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信仰与当代中国心态秩序

李向平，杨 洋

(华东师范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上海 200241)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的要求，说明当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与民族复兴事业已经进入一个新时代，社会、文化的发展已到一个更高层级的历史方位。当前，人们的价值观与社会心态正处于日益变化之中，在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多的利益诉求和不断凸显的社会矛盾时，如何努力涵养人心，凝聚人心，培养民众积极健康、乐观进取的良好心态，对于掌舵社会航向的执政党与新时代的中华文明复兴而言，无疑是一项重要研究课题。而探讨、分析当代中国社会多元融合的价值秩序与中华文明复兴对当下社会心态的影响及其对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建设的意义，并在理论与实践上推进当代中国的社会心态、大国心态的研究，实乃十分迫切，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

2015年，“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通过深入调查采访和梳理提炼，初步整理出多种社会公众所反映的多种社会病态。调研结果显示：超过八成受调查者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处于亚健康状态；“信仰缺失”“看客心态”“社会焦虑症”位列当今社会病态前三项。

近年来，社会各界围绕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建设与发展的“大国心态”的讨论非常热烈，见仁见智。其中问题的关键是，究竟该如何看待“大国心态”？又该如何与时俱进地培育和涵养“大国心态”？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中国正在逐步成为世界大国。大国心态能够形成什么样的心态秩序，反映的无疑是中国国民在日常生活中特别是面对重大事件或突发事件时所普遍呈现的一种反映大国特征的认知、情感、意志和行为倾向。

二、中华文明信仰与当代中国心态秩序

中华文明信仰无疑是我们理解当代中国社会心态与价值秩序的一个必要的范畴，也是现代中国学术的关键词之一。

一般而言，中华文明信仰体系乃由儒、释、道及其民间信仰所构成，即使其中包含着对某些神灵的祭拜，但并不局限于对神灵的祭拜。因为，中华文明对于宗教及其信仰的定义方式并不同于其他神教对宗教及其信仰的定义方式。

在此体系之中，中华文明信仰的核心实际上并不以“成神”为目的，而是以成圣(仁道)、成佛(菩萨道)、成仙(仙道)为宗旨。在此体系之中虽然建构了“凡圣”与“神俗”之别，但中华文明信仰有关“神圣”的定义及其内涵，并不完全集中于宗教及其信仰等表述，而以成圣、成佛、成仙为过程，最终落实在“修身”与“成己”的核心层面。这就倾向于把中华文明信仰偏向于成己及其修持的功夫与过程。为此，中华文明信仰方式能够直接构成一种心态的体现方式，直接以修身、成己等修持功夫、修持程度、修持过程表达为文明秩序等关系、要素， 或直接演变为中华文明秩序的基础。

与此同时，中华文明信仰使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交往认同成为可能，它作为一种具有当下中国社会平等交往特征的价值共同体，是人们理解社会关系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是人际交往、相互联系的重要方式，进而塑造人们理解中华社会价值世界、国家心态的重要方式，并能为这种理解方式赋予意义和象征。换言之，以修身、成己为核心的中华文明信仰体系始终是人们认识当代中国心态秩序发生机制的一个核心范畴。它虽然呈现在各种不同的信念结构之中，但却是大众社会、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是全体社会成员在心态秩序层面上的最大公约数。

中华文明信仰及其“集体框架恰恰就是一些工具”，以更多体现现实面向的“社会共识”(common sense)形成当代中国的心态秩序。中华文明信仰格局的心态秩序，实际上是以中华文明信仰与当前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建设中亟须拥有的国家心态秩序为问题意识，并基于费孝通有关心态秩序的思考，拓展社会学，尤其是中华文明信仰研究的社会学理论方法，以形成研究与论述中华文明信仰与国家心态秩序的重大理论体系。

“心态秩序”概念，作为费孝通晚年学术反思的学术遗产，是实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美好社会设想的实践进路，同时也是渗透了费孝通终身关怀的概念工具。费孝通在他接近一个世纪的个人生涯中亲身体验了两次虽有间隔但朝向一致的现代社会转型：1911年的革命和1978年的变革。这两场大转型在改变中国社会的历史命运的同时，也带来了对原有社会秩序的猛烈冲击，甚至带来了“更为迫切的心态秩序的危机”(1)费孝通：《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我一生的研究课题》，《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提倡“心态”研究，正是这位中国社会学“先知”对当下中国越来越感同身受的“问题”或“危机”所做的一种预前警示。

