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机器论片段”的两种当代解读路径

孙妍豪

内容提要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机器论片段”中深入探讨了机器体系、一般智力与资本主义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在数字化和信息化飞速发展的当今时代，这一片断为西方左派学者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在对“机器论片段”的诸多解读中，哈特、奈格里和斯蒂格勒的具体分析呈现出对立性。前者认为主体通过非物质劳动可以重新实现与一般智力的结合，而后者则指认技术设备在资本的控制下进一步加深了对个体一般智力的剥夺，导致“普遍的知识无产化”。虽然他们的分析各具特点，但都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资本关系维度，并偏离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历史性分析，因此具有不可忽视的弊端。

然而，在这诸多讨论和诠释中，左派学者哈特、奈格里和斯蒂格勒的思考尤其要得到重视，因为他们从“机器论片段”出发展开了两条不同甚至相反的解读进路。前者认为，通过非物质劳动或生命政治生产，“一般智力”能够从作为固定资本的机器体系中解放出来并重新回归主体，从而可以开辟出一条走向共产主义的自治主义革命道路；而后者则进一步发展了关于机器体系剥夺工人劳动技能的讨论，分析了知识从人身上流失并进入技术设备的各种新情况，将其指认为一种涉及整个社会的“普遍的知识无产化”，并进而给出“去无产化”的具体途径。虽然这两条解读路径各具特色，但是，如果重新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我们就会看出它们各自的理论缺陷与价值短板。因而，为了全面把握马克思的“机器论片段”，深入理解哈特、奈格里与斯蒂格勒对于这一思想的发展，同时也为了更好地捕捉当代资本主义变化的实质，我们有必要对这两条方向迥异的道路进行全面的分析和审视。

一、马克思论机器体系、一般智力与固定资本

在“机器论片段”一节中，马克思洞察并分析了机器体系、一般智力以及资本主义生产之间的关系问题。在他看来，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以及对生产力的要求，劳动资料必定经历不断发展的过程，并最终体现为机器体系的形态。机器体系本身作为科学知识的体现与应用、作为历代劳动经验与技能的积累，即作为“对象化的知识力量”[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2页，第102页，第92-93页。，将会直接以生产力本身的形式出现，为社会带来规模巨大的生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般智力”概念在马克思那里出场了，马克思指出，机器体系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2页，第102页，第92-93页。。

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下，机器体系不仅是一般智力的体现，而且是被注入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式规定，表现为由资本的总过程所决定的特殊的资本存在方式，即固定资本。固定资本作为劳动资料的发展形态，不再像劳动资料一样全部直接进入劳动过程中，而是在每一次生产中将自身的部分价值通过磨损等方式转移到产品的价值中去。固定资本出现后，以往生产过程中活劳动、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之间单纯量的区别变成了流动资本（即劳动对象和劳动力）和固定资本（即机器体系）之间质的差别，而这也必将导致这一过程中各要素之间关系的改变。

具体来说，作为固定资本的机器体系的使用彻底改变了既往工人与劳动资料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机器体系代替工人成为知识和技能的占有者。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与自身拥有的有限的劳动知识和技能不曾分离；在工场手工业时期，由于分工的出现和扩大，劳动者被局限在某个生产部门，从而丧失了以往全面的能力，但他们依然拥有与其部门相关的技艺，并能够熟练操作劳动工具；而机器大生产对此带来了质的改变，以往在人类历史中累积起来的劳动能力全部进入机器体系中，而工人的劳动则被仅仅限于“看管机器”这类单纯的抽象活动。长此以往，工人的思维将被榨干。因此，马克思指出，“知识和技能的积累，社会智力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同劳动相对立而被吸收在资本当中，从而表现为资本的属性，更明确些说，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属性”[3]《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第31卷，〔北 京〕人民 出版社1998年版，第102页，第102页，第92-93页。。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一般智力成为与劳动者相分离的力量，机器体系在多大的程度上得到发展，一般智力也就在多大的程度上成为机器体系这一固定资本的属性，也就在多大的程度上成为与工人相异化的力量。

