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浅析“中国模式”的争议

彭 飞

（湖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长沙 410081）

中共十八大以来，在国际上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反腐倡廉、精准扶贫等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得到了世界的广泛认可，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话语权，在国内外掀起了一股分析中国发展模式的热潮。“中国模式”拓宽了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丰富了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和道路的认识，促进了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发展。学术界对“中国模式”认识上存在很大的差异，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中国模式”的起点、内涵、维度、意义等方面。因此，立足于新的历史方位，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对“中国模式”的争议进行深入分析和辩护是时代和实践发展提出的新课题，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系统、联系的视角看“中国模式”起点之争

“中国模式”的历史出发点在哪里，“中国模式”是谁先提出并发展的，理论界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是认为，“中国模式”始于毛泽东；二是认为，“中国模式”始于邓小平。

马克思主义认为，联系具有普遍性，世界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我们应该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二者共同诠释了社会主义道路的真理性和优越性，共同助力中国梦的实现。习近平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1]。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两个历史时期是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总结世界各国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开创的。正是有了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社会主义探索和建设，才有了改革开放的昂首阔步，奔向富裕小康。同时，这种一脉相承不只是时间上的顺延和持续。无论国际国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坚持的根本制度、指导思想以及远大理想等始终不变。因此，无论是把前后两个时期对立起来，还是用“后一个时期”贬低和否定“前一个时期”，都是有失偏颇的认识，都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一方面，“中国模式”是基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积累的重要思想、物质、制度基础上的发展模式，没有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探索和建设，就没有“中国模式”的萌芽。另一方面，它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没有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进行大胆实践和创新，也就没有“中国模式”的发展。

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模式”的探索始于毛泽东，“中国模式”的形成始于邓小平。只有正确认识各个历史时期的联系和区别，“自觉做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成果决不能丢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决不能否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决不能动摇”[2]，才能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二、发展、变化的眼光看“中国模式”有无之争

马克思主义认为，发展具有普遍性。我们要学会用发展、变化的眼光看问题，反对用僵化、固化的思想去理解万事万物。学术界关于“中国模式”是否存在的争议，主要存在“慎言论”和“不存在论”两种曲解。有些人主张慎言“中国模式”，认为“中国模式”还处在发展变化之中，还没有定型，甚至还不一定是成功的。因此，谈论“中国模式”还为时尚早。还有部分人认为，“中国模式”根本不存在，中国的发展类似东亚各国，并不具有发展特色和借鉴价值。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指出，任何一种认识都是一定历史时期社会实践的反映，是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统一。任何国家的发展模式都是一定时间、地点以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都会随着国内外形势和实践的变化而变化。经过70 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 多年的实践探索，中国已经发展形成了具有特色且相对稳定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体系。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做出了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的新判断，并从14 个方面提出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方略，标志着“中国模式”也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但要以此来否认“中国模式”关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认识的真理性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方面的优越性，得出慎言“中国模式”甚至彻底否认其客观存在的结论，却是毫无逻辑的。“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3]。因此，检验一种发展模式的存在与否，并不以其实践的时间长短而定，而在于它实践目标的实现程度。新中国成立70 周年、改革开放40 多年以来，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建设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东亚病夫”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正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并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迈进。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中国模式”是完美无缺的。正如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当前，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前景十分光明，挑战也十分严峻”[4]。因此，一方面我们要始终坚信富有生命力的新事物的发展前途是光明的，坚定实现中国梦的信心；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发展道路是崎岖的，我们必须有足够估计，常怀忧患意识，做好最充分的准备，勇于面对发展过程中的挑战，进行许多新的伟大斗争。

“中国模式”形成以来的成就，已经雄辩地证明了它是客观存在且日益成熟的发展方式。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挑战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中国模式”也处于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动态过程。我们要用发展、变化的眼光看待，始终坚定“中国模式”的自信，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聚焦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不断开创“中国模式”发展的新局面。

