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问题与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互动逻辑
——以党的社会主义理论创新为中心

刘振环

内容提要 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一直是与时代问题互动演进的。从道路的确立与社会主义的初步认识、“伟大的历史转折”与思想路线、体制改革与社会主义本质、深化改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与科学发展、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理论创新方面研究可知，党的理论创新是随着“两个背景”和“三个规律”的发展而发展，并沿着“发展”的意义表达到价值表达的维度演进，其根本方法是坚持唯物辩证法。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的历史，是一部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史，也是对中国社会主义不断探索、不断加深认识的历史。70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伟业，“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始终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的与时俱进”[1]习近平：《中国共产党90 年来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的与时俱进及历史启示》，2011 年6 月27 日，http://nm.people.com.cn/GB/198915/15007943.html。。党的理论创新是推动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的重要保证和行动指南，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是党的理论创新的主要源头。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问题，党的全部理论创新就是围绕这一基本问题展开的。虽然不同时期的社会主义理论探索有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时代关切，但是，各个时期的社会主义理论发展都是与时代问题互动演进的。

一、时代问题与理论创新

1.时代问题与理论创新的基本主线在一般意义上，“革命和建设”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前30年的时代主题，“和平与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主题，而“革命和建设”在本质意义上也是为了发展。在“战争与革命”“革命与建设”“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转换过程中，一条基本的主线是对社会主义的选择、确立和发展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进入新时代，时代主题又有了新的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中国最鲜明的时代主题，就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1]习近平：《立德树人德法兼修抓好法治人才培养 励志勤学刻苦磨炼促进青年成长进步》，〔北京〕《人民日报》2017年5月4日。

关于时代问题的研究，有的关注社会主义本质和制度问题，有的关注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次代表大会的主题，有的关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某一方面，有的关注思想和观念的转化，有的则关注重大事件和重大任务。这些研究，逻辑关系各异，阐释方式也不同。关于党的理论创新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党的理论创新历史过程进行阶段性划分，多数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为时间标志；一类是对党的理论创新进行特征性的经验总结，提出相关启示或进行规律性分析。阶段性的划分使得时代问题相对独立，容易分析，但也容易忽视时代问题的延续性。一些重大时代问题有着十几年乃至几十年的历史跨度，更有些理论问题是党的理论创新的永恒主题。总结经验式的分析有较好的系统性，但较难阐释以特殊时代背景、时代问题为引领的党的理论创新逻辑，尤其是难以进行不同历史阶段时代问题与理论创新的比较分析。回顾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如果要选择一个时代主题，既能展现全国人民开拓奋进的历史过程，又能紧密结合党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同时又突出历史特征，那么，“发展”这一主题最为恰当。发展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对于中国更有着特殊的意义。

2.时代问题与理论创新是特定时空的对话历史地看待社会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要求。“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此外，如果谈到某一国家，那就要估计到在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具体特点。”[2]《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5页。这就告诉我们，要历史地、辩证地分析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不同阶段的理论创新。所谓“历史地看待问题”，就是要把具体的人或事物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进行评价，要基于人或事物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环境进行判断。所谓“一定的历史范围”，就是要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分析和解决问题，亦即不能离开特定国家、特定时代的具体条件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认识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这样，确定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和基本策略也是这样。我们党的不同阶段的理论创新，如“联系中国的革命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等，都是在说这个道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三步走战略、“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等，都是我们党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回应时代问题的理论创新。

3.时代问题本质的揭示过程就是理论创新的过程透过现象揭示本质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要求。新中国70年的历史，是一部社会主义的发展史，也是一部不断透过现象发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历史。改革开放40年来，“摸着石头过河”和渐进式改革，都是面对时代问题、不断透过现象发现时代问题本质、不断提高认识、形成系统理论认知的过程。毛泽东同志《论十大关系》的形成、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内容和习近平同志“中国改革开放永不停步！”的宣示，都是经过认真调查研究、长期实践和深入思考得出的结论。调查研究的过程就是透过现象发现本质的过程，就是形成理论创新的过程。面对时代问题，找出问题内部以及问题之间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是找到解决问题办法的必由之路。