重新审视费孝通“差序格局”与“心态秩序”概念，能够在重新检视家国观念、个体与社会关系，乃至公共性建构的层面上感受费孝通强调文化自觉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同时，这是对社会变化的心态反应，它指出了中国社会学本土文化如何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还指出强势文化如何面对弱性文化，文化之间应当相互理解，每种文化都有其独创性和充分价值，中外文化只有在“和而不同”的新心态秩序下才能进行平等对话。

作为对“中华文明秩序何以可能”问题的回应，“心态秩序”概念至少需要梳理或讨论当代中国如下问题：使心态成为当代中华文明秩序成为可能的本土资源是什么？心态秩序能够在哪些领域通过何种机制产生效能？在中华文明家国结构的基础上，以中国社会学、宗教社会学的视角检视或讨论心态秩序概念，不仅是对心态秩序概念的延展，也构成学术界对建构当代中华信念结构及其文明交往、心态文明和其内在机制的追问。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能够从那种深深嵌入在华夏文化结构、运作机制乃至生活方式中的文明信仰关系里面，抽象、提炼出一些有关文明信仰秩序、国家心态秩序得以构成的普遍性问题，打破文明信仰与国家心态秩序之间那种带有决定与被决定特征的论述架构，形成一个能够适用于文明信仰、不同信念结构与文明心态秩序的理论架构，从而解决当代中华文明复兴中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之心态秩序的学术难点，实现其应有的理论关怀。

三、“心态秩序”及其学术研究史

“心态”概念，源自费孝通的老师史禄国的“心智复合体”(Psycho-mental Complex)概念，并融合了潘光旦“位，是安其所；育，是遂其生”的“人人各育其位”的“中和位育”秩序观。社会转型既向中国社会心理学提出了挑战，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机(2)方文：《转型心理学：以群体资格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周晓虹：《中国人社会心态60年变迁及复杂趋势》，《河北学刊》2009年第5期；王俊秀、杨宜音：《2011年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页。，多年来不少中国学者也一直敏锐地从“社会心态” (social mentality)及其相关领域入手，欲图为有关转型的社会心理学研究独辟蹊径。当下30年中，与“社会心态”一词相关的学术论文不断增多就是一例明证。费孝通的这一想法，后来生发成拓展中国社会学研究传统界限的主张(3)赵旭东：《超越社会学既有传统—对费孝通晚年社会学方法论思考的再思考》，《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与当下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话语体系重建的时代要求不谋而合。

费孝通先生最早意识到“社会心态”危机，1993年，他在香港中文大学做了题为《中国城乡道路发展》的演讲，首次提出在对生态秩序研究之外，社会学应该研究心态秩序。他当时提出，中国人能否做到“安其所，遂其生”，必须要意识到整个社会转型带来原有社会秩序的猛烈冲击以及心态危机。“心态秩序”的概念包含着费孝通的终身关怀，能够联结个体、社会、国家乃至国际政治的概念工具。因此，基于费孝通的“心态秩序”概念，能够重新检视家国观念、个体与信念结构复杂关系，乃至国家系统秩序及其公共性建构等重大问题。华夏文明以家国结构为文化信仰基础，从历史的角度给定了中国社会有关国家心态秩序的历史文化背景，并成为当代中国回应“华夏文明秩序何以可能”这一问题的重要解释路径之一。从宗教社会学的角度看，讨论华夏文明的心态秩序及其内在机制，则首先需要审视以中华文明信仰为基础的国家心态秩序的构成与实践机制。涂尔干曾说，“集体心态(group mentality)并不等于个人的心态，它有其固有的规律。”(4)Durkheim, The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Trans, by W.D.Halls (New York:Free Press,2014)，60.实际上，“心态史本质上是一种涂尔干式的研究观念的方法”，它“强调集体的态度而不是个人的态度”(5)[英]彼得·伯克：《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刘永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8页。。学界的相关讨论也认为，因为受特定时期社会文化变迁的影响，这一社会心理状态是动态的，或者说是变动不居的。“社会心态是(在)一定时期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影响下形成并不断发生着变化的。”(6)王俊秀：《社会心态理论——一种宏观社会心理学范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5页；马广海：《论社会心态概念辨析及其操作化》，《社会科学》2008年第10期。“社会心态是一段时间内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类别中的宏观社会心境状态，是整个社会的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观的总和。”(7)杨宜音：《个体与宏观社会的心理关系：社会心态概念的界定》，《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4期。

