆成就斐然，最新进展如苏智良团队继“慰安妇”博物馆的建成，2020年由苏智良、刘萍和陈丽菲主编的《日军“慰安妇”问题调查与研究》三卷本问世，“慰安妇”制度的源起与发展、侵华日军慰安所的分布与实况、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群体与个体、“慰安妇”问题与日本历史、推进日军“慰安妇”问题的调查与研究悉数收入，展现了历史脉络、课题分布、资源状况、理论探索、国际交流、发展取向的历史与现实作用。中华女子学院中国女性图书馆的妇女口述史建制平台网络，由国家资助、张李玺主编的“倾听与发现：妇女口述历史丛书”，十年前开始启动，至今已陆续出版《追寻她们的人生》11卷本，其中有专门研究妇女口述史理论方法一卷，该项目目前还在继续中。每年一度妇女口述史研讨会也成为惯例，将国内从事妇女口述史的单位和个人集结起来，交流经验，助推多领域如科学院院士、民族、老年、农村、民间文化传承人等女性口述史向前发展。

2.妇联研究机构与高校密切合作。如顾秀莲主持的由数十名学者历经九年于2013年问世的《20世纪中国妇女运动史》三卷本，上卷讲述了前50年启蒙、革命、战争时期的妇女运动与民族独立、阶级革命的故事；中卷对新中国建立后30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集体动员妇女参与经济、政治、文化的贡献作了深描；下卷叙写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背景下20年间妇女发展的多元态势，勾勒出百年中国妇女运动史的整体景观。尤其是后两卷，首次对社会主义妇女运动30年的“曲折”和“挫折”以及“文革”后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后的“蓬勃发展”、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开拓前行”和世妇会前后妇运新态势的述说具有独创性。

从2016年开始，《妇女研究论丛》与南开大学合作举办四次妇女/性别史会议，议题围绕“五新”展开讨论：“新理论”自我检省理论滞后、研究“碎片化”等问题；“新史料”力求展现清华竹简、图像、绘画、报刊、口述史等新资料对性别研究的影响；“新解析”将近代媒体对公共空间、社会舆论与性别观念、制度文化以及女学兴起所推动的社会变化综合分析；“新视角”主要是拓展新视域，引发新议题，如研究对象下移到三姑六婆、娼妓、奴婢、优伶和近代城市的摩登女郎、女工人、女学生、女教师等新群体和日常劳动生活、女性宗教信仰等方面；“新方法”将话语分析和实证研究相结合，使女性生活场景的再现独树一帜。

综上，本阶段以校区主流史学为依托和准学术共同体形成搭建平台，为妇女/性别史学科发展开拓了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和美好前景；妇联系统20世纪中国妇女运动史的推出、中华女子学院妇女口述史的建制，以及与高校合作举办会议成为亮点。针对理论的滞后和本土创新的探索刚刚起步，学术史也受到关注，但学术批评和争鸣依然匮乏。研究议题拓展和实证研究日趋深入，新领域如思想史、政治史、性别制度史和新文化史成果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代际传承各呈千秋的著述令人鼓舞。

