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内的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辩证关系研究

方 世 南

(苏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基地，江苏 苏州 215123)

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看似抽象的理念在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和全球生态危机面前成了活生生的客观事实。在影响人类生命安全和生态安全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已经疯狂地刺杀全人类的严峻态势下，只有高度注重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的辩证关系，全世界同舟共济，守望相助，依靠全人类共同汇聚的强大力量，在生态健康与生命健康紧密结合的“同一个健康”和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紧密结合的“同一个安全”的理念指导下，强化“类意识”和“类责任”，采取“类合作”和“类行动”，才能渡过这场全球性的生存危机和生态危机紧密交织的严重“并发症”。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和新冠肺炎疫情也让全世界人民都看到了，其实我们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平等成员而已。在生态危机和病毒面前，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很脆弱，既没有什么此国人和彼国人命运不同的区分，也没有什么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抵抗能力不同的差异。必须充分认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确保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辩证统一的重大价值，深刻领悟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彰显的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辩证统一的深刻意蕴，探寻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内确保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辩证统一的实践路径。

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确保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辩证统一的重大价值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确保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辩证统一，既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人类社会发展趋势、人类面临共同挑战、争取人类解放等相关论述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以经济全球化为主导的政治、文化、信息、技术等全球扩散以及生态环境导致全球命运与共的重大现实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涵着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的辩证统一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为了在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的辩证统一中保障人类安全地生存和发展。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质上是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辩证统一的共同体

人类在社会产生和发展中都是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而存在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全人类在有着共同利益、形成价值共识、迎接共同挑战基础上形成并有助于规约全人类思想和行动的普适性理念，有助于世界各国在追求本国利益、应对面临的各种挑战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充分考虑和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倡导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客观根据是，人类只有一个让世界各国都能赖以生存共处的地球，地球生态与人类生命有着息息相关的内在联系，人类幸福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及人与社会和谐共生的原理上。

人类命运共同体内蕴着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以及两者的辩证统一关系。在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过程中，生命安全和生态安全是紧密关联着的重大安全问题。对于“生命安全”的概念，目前国内外并没有十分明确和具有权威性的释义。“生命安全”一词的使用更多是从人权的角度强调维持“生命”和“生命权”的含义，表达对生命和生命权的重视，而没有将“生命”和“安全”两个词语的含义统一起来，没有将生命的存续和发展作为一个安全问题来研究。在联合国文件检索系统及世卫组织网站的搜索工具中，以“生命安全”“personal safety”为关键词进行检索，中英文结果对此都没有较多实际阐释的信息。例如，联大第271-AIII号决议《世界人权宣言》的第三条强调生命安全是人权的一部分——“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我国《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用“生命健康权”明确国家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重要指示，“生命安全”是指人民的生命健康权免于威胁和被剥夺，能够得到有效保障和切实维护的一种安全状态。生命安全是与生态安全紧密关联着的。生态安全是因生态环境问题引发的一种有别于传统安全观的新安全现象。1992年1月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文件指出：“经济、社会、人道主义和生态领域中一些非军事性的不稳定因素构成了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1)UNHCR, “The State of the World’s Refugees 1997—98: A Humanitarian Agenda”,http://www.unhcr.ch/refworld/pub/state/97/chl.htm.这一观点极大地拓展了传统安全领域和传统安全观。生态安全，也称为生态环境安全或环境安全，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生态安全是指人类与自然界的和谐协调状态，即人类处于一种不受生态环境污染和破坏的安全状态之中。狭义的生态安全指的是人类在生产、生活和健康等方面不受环境污染的影响，包括饮用水与食物安全、空气质量与土壤等在内的基本生态环境要素对人的生存发展能够提供优良的安全保障。无论是广义的生态安全，还是狭义的生态安全，都对人的生命安全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强烈的针对性、指向性和目的性，既由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在与人类和谐相处中促进社会发展的需要所决定，也由人类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内在要求所决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为了确保作为人类实践活动对象和人类生存其中的生态安全与确保人类自身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人必须依靠自然界才能生活和发展，自然界的优化地位决定了人对自然界的受动性和服从性。而人又是自然界的有机身体，人以实践活动影响自然界，在自然界中显示自己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人类命运之“命”包含着生命和生命安全，人类命运之“运”则更多指向影响“命”的各种环境，包括了机遇(环境变化)、现状(环境状态)和目标愿景(环境发展趋势)等。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质上就是人类的生命之“命”和生态之“运”有机结合和不可分割的共同体。人的生命的意义就是安全、健康地工作和生活，人生在世的价值就是在有尊严、高质量地享受人生中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因此，人类生命以及生命安全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并且只有唯一的一次。人一旦失去了生命，任何金钱财富、名誉地位都无法体现价值。因此，人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是第一位的。但是人的生命安全又是由生态安全决定的。一旦生态不安全，如出现海平面上升、臭氧层稀薄、土壤毒化、粮食危机、能源资源短缺、水质污染、生物多样性减少、酸雨蔓延、森林锐减、土地荒漠化等生态危机，就会导致人类生命不安全。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人类生命的共同体，也是人与生态环境的命运共同体。