另一方面，机器体系因其自身具备技能和力量而彻底代替工人成为“能工巧匠”。此时，工人不再如以往一样主导生产过程，而是听任机器的指挥；也不再如以往一样将劳动工具当作自己的器官般加以灵活运动，而是自身成为机器的有意识的肢体。在这种情况下，机器不再表现为单个工人的劳动资料，不再作为活劳动与劳动对象之间的中介，工人反倒在这一过程中成为机器体系和劳动对象之间的中介。因此，机器代替工人成为“支配生产过程的统一体”，“活劳动被对象化劳动所占有，——创造价值的力量或活动被自为存在的价值所占有”[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1页，第94页。。

但是，虽然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机器体系对工人的奴役，但并不表示他对机器体系本身持批驳态度。因为他很清楚地看到，机器体系本身与作为固定资本的机器体系并不是一回事[2]《马 克思 恩格 斯全 集》第31卷，〔北 京〕人民出 版社1998年版，第91页，第94页。。马克思大力赞扬前者对社会生活的改造和促进作用，同时极力批判后者在资本关系维度下对劳动者的压制。因此，马克思的批判矛头对准的是作为固定资本的机器体系背后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马克思在一百六十多年前对机器问题的思考是深刻的。而在科学技术高歌猛进的当今时代，对一般智力、作为一般智力物质化的技术设备以及技术与人之间关系问题的反思必将再次成为理论思考的核心议题，故而马克思在“机器论片段”中的思考也自然成为重要的思想资源。

财政“分步分类”理论是该体系对政府补偿机制提出的建议。据介绍，在公立医院投入补偿机制研究过程中，为改变政府财政补偿未量化问题，张培林创新性提出政府财政分步分类补偿理论：首先是分步补偿，一是离退休人员经费，二是在职人员经费，三是药品补差，四是公卫公益任务和政策性亏损，五是基本建设、大型设备购置和维修维护，六是重点学科建设和学科深化；其次是分类补偿，一是“六项埋单”，二是在职人员经费，三是药品补差。该研究项目中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多家国家级媒体进行了报道。

二、非物质劳动：信息化时代中主体重获一般智力的可能性途径

自20世纪50年代以降，资本主义社会迎来了信息化时代，以信息技术为主的科学技术在生产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劳动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巨大革新。在这一背景下，哈特和奈格里指出，马克思在“机器论片段”中关于一般智力改造社会生活过程的描绘已然成为当代现实，“马克思所视为未来的正是我们的时代”[3]〔美〕麦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43页，第280页。。然而，马克思不曾预料到的地方在于，通过信息化带来的新的劳动方式的形成，一般智力不再仅仅表现为机器体系这一固定资本的属性，而是逐渐重新弥散在主体中。正是以这种新的劳动方式为出发点和现实依据，哈特和奈格里建构起对“机器论片段”及其核心性的“一般智力”问题的批判性解读。

对于这种新的劳动方式，哈特和奈格里将其定义为“非物质劳动”。在他们看来，非物质劳动之所以能够实现一般智力向主体的回归，主要在于它具有以下新的特质。首先，在信息全球化背景下，得益于计算机的广泛使用，劳动形式采取了信息化和网络化的模式。在信息化模式中，通讯和信息在生产中发挥着新的核心作用，并进而带来生产的“非中心化”[4]〔美〕麦克 尔·哈特、〔意〕安东 尼奥·奈 格里：《帝国——全球 化的 政治 秩序》，杨建 国、范一 亭译，〔南京〕江 苏人 民出版 社2003年 版，第343页，第280页。，即“网络化”。在网络化生产下，生产的效率不再依赖于诸要素的集中，而依赖于交流和通讯的便捷。可以看出，在这种信息化和网络化的生产模式下，各项劳动都涉及对符号和信息的控制和交换，因而熟练地掌握计算机技术就成为劳动者的基本工作素质，同时，劳动者在知识与信息的交流中也承担起更加中心的角色。因此，劳动主体与知识和技能之间就不再如马克思所描述的那样是一种外在分离的关系，而是具有了重新结合的可能性。

