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闽南文化的继承性与创新性

林华东

（泉州师范学院，福建泉州362000）

闽南文化是闽南族群在继承中华文化的基础上创新发展的亚文化。闽南文化从中华文化分流，在福建的闽南地区获得创新发展；闽南文化属于闽南族群，跟随闽南人走向世界各地。探索闽南文化的发展历程和内涵，不仅可以窥见闽南族群坚毅的文化定力和灵活的文化融合力，可以感悟闽南族群的生存意识、生活理念、生产状态和生息力量，还可以阐释闽南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发展和贡献，为闽南族群未来的进步树立信心。

一、中华文化的内涵特征

文化是人类创造和享用的产物。各民族创造的文化都受到所在的生活环境和认知思维模式的制约。中华文化的形成与所处的自然环境和历史条件是分不开的。其文明形态可以用“一体两翼”概之。一体即以稻作和粟作农业为主体的华夏文明；两翼包括中原以北的游牧文明和东南沿海的海洋文明。由于大陆地域的连续性特征，长期以来，作为主体的华夏农耕文明经常与游牧文明处于碰撞状态，而且两种文明的交融大都发生在中原地区。游牧文化以融入的状态参与推进了农耕文化的丰富与发展。农耕文化因此长期处于中华文化的核心位置，海洋文明的发展与关注则略显薄弱。农耕文化带来的小农经济思想，让老百姓长期满足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给自足的生活现状。家族、宗亲成为社会网络的纽带，亲情、道德伦理、血缘关系一直是社会生活的准则。大陆性、农业型、宗法制，共同构成独特的、稳定的社会状态，成为中华文化的主体特色。其核心形态儒学思想、家族观念、汉字共识、中医药学、国故经典，五千年来始终未曾断裂失传。笔者曾经用“和、礼、义、易”概括中华文化的内在特征[1]，本文将从以下四个角度就其深邃的精神内涵做进一步的阐释。

（一）鲜明的和合观

“和合”在于相辅相成、互为存在，强调辨证综合、和谐统一。从“和合观”出发看问题首先关注的是整体。万物源于一；混沌初开，乾坤始奠；一分为二，上浮为天，下沉为地。古人对世界的这种整体认知，在《周易》中得到深刻的阐述。一阴一阳谓之道。宇宙间万事万物皆是对立统一的；阴阳相辅、日月运行。中华文化的认知思维和根本精神，在其后的孔子、老子以及诸子百家中，都是一直被共同遵循的思想之根。例如，老子《道德经》的“有无相生”的著名观点就与《周易》的整体观浑然一致。中医学是整体观的典型样本，讲整体、讲辩证、讲宏观。《黄帝内经》认为，人体内五腑六脏，都与体肤、肌肉以及五官七窍有着必然的联系，任何一个局部都与人的整体关系密切。中医学处处体现了看问题的整体性及内部的关联性。中国人强调民以食为天，烹饪技艺名满天下，也因为其操作过程处处体现整体综合意识。多种佐料、多种食材先后有序调合烹饪烧煮，追求色、香、味、形、美的和谐统一，把美味、美感、情趣、保健融为一体。

中华文化的和合观与古人的生存生活方式密切相关。以农耕为生活主题的先民，希望一年四季平和稳定，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就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天地万物相生相克，此消彼长，有其自然规律。影响几千年的中庸之道，崇尚调和，力主平衡；提倡顺天应人，中庸为道，天人合一；推崇求同存异，和而不同，把社会大同作为中华文化追求的最高境界。因此，国人追求有容乃大，提倡“慎终追远，民德归厚”；敬天敬地敬鬼神，敬祖敬宗敬生灵。和合观彰显中华文化的鲜明个性，突出广采兼蓄思想，影响着生活的方方面面。哪怕是宗教这类比较严谨的文化现象，要在中国发展，也免不了需要在地化和出现多教彼此融合的现象。和合观使几千年来的中华文化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二）浓厚的家国观

