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笔下的鲁迅形象

摘 要：张爱玲很少专谈鲁迅，总是在谈其他问题时，不经意间提到鲁迅，或与鲁迅隐微对话，唯一一次直面鲁迅，是被特意问了，不得不正面回答。细读文本，会发现张爱玲《童言无忌》的结尾模仿了鲁迅《风筝》的结尾。张爱玲不确定自己的作品能否流传，“五四”时几位高山式作家已然定了文学史格局。几位高山式作家应该包括了鲁迅。《小团圆》里两次提到鲁迅，不像书中其他人化名，鲁迅就是鲁迅。庄信正曾把研究鲁迅的文章寄给张爱玲看，但张爱玲没有回应。不回应，也是一种表态。那鲁迅会怎么看张爱玲呢？可惜，张爱玲才16岁，还未踏上作家之路，鲁迅就逝世了。鲁迅会像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一样严厉而期待？张爱玲与凌叔华写作风格些许相似，参照鲁迅对凌叔华的评价，也许能推测鲁迅对张爱玲的评价。

关键词：鲁迅 张爱玲 “五四”

对鲁迅、张爱玲的研究多如繁星。许子东描述，鲁迅是一座山，后面很多作家都是山，被这座最高的山的影子遮盖了，但张爱玲是一条河。王富仁认为，张爱玲是女的鲁迅。王德威写道：20世纪中国文化的进程，从《呐喊》到《流言》……鲁迅与张爱玲代表了两种不同文学传统的最高成就。网上，鲁迅爱好者的聚集地叫“鲁迅论坛”，张迷的聚居地叫“张爱玲的客厅”，论坛与客厅之别，耐人寻味。有人笑称，鲁迅与张爱玲最大的相同之处，就是他们都是天秤座。

但是张爱玲自己是怎么看待鲁迅的？张爱玲以什么样的心态，在何种程度上理解和接受着鲁迅？甚至与这位高山仰止的前辈对话？

1934年，张爱玲14岁，自传性小说《雷峰塔》记述了年少时她眼里的鲁迅：“中国并不富强。古书枯燥乏味。新文学也是惊慑于半个世纪的连番溃败之后方始出现，而且都揭的是自己的疮疤。鲁迅写来净是鄙薄，也许是爱之深责之切。但琵琶以全然陌生的眼光看，只是反感。” 值得注意的是，《雷峰塔》英文名《The Fall of the Pagoda》，明显是在呼应鲁迅的两篇文章《论雷峰塔的倒掉》《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1937年，张爱玲17岁，自传性小说《易经》再次提到鲁迅：“中国对性的实际态度是供男人专用的。女人是代罪羔羊，以妇德补救世界。琵琶读到鲁迅写男人也许不抵抗盗匪和蛮夷，然而妇女若是不投井投河以避强暴，倒是痛哭家门不幸。荒淫逸乐的空气里，女子的命却与富饶土地上的穷人一样，比在礼教极端严格的国家尚且不如。” 张爱玲读到的鲁迅的文章应该就是《我之节烈观》：“然而自己是被征服的国民，没有力量保护，没有勇气反抗了。只好别出心裁，鼓吹女人自杀。”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外寇来了，暂一震动，终于请他做主子，在他的刀斧下修补老例；内寇来了，也暂一震动，终于请他做主子，或者别拜一个主人，在自己的瓦砾中修补老例。再来翻县志，就看见每一次兵燹之后，所添上的是许多烈妇烈女的氏名。看近来的兵祸，怕又要大举表扬节烈了罢。许多男人们都哪里去了？” 鲁迅之文参与塑造了张爱玲的两性平等意识。