三、拓展：妇女/性别史研究理论、路径和议题

(一)从外引到在地化：21世纪性别理论建构与分析框架

1.一个集体书写的案例及后续。《中国历史中的妇女与性别》(2004)是八位先行者集体执笔合著，四年间几经“困惑”和“挣扎”，达成以性别制度变迁为主线的共识。赵宇共从实证的角度揭示了母系向父系转换的原因、过程和结果；杜芳琴论述了从夏商父系制到西周父权制的建立及其春秋战国的制度演化；高世瑜勾勒了从汉代至隋唐儒家礼教性别制度/文化因变的节点，以及唐继汉以礼入法将性别制度法典化；邓小南侧重宋代内外之际男外女内的性别秩序格局分析；臧建强调宋元明清以族规和家法为重点巩固儒家伦理并将其法制化的过程；定宜庄论述了清朝满族经历儒化过程以及建立八旗制度和儒化的妇女贞节烈表彰的升级；吕美颐和郑永福用“性别关系”概念对近代大变局做了分析。其后，吕美颐推出横—纵交织的性别制度结构，即横向的政治、法律、经济、文化到婚姻、家庭、伦理、道德等规范与纵向的国家法律、伦理道德、家庭规范和个人约束的变化过程，由此构成了交互的性别制度结构系统。(12)吕美颐：《性别制度与社会规范》，《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2.由一篇文章引发的理论思考。最近十年业内深感本土理论滞后解释乏力，邓焱的一篇文章成为讨论契机。该文从“公/私”“内/外”概念引入后的质疑和歧义说起，她指出国内研究者“希望建立一套分析概念和能够解释中国的理论框架，以理解性别权力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她还指出，将“公私领域”作为“重要分析工具”是预设了中国性别研究的“女/私”“男/公”分析框架。同时她又指出该理论源于西方女性主义的“二元批判理论”和西方“二元论”政治理论与我国传统性别规范“男外女内”“男公女私”的表面契合，于是将“男/外”“女/内”与“男/公”“女/私”对应起来。(13)邓焱：《试探“男/外·女/内”与“男/公·女/私”对应的源起——兼论梁启超和郭沫若的性别理论的影响》，《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笔者赞同邓的观点，回想1990年代末，同样把“性别分工”的“公/私”“内/外”与“婚姻家庭”的一夫一妻多妾从夫居及家庭/族继承制度等作为分析框架。(14)杜芳琴、蔡一平：《中国妇女史学科建设的理论思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在自省中认识到在地的理论和分析框架的建立势在必行，重新审视了来自西方汉学界的“男公外、女私内”的空间分工和婚姻家庭的“从夫居”“子宫家庭”等概念，并对风靡全球的斯科特以权力为中心的分析框架进行了批判性思考。再回到东亚学者有关全球—地方的“公/私”领域的分析概念，认为这些概念在用于在地研究时远不如中国传统的“内外有别”概念更有解释潜力。(15)李相华：《父权制与儒家》，载杜芳琴、崔香鲜编：《全球地方化语境下的东亚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2页。这些都启发笔者对华夏族父权制的进一步探索。研究发现：(1)制度生成和三次转型：从商周之变西周建立的家国一体的血缘贵族父权制如何形成周→秦-汉之变，秦汉帝国专制者建立的家国同构的父权性别制度延续到清末，形成清→近代以来的二元家国结构被打破之巨变，现代国家主导的多元主体参与民主平等治理，形成三千年的三次转型突变中的连续性。(2)核心概念：通过史证发现本土固有的从“男女有别”到“内外有别”词语作为核心概念及其语言证成与现实的一致性，具有价值/工具理性的双重作用，“内外有别”比“男女有别”的价值理性更具解释潜力和有效性。(3)结构分析：运用“男女有别”和“内外有别”的分析框架，考察家国秩序下性别制度横向结构的人事、人伦、人欲、人性的四个维度及其关联，可看到人事的空间场域和职事分工的男公/外、女私/内，人伦的婚姻、家庭/族、亲属组织的男内女外和在人伦—人欲—人性之间的性/性别关系制度，以及家之内的生育和在家外的男享女献的多面相与复杂性。(4)运行效果：回到父权性别制度顶层结构——“道”(原则)“制”(制度)“治”(治理)与经/权、因/变治理策略结合的运行变化和效果。该理论框架预设在研究实践和解决现实问题中还需要继续验证和修正。(16)参见《华夏族父权制研究的再审视与“内外有别”概念框架的新探索》，载裔昭印等主编：《女性与性别史研究》(第三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第147—169页；《家国秩序下性别关系的历史演进与现实关照》，《中国妇女报》2019年6月18日。