中华文化讲究家国情怀。农耕经济强化家族观念和血缘关系，形成宗法制度，以“礼”为社会和生活的守则。《释名》：“礼，体也。言得事之体也。”为人行事要得体，就要懂得尊卑长幼，就要知晓名位等级，就要强调道德规范，就要坚守“孝、慈、悌、敬、仁”规矩。“礼”是“国”与“家”秩序稳定的重要前提。俗话说：“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有了众多的家才会合成一个国。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的延伸。习近平在2019年春节团拜会上说：“没有国家繁荣发展，就没有家庭幸福美满。同样，没有千千万万家庭幸福美满，就没有国家繁荣发展。”[2]这就是中华文化的家国同构理念。守护家园是每个炎黄子孙应尽的义务，舍家救国是几千年来民族大义的张扬。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结构，一方面强调强化伦理道德，构建维系社会结构的礼制体系，讲究长幼有序，尊老爱幼，推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另一方面要求“厚德载物”，以德治人，教育民众要修身救世，弘扬家国情怀。家国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精神力量。中华文化的大一统思想，家国观是一个重要因素。历朝历代中原百姓因为守护家园，抵御外来民族侵扰，逐渐奠定了中国大一统的思想格局。

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基于以土地为生的华夏农耕文化，构成了内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人对这片黑土地充满感情，贯注了浓厚的乡土意识。“安土重迁”张扬了中华文化对土地的眷恋之情。安于故土，不随易搬迁他处，这体现了先人的厚道朴实。《周易》强调：“安土敦乎仁，故能爱。”可见，“安土”是中华文化典型的特征。世世代代安于土地的人，彼此聚居在一起，要想成功的安身立命，就要懂得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守护土地，勤恳劳作，与故土血肉相连，爱家爱国。这样才能赢得乡人的尊敬与信赖，才能获得良好的口碑，才能提升家族的美好声誉。这就是所谓“安土敦乎仁”的乡土情怀。中华民族这种爱家爱国的精神已然成为中华文化的遗传基因。

（三）典型的务实观

中华文化历来追求务实。以中原为主体的先民们长期生活在农耕文化之中。年复一年简单重复的劳作酝酿了中华文化讲究实际、希望稳定的思想。古人云，天不变道亦不变；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古代哲人认为，一切事物都躲不开天道轮回。五行必然相生相克；世间万物既有生，必有克，否则自然界就无法维持正常的协调关系。人类社会更离不开这种情况。一切都在有无之间。所以做事情应该求实求稳，实事求是。对难以理解的鬼神，先民们也同样采取实用的态度，信则有，不信则无。民众会把自己的意愿与神灵意识巧妙结合起来，赋以神灵种种超常能力，希冀神灵对人类予以保佑。务实理念使国人既有忧患意识，同时也保持乐观心态。

（四）积极的革新观

习近平说：“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3]《易传》说：“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顺应时代的变革，与时俱进的精神，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昭示了中华民族最宝贵的民族精神，中华文化中的这一股奋发向上、开拓进取的精神力量，始终在影响着中国人的心理和品格，促进民族的生存、繁衍和发展。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思想，为民众处理天人关系和各种人际关系提供了一个大原则，长期以来一直是鼓励后人追求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的指南。历代许多名篇巨著，都包含了这种催人奋进的精神。例如“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等等。还有许多神话、寓言，同样蕴含着这种革故鼎新的精神。例如“夸父追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等。与时俱进、自强不息构建了中华民族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

二、闽南文化的历史形成

福建的古代曾经住着闽族居民。在春秋战国时期，越败于楚，越族遗民入闽，渐渐与闽人融合，形成闽越族。闽越族因为对楚有恨，在楚汉之争中出兵支持刘邦。汉朝建立后封无诸为闽越王。公元前110年，闽越国欲脱离汉王朝版图，汉武帝出兵消灭闽越国并将其遗民北迁。此后闽地遂空虚，汉人开始迁徙入闽，福建跨入新的历史阶段。不同路线不同时代进入福建的汉人，融合了闽地的闽越遗民，逐渐形成了闽北、闽东、闽南、闽西、闽中等相对独立的方言和文化生活区域。