在涂尔干看来，个体表征作为一种心理事实是个体心理学研究的对象，而集体表征作为一种社会事实则恰恰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只是一方是“群体”或“社会”，另一方是“个体”，这就成为社会转型时期所关注的焦点或问题之所在，集体表征与个体认同，实际上即是社会心态的形成机制，即作为集体表征之社会心态研究的最主要问题，成为社会学、中华文明信仰社会学的心态秩序研究对象。

诚然，“心态秩序”可谓“心态”与“秩序”两个范畴的整合。此所谓心态是指对事物发展的反应和理解表现出不同的思想状态和观点；秩序则是一个恒常的、古老的话题，任何社会的存在与发展都离不开秩序。古典汉语中，“秩”和“序”含有常规、次第的意思。就中华文明信仰方式而言，中国的社会学研究应当在人文生态层次之外，研究心态层次的问题，“必须建立的新秩序不仅需要一个能保证人类继续生存下去的公正的生态格局，而且还需要一个所有人均能遂生乐业、发扬人生价值的心态秩序”(8)费孝通：《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我一生的研究课题》，《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

为此，心态秩序作为一种解析性概念，它是一种分析性定义，可以偏重于社会文化信仰方式上的使用，但是，心态秩序的概念亦能作为中华文明信仰社会学研究的概念而加以使用。其一，心态秩序的概念，其功能能呈现在国家文明秩序的制度或组织层面；其二，如何使它成为价值和信仰领域的一种实践方式；其三，心态如何建构成为秩序的问题，心态文明与理想秩序的构成关系。

对于心态秩序此类特征与功能的讨论，能在中华文明信仰层面把文化心理、情感方式、思维特征、信仰方式与中国社会各种关系予以整合，使中华文明心态及其建构方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共同信仰，从中孕育、建构出当代中国社会亟须的心态文明、理性秩序乃至文化自信、社会公正等要素。

在此，中华文明信仰关系不但能为当下大众社会心态秩序的合理构成提供神圣基础，而且还能把具有同一种中华文化身份、同一种心态秩序的社会成员在“信念结构”“命运共同体”及“心态秩序”等层面上整合一体，共同建构当下中国社会的文明心态、理性秩序的基本要素，将中华文明信仰关系、文化自信要素与心态秩序的建构紧紧整合为一个神圣格局。

四、当代中国心态秩序的若干层级

中华文明信仰与当下中国社会大众的国家心态、价值秩序的建设关联，目前有许多直接的、富有成效的研究论著，大都集中在社会心态等社会心理学问题的领域之中，而中华文明信仰与国家心态秩序的构成等相关问题，应直接成为中华民族复兴过程中的主要问题，而且是社会学、宗教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的研究目标之一。

分析和梳理中华文明信仰的“信念结构与心态秩序”之间的关系，能够讨论不同信念结构之心态秩序建构机制，讨论中华文明信仰、不同类型的信念结构及其心态秩序的构成形式以及这些构成形式与社会信任、文化自信、社会公平等层面的互动关系，讨论当代中华信仰作为社会文明命运共同体如何成为建设当代中国国家心态、基层社会所亟须的价值秩序的各种形成机制。当代中国心态秩序重建的问题拟分为四个方面或四个层级加以理解：中华文明信仰与心态秩序关系的理论研究；心态秩序的集体表征与个人表征；中华文明信仰关系与心态秩序类型；文明心态、理性秩序与五大信念信仰类型的内在关系。

首先，中华文明信仰与心态秩序关系的理论研究，重点在于理论层面的讨论与建构，包含中华文明信仰结构之中有关文化秩序、心态秩序、价值秩序与权力秩序的相关理论的综述与讨论。其中，既有中外信仰观的比较研究，也有心态秩序理论的相关讨论，特别是不同文明信仰体系之间的比较研究。

其次，心态秩序的集体表征与个人表征。它说明当下中国心态秩序的构成与表达，需要集体与个人表征方式。为此，心态秩序或中华文明信仰的“集体表征”或“个人表征”，乃承载中国社会心态秩序，表达文化自信、国家认同、社会信任的基础。此类表征体系，或知识分子，或文化团体，或民间社会组织，甚至是政府代表，同时也可能是文化精英，也可以民间乡贤。他们还可能是有名的宗教文化领袖，也可能是灵性上被大多数人边缘化的群体。而且，表征体系也可以是某个世代，代表着与旧世代对立的年轻一代的观点与兴趣，代表着一个变迁中的社会秩序，特定的社会部门或组织与其他信仰关系乃至不同信念结构中如何表达国家心态秩序和睦相处或者是对立。这种表征集体或表征个人，乃是文明信仰及其社会心态的具体基础。它能够将具体的历史情境、象征资源以及制度结构加诸的限制与机会，在一定价值秩序中整合起来，通过表征关系而表现出来的“象征连接”，从而具有一定的心态秩序和价值秩序构成的可能性。

