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生活性借贷行为研究文献综述

■师彦梅

（青海大学财经学院）

1 引 言

新中国成立以来，“三农”问题一直是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在这次疫情危机中，农村地区对于稳定中国政治和社会的贡献尤其突出。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手段，农村金融改革对农村地区的稳定也至关重要，农户的借贷行为更是聚焦农村金融改革成果的关键点。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推进，离不开农村金融市场对农村经营主体的资金支持。但是纵观中国农村金融的改革，从计划经济工业优先的行政捕获，到市场经济主导下的市场抽取，农村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金融自主权，金融抑制依然严重（周立，2020）。现有大多数文献都表明，农村金融市场上存在着严重的信贷配给现象（Stigliz J.E.，Weiss A，1981；Mckinnon，1988；Shaw，1988；李锐，李宁辉等，2004；童馨乐，2015），并且农户借贷的用途多为生活性用途（朱守银，2003；李延敏，2006；牛荣，2013；周宗莉等，2018）。本文通过分析整理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农户借贷行为的研究，试图探寻上述原因，以便进一步研究农户生活性借贷行为，澄清生活性借贷对农民生活水平持续提升的影响，有助于政府制定出更加契合当下中国农村发展的金融政策，助推农村金融的改革。

2 农户生活性借贷行为的文献综述

20世纪80年代，农业补贴信贷论逐渐淡出学术界，农村金融市场理论正悄然盛行。那时就已经有学者对农户借贷行为进行深入研究，认为完备健全的农村金融市场不单单能提高农户的收入，还能降低农村贫困发生率，进而缩小贫富差距。对于该行为的研究，学者们主要集中在农户借贷渠道，借贷用途以及农户借贷的福利效果分析等方面。

2.1 关于农户借贷渠道的研究

农户借贷资金的渠道有两个，即正式借贷渠道和非正式借贷渠道。国内外很多学者都从农户借贷渠道方面对农户的借贷行为做了大量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即农户的借贷主要来自非正式借贷（Pischke,Adams，1987；Mckinnon，1988；Ghate,1992；李锐,李宁辉，2004；史清华，2006；孙学敏，2007；童馨乐，2012；杨明婉等，2018；周立，2020）。但学者们对其中原因的解释不尽相同。童馨乐发现部分农民解决资金缺乏的首选农村本来是正规金融机构，但由于最终无法获得贷款，只好转向非正规金融机构。吴雨等（2016）认为导致农户偏好非正规借贷渠道的重要原因是农户缺乏金融知识。而刘畅（2019）给出的解释是农户自身禀赋较差以及正规借贷门槛高。

还有一些学者从更微观的角度分别探讨农户正规借贷和非正规借贷的影响因素。如Pham和Izumida（2002）发现农户是选择正规借贷还是非正规借贷，主要受农户的年龄、文化水平、耕地面积、家庭财产状况及所处地区等因素的影响。其中农户家庭财产状况和耕地面积对农户获得正规性借贷有显著影响。因为农户具有异质性，将农户视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得到的结论往往有偏，Komicha（2007）通过对埃塞俄比亚东南部农户的研究，将农户分为不同的层次，认为不同的层次的农户对借贷渠道有不同的偏好。徐璋勇（2014）也有类似的发现，认为收入高且拥有较好人脉的农户更愿意从正规渠道贷款，而高年龄，拥有政治关系资本的农户偏向于非正规借贷。邢大伟，管志豪（2019）更是认为男性倾向于向非金融机构借贷，女性则倾向于向正规金融机构借贷。

此外，褚保金，卢亚娟等（2009）认为正规借贷仍是农户主要的借贷来源。这一观点与牛荣（2010），常俊等（2016）的类似，常俊对此的解释是非正规借贷渠道会有隐性成本如欠人情。

2.2 关于农户借贷用途的研究

农户的借贷用途一般分为生活性用途和生产性用途。如Ravi, S.（2003） 在分析印度农户借款原因时将所有的原因分为两大类，即生活类和生产经营类。其中生活类包括购买消费品，购买节日用品，医疗，子女教育等，生产经营类包括购买农业用地，购买脱粒机拖拉机等农机，其他农业投资等。在生活性借贷和生产性借贷谁占据主要地位这个问题的研究上，学者们有不同的发现。Akram （2008）通过对巴基斯坦Balochista地区农户借贷的研究发现，农户生产性借贷大于生活性借贷，其中有50%的贷款用于购买农业土地。这个研究结论与Qureshi （1996）一致。但是中国农户显然不符合上述结论。李延敏（2006）通过研究中国农户借贷的历史，发现直到民国时期生活性借贷一直是农户借贷的主要用途。虽然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农业经济快速发展，农户主要为农业生产进行融资，使生产性借贷成为短暂的主流。但1996年以后情况发生了逆转，生活性借贷又成为农户借贷的主要用途。尤其对于低收入的农户而言，生活借贷已成为家庭贷款的主体（史清华，2006；伍艳，2019）。其中，婚丧嫁娶、子女上学、购房买车、治病医疗成为最主要的用途（朱守银，2003；孙学敏，2007；杨明婉，张乐柱，2019）。现在生产性借贷虽然也有增加的趋势，但由于生活性借贷的范围之广，其整体规模依旧大于生产性借贷，即生活性借款仍然是农户的主要用途（牛荣，2013；童馨乐，2013；田国英，2013；李秀辉等，2019；王磊玲等，2020）。李秀辉和李泽翰将这个现象解释为农户不能完全依靠农业收入保持家庭稳定和维持小农家庭的生活，并且他们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弱。