(二)实证研究成果显著：以父权制和性别制度史为中心

1.通史和断代父权制研究的新创获。邓焱的《中国宗族父权制建构史纲》(2012)，是对古代宗法父权制建构的性别社会史的另类探索。该书叙事自成逻辑体系：首章“阴阳”为宗族父权制史奠定自然—天人—社会—人文关系的形上理据；后四章依次为：“父至尊”以“尊尊”理念作为建构宗族父权血脉相传的嫡长子继承；“父至亲”以男系血缘的“亲亲”/“疏疏”之别保证宗族横向扩展和区分；“缠足”以隐喻宗族父权制对妇女的身体操控，扩展到内外有别的“女正位于内”和性别分工的男外女内；末章从宗族父权制结构中的“她者”——女性出发，探讨婆媳间、男女间的母子、夫妻亲情和权力关系。该著提问重于结论，用出自文献的本土概念，在宏—中—微观和纵—横之间进行穿梭，解释了中国宗法父权制的建构策略和效果。铁爱花的《宋代士人阶层的女性研究》(2011)，作为断代史考察了宋朝士人阶层是如何重新规范性别秩序的，将《周易·家人》女正位于内的性别空间和职事分工制度化在宋代再定位，从秩序、规范与女性实际生活考察士人阶层女性与国家、地方乡里、家庭以及与男人、女性等多层面的互动，不仅把握了时代士人阶层内部女性的生活面相，也为理解宋代社会的文化特色和时代精神提供了窗口。该书的基本概念“内外有别”，延展宋儒对“家人”卦男女定位的思考，在凸显男外女内的空间和分工时，也注意到性别制度规范和实践的复杂性，如妇女婚姻财产权利、公外领域活动，阅读、休闲和与家庭成员关系的多样态。金一虹的《中国新农村性别结构变迁研究：流动的父权》(2015)，突破她撰写的江南地区“父权制式微”的线性思维框架，围绕家庭父权、集体父权和流动父权在当下父权制纵横交错的婚育代际、村庄资源分配、全球资本劳资关系中的“三维”变化展开：“家庭父权”主要论述父系家庭婚合—生育—继承的动态运作机制过程，又从家庭“性别—权力”视角看婚后双方家庭作为女儿—妻子—媳妇—母亲—婆婆的多重身份、位置、地位、权力的多重关系及其变化及权力博弈；“集体父权”重点论述村庄自治中的家庭—社区同构的父权制是如何重构的；“流动父权”深刻揭示了以全球资本、国家和家庭父权的矛盾在合作中对流动的女工在控制中的共谋，认为父权制家庭在解构中的延续和重建起到助推作用。

2.民族性别制度史研究的新进展。纳西族学者和钟华的《生存与文化的选择——摩梭母系制及其现代变迁》(2000)一书传播中外，十年后与同行合著的《纳西族社会性别的演变》(2013)，从文化模式转向性别制度研究。该著从母系社会进入父权制纳西族性别制度，围绕“一夫一妻制”最具父权特质的婚姻家庭展开论述。从先祖羌人后裔南迁以金沙江为界分居于东西部和中间过渡区入手，讨论了因自然和社会环境状况不同所导致的地区性制度习俗差异：东部永宁摩梭人历经母系到父系制演进母系制仍存，走婚、自然性别分工、平等继承、自由择偶尽显其特征；中部处于过渡形态，父系制又有较浓的母系色彩；以丽江为中心的西部因汉文化的传播，形成了土司阶层的儒化与民间仍遵循固有文化的“双轨制”延续到清初“改土归流”之前。近代以来从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到女性受教育走出家门，在原有的生活习俗改变中又有固守。当今纳西族性别制度的特点是两性正趋向平等，传统与现代的新调适和整合正在继续中。彝族学者马林英的《社会性别多样性研究：基于凉山彝族性别关系变迁考察》(2013)，在研究方法上有以下创意：一是从微观个体生命历程三阶段——性别社会化要求、日常生活礼仪强化性别规范、宗教信仰性别制度化过程，考察性别差异的形态、特征和意义；二是从纵向公共领域的多维变化叙写百年间五代家庭个案活动轨迹，以村落和家庭案例诠释乡村面相，揭示公共领域性别关系的历史变迁；三是回到私域两性关系，以四代女性的私人感情体验纵向考察女性主体意识变化态势，并用文本资料和现状调查质性分析和量化统计相结合的方法，讨论家庭成员和血缘/婚姻双亲间的性别关系运行状况；四是从宏观看国家治理对彝族性别关系变迁的作用和影响。在时空维度和微中宏观之间借用历史学和人类学的方法，交叉揭示彝族性别制度的复杂样态。