张爱玲在《谈吃与画饼充饥》里写道：“我进中学前，有一次钢琴教师在她家里开音乐会，都是她的学生演奏，七大八小，如介绍我去的我的一个表姑，不是老小姐也已经是半老小姐，弹得也够资格自租会堂表演，上报扬名了。交给我弹的一支，拍子又慢，又没有曲调可言，又不踩脚踏，显得稚气，音符字字分明的四平调，非常不讨好。弹完了没什么人拍手，但是我看见那白俄女老师略点了点头，才放了心。散了会她招待吃点心，一溜低矮的小方桌拼在一起，各自罩上不同的白桌布，盘碟也都是杂凑的，有些茶杯的碟子，上面摆的全是各种小包子，仿佛有蒸有煎有串有烤，五花八门也不好意思细看。她拉着我过去的时候，也许我紧张过度之后感到委屈，犯起别扭劲来，走过每一碟都笑笑说：‘不吃了，谢谢。她呻吟着睁大了蓝眼睛表示骇异与失望，一个金发的环肥徐娘，几乎完全不会说英语，像默片女演员一样用夸张的表情来补助。几年后我看鲁迅译的果戈尔的《死魂灵》，书中大量收购已死农奴名额的骗子，走遍旧俄，到处受士绅招待，吃当地特产的各种鱼馅包子。我看了直踢自己。鲁迅译的一篇1926年的短篇小说《包子》，写俄国革命后一个破落户小姐在宴会中一面卖弄风情说着应酬话，一面猛吃包子。近年来到苏联去的游客，吃的都是例有的香肠鱼子酱等，正餐似也没有什么特色。苏俄样样缺货，人到处奔走‘觅食排队，不见得有这闲心去做这些费工夫的面食了。” 张爱玲中学看了鲁迅译的小说，明白了俄国风俗，才明白自己曾经因为年幼闹别扭，错过了美食，更不经意间伤害到了钢琴老师，很懊悔，看了直踢自己。但毕竟是经年之后的回忆，出现了些小错误，把小说的名字记错了，不是《包子》，是《贵家妇女》，也许是因为对包子印象太深，才把篇名记成了《包子》。《贵家妇女》并不出名，作者左琴科当时也不算名家，年少的張爱玲居然注意到了，可见张爱玲对鲁迅的译作还是相当熟悉的。与鲁迅其他译作相比，这篇小说算不上上乘水准，却有一种微妙的讽刺，破落户小姐不顾仪态大吃包子，担心付不起包子钱的男子一脸狼狈，很传神。张爱玲作品里也时常会有这些精微妙绝的讽刺。再者她写《谈看书》是1980年，60岁了，生活在远离中国语境的美国，仅凭印象就写下了鲁迅译作的细节，可见作品的细节和场景活在她心里，仿佛满怀的火光，呼之欲出。

张爱玲弟弟张子静回忆了张爱玲少年时期的阅读史，其中《阿Q正传》占了很重的位置。“姊姊常介绍书给我看，也常和我谈论文学。记得她常常谈起的一些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鲁迅的《阿Q正传》，茅盾的《子夜》，老舍的《二马》《牛天赐传》《骆驼祥子》，巴金的《家》，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以及冰心的短篇小说和童话。” 后来张爱玲作品中两次提到《阿Q正传》。在反映土改、“三反”至朝鲜战争等纷纭政治局面和人们生活状态的《赤地之恋》里，被迫参加游行的群众苦不堪言，老陈和同事谈到游行时肯定会被淋雨，因为每次游行都遇上下雨。结果，雨真的下了：“刘荃看见老陈与他那同事互相望了一眼，脸上同时泛起了苦笑，虽然是苦笑，也仍旧带有一种满意的神情。刘荃看到那笑容却有些憎恶，他觉得那是阿Q式的满足。” 《关于〈笑声泪痕〉》：“有人冒名出书，仿佛值得自矜，总是你的名字有号召力。想必找了枪手，模仿得有几分像，才充得过去。被剥削了还这样自慰，近于阿Q心理。” 张爱玲的阅读结构里，“五四”新文学占据了一个独特的位置，而张爱玲对“五四”的态度十分暧昧复杂，学生时代她很擅长学习“五四”新文艺腔，从内容到形式，写成了全校有名的小作家。成为职业作家后，她早已厌恶新文艺滥调，嘲讽其是新台阁体，写过戏谑“五四”一代的小说《五四遗事——罗文涛三美团圆》，喜欢的新文学作品也很少，把“五四”文化比作交响乐，铺天盖地地把人往下压，“大规模的交响乐自然又不同，那是浩浩荡荡、五四运动一般地冲了来，把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变了它的声音。人一开口就震惊于自己的声音的深宏远大；又像在初睡醒的时候听见人向你说话，不大知道是自己说的还是人家说的，感到模糊的恐怖”。 人近中年，她在《自白》中承认，在受迫去理论化与解释自己的过程中，发现中国新文学深植于自己的心理背景，自己早已继承了“五四”新文学。从“五四”，到反“五四”，再到“五四”，张爱玲对鲁迅的理解想必也与之一起变迁着。