其次，在非物质劳动中，劳动产品不再具有物质性外观，而是表现为各种非物质性产品，如知识、信息、沟通、关系和情感回应等[5]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2004，p.108，p.108.。总体来说，哈特、奈格里将非物质劳动归为两种原则形式。一种为智力的或语言的劳动，例如解决问题、关于符号和分析的工作或者语言交流等。这种非物质劳动，生产想法、象征、符码、文本、语言形象等[6]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2004，p.108，p.108.。另一种形式为情感劳动[7]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马克思的“一般智力的危险”在于：一方面它只被视作固定资本的属性；另一方面在于它只涉及思想层面，仿佛劳动只是智力上的，而没有将集体联系与情感劳动考虑在内。对此，哈特与奈格里明确指出，“情感劳动的新力量与新位置和智力劳动一样多地成为劳动力的特征”（〔美〕麦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43页）。，主要表现为生产或控制情感。这种劳动不仅体现在得到工资的劳动者身上，如空中乘务人员，也体现在非付费劳动者那里，如在家庭内照顾儿童的母亲。由于情感劳动涉及广泛的个体之间的接触与交流，因而它可以直接生产社会关系及生活方式。从这些非物质劳动的产品形式可以看出，它们都不再像物质性产品那样受到稀缺性逻辑的制约，反而具有能够被所有人共享的可能性，并同时因为更多人的共享而越加普遍化和强化。对此哈特、奈格里指出，非物质劳动所创造的其实是一种“共同品”（the common）。这种共同品的共享过程也正是劳动者与一般智力相结合的过程。当信息、知识、符码等共同品被劳动者共享时，它们可以不断增强劳动者的智性、思维能力与知识储备，而当情感、关系被共享时，则它们能够进一步巩固劳动者之间的联系和合作。也正是在这个视角上，哈特、奈格里后来也用“生命政治生产”代替非物质劳动来更加精确地表述当代的新型劳动方式，因为这一概念进一步强调了这种新型劳动方式所具有的主体塑造与社会关系维度。

最后，与非物质劳动的形式和产品的变化相对应的是劳动主体的改变。在马克思所处的工业生产时期，劳动主体仅限于工厂内的雇佣工人，而且这一主体承担着领导革命的重任，超越其他劳动者。然而，随着资本的生产与社会生活自身的生产与再生产相结合，对劳动主体的这种传统界定已经失效，因而需要对它的新构成进行分析和理解。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这种新构成最主要的特点就在于劳动主体范围的扩大。因为正如以上分析指出的那样，许多非带薪劳动者如情感劳动者也在进行生产性的非物质劳动，这就让我们“认识到无产阶级概念所具有的完全的普遍性”，这是一种“新的无产阶级”，而不是“新的大工业工人阶级”[1]〔美〕麦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80页。。除此之外，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在工业生产中，工人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合作是由资本家外在化地强加到他们身上的，是为了组织他们更有效地进行生产，从而达到资本增殖的目的。而在非物质劳动的范式下，劳动者是出于自愿地、自主自觉地与其他劳动者联系并建立关系。具体来说，情感劳动直接建构起劳动者与他人的关系；思想、图像与知识在生产过程中需要共同合作来完成；语言的生产也总是集体性的，而且会创造新的合作手段[2]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2004，p.147，p.147.。因而，在所有非物质生产形式中，“合作的创造已经变得内在于劳动并从而外在于资本”[3]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2004，p.147，p.147.。

通过以上对非物质劳动的分析可以看出，在非物质劳动生产过程中，生产者能够重新与一般智力相结合[4]因此，哈特和奈格里认为，主体维度正是一般智力在今天所具有的重要特征。正如维尔诺所说，在后福特主义制度中，“知识和生产之间的关系不是被机器体系所耗尽，而是通过男性和女性之间的语言合作以及他们具体的协调行动来阐明的”。换言之，一般智力不再必然体现在固定资本中，而应该被视为活劳动的属性。因而维尔诺将后福特主义中的活劳动称为“大众智性”（mass intellectuality），认为这是一般智力在今天所表现出来的主导形式（Paolo Virno，“General Intellect”，Historical Materialism:Research in Critical Marxist Theory，2007，vol.15，no.3，pp.5-6）。，从而使其自身主体性得到不断增强，自身价值实现持续增殖，并且其组织和联合不再需要外部资本的引导而趋向于自治。因此，哈特和奈格里认为，这一主体将成为反抗当代资本主义新型统治形式（即帝国）进而达到共产主义（即大同世界）的革命阶级的主要力量。这一新的革命阶级虽然内在于资本主义社会里，但却与资本处于一种分离关系和彻底的对抗关系中，他们将在非物质劳动所营造的自主性氛围中走向自治解放的大道。