(三)议题关注和研究路径：多学科实证研究的妇女/性别史新趋势

1.女性主义思想史异军突起。宋少鹏的《西洋镜里的中国与妇女文明的性别标准和晚清女权论述》(2016)是国内首部妇女/性别思想史，该书置中国女权论述于全球史视野之中，审视西方文明如何传播、转化的宏大理论图景，将问题聚焦于清末中国的女权思潮和实践。作者在对近代女权思想史梳理的同时，还对革命时代和社会主义时期妇女运动社会实践的女性主义思想理路高度关注，尤其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性别引入中国后的不同话语和实践的分析(17)宋少鹏：《“社会主义妇女解放与西方女权主义的区别：理论与实践”座谈会综述》，《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宋少鹏：《立足问题，无关中西：在历史的内在脉络中建构的学科——对中国“妇女/性别研究”的思想史考察》，《妇女研究论丛》2018年第5期。，力图构建近代以来连续性的女性主义思想史脉络。万琼华的《近代女子教育思潮与女性主体身份建构》(2010)，是教育史兼思想史的一部专著。该著以民国周南女校为案例，将女子教育思潮、女性主体建构置于民族主义和女权主义的双重语境之下，讨论男性精英、国家政党和知识女性在女教/女学与国族、女权关系中的变化轨迹，以及各自的言说、行为是如何影响知识女性主体身份建构的，论述了女性作为主体是怎样策略性地利用民族国家话语为女性群体争取权利，又怎样突破男权文化障碍以展现人的尊严的。

2.政治史的多向度研究。米莉的《帝制中国的女主与政治——关于女性统治的合法性探析》(2019)，是从法律和政治的角度论述中国历史上的女主政治制度的首部专著。该著将政治学与性别理论相结合，对女主政治存在的合法性进行论证，对帝制中国的政治体系、运作以及政治文化传统重新审视或阐释，对历史编纂学中女主传记的“女祸”偏见，从性别视角出发体察女性的生命经验和价值诉求，进而解析了历史父权制度文化规范的性别结构及其运行规则和被遮蔽的女性声音，改变了以往政治史对女主政治的偏见并拓展了妇女/性别史研究的视域。长期从事妇女与法律研究的艾晶，推出《近代东北乡村社会变迁与女性犯罪研究(1901—1931)》(2020)一书，以近代东北乡村社会变迁为转机，从女性主义视角讨论女性的生活境遇、资源建设及生存资本状况，用性别分析、司法统计和典型案例解读等方式，多方位对女性犯罪进行探讨，揭示了近代东北乡村社会变迁与女性犯罪的连带关系，以及女性在适应环境中的挣扎与努力。同时透过女性犯罪问题的讨论以窥见当时当地的传统习俗、道德观等方面的演变及下层民众的实际生活情状。陈雁的《性别与战争：上海，1937—1945》(2014)，从性别角度全面展示了女人和少数精英男人在上海抗日战争时期的各色人等的登场，摒弃了“战争让女人走开”的老调，将战时上海的“摩登女郎”“打麻将英雌”“职业妇女”以及女画家、姑侄抗战的女精英、“伪组织”“抗战夫人”统统召唤在“战场”中，对女人遭遇“战争”所带给女人的体验、记忆与“民族国家”的历史和话语相关联并进行对质，打破了以往战争史的“匹夫匹妇有责”观念，展现了抗战的许多真实场景。胡桂香的《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与西村妇女(1950—1980)》(2017)一书，从政策史的角度把农村妇女置于现代化发展和妇女自身解放的语境之中，通过口述、调查、文献、档案等资料，展现了计划生育这一历史性的政治事件和计划生育政策是如何影响妇女生活的，“她们”不仅成为被动员的对象，同时也是政策的身体力行者，从中折射出女性自身的生活轨迹。畅引婷的《社会性别秩序的重建》(2018)一书，围绕妇女与性别秩序建构中的诸多关系展开，论述了女人与男人、社会、国家、世界在相互关联中的互动与同构，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本土妇女/性别研究与政治关系的学术实践的回顾，从妇女视角和全球视野追索中国妇女研究和性别关系的变化，探讨了以知识女性为主体的妇女研究对知识生产、社会变革与人们(男女)物质文化生活改善之间的内在关联，试图说明妇女解放与人类文明之间的关系问题。