再次，中华文明信仰关系与心态秩序类型之构成。在此，主要体现了中华文明信仰关系如何与心态秩序类型的建构形成某种内在关系。它的最基本问题是，中华文明信仰或其他信念结构有无能力提供一个稳定的可以预见的心态秩序，或者它只能是一个未完成的建构过程。因为，一个文明信仰体系也许可以唤起多重意义，一个意义也会被多重信仰关系所唤起。换言之，一个文化信念结构可以是一种有组织的信仰规则，为国家的心态秩序提供理由和说明。而信仰也是一种社会整合机制，信仰者、承载群体和制度的惯常行为能够通过集体的或个人表征机制，以一种心态秩序的国家方式与善、价值、规范范畴产生联系。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文化与行动、秩序、制度的关系非常重要，在信仰者、规范、制度、行动之间，如何使用心态秩序这样的概念来体现或实践中华文明信仰。

如果说，文明信仰是一个社会心态秩序基本核心的话，那么，当代中国社会中不同的信仰类型或信仰实践方式，它们之间的信仰关系如何处理、如何协调，无疑就是文明心态、理性秩序得以构成的基本内容。其中的重要问题是，究竟是什么文明信念决定何种心态，何种心态又直接建构不同的秩序的不同？究竟是什么信仰主导了价值秩序的最后构成，决定了一个民族大国、国家的意义共享系统？

最后，文明心态、理性秩序与五大信念信仰类型的内在关系。就文明信仰的表达机制而言，其信念结构中所有成员倘若身处同一信仰系统，他们便会在表达其集体表征、群体认同感之际，吸收一组相同的符号资源，以获得相应的成员资格。这就不仅仅是与认同的其他形式相匹敌的一种认同形式，而且还是塑造社会认同的一种共同手段。为此，只要是这些成员拥有身处同一个共同体的体验，同时也在以同一种方式解释他们所共同面对的社会世界。(9)[英]阿兰·芬利森：《想象的共同体》，载[英]凯特·纳什，阿兰·斯科特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社会学指南》，李雪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97页。他们就能基本构成一个信念结构的心态秩序、共同体的成员资格及其神圣认同。

在此神圣结构之中，“国家心态秩序的文明信仰基础”“心态秩序的集体表征”及“心态秩序的个人表征”等问题，作为中华文明信仰与中华文明心态秩序建构中的各种构成要素及其培育和发展，无疑能促成当代中国文明心态、理性秩序的逐步构成，建构为作为一个大国的国家心态秩序的必然关联。

如同费孝通所说：“社会学对于精神世界的理解，应该是把它和社会运行机制联系起来，但不是简单地替代，不是简单地用一般社会层次的因素去解释精神层次的活动。当然，最理想的，是在社会学研究中真正开辟一个研究精神世界的领域……”(10)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其中，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当下日益重要的心态秩序等相关问题。所以，文明信仰结构及其“心态秩序”的研究，即为社会学中国话语体系的讨论与学术界限的拓展，也为中华文明信仰社会学检视当代中国社会“心态秩序”的延展性及其内在逻辑提供了契机。

五、建立中国社会学“心态秩序”概念

作为一种学术反思，“心态秩序”概念的提出应当承担着构建当代中国社会文化信仰共同体的现实使命。它与个体层面有关信仰、意义、情感与国家、社会公共秩序的命题紧密联系，也与信念结构层面的理性对话及其平等交往、文明信仰体系在国家社会层面的公共性建构问题紧密联系，同时还能上升到作为全球化后果之一的民族国家之间的交往与对话方式。

中华文明信仰体系与当代中国心态秩序的构成机制，是社会学界应当及时回应的重大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研究中华文明信仰格局及其展开的不同信念结构中的国家心态秩序，梳理出中华文明复兴过程中具有大国责任、大国自信的心态秩序，从而建构一种富有文明开放、自信和谐的文明心态与神圣秩序——作为全球化背景下命运共同体各种国家、民族、信念结构之间交往结构的基本方法，全球化交往中一个特有的解释与评价范畴。对此，本文尝试做出如下梳理：

其一，在个体行动者层面，中华信仰系统与当代中国心态秩序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各种信念结构中的内部交往以及信仰者与自己内心的交通。