在闽南地区，汉人吸纳闽越遗民文化，形成了别具特色的闽南文化。宋元以降，少数民族迭次进入闽南；泉州港的鼎盛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更使得各国语言和文化纷纷登陆；特别是在与东南亚等海外诸民族语言和文化的相互碰撞交流中，闽南文化获得不断的延伸与发展。

闽南文化从中华文化的分流与发展，可以从闽南方言的形成看出端倪。这是因为，语言是人类成为高级动物的核心特征之一。语言作为人类创造的文化，不仅是人类思维的工具，还是人类思想交流以及文化和文明的记录、传承和传播的工具。人类文化的嬗变，首先体现在语言之中。也就是说，民族（或族群）文化的形成首先会在语言（或方言）中显示出来。族群文化的形成与方言的形成是同步的，语言是族群文化特色形成的风向标。从汉语的历史看，先秦两汉的上古汉语向魏晋南北朝的中古汉语发展时，因为中原地区民族大融合的缘故，语音词汇语法都发生了重大变化。闽南方言没有参与这个变革，直接保留了上古汉语的主要典型特征。从古韵书分析可知，承载闽南文化的闽南方言，在东汉末因为继续保留上古汉语特色而开始与雅言官话走向分离。笔者在1995年和2001年，就这个问题做过专门论述[4]。由于魏晋南北朝及唐宋时期不断有汉人入闽，他们带来了各个时期中原官话的某些特征。这些语言特征先后融入到闽南方言之中，使闽南方言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在汉语诸方言中，能够保留上古汉语主要特征的，只有被学界公认为古汉语“活化石”的闽南方言（以及闽语其他次方言）。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客座教授丁邦新曾经以典型的语音例证，论述了闽语白话音从古汉语分流出来的时间很有可能在西汉末东汉初[5]。

从上古汉语分支形成的闽南方言，开始其承载闽南文化的使命。我们知道，福建一面临海，三面高山，与中原连通的陆路交通十分不便，大海成为福建沿海居民生活劳作的重要场所。这样的生存环境造就了闽南人“爱拼敢赢”的精神，一首《爱拼才会赢》歌曲唱遍大江南北。从刺桐港到月港，闽南人向海而生，演绎着海洋文明，开辟了精彩夺目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当然，闽南文化的精神内涵不仅仅只是“爱拼敢赢”，我从整体观出发，把闽南文化的基本特征概括为“重乡崇祖的生活哲学、爱拼敢赢的精神气质、重义求利的价值观念和山海交融的行为模式”[6]。

习近平在2018年8月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7]。审视优秀的闽南文化，分析她在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为中华文化的丰富多彩所做出的贡献，为今天的社会发展、为二十一世纪“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富有价值的启示，正是本文研究的题中之意。

三、闽南文化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

如果从边界线看，今天中国的大陆海岸线长达1.8 万公里，占了国界线的44.1%；若加上1.4 万公里的岛屿岸线，其占比则超过58.3%。面临大海的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也一直在经略海洋。海洋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以农耕文明为强势主体的中华文化，却缺少搏击海浪对外拓展的心态；自足、守成、安土、求稳，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特征。作为汉民族的地域族群，闽南人勇于突破传统的农耕思想，激活蕴含于中华文化之中的海洋意识，全面开启商贸活动，走向大海，融入世界。闽南族群演绎和延伸了中华文化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海洋文明，推动了中华文化的大发展。闽南人把中华文化带出闽南地区，带到他们足迹到达的地方，并与当地文化有机融合，创造性地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审视闽南文化典型的个性精神，可以看出在以下几个方面延伸和发展了中华文化。

（一）浓厚的开放意识激活了农耕文化

中华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体系。有唐之后，中华文化逐渐内敛；到了明清，稳定的农耕时序生活模式，更加明显地削弱了与外界交流与激荡的欲望。

然而，从隋唐开始，在福建、在闽南，对外开放的格局却正在形成。那时候面向大海的泉州，因为天高皇帝远的地理环境，更因为生存的需求，开始打破“士农工商”以商为末的正统观念，从传统的农业耕作转向面向海洋的工商贸易。宋元时期，泉州刺桐港成为世界最大的通商港口，泉州成为国际化的大都市。那时候泉州居民的种族、语言、文化多样，商人无数，有阿拉伯人、印度人、犹太人，还有来自意大利的商人。泉州的开放不仅带给了世界一个了解中华文化的窗口，也给泉州带来了民族的兼容与文化的并蓄，改变了闽南人的文化结构和生活质量。譬如源自越南的占城水稻，可能就是通过泉州进入中国的。占城水稻更抗旱，能一年两季甚至一年三季。占城水稻使泉州人以及全中国老百姓受益非浅。