因而，从“机器论片段”出发，哈特和奈格里最终构建出一条走向革命的道路，他们根据如今全球化时代中统治与劳动的新境况，补充了马克思的一般智力概念，试图为新时代的共产主义革命筹划一场“民主政治行动”的“伦理计划”[5]〔美〕迈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页。。但是，应当注意的地方在于，哈特和奈格里在指认劳动的变迁时所强调的只是劳动方式的变化，而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格式塔式转变，因而非物质劳动仍然处在资本主义范式之下，只不过这种劳动形式因为具备种种新特点而使得劳动主体具有冲破帝国这一资本统治新形式的强大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究竟有多强大依然有待深究。

三、知识无产化：“人类纪”时代中技术设备对个体的深层奴役

不同于哈特、奈格里突出一般智力在信息化时代弥散在个体中从而引申出反抗帝国的革命路径，斯蒂格勒发展了“机器论片段”里一般智力从工人身上流失并进入机器体系的论述，从而建构出一套详细的关于当代“知识无产化”的激进理论，以此来具体剖析当前数字化资本主义时期人与技术、人与知识之间的关系问题。在“机器论片段”中，马克思较为详细地分析了机器大生产所导致的工人与其劳动技能之间相异化的现象。斯蒂格勒将马克思在这里分析的知识外化问题指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无产阶级化”[1]可以看出，斯蒂格勒对马克思无产化概念的承继存在着一个本质性错位。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的无产化是一个阶级性概念，其本质在于主体丧失劳动资料而不得不出卖自身劳动力以谋生。而斯蒂格勒所指认的无产化（即知识的丧失）只是马克思那里的无产化现象中的一个非实质性部分，是劳动主体在出卖劳动力的大前提下所遭遇的一个现象。在具体的讨论中，斯蒂格勒用“无产化”和“知识无产化”表述相同的含义，即知识、能力等的丧失。。但他认为马克思的分析只是知识无产化问题的最初阶段，囿于时代局限，马克思没有预见到无产化现象在当代的加剧，即在信息化时代中，以“第三滞留”[2]在国内相关文献中，对“tertiary retention”的翻译是不同的，主要包括第三持留、第三持存、第三滞留等。因为斯蒂格勒的这一概念是从胡塞尔现象学发展而来，故笔者根据倪梁康先生对胡塞尔“retention”的翻译（即“滞留”），将“tertia⁃ry retention”译为第三滞留。（tertiary retention）技术为主体的技术设备不仅加剧了对个体（主要是消费者）的知识与能力的剥夺，甚至也在干涉和建构其意识和记忆。那么，何为第三滞留呢？第三滞留是斯蒂格勒由胡塞尔内时间意识现象学中的滞留理论发展而来的概念。在胡塞尔那里，原印象涉及主体在此时此刻的感知，它形成于当下的一瞬间，而滞留是对原印象的保持，可以被看作“是刚才当下的过去之物并对它们进行还原”[3]〔德〕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二卷，倪梁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700页。，原印象和滞留构成一个时间连续统而共同呈现于意识中。斯蒂格勒将它们统一称为第一滞留。第二滞留即是记忆或回忆，它使得过去的内容在当下意识中得以再造和重现。第一滞留和第二滞留共同构建起统一的时间经验。