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看“中国模式”意义之争

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任何事物都是处于矛盾之中。但具体事物的矛盾又各有其特点，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对立统一关系要求我们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中国模式”的意义之争，主要存在两种认识。一是“中国模式”属于中国。“中国模式”是立足于本国特殊国情之下，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正确探索和理论概括。中国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是不同于“西方模式”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全新发展模式。“中国模式”的出现预示着中华文明的复兴，中国发展的光明前景。恩格斯曾经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5]。”“中国模式”不同于“华盛顿共识”，不是企图让其他国家照搬照抄，而是希望提供给各国人民以借鉴。“中国模式”的成功不仅在于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更为根本的在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并创造性地转化；不仅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更为根本的在于尊重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不仅在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更为根本的在于，结合中国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吸收借鉴“西方模式”中自由市场经济中市场优化配置资源的优点，在经济上坚持国家的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20 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为摆脱国家长期贫困的面貌，盲目照搬照抄西方发展模式，最终导致国家政治、经济陷入混乱之中。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任何国家都必须结合本国国情、民族的特殊性，选择适合自己国家的发展模式，方能实现自身的发展。二是“中国模式”也属于世界。“中国模式”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不同国家的国情和发展程度具有差异性，但同时也具有共同的发展规律可以追寻。“中国模式”是在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与当代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基础上，走出的一条新型发展道路。各国具有发展的特殊性，同样也具有发展的共同性。“中国模式”在治理世界面临的经济、政治、文化等一系列共同问题上所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和成就，将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出发展困境实现现代化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模式”的精髓在于把普遍性与特殊性，全球性与地方性相结合。“中国模式”无法简单复制和照搬，“中国模式”对世界发展模式的补充和创新，将推动人类文明走向更加繁荣。

四、辩证、全面的观点看“中国模式”维度之争

我们究竟在什么维度上言说“中国模式”，学术界由于讨论“中国模式”的视角和目的不一样，对此存在诸多争议。一是单一维度论。这种观点认为，经济建设是改革开放的中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在此背景下形成的“中国模式”即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二是单向维度论。这种观点认为，“中国模式”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矛盾是事物内部及事物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原理告诉我们要用辩证、全面的眼光看问题。“中国模式”是一个包罗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外交等多重维度的大数据库，破解数据库的密码不能仅在经济领域中寻找，将“中国模式”仅仅解读为经济模式是片面的。“中国模式”的特色和智慧体现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领域。破解“中国模式”的密码可以从经济上坚持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的统一，政治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多党合作的统一，文化上坚持继承传统文化和发展先进文化的统一，生态上坚持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统一等多维度进行思考。

“中国模式”与中国道路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概念。一方面，“中国模式”是一种对中国道路发展阶段性特征的理论概括。中国道路的实践是“中国模式”的认识来源和认识归宿。另一方面，“中国模式”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宽泛概念。它不是对中国发展历史和现实的总概括，而是对新中国成立7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40 多年建设过程中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经济发展特征、政治发展性质、文化发展特点等的高度凝练和总结。总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会停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仍将继续，“中国模式”也将不断发展和完善。

五、现象与本质统一的观点看“中国模式”话语权之争

马克思主义认为，本质和现象是揭示事物内外部相互关系的一对基本范畴，本质和现象的对立统一关系要求我们透过现象认识本质，把握事物的发展规律。围绕“中国模式”的起点、内涵、意义以及维度等方面，不同学术见解的争鸣、不同思想认识的碰撞，从认识论的角度上看，其实质表现的是人们对“中国模式”认识和理解上的差异。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我们理解和说明“中国模式”提供了一把钥匙。我们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辩证态度，联系、发展、全面的观点正确认识和理解“中国模式”，充分发掘其价值和意义。从政治角度上讲，是不同利益主体站在不同的政治立场争夺解释“中国模式”话语权的斗争，其实质是意识形态之争。当今世界，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一些强势的话语主体企图把“北京共识”等同“华盛顿共识”；用“中国威胁论”歪曲中国的和平崛起，用“苏联模式”否定“中国模式”，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达到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目的。因此，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一方面，我们要积极应对“中国模式”话语权的交锋，树立阵地意识。借助新平台、新渠道，用融通世界的话语表达方式，积极地向世界宣传“中国模式”的先进经验，彰显“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另一方面，我们要掌握“中国模式”的话语主动权，树立能动意识。我们不能听任“中国模式”“被妖魔化”“被描述”，而应该积极作为，敢于亮剑，主动阐释“中国模式”的科学内涵，客观地反映自身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以“主动”扭转“被动”，巩固中国主权和意识形态安全。

因此，只有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正确认识“中国模式”的内涵、意义以及本质。我们既要充分认识到“中国模式”的成功，又要清醒认识到“中国模式”还在路上，仍需要不断完善。争论不是目的和终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研究“中国模式”始终不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中国共产党领导，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为实现中国梦而奋力拼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