敢于拥抱世界，使闽南文化得到了自我丰富，使中华文化优秀的“和合观”在面向海外各民族和异域文化中再次得到了具体实践。早在汉唐之际，当时的中国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对外敞开大门，以宽厚平和的心态吸收异域文化。唐代之后，外族与汉族的融合更多的是通过战争，但在闽南则不同。闽南先民延续了中华文化求同存异、和谐平等的思想，在闽南地区形成了中国和世界的商品大流通，文化大交融。世界多民族在闽南地区开展商贸活动和宗教信仰传播，泉州留下了他们的文化生活印记。被称为“世界宗教博物馆”的泉州，有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清净寺，闻名遐迩的伊斯兰教圣迹——灵山圣墓，世界上硕果仅存的摩尼光佛造像，近300方的印度教石刻；有景教、基督教、天主教、日本教和犹太教的遗迹，还有东汉魏晋时期就已经传入的道教和佛教[8]。可以想象得出，在泉州繁忙的海上贸易的那个盛世时代，清真寺的祈祷、摩尼教的圣火、古基督教的祷告、佛教的梵音、道教的清修，以及天后宫的顶礼膜拜和府文庙的朗朗书声，是那样和谐美妙的交融在一起，向世界展示着中华文化的生命活力。

（二）精彩的共赢心态展示了中华文化构建利益共同体的务实观念

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显示，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在对外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中，从不用枪炮掠夺，不以霸权欺凌，而以和平为主轴。

闽南人深刻理解中华文化的利益共享思想，坚定互惠共赢精神。闽南人敢于兼容并蓄，敞开胸怀包容多民族多文化在闽南地区的共生共存。一切愿意来到泉州、并为泉州带来利好的商贸活动，都受到泉州人的欢迎。泉州在对外的商贸活动中，获得巨大的利益。宋元时期，刺桐港是国家每年最重要的税收来源，泉州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因为闽南人坚持和合共赢的思想，刺桐名港延续四百余年，之后的漳州月港接续了海商贸易。鸦片战争之后，厦门新港崛起。一千多年来，闽南地区一直处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前沿。坚持互惠互利的泉州之所以能保存这么多来自世界各大宗教的历史遗迹，不仅因为闽南人把中华文化宽厚包容的和合思想发挥到极致，而且还展示了闽南人对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解，胸中存有三畏。一畏神灵，头上三尺有神明，身前身后有感应！闽南人对上苍、对自然畏忌之心常在，使得那些宗教遗物及民间俗信得以保存！二畏先灵，不忘来处、不忘家乡、不忘祖先、不忘宗亲、不忘生我育我的这片热土，慎终追远、重乡崇祖！三畏生灵，相信生命诚可贵，和合可共赢。闽南人在商贸活动中追求诚信，愿意与真心合作者共同发展，愿意与真诚相待者和谐相处，尊重其民俗信仰。闽南人在商贸活动中强调共赢，追求的是“你好我也好”的发展愿景。隋唐以降，尤其是宋元之后，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他们以自身的实际行动向世界传播中华文明。“海丝”沿线到处都有闽南人扎根的足迹。他们的努力和拼搏，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从现实生活到思维理念，对世界许多国家发生深刻的影响，推动了世界的文明和进步。例如，茶瓷文化，已经融入到许多国家的宗教文化之中，融入到许多国家的日常生活之中。欧洲人在印度洋、在南中国海遇上的中国商人正是讲“福建话”的闽南人。他们把闽商文化当作中国文化的代表。闽南人书写互惠共赢，与世界构建利益共同体和生命共同体，传递中华文化中庸和合精神，为今天的现代化建设，为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贡献了和睦发展的历史篇章。