在此基础上，斯蒂格勒发展出自己的第三滞留概念。在他看来，胡塞尔的滞留理论一方面局限于个体自身的意识与感知，而忽略了个体所没有经历过的但却依然构成个体本身的文化与历史，另一方面忽视了人类记忆的有限性。因此，就需要依靠第三滞留来弥补这些缺陷。第三滞留即是一种记忆技术[4]Bernard Stiegler，For A New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Cambridge:Polity Press，2010，p.9.，它作为外在于人类的物质载体，用来保留知识、记忆和思想，并且随着技术的发展而不断革新，如从书籍到录音机，从电影、电视到数字化网络，等等。如果没有技术作为载体，那么文明的完整度和丰富度就会大大降低。正如媒介理论中物质主义代表人物基特勒所指出的那样，正是由“技术和机构”构成的“话语网络”才“使得一个特定的文化能够选择、存储和处理相关数据”[5]Friedrich A.Kittler，Discourse Networks 1800/1900，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p.369.。

但是，斯蒂格勒认为，这些帮助人类记忆和思考的第三滞留技术，却在资本控制下转变为导致知识与能力丧失的“毒药”。这在19世纪表现为机器体系对工人劳动技能的剥夺，而在当今的消费主义时代，则表现为各种技术设备对消费者能力的削弱。例如GPS定位系统代替了我们自身对方位的识别和对位置的记忆，手机与电脑输入法中的自动纠错功能会逐渐使我们忘记字词的拼写。而如果我们继续依赖机器而不自主思考和学习，那么就会导致记忆和思考能力的崩溃。

然而，资本条件下的第三滞留技术所带来的恶果却并没有止步于此，它远远超出了马克思所分析的机器对智力的占有，而开始侵蚀个体的意识和记忆，对其进行塑形。如上文所述，第三滞留作为一种外在化的知识、信息载体，弥补了人类记忆能力的有限性。因此，人类可以了解到自己所不曾经历过的历史与文化，知晓家族、民族甚至人类种族的过去，承继以往先辈的知识和能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斯蒂格勒称人类为“后种系生成”[1]〔法〕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1：爱比米修斯的过失》，裴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53页。（epiphylogenetic）的物种。后种系生成与“种系生成”（生物在遗传意义上的序列）和“后生成”（生物个体的、由其独特生存环境和背景造成的属于自身的历史）都不同，但又与二者紧密相关。具体来说，它是后-种系（生成），指属于人类物种的、由第三滞留体系所保留和积淀的代际间的文化与历史。在这个意义上，个体之所以成为当下的模样，不仅是因为遗传和环境的影响，而且更重要的是，个体通过对累积过去的第三滞留的接受而吸纳了这种自身没有经历过的过去，并从中形成自己独特的个性。然而，我们现在却必须宣布后种系生成系统已经“受工业控制，19和20世纪基本上是被记忆的工业化程序所标志着”[2]〔法〕贝尔纳·斯蒂格勒：《意外地哲学思考：与埃利·杜灵访谈》，许煜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版，第101页，第113页。。在这种背景下，个体所接触到的书籍、影像等第三滞留物件所记录的过去都已经是经过编码、改写后的虚假的历史，我们从这些不真实的历史与文化中形成的意识和个性也必然是虚假的。

这种“工业化、理性化的记忆生产过程”就像一条自动生产线，“超越了国家、种族和伦理的疆界与屏障”[3]〔法〕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赵和平、印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209页。，将我们的存在变成“一系列预制的陈腔滥调”[4]〔法〕贝尔纳·斯蒂格勒：《意外地哲学思考：与埃利·杜灵访谈》，许煜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版，第101页，第113页。，原本充满特点的个体沦为同一生产线上的无差别产品，正如福柯所言，个体被“造就”了出来。斯蒂格勒指出，在这种情况下，个体的独特性就消失了。因此，数字化资本主义时代的实质在于，资本通过在市场中不断投放第三滞留设备来控制广大消费者的思维、意识与个性，以便建构出顺从的主体，为资本主义的统治、消费、增殖服务。这已不再是传统工业时代里对工人阶级剩余劳动的剥削，而是扩展至社会生活各个角落的对心智的奴役。对此，斯蒂格勒表明，“今天的理智社会已经彻底被德勒兹所称的‘控制社会’中的技术所编造”[5]Bernard Stiegler，SymbolicMisery1:The Hyper-industrial Epoch，Cambridge:Polity Press，2014，p.2.。