(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确保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是有效应对全球生态危机和生命危机的重大举措

自从工业革命以来，在资本逻辑的强大驱动下，人类违背客观自然规律，破坏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平衡状态。为了获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也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对自然资源的利用以及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都达到了极其疯狂的地步。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的速度异乎寻常地加快。科学常识揭示，导致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是人类在生产和生活中大量使用煤、石油等矿物燃料，排放出了大量的二氧化碳等多种温室气体。由于这些温室气体对来自太阳辐射的短波具有高度的透过性，而对地球反射出来的长波辐射则具有高度的吸收性，形成温室效应，导致全球气候持续变暖，出现冰川消融，海平面升高，破坏和摧毁了海岸滩涂湿地、红树林和珊瑚礁等生态群。海水入侵到沿海地下淡水层，出现沿海土地盐渍化，造成海岸、河口、海湾自然生态环境失衡，也使水灾越来越频繁。洪水泛滥、风暴侵袭以及病菌通过极端气候事件扩大疫情的流行，都对人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产生巨大危害。特别是借助于经济全球化的浪潮，生态环境污染以及病毒的流行也日益全球化了。资本主义以剥夺资源环境承载力来促进生产力发展和财富增长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以及通过生态帝国主义和生态殖民主义方式破坏生态环境的做法，使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生态矛盾、生态危机、生态灾难与社会危机、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结合在一起集中爆发，反过来严重地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生态危机和生命危机两者紧紧地黏合在一起，将人类逼到了生死关头，也充分应验了恩格斯所说的“人类过分地征服自然的结果必定会遭受自然界报复的深刻预见”。对这样一种现象，美国著名环境保护运动思想家奥尔多·利奥波德精炼地概括道：“征服者最终都将祸及自身。”(2)[美]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侯文蕙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94页。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及各种事故灾难，其来势凶猛，危害之大，后果之严重，既对整个人类命运带来极大威胁，又使单个的民族和国家难以有效应对。只有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借助于全人类的智慧和力量，才能有效应对并转危为安。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确保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有助于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和实现人类整体性解放，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崇高目标和重大价值诉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将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作为体现人的本质的活动。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描绘了未来社会人的发展的美好图景：“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页。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深刻阐述了个人解放与社会解放之间的内在联系：“不言而喻，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也不能得到解放。”(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0页。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认为，只有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建立现实基础”(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83页。。1894年1月9日，恩格斯回应朱泽培·卡内帕关于给《新纪元》杂志题词时说：“除了《共产主义宣言》中的下面这句话(《社会评论》杂志社出版的意大利文版第35页)，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66页。据此，国内外许多学者把马克思主义学说归结为人学。马克思主义人学，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人类学，马克思主义将人的解放归结为全人类的解放。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所说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为了优化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社会关系，最终达到两大和解的目的，“即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3页。，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说的人与自然以及人类本身的两大和解是一种“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9页。这个观点是完全一致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确保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其重大终极价值就是确保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在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内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的辩证统一关系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个集合概念，实质上是人类生态共同体和人类生命共同体的有机统一。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内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的辩证统一，突出表现为，一方面，人与生态环境是一个共同体，表现为“生态—生命的一体化安全”共同体；另一方面，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内，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具有相互作用关系。因此，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必须将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有机联姻，以生态健康与生命健康有机结合的“同一个健康”和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有机结合的“同一个安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生态—生命的一体化安全”共同体