4.解决时代问题的理论创新离不开解决时代问题的实践要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同样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要求，其目的是发现和解决问题。列宁指出：“问题在理论上的解决和实际的贯彻是有区别的。”[3]《列宁全集》第4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99页。时代问题的解决，在很多情况下往往是以实践经验为前提的；社会实践既提出问题，也为问题的解决创造条件、积累经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离不开对群众首创精神的尊重。理论创新如果脱离社会发展的实践，就不可能形成强大的影响力、战斗力与生命力。新时代的理论创新应当从时代问题中寻找理论逻辑和生长点，从丰富的社会实践中汲取理论创新的营养。“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1]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8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8/c_1118891128_4.htm。当代中国的理论创新应当始终服务于推动当下中国实践，始终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比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能否进一步发展和如何进一步发展的重大全局性问题的回答，只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观，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不断推动理论与实践的结构性互动，才能得出科学的答案。时代问题的解决，必须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动态过程中实现。这是一个无止境的历史过程，是由实践到理论又由理论指导社会实践的过程。

二、时代问题与党的理论创新的互动发展

本文将聚焦于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而不讨论其他重大理论创新，如党的建设、全球治理等方面。党的理论创新的阐释，必须把握时代问题和理论创新的内在联系。时代问题沿着道路确立—历史转折—突破障碍—深入发展—全面发展的路径，理论创新则关注初步认识—解放思想—局部创新—系统建设—全面建构的过程。从理论创新的角度来看，这种逻辑互动过程表现为规律认知、实践验证、修正发展三个相互联系的阶段，也形成了分析时代问题与理论创新互动过程的三个角度。

当代中国，全部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都源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逻辑，但实现这一思想的认识过程是复杂的，它同解决中国的时代问题密不可分。需要说明的是，以下几个互动过程的阐释，并非党的理论创新的历史阶段划分，而且，这几个互动过程并不均衡，而是特别突出了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理论发展中的重要内容与时代问题的互动过程和互动关系。

1.道路的确立与社会主义的初步认识面对“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开创了政治上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经济上的“一化三改造”和“和平赎买”的方式、思想文化上的“和平斗争”方式。毛泽东提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2]《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5页。这是创造性的“分两步走”的中国革命阶段理论。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展开，时代问题也发生了变化，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矛盾、根本任务和主要阶段问题也摆在面前。1960年，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3]《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第218页。毛泽东还首次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推广到社会主义社会，他指出：“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得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不懂得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4]《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3页。这一思想成为我们党推动改革开放的重要理论资源，对中国共产党理论话语体系的创建有着基础性作用。毛泽东还认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5]《毛泽 东文 集》第8卷，〔北 京〕人民 出版 社1999年 版，第116页，第218页。由于受到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错误判断的严重影响，在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的情况下，这一论断未能在后来的实践中贯彻始终。但是，毛泽东对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任务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的认识，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理论资源。这一时期的理论创新形成了对社会主义的初步认识。

2.“伟大的历史转折”与思想路线的理论先导伟大的转折需要伟大的理论，伟大的理论引领伟大的转折。从1977年到1982年的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发展面临的突出时代问题是如何纠正“左”的错误，实现历史转折。面对当时普遍存在的思想僵化、迷信盛行的现象和“左”倾思想泛滥的历史背景，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全国性大讨论开启了思想解放的大门。“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1]《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页。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社会主义理论与事业也开启了新的篇章，解决了新形势下“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问题。这一时期，党的理论创新突出了理论思想的纠偏，“解放思想”成为改革开放的思想理论指引。“把全党工作的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伟大号召，则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认识和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问题的必然结果，也是对时代问题的深刻把握。《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科学评价了建国以来党的重大历史问题。这一阶段的理论创新具有明显的双向互动，即实践需要引发理论创新，理论创新指引实践。理论创新的内容主要是对党的基础性理论的再认识的创新过程。在发展道路上，我们党为解决时代问题而突破思想藩篱，开启基础理论的创新性应用，这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高度的理论自觉。在思想层面上，由上而下的自觉思考，引领了社会观念的转变。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的理论自觉，对理论创新的形成起了关键的作用。在实践层面上，基层民众为突破发展的障碍而自发进行的制度创新，为理论的总结、提升、完善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这正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的体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又一次解决了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问题。但是，由于改革发展刚刚起步，实践的印证过程尚不充分。这一时期的理论创新是初步的，内容并不完备。关于发展的时代价值内涵等有待深入挖掘。理论创新的方法也缺乏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研究成果的支撑。