而散文《童言无忌》的结尾明显模仿了《风筝》的结尾。这是鲁迅《风筝》的结尾：“我也知道还有一个补道的方法的，去讨他的宽恕，等他说，‘我可是毫不怪你呵。那么，我的心一定就轻松了，这确是一个可行的方法，有一回，我们会面的时候，是脸上都已添刻了许多‘生的辛苦的条纹，而我的心很沉重。我们渐渐谈起儿时的旧事来，我便叙述到这一节，自说少年时代的糊涂。‘我可是毫不怪你呵。我想，他要说了，我即刻便受了宽恕，我的心从此也宽松了罢。‘有过这样的事么？他惊异地笑着说，就像旁听别人的新闻一样；他什么也不记得了。全然忘却，毫无怨恨，又有什么宽恕之可言呢？无怨的怨，说诳罢了。我还希求什么呢？我的心只得沉重着。现在，故乡的春天也在这异地的空中了，既给我久经逝去的儿时的回忆，而一并也带着无可把欺的悲哀。我倒不如躲到肃杀的严冬中去罢，——但是，四面又明明是严冬，正给我降常的寒威和冷气。” 这是张爱玲《童言无忌》的结尾：“后来，在饭桌上，为了一点小事，我父亲打了他一个嘴巴子。我大大地一震，把饭碗挡住了脸，眼泪往下直淌。我后母笑了起来道：‘咦，你哭什么？又不是说你！你瞧，他没哭，你倒哭了！我丢下碗冲到隔壁的浴室里去，闩上了门，无声地抽噎着，我立在镜子前面，对我自己的制动的脸，看着眼泪滔滔流下来，像电影里的特写。我咬着牙说：‘我要报仇。有一天我要报仇。浴室的玻璃窗临着阳台，啪的一声，一只皮球蹦到玻璃上，又弹回去了。我弟弟在阳台上踢球。他已经忘了那回事了。这一类的他，他是惯了的。我没有再哭，只感到一阵寒冷的悲哀。” 看得出来，文坛新人张爱玲在模仿鲁迅写作。

张爱玲走上文坛之后，一次偶然看到胡兰成对她的书评：“起先女编辑文姬把那篇书评的清样寄来给她看，文笔学鲁迅学得非常像。极薄的清样纸雪白，加上校对的大字朱批，像有一种线装书，她有点舍不得寄回去。” 她认为胡兰成文笔学鲁迅学得很像，对比胡兰成过往的文本，有攀附、溢美之嫌，但另一方面，也表明张爱玲认可、欣赏鲁迅的文笔。张爱玲曾回忆，胡兰成曾算过鲁迅与许广平的年龄差，“‘他们只在一起九年。好像太少了点。又道：‘不过许广平是他的学生，鲁迅对她也还是当作一个值得爱护的青年。他永远在分析他们的关系。”《 小团圆》里两次提到鲁迅，不像书中其他人会化名，比如汤孤鹜（周瘦鹃）、荀桦（柯灵）、向璟（邵洵美）等，鲁迅直接就是鲁迅。显然，张爱玲已将鲁迅看作一位久远的历史人物。鲁迅曾在《论睁了眼看》中批判中国人的“大团圆”情结，“后来或续或改，非借尸还魂，即冥中另配，必令‘生旦当场团圆，才肯放手者，乃是自欺欺人的瘾太大” ，张爱玲也嘲讽过中国的“大团圆”，并把自传性小说取名《小团圆》，是一种不彻底的颠覆。

在《天地》的生育问题特辑，张爱玲曾绘制一幅插画，画中孩子眼睛惊恐而悲伤，原型是张子静，父母离婚，母亲远走异国，继母、父亲虐待，这样的童年很难幸福。插画的名字是《救救孩子！》，借鉴的是鲁迅《狂人日记》中呼喊“救救孩子”。张爱玲曾怀过一个孩子，但很坚决地堕掉了。

鲁迅曾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演讲《娜拉走后怎样》：“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否则，就得问，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倘只有一条像诸君一样的紫红的绒绳的围巾，那可是无论宽到二尺或三尺，也完全是不中用。” 张爱玲在文章《炎樱衣谱 草裙舞背心》里，提到这次演讲，由演讲转到衣裳：“从前有一个时期，民国六七年罢，每一个女人都有一条阔大无比的绒线围巾，深红色的居多，下垂排穗。鲁迅有一次对女学生演讲，也提到过‘诸君的红色围巾。炎樱把她母亲的围巾拿了来，中间抽掉一排绒线，两边缝起来，做成个背心，下摆拖着排须，行走的时候微微波动，很有草裙舞的感觉。”张爱玲写的一篇半戏谑的广告文章，对鲁迅文章的引用不确切，鲁迅原文是“诸君一样的紫红的绒绳的围巾”，张爱玲凭记忆写下来“诸君的红色围巾”，但能凭记忆写出，可见鲁迅文章在她心里留下了痕迹。张爱玲引用的《娜拉走后怎样》，张爱玲自己就是那个时代的娜拉，逃离父亲的家，成为职业作家，再没回去过。但有趣的是，这位娜拉引用娜拉之文，是为了做广告挣钱，践行了娜拉之文“钱是要紧的”。