马克思和恩格斯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社会的关系视为人类生存和发展中的两大关系，也是人类在生存和发展中必须始终面对和加以协调好的两大关系。而这两大关系既不是并行的关系，也不是相互孤立开来的关系，而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并发生耦合作用的辩证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自然—人—社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将自然史和人类史紧密联系并相互贯通起来，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看作是一个不可分割、共生共荣的生态系统。由于人的生命存在和发展需要生态环境作为不可或缺的支撑系统，因此，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内，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就构成了一体化的安全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要从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就必须注重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之间的内在联姻，注重“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共同体建设。奥尔多·利奥波德是享誉世界的环境保护主义理论家，是大力提倡人类与生态处于共同体关系中的具有远见卓识的思想家。他指出，人与土壤、水、植物和动物是一个共同体，“只有当人们在一个土壤、水、植物和动物都同为一员的共同体中，承担起一个公民角色的时候，保护主义才会成为可能：在这个共同体中，每个成员都相互依赖，每个成员都有资格占据阳光下的一个位置”(9)[美]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侯文蕙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16页。。人类与生态环境作为一个整体性的生存和发展的共同体，注重人类生命安全，理所当然地要注重支撑生命安全的生态安全，要通过大力保障生态安全来实现人类的生命安全。为此，无视人类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和人类与土壤、水、植物和动物都作为一个平等成员在共同体中的平等地位，高扬人类至上主义、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价值唯一主义等旗帜，而无视生态在人类生命价值中的地位和作用，忽视或无视生态价值、生态功能，就不可能有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由此可见，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把人类和人类命运与作为非人类和非人类命运的生态环境紧密地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打破狭隘的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的视界，从生态—生命的一体化安全共同体这个更高更新的视角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意蕴。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内生态安全是生命安全的重要基础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内，生态安全作为一种有别于传统安全观的新安全观，构成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也成为人类生命安全的重要基础。人类所有成员都要在一定的生态环境中工作和生活，都与生态环境构成息息相关的共同体关系，生态安全的地位也越来越突出，生态安全既作为国家安全不可分割的重要因素引人注目，也越来越融入和渗透到国家领土安全、国防安全、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科技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国际安全、网络安全之中，成为国家总体安全的重要基础和不可分割的重要内容，也直接影响人的生命安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说法，也形象地说明了生态安全带来的重大价值。美国生态安全问题研究专家诺曼·迈尔斯指出：“安全的保障不再局限于军队、坦克、炸弹和导弹之类这些传统的军事力量，而是愈来愈多地包括作为我们物质生活基础的环境资源。这些资源包括土壤、水源、森林、气候，以及构成一个国家的环境基础的所有主要成分。假如这些基础退化，国家的经济基础最终将衰退，它的社会组织会蜕变，其政治结构也将变得不稳定。这样的结果往往导致冲突，或是一个国家内部发生骚乱和造反，或是引起与别国关系的紧张和敌对。”(10)[美]诺曼·迈尔斯:《最终的安全——政治稳定的环境基础》,王正平、金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第19—20页。一旦生态不安全，如农业上无法达到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生态安全状态，工业上无法实现自然资源对于产品生产的可持续供给状态，人们在生活上无法吃上放心的食品、喝上清洁卫生的水、呼吸上清醒的空气，缺乏宜居的生活环境，生态矛盾必定会加剧社会矛盾，影响国泰民安，对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产生不利影响。马克思深刻地指出了自然生态不安全引发人的生命不安全的原因和结果，他说：“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页。而一旦人的生命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那么，物质财富的增加和科技的进步都失去了应有的价值。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内生命安全影响生态安全

