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诗新意：细读胡适《去国集》

向阳

（香港理工大学中国文化学系 香港 999077）

胡适在1917年1月和1918年4月先后于《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两篇文章，将过去时代以文言写就的文学视为腐败文学、假文学、死文学，号召以白话为工具掀起文学革命，从而建设一派真文学、活文学，在彼时学界及社会引起巨大反响。作为新文学革命的主将旗手，胡适的贡献不仅在于为新文学革命提供了一套文学史与文学理论论述，他还身体力行地投入到白话文学的创作之中，遂有《尝试集》问世。自《尝试集》出版以来，围绕着胡适所作新诗形式、格律、审美的讨论未曾断绝，而以附册形式收录于《尝试集》一书中的文言诗词集《去国集》相较之下则被冷落。《尝试集》用胡适在第四版自序中所说的话：“是种开风气的尝试。”［1］（P4）意在展示和引领白话文学创作的风潮，而《去国集》乍看之下则完全与胡适所标举的白话文学相去甚远，甚至连胡适自己都说：“可谓之六年以来所作之‘死文学之一种耳’。”［1］（P95）

那么《去国集》果真毫无可取之处吗？根据陈平原在北大整理发现的资料，鲁迅与周作人曾为胡适提供诗集再版时的删诗意见，周作人以为“《去国集》是旧诗的诗，也可以不要了”，鲁迅却说：“但我细看，以为内中确有许多好的，所以附着也好。”［2］鲁迅的“细看”发现了《去国集》的价值，使得这些旧诗词免于被删的命运。今时今日当我们同样以“细看”的方式重读《去国集》，而不是以文言或白话作为判定其价值的准则，则会发现在胡适所作的旧诗词之中已然孕育着新诗的萌芽：在内容上多书写当时文化生活潮流，反映社会现实风貌，在情感上则契合西学启蒙与强国愿望，鼓舞时人奋进图强，可谓旧诗之中有新意。

一、书写社会风貌

有研究者指出，在常见的“五四”论述中，旧体诗往往被划到“五四”运动的对立面，而“回到风潮发生的当下，当时学生利用旧体诗吟咏响应五四运动者，实不乏人”［3］。事实上不止是学生群体，就连提倡白话的胡适本人也曾以旧诗词呼唤引导着这股新的浪潮。何谓之“新”？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将他认为的文学之根本问题总结为八条事项，其中一条“不摹仿古人”意在要以今时之话语“写今日社会之情状”［4］，这便是文学内容之“新”。《去国集》书写的内容与历代以来的韵文有显著的不同，吐露出时代浪潮的气息，自有一番崭新气象。

如《耶稣诞节歌》虽是乐府的形式，写的却是市民庆祝圣诞节的情形，装饰耶诞树、唱诗歌颂耶稣、孩童悬挂袜子等待礼物等习俗，寥寥数语勾勒出西方节庆的生活方式，也有开风气扫旧习的意思。《大雪放歌》一诗为七言古体诗，“今年圣诞始大雪”［1］(P97)以及“昨夜零下二十度”［1］(P98)两句在颇为古典的咏雪意境中显得十分打眼，西方节日与温度计量词汇的使用，既反映了晚清以来西风东渐的潮流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同时也有引领推动这股西化风潮的隐含之意。类似的表达在其余诗作中也多有出现，如《将去绮色佳，叔永以诗赠别。作此奉和。即以留别》中有诗句“愿得西乞医国术”［1］(P132)，将向西方强国的先进制度与技术比作治疗中国的医术；《沁园春》中写道：“愿乘风役电，戡天缩地，颇思瓦特，不羡公输。”［1］(P135)写的是现代西方光电技术及便捷交通给日常生活带来的巨大改变，将开启工业革命的重要科学家瓦特与中国古代的匠人之祖公输并提，凸显的是学习西方技术的必要与迫切。《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一诗中出现的大量西方科学家之名，如“牛敦”（今译牛敦）、“客尔文”“爱迭孙”（今译爱迪生）等亦是此意。在《沁园春·誓诗》中这般书写最为彻底也最为激烈：“从天而颂，孰与制天而用之？更安用为苍天歌哭，作彼奴为！”［1］(P144)这发问与感叹有着石破天惊的力道，中国传统文化中“天”是自然、秩序与最高道德，儒释道总体上三家均强调对“天”的顺服，体现在古代韵文作品中则多见对山川自然的吟咏、向往与敬畏。胡适却说顺从歌颂天不如去控制利用这片天，甚至将对天的歌颂贬斥为奴性的行为，这种反叛的姿态反映的是“五四”一代有识之士对于改造自然、发展科学的普遍渴望，而对作为权威象征的“天”的贬抑，显然也是对个人的主体性觉醒的呼唤。