胡兰成回忆道：“爱玲也说鲁迅的小说与《三闲集》好。” 1947年，张爱玲编剧的《太太万岁》上映，开场的一出戏：

太太：妹妹不是说，妈过生日，她要请妈去看绍兴戏？

婆婆：今天有客人要来打牌，我想改天再去看吧。诶，这两天袁雪芬在演什么戏？让我来看看报纸。不戴眼镜，看不清楚。

太太：妈，您甭查广告，我知道，袁雪芬在那儿演祥林嫂呢。

婆婆：祥林嫂？没听说过嘛。

太太：诶，听说是一出新戏，挺苦的。

婆婆：嘎，苦戏，越苦越好，我就爱看苦戏。

这段话表明，在普通小市民的眼中，《祝福》只是一出新的苦戏，他们不理解鲁迅，也不能理解中国最广阔的底层，隐含着张爱玲的一丝无奈，嘲讽与悲凉。

张爱玲写《忆胡适之》：“一九五四年秋，我在香港寄了本《秧歌》给胡适先生，另写了封短信，没留底稿，大致是说希望这本书有点像他评《海上花》的‘平淡而近自然。” 但“平淡而近自然” 的评价最早是鲁迅写《中国小说史略清之狭邪小说》时给予《海上花》的评价，并非胡适。胡适在为《海上花》作序时，虽引用了鲁迅“平淡而近自然”的评价，但也说得清清楚楚，只是引用。张爱玲却略过了鲁迅，直接认为“平淡而近自然”是胡适的评价，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记错，或者潜意识里就想认为“平淡而近自然”是胡适的评价，个中缘由，令人玩味。

1965年，身在异国的张爱玲写英文《自白》：“中國比东南亚、印度及非洲更早领略到家庭制度为政府腐败的根源。现时的趋势是西方采取宽容，甚至尊敬的态度，不予深究这制度内的痛苦。然而那却是中国新文学不遗余力探索的领域，不竭攻击所谓‘吃人礼教，以达鞭挞死马的程度。” “吃人礼教”是延续的鲁迅语词。

1969年，张爱玲发表英文演讲《Chinese Translation：A Vehicle of Cultural Influence》（笔者译：汉译：文化影响的载体），张爱玲原本在稿子里写了这一句，“the best Chinese writer 鲁迅 translated [Gogols] Dead Souls and the novellas.” （笔者译：中国最好的作家鲁迅翻译了果戈理的《死魂灵》和中篇小说。）但后来，她自己删了。

1971年，水晶特地问张爱玲对鲁迅的看法，从来只是偶然提及鲁迅的张爱玲，这才给予了正面回答：“他很能暴露中国人性格中的阴暗面和劣根性。这一种传统等到鲁迅一死，突告中断，很是可惜。因为后来的中国作家，在提高民族自信心的旗帜下，走的都是‘文过饰非的路子，只说好的，不说坏的，实在可惜。” 有几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味道，因为张爱玲自己的作品也多是呈现人性的幽暗面。在谈到自己的作品能否流传时，张爱玲很不确定，“五四”时几位高山式的作家已然定了文学史格局。她担心，她所有的努力都是一场空，文学史上没有她的作品，就像她从未出现过。几位高山式的作家应该包括了鲁迅。

1983年，张爱玲写作《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赞同刘半农《读〈海上花列传〉》中对《海上花》白描技巧的高度评价，但也辩驳了刘半农的观点：“刘半农大概感性强于理性，竟轻信清华书局版许堇父序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所记传闻，以为《海上花》是借债不遂，写了骂赵朴斋的。” 作为反驳，她引了胡适1926年亚东图书馆版《海上花》所作序文中的辩护。胡适分析许序与鲁迅的小说史，列举二人所记传闻的矛盾：