（三）典型的向海精神突破中华文化内向型发展的传统意识

以中原为核心的汉人，一直是以农耕文明立国的。但是，当他们的先民南下进入福建后，生存环境警醒他们：要追求生存，就必须自强自立；要自强不息，就应该入境随情。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闽南人在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生存环境中，养成了灵活机变、可山可海、可农可商、山海交融的性格。他们向海而生，不拘一格开拓新的发展空间，以商贸和海航为主业，漂泊异域打造海上丝绸之路。在泉州，居住内陆安溪永春德化的民众依山求生存，也可以弃山向海；居住沿海晋江惠安石狮的民众向海谋发展，也能够耕山雕石。在他们的眼中，只要门缝里还透露一缕光线，生活仍有希望！他们就愿意出生入死，闯荡江海，漂洋“过番”，跨海入台，寻求生路。安溪县并不临海，但这里的许多先民却参与了台湾的垦殖开发。2012年，笔者曾应邀出席新加坡安溪会馆九十年大庆并为老乡们做闽南语专题演讲。在活动中我了解到新加坡安溪籍华人有50万之多。南靖县梅林镇与海无缘，但其乡民却供奉着妈祖。据调查，这里的村民自明末以来，就开始到东南亚、到台湾谋生。为保佑他们的平安，乡亲们请来海神妈祖到山里供奉祭拜，至今已延续三百多年。

（四）深刻的乡土观念演绎了中华文化重乡崇祖的家国情怀

“安土重迁”的核心精神是家山情怀。这种意识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稳定的基石，带来的是五千年从未中断的文化传统。闽南人来到东南海疆，无论如何改革创新，始终不变的是那份慎终追远的乡土恋情。闽南人开辟的海上丝绸之路，与历史上的走西口、闯关东的先民们有许多不同点。闽南人是到东亚、东南亚乃至更远的异域他国开辟生活道路。他们愈是行远愈是念记祖地。搏击海浪，登录举目无亲的异域，在那儿闯荡谋生，其思乡也情切，返乡也实难！因此，中华文化的情感更加深刻，重乡崇祖、血缘亲情，深深地扎根在闽南人的心中。传习家乡话、保留乡音，传承家乡习俗、保留亲情，开展私塾教育、弘扬中华文化，成为他们确保后代子孙不忘祖先、不忘来处的重要方式。闽南人讲究族群宗亲关系，对家乡亲人特重义气。在东南亚，早期到达的华人打拼成功后，会集资组织建设供奉观音、关羽、妈祖和土地公等神灵的寺庙。这些寺庙功能多样，既用来祭祀祈福保平安，也用来同乡聚会处理纠纷和丧葬事务。此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它是华人新移民的落脚点和资助新移民拼搏的坚强后盾。许多赴南洋拼搏的闽南人，大都通过这种生存方式得到先期到达的乡亲的提携和指引。笔者在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考察时，因此而深受感动[9]。侨亲们一旦口袋有钱，就通过“侨批”方式往家里汇款；有了孩子，一般都会安排后代回到家乡继承香火；赚了大钱，一定带着儿孙回家以示光宗耀祖。他们乐意为家乡做慈善事业，如修路搭桥，捐建学校，修建宫庙，扶危救困，彰显自己的家乡情怀。陈嘉庚、李陆大、陈祖昌、陈守仁等，堪称当代华侨著名的慈善领袖人物。泉州师范学院的每一栋大楼，都镌刻着捐资的侨亲大名。闽南粤东“侨批档案”作为历史见证成为世界记忆文化遗产，印证了重乡崇祖的中华文化本色！

闽南文化传承和发展了中华文化，激活了中国海洋文明。闽南族群开辟了与世界经济文化交流的海上通道，建立了宋元时期世界级的海洋商贸中心。2019年底，泉州、漳州、厦门被确认为国家级第一个生态保护区。闽南文化的开放与海洋商贸意识为中华文化的和合思想增添了新的气息，闽南文化的务实共赢心态为构建世界利益共同体提供了历史样板，闽南文化向海而生的精神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提供了世界合作的范本，闽南文化的家山情怀成为中华文化重乡崇祖精神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