上述诗词均较为直接地显露它们自身的新意，而另有部分作品它们契合于时代的新风貌则被包裹在浓重的古典意蕴之中。《哀希腊歌》并非胡适的创作，是胡适以较为贴近《诗经》的语言风格翻译英国诗人裴伦的作品。在这首长诗中胡适甚至以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羲和”来作为西方的日神“Phoebus”（今译福波斯、福玻斯）的对译，这样的翻译似乎可看作是胡适在寻找合适的语言工具时的犹疑与矛盾，在文言与白话之间的摆荡，有研究者认为这是“传统话语的强大的同化作用”［5］（P124），即使是胡适也难以完全摆脱。但需要注意的是翻译西诗这一行为在当时意味着与传统文学素材的割裂，向西方文学寻求足以启蒙民族精神的新材料，而他翻译这首诗的动机在于鼓舞民众的爱国之心，故而说这首诗的外观虽是旧诗的样貌，语言也保留了旧的风格，但内里却已是新的意蕴。胡适的“八不主义”中包含一条“不用典”，而五古诗作《自杀篇》中却用到“三闾”“春秋”这样的典故，这似乎是他的主张与实践间的自我扞格，但这首诗写的是一位爱国青年忧愤自杀的社会事件，虽然用了古代典故，写的仍是当时社会实际。经过对《去国集》收入的旧诗词的书写内容的细读，可以得知其中的绝大多数作品不论其形式、风格或意象如何古典，在内容上都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紧密相连，这便是《去国集》所含的第一重新意。

二、抒发理想情怀

第二重新意落在“情感”二字。孙绍振认为：“古典诗歌的规范不仅体现在形式上，甚至对于情感都构成了某种强制性的规范。”［5］（P123）胡适的“八不主义”中有一条“不作无病呻吟”［4］，便是要在文学的情感上打破这种规范。一是不要做涂脂抹粉、风花雪月的文字，更进一步的，不要做消极牢骚的文字。胡适有言：“不思奋发有为，服劳报国，但知发牢骚之音，感唱之文。作者将以促其寿年，读者将亦短其志气，此吾所谓无病之呻吟也。”［4］彼时的中国积贫积弱久矣，接连的战败赔款令中国内外交困，一代有志的知识分子欲启民智强民生进而以致强国，故而在文学上也呼唤有力昂扬的声音，而非是动听却空洞的靡靡之音。《去国集》的文言诗词便承载了这样的时代情绪。

《大雪放歌》是一首节气写景之作，由远而近状摹了山景与街景，末尾的直抒胸臆赋以这首诗截然不同的韵味：“开窗相看两不厌，清寒已足消内热。百忧一时且弃置，吾辈不可负此日。”［1］（P98）内中的焚热需要大雪的寒冷才能够得到消除，可见其内心的焦灼，因何而焦灼呢？“百忧”一词提供了解释，显现出“五四”一代的感时忧国之意，这两句诗由此传达出青年对社会民生的关心和乐观放达的胸怀，如果没有这两句，整首诗就只是充满文人趣味的赏景之作。类似的表达也见于《久雪后大风寒甚作歌》一诗：“明朝日出寒云开，风雪于我有何哉！待看雪尽春归来！”［1］（P99）在这首诗中寒冷的雪已不再能够给诗人带来内心的慰藉，反而给路上的行人平添诸多困扰，大雪严寒在此成为残酷社会现实的暗喻，于是期盼日出春归便是期盼明亮未来，无惧风雪严寒便是无惧困难险阻，昂扬向上的新青年之精神于焉彰显。写作〈老树行〉时正值中日交涉时期，胡适因他提出的“非攻主义”而遭受许多攻击，故而在诗作中胡适以道旁老树自比，以老树的不卑不亢之姿言说自己面对褒奖与攻讦的泰然处之：“既鸟语所不能媚，亦不因风易高致”［1］（P129）。《秋柳》同样也是一首托物言志的诗作，诗中有言：“西风莫笑柔条弱，也向西风舞一回。”［1］（P142）“西风”是西方列强的隐喻，柔弱的柳条则意指胡适以及中国国族，此句传达的是虽然弱小也要奋起而为的勇气。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谈及情感的重要，他认为：“一切语言文字的作用在于达意表情；达意达得妙，表情表得好，便是文学。”［6］前述诸首诗词都属于写景咏物的范畴，在技艺和美学上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更为难得的是它们并未落入旧诗词常见的空洞的审美陷阱，真挚而有力的情感抒发有着鼓舞人心的力量。