许：赵朴斋尽买其书而焚之。（显然出单行本时赵尚未死。）

鲁：赵重赂作者，出到第二十八回辍笔。赵死后乃续作全书。

许：作者曾救济赵。

鲁：赵常救济作者。

许：赵妹实曾为娼。

鲁：作者诬她为娼。

但张爱玲忽略了一点，其实许堇父、鲁迅未必尽信这种传说。胡适在他的序文中也承认，对于这一类传闻，鲁迅、许堇父已看出了破绽：“其实这种诬蔑的话头，很容易看出破绽。许堇父的序里也说：‘然观其所刺褒瑕瑜，常有大于赵某者焉。鲁迅也说：‘然二宝沦落，实作者豫定之局。” 从文章侧面可看出，张爱玲对于身为学者的鲁迅亦不陌生。

张爱玲孤居美国时，交往比较深的几位研究者，夏志清、庄信正等都研究过鲁迅。庄信正曾把研究鲁迅的文章《周门朱氏》《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专门寄给张爱玲看，但张爱玲没有回应。不回应，也是一种表态。

1994年，张爱玲写文《四十而不惑》，为40岁的《皇冠》祝福：“最初听到祝福这件事，是《圣经》上雅各的哥哥必须要老父祝福他，才有长子继承权，能得到全部家产。父亲对子女有祝福的威权，诅咒也一样有效。中国人的‘善颂善祷就只是说吉利话希望应验。我从前看鲁迅的小说《祝福》就一直不大懂得为什么叫《祝福》。祭祖不能让寡妇祥林嫂上前帮忙——晦气。这不过是负面的影响。祭祀祈求祖宗保佑，也只能暗中保佑，没有祝福的仪式。” 47年后在异国，张爱玲再次谈到祥林嫂，不知是否有某种身世之感？也可见她对鲁迅的阅读之深、之持久。

沿着时间线，会发现张爱玲一生中时不时会提起鲁迅，都是张爱玲在谈其他问题时，不经意间提到鲁迅，或与鲁迅隐微对话，但她从未专谈鲁迅，唯一一次直面鲁迅，都是被特意问了，不得不正面答。张爱玲广泛涉猎过鲁迅文章，包括小说、散文、杂文、专著、译作等，经年之后，一些文章细节依然留在心底。《传奇》增订版封面图：“画着个女人幽幽地在那里弄骨牌，旁边坐着奶妈，抱着孩子，仿佛是晚饭后家常的一幕。可是栏杆外，很突兀地，有个比例不对的人形，像鬼魂出现似的，那是现代人，非常好奇地孜孜往里窥视。”张爱玲张看着半新半旧的中国，包括了前辈鲁迅。

那鲁迅会怎么看张爱玲呢？可惜，张爱玲16岁，还未踏上作家之路，鲁迅就逝世了，会有“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之感，如果他们处在同一创作时期，会不会有惺惺相惜之感？鲁迅会如何评价张爱玲的作品？会像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一样严厉而期待？张爱玲与凌叔华写作风格有些许相似，参照鲁迅对凌叔华的评价，也许能推测鲁迅对张爱玲的评价：“《现代评论》比起日报的副刊来，比较的着重于文艺，但那些作者，也还是新潮社和创造社的老手居多。凌叔华的小说，却发祥于这一种期刊的，她恰和冯沅君的大胆、敢言不同，大抵很谨慎的，适可而止地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即使间有出轨之作，那是为了偶受着文酒之风的吹拂，终于也回复了她的故道了。这是好的，——使我们看见和冯沅君、黎锦明、川岛、汪静之所描写的绝不相同的人物，也就是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 鲁迅会认可张爱玲写大家族，因为那也是世态的一角，真实的一角，在鲁迅看来，“真实”具有首要价值，会欣赏张爱玲惊世的才华和越轨的笔致，但也会批评她小处不自私，大处太自私？思绪蔓延开，鲁迅和张爱玲在一起说话会是什么场景？也许鲁迅点了点头，张爱玲点了点头，自此两人擦肩而过。如果鲁迅和张爱玲恋爱会是怎么样，谁会刻薄过谁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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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鲁迅. 狂人日记[J]. 新青年，1918（5）：414-424.

[3] 鲁迅.陆学仁，何肇葆笔记. 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先生讲演[J].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文艺会刊，1919（6）：28-34.

[4] 鲁迅. 风筝[J]. 语丝，1925（12）：2-3.

[5] 鲁迅.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J]. 语丝，1925（15）：1-2.

[6] 张爱玲. 炎樱衣谱 草裙舞背心[N]. 力报，1945-4-7.

[7] 张爱玲.傳奇增订本（第1版）[M].上海：百新书店，1946.

[8] 张爱玲. 关于《笑声泪痕》[N]. 联合报，1967-12-15.

[9] 水晶.张爱玲的小说艺术（第1版）[M].台北：大地出版社，1973.

作 者： 郑世琳，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 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