3.体制改革与社会主义本质的再认识突破僵化的体制机制，需要披坚执锐的思想武器。从1982年到1992年，中国发展面临的最突出问题是如何改革计划经济体制。要实现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对既有经济体制进行全面改革。《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84年）是这一时期理论创新的标志性文献。它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突破了把全民所有同国家机构直接经营企业混为一谈的传统观念，突破了把共同富裕理解为完全平均和同步富裕的传统观念。它既坚持了社会主义又突破了计划经济，既肯定了市场经济又防止了资本主义，是具有历史意义的理论创新。之后，党的十三大首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含义、历史地位、基本特征和基本任务，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这一时期，一些封建腐朽思想沉渣泛起，而一些西方腐朽思想也开始影响我国社会。“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2]《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页。《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1986年）系统地提出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文明”理论。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指出自由化实际上是要把中国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搞自由化就会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一时期，党的理论创新的系统性不断加强，对理论价值的自觉认知在深化，对理论逻辑规律的自觉把握在加强，对理论对实践的自觉指导在加强。改革也在这一过程中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化农村联产承包制度，推进企业承包制度。理论修正与发展的过程随之展开，如提出社会主义股份制理论。

4.深化改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突破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的理论创新突破，充分体现了实践的经验教训与理论的创新发展之间的深刻互动。从1993到2001年，改革使国家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是，发展中的问题也比较突出：国有企业的发展正经历着艰辛的探索，公有制的实现形式面临变革；基础的制度环境尚未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模式尚未确立。1992 年初，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中“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的论述，从理论上冲破了多年来计划经济的束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理论基础，这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理论创新。

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展开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已经形成。包括“三个有利于”标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判断、现代化“分三步走”战略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创造性构想等在内的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系统地回答了关乎我国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这一阶段的理论创新，突出表现为对时代问题的创新性解决，把传统社会主义发展理论同市场经济理论创新性融合，创造性地发展了社会主义发展理论。这既是理论的难点，也是实践的难点。同时，“发展是硬道理”“解决中国的问题要靠发展”等成为共识，“发展是硬道理”的逻辑，突显了理论指引实践、理论回应时代问题的逻辑，更引领了发展的时代价值塑造。理论创新解决了姓“资”姓“社”、计划与市场等问题，确立了长久的发展道路选择，对改革开放的实践形成强有力的支撑和引领。

5.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与科学发展的理论深化2001年，中国加入WTO为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党的十六大做出了“20年发展机遇期”的战略判断。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利益关系和分配形式日趋多样化，社会思想越来越呈现出多元的特点。经济全球化和国内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的深入发展，也使得我们面临各种困难和风险，改革发展进入关键阶段。2007—2009 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后，西方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心理变化，开始对中国的发展说三道四，甚至围堵阻挠。这一时期，党的理论创新涉及更广阔的视域和论域、更为深刻的时代问题、更复杂的矛盾纠葛、更多元的价值认知。党的十七大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对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这一根本问题做出了鲜明有力的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概念是党的十七大在理论上的一大贡献。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理论认知是科学发展观和转变发展方式的创新，理论创新的逻辑起点是“科学发展才是有效率的发展”。与此相对应，党的理论创新的科学性在增强，更多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得到应用，理论创新的系统性趋向成熟，与世界发展的逻辑关联更加紧密，对理论逻辑的自觉把握开辟了更广阔的空间。