人类的一切历史活动以及历史创造都是有条件的，都要建立在作为从事历史活动主体人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基础上，没有这个重要基础，可持续发展就成为空谈。人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与万事万物相比，处于至高无上的地步。只有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的生命权、健康权、安全权，才能获得和保障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人的财产权、自由权、环境权、文化权、教育权等权利。人的生命权、健康权、安全权是人权中最为基础性和最具有根本性的权利，有了这些基本权利，人类才能从事自由自觉的历史创造活动，自觉地积极地保护生态环境，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系，促进人类和生态在同一个共同体内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论述，是以人的生命存在和生命的自由发展为必要前提条件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将人归结为类的存在物，人作为类的存在物体现了生命活动的性质和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马克思指出：“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 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96页。生态文明的概念实质上指的就是在人的生命安全基础上，人对生态环境所从事的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如同马克思所说的感性世界的和谐特别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因为，作为不与人的生命和人的认识活动、实践活动发生对象性、功能性关系的生态环境，并不存在文明与野蛮之分。生态文明从根本上体现出人的文明，人对生态环境是文明还是野蛮，表现出是生态文明还是生态野蛮。如果人缺乏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人力资源就会中断和枯竭，就无法以文明的方式自觉地、积极地呵护生态环境，也就根本无法创造出生态文明。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内确保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辩证统一的路径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们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1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代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4页。这一呼吁从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五大维度描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目标和美好愿景，也从理念建设、制度建设、行为建设等角度揭示了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辩证统一的实践路径。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内确保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辩证统一的理念建设

理念决定行动，理念的正确性、超前性确保行动的正确性、超前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将全人类面临着的共同的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等问题综合起来，全面地分析人类命运面临的重大挑战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紧迫性的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突出地彰显了人类作为地球上的一个有机整体，在生存和发展中既有作为个体和群体的利益和价值以及作为民族和国家的利益和价值，同时，由于有着共同的“类矛盾”“类威胁”和“类危机”等普适性的挑战和困难，又有超越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党派和不同社会意识形态的共同的利益和价值。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安全和追求人自身和谐的生命安全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价值诉求和目标愿景。由于人类维护共同的利益和价值以及有效应对共同的“类矛盾”“类威胁”和“类危机”等普适性的挑战和困难，仅仅依靠单一的民族和国家的力量是根本无济于事的，需要通过作为个体的“我”转向作为群体的“我们”，通过作为个体和群体的“人”转向作为共同体的“人类”，通过作为“民族共同体”“国家共同体”“阶级共同体”的局部性质的共同体转向作为类主体的“人类共同体”，加以有效应对和克服。在遇到全人类共同面临着的有关生死存亡问题时，需要通过“类主体”“类意识”“类责任”“类合作”“类行动”等这些实现全人类整体利益的共同体价值诉求去有效地应对和解决。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又是将人类命运特别是作为影响人类命运的最为基础性的人类安全问题始终置于生态环境之中谋划的理念，是将人的生命安全和生命质量与生存环境状况紧密联系起来考量的理念，体现了从全人类整体安全出发的“生态—生命”紧密联姻的大生态与大生命相统一智慧与大安全与大生命相统一理念。尽管影响人类命运的因素众多，但是，生态不安全引起生命不安全是其中的一个最为突出的问题。就以气候变化对于人类命运的影响而言，由于全球气候变暖的速度加快，干旱、洪水、饥馑和瘟疫将成为人类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严重威胁。生态环境作为地球的生命支持系统和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自然基础，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把全人类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环境污染和病毒流行更无民族、国家和区域的地理边界。追求生态安全是全人类谋求共同的生命安全的需要，而有了全人类共同的生命安全，生态环境也才因为有了人类的精心呵护而实现生态安全。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内确保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辩证统一的机制建设