面对数字资本主义对个体劳动、思维、记忆、个性的全面殖民，斯蒂格勒指出，“人类纪”（Anthro⁃pocene）已经成为技术对人的控制空前严重的时期。人类纪是伴随资本主义历史同时发生的时代，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技术的发展伴随着对个人发展的压制和个性的压抑。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海德格尔曾经描述过的那种被现代技术全面“座架”的社会，只是斯蒂格勒为其补充了资本主义的背景色。但海德格尔同时也指出，“哪里有危险，哪里也生救渡”[6]〔德〕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31页。，现代技术对自然之“订造”以及对人类之促逼所造成的危险也蕴含着拯救的可能性。斯蒂格勒延续并稍加改造了这一思路。他将技术直接视为拯救现状的力量，提出了帮助人类“逃离人类纪”的方案，如“贡献经济”方案，即让个体以无功利的态度参与网络信息、知识等的分享和交流，又如利用自动化设备所节省下来的时间来培养新的非自动化的能力。总体来说，这些方案都是为了充分利用好现有技术使“一般智力”回归个体，使个体再度学会如何行动、思考、生活。在他看来，这是一种“药理学”的方法论，简言之，即要看到一种事物的双重性质。对于技术来说，就是既要看到它是当下可能毁灭人类的毒药，也要看到它所蕴含的拯救性力量。

从以上分析可知，斯蒂格勒将“机器论片段”中关于工人的知识从自身外化并进入机器体系的现象指认为“知识无产化”，并以此为基础发展出一套当前人类纪时代中“普遍的知识无产化”[1]Bernard Stiegler，States of Shock:Stupidity and Knowledge in the 21st Century，Cambridge:Polity Press，2015，p.174.理论。在这里，知识是一个广泛的含义，它泛指个体的精神、意识、思维等。借由这个理论，斯蒂格勒希望引起人们对自身、技术与时代的反思，并通过贡献经济等实践，早日走向“负人类纪”的时代。在“负人类纪”的时代中，技术将重新成为帮助人类记忆、思考、生活的工具，从而使个体与一般智力再次结合，使个体自身的独特性与丰富性得到完善。

四、对两条理论路径的审视与反思

哈特、奈格里和斯蒂格勒以“机器论片段”为思想出发点，对信息化时代中主体与一般智力之间的关系问题分别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但二者的具体分析却呈现出对立性。这两条各具特色的理论道路之所以走向不同方向，总体来说是因为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二者在理论阐释中采取了不同的视角。哈特、奈格里从一种主体性原则出发，强调革命主体的塑造与革命运动的发生。奈格里曾在谈论《大纲》时指出，伴随着“这些笔记本而来的是理论-实践层面上的断裂，我们从中能够发现革命行动以及它既不同于意识形态又不同于客体主义之处”[2]〔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张梧、孟丹、王巍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8页。，这恰恰是他视《大纲》为马克思“革命思想顶点”的原因。所以，哈特和奈格里其实在强大的资本力量面前重新强调了阶级主体的力量与重要性。然而与之相反，斯蒂格勒采取了更加明显的客体主义视角。他延续了“机器论片段”中作为固定资本的机器对人的异化力量，并指认了这种力量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进一步加剧，但他也清楚表明，技术设备的压迫性来源于资本的控制，因此总体来说斯蒂格勒偏重的是对客观的资本压迫力量的分析。具体对比来看，哈特、奈格里从共同品角度将信息、情感、知识视为构建主体的力量，而斯蒂格勒却从同步性角度将其看作资本奴役的手段；哈特、奈格里那里的劳动主体通过自身的完善而内在蕴含着反抗和斗争的能力，而斯蒂格勒描述的无产阶级却在资本控制的技术下变得麻木、愚钝；哈特、奈格里通过非物质劳动种类的多样性进一步扩大了这种革命主体的范围，而斯蒂格勒却通过无产化现象的普遍化扩大了被统治、被收编的主体范畴。