6.全面深化改革与“新思想”的全面理论创新党的十八大后，中国走上全面改革、全面创新、全面发展之路，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发展成果由谁共享”等一系列问题的回答，开启了党的全面系统的理论创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征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政府的作用得到更好的发挥，“两个毫不动摇”深刻回答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方面的根本问题。党的十九大将这一时期的理论成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加以命名，全方位的理论创新表现为“八个明确”的指导思想、“十四个坚持”的行动纲领，阐明了进一步全面发展的基本路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仅从一个方面科学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基本问题，而且明确回答了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发展成果由谁共享的问题，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发展，阐明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鲜明地展现了“新矛盾、新理论、新任务、新战略”的逻辑理路，在系统解决时代问题和系统进行理论创新的逻辑关系中，站在新的历史方位，把握新时代的主要矛盾，形成了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的行动指南。党的理论自信不但展现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高度理论自觉，而且展现了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高度自觉；不但更加关注现实和时代问题的解决，而且更加深入地阐释了理论的价值；不但更加关注理论的重点突破，而且更加关注理论的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和自我发展逻辑。

三、以时代问题为基本关切的党的理论创新逻辑

以问题为导向的理论创新，是党的理论创新的一条重要经验，也是党的理论创新的基本方法。党的理论创新始终围绕继承和丰富马克思主义来推进，始终围绕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过程来推进，始终围绕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来推进，始终围绕解决时代主题、时代问题来推进。

1.党的理论创新随着“两个背景”和“三个规律”的发展而发展党的创新理论基于历史背景和时代背景这两个背景的双重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是坚持党的本质属性、践行党的根本宗旨的必然要求。”[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6页。历史高度决定理论的高度。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理论创新，离不开对历史趋势的认知和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尤其离不开阶段性理论创新与特定历史背景的比照。理论创新的各个阶段都有其独特的时代内涵和时代使命，一个阶段为下一个阶段的发展提供了平台并提出了新问题。改革开放的历史前提，是我们党取得了执政地位，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党的改革开放理论也继承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理论成果。但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没有自身经验的情况下摸索前行的，一些很难避免的错误和挫折也伴随着发展和成就，这是理论认知的历史背景。所以，理论必须反思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反思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而时代背景则提出了为什么要改革、改革什么，为什么要开放、如何开放的新问题。这使得历史逻辑、政治逻辑、思想逻辑的统一在改革开放中得到呈现。中国在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积累了新的问题，包括贪污腐败现象多发、环境破坏严重、理想和信仰缺失、贫富分化等等。必须以更深入的理论认知、更全面更深化的改革加以解决。穷有穷的问题，富有富的问题，强有强的问题。解决作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同样需要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全面理论创新。每次新问题的解决，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进到一个更高的阶段，也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了新发展、新境界。

党的理论创新最重要的时代背景是特殊的国情，与国情直接联系的是党情。我们党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发展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发展为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与国情党情密切关联的还有世情，这涉及全球化、信息化、多极化的问题以及中国同世界的关系问题。党的理论创新，包括从总结共产党执政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到研究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并全面关注上述三大规律的过程。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把握比较明显地体现为新时代党的理论创新过程，以人民中心、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平发展合作等的提出都是突出的表现。党的理论创新随着“两个背景”和“三个规律”的发展而发展，一方面增强了认知和把握理论的全面性、系统性，另一方面增加了规律认知和理论把握的艰难性、复杂性。

2.党的理论创新越来越重视发展的价值维度具有价值合理性是理论能够发挥预期作用的前提和基础。从整体来看，人们对于发展问题的认知，基本上是从基于工具理性走向基于价值理性的。改革开放初期，党的理论对发展问题的关注重心是如何实现更快的发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虽然包含着价值思考，但在实践中主要关注如何发展的问题。这突出地表现为，对于发展问题的理解主要基于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适应关系，基于要跟上时代的期盼，价值判断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完善性有待加强。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理论认知的深化，发展的目的性和价值维度越来越受到重视。这是因为，人们认识到一系列现实问题，包括全球性问题、生态问题、和平问题、贫困问题、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充分等问题，根源在于人们对发展价值的认知的缺位和扭曲。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发展成果由谁共享等问题的提出和逐步解决，充分体现了党的理论创新在价值维度的推进。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最高理想和根本价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超越工具主义，超越资本逻辑，成为新时代党的理论创新的一大特色。21 世纪，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如何获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持续深层动力成为一大课题，这与发展的价值认知息息相关。