启蒙与救亡是“五四”的两支主流，虽然《去国集》中最晚的一首诗其写作时间也要早于“五四”两年，但这些旧诗词作品中实则已经包含启蒙救亡的理想情怀。如译作〈哀希腊歌〉，胡适借英国诗人裴伦吊古伤今之作激励国人的爱国之心，他不无羡慕地在此诗序言阐述了翻译的动机：“今希腊已久脱突厥之羁绊。近年以来，尤能自振拔，为近东大国。”［1］（P101）中国与希腊同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又有相似的遭人欺侮的命运，借希腊之重振表达了对中国之重振的希冀，而诗尾“奴隶之国非吾土兮，破此杯以自矢！”［1］（P112），宛如誓师仪式般将恢复国家荣光的志气催发到极致。《自杀篇》是胡适得知好友的弟弟因忧国而投井自杀所作，在哀悼之余更是表达了对所有爱国志士的鼓励。“三闾逮贤季，苦志都可谅。其愚亦莫及，感此意凄怆”［1］（P126），胡适将这位青年之死与屈原之死并提，认为他们的苦心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们的行为却是不明智的，在肯定爱国的拳拳之心时也否定了这样一种消极的选择。“我闻古人言，艰难唯一死。我独不谓然，此欺人语耳。盘根与错节，所以见奇士”［1］（P126），胡适通过对古人殉身的价值否定，进而激励青年人衰末之世可以大有作为，驱散了因死亡而带来的悲伤凝重，一转而至豁然雄健。

《将去绮色佳，叔永以诗赠别。作此奉和。即以留别》《沁园春》《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3首皆是与友人话别之作，有对友人的不舍、思念与祝福，但占据抒情核心的则是对西学强国的向往以及与友人的共勉。如“君期我作玛志尼，我祝君为倭斯韈。国事今成遗体疮，治头治脚俱所急。勉之勉之我友任！归来与君同僇力”［1］（P133）。胡适即将去国留学，友人期勉他成为革新救国的政治家，他则勉励友人成为大科学家，认为国家在制度与技术上都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亟待解决，并与友人相约归国后共同为此而奋进，西学启蒙与革新救国的愿望融汇在与友人话别的相互鼓励之中。又如“户有余糈，人无菜色，此业何尝属腐儒？吾狂甚，欲斯民温饱，此意何如”［1］（P135），胡适将去纽约而内心萦挂的仍然是民众的温饱问题，并且他认为民生问题的解决不能依赖腐儒之辈，需要青年一辈共同努力，胡适的“狂”是与守旧派划清界限的表态，更是理想主义者的热血张扬。

《沁园春·誓诗》是《去国集》的最后一首作品，其写就时间为民国五年四月十二日，仅比〈文学改良刍议〉的完稿时间早半年不到，文学革命的主张此时已在胡适心中渐趋成形，这首词如其题目所示乃是向旧文学世界的宣战之作。“文学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腐臭，换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诗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驱驰”［1］（P144）。在这几句中胡适已直接提出“文学革命”之说，萌发以诗歌为材料进行文学革新的想法，此为胡适力推新诗运动的缘起，而扫荡历代腐朽文学、焕新文学生命力的愿景亦是新文学革命的愿景，当仁不让的使命感和摧枯拉朽的气势则更是一代新青年之簇新精神的写照。或许是文学史的巧合，又或许是胡适的巧妙用心，这首被编排在《去国集》结尾的文言词作，其主张与意蕴竟恰好开启一个崭新的文学时代。

结语

在胡适的文学革命论述中，白话与文言是截然对立的两造，白话与自西方而来的现代性相连，文言与帝制落后的前现代相连；白话是创造新文学、活文学的工具，文言是应当被扫除的旧文学、死文学。在“五四”的文学革命语境中，只有将古代与现代、文言与白话截然割裂对立，进而将对立的一面全然否定，才能为新生文学赋以文学史的合理性，才能在强大的文言传统的阴影下抢夺话语权。这样的论述策略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而今在白话运动的成功已经成为被验证的现实的当下，回看“五四”新文学革命，重读《去国集》，这些旧诗词中流露出的社会现实风貌与时代理想情怀，再度提醒人们：文言或白话只是文学语言的工具，并非评判文学作品好坏的标准，如果能在内容与情感层面实现对文言传统的超越，即使是旧诗词亦不乏新意蕴。若说《尝试集》乃是开风气之尝试，那么《去国集》则是“尝试”之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