除了上述理论视角不同之外，造成哈特、奈格里和斯蒂格勒理论分歧的原因还在于他们理论的具体背景和现实侧重点并不一致。虽然他们的关注点都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但哈特和奈格里的问题意识和理论思考是内生于意大利自治主义运动的，是为了给革命实践寻找一个理论文本依据的，因而他们回到对《大纲》的政治性、“超越性”解读，正如奈格里自己所说，《〈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正是他“对马克思进行这种解释的最终成果，它有浓厚的战斗色彩，分析的问题都产生于当时的政治讨论和斗争进程中”[3]肖辉译：《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社会转型——内格里访谈》，〔北京〕《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12期。。其次，哈特、奈格里的理论是基于西方后福特主义模式，这一模式主要以意、法、德、日等为代表，主要特征是具有高技能化的雇佣工人、技术创新的长期战略、企业内部的充分协作、弹性化和网络化的区域组织、扁平化的管理等，这些特点让他们看到了从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内部生发出革命和形成替代性制度的可能。

斯蒂格勒虽然没有明确指出自己的批判理论所依据的具体国家背景，但当他在列举造成当代“无产化”的“罪魁祸首”时，却每每提及美国的产业，甚至将谷歌、苹果、脸书和亚马逊并称为“天启般的四大骑手”，认为它们都是造成系统化愚昧的重要元凶之一，而美国又恰恰是新福特主义的代表，因而可以说斯蒂格勒的理论思考主要是置于新福特主义实践的背景之中的。新福特主义以“精益-刻薄”的模式[1]〔美〕贝弗里·J.西尔弗：《劳工的力量——1870年以来的工人运动与全球化》，张璐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85页。对雇佣劳动进行压榨，缩减成本与工资，加强管理，以提高资本利润，拯救福特主义所产生的危机。在这种背景下，斯蒂格勒对客观资本力量的强调就不足为奇。

总体而言，哈特、奈格里与斯蒂格勒对“机器论片段”的当代解读和发展，无疑对我们把握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具有启发，对我们辨析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和变化的实质具有积极影响。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他们的理论阐释确实也存在一些薄弱之处。

对于哈特和奈格里来说，他们过度强调主体性，夸大了主体在革命中的作用，却轻视了在背后“座架”着主体的资本关系，因而陷入了一种具有伦理性质的抽象主体政治哲学中。具体来说，首先，非物质劳动本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产物，这种新型的劳动方式只不过是穿着自由民主外衣的新型资本统治形式，因此，单纯从非物质劳动出发是难以触动资本主义社会的。其次，哈特和奈格里在强调非物质劳动的产品即共同品为发展个体的个性、能力、情感等提供了基础时，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共同品本身的创造与传播也处在资本的控制之下（如斯蒂格勒指出的那样），那么，这种本来就是被资本所塑形的产物，如何让主体生发出反抗资本、进行革命的力量？也即是说，哈特和奈格里将信息、知识等仅仅看作是信息和知识，而没有看清背后的资本与社会关系的维度。然而，马克思在19世纪已经很清楚地洞悉了这一点。他在“机器论片段”中指出，在资本条件下的“一切科学都被用来为资本服务”[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9页。。所以，马克思不会单纯从作为一般智力之结晶的机器体系的角度寻求工人阶级的解放，而是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与危机才是摧毁资本主义的基础，而这恰恰是哈特和奈格里的主体主义的激进革命所没有看到的。

并且，哈特和奈格里对资本主义结构和关系的忽视以及对主体的强调是从一开始就存在的。因为他们在其较早的作品《狄奥尼索斯的劳动》中引用马克思关于活劳动的观点时，就恰恰省略了重要的具有限定性的条件，“撇开价值增值过程不谈”。换言之，马克思正是在特殊的作为价值增殖过程的资本主义生产之外来谈论上述活劳动的力量的。而如果要在特殊的生产方式，如在历史某一阶段中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来谈主体的力量，那么就必须将主体与当时的生产关系即与资本相联系来讨论，否则就会陷入一种类似于将“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的“唯心主义”[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9页。。然而，需要点明的地方在于，哈特与奈格里对客观资本维度的这种选择性忽视似乎是刻意为之的。因为他们所构建的从帝国到大同世界的一整套宏伟理论，是为了指导实践运动，鼓舞革命力量，它是实用性的而不仅仅是理论。因此，它对主体性、革命性力量的强调就是题中应有之义。正如在《大同世界》中所表明的那样，他们要做的不仅是“阐发事件，也要引火燎原”[4]〔美〕迈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第6页。。