一直以来，学者们普遍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农户正规渠道借贷主要用于生产，而非正规渠道以生活为主（Manfred Zeller, 1994；汪三贵，2001；Khandker, Faruqeel, 2003；Duong, Izumida, 2002；李延敏，2006）。原因是正式借贷的期限较长，将其用于农业生产和其他经营活动会匹配还款的期限（李锐，李宁辉，2004）。但周宗莉（2018）却认为无论是正规还是非正规借贷，都以生活性借贷为主。此外李延敏（2006）还从借贷额度入手，研究了借贷额度和借贷用途的关系：农户小额借贷主要来源于无息借贷，而1000元以下的有息借款以及4万元以上的大额借款主要用于生产，0.5～4万元的主要用于生活。

2.3 关于农户借贷福利的研究

在农户借贷福利效果的研究上，大部分学者的结论与传统的经济学认知一致，认为借贷能显著的改善农户福利。Townsend （1995） 在调查中发现，如果农户所需的借贷资金受到配给，就不利于人力资本的实现，同时也会阻碍农户收入的增长。由于消费和收入之间呈正相关关系，收入增长停滞就不利于消费的实现，进而降低福利效果。李锐，李宁辉（2004）也指出农户借贷能够增加其纯收入，改善福利状况，特别是贫穷农户的福利状况。不仅如此，对受到信贷配给的农户增加贷款也可以显著提高其收入水平（褚保金，卢亚娟，2009）。但仍有少数学者并不同意该观点，田国英（2013）虽然认同信用扩张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给消费者带来的福利水平提升，但长远来看，无节制的即时信用会导致消费者福利水平的下降。陈屹立（2017）认为相比于城市居民，农村居民的家庭负债对幸福感造成了更为明显的负面影响。

一些学者通过更深层次地研究，发现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更显著地增加农户的福利。Binswanger（1995）通过调研印度农户分析了正式借贷对农户的福利效果，研究发现正规借贷对农户的生产效率和收入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本地区农村金融的发展。Pitt和Khandker（1998）在分析孟加拉农户正式借贷对经济和福利效果的影响时发现小额信贷等正式借贷提高了农户的产出，改善了家庭境况，尤其是对贫困农户的收入和福利水平有较大的正向影响。周小刚和陈曦（2017）对此的解释是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往往有续贷机制，当完成还款周期后，农户可以再次续贷，用以扩大生产。但是高桂珍（2019）认为参与正规融资渠道和非正规融资渠道均能够显著提升农户人均年收入。

3 对国内外研究的文献述评

通过对上述文献的归纳和整理，不难发现国内外学者对农户借贷行为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丰富多彩，为农户借贷行为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详实的文献资料。但由于中国特有的文化和国情，国外学者的研究方法和结论对中国并不完全适用，因此想要探索中国农户借贷行为，就必须从实际出发，贴合我国农户自身的特色。

目前为止，虽然有少数农户将其产业发展到一定规模，真正实现农业产业化，但不可否认大多数农户仍然具有小农意识，不能完全依靠农业收入维持家庭稳定，抵御风险的能力依旧很弱，因此这些农户会更倾向于生活性借贷（李秀辉，李泽翰，2019）。此外，生活性借贷对改善农户福利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借贷虽然使农户背负了还款压力，但另一方面却可以激发农户的生产潜能，进一步优化现有资金的配置，促使其提高收入来偿还贷款。长远来看，农户用于教育医疗等方面的生活性借贷，有助于显著提高农户家庭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从而带来明显好于当前的预期收益，进一步增强农户在更大范围和更高水平上配置资源的能力，是对经济理性的充分体现（童馨乐，2012）。

综上所述，生活性借贷作为农户跨期平滑消费的手段，同样也肩负着增强农户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重要使命，理应得到重视并深入研究，但却鲜有专门研究生活性借贷的著作。所以农户生活性借贷行为应该在未来研究中占有更加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