就党的理论源泉和文化基因来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共同造就的凝聚力、创造力和责任感构成了重要的精神力量。道德的价值选择既能使中国在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形成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也能在不同文化间达成价值共识。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基于事实尺度和价值尺度的统一深刻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和私有制。这种价值分析逻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不断拓展提供了根本思想前提和方法论导引。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得到较为充分探讨的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民主体等哲学原则，通过党的理论创新都已转化为中国共产党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执政理念；而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观念，也已被提炼为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

3.党的理论创新的根本方法是坚持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论，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社会主义并没有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套路，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才能把蓝图变为美好现实。”[1]《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351页。在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下，我们党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开启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不同的时段具有变化着的内容和形式。从“摸着石头过河”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粗放式发展方式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实践检验着真理，实践发展着真理。在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下，我们摆脱计划经济的教条，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坚持民主集中制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下，我们既学习了西方先进的技术和发展经验，又破除了对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和西方民主制度模式的迷信，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综合国力大幅提升。

4.党的理论创新的本质属性是实践指导与实践检验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党的理论创新成就，在本质上来源于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植根于实践、服务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理论。党的理论创新的过程是坚持唯物论、科学把握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的过程，是坚持价值论、坚持为人民服务、把握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过程，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解决时代问题，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道路的过程。党的理论创新既要有原发性的创新，也要有对理论体系的要素和结构的创新，既需要综合、概括和提升，也需要试错、纠错和修正，还需要预测、设计和规划。这一切不可能仅在书斋中完成，不可能仅在会议室里完成，而需要广泛而深入的社会实践。但是，这一实践是复杂的、反复的和不断提升的过程。

党的创新理论只有转化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思想武器才具有意义。不同的理论内容与实践的关系是不同的、变化的，因此，不同的理论内容指导实践和接受实践检验的方式和过程也是不一样的。这些理论经过总结提升、宣传阐释，可以成为同错误思想进行斗争的锐利武器。把“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提升为“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的价值标准，把“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的观点转化提升为“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原则，对小岗经验和枫桥经验等的总结，都是党的理论创新的表现形式，也都对实践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指导作用。

党的理论创新要靠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来评价和检验。党的理论创新是直接用于指导社会主义实践的，这就决定了在党的理论创新中不但要有“理论认知”，而且要有“实践认知”，不但要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而且要回答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不但要有“发展为了谁”的价值认知，而且要有“发展由谁共享”的实践认知。评价党的理论创新要看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如何，即理论是否适应、推动和开辟了新的实践。党的理论创新经过转化提升，对实践产生影响和推动的作用是巨大的，甚至可以作为检验实践得失成败的根本价值标准，这也是党的理论创新的一种形式。邓小平理论的重大创新意义以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发展理念、发展思路和发展模式的创新意义，都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所检验、所证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理论创新，已经并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所检验、所证明。总之，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是判断党的理论创新的根本标准，是理解党的理论创新特有方法和形式的根本途径。

党的理论创新要在学习、阐释和宣传中加以持续和深入。在很多情况下，党的创新理论具有高度的概括性，一些重要的思想隐含在其中，一些重要内容具有前瞻性，它们往往很难直接被广大干部群众掌握。因此，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必须经过理论工作者的阐发才能为人们所认识，必须经过党的组织和领导干部的宣传阐释才能为人们所理解，使它们真正成为广大干部群众手中的思想武器。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理论学习有收获，重点是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原有学习的基础上取得新进步，加深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中央大政方针的理解，学深悟透、融会贯通，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能力。”[1]习近平：《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北京〕《求是》2019年第13期。这同样是党的理论创新的必要过程和重要形式。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发展理念、发展思路、发展布局和发展战略，都在实践中形成，又无时无刻不在受实践的检验并指导着实践的发展。把握好“实践的指导作用”这一根本标准，才能正确评价党的理论创新，才能推动党的理论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