各个信念结构自身的组织稳定性和行动效能，与其内部的秩序构成联系密切。而信念结构内部秩序将在相当大层面与其内部交往相关。信念结构内部层级与关系的顺畅，决定了内部沟通的效率和秩序的实现可能。尽管信念结构可以被理解为“经由共同信仰某一信念的人群，为达成其信仰目标、实现其信仰实践而形成的有一定层级、组织性和统一行动指向的信仰共同体”，然而，基于信念方式的多样性和当前中国社会中不同信念结构的主要特点，信念结构主要体现为信仰实践的不同组织方式。这些不同形式的信念结构往往彼此区别很大，其成员可能互有交集，进而经由不同心态形成不同秩序。

在神圣资源获得的层面，信念结构内部的神圣资源的获得，有些是通过占据人神交流的中介位置，有些是通过对于神圣问题的解释权等。其他资源类型则往往与其个人位居信念结构中的特别位置及其能够在其社会网络中获得的资源、关系的多寡有关，而这些因素则常常与个人魅力、身世背景、现实权力等紧密相关，并且往往能够改变或强化其对神圣资源的控制能力。而对神圣资源等的占有和操控，也能够通过符号再生产转换为神圣资源以外的各类资源的获取，并可能体现在信念结构中的地位、角色的转换上。在此，神圣资源—现实资源的互相转换，构成了以关系为核心的内在驱力，促使其心态拥有神圣心态的某些特征。

行动者在信念结构内部的自我反思中，也会从个体心性的意义上制约着信念结构层面的心态及其行动秩序构成。在信念结构中，信仰实践者同时面临着神—人关系、神圣资源—世俗资源两类方面，彼此介入、相辅相成，甚至在同一类方面绝非泾渭分明，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互状态。比如在神—人关系的层面，通常信仰实践形式上的神—人关系之外，交汇了以“关系”作为中华文明信仰方式特征的人际人伦特征，并且以神—人关系为基础，表达出神—他人—公己/私己的层级状态。这种表达特征，实际上为神圣资源—世俗资源的分配逻辑与获取方式提供了结构性要素。不同信念结构中神圣关系层面的偏颇与公正，公己与私己的整合与调适，无疑会构成个体层面建立心态及其行动秩序的内在逻辑。

其二,文明信仰与当代中国心态秩序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不同信念结构之间的互动。一般而言，当代中国心态秩序主要体现在不同信念结构(也包括不同组织与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层面。不同制度与组织的交往也主要体现在不同信念结构的交往互动上，如同个体与社会、国家与家庭、政治与心理、道德与正义、身份与理想，均为不同信念结构在社会实践机制层面的具体体现。其小至家庭内不同文明信念者有关家庭秩序、祭祖方式、丧葬安排等方面的求同存异；其中观层面，可至村落乡镇中民间文化信仰与基层权力组织之间的交往关系；其宏观层面，可至有关传统如何转换为当代文化心态、外来文明信念之中国化与当代中国社会信仰秩序主从关系的调整与定义。

其三，从信念结构与国家、社会关系的角度看，信念结构与心态秩序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不同信念结构与所处社会的交往上。社会公共参与的差异原因不仅在于其教义来自何处，同时也在于信念结构的组织化程度。停留在心性、个体层面的文明信仰，大多会成为从属于自我中心主义的信仰实践与私人神秘体验而难以获得团体特征、公众特性进而成为“共同的善”(common good)的可能。信念结构与外部社会环境的关系，直接制约着经由个人心态形成理性秩序，甚至会由不同秩序左右社会成员各自不同心态的形成及不同心态的神圣特征。

其四，不同信念结构如何成为民族国家的主导价值秩序，此类问题直接关联于文明信仰与国家心态秩序，甚至会体现在国家交往之间的理性秩序。

纵观当前的国际政治文明信仰等价值系统已成为影响国家关系与国际政治转向的一类重要因素，并可能形成一类国际政治中的社会思潮。“儒佛信仰为主体的华夏民粹主义、基督教原教旨教派与底层白人的基督教民粹主义等,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全球化民粹宗教思潮,促成‘神权民主’及其‘民众神圣’,导致具有新国家主义特征的‘绝对国家’及忠诚于国家等特征出现,从而深刻影响到国际政治关系,乃至能够强化、左右当下国际政治思潮。”(11)李向平：《“神权民主”与“新国家主义”——当代国际政治中的“民粹宗教”》，《国际政治研究》2017年第5期。风云变幻的国际政治之下，不同国家之间文明有序的交往秩序何以构成，可以说是国家心态秩序所集中关注的重大问题之一。

这正是在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重建的理论方法基础上，从重建当代中国文明信仰神圣结构的视角，讨论与研究中华民族复兴过程中中国社会心态秩序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