与之不同，斯蒂格勒虽然强调了资本的压迫性力量，批判了技术在资本控制下导致的无产化恶果，但他并没有真正理解这种压迫产生的机制和原因。换句话说，他的分析从消费者的维度出发，只停留于流通领域，而并没有深入流通现象的基底即生产领域中去思考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运作的根基，而生产恰恰是流通领域中诸多现象产生的原因。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页。。因此，这使得斯蒂格勒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更加接近于人道主义的谴责。并且，当他从消费者而不是劳动者的维度、从知识丧失的意义上而不是生产资料被剥夺的角度来定义无产阶级时，他其实就抹杀了阶级之间的真正区别，也就看不到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张一兵教授对此指出：“支配意识只是资产阶级现实奴役的一个主观层面，在经济关系和其他复杂社会关系中，当代资本对人的奴役和盘剥是更加深刻和全面的。”[1]张一兵：《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构境论解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56页。所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焦点更多集中在生产关系上，即人们在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与市场的商品交换中结成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2]张一兵、〔法〕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知识与批判——张一兵与斯蒂格勒的对话》，〔南京〕《江苏社会科学》2016年第4期。。而这正是斯蒂格所忽视的地方。

因此，这种对问题分析的表面性也必然会导致相应的解决途径的不彻底性。斯蒂格勒提出的贡献经济等方案丝毫不触及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是单纯要求个体以非营利、非经济、去私欲化的立场利用网络技术参与知识与能力的贡献分享，从而使一般智力回归主体内部，并进而拯救资本主义于人类纪的危机之中。在他看来，这两者是一个统一的过程。但如果按照他的分析逻辑，即数字化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深层殖民，那么在资本主义的全面规训与渗透下，个体何以可能以“无私”的立场进入知识的分享？在人的全面无产化与被收编下，个体又何以获得不被“污染”的信息和知识？既然个体的危机是由资本主义使用下的技术所造成的，那么如何在不变革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情况下拯救个体？必须要承认，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寻求个体的真正解放和个性的自由是难以实现的，正如哈特和奈格里在《大同世界》中评价学界对生命政治阐释时所指出的那样，虽然在斯蒂格勒那里我们可以看到“生命政治主体”“拥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但这种自主性依旧是以资本的结构化为前提的，被限定在恒定的资本逻辑框架内，因而这种生命政治反抗“也不可能创造出生命的另类形式”[3]〔美〕迈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第37页。。而要想真正使个体获得自由个性和自由发展，那就必须如历史唯物主义所指出的那样，彻底推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个体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并不是如斯蒂格勒认为的那样是一个相一致的过程，而是彻底矛盾的。换句话说，当个体真正达到斯蒂格勒所希望的那样思考和生活时，那时的社会必然已不是处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下。归根结底，斯蒂格勒并没有深入生产领域中来看待当前数字资本主义的表现，因而就不可能从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发来解决个体发展的问题。

综上而言，虽然哈特、奈格里与斯蒂格勒对“机器论片段”的解读和发展呈现出具体理论内容上的对立性，但仔细分析却可以发现，他们的理论都没有真正碰触到资本关系维度的实质：前者过于强调主体性力量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资本主义可能灭亡的客观历史基础；后者虽然看到了客观的资本力量，但并没有从“喧嚣的交换领域”下降到生产的“住所”中来分析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因此，他们的理论就并不能正确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变化的实质，也与马克思对机器问题的深刻思考失之交臂。并且，从结局上看，他们最终其实都走向了单纯的技术和知识（或一般智力）的解放逻辑，希望利用知识技术的力量来推动一场全民性的社会改革。这看似激进，却并不能实际解决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最终只能沦为一种美好的理想。只有重新回到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关系性存在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进行深入地历史性分析，将一般智力问题与其所处的生产关系背景相结合，才能抓住“帝国”和“人类纪”的本质，并真正为其找到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