全球具有类属性、类规范、类制约和类遵循的机制建设是推进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一体化建设的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从全人类整体利益维护和整体价值实现的战略高度，大力构建有助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并能够确保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保障型的人类社会，以促进全人类在优美的地球家园中工作和生活，并使人类在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得到充分保障的条件下从事自由自觉的历史创造活动，从而使人类所处的生态环境成为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使人类生命成为能够创造价值、实现价值和享受价值的有尊严、有创造活力、有永续传承能力的生命，这也是有助于人民生命能够在自由、安全、发展、永续传承中实现价值的根本举措。法国思想家阿尔贝托·施韦泽将是否注重生命发展和生命价值既当作衡量善恶的标准，也当作能否实现最高价值的标准，他指出：“善是保存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价值。恶则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14)[法]阿尔贝托·施韦泽：《敬畏生命——五十年来的基本论述》，陈泽环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77页。对于任何社会来说，其普适性的价值观就是确保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同步一体地得到实现。为此，需要世界各国联手合作，通过合理的机制设计和机制协调加以落实。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内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辩证统一的机制，是一个整体联动的系统工程。一方面，要大力加强国际合作机制建设，构建有效预防和应对威胁全球性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的信息互通、共享以及预警机制。联合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国际组织，也是人类在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一体化建设中协调世界各国共同行动的国际组织。联合国总部门前有反映联合国宗旨的两座雕塑：一座是《和平》，一座是《破碎的地球》。《和平》的雕塑是近乎黑色的青铜雕塑，那是一把手枪，但是枪管被卷成“8”字形，并打上了一个结，名曰“打结的手枪”。这是卢森堡赠给联合国的。这一雕塑的含义就是制止战争，禁止杀戮。《破碎的地球》雕塑是巨大的金黄色的铜质地球，但是地球已经开裂，伤痕累累，名曰“破碎的地球”。这是意大利赠送给联合国的。这一雕塑警示人们，如果不及时控制环境污染，地球就会千疮百孔，导致生态不安全。两座雕塑，表达了联合国的维护和平、保护环境的宗旨，展示了将生命安全和生态安全一体化构建的全球责任。另一方面，要坚持全球合作共治方略，加强国际组织的合作与协调机制建设，充分发挥全球多元治理主体的优势和特长。无论是全球性生态危机治理，还是全球性传染病防控，由于专业性强、风险高、治理难度大、涉及专业化人员和经费多等问题，需要构建各国、政府组织、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市场主体、社会公众等广泛参与的多元主体合作共治共同体。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内确保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辩证统一的行为建设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内确保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辩证统一，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必须知行合一，重在行动。世界各国必须采取更加积极而务实的行为，而不是相互指责和推卸责任的态度，更不能明哲保身、嫁祸于人。在生态危机和生命危机面前，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所奉行的本国优先主义、抽象的人道主义等主张和做法，都是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内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辩证统一的重大障碍。世界各国只有根据全球公共治理特别是生态治理和公共卫生治理的共同利益、共同责任、共同担当，建立起行为共同体的合作新框架，构建平等互信、包容互鉴、权责共担、合作共赢的新型安全伙伴关系，才能不断地推动全球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均衡协调和谐发展。一方面，世界各国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落后国家，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都处于平等互利的地位，都应强化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加深对全人类整体利益保不住，任何国家和民族、区域的利益都根本难保的思想认识，彻底摒弃单边的保护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个体主义、利己主义，自觉地超越国家、党派、意识形态等一系列差异和纷争，以世界主义眼光和海纳百川的心胸，共同合作应对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和生命危机。另一方面，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框架内，坚持生命尊严和平等以及生态正义的原则，减少某些人为因素而导致国与国之间特别是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在生态环境和生存环境上的不平等地位，要切实维护所有人的价值和尊严。要牢固地树立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大家好才是真的好的理念，通过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的无私援助，增强生态环境脆弱和公共卫生能力薄弱的国家应对危机的公共安全能力建设，提高应对生态环境危机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水平，促进人类多样性文明在应对危机中交融发展，从整体上改善全球生态环境和全人类生活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