3.跨界域推陈出新的文化史新成果。焦杰的《性别视角下〈易〉、〈礼〉、〈诗〉妇女观的研究》(2011)，就儒家经典制度文化对妇女的规范进行性别分析，认为从《周易》的男乾阳、女坤阴的等级框架到《礼记》《仪礼》的婚礼、丧礼和家人、亲属内外有别的规范，再到《诗经》的女性标准和形象建构的褒贬导向等，制度、礼俗、规范乃至观念都成为统治者控制妇女思想行为的工具。作者还在《唐代女性与宗教》(2016)一书中，钩沉梳理女性信教原因、宗教生活与活动及信仰对女性的影响，既突出了公主和女冠诗人的著述与生活，又展示了唐代女性的信仰风尚和特色。贺璋瑢主要关注中外古代经典性别比较研究，其《历史与性别——儒家经典与〈圣经〉的历史与性别视域的研究》(2013)一书，从历史和性别视域出发，围绕先秦神话与《圣经·创世纪》的创世叙述中的性别，殷周、春秋时期与早期以色列性别关系的意识观念，春秋末、战国时代的儒家经典与“新约”性别观和两种经典的智慧和局限等，进行了国内外跨时空比较研究。姜进等合著的《愉悦大众：民国上海女性文化的解读》(2010)和独著《诗与政治：二十世纪上海公共文化中的女子越剧》(2015)，开启了城市史与妇女史嫁接的大众文化史领域研究。前者从女子文明戏、少女歌舞团、越剧等兴起为透镜，观察中国传统性别结构在近现代都市社会文化形成过程中的历史演变和特点，展现了女性在都市公众领域崛起中所形成的文化和社会新景观；后者描述了来自嵊县乡下姑娘在改造越剧中是如何改变自己的身份和命运的，她们的爱情故事所凝聚的女性的生命体验、诗性想象与政治诉求成为时代经典，深刻影响了现代国人的私人情感世界。秦方的《“女界”之兴起：晚清天津之女子教育》(2019)，选择了三个与女学密切相关的话语实践进行深入分析，叙写了晚清天津女子教育的新女性形象，讨论了身体和图像的游移、视觉建构和形象制造以及新女性典范形象的塑造和传播，与姜进文交相辉映，形成了沪津一南一北近代新文化的新景观。

四、结语：省思与展望

三十年弹指一挥间，回头看我们走了多远——做了什么和怎么做，从当下出发，未来前景展望已提到议程。三十年来，中国妇女史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方面展开：一是“赋历史以性别”，开拓妇女/性别史研究的新领域；二是从社会性别视角/视域、方法出发，对历史进行再审视和批判性解读分析；三是对传统史学进行添加、改装和纠偏，以书写男女共在的性别史，这一目标还远未完成；四是在“赋历史以性别”的同时，也开始了“赋性别以历史”的研究实践，如性别制度史、思想史、政治史、跨界新文化史，在不同的时空语境下将性别赋予历史的探索已着了先鞭。“赋性别以历史”(18)“赋性别以历史”语，参见叶汉明：《妇女、性别及其他：近廿年中国大陆和香港的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及其发展前景》，《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2005年第13期。，简单地说，就是指社会性别在一定的时空语境下，将理论和现实存在历史化，同时把性别和相关维度(阶级、民族、城乡等)纳入历史之中，与“赋历史以性别”的同时实现，以改变历史书写的模式。

展望未来，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着力：首先立足当下，进一步确定妇女/性别史的目标和策略。价值目标主要包括学术领域男女共在共享的史学改革和为社会性别正义实现提供依据的“双重变革”，需要全球/地方的中外对接与立足本土的古今贯通策略路径才能实现。其次在精准目标下确立问题意识，细化系统研究。研究需要格局和行动，所谓格局包括视野和具体策略，置研究于全球史视野之下，在相互比较中使研究在本土落地，进一步理解历史与当下的“语境”和“话语”。所谓话语，应包括资料和工具，资料作为研究对象，其载体主要有文本(狭义的史料)、实物(考古发现)、遗俗(田野考察所领略的制度习俗留存)，工具如理论系统的概念等，都需要在既有的文本词语中进行提炼，或借用外来概念或改装再创。再次是如何实现知行合一的“双重变革”目标。知行合一的“知”，既包括理论工具创新和文本知识再审视，更来自现实亟待解决问题的活知识和新智慧体验；“行”就是用有效研究解决理论建构的问题和真历史的再呈现，克罗齐所说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意味着真历史不仅是阐释过去的真实，还应为当下之“行”所用。妇女/性别史的使命之一就是对社会和人的改变，如苏智良团队为中国慰安妇伸张正义的知行合一的典型案例，再如父权制研究在中国农村行动研究的实验，安徽长风、河南登封周山村等在改变性别不平等旧制度习俗的同时，村民和学者皆得到自我赋权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改变。最后是拓展议题和组织。具体来说就是拓展领域，补足短板；拥抱真问题，摈弃碎片化；在继续赋历史以性别的过程中拓展视野，在赋性别以中国历史的征程中开疆拓土；同时，通过代际承续完成改革传统史学和史为今用的双重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